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于山西文水的木材商家庭，她的父亲曾因帮助唐高祖李渊夺取天下有功，后被封为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官职。他四十七岁那年才有了武则天，而在武则天十二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她和她母亲杨氏在一起生活着。
武则天进宫之后很快便得到了唐太宗的喜爱。因为她不仅漂亮，而且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皇上还赐给她一个名字：武媚。她从此在宫中开始了她新的生活。
公元643年，唐太宗因年老多病，立长子李治为太子。此时武媚已经20岁了，出落得美貌多姿。
太子李治对武媚的美名早有耳闻，常常借看望父皇为借口，进宫和武媚接近。一来二去，武媚和李治眉来眼去，很快便暗暗好上了。
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称皇帝死去），太子李治登基做了皇帝，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按照惯例，皇帝死后，他的一般妃嫔都要打发出宫的，而武媚还没有生过孩子，被送到感业寺做了尼姑。
唐高宗即位后，对王皇后并不喜欢，而宠爱着萧淑妃。还经常暗中到感业寺和武媚幽会。终于有一天，这事被王皇后知道了，她将计就计，劝皇上把武媚公开接回宫中。她想借此打击一下她的另一个情敌萧淑妃。
但王皇后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武媚被接回宫后，被高宗封为昭仪。她利用各种机会讨皇上和皇后的欢心，并对周围的下人也极尽笼络的手段。她很快凭着自己的机灵，在宫中收买了一部分下人。虽然王皇后因此击败了她的情敌萧淑妃，却无形中又添了一个更强的对手。她想离间高宗和武昭仪的关系，却被机敏的武昭仪察觉了。武昭仪找了个机会，利用把自己亲生女儿掐死的狠毒方法，陷害王皇后，给了王皇后一个致命打击。王皇后后来被高宗废掉了，武昭仪被立为皇后。
当上皇后之后，武则天趁机重用支持过自己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接着唆使他们陷害反对自己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老臣。渐渐地，大臣们都倒向了她的一边，大权也渐渐落在武则天手里。而高宗因为身体不好，又得了风眩病，也就不再关心政事了。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李显即位，这便是唐中宗。但不久，李显也因惹恼母亲被废掉，接着李旦又做了皇帝，这便是唐睿宗。但武则天还是不称意，终于把李旦也废掉了，自己做了皇帝。公元690年，她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当时六十六岁，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女皇帝也是后来人称的“则天皇帝”。
在武则天时期，政局比较稳定，人才也都得到了合理的利用，人口增加了，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704年，武则天得了重病。此时的大权已渐渐旁落到她的宠臣张易之和张昌宗手里。大臣张柬之趁武则天重病的机会发动政变。他带着武士拥护着太子李显，在武则天住的长生殿杀死了张易之和张昌宗，然后逼迫武则天退位。最后，武则天没有办法，只得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李显。
李隆基
宫廷角逐夺权登极
唐玄宗（685~762），亦称唐明皇，名李隆基，女皇武则天嫡孙，睿宗李旦第三子，生于垂拱元年（685），其时正是武周天下，等待他的并不是名正言顺轻而易得的皇位，而是宫廷内部激荡多变的风风雨雨的磨炼。李隆基小时即有大志，在宫中常以“阿瞒”自诩，但并不为武氏家族看得起。7岁那年，他例行至朝堂举行祭祀仪式，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随从大声喝斥，李隆基立刻声色俱厉呵斥他说：“我们家的朝堂，关你什么事？敢威胁我的随从。”据说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后，便对他另眼相看了。第二年，李隆基封为临淄郡王。神龙元年（705），张柬之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这时李隆基曾一度兼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县）别驾。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操于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太子李崇俊等被杀，武三思等又起来兴风作浪，韦后又任用兄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建筑寺院道观，奴役人民。景龙四年（710），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韦后准备效法武则天做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还有相当的势力，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也在悄悄积蓄力量，身边已有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这是韦后专权的主要障碍，韦后决意将其置于死地。但李隆基绝非等闲之辈，他抢先动手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率御林军万骑抢先攻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昏懦的帝王，太平公主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李隆基对她的信任和尊重，大树私人势力，左右朝政。宰相7人，有4人是她的亲信，文武之臣，大半依附于她。她开始认为李隆基年轻，所以不以为意，后来，看到李隆基十分英武，对自己专权不利，于是便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李隆基。她造舆论说，现在的太子不是长子，当太子不合适，立了必有后忧，并且阴谋废李隆基的太子身份。李隆基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定。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即玄宗。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及重大军国行政却仍然由睿宗决定。这期间，玄宗与太平公主的关系极为紧张，各自在聚集力量准备发动政变。
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抢先下手，举领兵马杀太平公主及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吏尽被废逐。至此，动荡的局势才稳定下来，玄宗才获得了全部权力，当上了真正的皇帝。
文治武功开元盛世
李隆基亲政后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长期的宫廷政变，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吏泛滥。玄宗在开元三年（715）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注意任人唯贤，他所用的宰相，大都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姚崇，是有名的贤相，办事干练。入相前他曾向玄宗提了10项建议，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租税外不得接受馈赠，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玄宗样样应允，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方针。
