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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巨人：宝山钢铁厂开工建设
郑明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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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央同意上海建钢铁厂
林乎加兴奋地说：“上海人民感谢你们的到来啊！”
李先念明确表示道：“大柿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倾向他的意见。”
陈锦华高兴地说：“上海南有金山，北有宝山，遥相呼应，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
1977年元旦，新年的上海异常寒冷，上海的大街小巷却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此时，分管经济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却没有过节的兴奋，更没有要趁元旦放松一下的心理，他拨通了冶金部部长唐克的电话。
在电话里，林乎加向唐克部长诉说了上海的迫切要求。他足足说了半个小时。
原来，1976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工业到农业，都具有一种可贵的急干把丧失的时间夺回来的热情。
面对落后局面，各个行业都提出了明确的生产目标，冶金部也不示弱，提出“建设10个鞍钢”。当时，上报的钢铁厂有3个，分别是：第一个在冀东，第二个是攀枝花，第三个是山西省太古交钢铁基地。而关于上海，冶金部只提到筹建一个炼铁厂为上海各钢厂提供铁水。
然而，在当时，上海1976年的钢产量已达430万吨。
上海钢厂没有生铁，430万吨钢所需要的生铁，要靠武钢、本钢、马钢等按国家计划调拨，一年数百万吨，既增加了铁路运力，又限制了上海钢厂的发展。
按上海钢铁厂的生产规模，年生铁缺口达300万吨左右。因此，上海新建炼铁基地已是十分迫切。
面对上海急需建炼铁基地的情况，冶金部却没有在上海建钢铁厂计划，林乎加非常着急，就赶紧向冶金部进行了申请。
接到林乎加的电话后，唐克也深深地感到：上海确实需要一个大的钢铁厂。
1977年1月下旬，冶金部派出以规划院院长王勋为首的规划小组赶到上海，考察在上海建钢铁厂的可行性及有关情况。
当天晚上，林乎加就来到王勋下榻的上海大厦17楼，握着规划小组每一名成员的手，兴奋地说：“上海人民感谢你们的到来啊！”
接着，林乎加和王勋一行就上海建立钢铁厂一事进行了商谈，商谈中，林乎加详细地向王勋介绍了上海急需生铁的情况。
会谈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一直会谈到深夜。临别时，林乎加还慷慨地把自己的上海牌轿车让给了考察小组乘坐。
从第二天开始，王勋一行坐着林乎加的轿车，走访了上海各个钢厂，对各钢厂的范围、工程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
考察中，王勋一行白天现场踏勘，晚上计算，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快过年了，他们要在年底前得出调查结果。
经过了一星期的考察后，王勋心里有底了。
一天，王勋高兴地告诉林乎加，可以在上钢一厂安排建设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
林乎加听了王勋的话后，兴奋起来了！
1200立方米高炉，一天可出铁2000吨左右，这样上海缺铁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春节过后，上钢一厂安排建设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的消息传出后，全厂都非常高兴。
为此，上海冶金局还特地开了个庆祝会。
在庆祝会上，很多老工人都留下了激动的泪水。是啊，上海太需要一个大规模的钢铁厂了！
冶金部决定扩大钢铁厂1977年4月，国家计委、冶金部、交通部、铁道部赶赴上海，与上海联合组成规划组，进行落实1200米高炉的钢铁厂事宜。
然而，就在大家怀着满腔希望，等着钢铁厂开工建设时，驻上海空军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上钢一厂附近有江湾、大场、月浦3个机场，尤其是江湾军用机场距上钢一厂最近，不能超高。
于是，两个1200立方米高炉计划被叫停了。
1977年6月，经过3个月磋商，冶金部召集全国12个重点企业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将上海建造高炉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鞍钢的马宾、武钢的沈因洛以及上海的陈大同都参加了会议，研究如何抓好生产等问题。
有一天晚上，唐克部长专门同上海的陈大同，进行了一次专门谈话，大致意思是上海建高炉能不能比1200立方米更大些，如2500立方米，当时鞍钢、武钢已经建设了这么大的炉子，这样可以就地解决上海生铁不足的问题。
接着，在会上，冶金部副部长、炼铁专家周传典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建议：既然要搞就搞大的，干脆上两座每座2500立方米的高炉，一揽子解决上海缺铁，武钢、本钢、马钢调不出铁，铁路运力紧张等问题。
专家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于是，会议决定寻找江边开阔地带建大高炉。
6月，冶金部部务会议决定较彻底地解决上海所需生铁问题，计划在上海建设2500立米高炉两座，并派出规划院副院长计晋仁同志带领规划组，到上海选择厂址。
规划组一行勘察了吴淤、测河、金山、槽径等地，经过比较，确定在宝山境内的测河口到石洞口一带建造两个2500立方米大高炉。
9月16日，为加速发展钢铁工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冶金部派出了以叶志强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钢铁工业。
考察团成员有：副团长邱纯甫，国家计委部业梅，马宾、周冠五、戚元靖、李振江、黄墨彬、王彦才等主要钢铁厂的领导同志。
