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周恩来亲自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
早在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给武汉市造成巨大的灾难。
解放了的江汉平原人民特别是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场洪水，但是谁也无法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严重的水患。
毛泽东、周恩来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开始酝酿修建长江三峡大坝。
不久，毛泽东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兴建这个工程，并且协助规划，以求进一步治理开发长江。
苏联及时派来了一些专家。
于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全力开展了长江规划和三峡大坝工程的勘探设计研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坝址。
周恩来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世界第一流巨大工程，必须贯彻“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经过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1958年，王任重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周恩来对三峡的这次考察。
周恩来一面亲自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一面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在周恩来面前，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没有任何顾虑。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提醒发言人重复的意见尽可能少讲或不讲。
2月2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坐火车到了汉口，王任重到大智门车站去接。
只见总理轻装简从，谈笑风生，他不顾旅途劳顿，晚上就率领大家坐“江峡”号客轮出发，开始了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2月27日上午，考察小组在船上开会，周恩来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
经过讨论，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
这个工程不但有防洪、发电、灌溉的效益，而且也是为修建三峡大坝练兵。
下午继续开会，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
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2月28日，周恩来走上荆江大堤，实地察看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
在堤上，长办主任林一山向周恩来汇报说：“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可能。”
林一山接着说：“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
林一山分析道：“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
周恩来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
这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随下随化，地上积雪并不多，但大堤上天气相当冷。
3月1日这一天出了太阳，前一天下的雪已经化完，看来已开始开花的蚕豆、豌豆并未遭受冻害。
上午，周恩来率领大家先到南津关坝区，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这里是石灰岩，有溶洞，建大坝有可能漏水。水利专家们多数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这只是供选择的坝址之一。
下午，看三斗坪坝址。
周恩来和大家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
周恩来还特意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晚上，周恩来利用不开会的时间，找荆州和宜昌两个地委的领导谈话，听了工作汇报。
尽管忙了一个白天，但周恩来仍然精神矍铄，对一些问题询问甚详。
3月2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开会，听取了“长办”苏联专家组长德米托利也夫斯基的汇报。
德米托利也夫斯基讲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又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
德米托利也夫斯基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对两个坝址主张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未作肯定的建议。
3月2日下午没有开会，周恩来和大家在船边饱览巫峡雄伟而壮丽的景色。
王任重为美人沱、神女峰拍了几张照片。美人沱像一座雕像，而神女峰就很难看出像一位女人。
一些担心修建三峡大坝会破坏现有自然景观和古迹的人们，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有价值的古迹是可以搬迁的，而自然景观将会变得更加美丽。
所有的礁石将被深深地埋在江底，轮船的航行变得自由而平稳，再不会发生因为触礁船沉人亡的惨剧了。
晚上，王任重还为当天的观赏写了一段自由诗：
沿着弯曲的峡谷，
逆流而上，
仰观山峰，
俯视川流，
翻滚的浪涛，在激情的歌唱。
秀丽的美人，
沉思的神女呀！
引起人们无穷的遥想：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们
会继续让洪水任意逞狂？
不，不，不！
我们一定要兴利除害，
让滔滔的江水，发出强大的电流，
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的电网。
想得更远一点：
终会有一天
我们将指引江流向北京，
让长江的水
浇灌华北平原大地。
三峡大坝的建成，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它向全世界宣布：
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3月3日，大家在船上继续讨论。
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
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发言。他首先说，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李锐在这次讨论中也表示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
接着，钱正英发言。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同志的意见。
钱正英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认为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绝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钱正英不仅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她的说理是充分的，态度是认真的。
苏联专家有6个人讲话，专家组长先后发言两次。
参加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都发了言。
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南等人，也在讨论会上发表了意见。
长办主任林一山写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发给了大家。
这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通过今天的讨论，绝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3月4日下午，“江峡”轮到达丰都城，周恩来带领大家上岸去参观。
在旧社会都传说人死了，灵魂要到丰都，到底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由这里的阎王爷决定。这里有奈何桥、阎王殿、望乡台，还塑造有惩罚罪人的油锅和挖鼻子挖眼睛的刽子手，执法的判官和小鬼等等。
看到这些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迷信东西，周恩来不时地哈哈大笑，他说：“作为反映某个侧面的古建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但是已经被过去的国民党驻军破坏得不成样子。”
3月5日，大家到了重庆。周恩来领着大家去狮子滩，参观了水电站。这是一座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的确是很复杂的。
3月6日上午，周恩来主持讨论《总结纪要》。
下午，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这次通过实地考察，又连续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需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
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大的成功。
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才能做到充分和可靠。对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本身的问题，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200米，不能高于这个高程，同时还应该研究190米、195米两个高程。
在进行三峡工程的同时，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长江中下游各项防洪工程。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
同时需要正确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
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
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林一山同志书面报告的这个观点我赞成。
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
周恩来说：“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之后才能执行。”
至此，辩论了几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算是有了结论。
王任重是主张上三峡大坝的。他说：“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综合开发是国家的重要问题，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重大作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
接着，王任重说道：“林一山同志在工作上是负责任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
周恩来在实地考察，听取了各种意见以后，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
同年3月25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
文件明确指出：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