当时，一些富户往往用出家当和尚的办法来逃避赋役，姚崇一次就查出1200多人，勒令还俗。又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抑制武、韦时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欺压百姓，他不讲情面，请玄宗批准，依法进行了惩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遮日，所落之处庄稼都被吃光了。先朝也曾遇到蝗灾，由于捕杀不力，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腾，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并由官府奖励治蝗。结果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尽管蝗灾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民心稳定。
宋璟继姚崇为宰相，也很注意选用人才，使官吏都能人尽其才。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他知道了，特地关照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岭南被看作是荒远的地方，那边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大官，由于其有才能，玄宗便任他做宰相。他建议选用人才要慎重，在吏部议论人才，态度极其公正。他执政时，已在开元后期，每见玄宗有什么过失，总是极力劝谏。
唐玄宗不但注意任用贤相，而且还重视对地方官员素质的培养。这与以前唐朝皇帝重京官、轻外任的作法不同。由于以前的地方吏治混乱，致使大多地方官员水平很差，而且贪污腐败，走后门的现象极为严重。因此，唐玄宗即位时，把新上任的县令200人，重新召集到大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谁知只有一人合格。唐玄宗气愤异常，将不及格者革职，让他们重新学习，连主考官也因此降了职。唐玄宗还建立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对他们的工作定期进行考察，按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其官职升降的标准。关于走后门的现象，唐玄宗直接下令，不准朝廷官员的子弟凭借家族关系当官，对于那些年少不懂事的朝官后代更是不准授予地方官职。
在封建社会，皇帝与皇亲国戚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因为在这一方面，对权力的欲望总是大大压过了亲情。历史上有多少的明君没有处理好这层关系，而导致弑父、弑兄的惨剧时有发生。
唐玄宗在这一方面则棋高一招，公私分明，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唐玄宗兄弟很多，在身边的就有五个，俗称“五王”。在位的皇帝最怕被人篡权，尤其怕自己的兄弟篡夺皇位，唐玄宗也不例外。但他却没有像别的皇帝那样，将自己的兄弟视为冤家对头而杀了他们。玄宗并不认为五王有篡位的野心，而是怕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他一方面不让兄弟们涉足政事，避免他们与京官过多来往，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加倍体贴，照顾入微，深厚的手足之情让人艳羡，有些事连普通人都是很难做的。这样唐玄宗和兄弟们的关系就很融洽。
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下级官员去贯彻执行，玄宗能注意用人，这是“开元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玄宗在位的前半期，不仅文治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武功也赫然可纪。在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公元696年，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众举兵反，并且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等12州也相继失守。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契丹贵族经常疯狂掠夺土地，残害北方人民。
至于玉门以西，长安三年（703），突厥奴隶主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乌质勒掌握14万武装，接着又向北庭都护府进攻，并强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这不仅破坏了国家统一，同时也堵塞了“丝绸之路”，使唐朝对外贸易一度中断。
在北方地区，唐初战胜突厥，统一了大漠南北，设置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此后，长城以北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局面。但是，到了七世纪末叶，唐朝北方门户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被突厥攻陷。从此，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公元683年，突厥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垂拱元年（685），唐政府把安北都护府临时置同城，一直到开元初。
从上述情况看，到玄宗即位时，西域的碎叶、庭州、北方的云州以北以及辽西12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惨遭劫掠和屠杀。唐朝统一的局面被破坏了。
玄宗执政以后，为彻底解决边区问题，巩固后政权，维护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玄宗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府兵制在均田制崩溃的形势下，农民不断逃亡，兵源困难。高、武以后，尚武风气逐渐消失，府兵多不按时更换，教习废弛。到玄宗时士兵逃跑躲避，致使军府空虚。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于是建议雇佣募兵。玄宗即下令执行。朝廷从关内招募军士达12万人，充作卫士，从而代替了有唐以来的府兵轮番宿卫制度。这是当时军制由兵募到雇佣的重大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开始在全国推行，从此，各地民丁再无轮番戍边之苦。雇佣兵既可吸收社会上的失业人口，缓和社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对改善军队的质量、提高战斗力有很大作用。
玄宗还通过各种措施整顿军旅。他颁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增加兵员，加强军事训练，不得供其它役使。还派人去检查执行的情况，代他处理有关事情。
七世纪末年，军马不足，玄宗即位时，只剩下24万匹。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门抓这项工作，到开元十三年（725），军马增至43万余匹，牛羊数也相应增加了。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诏令扩大屯田区。这样唐朝就是兵精粮足了。
