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才起身布置道：
现有专案组人员分为3个行动小组，兵分6路，全面出击。
第一组，四川抓捕组，主要任务就是赴四川巴中市抓捕在逃罪犯，由省厅李处长和曹俊带队；第二组，本省取证组，由阎宝、杜国忠两位同志负责，主要任务是深入灵邱、静乐、繁峙和本地偏远山区，寻找并解救受害人，调查取证，抓捕当地二道贩子；第三组，外地取证组，由我来带队，首先要向公安部作一次全面汇报，然后在北京、河北等地调查了解罪犯落网情况，寻找受害人！
最后，郝万明鼓励大家说：“同志们，这次行动是咱们专案组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而且是分散行动，各自为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有独立作战的灵活性！这是对我们意志和能力的考验，我希望每一位同志都能经受住这次考验，立功受奖！”
会后，张有才带领的外地取证组首先来到北京。公安部有关领导听取汇报后，认为这起拐卖妇女案件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团伙成员之多，跨越地域之广，案情之复杂，作案手段之残忍都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必须一抓到底，不留后患。要求专案组对罪犯要严惩不贷，对受害人要全力解救，对滋生犯罪的土壤要彻底铲除！
公安部领导当即协调有关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帮助，并由部、厅两级各自拨出专款支持案件的侦破。
很快，张有才又率队踏上了取证的征程。他们驾驶着组里唯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万多公里，奔走了10余座劳改监狱和看守所。在北京查实了该团伙首犯王文雄、甘志辉、雷仁喜等9名案犯的落网情况，在河北查到了谯金山等4名罪犯的下落。通过就地审讯，进一步查实了在押犯的犯罪事实，扩大了案情。
与此同时，由李殷带队的四川抓捕组，在硬席列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又乘长途汽车行驶了一天才赶到巴中。
巴中地区公安处兰桂武处长、市公安局吴显华局长、陈通华副局长和有关干警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山西同行。在此之前，山西省厅和四川省厅已就此事进行了协调，他们一到立即就投入了紧张的抓捕战斗。
巴中地区公安处成立时间不长，刑侦处连同一位女同志才只有4名干警，兰桂武指示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全力配合抓捕行动；市公安局刑警队的15名干警同样一个不落地参加了此次行动。不仅如此，市局吴显华局长还亲自担任前线指挥，随干警们来到距市区数十公里以外的玉山镇。
前往玉山镇要翻越两座大山，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碎石盘山公路。两地的20多各干警于深夜2时集结，冒着蒙蒙细雨，在夜色的掩护下分乘几辆汽车出发了。
凌晨4时许，车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停在玉山镇派出所门前，派出所的两名干警和5名联防队员早已集结待命。
吴局长让李殷和曹俊留在所里同他一起指挥，并最后向大家作了简单动员。市局刑警队钟队长将参战干警分为4个抓捕小组，分配了抓捕名单，指定了抓捕路线，每个小组配备两名联防队员负责带路，再配备一名朔州干警负责认人。
这里是大巴山腹地，汽车无法通行。干警们徒步行走在湿滑的羊肠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天刚蒙蒙亮，钟队长率领的第四小组按时到达了主犯刘自举和刘启国所在的陈村。
刚进村，正碰上一个20多岁的青年走来，钟队长拦住他问道：“问个路。你们村支书住在啥子地方？”
这个青年停下脚步，他用疑惑的目光打着这群身着便衣的外地人，良久才指着东边说：“那边！”
钟队长很有礼貌地说：“劳驾你领我们去一下，可以吧？”
这个年轻人连忙说：“我不得空，没有好远，径直走……”
青年人说着抬腿就走，朔州局的王建伟小声说：“这个人跟刘自举的照片有点像……”
钟队长急走两步，拦住青年，他说：“带一下路嘛，又耽搁不到你好多时间……”
青年人犹豫了好一会儿，他才答应：“好嘛！”
干警们跟着青年人向村东走去，钟队长右臂搭在对方肩头，装作随意地问：“小伙子，你叫啥名字？”
青年人有些不情愿地回答：“刘自举。”
钟队长说：“嘿！找的就是你！”说着，他脚下使绊，将刘自举摁倒在地，其他干警迅速给他戴上手铐，带离现场。
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一刹那，刘自举根本来不及反抗，就束手就擒。
来到僻静处，钟队长厉声喝问：“刘自举，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知道为啥子抓你？”
刘自举说：“我不晓得！你们抓错人了！”
王建伟上前说：“我是从山西朔州来的。”
刘自举顿时愣住，他低下头小声说：“这么远，你们都找来了。”
钟队长又喝道：“刘启国家住在哪里？带我们去！”
刘自举左右张望着，他不肯迈步。钟队长警告他说：“你要放明白点，不配合只能对你自己不利！快走！”
刘自举无奈，只得带着干警们向刘启国家走去。来到院外，只见屋前台阶上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掰包谷。钟队长上前问道：“请问老人家，这里是不是刘启国家？”
老人回答说：“是的嘛，你们是……”
