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三、四月间，郑州铁路局纪委、郑州铁路检察院分院和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分别收到了反映铁路系统有人以车皮谋私、行贿受贿、大量倒卖煤炭、非法牟取暴利等问题的举报信。
在信中，郑州铁路局主管运输的副局长潘克明、郑州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副经理侯创国、河南省燃料公司科长刘兴臣以及农民吕振中等人被一一点“将”。
检察机关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989年7月31日将郑州铁路局原副局长潘克明收审。
当天晚上，检察人员对潘克明的办公室和两处住宅进行搜查，搜查结果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现金数万元，存折10多个，就连落满灰尘的衣服里也塞着一沓一沓的人民币；各种名酒成箱地从地面一直摞到屋顶，其中茅台酒100多瓶，五粮液酒数十瓶；菜籽油和香油250多公斤，各种肉、蛋、水果、高级补品和易拉罐饮料琳琅满目……
潘克明案引发了共和国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行贿受贿特大经济案，一些有贪污受贿为的铁道部门领导干部在此案中落网。
从1986年初至1989年4月间，铁路运输尚不能满足当时的运量需求，车皮紧张。“倒煤”专业户吕振中为能批到倒卖煤炭用的车皮，几番行贿送礼之后，与河南省燃料公司科长刘兴臣结下了“友谊”。
刘兴臣虽说只是个科级干部，手里却掌握着全省的煤炭运输大权，为此曾一度被视为郑州铁路局的“贵宾”。
从1987年底到1989年5月，刘兴臣先后向郑州铁路局有关人员送了20台彩电，还有一部分以超低价卖给对方。郑州铁路局也投桃报李，专门腾出铁路局招待所的一间客房作为刘兴臣的办公室，并为其安装了铁路系统专用电话。
那段时间，只要货表上有“刘”字，郑州铁路局便会为之大开绿灯。刘兴臣办事优先，几乎成了当时郑州铁路局运输部门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与此同时，为了从繁忙的铁路运输线上挤出一列列车皮，为了从国家利益中谋得个人私利，铁道部运输局也成了这条利益锁链上的重要一环。
1989年6月1日，侯创国被检察机关收审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望着紧锁双腕的那副冰冷的手铐，他就像被谁一棍子打蒙了似的，许久未能清醒过来。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就是推磨鬼。”这是侯创国坚信的人生信条。他发誓要挣大钱。于是，侯创国眯起眼睛，开始搜寻身边可以利用的人和机会，他一眼就瞅准了掌管郑州铁路运输大权的潘克明。
侯创国的左右寒喧、阿谀迎奉很快得到潘克明的赏识。在潘克明的眼里，小侯真像猴子一样的机灵，是个“能人”。
1988年上半年，潘克明买了10辆凤凰女车。
一天，潘克明在办公室召来侯，三言两语，闲扯了几句以后，他便进入正题：“前些天，我帮朋友买自行车，一算账，赔了2500元钱，咳……”
侯创国心领神会，马上起身：“不急，不急，我那里有钱。”片刻的工夫，他便从办公室拿来了2500元钱交到潘克明的手里。
为了讨得潘克明的欢心，侯创国把自己承包的服务公司变成潘克明的“小金库”，使公司实际上成了侯创国做柜台经理，潘克明当后台老板，一切财务支出，潘克明都可以随意插手，一些不好定的账，也都可以在这个“小金库”中落户入账。
1988年下半年，潘克明通过吕振中为其好友联系了一台24万元的豪华型皇冠车。
潘克明认为买车的钱必须设法报销，他首先想到了侯创国。他让侯创国向萧山驻南阳物资站借款14万元，付给吕振中；然后，潘克明给侯创国批了一列发往萧山物资局的加价煤，潘克明竟用这加价部分，在侯创国的公司上注销了这笔借款！那另外的10万元，潘克明也如法炮制，批车皮给吕振中，让吕振中从所“赚”的煤钱中，去自己抵销。
潘克明曾经授意侯创国从服务公司转给铁路局招待所12万元，之后，他就从这笔钱中以“招待费”名义支出了近9000多元……
有了侯创国的这份“虔诚”，潘克明自是不会亏待侯创国。
经办案人员查证，仅从1988年7月至1989年4月，侯创国就通过潘克明，先后搞到30多列计划外车皮，从长治、晋城、安阳等地向江浙、福建等地发运煤炭。他们规定每运一吨煤加价至少在10元以上。
如果每列火车按50节车皮，每节车皮以装50吨计算，那么，他们就可发运1500多车，近7.5万余吨煤；如果再按每吨平均加价15元计算，仅在加价费一项，侯创国就垂手可获利110多万元！
但是，潘克明和侯创国贪无止境，私欲难填。他们认为要赚取更多的钱物，就要有更大的场面，更多的机遇。因此，潘克明、侯创国编织的那张罪恶之网必然要罩到更大的权力上去。罗云光，这位铁道部主管运输工作的副部长被罩在了这张网上。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潘克明急匆匆地来到罗云光家。罗云光的夫人有些惊讶地打量着他。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郑州局的潘克明。”潘克明一见夫人便寒喧起来。
夫人也客气道：“你就是潘局长吧，知道，知道，我接过你打来的电话呢。”说着，她准备款待客人。
“别客气啦，我马上就走。”潘克明谢茶免烟，忙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1000元现金的大信封，放在茶几上，直陈来意：“要过年了，你们也很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罗云光的夫人正欲推辞，潘克明将大信封朝她面前一推，巧言相劝：“收下吧，我不是找你们办什么事情，这是我们省发给你们的奖金。”说罢，他就起身告辞了。
