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宝钢举行开工典礼
邓小平明确表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
李国豪把脸转向在座的宝钢指挥部领导郑重地说：“可以向北京报告，请党中央放心！”
陈锦华略显激动地说：“7万多施工队伍正在日夜奋战，下马，损失太大。”
1978年12月23日，宝钢一号高炉所在地，到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上海宝山钢铁厂，经过一年紧张施工准备，终于迎来了动工典礼。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国家经委副主任邱纯甫、外贸部副部长、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主任刘希文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动工典礼。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负责人，与宝钢工程有关的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省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协，各有关省市和宝钢总厂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也参加了动工典礼。
以稻山嘉宽为团长、斋藤英四郎为副团长的日本参加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动工典礼访华团全体成员，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驻上海总领事浅田泰三以及日本使馆其它外交官员、在沪日本专家、技术人员等，应邀参加了动工典礼。
10时，动工典礼在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宣布正式开始。
冶金部副部长、宝钢总厂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叶志强主持了动工典礼。
典礼开始后，彭冲首先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他说：
这个工程是党中央批准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好这个钢铁联合企业，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水平，由50年代跃进到70年代。这对于提高我国的钢铁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对于支持我国农业、国防、机械工业、电子工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对于实现国民经济10年规划的宏伟目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彭冲同志说：
我们参加会战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急起直追地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学外语、尽快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尽快地成为能够建设现代化工厂，掌握现代化技术，管理现代化企业的内行。我们应当虚心学习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经验，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使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宝钢开花结果。
我们要努力把宝钢这个会战现场办成学习和掌握现代化技术的大学校。
接着，在宝钢荣立二等功的青年打桩工关登甲同志代表全体会战职工，在会上表示了决心。
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先生热情洋溢地在会上致词。他说：
今年10月缔结了日中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以后，两国之间友好往来以及贸易和经济的交流，势必会像一股激流，以汹涌湃澎之势向前发展。
我代表日方要做到在中方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宝钢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决不停留在完成工厂的建设上，而且要在操作技术、生产管理技术的配合上，决心不遗余力地协作，以适应日中新时代的要求。这样的友好合作，只有在以友谊和信义为重的一衣带水的日中之间才能实现，我们打算首先在宝钢做出一个基于互相信任的国际的出色典范。
谷牧在会上讲了话。他热烈祝贺宝山钢铁总厂全面动工，代表国务院向参加宝钢会战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农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专程前来参加动工典礼的稻山嘉宽先生、佐藤大使先生、全体日本朋友和帮助建设的日本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
讲话结束后谷牧在热烈的掌声中，为宝钢总厂奠基剪了彩。
接着，三台高耸挺立的打桩机，“嘭、嘭、嘭”地把钢管桩渐渐打入地层的60米深处。