经过以上准备，到开元五年（717），唐军把沦陷17年的营州等13州全部收复，玄宗派宋庆礼任都督，重建营州防务。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地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唐政府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
解决西域问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开元27年开始，玄宗派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打败了突厥，唐军猛攻碎叶城，俘虏了突厥可汗，从而使沦陷了37年的碎叶镇又归唐政府管辖。第二阶段是击败吐蕃，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以北）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那里置绥远军。后来，小勃律王娶吐蕃王的女儿，依附了吐蕃，与唐为敌。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吐蕃，俘虏了小勃律王，遣送长安。这使唐国威大振。这一仗胜利后，指麻（罗马）、大食（伊朗）等一些国家都很害怕，忙向唐朝称臣。唐朝重打通了中亚的通道，这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注重发展社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大豪族的土地兼并，使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常常无力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简单的再生产，从而出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严重危机。玄宗即位后，大力打击豪强大族，把他们所占的大量土地，还给农民耕种，这样国家的税收就有了保障。
玄宗即位初期，在生活上以节俭自励。他还遣返宫女，禁修宫殿。
开元年间玄宗君臣的文治武功，造成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况。
独宠贵妃构乱安史
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逐渐使唐玄宗陶醉了，锐意进取的治国精神丧失殆尽。到天宝元年（742），玄宗已做了30年皇帝，逐渐奢侈淫秽，纵情声色，已不能如开元时期听取忠言直谏了。正直的韩休、张九龄相继罢相，奸诈的李林甫任中书令独秉大权。从这时起，邪恶势力在朝廷中开始占了上风。天宝十一年（752），李林甫病死，杨国忠做宰相，政治更加黑暗。玄宗由选贤治国到宠信奸臣，国家形势也自此由盛而衰。
李林甫，是唐宗室子弟，他的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渊的叔伯兄弟。凭借血缘关系，李林甫当上了官。李林甫为人狡诈，善于投机钻营，加之熟悉朝廷的礼仪和为官之道，因而很快便爬上了吏部侍郎的高位。
多年来，李林甫苦心织就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利用这套关系网加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他勾结宦官及宫中妃嫔，让他们暗中观察皇帝的行动，因而李林甫做事多符合玄宗心意，深得玄宗的喜欢。
当时，玄宗宠爱武惠妃，也喜欢惠妃所生的儿子寿王，想立他为太子，以取代原来的太子。李林甫知道了这个情况，便托宦官给惠妃传话，说自己愿意尽力辅佐寿王。武惠妃听了非常感激，便暗中帮助他，怂恿玄宗提拔李林甫做宰相。
唐玄宗和宰相张九龄商量这件事。张九龄看不上李林甫的为人，便对唐玄宗说：“宰相的任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如果任命李林甫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祸国殃民。”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告，最后还是将李林甫任命为宰相。
李林甫知道张九龄曾经反对自己当宰相，十分痛恨他。但张九龄德高望重，深得玄宗倚重，李林甫也奈何他不得，只得对他客客气气，可暗地里一有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
玄宗一直有废立太子的心思，他召来宰相们商讨此事。张九龄出于公心，坚决反对，并表示若废太子，他不接受命令。玄宗听了很不高兴，李林甫老谋深算，当场并不表态，退朝后私下对宦官说：“废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何必要问外人。”这话传到玄宗耳里，玄宗更加厌恶张九龄了。后来张九龄终于因为屡屡直谏而遭贬官，李林甫得以独掌大权。
从此，李林甫在朝廷就一手遮天了。谏官言事，须先告诉李林甫，而后上报皇帝。朝廷官员不附合他的，都遭到阴谋陷害。他杜绝言路，妒贤嫉能。他口头上说话好听，背地里专门害人，因此，人们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以后，朝廷就越来越腐败了。
开元24年（736），玄宗因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整日郁郁寡欢。有人说，寿王妃杨氏体态丰艳，绝世无双，他即令太监将其接进宫来侍酒。寿王妃聪明伶俐，通晓音律，擅长歌舞，又会逢迎。玄宗如获至宝，更加不理国事。
寿王李瑁，是玄宗的儿子，武惠妃的亲生子。56岁的皇帝同22岁的儿媳的这种关系，显然悖于伦理，是一大丑闻。玄宗于是让寿王妃自请为女官，入居南宫，赐号太真，南宫改名为太真宫。玄宗夺了儿媳，又给儿子娶了个韦姓的姑娘做妃子，以示慰藉。
杨太真入得官来，恩宠与日俱增，不到一年，杨太真被册封为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可这时并没有皇后，她就是实际上的皇后了。连她的家族都得到了封赏。
贵妃喜欢穿新衣服，专为她服务的织绣之工就达700人之多。贵妃乘马，权宦高力士亲为之执辔授鞍。贵妃生长在南方，喜欢吃鲜荔枝。荔枝容易烂，离枝四、五日则色味俱变。为了快速贡奉新鲜荔枝，玄宗下令特开辟了从岭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快马。荔枝运至长安，色味不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兄妹飞黄腾达，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官至宰相，兼任四十余职，权倾天下。
玄宗乐不思治，日益昏聩。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独揽朝权。他和李林甫一样，顺着玄宗的心思行事。玄宗喜欢征伐别国，他即发动征伐南诏的战争，被打得大败，战死20万人。一年大雨成灾，玄宗查问灾情，他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却好，玄宗竟也相信。他不准下面报灾，扶风太守房琯报灾求救，他大怒，下令将其交司法机关惩罚。杨国忠做宰相时，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选任官吏都在私下暗定。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从开元24年（736），到天宝年间，奸相专权，贵妃专宠，玄宗日益昏聩，政治愈加腐败，繁荣背后的危机也就加剧了。首先是均田制瓦解了，负担租赋的民户在缩减，而朝廷的费用却在加大，财政危机加大。朝廷就派员横征暴敛，甚至一次预征30年的租赋，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其次是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也愈加腐败。京师所募之兵多是无赖子弟、市井小贩，毫无战斗力，几乎无兵可用。
