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心理是成功的标志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
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
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
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
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象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
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
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
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
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他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他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
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
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
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
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决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
三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烦燥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烦燥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并没有认为恶梦的生活不太愉快。不过，相对来说，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分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后来在几次访谈后发现，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是极不寻常的。
然而，她的报告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以前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如果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她就会匆忙地从浴场中逃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确实有吸引力；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常常使她为难。
尽管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很少有什么畏惧的表现，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不过，摆脱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很难根除。
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或一个更不安全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更强的人。
和我们已经说明的保守倾向并列的倾向，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
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分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
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挠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
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
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水平这一变量。个体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也有强、中、弱的不同。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意。
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各种似人灵长目动物中，支配的现象处处都可以见到，但它在每一种类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品质。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高自尊品质，我们将其中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强权。
一个有高度自尊、却缺乏安全感的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比较软弱的人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一人有很高自尊心又是安全型的人，他会以爱、合作和友善的方式表现这一自信的力量，两种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他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自尊。
在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有许多方式来使不安全感付诸于表现。例如，如果他的自尊心低，他可能带有隐居和退避的品质；如果他的自尊心高，它或许带有敌对、攻击和招人讨厌的品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
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通过学习发展智能
智能，是指一个人智力和能力的总和。在学习中，掌握知识是学习的较低阶段，而提高智能则是学习的较高阶段。任何人要发展自己的智力和能力，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无知必然无能，这是一条真理。但是，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并不等于有了较高的智能。如果一个人让自己的头脑成为一座单纯的知识仓库而不注意在理解、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自觉培养智能，反过来还会降低获得知识的速度和使用知识的效率。所以，学习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提高智能水平。
发展智能应该遵循一些共同性的原则，这些共同性的原则大致可以作如下几方面的概括：
一是打好知识基础。
知识虽然不能代替智能，但却是人们发展智能的重要条件。学习知识，首先要注意知识的深度。只有进入到知识宝库的深处，才能弄清楚一门知识的内部结构和来龙去脉，才有利于我们去思考，去想象，去创造。其次要注意知识的广度。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大量兴起，在各种专门知识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一个人知识面过分狭窄，就会大大限制智能的发展。如果在深入钻研本专业的同时，广泛涉猎邻近学科的知识，就可以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受多方面的启发，有效地提高智能水平。再次要把知识学活。在我们所具有的知识中，只有那些真正理解消化了的知识，才能转为智能，而死记硬背的知识，除了可以炫耀以外，没有更多的用处。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要力求扩大活知识的比重，并且不断地去把死知识“救活”。
二是提高哲学素养。
自古以来，哲学就被誉为“聪明学”、“慧学”。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灵魂。”他还指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有些人认为，哲学仅仅同政治心想有关，与专业、智能是无缘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不论是学习哪一门专业的人，他的行动总不可能不接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也就摆脱不了某种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有些人是盲目地接受错误哲学思想的支配，有些人是自觉接受正确哲学思想的支配。德国哲学家肖莱马，日本物理学家饭田昌一，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与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分不开。提高哲学素养，是加速发展智能的一条捷径。因为，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三是寻求个人的最佳智能结构。