正在自家后院铡草的刘启国听到声音，抬头看见了钟队长。他情知不妙，放下铡刀转身向后山跑去。干警们听到动静急忙追来，只见一个人影消失在茂密的山林中，钟队长大喊：“刘启国，站住！”
但刘启国仍然没命地向山上狂奔。干警们鸣枪示警，但却无济于事。
不一会儿，茫茫山林恢复了神秘的沉寂，这座山太大，树木太密，虽经仔细搜索，但终于让刘启国这只本来已经煮熟的鸭子从嘴边飞走了。
在此期间，由地区公安处刑侦外罗大队长率领的第二抓捕组来到彭洪国、彭洪勇兄弟两人所在的凤凰村，联防队员进村叫来村长。村长一听是抓人的事儿，不免露出为难的表情，后经罗队长陈明利害，村长才不得不带路前去。
走了不远，村长用手指着一座茅草屋：“屋顶上那个就是彭洪国。”
罗队长放眼望去，果然看到有个青年人正趴在梯子上用稻草苫盖屋顶。罗队长问朔州来的干警范玉斌：“是不是他？”
范玉斌看了一会儿，他说：“太远，看不清楚。”
罗队长让村长停下，自己带干警进到院子里，他抬头问道：“喂！问你个事。”
这个年轻人回过头：“啥子事？”
罗队长说：“你下来嘛。”
年轻人不耐烦地说：“有啥子事你问嘛！”
罗队长向干警们使个眼色，又问：“你叫个啥名字？”
年轻人一愣，他说：“我？叫彭洪国……”
罗队长大喝一声：“下来！”
彭洪国见势不妙，慌忙返身向上爬去。早有准备的干警们一齐用力，将梯子拉倒。彭洪国从空中摔了下来，干警们不容他翻身，一拥而上，将其制服。
“你们是啥子人哟？是不是搞错喽？我……轻点，我的手……”彭洪国大叫，企图招来家人。
罗队长一把将彭洪国从地上提起来，指着范玉斌，对他说：“搞错？人家专门从山西跑来抓你，还会搞错？”
彭洪国看了范玉斌一眼，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被乖乖地带出院子。待他的家人追出来，负责看押的干警早已将他带到了村外隐蔽处。
罗队长等又急忙赶到彭洪勇家，并迅速将院子包围起来。范玉斌抢先从正面冲了进去，恰好与一个走出屋的青年妇女撞个正面。
范玉斌喊道：“肖彩华！”
那妇女惊疑间应道：“啊……”
范玉斌二话不说，上前将她铐了起来，其他干警迅速冲进屋内。肖彩华一屁股坐到地上，又喊又叫，拼死挣扎：“你们要干啥子？来人哪！抢人啦！”
范玉斌十分威严地说：“肖彩华，你老实点！我是山西朔州市公安局的，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肖彩华吃惊地看着院子里的公安干警，她愣愣地说：“你？你们是……”
此时，其他干警相继从屋里出来：“报告！彭洪勇不在。”
罗队长问肖彩华：“快说！你丈夫彭洪勇在哪里？”
肖彩华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罗队长问：“他到啥子地方去了？”
肖彩华回答说：“我不晓得，他的事从来不跟我讲……”
罗队长看了一眼肖彩华脚上的拖鞋，对她说：“你去换双鞋，跟我们走！”
肖彩华有些心虚地问：“去哪里嘛？”
范玉斌冷冷地回答：“去哪里？要出远门了！”
与此同时，第一小组在金山乡抓获罪犯盛于强和李敏。
各路捷报通过电波不断传向前线指挥部，在派出所坐镇的吴局长、李殷处长和曹俊听后，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然而，前往三元村抓捕主犯刘华斋的第三小组却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刘华斋数天前离家，据他的家人讲，临走时他说去巴中市看望一个朋友。
吴局长听罢，马上抓起电话，向远在市里的兰处长作了汇报。兰处长在电话中说：“你们对漏网逃犯做好布控工作后，立即撤回市里，咱们给他连夜来个全市大搜捕！我这边马上组织警力，女同志也一起上！”
吴局长刚放下电话，李殷不由得紧紧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吴局长，叫我们说什么好呢？”
“应该的，应该的。”吴局长说着，转对一旁负责通讯的女干警说：“小李，通知各小组，立即撤回！”
小李答应一声，一边传达命令，两眼一边紧盯着桌上的抓捕名单。过了一会儿，她忍不住说：“吴局长，我咋个看着这个谯金高有点眼熟呢？”
吴局长说：“我也好像有点印象，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对了，是南部县那起杀人抢劫案！”
李殷和曹俊也热心地围拢上来。吴局长告诉他们：“前一阵儿，南部县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其中有一个案犯好像就姓谯，这个姓很少见，所以有些印象，但究竟是不是叫谯金高，我们还不敢肯定……”
曹俊一听来了精神，他连忙问：“南部县离这里有多远？”
吴局长回答：“150多公里，全是山路……”
曹俊请战道：“吴局长，您给我派辆车，我马上出发！”
吴局长有些担心地说：“不要急嘛，回到市里再说。”
李殷也请求道：“案情重大，还是现在走吧！”
吴局长笑道：“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走要赶一段夜路。我们这里的路可不比你们山西……”
曹俊还是坚持要去，他说：“我是个好司机，没问题！”
吴局长看看无法说服曹俊，他只得答应。
各小组回来后，吴局长立即指派一名技术最好的司机随同前往。曹俊与大家握手告别，驾车向崎岖的山路驶去。
当天夜里3时许，曹俊等人终于到达南部县。他们坐在车里挨到天亮，草草吃了点东西，一到上班时间便匆匆赶到南部县公安局。县局局长昨晚就已接到兰处长的电话，正在办公室等着他们，见面后立即派人带他们前往看守所。
曹俊来到看守所，他从罪犯的文字材料上和通过现场提审，确定这个姓谯的家伙正是“12·16特大拐卖妇女案”案犯谯金高。
经过协商，南部县公安局同意将罪犯交给朔州公安局，连同他参与抢劫杀人的罪行，一并由朔州方面审判定罪。