案发后，提及这1000元钱，罗云光总要懊悔一阵……
就在收下1000元钱不久，罗云光出差去郑州，他特意带上这1000元钱。晚上，当潘克明到招待所来看他时，他把钱拿了出来，表示要退回给潘克明。
潘克明哪里肯依！一个要退，一个不允，俩人展开了“拉锯战”。恰逢此时，郑州铁路局的另一位领导也来看望罗云光。罗云光当即把钱又收起来。
后来，罗云光十分懊悔地说：“唉，要是那一刻没有别的来客，我肯定就……”
1988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云光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罗云光的夫人拿起话筒。
潘克明在电话那头说：“我是郑州潘克明啊。请您找个人明天早上去接252次车，我给副部长捎来一幅字画。”
这头，罗云光的夫人很快就心领神会。
列车正点到达了。这卷字画由家人安然无恙地带到了罗云光的家中。
罗云光的夫人细心打开画，只见从画里面掉出一叠人民币和一枚闪闪发光的金戒指。夫人撇开字画，点数着这一叠人民币，发现整整1000元整。
晚上，罗云光回到家中，他有些为难地望着这1000元人民币和那枚金戒指，他心里七上八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为了从那繁忙的铁路运输线上挤出一列列车皮，为了从国家利益中谋得个人的私利，铁道部运输局成了潘克明、侯创国行贿送礼的一个重要目标。
从1986年7月到1989年春节，侯创国充当潘克明的“特使”，竟先后8次从郑州驱车进京，给运输局及相关人员大送贿礼！
1988年12月，侯创国按照潘的意图，携现金2.7万元上北京了。到了北京以后，侯创国来到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徐俊的家里。
侯创国说：“我来时，潘局长交待了，让给运输局两万元钱劳务费，您看怎么安排吧。”
侯创国先递过去一包，这是给徐俊的好处费。
徐俊接了过来，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依旧是一副办公的口吻：“好，你回去谢谢潘局长。”
一次，在北京大都饭店。一桌丰盛的晚宴已近尾声。
这是江苏省某市与运输局商议用自备车运输煤炭会议的最后一个节目。徐俊、魏国范等运输局的11人在座。他们个个脸上泛着红光……
当他们酒足饭饱、谈笑风生地起驾回府时，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样式精美的小包，里面是他们“笑纳”的对方赠礼：每人一架“理光”D30型照相机。其中运输局调度处一处长，只是在吃饭时才“到会”的，也被悄悄塞上了这么一个小包。
由于自备车要经过郑州，所以，运输的合同是由运输局“坐庄”，以郑州铁路局名义和对方签约的。
为了感谢运输局的这份“厚爱”，郑州铁路局来人秉承局领导的旨意，按老规矩，带上了3000元现金。
走廊里，有人悄声将郑州铁路局的意思告知了徐俊，徐俊毫不犹豫地拍了板：“不要言声，小范围分掉。”
于是，徐俊等6人“小范围”私分掉这3000元贿金。
1987年夏天，山西阳泉大旱。山西省提出“生产自救，抗灾度荒”的口号，国家给予积极支持，同意安排100万吨紧急救灾煤销运山东等地。
12月25日，铁路运输局第1537号调令终于发出。代价是：每运一吨煤，要支付铁路“劳务费”两元钱。
铁路运输局给了阳泉一个“铁科研运输所”的账号。仅1988年，阳泉方面就4次往这个账号汇款6万余元。运输所分6次将这笔现金交到徐俊手里。
第二年，为感谢运输局的“支持”，阳泉煤炭运输公司又特意在北京买了10台“企诺”牌照相机，配齐了三角架、闪光灯、彩卷和电池，每台合计价1100余元，交给了运输局的一个人，叮嘱分送运输局的有关人员。徐俊自然在“有关人员”之列。
从1986年7月到1989年春节，潘克明先后8次派“特使”从郑州驱车进京，给铁道部运输局及相关人员大送贿礼。
在此期间，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罗云光凭借职务之便，先后接受潘克明等人贿赂现金2000元、金戒指一枚和价值2300多元的电冰柜一台，收受非法所得950元。
罗云光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分管运输局工作严重失职，在党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1990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开除罗云光的公职。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开除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的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包括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徐俊、副局长贾霜等在内的8人。
此案共涉及铁道部和郑州铁路局科以上干部48人，其中副部长一人，局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19人。犯罪总金额达96万多元，其中铁道部运输局以各种名义违反规定向货主或下级单位非法索要和收受各种款额达76万多元。
这是新中国第一起典型的高层干部集体腐败案件，人们简直难以面对这触目惊心的事实。
铁道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说：“听到案发的消息，我们连‘哎呀’一声都来不及。”
1990年6月7日，中央纪委专门对此发出了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