玄宗曾考虑过谁掌握兵权最可靠的问题。王嗣宗兼任四镇节度使，被人诬告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即罢了王嗣宗的官，交司法机关惩处。与王公大臣有瓜葛的人，有了兵权，玄宗便放心不下，深怕他们结成朋党，危及自己的皇位。正在玄宗为难的时候，李林甫出了一个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不懂汉文，比汉将可靠。其实他心里另有打算。他认为，“胡”将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宰相，他自己的地位就更牢固了。玄宗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了天宝六年，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
安禄山，是个胡人。他早年当过边境市场的牙郎。后来，他投入唐朝北方的边防军中，因作战勇敢，多次受到嘉奖。渐渐地，安禄山引起了玄宗的注意。不久，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来，他又兼任范阳、河东节度使，掌握几十万军队的兵权。节度使掌管地方军政大权，权力很大。
安禄山能言善辩，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加之体态肥胖，貌似忠厚，因而有着很好的人缘。凡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夸奖他忠厚、老实。消息传到玄宗耳中，他对安禄山的印象越来越好。
安禄山很会讨玄宗的喜欢。玄宗好战，他便多次兴兵攻打国境边的少数民族；玄宗身边的人，安禄山必然重金收买，让他们在玄宗面前说自己的好话；他还令心腹常驻京城，摸清玄宗的心意加以迎合。
玄宗允许安禄山可以出入皇宫，于是安禄山乘机提出要拜杨贵妃作干妈。玄宗同意了，这以后安禄山再见皇上和贵妃时，必然先拜贵妃。玄宗心中疑惑，便问他为何先拜贵妃？安禄山这样回答：“我们胡人的习惯是先母后父。”玄宗见安禄山把自己和贵妃看作父母，心中十分高兴，不久，便加封安禄山为安西郡王。
边防大将手握重兵，很容易引起他人的猜忌。安禄山便有意装成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玄宗命他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见后却不下跪，左右的人都催促他行跪拜大礼，安禄山问道：“我是胡人，不懂朝廷的规矩，不知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朕去世后，就是他统治你们。”安禄山这才跪拜，说道：“我愚蠢，过去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玄宗听后，觉得他实在忠诚得可爱，便更加宠爱他了。
起初，安禄山对玄宗百般迎合，为的是加官晋爵。加封郡王后，安禄山位极人臣，便开始不能满意为人臣子的身份了，加上他多年来往返边疆中原，十分清楚中原兵力衰弱的情况，逐渐产生了夺取天下的野心。
安禄山开始秘密扩充军队，他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手下将领被封作将军的有上千人，以此来收买人心，他任用汉族的读书人高尚、严庄等人帮他出谋划策，充任谋士；安禄山还从边境各少数民族中挑选了8000名勇士，收为义子，组成了一支精锐部队。
天宝14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兵锋指向唐的都城长安。中原军备废弛，精兵猛将都放在东北、西北各镇。叛军兵锋所至，中原郡县毫无准备，大都望风而逃。安禄山率兵15万，尘灰蔽天，鼓噪震地。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十二月初二，叛军已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了黄河。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还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讯以后，满朝文武无不惊慌失措。杨国忠却夸口叛军必生内变，不过十天，安禄山为儿子安庆绪所杀。玄宗惊慌之中，不禁欣然。
然而安禄山部队一路势如破竹，不久东都洛阳被攻陷了。于是朝廷派久负盛名的大将哥舒翰退守潼关，准备拒险死守。但不久，朔方军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出太行山，收复了常山，屡次打败史思明。河南南阳太守鲁炅、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兵，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进退两难。
唐玄宗听信杨国忠馋言，让潼关守将哥舒翰出城迎战不要坐失良机。潼关天险，道路狭窄，易守难攻。唐军在关外挖了三道壕沟，叛将崔乾祐屯兵陕州，徘徊半年，只能望关兴叹，无法进攻。哥舒翰决心守险待机。郭子仪、李光弼也说潼关只宜坚守，但唐玄宗一再下旨催战，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部将火拔仁等捉了哥舒翰，投降了叛军。
潼关失守直接威胁到唐都城长安，唐玄宗只得同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及朝中几个大臣，由千名禁军护从，悄然向西南而去，欲逃往蜀郡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将士们发动兵变，杀死了杨国忠。将士又要求杀贵妃以息天下怨，可怜“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竟被缢杀于逃亡途中。
长安在大约十几天之后陷落了。皇太子李享北上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称帝，是为唐肃宗，重新集聚力量，开始对安禄山进行反攻。
安禄山自天宝14年叛乱，先后攻陷两京，第三年，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在至德二年称帝。不久，长安、洛阳为唐军收复。第三年，安庆绪被安禄山的副将史思明杀死。史思明在乾元二年（759）先称燕王，后称皇帝。第三年，他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又称帝，两年后，兵败势穷，上吊自杀了。
悲惨晚年
唐军收复都城长安以后，玄宗由成都返回长安。路过马嵬驿时，触景生情，黯然神伤，祭拜了杨贵妃墓。到达长安后，玄宗就住在兴庆宫里。由大将军陈玄礼宦官高力士保卫，由于玄宗经常宴请宾客，遭到肃宗的猜忌。
李辅国知道肃宗的复杂心理，想立奇功来巩固肃宗对他的宠爱。他对肃宗说：“上皇住在兴庆宫，兴庆宫和里巷相连。围墙也低矮，不适合上皇居住。太极宫森严，请他搬到那里去住，这样能杜绝小人在他身边说三道四，上皇能安享晚年，陛下有时也可以去探望，岂不更好。”李辅国的这番话正中肃宗下怀，便默许了。于是李辅国传旨，请玄宗游览太极宫，但当玄宗从兴庆宫走到睿武门时，预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冲了过来，把他拥簇到了太极宫，住甘露殿。肃宗对玄宗还是不放心，又把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县），命令陈玄礼退休，给玄宗只留下几十名卫士，而且都是老弱病残。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玄宗更觉寂寞、凄凉，郁郁寡欢，连饭也吃不进了，弄得惟悴不堪。上元三年（762）四月五日，玄宗死在太极宫神龙殿。