通过进一个月的考察，考察团对日本利用新技术改造钢铁工业所取得的进步印象很深。
离开日本时，考察团还从日本带回一些日本钢铁厂生产和建设的电影和幻灯片，为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放映，宣传近代钢铁工业，希望促使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加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
这次代表团的考察，对宝钢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0月22日，从日本考察回来的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等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
简单地寒暄后，叶志强请中央领导观看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专题片和幻灯片。
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中央领导被影片中的画面所震撼了，因为他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
烟囱里没有浓烟滚滚，宽大明亮的厂房洁净如家，工作现场一尘不染；看不到成群结队的浑身油泥、大汗淋漓的工人，厂区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指挥生产；比中国大10倍的高炉高耸人云，还有比中国大10倍的300吨以上的转炉和每秒超过了70米的全连轧轧机……
看了电影后，中央领导很不明白：日本是个岛国，没有铁矿、煤矿，就连石灰石也要靠进口。15年前，中国与日本的钢铁产量相差无几，短短15年，其钢产量竟猛增到了1.19亿吨，是中国钢产量的5倍！
此时，中央领导感到心情格外沉重，一种改变落后的使命感重重地压在了他们的心头。
有人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惊奇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叶志强肯定低回答说：“是的这确实是我们到日本后，亲眼所见。”
接着，叶志强又心情沉重地说：“有一天，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来易拉罐啤酒和饮料，我们没见过，不会用。鬼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彩色图案。那个罐头，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所以叫易拉罐，我们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撬开它。”
最后，叶志强还沉重地回忆了一段他在日本的难忘经历，这段经历深深的震动了叶志强和随行的中方人员：
一次，日方安排我们到八幡厂去参观，中国驻日机构人员奉命随行，驻日机构人员代表国家形象，按照外交部规定必须乘坐中国轿车，并且车前要悬挂国旗。
那天，由于安排的行程较紧，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比较快，日本车前面开，我们的车怎么也跟不上去，日本车只得走走停停。
后来，中国司机不得不冒险加速，这一来，中国车受不了了，车子抛了锚，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
最后，中方人员只得坐到日本车里，中国车让人家的清障车给拖走了。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要生锈，涂漆后光洁度也不好，而日本用的是冷轧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透亮……
中央领导被震撼了！
中央领导的心弦被拨动了，本来准备立足国内发展钢铁，在冀东建设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的思维开始转向。
于是，在当时，在上海要求建立2500立方米高炉的计划就需要调整了。
听到叶志强带来的信息后，有人说：“2500立方米高炉在日本已经不是什么大高炉了，日本高炉的容积已经到了5000立方米。”
还有专家们呼吁说：“不行！最少也得搞3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才行！”
于是，2500立方米高炉被否定了，炉型需要再次加大。
两个月后，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上书国务院，提出：
抢建年产500万吨生铁的上海炼铁厂，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宝山月浦机场，力争1980年建成。
李先念副主席批示：“原则同意。”
接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相继表示同意。
1977年11月25日，几经周折，上海建高炉钢铁厂的计划终于定案。
消息传来，上海各大钢厂的都沸腾了！
4000米！这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啊！没想到中央一下子就给了上海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听闻喜讯，有几位临近退休的老厂长还流下了眼泪，他们为中国能建如此规模的钢铁厂而振奋！
第2章 李先念批准建厂方针
1977年11月28日，日本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来到了北京，并受到了李先念的接见。
原来，叶志强带回的那一部震撼中央领导的电影专题片就是出自这位稻山嘉宽之手。
作为一名极其机敏的日本商人，稻山先生很早就同新中国有着贸易往来。
1958年2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他就同中国方面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为一亿英镑。
