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搬迁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搬迁规划。
会议提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应付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对搬迁项目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建设,有的还要进洞。会议确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搬迁的项目。会议还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年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4年,东部沿海许多重要工厂都动手迁建工厂,大部分工厂都停产准备搬迁。1964年内共迁建29个项目,9700多人。其中,迁入四川境内的就达到14个项目,大都是迁到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远郊地区,只有少数的工厂迁到成都、重庆市区。这些迁入的工厂,大多利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3年调整时期停产工厂的厂房组织生产,有的并入了同行业的工厂。
针对新建和迁建项目大多在农村的情况,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针对新建和迁建项目,提出了“四不三要”的原则,即建厂要注意不占或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非生产性建筑。以及要支持农业用水,要支援农业用电,要支持农民养猪、积肥,一定要与农民搞好关系,并帮助当地农业生产。
搬迁工厂确立了新的厂址和接收单位后,西南局三线建委统一规定迁建项目何时迁入,何时生产等工作。
西南局三线建委强调要确保国家关键项目的先期迁入和建设,注意综合平衡,要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重点项目,实行投产一批,再上一批的方法。因此,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分别轻重缓急,进行项目排除,将重点的,有条件的项目,列为“歼灭战”的项目。
在第一次排队中,确定1965年列入48个项目作为“歼灭战”对象。这些项目主要有:西南金属材料厂、重钢中板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陵川机械厂、平山机械厂、新都机械厂等15个重要收尾项目。
实践结果,这48个“歼灭战”项目,1965年全部建成投产和具备投产条件的有30个,完成年度计划的有12个。此前没有列入“歼灭战”项目的明光仪器厂也于当年建成投产,总计43个项目。确定1966年确定打“歼灭战”的项目共56个,也基本上完成了计划任务。
在搬迁开始时的1964年10月29日,上海动力机械制造厂正式确定搬迁四川,并改名为浦陵机器厂。
该厂是上海生产小型汽油发动机的一个小厂,仅有职工416人,设备350台。
这个厂仅用了40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土建工程。在搬迁设备时,全部采取先绘制安装平面图,再给机器部件编号,一运到新的厂址,立即对号入座。256台设备的搬迁,从拆卸、运输到全部安装完毕,仅用了18天时间。整个迁建工作,自土建开工到全面投产,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投产当月就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产品质量达到了上海的水平。原计划投资140万元,实际只用了107万元。
在迁建过程中,浦陵厂十分注意处理好建设工业与帮助发展当地农业的关系。
根据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提出的“四不三要”的原则,建厂时未拆一间民房,未搬一户农民。工厂还在不断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适当加大蓄水池、变电站的容量。帮助附近农村的两个生产大队解决了用电、用水的问题,可灌溉稻田400多亩。除机电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用电外,还帮助附近20多个农户安装了电灯,支持了农业生产,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
对此,彭德怀说:
如果我们三线建设的其他工厂,也能像浦陵机器厂这样精心组织建设、生产,就会大大加快三线建设的速度,毛主席就会放心地睡好觉了。
经过蒲陵机器厂的试点,国家建委总结出以下经验。
一是建厂要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坚持学习延安精神,学习大庆经验,勤俭节约。
二是依靠地方力量搞“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场地。
三是要取得一线地区搬迁单位的紧密配合,做好调迁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是实行边设计边施工,建好一个车间,随即迁来设备组织安装。
1965年9月,中央西南局、五机部、中共重庆市委在明光仪器厂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厂贯彻工农结合、加速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经验。
这个厂在重庆市委和川东片区及广安县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非常快,是三线建设初期有名的“四个当年”,即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竣工投产、当年出产品的典型。
这个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建设单位把支援农业列为建厂任务之一,当地农村根据农活忙闲的不同情况,统一安排参加农业和工厂建设的劳力,同时采取技工带民工的办法,发动和组织农民积极参与三线建设,既密切了农民与工厂的关系,又大加快了建厂进度。同时,也为工厂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省市各动员了百余辆汽车,组成5个运输队进西南三线工地支援建设,执行长途物资运输任务。这5个运输队1965年秋季陆续到位,由交通部在成都的第四工程管理局统一管理。首先组织支援渡口市工地建设。
1966年8月,在西南三线进行了工改兵试点。程子华召开了改兵单位和国家建委负责干部参加的专门会议。由军委命令,将建工部在重庆和水电部和在映秀水电站执行任务的两个公司归军队接收并改编成相当师级的两个支队。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四川的一些建设项目中,除了一些大的骨干项目是新建或改建、扩建以外,主要是从沿海和一些大城市中全部或一分为二地迁入四川新址的一些重要工厂、科研单位以及医院、学校等建设项目。
东部沿海重要工业大量迁入三线地区,大大地壮大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实力,迅速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且通过“三老带三新”,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老厂包建新厂或进行技术支援等全新的方式,大大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
从1965年到1967年,国家大量增加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的投资,特别把四川作为重点投资对象。
在这3年时间里,国家对四川的建设投资总额达到71.15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就达到了66.7亿元,占总额的93.7%,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的14%。比1958年到1964年7年国家在四川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家安排在四川的国防、冶金、机械、化工、煤炭、电力、建材、轻纺等工业的建设项目共有200多个。其中多数属于国防工业的项目,或者是与国防工业配套,为国防项目服务的。
头3年安排这些项目,大多数分布在四川的内地,主要是沿成渝、宝成、川黔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
据统计,1964年和1965年,从沿海和东北地区迁入四川的工厂和事业单位就有90多个,内迁职工包括科技人员达到3.7万人,设备达到5000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