魏征
投奔瓦岗寨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魏州曲城（今属山东）人。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怀大志，喜好读书，多所涉览，尤注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的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
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李密见到元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李密虽然惊赞魏征之才，并不采纳他的计谋。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岗军首领翟让，瓦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又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王世充远道而来，必定要速战。我们只宜坚守，等他们粮草食尽，必然退兵，那时我们追击，定能胜利。”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京城长安。
辅助唐太宗
魏征归唐后，并不被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写信，劝他归唐。徐世勣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勣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魏征当过道士，又在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感情，这使他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丰富的实践对魏征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气，便召为洗马，掌图书缮写，魏征因而就成了东宫的官属。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对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尽全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以功以镇服海内。”正当此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领，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抓住这一时机，对李建成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应当带兵打败他们，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方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至昌乐，刘黑闼严阵拒守，两军形成对垒。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两手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军心。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刘黑闼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后刘黑闼败走洺州，为唐军所杀。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却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他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大权完全交给李世民。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宫僚属一律宽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他派魏征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州县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在活动，他们终日惶恐不安，害怕李世民镇压，因而有思乱之心。魏征曾建议太宗，要对他们出以公心，不计旧怨。唐太宗听从他的意见，派他去安抚，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变动处理。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押送进京的李建成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下令把他们释放，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这样一来，河北也就安定了。
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唐太宗很是高兴。从此以后，魏征与太宗皇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进入太宗卧室商议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太宗即位不久，魏征就进谏说：“陛下初即位时曾下诏言，‘过去欠国家的财物，一律捐免。’但有关部门却仍然催交。您的诏书还说，‘关中免两年租调，关外免一年徭役’。有关部门把交纳的租调散还给他们。而又下诏说，‘已经服役、交纳租调的，从明天开始免除。’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达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贞观元年（627），有人告发魏征徇私其亲戚。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逆料了。他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不同？”魏征说：“良臣身有美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拍手叫好。
敢犯人主颜
贞观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魏征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更是当然的宰相。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
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蛊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凛、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炀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如果要不失时，只有君主简静才能得到。”唐太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摇役。繁重的摇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太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原先是有这种打算的，因为怕你怪罪，故中止了。贞观初期唐太宗虚心纳谏，躬行节俭，以省民力。公元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封禅，他说：“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财尽民劳。”经魏征这么一讲，唐太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