就在曹俊连夜驱车的同时，巴中市区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拉网式大搜捕。
干警们查遍了市内大大小小的旅店宾馆和与刘华斋有关联的人家。不知刘华斋是听到了风声逃之夭夭，还是根本就没来巴中，这次搜捕无功而返，干警们都感到十分遗憾。
尽管如此，这次远征的成果还是叫人兴奋。
带回了包括首犯刘自举在内的6名罪犯，这对全案的完整侦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查证，1992年底，“黑汉”团伙遭到京城警方严打后，漏网的甘智辉等主犯又网罗到北京打工的刘华斋、刘自举、李勇等流窜分子，继续从北京劳务市场上向外拐卖妇女。
1993年末，甘智辉一伙在京、冀等地落网后，漏网的刘自举、李勇等又和黑道上著名的“黑蜘蛛”李敏团伙联络起来，组织起清一色的巴中人为骨干，以打工或做生意为幌子作掩护，藏匿于北京市区30多个窝点上，更加隐秘而疯狂地从北京崇文门、宣武门等劳务市场及北京站等繁华闹市区大肆诱骗妇女向外拐卖。
他们先后在内蒙古的乌盟地区、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地区、山西省的晋中地区、忻州地区、大同市、朔州市等地，建起8条地下拐卖线，在20多个县、市、区设立据点。
各条线上均设有稳固的窝点和中转站，他们将拐卖的女青年流水作业般地从这8条线上通过二道三道甚至四五道人贩子顺利出卖到老农民手中。
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先后有300多名妇女被他们像批发运输货物一样从这8条线上销售到外地。
这些妇女的人生从此改变，她们从此跌入痛苦的深渊。
第11章 犯罪团伙受到严惩
1995年8月27日，在山西省朔州召开的10万人公判大会上，16名主犯被判死刑，46名罪犯被判重刑。
正义的枪声宣告了这起建国以来最大拐卖妇女案件的阶段性胜利。
这起惊动公安部的大案，拐卖人数之众、跨越地域之广、参与罪犯之多和作案手法之狡猾凶残，都创下了罕见的历史纪录。
在被判死刑的16名主犯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犯人。她叫李敏，年仅24岁，人称“黑蜘蛛”。李敏曾经被人贩子倒卖3次，后来，她摇身一变，变成拐卖同类的“女魔头”。
李敏是土家族人，她曾经梦想着成为歌唱家。行刑前，李敏的天良复苏，她怀着对人世的无限留恋，向记者们唱起了她最喜爱的情歌《庄稼汉》：掰一块太阳给你，怕你嫌烫；掰一块月亮给你，怕你嫌凉……
羁押期间，李敏曾经写下数万言的“自白”，对自己的犯罪作了全面交待。
就在临刑的当天早晨，李敏又将她写下的第二份更为详细的“自白”交给一个作家，她沉痛地说：“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世人有所警醒，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后能做的一件事了。”
李敏在自白中回顾了她被拐的经过，她写道：
1991年4月的一天，我又去了劳务市场。刚到不久，对面走来一个男孩，他问我是不是找工作。我随口答应了一声，他一听我讲话，就问我是什么地方的，我说是贵州的，他马上改说一口贵州话，还说跟我是老乡。几个月没有听到家乡话了，听他一说我感到很亲切，也很信任他。他告诉我他是出来做服装生意的，需要一个人帮忙，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干，工资好商量。
我正在犹豫，又走来一男一女，他们3个人一唱一和，无论如何要我帮他们。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觉得他们很热情，就跟着走了。
我们来到一家小旅馆住下，这时我才知道找我的那个男孩叫乔生，后来那个男的叫黑汉，真名叫王文雄，女的叫立群，姓什么我忘了。
吃过晚饭，我与立群闲聊，得知她是沈阳人，还是少林武术班的学员，她说乔生和黑汉做生意很有头脑，跟着他们可以学到很多经验，将来对自己有好处。她还主动说，如果他俩对我不利，她会武术，可以保护我。听了她的话，我觉得这正是自己一直追求的路，根本没想到我会被骗！我恨，我悔呀！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坐上去保定的火车，一路上谈笑风生。
到了保定，我和立群说想去逛逛商场，乔生不让去，要我们回来再玩，还说到时候让我们玩个够。说完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坐着一直开到蠡县的一个村子。
吃过晚饭，女主人抱出两条被子，我问：“我们住什么地方？”
那女人笑着说：“你们4个凑合着睡吧。”说罢反锁上门走了。
立群大声说：“这样不行！你们有神经病吧”话未说完，她就被乔生打了一个耳光。
我说：“你怎么打人？”
乔生狞笑着说：“打人，老子还卖人呢！”
黑汉插话道：“我坦白告诉你们，我们是人贩子，你们想跑已经晚了。要是愿意合作，给你们找个好人家，要是不愿合作，到时候别怪我们无情！”
李敏在自白中还回忆了她被拐卖后的悲惨经历，她接着写道：
晚上，他们把我带出村子，上了一辆拖拉机，颠颠簸簸来到另一个村子，他们把我交给一个女人就匆匆走了。这个女人也是当地的二道贩子，她说我要听话，就给找个好人家，要不就让我嫁给个老头。
我当时心如死灰，巴不得赶紧卖出去，一切都听她的摆布。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男青年，20多岁的样子，看他那副面孔一点都不可怕，但我看出他没看上我，因为几天来我被他们折磨得死气沉沉，浑身上下又脏又乱。
他转身走了出去，在门外与女人贩子嘀咕着，我当时心想，怎么办？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要是真嫁个老头，就更没希望了。不行！我得想办法让他把我带走，于是我就开始唱歌：