深褐色的钢管桩上，用白漆写着的“为抢建现代化的宝钢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行醒目的大字，反映了全体施工人员的共同心愿。
当二十冶打桩英雄关登甲，操纵打桩机打下第一根钢管桩，标志从这一天开始，举世瞩目的宝钢工程建设开工了。
第9章 开工后面临下马问题
1978年12月，宝钢工程开工了。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非常关注宝钢建设，各省市都纷纷出财、出物、出人，积极至此宝钢建设。
于是，10多个省市的支援队伍，支援物质纷纷涌向上海，很多小学生还把平时省下的零花钱也寄给了正在建设的宝钢。
作为第一个现代化钢铁厂的建设者，宝钢人更是激情高涨，从干部到职员纷纷加班加点，很多工人为了抢工期，就吃住在工地，甚至半年都不回家一趟。
当时，有个叫王有发的工人，结婚才5天就来到了宝钢工地，并且有7个月没有回家一次，直到后来累倒下了，才被迫回家休息几天。
火一样的激情使工程的进展神速，宝钢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然而，宝钢在一开工时，就遇到了麻烦。
原来，当初中方为把钢铁建成规模大、现代化的钢铁厂厂，与日本达成了近20亿美元的合同，总投资概算也达200亿元人民币。
而在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过，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步入正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经济政策都处在调整时期，资金状况捉襟见肘，尤其是要支付各种需要的外汇更是少的可怜。
1979年3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发表讲话，对当时冶金部提出的大规模引进设想提出异议。
陈云说：
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
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实际情况正如陈云所说，在当时，引进宝钢这样大型项目，国外进口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国内配套设备材料也需要大量资金，这对调整中元气尚未恢复的国民经济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于是，宝钢开工不久，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就显现出来。
同时，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说宝钢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
当时，国内不少人议论纷纷：
“建成后，宝钢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
“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后患。”
“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要上没钱，要下太吃亏。”
当时，宝钢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运设备，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快速地将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
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订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
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面对进退两难的情况，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
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
但是，不管采取哪一种下马方案，中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而继续建设，资金又面临紧迫。
宝钢应该何去何从一下子成了一个大难题。
第10章 陈云支持宝钢干到底
1979年初，宝钢困境出现后，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焦急，李先念主张请陈云同志出山去解决，中央同意李先念同志的意见。
于是，陈云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勇于承担了去宝钢调查的重任。
当时，陈云认为宝钢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其成败不仅关系到钢铁工业上不上得去的问题，关系到调整的成败，也是世界瞩目的问题，具有一定国际影响。
宝钢建设虽因仓促上马，造成上下两难困境。陈云仍认为应从各个方面考虑，努力弥补过去的不足。
为此，陈云在北京仔细研究了有关宝钢建设的资料，在“比较”中发现和思考到了一个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即建设周期问题。
陈云把建设鞍钢与建设宝钢做了“比较”后，陈云提出：
1901年日本人建设鞍钢，搞了40年，建国后我们又搞了30多年，前前后后70年，才建成年产600万吨钢。