在当时，这个协议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在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并在国际上引起过轰动。
为此，稻山嘉宽曾来华访问，周恩来还曾亲自接见他。
这一次，稻山嘉宽再一次抓住了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冶金代表团的机会，将精心制作的电影专题片拷贝，通过叶志强带给中国政府，以试探中国的反响。结果，这个专题片果然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稻山嘉宽是商人，目的当然是为了做生意，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中日友好人士。
这一次，稻山嘉宽是以日中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拜会李先念的。
会见中，稻山嘉宽向李先念讲了世界钢铁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日本、欧美钢铁生产的先进工艺。
听了稻山嘉宽的介绍，李先念心情很难平静。李先念认为：是的，中国的钢铁太落后了，必须要振兴中国的钢铁工业。
在当时，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四五百万吨钢铁，可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而钢铁一块就占去了好大一部分，李先念长期分管财经，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为了解决钢铁问题，李先念曾经数次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说起过中国钢铁的发展，特别是看了叶志强从日本带回来的那部电影专题片后，李先念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发展钢铁工业必须走新路，老路是行不通了。
会谈时，李先念代表中国政府向稻山嘉宽说：“请新日铁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建设一个年产五六百万吨的钢铁厂。”
面对如此大的合作项目，稻山嘉宽非常激动，他没有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同意建五六百万吨的钢铁厂，这可是个大项目啊！
回国后，稻山嘉宽连夜开会部署，以最快速度，派出两个工作小组，经过认真调查，向中国提出了建造一个年产60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方案。
当时，来华的日本专家中，有一个叫大柿谅的研究了中国钢铁，深深体会到中国人对钢铁的渴求。
于是，大柿谅一再强调说：“单靠老企业改造是赶不上世界钢铁发展潮流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要迎头赶上潮流，必须高起点地引进，引进最新科技成果，在此起点上再进行追踪、赶超。”
接着，大柿谅还自豪地说：“日本的钢铁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果当初日本不从美国大量地引进最新科技，只是在战后的基础上恢复改造，就根本不会有今天……”
大柿谅还认为：用40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铁水去支援上钢一厂、五厂的小转炉，犹如大茶壶往小酒盅里倒水，浪费太大。如果在高炉旁边增加3个300吨大转炉和配套的轧机，一座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的钢铁企业就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
大柿谅的观点终于打动了中国人，更深深动摇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传统观念。
于是，中国放弃了原来设计的单纯建一个炼铁基地的设想，决定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单独建设一个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
要改变中国落后的工业现实，只有这华山一条路了，中国人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必须要建立现代化的钢铁厂！
12月14日，李先念批准了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小组商谈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
同日，叶剑英、邓小平等相继圈阅。
12月28日下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上海新建钢铁厂的请示报告问题。会议由李先念主持。
在会上，李先念明确表示：
大柿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倾向他的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后，最后会议决定由谷牧就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终于定下来了，很多人都松了口气！
而叶志强则更为兴奋，在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夜里，叶志强就赶紧打电话给上海有关人员，希望他们及早准备钢铁生产。
于是，一个几经调整后大规模、现代化的钢铁厂就要兴建了！
第3章 中央确立在宝山建厂
1977年11月，中央同意在宝山建厂时，上海各界对在宝山建现代化钢铁厂热烈支持。
为此，上海市委决定先征用后动迁。
在宝山县政府的支持下，当天决定，第二天就打篱笆。友谊路一、二、三村征地后，马上搞“三通一平”。
首先是把主干道修通，凡修马路碍事的住户先搬走。当时农民新村还来不及建造，动迁农民就自己找过渡房子。
当时，有一家农民新结婚才3天就搬到羊棚里去住，这在当地农村风俗中是忌讳的，为了支援宝钢建设也不计较这些了。