搬一块太阳送给你，怕你嫌烫，搬一块月亮送给你，怕你嫌凉……
我唱到这儿，男青年走了进来，他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愿不愿意跟他走？他还告诉我，他很喜欢我唱歌，跟上他很合适等等。
我们交谈了几句，他就用自行车带上我走了。
后来我知道他叫胡波，家在河间市的一个村子，我的身价是3300元。
来到我那陌生的男人家，他妈首先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要是有什么不安分的想法，还是死了这份心！”
我一听，心都要碎了，泪流满面，苦苦哀求他们放过我，对他们的大恩大德我会报答的。
这时，胡波发话了：“你不用哭了，眼泪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武器，我已经看得多了。早知你是这样，我就不要你了，现在你生是我们家的人，死也是我们家的鬼，你就认了吧！”
当天晚上，我对胡波说：“我已经被人贩子强奸了，你这样把我卖下，不觉得脸上无光吗？”他一听，气得脸色铁青，一下子把我的衣服撕碎。
可怜我刚离虎口又入狼窝，妈妈，你听见我的呼喊了吗？我好苦啊！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呀？是我不听亲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我是自讨苦吃，苍天啊，你可怜可怜我吧！
以后的许多天，我不吃不喝，不说不答，一门心思想着怎么逃出去。他们全家像防小偷一样看着我，大门上着锁，连上厕所都派人盯着。
这样过了20多天，我乘胡波的妈妈上厕所的机会翻墙跳出院子。但老天不开眼，脚刚落地，就被他大哥看见，一把揪住我拖回家来，一边骂一边打。胡波回来也跟他们全家一起打，直到打昏过去，用水浇醒后把我关了起来。
以后，我又出逃过好几次，每次都不成功，被抓回来就是一顿痛打，被打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身上的伤就没断过。
可悲的是，李敏自己深受被人拐卖之苦，她却好了伤疤忘了痛，走上了贩卖同类的罪恶之路。她亲手把一个个女性推入火坑，也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第12章 打黑取得辉煌的战果
在侦办黑恶案件过程中遇到阻力时，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出面，撑腰打气，极大地鼓舞了办案民警的斗志。
一批批非法枪支被收缴上来，一个个暴力犯罪团伙被摧毁，一大批犯罪分子先后落网，战果辉煌。
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各地公安局重拳出击，狠狠打击了气焰嚣张的黑恶势力，使一度“谈黑色变”的当地百姓重获安宁。
在全国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大背景下，北京市也利用自身的特殊作用，时常打击和破获一些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1991年，全年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30起，解救妇女儿童50人，抓获犯罪分子45人。
1992年9月18日上午8时30分，河南省开封博物馆两位年轻的讲解员刚打开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发现展柜横七竖八，就去找保卫科长：“你们把文物收回去了？”
保卫科长惊讶地说：“没有呀？”
保卫科长意识到事情重大，他急忙报告馆长。
馆长来到展厅门口一看，只觉得头“轰”的一下：“文物丢啦！”
10分钟后，开封市公安局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只见8个展厅内一片狼藉。仅有的罪证是一把玻璃刀和几把黑色铁夹，现场没有指纹。
经公安人员现场勘察得知，犯罪分子共盗走明清宫廷珍品69件，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52件、三级文物3件、未定级7件。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馆藏文物被盗案。
当天，开封市公安局以刑警支队为主，从市区的各公安分局、局直有关科室以及交警、治安大队等调集的200余名精干警官，组成了“9·18”专案指挥部。
为了加强领导，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润和市人大副主任、公安局党委书记吴国强担任指挥长，公安局长武和平、副局长胡安泰、崔保连等几位刚满40岁的年轻人担任了副指挥长。
“9·18”指挥部就设立在发案现场，即开封博物馆。
为协助破案，河南省公安厅还成立了“9·18”案件协调小组，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晟担任组长。
在排查工作进行到10多天时，侦察员们找到了一位每天凌晨都要经过博物馆巡查鱼塘的渔场工人。据这个工人讲：
案发当天凌晨两点多，包公湖南岸停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我用手电向汽车照去，看车上挂着“K”字头军用牌照，还有数码1和8。
一位环卫工人也反映：案发当天凌晨3点多，有一辆白色小汽车在博物馆被盗现场附近。
后经调查，附近几个部队这天没有汽车到过此处。
10月26日，前往武汉调查的公安人员返回开封报告调查结果：9月1日至7日，住在开封博物馆对面东京大饭店里的武汉铁路职工唐国强、陈纳德、李军的身份证号是假号，而且武汉铁路分局职工中也没有这几个人。