当然时间拉得这样长，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较低以及战争影响，但宝钢按设计要求用7年完成，只占鞍钢的十分之一，建设周期是否太短，也就是是否对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有考虑不周的情况。对宝钢建设周期感到实在太紧，当时资金短缺，不能用现金支付全部进口设备及国内配套费用，这样就使工程陷于困境。
于是，在陈云提出宝钢要继续干下去，但要拉长建设周期，先上一期，迟些时间再上二期。推迟了一些项目，按合同进行了赔偿。
因为拉长建设周期，资金就可以搞活了；一期工程投产又可以为二期工程积累资金。这样既能坚持干下去，又能解决一些建设资金支付不足的问题，使工程走出困境。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即“三委三部一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明确主张：
主体设备引进，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号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号高炉系统、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11日，陈云看了这个文件，对其中的建议作了认真的思考。
其后不久，陈云让薄一波代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多年搞财经工作，特别是冶金工作的七八个人开了两次会议，这些人是姚依林、薄一波、王鹤寿、吕东、沈鸿、柴树藩等。
经过讨论，这些有多年财经工作经验的同志也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可以把建设周期拉得长一些。另一方面，主张立足国内，多分交一些设备，锻炼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只进口关键设备，以便发展国内机械工业。
陈云很重视这个意见，觉得有道理。
不久，中央经过讨论，下了决心，要把宝钢工程搞到底。但是，如何把这项国内外瞩目的重大工程安排好，而又不影响到中央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5月31日，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陈云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到达上海后，陈云不顾身体虚弱，每天忙个不停，仍然坚持用90%以上时间了解情况。
陈云听取了上海市委有关同志的意见，还召开座谈会，听取上海冶金局和上钢一厂、三厂、五厂的意见，并派秘书王玉清到宝钢工地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一些同志了解情况。
经过这些座谈会和实地考察，陈云认识到，过去国内虽然搞过有关项目，也有过成功的经验，但宝钢成败关系太大，绝不可拿来练兵，万一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陈云产生了一个想法：
立足国内，当然符合自力更生的建设方向，但是搞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国内实在缺少必要的经验，冶金部、一机部的能力令人担心。国内机械制造能力，集中力量搞一些项目有过成功经验，但宝钢关系太大，不能拿来练兵，还是立足国外比较保险。技术资料也要全套买下来。
为此，陈云还和宝钢领导同志对这个想法进行了沟通，宝钢干部也主张设备全部进口。
6月6日，陈云离开上海前，从全盘考虑，陈云最终决定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一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反复权衡，才最终拍板定案。
6月16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上提出了8条建议，发表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的讲话，这是陈云此次调查研究的结论。讲话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干到底，这是先念同志的话，我赞成这个意见，举棋不定不好。
第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外部协作条件要考虑周到，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好。
第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
第四、要提前练兵。宝钢技术先进，各方面都要求很高，一定要抓好技术练兵，以保证产品质量，并可在国内推广先进技术。
第五、由建委抓总。负责人第一是谷牧，第二是韩光，冶金部有叶志强，上海市是陈锦华。
第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做出榜样来。
第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各部的责任。冶金部是重工业各部中一个重要部门，特别是壮大一机部机械制造能力，是冶金部应有的责任，冶金部应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电、铁路、水运、一机部等，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
