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正值菊花盛开的时节，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笑着说：“稼先，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一愣，接着立刻领悟到钱三强所说的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来不及细想地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向邓稼先讲述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和意义，邓稼先陷入沉思。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必须从此隐姓埋名，这将会意味着无数个不能：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和别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能……
此时的邓稼先，还是一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生活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多姿多彩的。
但是，当邓稼先考虑到新中国需要原子弹来壮国威的时候，强烈的爱国激情使已过而立之年的他热血沸腾，他十分坚决地表示自己服从组织的调动。
这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他进家门时，4岁的女儿典典正和两岁的儿子平平玩耍，一切和平时一样，妻子许鹿希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
邓稼先只点了点头，没有回答。他草草吃过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上了床。
这天晚上，邓稼先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其实，此时的许鹿希也难以入眠。
许鹿希后来回忆说：
当时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他也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当时弄得我很难过。
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很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话时哭了。我说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从此，邓稼先名字在各种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只出现在设有严格警卫的深院里和大漠戈壁上。
邓稼先担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立刻挑选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原有协议，党中央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邓稼先部署同事分头研究计算，他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研究和推理，以严谨的计算推翻原有的结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地工作着，他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里进行试验。
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就这样，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他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为了推进中国的原子弹事业的发展，邓稼先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邓稼先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在戈壁滩上，核弹点火后，却没有爆炸，众人面面相觑。
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
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
邓稼先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的危险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经过检验，最后证明这次爆炸失败是因为降落伞的问题。
许鹿希是个医学教授，当她知道丈夫“抱”了摔裂的原子弹以后，心中焦急万分。
邓稼先回北京时，她强拉着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许鹿希面对检验报告，泪流满面。邓稼先安慰妻子以后，仍然坚持回导弹试验基地。
就是这一次，邓稼先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埋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1964年10月，邓稼先签字确定了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全中国都沸腾了。
这时候，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老师严济慈来到他的好友许德珩家。话题当然是谈原子弹。
许德珩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
“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呀！”严济慈笑个不停。
“我的女婿？邓稼先？”许德珩惊愕不已……
接下来，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终于制成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年仅52岁，就与世长辞。
邓稼先在病重期间，曾经拉着许鹿希的手，深情地向她描述原子弹爆炸的壮丽景象：奇异的闪光，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翻滚过来，一股挡不住的烟柱笔直地升起……
接着，邓稼先十分激动地说：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