担任记录的“9·18”专案指挥部材料内勤王星飞听到唐国强、陈纳德、李军等人的名字时，突然愣了一下：这么耳熟！
别人吃饭时，王星飞坐在指挥部里苦思冥想。他翻开近几个月的案卷和报案材料，发现8月5日，开封市机电公司在郑州市金桥宾馆举办汽车展销会时，曾被盗过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重点怀疑对象就是唐国强、李军等4人。当时他们驾驶着一辆挂有军队牌照的轿车。
王星飞陷入沉思：“8·5”汽车被盗案中的唐国强、李军，是不是“9·18”发案之前在开封东京饭店住宿的唐国强、李军？案发时博物馆外停放的白色桑塔纳会不会是“8·5”汽车被盗案中的赃车？
更引起王星飞注意的是：两处都出现过军车牌照。
王星飞经过反复考虑，他当晚写出一个书面报告，指挥部连夜派出侦察员赶往郑州，调查“8·5”盗车案中涉嫌的唐国强、李军等4人。
调查得知：唐国强、李军等4人在汽车被盗前一天住在金桥宾馆，他们4人在金桥宾馆停车登记的车牌号为“K43—1008”。
指挥部经请示省公安厅批准：将开封“9·18”文物案和郑州“8·5”盗车案并案侦查。公安人员很快查清“K43—1008”是空军某部队的车牌，早已丢失。
线索又断了。
侦破工作陷入了困境，但公安人员另辟蹊径。他们从各种线索中分析出，罪犯踪迹经常出现在武汉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段内。搜索网再次拉开。
12月1日上午，28岁的王伟和同是侦察员的妻子李静萍正在街头注意着有无罪犯的踪影，一辆白色桑塔纳从他们身旁急速驶过，他们立即注意到车牌是“K43—1008”。
夫妻俩跟踪至武汉海关门前时，王伟举起事先备好的照相机将车上乘坐的4人拍下。经辨认，照片上的司机就是化名唐国强的人。
武汉市公安局当即调集干警，控制住武汉三镇所有的路口。
12月2日上午，武汉市小东门岗的交通民警拦截下这辆轿车，狡猾的案犯发现不好，当即逃之夭夭。
经与“8·5”盗车案失主核对，交通民警扣下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与被盗车相吻合。
3天后，公安人员了解到一个名叫杨长明的本地人，多次打听公安局为什么扣车。
“9·18”指挥部得到信息后，立即命令武汉工作组传唤其人。
与此同时，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支持协助下，公安人员以涉嫌盗车为由，依法对杨长明的住处进行搜查，结果“9·18”案件被盗的其中5件文物被查获。
在庄严的法律面前，杨长明交待了开封“9·18”文物被盗案系刘农军、刘进、文西山和李军4人所为。其中，刘农军化名陈纳德，刘进化名唐国强，文西山化名林彬。
1月20日，刘农军、刘进、文西山、和李军这4名主犯全部落入法网。开封市公安局十分艰辛而又十分成功地侦破了此案，大快人心。
1994年11月，广东警方在茂西一带扫毒战中，一举侦破了以何剑雄、王春梅、黄斌、陈孔才、郑聪等为首的特大贩毒集团，扫荡6个吸毒窝点，抓获60余名吸、贩毒人员，缴获海洛因230多克，影碟机、录像机、镭射唱碟机各一台，两台25时彩电31盘黄色影碟，5辆摩托车及汽油发电机等赃物一大宗。
警方查明，这是一个由汽车运输职工、个体老板、商贩及无业人员纠合成的松散型团伙。这个团伙最早是十几个人聚在一起看黄色淫秽影碟、赌博、流氓鬼混寻求刺激。后来，何剑雄、王春梅夫妇从广州弄来海洛因让大家“过把瘾”，开始滚雪球式地发展起来。
何剑雄先后从广州8次贩回690余克海洛因，发展了60多个“瘾君子”。没钱买毒品时，男的就去偷盗、抢劫，女的就去卖淫，弄来钱再吸毒、赌博、嫖娼淫乱，成为一个集黄、赌、毒于一体的“黑色大染缸”。
后来，何剑雄等人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律之剑再次显示出它的正义与威力。
在打黑期间，公安部门还有力地打击了一些向中国渗透的境外黑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经济飞速发展，广东成为繁华富裕之地，境外的黑社会开始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广东。
早在80年代初，广东警方就按照公安部的指示精神，系统开展了反境外黑社会渗透斗争。
1982年9月，深圳市政府最早发布了《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通告》，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蠢蠢欲动的黑社会发出的严正警告。广东警方针对境外黑社会纷纷向沿海城市渗透的特点，调集精干力量相继在深圳、珠海、惠州等沿海城市专门设立了“反黑”机构，先后破获取缔了一批黑社会组织。
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一直是境外黑社会组织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渗透谋取的大舞台。
90年代初，中央确定加快浦东开发后，警方发现：许多境外黑社会头目都以各种名义纷纷潜到上海，甚至有些组织筹备把总部迁到上海，企图通过在上海立足生根，作为控制华东乃至全国的基地。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听取市公安局汇报后，明确指示：
一是不能让境外黑社会渗透和有组织犯罪在上海立足生根；二是上海不能成为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成员的避风港，决不允许黑社会在上海发展组织；三是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坚决把黑社会渗透和有组织犯罪解决在萌芽状态！
