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著名学者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
1961年3月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登上二机部大楼。刚走进二楼部长办公室里，就看到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正在等着他。
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
王淦昌知道，如果接受这个决定，就意味着他从此将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去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但是，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
54岁的王淦昌是当时参与研制核武器的年龄最大的科学家之一。
此前，王淦昌因为发现反西格码负超子而轰动世界，已是名扬天下。
王淦昌说：“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就是光荣的，大家就欢迎；否则受人唾弃。岳飞和秦桧就是一例，我从小就想着要做岳飞那样的人。”
王淦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保密的需要，王淦昌化名“王京”。
王淦昌告别家人，独自来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在这样艰苦的自然环境里，年轻人走路快了都会喘气。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却毫不在意，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
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王淦昌都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在“原子城”有一栋黄色的将军楼，里面住的大多是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这样的原子弹研究核心科学家。
当时参加过制造原子弹工作的原221厂工程师陈飞后来回忆说：
王淦昌虽为权威的核物理学家、两弹的核心科学家，但他还是经常与普通科研人员一起研究设计方案……
20世纪60年代中期，陈飞刚到“原子城”，就经常见到王淦昌，还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实验和设计。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容不得一点马虎和拖沓。他总是叮嘱大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969年，在王淦昌的带领下，有关人员开始进行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一次，大家在戈壁滩花岗岩层里的平洞里进行试验，科技人员和战士们并肩在坑道里工作。
然而，洞里的通风条件跟不上，还不时地冒出氡气，浓度超剂量不断增加。
王淦昌发现问题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并组织人员，昼夜防护监测。
没想到，王淦昌的做法却遭到一些人的批判，他们讥笑王淦昌的这种做法是“活命哲学”。王淦昌立即反驳说：“什么‘活命哲学’？这是科学，科学最讲实事求是！”
就这样，王淦昌在极其艰苦条件下，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与其他杰出科学家一起，隐姓埋名，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淦昌在谈到自己隐名埋姓从事核试验时，他充满深情地说：
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