身为宰相，魏征特别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在魏征看来，君臣如同一体，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为寇仇。”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而，他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
唐太宗懂得儒家君为臣纲的道理，他克己修身，崇尚节俭。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上疏反对，他希望唐太宗以隋为鉴，吸取教训，唐太宗遂即醒悟，停修了飞山宫。
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中途住显仁宫，因当地供应不周，太宗大发脾气。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供应不周而动怒，恐怕这种风气传下去。将来会弄得民不聊生。从前隋炀帝常以郡县供应多少而赏罚，所以海内叛之，结果亡国了。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为什么还要去效仿他呢？”唐太宗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是听不到这样的话的。”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因唐太宗有违克终俭约的初衷，逐渐趋于奢纵，因此向唐太宗上疏进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渐疏》。他指出了唐太宗渐不克终者有十条。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己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魏征的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他希望唐太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奏疏感动了唐太宗，他把魏征这篇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披读，激励自己，并把奏疏交给史官，让他们载入史册，还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
魏征的诤谏，抓住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有理有据，语言虽尖锐激切，但他刚直诚恳的态度，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有理有据，使唐太宗虽始听而大发雷霆，最终也被魏征所折服。史书载，有一次，唐太宗被魏征说得受不了，罢朝后，气狠狠地说，我早晚要杀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在朝廷上顶撞我，使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退下后穿上朝服为之祝贺。唐太宗惊问何故，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明臣就忠直，今魏征忠直，因陛下之明也。”唐太宗于是转怒为喜，反而更加敬重魏征。
永为诤臣范
魏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太宗。他根据唐太宗的诏令修撰《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政务繁忙，魏征是实际的总监。魏征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
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同年九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没有超过魏征的，我遣傅太子。”于是，罢去魏征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危，唐太宗带领太子前往探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五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上苑西楼，遥望魏征灵柩，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
唐太宗对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狄仁杰
“真大丈夫”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祖父狄孝绪，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当过夔州长史。少年时代的狄仁杰刻苦攻读，专心致学。有一次，门人被害，县吏下来调查案情，周围的人都争说与己无关，唯独狄仁杰仍伏案读书，不予理睬。县吏很气愤，责问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说：“我正在和书中的贤圣对话，哪有闲功夫和俗吏说话啊？”气得县吏无言以对。后来，狄仁杰以明经中举，进入仕途。明经是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科自之一。
狄仁杰最初任汴州参军，不久为人所诬告，此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他召狄仁杰查问，发现狄仁杰有奇特的才能，于是举荐他当并州法曹。在并州都督府，狄仁杰以孝而著称，很受时人尊重。
高宗仪凤元年（676），狄仁杰上调升任掌握刑狱的大理丞。狄仁杰处理刑狱，公正果断，效率极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处理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公平合法，没有一人上诉伸冤。时人都称他断案公正宽大。
秉公执法是他办案的特点。有一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太宗昭陵上的柏树，狄仁杰判两人免官，上奏高宗，高宗非要定两人死罪不可。狄仁杰认为，罪不当死。高宗发怒说：“这是使我为不孝之子，必须杀了他才是。”狄仁杰对高宗晓之以理：“皇上，自古以来顶撞皇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并不以为然。夏桀时代也许如此，而在尧舜时期就不是这样。我庆幸生活在尧舜一样的时代，不怕皇上听不进我的劝谏。汉代的时候，有一个盗贼盗取了高祖庙堂里的玉环，汉文帝大怒，要把盗贼一家全族诛灭。盗贼交与廷尉张释之处置。张释之按法判处弃市（杀头）罪，上奏文帝，文帝大怒，斥责张释之说：‘人无道以至于此，竟敢盗取先帝明器？我交付廷尉，欲判他灭族之罪，而你却拘守成法，有违我尊宗庙的原意。’张释之免冠叩头说：‘法今该如此判处。今以盗宗庙而灭族，万一有一个愚民挖取了长陵上的一抔土，皇上将以何法惩治呢？’文帝终于认识到廷尉的判处是恰当的。今天依照大唐法律，权、范两人并没有犯死罪，陛下却下旨将二人处死，法令如此反复无常，以后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为昭陵上的一棵柏树而处死二位大臣，后世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呢？”唐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怒意稍为缓解，遂免了权善才、范怀义的死罪，流放岭南。