第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也要认真听，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主张组织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来参加讨论，而且不止一次，让他们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没有什么保密的。为什么请专家讨论？因为建成以后要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外国专家是要走的。
陈云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会议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
第一条就是决定干下去，把宝钢建设项目进行到底，不能犹豫不决。
陈云同志极为重视宝钢建设在全国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他强调宝钢绝对不允许“失街亭”，“失街亭”是要“斩马谡”的。
在工程已进行到热火朝天时，当时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曾提出因资金不足要把工程停下来，非下不可。
韩光和工程指挥部的同志当然就为难了，因为全部停建那损失太大。这时不仅基础、机座工程都已筑好，而且绝大部分设备已经到厂。
如不安上，摆在露天，风吹雨打，就会腐蚀。如再建设库房则必然花费大量资金，更不合算。
于是采取了“就位维护”的方针，把已到厂的设备，照样安上，特别是电气设备，不仅安上运转起来还能有效地进行动态维护。
同时，把极少数不急的工程停下来。尽量减少停建时间和经济损失。
这样，形式上似乎停下来踏步不动，但实际上工程照样进行，逼出来一个明停暗不停。
硬是拖了七八个月，坚持没下马，又继续建设下去。如果不是陈云同志第一条干到底思想深入领导，深入群众，恐怕难得不下马，一下马耽误的时间可就大了。
第五条要求建立责任制，首先要建立领导责任制及各部门的责任制。
明确责任，有利于统一指挥，有利于各部门协调配合，及时解决问题，减少扯皮。
于是，国务院曾正式下文任命韩光同志为宝钢建设国务院代表，驻宝钢指挥，有关部门大力协同，他为此费尽了心力。
当时国务院有关部委正式成立宝钢建设联合办公室，在国务院代表韩光主持下，每年两次召开会议，指挥有关部门大力协同，及时解决建设中提出的问题。
韩光同志讲，他在每次会议上必讲陈云同志“苛求”的要求，讲清为什么要“苛求”？反复落实“苛求”，以保证工程质量。
突出强调技术问题和质量问题，要求学习技术、尊重技术、尊重专家。
例如对工程质量要严格要求，甚至“苛求”。提出买设备同时买技术和专利。为了掌握新技术，保证质量，要提前练兵。又如提出外国专家要请，但最后还要依靠中国专家，把经验积累起来。要求组织冶金专家讨论宝钢建设情况，使之关心宝钢。
走群众路线，要求把宝钢问题在冶金部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正确意见，对不同意见也要听。
6月16日的那此财经会议后，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形成了“中财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9月，经陈云、李先念批准，上报中央，中央常委的圈阅同意，宝钢建设在总体上即按照报告精神贯彻执行。
同时，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期间，邓小平谈到宝钢时，明确表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
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给了困难中的宝钢人民以极大的信心。
第11章 任嘉鼎为宝钢节省投资
1979年5月，宝钢土建设全面展开了。
宝钢这块土地，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经千余年堆积成现在的软地层，载荷每平方米只有8吨，而宝钢负荷要求，特别是原料场，最高载荷每平方米将达到30吨。
于是，日方专家提出了“小口径沙桩小距离打桩”的地基处理方案。
宝钢工程地基处理专家任嘉鼎获悉后，依据他20多年的地基处理经验，他认为宝钢的地基可以用“大口径大间距沙桩”处理，这样可以为宝钢建设节约一大笔投资。
谈判开始后，任嘉鼎以中方主谈的身份提出改变日方设计方案。
面对中方的质疑，日本专家态度傲慢，他们说：“不行，如果你要坚持改变，地基塌陷、隆起、倾覆……你们的负责！”
听了日本专家的话，原来极力支持任嘉鼎的宝钢专家，心理也没有底了，他们怀疑地说：“对方是掌握有高科技的日本，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方案，我们能行吗？”
当时有关领导也是非常不放心的，第二天，他们还专门找了任嘉鼎，叫他谨慎从事。
有些人则明确地劝说：“按照日方方案办，省心、省力、省事，没有风险，再则，节约的钱又不放到你的口袋里，干吗这么认真！”
然而，任嘉鼎不为所动。
任嘉鼎的同事大都也知道他一个禀性，一旦认准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
为争取主动，任嘉鼎到实地进行了地基堆载试验。通过认真的实验，任嘉鼎掌握了数据，此时他心里更有底了。
于是，任嘉鼎再一次向日方提出了挑战。
谈判桌上，再一次剑拔弩张。
谈判开始时，日方依然十分傲慢，听不进任嘉鼎一丁点儿的意见。
面对傲慢的日本专家，任嘉鼎首先发问：“你们掌握了多少宝钢地底下的情况，能拿出多少要打‘小口径沙桩小距离打桩’的数据……”
日方专家也不示弱地说：“你们能拿出‘大口径大间距沙桩’数据？”
任嘉鼎把地基堆载试验的数据送到日方专家面前，盯着日本专家说：“看一看，能不能替代你们的方案！”
面对如此详实的数据，日方无话可说了。
任嘉鼎挑战成功，在宝钢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改变了领先于中国科技的日方宝钢地基处理设计方案，为国家节约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任嘉鼎本人也为此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与此同时，任嘉鼎还否定了日方设计的2万立方米重油罐地基处理方案。