智能结构有共性也有个性。最佳结构必定因人而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知识根基深厚，恩格斯则对阶级斗争状况和自然科学十分精通，而他们两人在共同的理论著作和革命实践中通过互相补充，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这说明，前人的或他人的最佳结构可以借鉴，但决不可以照搬照抄。模仿别人始终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不能有所创新；相反，别人没有的，你却拥有，就有了独一无二的可贵。在知识的构成上有一定的个性，可以形成自己的知识风格。因此，要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寻找最佳智能结构，就必须深刻认识自己，认识环境，认识目标，使三者有机的统一，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设计。
四是锤炼心理品质。
一般认为，成为人才的人非有超常智力不可。但是，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出类拔萃的名家年轻时并没有非凡的智力，后来却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有一点上都非常相似：兴趣广泛、意志超群、无所畏惧。可见，人才的成功与失败，并不单凭智力水平，还要看心理品质。具有优良心理品质的人，主观上坚持不懈地努力，以弥补智力上的不足，却恰恰更能够锻炼成才。心理品质，一般包括性格、兴趣、动机、意志、情感等方面的内容。
提高注意力才能更有效地学习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对感官的刺激纷至沓来，使我们目不暇接、耳不暇听。这就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妨碍大脑皮层优势兴奋中心的形成和稳定，从而影响我们的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清楚地、深入地认识，在学习中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善于调控自己的注意，使它能够根据我们的需要而有一定的指向性、集中性和稳定性。这种调控注意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注意力。怎样才能提高注意力呢？
首先，要随时明确注意的目的。
注意有两种：一种是无意注意，即自然产生的、不需要做主观上的努力的无目的的注意，例如，强烈的音响变幻的灯光。新鲜的环境等都自然而然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不需要主观上的努力指向与集中。另一种是有意注意，即主动的、需要作主观上的努力的有目的注意。有意注意是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它使人能够从众多的外界刺激中选择有意义、有价值的注意对象，并对其实现注意的指向、集中与保持，从而达到预期的认识目标与行动目标，上课听讲和看书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们要努力增强注意的目的性；通过语言信号系统自我下达注意任务，训练自己善于把感觉和思维调遣、集中到当前目标上来的能力。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了钻研哥德巴赫猜想，达到了如醉如痴、忘情忘我的程度。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有时疾病已折磨得他不省人事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这就是因为“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之上”。明确的目标使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皮层中形成了单一的、稳定的优势兴奋中心，生活中的其他刺激在感官、神经和大脑中的反映都被抑制了、淡化了，以至于达到了对其他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程度。
其次，要努力培养对注意对象的兴趣。
饶有趣味的事物，会引起我们情不自禁的注意。例如：悠扬悦耳的音乐，色香味形俱佳的菜肴，华美的衣着，姣好的容貌等等，很容易吸引人们去顾盼或倾听。但是，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一些自己原本不感兴趣而又必须做的事。这时，我们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事情上来。但要长时期地迫使自己注意枯燥无味的事物是很困难的，这种有意注意难于稳定、持续，因此，要设法唤起自己对必须注意的对象的兴趣。陶渊明在《饮酒》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为什么他能对喧闹纷争的社会环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就是因为他鄙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对官场、仕途事无兴趣，宁愿归隐田园。而在躬耕之中，他对“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的田园生活之美、大自然之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在初学某种知识的时候，可能会由于对这种知识的陌生而感到枯涩艰深，但只要坚持学下去、钻进去，我们就会逐渐品尝到发现的喜悦，体验到探求的乐趣，于是兴趣渐浓，注意力的集中就不再费劲，原来迫使自己进行的有意注意就渐渐转化为乐此不疲的无意注意。
最后，要有意识地经常进行调控注意能力的训练。
我们可以经常提醒自己集中精力注意某一事物，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力求在大脑中只形成一个兴奋中心。过一会儿，再把自己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别的事物上，而置原来的注意对象于不顾。经常这样练习，就会提高自己调控注意的能力。毛泽东年轻时为了培养自己的注意力，常特意到闹市中去读书，要求自己做到身处闹市而不闻喧闹之声，专心致志于书本。这就是一种提高注意力的有效训练。常常练习，就会使自己的注意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集中，又能根据需要有目的地、及时地转移。
魏格纳说得好：“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一切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地去学一门，就要把它学好。”注意的集中与稳定是深入认识客观事物、提高学习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高自调控注意的能力。
不停顿地使锥子往前钻进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的西蒙教授曾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对于一个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他只要真正肯下功夫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掌握任何一门学问。”西蒙立论所依据的心理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可以记忆一个信息，心理学把这样一个信息称为“块”，估计每一门学问所包括的信息量大约是五万块，如果一分钟能记忆一“块”，那么五万块大约需要一千个小时，以每星期学习四十小时计算，要掌握一门学问大约需要用六个月。
为了形象地说明，我们把这种学习方法比做一把锥子。知识的专一性象锥尖，精力的集中好比是锥子的作用力，时间的连续性好比是不停顿地使锥子往前钻进。这种学习方法所支配的学艺活动，呈现出一种尖锐猛烈、持续不断的态势。
这就好比烧一壶开水，如果断断续续地烧，一万斤柴也烧不开；如果连续烧，十斤柴就够用了。
“锥型学习”需精力高度集中。频繁地使用大脑，会不会追成精力衰竭呢？研究表明，人脑潜力是很大的，据称人的大脑是由一百五十亿个神经元组成的，每个神经元可以接受数千种不愿的信息；人脑的功能相当于一台这样的电子计算机，它可以贮存相当于一个人读了三百万年书所接受的信息量。以记忆力而言，据有关资料介绍，假定十八至三十五岁的记忆力为一百，三十至六十岁为九十五，六十至八十五岁平均八十五至八十。过了三十岁后，记忆力量开始衰退，但每年还不到百分之一，虽然记忆力减退，但由于理解力的加深和经验的增多弥补了这个缺陷。