据理力争，免除权、范二人死罪之事使唐高宗认识到，狄仁杰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不久便擢升他为传御史，举劾非法，督察郡县。在侍御史任上，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显贵权势，敢于向那些恃宠用事、违法乱纪的官员展开斗争。
调露元年，司农卿韦弘执在洛阳为高宗建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豪华的宫殿。特别是上阳宫濒临洛水，一里长的画廊，画梁雕栋，流光溢彩，颇具皇家豪华气派。宫殿建成后，高宗移居东都洛阳。狄仁杰上疏劾奏韦弘执，说他建造华丽宫殿，是在引诱皇帝追求奢侈。高宗猛然醒悟，免了韦弘执的官职。左司郎中王本立，倚仗皇帝的恩宠，在朝廷目无王法，肆无忌惮，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顶撞他。狄仁杰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力，向高宗上奏弹劾王立本的罪行。但高宗却下旨赦免了他，狄仁杰再次上奏，他对高宗说：“国家假如缺乏英才，但像王立本这样的人也不少，陛下为什么要宽大他而违反国家的法律呢？臣愿先受斥逐，为群臣之戒。”高宗见狄仁杰说得有理，只得依了狄仁杰，定了王本立的罪。满朝文武十分佩服狄仁杰的胆量和勇气，对他肃然起敬。
一次，高宗巡幸汾阳宫，狄仁杰也随行。车驾经过并州，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认为华服威装过妒女祠，会遭致风雷之灾。他驱数万民工改修驰道，以便皇帝通行。狄仁杰闻知，非常气愤，他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用回避妒女啊！”立即制止了这一愚蠢举动，命数万民工返归。唐高宗称赞狄仁杰办事果断，说他“真是大丈夫也”。
狄公施德政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其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第二年，武则天把中宗废为庐陵王，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垂拱二年（686），狄仁杰调任宁州刺史，宁州在甘肃境内，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狄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施政有方。因而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深得民心。老百姓感其德，立碑记其政绩。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巡视陇右各地，一路所到之处，弹劾了不少贪官污吏。然而一到宁州，则面目一新，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纷纷称赞狄仁杰的德政。郭翰回到朝廷后，立即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请求重用。不久，狄仁杰被提升为掌握工程建设的东宫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
吴楚一带修建很多祠庙，祭祀很滥。狄仁杰对这种做法非常厌恶，他不惮非议，一举关闭和拆毁了一千七百多所祠庙，只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在焚毁项羽祠时，他还写了一篇《檄告西楚霸王文》，文章大意是：崇高的名声不可假借谬误来取得，天下的帝王不能以力去争夺；顺应天命者才享有百姓拥戴的美名，背违时代者就不是明察物变的君主。
垂拱四年（688），狄仁杰转任文昌右丞，出为豫州刺史。武则天当政之初，依靠李义府、许敬宗等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杀了许多唐宗室皇戚，并且幽禁自己的亲生儿子，重用武氏家族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这引起了李唐宗室的强烈不满。原先，嗣圣元年（684），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意图匡复唐室，他以拥立庐陵王为号召，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最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垂拱四年，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又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就遭致失败。为了尽快恢复豫州的局面，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武则天为惩治李贞余党，定罪六七百家，藉没五千口。狄仁杰为此密奏武则天，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受牵累，并非存心要作乱。狄仁杰说服了武则天，宽赦了这些人，把他们流放到丰州。这些人深感狄仁杰的救命之思，在路过宁州时，跪拜在狄公的德政碑前，“设斋三日而后行”。到了丰州又亲手为狄仁杰立下德政碑。
当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辅。张光辅的军队在豫州，到处勒索钱财，滥杀无辜。狄仁杰非常恼怒，他亲自出面制止官军的不法行为。为此，张光辅怀恨在心，回到朝廷后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傲慢不逊。武则天听信了谗言。不久狄仁杰被调往夏州做刺史，后来又降为洛州司马。
衔冤贬彭泽
公元690年，武则天实行“武周革命”，改唐为周，她抛开傀儡皇帝李旦，自己登上了皇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但也是一位唯才是举、任用贤能的女政治家。天授二年（691），她重新起用狄仁杰，任命他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在豫州实行善政，但也有人说你坏话，你是否想知道。狄仁杰回答说：“陛下，臣不愿知道。陛下以臣为过，臣愿改正。如臣无过，臣之幸也。”武则天大为赞赏，叹曰：“狄仁杰真有长者风范啊！”
狄仁杰当宰相后，常在武则天左右，他看到武则天经常要处理一些小事，甚且太学生告假回乡也由武则天亲自处理。长期这样必然分散她处理国家大政的精力。狄仁杰上疏说，君王应该牢牢掌握赦免和诛杀大权，其他的一些事应该由有司处理，自己不必过问。狄仁杰劝谏武则天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建议很满意。
长寿元年（692）一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武则天不察详情，就把做了四个月宰相的狄仁杰罢相下狱。任用酷吏，以巩固政权，是武则天的统治手段。这些酷吏专门制造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许多刑具，对被告严刑逼供。这次，来俊臣为了诱使狄仁杰承认谋反，要他承认愿为武后的臣下就可免去他死罪。狄仁杰为了免于冤死，等待时机，他招认了谋反罪。他说：“大周革了唐室的命，万物重生，我们是唐朝的旧臣，谋反确是实情。”其他几个被指控谋反的大臣，除魏元忠外，都和狄仁杰一样，全都服了罪。来俊臣见服了罪，没有用酷刑，只将被告收监。一天，判官王德寿受来俊臣指使，诱逼狄仁杰招供宰相杨执柔是同党，狄仁杰十分气愤，说：“皇天后土，叫狄仁杰去干这种事情么！”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地。王德寿害怕至极，不敢再说了。