在当时，按日方设计，2万立方米重油罐的承载必须打桩支撑。任嘉鼎认为，该设计造价大且不稳固，以砂井地基处理更为合理。
日方起初不同意，但拗不过任嘉鼎的执着，在任嘉鼎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将该项设计全部推给了中方，并且声明，一旦出了事全由中方负责。
任嘉鼎挑战日本专家挑到了自己的头上，但他不怕，他要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的能耐。
于是，任嘉鼎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承担了设计并负责实施全过程。
重油罐落成后，经过10多年任然完好无损。这充分证明了任嘉鼎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12章 李国豪解决位移难题
1980年7月16日上午，宝钢工地酷热难当，而建设工人干的却是热火朝天。
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随着热浪迅速在建设工地上传播开来：
已经打入地下的钢管桩长了腿，跑到一边去了。
接到报告，工程指挥部施工总工程师陆兆琦立刻充满担心地说：“位移！”
问题的非常严重，陆兆琦迅速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陆兆琦立即向设计和施工单位下了指示：全工地复查，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复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建设工地发现了多个地方的钢桩有水平位移。
现场的宝钢建设者们愣住了，指挥部全体人员都惊呆了。
当时有很多人都感觉到：“这是塌天大祸哪！如果照这样下去，宝钢不是要滑到长江里去了？那上百亿的投资不就全泡汤了，我们难辞其咎啊！”
位移的消息不胫而走，并迅速传向全国，而且越传越离奇，竟然传成了一系列骇人事件：“宝钢要滑到长江里了？宝钢已经滑进长江了！宝钢总设计师跳江自杀了！冶金部某部长被抓起来了……”
一时间，举国上下都觉得隐隐不安。
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接到宝钢报告，紧急开会商讨，李先念批示宝钢指挥部：“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于是，宝钢工程总指挥约见日方代表，日方代表表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问勘察总工程师蒋荣生是否是深度不够导致位移，蒋荣生回答得很肯定，钢桩已打入地下60米，有足够的地基承载。
问裂缝专家王铁梦，王铁梦建议说，世界上位移经常发生，但宝钢工程关系重大，需要借助更高层次专家的智慧。
于是，王铁梦的意见被宝钢工程总指挥采纳了。
工程总指挥立即吩咐办公室，把宝钢顾问委员会统统请来共同讨论位移问题。
于是，在一个周末，冒着烈日炎炎，1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专家在一根根桩基前细细观察，凝神思索，各抒己见。
讨论会上，宝钢顾问委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软弱地基上发生位移是正常情况，另一种意见则正相反，认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现象，需十分注意。
后来，经过激烈的探讨，大多数顾问委员一致认为位移是正常现象，不必担心。
然而，认为没事必须拿出证据才能让人放心。面对这突如其来震惊全国的位移，消除越传越玄的流言蜚语，卸下宝钢方方面面领导肩上的重负，需要的是一个理想的处理方案和权威意见。
显然在此次会上没有人能拿出一个权威的证明出来。领导们更加着急了，讨论依然在激烈地进行。
然而，在大家激烈讨论的时候，在激烈的讨论会现场，却有一个人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听，默默地记着笔记。
这个人是他就是李国豪，他是上海市政协主席、同济大学名誉校长、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更可以堪称是一代国际土木桥梁大师。
此时此刻，李国豪心里明白，作为首席顾问，他必须拿出那份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权威证明来！
当天夜里，宝山宾馆的一间客房里，灯光通明，灯光下，李国豪俯正在桌上细细演算。
此时，桌上铺着一张张白纸，白纸上写满了一道道算式和一幅幅草图，没有任何先进的计算仪器，靠的是人脑和圆珠笔。
整整一夜，当上海迎来又一个黎明的时候，一份详实周密的报告终于写成了。
当天，在宝山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座无虚席，两块大黑板靠在墙上。这里聚集宝钢领导、技术人员和各路专家，他们正准备提取李国豪的报告。
此时，眼睛布满血丝的李国豪走上了讲台，他一边讲解，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列出方程式，边演算边开始了他的理论阐述。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李国豪的分析，小会议室里很静，只有李国豪清脆的嗓音和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发出的声音。
整整两个小时，李国豪没有半点倦意，他运用力学原理和数学的微分方程式解释了地基位移现象，提出了位移的原因是由于桩基周围挖土、降水以及堆物过重引起的地层应力的失衡造成的。
