两院通告发出以后，一个有受贿行为的副县长心怀侥幸，没有投案自首。后来，他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个副县长被捕以后，他充满悔恨地说：“我从过去的副县长，沦为今日的囚犯，这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大悲剧，对领导和同事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惊。自从接受市检察院审查以来，我一直处于极度痛苦的反省之中。”
他在县里的干部大会上，声泪俱下。他说：“两院《通告》颁布以后，我仍然瞻前顾后，不敢自首。心想《通告》是个宽大信号，但即使从宽处理，也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面子过不去，位子保不住。如果不讲，或许既保了位子，又保住了面子。致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这个副县长分到公房后，听说南通有比较时兴的家具，便去购买。对方愿以优惠价出售，但向他提出批点钢材的要求。他在得了人家的好处后，便以恩报恩地答应了。结果2100元的家具，他只付了300元。从此被对方拉住了绳头，也打开了思想缺口。
半年后，对方单位的供销员又为他购买了一台平价彩电。他很感激，当即说：“你今后有啥困难，只要我办得到，一定为你尽力办到。”
两个月后，这位供销员就向他提出要几十台冰箱。他利用工作之便，批了30台，得到了3000元的好处费。
后来，他又批给对方30台冰箱，又得到了3000元的好处费外，还得到1320元好处费。
不久，南通方面“出事”了。
他私自带了两位同志去南通“私了”，退还了部分赃款。当对方只收3000元，而对1320元的好处费拒绝接受时，他心里着了慌，因为这1320元很可能成为案发的导火索。因此，他不得不向县委做了避重就轻、掩盖受贿事实的汇报，以表白自己的清白。
后来，市检察院和分院领导对他进行了耐心帮助，指出坦白交待才是唯一出路。
当天晚上，这个副县长失眠了。他后来回忆说：
这一夜，真可谓长夜难眠啊！整整10多个小时，我未曾合过一眼，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曾想过，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死不认账；也曾想过，反正已经身败名裂，难以见人了，不如一死了之；但想的更多的是两院通告，我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极度悲伤、苦痛，蒙在被子里痛哭，正是在这反省之中，逐渐清醒了起来……
这个副县长充满悔恨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尽管我已经犯了罪，而且已经是一个悔之已晚的人了。但我希望我今天的悔罪和发自内心的声音，能唤起其他失足者的自悔心理。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因为抱有种种幻想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良机，最终将酿成可悲可惨的结局。”
尽管《通告》发出对自首者宽大的信号，尽管一把法律之剑悬在头顶，一些犯罪分子仍然执迷不悟，不肯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是他们最后的顽抗。
1989年8月28日，《通告》发布后的第十四天，新华社发出一则电讯：
安徽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玉山，在《通告》的感召下，于8月25日主动携带4.76万元赃款到安徽省监察厅投案自首。
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自《通告》发布以后，刘玉山是各地投案自首者中职位最高的一个。
人们猜测，他将会因为主动认罪而被免于起诉。
但是，事情突然又出现了变化。
40天后，报纸上又连续刊登两条消息：
10月8日，刘玉山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
10月28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判处刘玉山有期徒刑4年。
读到这两个消息的人都深感震惊。刘玉山这样一个在限期内主动投案自首的人，为何没能得到宽恕，反而身陷囹圄？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一个多月前，芜湖市检察院经济犯罪举报中心接待了某厂一位职工。举报者反映，省机械厅副厅长刘玉山曾在该厂报销了一张购物发票。理由是他接待机电部来人花了一笔钱，厅里不好开支，因此拿到厂里来报销。这张发票填写的物品是“联砚、宣纸、笔墨”等，共计有890元。