假定一个人的知识是一百，那么他的有效知识的百分比是多少呢？他实际需要的知识就是他的有效知识，人的知识面总是大于实际需用的知识，现代人的有效知识大约相当于他总知识的百分之十。也不妨用电子计算机对学校的教材进行计算，看教材中有多少是现代科技成果所需要的知识？然后再按有效知识进行计算，看教材中有多少是现代科技成果所需要的知识？然后再按有效知识进行教学活动。学习者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应从本职工作出发按创造目标的需要学习知识，这样学习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象锥子一样，照准一个眼深钻下去你就会取得清澈的泉水。传统的学习是把砂子和铁砂混在一起来找铁砂，而采用创造性学习法，则要直接得多，是从砂子中吸铁砂。
现代的学习者，你没有必要把一切都往脑子里塞，学习锥子，向时代的深度进军，任何浪潮对你造成的压力不过只是向自由活动的空间挺进。
“螺旋上升”式学习法
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获得知识呢？是步步为营的金字塔式，还是孤军深入的电线杆式？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学习方法已经在此时撞击着人们的神经，它在悄悄告诉我们：现代学习的一种决窍，就在螺旋上升中前进。
所谓螺旋上升的学习法，就是用一系列的循环知识单元，来代替平铺直叙的知识积累和阐述。每一循环都比上一个循环更高一层，更进一步。与“金字塔”式的学习方法相比，它能够更迅速地理解和获得知识。与“电线杆”式的学习方法相比，它能更广泛地了解所学内容的全貌。这种“螺旋上升”式学习，可以说具有“格式塔”的特征。“格式塔”指的是把许多现象综合为功能单元的一种系统。通俗地说，是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一种循环。后一循环需要前一循环为基础，而又比前一循环更深、更高。而且后一循环的学习，又使前一循环得到丰富的补充。
“螺旋上升”式学习法，以学习者所感兴趣，或想研究的内容为目标。起点可以是某个基本概念、某个公式、某个实验现象、某个疑难问题，甚至可以是自己的某种设想。从这个起点出发，围绕着中心内容，学习、掌握与中心内容有直接关联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那些与中心内容有联系，但并不直接影响的有关知识。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使基本概念得到掌握，公式得到理解和运用，实验现象得到分析，疑难问题得到解释，设想得到丰富和完善。同时还了解与所学内容有关的知识领域，领略了所学知识的概貌。在这一循环的学习中，又会遇到新的概念、新的问题，再以此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循环，进一步学习，进一步开拓视野。同时，为了解决起点所提出的课题，需要认真地钻研、理解、掌握；需要我们去查找书籍、寻求解答根据、说明材料，这不仅仅是掌握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扎实钻研作风的过程，同时还是训练快速查阅书刊文献，有效利用资料能力的过程。由此可说是“一箭三雕”。
“金字塔”式的学习，对于具有系统学习条件和充裕学习时间的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电线杆”式的学习，对于那些聪明颖慧、理解力强的人、也是可行的。那么，对于那些既无大学学习条件，又不具备超群智力的广大学习者，用勤奋和毅力，借助图书馆的书籍、资料，以“螺旋上升”式方法学习，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一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快速学习法
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信息如同洪水一样不断涌来。传统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根本无法对付新知识的洪流。几年前日本出现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快速学习法”，它能使人们以高于常法五倍的速度灵活、迅速地掌握新知识。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件难记的事情或二道难解的数学题，若是你有意识地向别人讲述几遍，就能大大地加深印象，易于记住或理出头绪。这是因为当你讲述的时候，为了说明它们，脑筋也紧张地活动，许多概念在“表现”它们的时候得到了强化，化为自己的东西。许多杂乱无章的“因子”在“表现”它们的时候，得到了整理，使它们条理化、清晰化了。“快速学习法”正是根据这个展开学习的。在用这种方法学习时，先不求完全的理解，也不去听别人的讲述，而是拿到教材后，直接根据书前的目录，动员自己所有的潜在知识（即以前学过的有关知识、概念等），进行一次“自我讲授”。讲完后才打开书本，进行第一次通读。通读时不记笔记，更不问人，只是在不甚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经过这次通读，第一次“自我讲授”的不足之处、谬误所在都会“跃然纸上”，使你体会颇深，受益匪浅。然后你就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编制出一张精炼适用的“目录一览表”，对照着它进行第二次自我讲授。这次的讲授要比第一次更完善、更丰富，许多模糊之处也会渐渐清晰起来，印象也大大加深。接着，又可以第二次通读教材，这次的通读所获得的感受、心得和体会便会象闪光的亮点一样永远记在心里。当你再进行第三次自我讲授时，就会更加顺利，发挥更加开阔……这样，经过了四到五个回合的自我讲授和通读、精读后，你就能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门新学问。
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
和人打交道时，你应该在认识论上安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和目标，尽管物理学的对象没有。无论是神的投射，还是人自身的投射，我们传统的科学都很明智地把意图的投射排除在物理宇宙的研究之外。
实际上，对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这种净化是必要的条件；对太阳系最好也作如此理解。意图的投射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对于充分的理解确实有害。
但研究人时，情况完全不同。人确实有意图和目标可以通过内省直接认识，也可以从行为方面加以研究，正如在似人动物中看到的一样。虽然这一简单的事实已从传统自然科学的模式中排除出去，却又自动地使传统科学的方法不那么适用于研究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科学没有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区分。
因此，传统科学不能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工具行为之间、在有效力和无效力、是和非、病态和健康之间进行辨别，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涉及手段行为在确实达到其目标方面的适宜性和效能。对于纯物理的或化学的系统来说，这样的考虑是生疏的，这些系统没有意图，因而不需要在好的和坏的工具行为之间进行鉴别。
由于一个事实——人的目的可以是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我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例如，他的行为可以是精神分析学者称之为“演出”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一个外部可辨认的目标的明显追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正”目标，而是一种象征的替代物，永远不可能满足渴求者的。
任何全面的科学心理学将不得不非常细致地探讨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并探讨所谓的“初级过程”认识和“次级过程”认识的关系。我们已经学会把知识看作是言语的、明白的、清楚的、理性的、合逻辑的、有结构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的、实用的。
在深层的人性面前，我们心理学家也学会要尊重不清楚的、潜言语的、心照不宣的、不能表述的、神秘的、古风的、象征的、诗意的、审美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对于一个人的说明不可能是完整的。但这些资料只存在人类中，而要得到它们特别的方法已证明是必需的。
着力打造优良的品格
现在，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这种心理学令人激动，并富于惊人的可能性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它是不能改变的，或是没有在改变。
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独有的，另一部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发明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种内部本性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必然邪恶的。
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等受挫后一种猛烈反应。