最后，李国豪大胆断言：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位移问题无妨大局！
说到这里，李国豪把脸转向在座的宝钢指挥部领导，平静而郑重地说：“可以向北京报告，请党中央放心！”
顿时，小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北京冶金建筑研究院、二十冶金建设公司、上海基础公司等单位又进行了位移钢桩荷载试验，即是对初轧厂两根位移最大的钢管桩进行为期一周的分别荷载225吨和250吨的试验。
经过试验，两根桩的桩身以及承载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李国豪的论断被完全证实了！
“请党中央放心！”李国豪的意见非常有分量。中南海终于等到了一个理想的处理方案和权威意见。
然而，在当时仍然有人怀疑，甚至怀疑宝钢在这个问题上做假。
为此，国家建委的一名领导干部专门打电话到宝钢指挥部查问：“是李国豪亲口说的吗？有没有签字？还是你们借用李国豪的名义？”
当宝钢肯定地回答他这是李国豪的论断后，这位干部甚至提出还要核实李国豪的签字。
就这样，宝钢铜桩位移的问题被解决了！
于是，中央放心了，全国人民放心了，宝钢的建设者们更放心了！
第13章 宝钢决定从长江引水
1980年初，投资1.1个亿的淀山湖引水工程正式开工了！
开工不久，上海各界和市民纷纷提出，淀山湖是上海市最大的湖泊，现存的惟一的清洁水源。上海生产的发展，市民的生存，希望都寄托在淀山湖。
宝钢这个用水大户取水淀山湖，可能会给全上海的淡水供应和下游的生态平衡带来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为调整国民经济，国务院决定宝钢工程停缓建，引水工程也就缓了下来。
但引水工程确是必须及时修建的。因为，宝钢建成后，整个设备系统每天需要400万吨循环水，用量几乎等于当时整个上海工业和居民用水的总和，而且水的氯离子最高不能超过每升200毫克，否则会影响钢材表面质量和加快设备系统的腐蚀。
当时，有人提出从长江引水问题，但是经考察，长江处于入海口，海水一天两潮，倒灌厉害，特别是每年11月至来年4月间的枯水季节，长江口水中的氯离子长期高于每升1000毫克，1979年2月曾测得每升3950毫克，比中、日双方约定的最高值高出20倍。
看来，直接从长江引水不可行。
面对引水工程的困境，宝钢建设者们一时间非常着急，却又一筹莫展。
1981年初，宝钢设计管理处李祥申设想用明渠和暗渠引自江苏常熟引长江水，上海市科协陆柱则设想用化学药剂降低氯离子直取长江水。
紧接着，又有多个长江引水的设计和方案提了出来。但是，水源是钢厂的命脉，稍有耽误，损失无法想象，来不得半点冒险。
而浩瀚长江朝夕变化，水无定质，那些肉眼难辨、无孔不入的氯离子困扰着决策者们。因此在引水于长江的设计方案上，大家都很谨慎。
面对氯离子问题，宝钢设计管理处的姜凤有和张元德顺利解决了引水长江的氯离子问题。
在当时，姜凤有到有关部门搜集到一份8年来长江口每小时的氯离子浓度纪录，4万多个数据显示，氯离子的浓淡是随潮汐而有规律地变化的，于是，提出了按潮汐规律规避氯离子的理论。
与此同时，张元德则深入现场，到长江边实地踏访。他几乎走遍了从吴淞口到浏河口沿江的芦苇丛、烂泥塘，白天观测、记录、取水样，找老农民、老渔工做调查，晚上整理、分析资料。
经过4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张元德收集了6万多个确切数据，总结出了长江水咸淡的规律，提出了“避咸潮取水，蓄淡水保质”的设想。
张元德的“避咸蓄淡”的设想，引起了宝钢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的重视。
于是，凌逸飞亲自走访了吴淞自来水厂，搜集资料。这位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老科技工作者开始从淡水经流和咸水潮汐运动之间的关系，从日变化、半月变化、月变化、季变化、年际变化以及纵向分布、横向分布、垂向分布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按时间和空间分析了氯离子浓度的变化规律，论证了张元德的“避咸蓄淡”的科学结论，十分精准地绘制了一张长江口氯离子在朔、望之间的变化表。
同一时间，老专家王中正也提出了相同的研究报告。
于是，大家认识到，潮汐的变化也是恒定的，氯离子与海潮是相伴相生的，在一天之内，一月之内，随着潮涨潮落和大潮小潮的变化，相应地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江水由咸转淡，再由淡转咸。
即便在枯水季节的枯水期间，长江淡水每天也有处于允许值内的时候，只不过时间短暂而已。
因此，选择适当位置，筑建水库，在江水氯离子符合允许值要求时大量提水进库；当氯离子超过允许值时，停止抽水。
这样，避咸蓄淡，长江淡水就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一个大胆的想法终于逐渐形成：
改变宝钢取水淀山湖的决策，引水长江。
紧接着，成立领导小组，引水长江的方案通过了专家论证。
1981年年底，黄锦发和凌逸飞向国家计委基建办公室副主任石启荣汇报了引水新设想。
石启荣听到此方案后，感觉很有可行性，就答应与国家计委、冶金部沟通。
1982年4月5日，宝钢指挥部领导就长江引水问题，紧急拜访李国豪。
此时，李国豪早有思想准备，当即约见陈锦华。
经过反复讨论，很快，陈锦华与李国豪取得了共识，认为可以采取引水长江方案。
紧接着，陈锦华召集宝钢领导班子开会，以组织名义定下引水方案。
一个月后，国务院代表韩光原则同意了长江引水方案，并向副总理姚依林报告，姚依林接到报告后向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作了汇报。
最终，国务院同意改取水淀山湖为取水长江取水。
1983年1月，几经曲折，国家计委才通过了宝钢引水长江施工初步设计审查。