上海警方很快建立起一支“反黑”侦察队伍，一举破获了“张飞案”和台湾“四海帮”阴谋将总部迁往上海的重案，抓获了一批境外黑帮骨干，打出了“反黑”声威。
此后，上海警方针对境外黑社会组织采取多种手段向上海渗透作乱的实际，采取反黑侦察队伍打头阵，各种力量协作配合、多种手段一齐上的措施，持续不断地开展了“五反”大“扫黑”，沉重地打击了境外的黑社会组织。
每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灭亡，都浸透着执法干警的心血汗水。警方侦察剿灭每一伙恶魔的战斗，都是血与火的生死较量。一个战斗在第一线的警察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缉黑，就是打仗！”
1992年5月，云南省警方根据公安部的部署要求，集中优势警力展开一场“扫毒战”，在破获的一批贩毒案件中，有两宗大案可谓建国以来的“中国之最”：泰国黑社会“同盟军”首领杨茂安、杨克强父子，事先同香港毒枭订立购运海洛因合同后，将220件147公斤海洛因密封在“丰田”轿车夹层中。
杨氏父子在曼谷遥控指挥，他们的亲信从云南临沧地区边关入境，直赴广州，与香港毒枭派来的接应人交货，然后再公开到香港结算。
尽管曼谷和香港两大毒枭自以为他们制定的过境绕道运转的计划万无一失，终究还是半途被中国警方查获，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年8月，邻近云南勐海县的境外黑社会“掸邦东部同盟军”同香港贩毒集团在缅甸订立购货合同后，专门派出一个参谋长级的毒枭，组织一批精英，分散携带168公斤海洛因，他们从勐海县边境过关，奔赴深圳某宾馆交货。
很快，在曼谷进行遥控指挥的黑社会总部发觉入境人员已经走漏风声，他们顿觉不妙，急忙命令香港派出已到深圳的接货人撤退。
滇、粤警方联合侦查组反应快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提前动手，公安干警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包围了深圳宾馆，将已溜到宾馆门口急急外逃的一伙接货的毒贩全部活捉。
经过这次扫黑斗争，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被强有力地遏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平稳、安定的社会治安局面。
有人在文章 中这样写道：
我居住的邵阳地处湖南南部，以经济落后、民风彪悍著称。治安环境多次名震全国及三湘。
90年代初，湖南邵阳曾是一个黑社会势力肆虐的重灾区。仅1990年邵阳警方就破获各类黑势力犯罪团伙1110个，抓捕骨干成员3963人，除赫赫有名的“寒血党”、“中国枭雄会”外，还有令邵阳百姓胆寒的炭黑场何操平团伙，塔北路周文奇团伙，东大路粟志固团伙，三八亭杨国强团伙，莴家园岳红旗团伙，工业街曾夏季团伙……
这些团伙少则10多人，多则数十人，多是劣迹斑斑的亡命之徒。他们心毒手辣，为所欲为，经常成群结队，携带火铳屠刀或枪支弹药，身着盔甲，招摇过市。所到之处，白看白坐、白吃白喝、白拿白要，偷扒抢劫、嫖赌拐骗、污辱妇女不算，相互之间还动辄刀枪相见，大开杀戒，不仅自相残杀，而且伤及无辜，搅得整个邵阳鸡犬不宁，人人自危。
即以黑势力团伙使用的凶器而言，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匕首、火铳、杀猪刀、伸缩式长矛、左轮手枪、五四式手枪、小口径步枪、剧毒麻醉枪、电击枪、电警棍、手榴弹、各种口径的土炮、护身盔甲……
那时我尚在外省读大学，我并不熟悉邵阳，但我清楚的记得我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大图书馆里看到了一篇名叫“邵阳反黑战”的报告文学，自卑感很深。因为我虽不是邵阳人，但毕竟来自湖南。
记得有一次在大学校门口买一张《南风周末》，卖报的老头得知我来自湖南，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心里不是滋味。
90年代中期，我来到邵阳，当时治安环境大有好转，大规模的扫荡使那些“土匪”销声匿迹……
第13章 打黑除恶铸英雄警魂
在辽宁，王立军被当地老百姓赞为中国最棒的警察，被称做“王青天”。他是中国170万警察队伍中获得荣誉最多的人，他也是少数几个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之一。
王立军似乎天生就是一块当警察的料子：魁梧、机智、剽悍。作为蒙古族人，他从小在辽阔的草原上长大，受训于内蒙古少年拳击队。参警后，他又在警官大学专修过拳击、柔道和散打，练就了一身好功夫。那些不法之徒一听到王立军的名字便闻风丧胆。
1991年3月，王立军奉命调往占铁法市大明镇任派出所所长。他上任第一天，就把人高马大的流氓恶棍“高肥子”摔出去几米远。让在场群众惊叹不已。
第二天，王立军率领民警深入居民区，召开群众会议，征求意见，发放检举揭发信。
到第四天，派出所辖区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名单也一一列入王立军的脑海中。
当晚，王立军披挂上阵，带领全所干警连续奋战8个昼夜，行程3000余里，打掉了19个抢劫、盗窃、流氓等犯罪团伙，抓获各类违法人员104名。
民警们英勇无畏的行为，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和信赖。
1991年，王立军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2年，王立军又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
