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从重庆沿江而下，视察三峡坝址和葛洲坝工程。
7月初，湖北省委书记问林一山：“小平同志要看看三峡，本来想让你陪同，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你看让谁去合适？”
林一山说：“魏廷铮。”
这时候，魏廷琤已经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了。
7月9日，魏廷铮等抵达重庆。
11日，邓小平到达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东方红32”号轮立即起锚。
邓小平这次来四川，说是休假，实际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中国的大事情。他要使这艘巨大的中华之船，轧碎万顷惊涛，直驶第21个世纪。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多，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开了个好头，老百姓脸上笑容多了，国家的各项事情开始走上坡路了。
邓小平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更多的是不满意。
邓小平这次到四川，他看到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
邓小平对四川的干部说：“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
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邓小平特意交待：“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这一段时间，有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怎么样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我们的人民还这么穷，这件事揪着邓小平的心。
在来之前，邓小平了解了有关对三峡工程的争论。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情，怎么拍板、下决心？邓小平要亲自来看一看、听一听。
11日晚，轮船停泊万县。
邓小平问起鄂西资源情况。
魏廷铮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分布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远景储量有17亿吨，甚至更多。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但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地下开采难度大，二是矿石含磷较多，三是交通运输比较困难。”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魏廷铮说：“含铁量约为30%至40%。地下开采和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邓小平接着问：“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
魏廷铮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3个方案。
在讲的过程中，魏廷铮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现在长江沿岸大型钢铁企业从国外进口铁矿，从长远看是不合理的，应当积极建设鄂西铁矿基地。另外，川东巫山、鄂西北郧阳也有大型或较大型铁矿……”
魏廷铮见邓小平听得很感兴趣，索兴放开来讲：“三峡及其以上长江河谷地区，500米高程以下适于种植柑桔。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马上听出了魏廷铮的弦外之音，他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他又指着同行的一位地方负责干部：“而他是不赞成的。”
邓小平思维敏捷而又犀利，一针见血，一下子就把矛盾捅到了大家面前。
挺进大别山时，湖北已经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谈到这里，主动把话题引到三峡问题上。
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还有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铮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计算，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邓小平说：“噢，是这么回事啊！”
魏廷铮接着说：“三峡的水量比丹江口大十几倍，库容量只比丹江口大一倍多。因此，对环境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铮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邓小平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邓小平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早，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船过奉节，入夔门，进入瞿塘峡。
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他说：“诗中说‘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岩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峡，是长江三峡的第一峡，峡口雄冠天下，有川东咽喉之称。”
峡道全长8公里，在三峡中最短、最狭，而气势和景色最为雄奇壮观。
邓小平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
魏廷铮回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铮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问：“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铮答道：“现在剩下太平溪和三斗坪两个比较坝址，相距7公里，都在宜昌县境内，坝址条件都很好，适于建高坝。”
邓小平对三峡的兴趣越来越浓。午休以后刚到14时，他就让邓楠将魏廷铮找去，单独谈。
邓小平接着上午的话题，详细询问两个坝址的情况。
魏廷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选择哪一个都可以。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又详细询问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铮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肯定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围堰发电六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魏廷铮回答：“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六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船过三斗坪坝址，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这座船形的小岛。
到了葛洲坝工地，邓小平的情绪更加高涨，沿途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频频招手致意。
走到上游围堰防淤堤时，邓小平问魏廷铮：“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廷铮回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
邓小平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邓小平看了正在施工的葛洲坝，又看了已经发挥重大经济效益的丹江口工程，坚定了他上三峡工程的决心。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对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会受到阻碍，利大于弊时，便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一到武汉，邓小平就把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姚依林找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邓小平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经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大倒霉……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六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邓小平最后的结论：“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在会上，邓小平指出：
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
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8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三峡工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到了1982年，邓小平的思路更加明确，决心更加坚定了。他对姚依林、宋平说：“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
1982年11月24日，当姚依林、宋平汇报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果断地说：
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3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年5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国家计委召集各方面有关专家350余人审查这一报告，最后认为：
低坝方案基本可行，建议国务院原则批准。
1984年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国家计委审查通过的方案，决定：
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度175米方案，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1986年正式开工。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一方案。
1984年，为解决三峡移民的安置问题，邓小平提议“要有意识地在这个地区多摆些项目”，为实行开发性移民指明了方向。
1984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以便万吨级船队能直达重庆港。
国家科委受国务院委托，对三峡工程的水位进一步组织了论证。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特地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
李鹏汇报了三峡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淤积和坝高，并着重介绍了1984年底重庆提出的“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出：
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
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
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
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
1986年3月，邓小平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
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绝不会草率从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