在当时，中央已经向世界宣布，宝钢于1985年9月投产，而水源工程必须在投产3个月之前完成，按照专家估计，要在滔滔江水中围建一个164万平方米水面面积的水库，按最短施工时间应为3年半，而现在离1985年9月投产只有两年半时间了，而且批文还没回来。
因此，此时，时间已经很紧了。
万事齐备，只欠东风。没有国家的正式批文，再急也没用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宝钢指挥部的干部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农历大年二十九这天，宝钢指挥部获悉，文件终于到达国家经委。
然而，此时国家机关要放假了，要等年后才能上班，时间不等人哪，宝钢指挥部和建设者真的等不过年关了。
时间紧迫，此时在工地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特种公司，已全部做好了准备，在工地上包着饺子等待施工命令。
于是，宝钢有关人员找了计委基建办公室副主任石启荣。
石启荣早就与宝钢打了多次交道，他了解宝钢人惜时如金的心情，当即和处长宋汉军、工程师王伯群等人把宝钢的情况向计委领导作了紧急汇报。
2月11，国家计委几位领导听到情况后，破例于在大年三十的前晚，召开紧急会议，以（1983）132号文批准了宝钢引水工程开工书。
大年三十早晨，石启荣和宋汉军、王伯群等人紧急联系机关打字员，把办公会决议打印成正式文件，加盖公章后连同图纸一起送到手持飞机票等待在打字间外的宝钢有关人员手中。
收到批文后，宝钢有关人员直奔北京机场，飞机带着宝钢翘首以待的文件直飞上海。
在当时，国家计委文件和图纸到达上海后，还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部门监督审批，港务监督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沿江沿海施工进行审批的行政执法机构，其手续相当严密，对每一项海上工程必须现场验槽，并在图纸上画定红线后才可动工。
于是，当飞机还在蓝天上飞翔时，上海港务局有关领导获得消息后已经特意等候在办公室，此时已是大年三十下午了。
于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宝钢迎候人员接到国家计委文件和图纸，便风驰电掣地赶往上海港务局。
很快，引水长江的批文被了确定了下来。长江引水方案终于合法化了！
第14章 宝钢再次渡过下马危机
1980年，随着各地项目的纷纷实施，我国国民经济超负荷运行非常严重，调整国民经济，叫停大项目已成了当务之急。
10月，国务院召开省市长会议决定，宝钢只能采取下马办法。
省市长会议刚开完，宝钢当时尚未得到国务院、冶金部的“下马”通知，但宝钢下马的消息就从五冶、十三冶那里传来。
五冶基地在四川成都，十三冶基地在山西太原，他们那里省长开会回去后进行了传达，他们基地同志打电话来告知，省市长会议已决定宝钢下马，要他们参加宝钢建设的队伍回去。
顿时，在宝钢形成了思想混乱。
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整，宝钢要下马，当时，也有一些人估计到了，但没想到消息会以这种方式传出来。
12月23日晚，国务院主要领导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宝钢问题。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部、上海市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陈锦华如实汇报了工程现场的情况。他略显激动地说：“7万多施工队伍正在日夜奋战，国外引进设备共计36万吨，已到岸16.8万吨，进口材料25万吨，已到12万吨，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下马，损失太大。”
接着，谷牧举着陈锦华交给他的宝钢指挥部寄来的高炉正在吊装的照片，激动地说：“问题是已搞到这个程度，下马确实损失太大。”
会议讨论后决定再作一次论证。
会后，陈锦华在走廊里追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又向万里诉说了一番。
陈锦华说：“如果下马，从国外进口的设备材料到货照样要付款，贷款利息照样要支付，7万名职工照样要开支。这些都是省不了的开支；如果不是停下来，而是接着搞下去，今年只要几千万元，购买砖瓦沙石等建筑材料，工程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万里搞过大工程，熟悉基本建设工作，听陈锦华一说，表示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研究。
但是，迫于当时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最终的结果，国务院还是决定：
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热轧板和冷轧板系统）退货。
当时，陈锦华非常着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样处理，损失实在太大了。中国刚刚开放，对此也会影响到国际形象。为国家负责，为宝钢负责，他考虑再三，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观点。
12月30日，就在国务院“决定”下发一周后，陈锦华写出了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封信，寄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陈锦华在信中写道：
这些已到现场的材料、设备，只需开支人工费用和少量国内建筑材料，就足够继续施工。否则，我总担心这样多的材料、设备长期存放，损坏严重，后果实难预料，那时将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