1993年，王立军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以后，面对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且气焰十分嚣张的犯罪集团，他不畏强暴，敢于碰硬，带领民警经过两个多月专项治理，最终将4名团伙头目和60多名骨干分子缉拿归案，将270多名团伙成员绳之以法。并查出与黑社会有勾结，充当保护伞的59名党政干部、政法干警，分别给予刑事、行政处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在铁岭市，一伙流氓势力团伙，自恃受过特殊体育技能训练以及持有长短枪支、刀械、汽车的打手，划区割据，互相倾轧，横行市里，鱼肉企业和百姓。
他们一方面利用金钱、美女将一部分干部拉下水，在政法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另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上干尽杀人、抢劫、盗窃、绑架人质、聚众斗殴、强奸妇女、敲诈勒索、吸毒贩毒、私藏倒卖枪支等犯罪勾当，人们谈之色变。一些企业家、个体户在受到敲诈时不得不以各类钱物乃至小轿车、摩托车、楼房相送，稍有不从，其人身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些人曾将抢劫来的汽车装上警灯，自己穿上警服，在市内横行霸道，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王立军临危受命，在公安局局长陈泰宝的领导下，出任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从9月19日至10月19日，把包括全国摔跤冠军、优秀武术教练何晶在内的30余名案犯一举擒获。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关系网及重金诱惑，王立军和干警们没有低头，捍卫了人民警察的尊严。面对团伙爪牙在电话里的恐吓，王立军斩钉截铁地斥责：我王立军从当警察那天起，就没把自个百八十斤当回事！但你要让我抓住，我肯定要干掉你！
在经历了犯罪分子多次疯狂的报复后，王立军和战友们越战越勇。在几个月内，他们共取证几百人次，抓捕团伙骨干成员70多人，缴获枪支30余支，赃款赃物总计100多万元，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王立军的凛凛威风和虎胆雄风，令一个个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抱头鼠窜。
王立军是赫赫有名的打黑英雄，掀开了打黑司法实践的历史。在他刚刚从警不久，就在辽宁铁法市以扫荡黑恶势力而大振警威；他在辽宁铁岭市的公安局任职时，一举打掉了称霸一方的黑社会团伙；辽宁盘锦他临危授命，追查盘锦枪案，同时将当地4个黑社会团伙一网打尽，首开异地打黑先河。
王立军自从穿上警服以后，他先后有800多名罪犯被他送上了刑场，把多名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公安民警一一查办。
在打黑过程中，像王立军这样的打黑英雄，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打黑”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一个警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月亮又升起来了，北京很想静静地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我是第几次被公安部抽调工作，已记不清了，公安部不灭的灯光照亮了我慢慢爬上额头的鬓霜，璀璨的银河，闪烁着繁星，将思绪牵向远方。
我的一名年轻的战友，在连续工作了10多个昼夜后领导命令他回家休息，他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让妈妈给他熬最爱喝的小米粥。可就在这个时候，队里接到了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命令，他又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他和妈妈的诀别，他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
噩耗传来的时候，老母亲正在为儿子热那锅已经热了好几次的小米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老人家的心碎了。
从那儿以后，老人像着魔一样，每天都要端一碗小米粥，放在儿子的遗像前，然后坐在那里默默地等。
好心的邻居经常劝她：“您的儿子真的牺牲了，回不来了，别等了。”
老人家流着泪说：“我知道儿子没了，他做得对，我不后悔，可我总觉得他没有死，还会回来，甚至在梦里都听到儿子喊我：妈妈，妈妈，我饿呀，我想喝小米粥。”
这个警察在文章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就是为了母亲不再等待，孩子不再害怕，我们才拿起钢枪，无怨无悔地战斗最危险的战线上。
这个年轻的警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回顾起他刚开始当上警察时的情景。他这样写道：