全市人民支援宝钢的热情，真可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困难、一往无前，非常可贵。
从施工力量讲，市政、三航、华电等都花了很大力量，把自己的精华骨干抽到宝钢，华电把本系统的技术尖子调到宝钢，宝钢电厂建起来后都留了下来。
当时，宝钢地区的市政建设，如煤气、自来水、下水道、厂区外道路、桥梁和医院、商店、学校都是市里各系统包建的，生活设施基本配套。
然而，就在上海上下报着极大热情支援宝钢建设时，关于是否把钢铁厂修建在上海的争论又开始了！
1977年12月，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大规模、现代化的钢铁厂后，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又有了问题。
这个钢铁工业基地，最少要花300亿元。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元，10亿人口，每人30元。也就是说，全国人民建钢厂。
既然是全国人民建钢厂，那么，就不一定非要在上海选厂址，只要条件合适，全国各地都可以作为钢铁厂地质。
于是，原本已成定局的问题，再次遇到了波折。
面对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央也格外谨慎。中央决定国家计委、建委和冶金、外贸、交通、铁路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筛选，前提是仿照日本新日铁，吃进口矿，尽量选择在沿海。
按照中央的指示，调查组重新启程，走访了连云港、天津、镇海、大连等10多个地方。
经过详细地分析，考察组认为这些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难以支撑庞大向现代化钢铁基地。
而在当时，上海也有两个缺憾：一是长江口水深不够，进口矿要建港转驳；二是地基软弱，需打桩加固，其结果是成本加大。
但是，上海具有其他地方不具有的绝对优势，那就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这一现代化的钢铁基地。
于是，经过考察和分析后，考察组还是觉得应该在上海建厂比较合适。
在上海建厂是确定了，但在上海什么地方建厂又成了一个问题。
此时，有一些专家们提出，把中国这座特大型钢铁企业建在金山卫，并提出新的钢铁厂命名为金山钢铁，与金山石化相呼应。
同时，金山卫航道水深，滩涂闲置，还可以少征不少农田。
于是，按照这一设想，有关部门制定了第一套方案，上报给了上海市委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
宝钢第二次面临下马！
经过紧急调查，最后，专家们认为在金山建厂不合适。
原来，金山卫濒临杭州湾，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风急浪高，海潮、流速大起大落，矿石船停泊时不易停靠码头，而且远离上海钢厂，铁水运送难以解决。
于是，宝山再一次成为了钢铁厂的最佳厂址。
确定建厂宝山后，时兼任上海市计委主任的陈锦华高兴地说：“上海南有金山，北有宝山，遥相呼应，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
就这样，钢铁厂以宝山而得名，以宝山命名的宝山钢铁厂即将上马。
1978年3月9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
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相关副总理相继批准了报告书。
然而，此时，事情又起了变化。
3月24日，就在中日双方签署谈判协议的当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收到一封令人震惊震惊的来信，信中明确地说：
宝山厂址有很多弱点和缺陷，地质不好……会产生塌方，美国大湖地区钢铁厂已有先例……
原来，1800年前，宝山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后经西晋、东晋两朝，才逐渐积沙成滩，涨潮为海，退潮为陆；到南北朝，现在的罗店、罗泾、大场冲积成陆地；到唐代中叶，江湾一线露出海面；北宋时，吴淞、五角场变海为陆；在此期间，又有几多陆地变为沧海：南宋时期，这块土地上著名的黄姚镇坍塌入海，明初创建在这里的“吴淞千户所”旧域在地图上消失……这块土地，一直处在沧海桑田之中，也就是说，这块土地是软弱地基，处在变化中的软弱地基。
在此前，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多次提醒过谷牧：打几十万吨钢管桩投资大不说，日后仍然有可能要滑到长江里去。
收到信后，谷牧非常重视，并立即批示：
报先念、登奎、秋里、世恩同志，这些问题不一定完全正确，冷风不可吹，但问题不能不反映……
李先念收阅后，立即批示：
我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是否再做慎重考虑，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不久，国家建设委员会就专门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宝钢，进行现场考察。
经过18个昼夜的连续实地试验，专家向国务院提出：
宝钢地基可以处理，建设钢厂绝无问题，专家们一锤定音。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接到报告后，向李先念作了详细汇报。
李先念听完康世恩的汇报后，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
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于是，宝山钢铁厂再一次被保留了下来。
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政府、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同意在宝山建设特大型钢铁厂。
至此，宝山作为新建钢铁厂长征的方案终于被确立下来了。
上海人民放心了，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不久将在宝山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