芜湖市检察机关查证的结果：
情况属实，发票有假，刘玉山有贪污嫌疑！
刘玉山属省管干部，芜湖市检察院遂依规定将材料移送安徽省检察院。
安徽省检察院对这份材料十分重视，立即会同监察厅深入调查。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举报：
刘玉山不久前在庐江县某厂也报销了一张类似的发票。
得知这一线索，调查人员火速奔赴庐江调查。情况也很快查清：刘玉山不久前出差路过某厂时，让该厂厂长报销了一张1980元的发票。发票上的内容除了“文房四宝”，还有雀巢咖啡等。
据经办人员说，刘玉山报销发票的理由又是到机电部办事，想买些“文房四宝”之类物品送给部里人，因这些费用厅里不好开支，所以请有关厂家“分担”一下。
两张假发票，如出一辙。
调查人员分析，刘玉山报销的假发票决不止这两张。看来，这是个值得深挖的“大老虎”！联合调查组决定，此案由合肥市检察院侦办。
嗅觉灵敏的刘玉山，觉察到有人在调查他的问题，于是，开始加紧隐匿罪证活动。
8月18日，刘玉山特意打电话让庐江那位厂长来合肥。在他家中，刘玉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1980元，交给厂长，同时让厂长写下一张收据，还要求厂长回去后立即把那张假发票退还给他。
可是，这个厂长返回庐江后，一直没有退还发票。尽管刘玉山多次打电话催促，对方仍未将发票退来。
8月24日，急不可待的刘玉山派人乘出租汽车赶到庐江，要求“务必取回那张发票”。然而，连夜返回的人给他带来的不是发票，而是一个令他彻夜难眠的消息：那张发票已被省检察、监察机关的调查人员取走！
刘玉山已无路可退。
8月25日上午，就在合肥市检察院即将对他采取强硬措施之际，刘玉山携带8张共计4.76万元的存款单，匆匆来到省监察厅自首。
在知罪认罪的路上，刘玉山终于走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然而，这一步实在走得有些勉强。像许多违法犯罪者一样，刘玉山怀着侥幸的心理投案。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投案自首，检察机关便会停止对他的调查，丢了“卒”可以保住“车”，可以保住“帅”。
就在刘玉山投案的当天，检察机关到他家依法搜查，当场又搜出美元3315元，港币450元，各种金融债券和存款9500元，部分金首饰以及4张未使用的假发票。
暂时被隔离的刘玉山得知家中被搜查，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他问检察长：“我投案自首了，为什么还要搜查？”
8月27日，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的刘玉山第一次传讯。
刘玉山交代：他的贪污手段，主要是填写假发票让下属厂家报销。假发票有两种，一种是他出差住在北京友谊宾馆时，从宾馆售货柜台上拿走的“销货凭证”，但凭证上注明：“不作报销凭证”。另一种是他妻子一次在菜场拾到的一本“合肥舒尔曼商场发票”，该商场已于1989年3月4日在登报声明作废。
一年多来，刘玉山交替使用这两种发票，先后在机械厅下属36个厂家报销了36张，款额达3万多元。
刘玉山的交代是否完全真实可信？要彻底弄清刘玉山的犯罪事实，需要更多的证据。于是，一个由检察长亲自组织指挥的全面调查活动迅速展开。全院抽调了20多名干警，分成合肥、沿江、安庆、蚌埠、皖南5个组，立即奔赴各地。安徽省机械厅党组也与检察机关积极配合，不仅抽调专门人员和车辆协助办案，还事先通知各下属单位要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情况。
三个星期后，各路人马全部返回合肥。调查掌握的事实，大大超过刘玉山交代的范围：
从1988年初到1989年7月案发，刘玉山先后在全省的55个厂家、单位报销了76张假发票，总额高达7.5万元。
刘玉山贪污的手段也相当恶劣。他在机械厅掌握着下属企业上新项目、搞计划、要原材料等批准权，在向企业报销假发票时，常常注意先让企业尝到一些“甜头”。
某厂急需一些电解铜，特派厂供销科长来找刘玉山。刘玉山大笔一挥，当即为该厂批了一批电解铜。批完之后，他就拿出一张1536元的假发票让该厂报销。这实际上是在搞权与钱的交易。
此外，有个厂子先后为刘玉山报销了5张发票，数额达6050元……
根据法律规定，刘玉山的问题显然已不属于可以免于起诉之列。
1989年10月8日，合肥市检察院决定正式逮捕刘玉山。刘玉山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