当我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出校门，穿上了这身象征着和平与正义的警服，面对警徽，庄严举起右手宣誓时，人民警察这个光荣的称号就成为我心目中最神圣的坐标。
曾几何时，黑社会给我们的印象，还只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在周润发和马龙白兰度的演技里。黑色大氅，冷酷眼神，利落动作，火爆场面，是一些极具吸引力的好看镜头。
不知自何时起，黑社会又悄然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这时我们发现，银幕里的审美，落脚到现实，顿成恐怖和惊悸。杀戮、流血、贩毒、豪赌，善良的人们无法不胆战心惊。
当这个年轻人发现警察的真实生活并非像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样美好与浪漫，而是充满了鲜血与凶险时，他并没有在危险和困难面前退缩。他勇敢地拿起钢枪，和战友们一起在打黑第一线英勇而顽强地战斗着。
后来，这个警察亲眼看到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当警察的初衷。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
第14章 江苏农民自费打黑
打黑通常是政府的事，但是，江苏农民王生志不这样认为，他私人拿钱甚至举债，持续10年打黑。
从1991年到2002年，王生志打黑10年，协助连云港公安局破案70多起。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每次随犯罪团伙被抓，然后再被公安机关释放。
王生志是为弟弟走上扫黑的道路的。
1992年春节，王生志弃学回家的弟弟和几个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在家打牌赌钱一直到晚上，大家就凑在一起闲聊。一个江苏沭阳县人对王生志的弟弟说，江苏东海县最近来了一批假钞，有个叫赵宜春的可以搞到一些，你要不要？
王生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要把弟弟往大牢里送吗？
为了一探究竟，趁弟弟到北京的姐姐家玩的时候，王生志独自一人来到东海县，找到了赵宜春。赵让他找一个叫吴义民的人，吴义民却让他到山东平邑县涝荒村找一个叫李京坤的。
去还是不去？王生志足足犹豫了3天，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山东。
王生志在山东找到李京坤，李京坤要王生志帮忙销一些鸦片。
考虑到无法替李京坤销售鸦片，王生志只好返回连云港。
查假钞，居然查到了毒品，这着实让王生志吃惊不小。
接下来的一年里，王生志自费到过山东6次，第七次到李家时，王生志担心出事，便给国家公安部写了一封举报信。
王生志回忆说，那一次害怕得要命。为了保持警惕，每到下午他就拼命喝水，睡觉时就可以被尿憋醒。就这样，他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3天，李京坤总算领着王生志看了他们造假钞的纸张，并给了他两张面额分别为100元和50元的假钞。
当天晚上，王生志揣着这些证据和仅有的50元钱，取道滕州，赶往北京，来到国家公安部。
之后，山东警方端了那个制造假钞的老窝，抓获了30多人。
从此，王生志打黑一发不可收，从1992年到1994年，王生志都一直在忙着打黑。
王生志后来回忆说：
当然我不是进入黑道，而是打击他们，影响那些出入黑道的人，扭转他们的命运，摸清他们的犯罪规律，自己还必须清清白白。
王生志破了多起假钞案，却没动过什么歪念头，按他的说法，要这么做的话，早就可以在上海买大洋房了。
打黑没给王生志带来什么好处，倒是让他赔进了不少钱。为了多摸些情况，王生志经常自掏腰包招待那些“黑道”上的人，事后却找不到地方报销。就这样，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他就找人借，背上了外债。王生志没有止步，还是不断为打黑花钱。
有一次，为了稳住一个盗车集团，他卖掉了妻子陈燕的陪嫁自行车，后来又卖掉了手扶拖拉机。还有一次，为了解救17名被拐妇女，他又借了2000元。
有一次，王生志打黑竟然打到了自己弟弟的身上。
2000年，他的弟弟非法集资，骗取了35万元，王生志知道这事后，就帮受害人调查取证，并在法庭上为受害者作证。在有力的证据面前，弟弟不得不承认事实，交出了集资款。
有一回，王生志在街上听到一个人用“黑话”嚷嚷着，意思是要纠集人来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和凶杀，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通知公安局，前后打了4次，花了1·6元，而当时他身上只有两块钱。
王生志十分激动地说：“我眼里就是容不下坏事、脏事，一看见有人做坏事，我就有一种压制不住的冲动要去制止他们，这就跟有些人有洁癖一样。”说这话的时候，王生志捏了捏拳头。
王生志现在工作的沪西，和他的家乡一样，也是城乡结合部，比较混乱。
来的第一天，王生志就想出去“转转”，结果被朋友劝住了。
两三个月下来，王生志说，现在已经基本摸透了这一带卖黄碟小贩的情况，在上海的“打黑”可能会从这一步开始。
王生志动情地说：“我对政府始终有感激之情，我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5个艰难度日，当时，我们的生活完全靠政府救济。”
王生志在上海了开始“打黑”的新旅程。
王生志的“打黑”行动充分说明，人民群众对于黑社会的非法行为十分痛恨，任何从事非法行为的黑社会成员都难逃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