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不过，这些东西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行为。当然，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人的本性远远没有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在这里，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使它表现出来，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允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人。
假如这个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压抑，那么他就会得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却以微妙隐含的方式，有时得马上，有时得延后一段时间。动物的本能是强的、占压倒优势和清楚明白的，而人的这种内部本性却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受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它的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被它们制服。
尽管这种本性很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里它极少消失，甚至在患者那里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潜存着，总是迫切要求表现出来。
上述结论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结合起来。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除非它们不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外部危险来说，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说明一点，如果这些假定被证明是真理，那么它们就有指望成为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激发他的最大潜力。这也回答了许多关于人格前途的问题。作为人类的成员和独特的个体，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查明一个人真正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缺点，而且清楚地发现我们恰当成长的方向。除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榜样和理想。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抛弃了所有这些榜样和理想。圣徒、英雄、有教养的人、侠客、神秘主义者统统不算数了。
毫无疑问，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顺应良好的人。但顺应良好是非常苍白无力而又令人质疑的替代词。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为了恰当地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霍尼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簿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簿上。
从总体上看，最终的结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无价值的和讨人嫌的。通常神学家用麻痹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故犯的罪过。
这个观点只是对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绘做了增添和补充，并没有全盘否定它。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这个问题由两部分构成，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们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须提供心理健康这部分。或许这个健康的心理学，将为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样做当然要比询问“怎样才能不得病”会更加富有成效。
不过，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呢？自由发展最好的教育条件又是什么呢？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为了这种人的健康成才，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这种人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这同样也是实际情况。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健康。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无。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因而，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症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你是否设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在这样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对的。
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学校的书藉。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
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这种自罚不仅可以产生神经病，在这里同样可能重新恢复勇气、燃起正当的义愤和不断增长的自尊，从那以后就干起了正当的事情。简而言之，痛苦和冲突也可以达到成长和改进。
事实上，人们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面症状时是这样。疾病就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吗？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奥斯维茨和达乔集中营的那些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健康的吗？这些人是具有病态的良心，还是具有美好的、洁净的、正当的良心呢？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觉到冲突、苦难、压抑和愤怒吗？
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心理学家对于受欢迎的、顺应良好的行为、对于犯罪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谁会欣然接受这些呢？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受邻居势利小人的欢迎，不受地区俱乐部同伙们的欢迎，这样会更好些。这些行为对于什么事物顺应呢？在邪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专制的父母管制下，做一个顺应良好的奴隶、做一个服服贴贴的囚犯还有可能吗？甚至对于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现在也在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为什么他有过失呢？一般这是由于病态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于好的原因，这个男孩之所以会如此，可能仅仅是为了反抗掠夺、压制、怠慢、轻蔑和粗暴的对待。
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专制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显而易见的，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
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和精神病。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
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
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
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