中央和市委决定我参加宝钢党委兼职工作，我受党和人民委托，深感责任重大，当此中央指示对宝钢一期工程下马进行再次论证的时候，为了便于中央全面决策，我思考再三，特再陈述意见如上，供中央定夺。
与此同时，在上海宝钢指挥部，马成德等人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后，经过研究，认为没有周密的准备和措施，没有层层干部的统一思想，这个通知不能立即向职工传达。
这是因为当时在宝钢工地上参加建设的包括家属有10万人，这10万人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要一哄而散并不难，但损失和思想混乱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另外，当时外商听说宝钢要下马，他们为了自己不受损失，抓紧抢运设备到宝钢，这也增加了宝钢工作上的困难。
面对困难情况，指挥部的领导们决定指挥部的指挥关起门来，开会讨论，统一思想。
讨论开始后，指挥部干部开始研究通知精神。通知中提到，“一期停缓”，指挥部干部理解“停”主要是停主体工程，“缓”，是指自备电厂，因为它建成快，收效大。
“二期不谈”，事情好办；“两板退货”，属于外贸对外谈判的事，但指挥部干部认为还是向上提出建议，“两板”不退为宜。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从“损失最小”的原则出发贯彻国务院的下马指示精神。
为了正确地贯彻国务院通知，指挥部干部当时也没有其他高招，只有天天关门开会，不做记录，便于敞开思想无所顾虑地大胆谈自己的想法，以便想出更好的办法来。
在讨论中，指挥部干部体会到国务院对“两板退货”的态度非常坚决，对“一期停缓”有些含糊，不那么坚决，如果通过他们把工作做好，待到国家财政状况稍有好转，是可以争得续建的，这也是指挥部干部反复研究的如何能做到损失最小或者不受损失。
对宝钢一期工程停缓建问题，各界反映也是很多，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是彻底下马，队伍解散，厂房转交上海轻工业，设备分给各大钢铁企业。指挥部干部认为，稍加思考就可以想象到，这么高大的厂房轻工业系统怎么能利用呢？至于设备分散到各大钢铁企业也难以对号人座，无法配套使用，只好白白烂掉。
于是，指挥部干部对这种建议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不赞成。
第二种是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缓中求活。
第三种是1984年建成，1985年投产，损失最小。
最后，指挥部干部们一致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方案，36万吨的进口设备的维护保管是头等大事。当时吴增亮、陆兆价、胡志鸿等同志抓得很紧，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解决了大量的保管技术问题。特别是对“大脑”、“心脏”部分，今天证明维护得很好。
在设备维护方案基本落实后，指挥部干部专门向国务院写了设备维护报告，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放心，并说明我们是能够负责到底把宝钢的几十万吨引进设备维护好的。
1981年1月份，宝钢的报告送上去后，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上海召开了论证会，在这次会上意见分歧很大，谁也不听谁的，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这次会议是春节前结束，没有什么结果。
2月10日，国务院在西会议厅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
在会上，宝钢的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了宝钢论证会的情况，国务院领导讲了话。
会议在听取金熙英、马洪同志汇报后，宝钢副总指挥马德成作了10分钟发言。中心意思：
表明宝钢指挥部坚决拥护调整方针，为实现此方针所采取的措施，说明了第三种方案损失最小。
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需要25亿元。
在听取马德成的报告时，国务院的一位领导问了马德成：“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少花10个亿，100多亿就付诸东流？”
马德成连忙肯定地回答：“是这个意思。”
最后，马德成表示：“讲如果搞得好，还可以节约2个亿。”
这时，国家计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老马，你可不要拍胸脯，我们建国以来没有一个建设项目不追加投资的。”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最后结论，但使宝钢的干部感到国务院领导对宝钢下马不下马，举棋不定，是非常慎重的。
于是，这就更使宝钢干部坚信，他们的调整方案，即第三种方案是可行的，将会得到支持的。
参加会议回来以后，指挥部干部又安排工作，部署做好设备保护工作，工程还是照常进行。
1981年3月，副总理谷牧来到宝钢，听了宝钢方面的汇报后，谷牧同意指挥部这样安排工作，认为贯彻中央精神的态度是积极的，体现了积极地对待调整方针。直到此时，宝钢的不安定情绪才得以平静下来。
不久，薄一波来到宝钢。看了工地后，薄一波认为干得很好。他还明确地说：“不管宝钢工程的决策怎么样，对你们宝钢建设者我是鼓掌的。”
1981年8、9月，宝钢接到冶金部转来国家计委、建委通知，通知说：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宝钢工程即日起改为续建项目，并要求1985年建成。
这样，宝钢就结束了停缓建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