狄仁杰承认谋反，来俊臣等也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狄仁杰趁此机会，从狱吏那里借来笔砚，偷偷撕碎被子，写了一幅冤状，缝在棉衣里，请狱吏把棉衣送到家里。
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收到棉衣，折开棉絮见到父亲所写的冤状。急忙向武则天告发。武则天召来俊臣询问，来俊臣对武则天说，狄仁杰下狱，并未动过刑，他住的地方也很舒服，如果没有事实，他哪会承认谋反。武则天犹疑未定，派通事合人周綝到狄仁杰处察看。来俊臣要狄仁杰穿好朝服，会见通事舍人周綝，又假造了一份请求赐死的《谢罪表》，让周綝上交武则天。周綝核查，完全受到来俊臣的利用。就在这关键时刻，凤阁侍郎乐思晦的儿子被武则天召见，他控告来俊臣谋害了他的父亲。他说，国家的王法为来俊臣所欺弄，任何一个亲信大臣，来俊臣都可以逼他承认谋反。听了这个才九岁小孩的话，武则天有所醒悟。他召来狄仁杰，亲自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说，不承认早就死于酷刑之下了，哪里还有机会向陛下辩白？武则天又问，为什么写《谢罪表》。狄仁杰告说，并无此事。武则天这才真相大白，释放了狄仁杰等七名同案人。虽然如此，武则天还是没有让他们官复原职。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同案有的还流放到了岭南。
再度为宰相
狄仁杰当县令的彭泽县（今江西九江），是个穷地方。他一到任，亲眼看到老百姓穷苦不堪，就向武则天上疏，陈述百姓困苦，乞免租税。他在疏中说：“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
万岁通天元年（696），北方契丹孙万荣率军攻陷冀州，杀死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兵数千人。契丹兵进而又攻打瀛州，整个河北为之震动，人心恐慌。武则天下诏擢升彭泽县令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魏县、大名县等地）刺史，前去平息战乱。狄仁杰上任后知道，前任刺史独孤思原因害怕契丹突然来袭，把老百姓全部迁入城里，修补城墙，巩固城防。与此做法相反，狄仁杰上任后打开城门，让老百姓出城耕作。他宣称，敌人离这里还很远，不必这样惊慌。如果敌军到来，我自有退敌制胜之策，无须烦扰百姓。契丹听说狄仁杰到了魏州，慑于其威名，未敢冒犯，不战自退。魏州官民对狄仁杰的气势和胆略十分敬服，他们感谢狄仁杰的德政，为他立了碑。不久，狄仁杰改任幽州都督。武则天赐紫袍、龟带，并自制金字十二于袍，以表彰狄仁杰的忠心。
神功元年（697），狄仁杰晋升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二次做了宰相。
复相后，狄仁杰面临第一个大问题是派兵镇守疏勒四镇。当时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军，夺回了西域的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郡，并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派军驻防。这四镇是唐朝的西疆要塞。然而，狄仁杰认为，派兵驻戍四镇不是上策。因而他上疏朝廷，陈述用兵荒外，争不毛之地，可谓无益可得，无利可图，倘若一味用兵，必然耗费国家大量资财。狄仁杰建议，可模仿贞观年间唐太宗册封阿史思摩为可汗的做法，由他镇守四镇的旧例，封阴山贵族阿史那斛瑟为可汗，委坐四镇。这样既省了大笔开支又能达到安边的目的。武则天并没有采纳狄仁杰的意见。
圣历元年（698）八月，狄仁杰再次得到提升，拜为纳言，兼右肃政御史大夫。同年，北方东突厥进犯河北，攻掠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赵州（河北赵县），杀死官兵无数。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征讨东突厥，武则天亲自送军队出征。狄仁杰率十万大军猛追，东突厥迅速逃回漠北，曾经饱受突厥驱使的百姓恐惧至极，生怕受到官兵杀害，纷纷逃匿。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狄仁杰上疏武则天，请求把这些百姓一律赦免，不加追究。他提醒武则天：“边远有事，还不足虑；如内地不安，就是大事了。”这是狄仁杰处理国家大事的出发点：努力淡化和消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力求国内的稳定。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许多逃匿的百姓纷纷回家。狄仁杰大量发放粮食，救济穷困百姓，百姓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还下令，严禁官兵侵扰百姓，若有违犯，定斩不赦。在狄仁杰安民做法的感召下，河北道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回朝后，被授予内史。
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上女皇帝后，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是：由谁来继承她的大业。唐睿宗虽是她的亲生儿子，又赐了武姓，但他毕竟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如果将她的侄子武承嗣或武三思册立为太子，两人又不具备品德和才能，不可能成为贤明君主。武承嗣在武则天改唐为周后，也蠢蠢欲动，想当太子，武则天对此也犹豫不决。狄仁杰趁此机会，想说动武则天。他说：“太宗皇帝不避风霜，甘冒枪林箭雨，九死一生，方平定了天下，创立大唐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先帝驾崩时，把两位皇子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打算把天下移交给别人，这恐怕有违天意吧！况且，姑妈与侄儿，亲娘与儿子到底谁亲？立儿子为太子，皇位由儿子继承，陛下百年之后牌位送到皇家祖庙，陪伴先帝，代代相传；皇位如由侄儿继承，我从未听说过侄儿当皇帝把姑妈牌位送到皇家祖庙去的！”狄仁杰的话说到了武则天的心坎上，她无言以对，只好说：“这是我的家务事，你不要管。”但狄仁杰还是说下去：“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他还进一步启发武则天：“依臣看，天意和百姓都没有厌弃唐朝。匈奴犯边，梁王武三思公开招募勇士，一个多月还没有招足一千，后来庐陵王出面招募，不到十天功夫，就有五万人报名。由此可见，现在要立非庐陵王不可！”
后来，鸾台侍郎王方庆、内史王及善等也提出立庐陵王为太子的建议，武则天才有些心动。狄仁杰又说服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劝武则天立庐陵王为太子。至此，武则天才将庐陵王接回，立为太子。
桃李俱芬芳
狄仁杰为相，善于举贤任能，他先后荐举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有的后来当了宰相，如姚崇能够“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是唐玄宗时有名的宰相。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说：“必欲取具有卓越才能的人，那么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真宰相才。”于是武则天擢升张柬之为洛州司马。不过几日，武则天又问狄仁杰谁能当宰相。狄仁杰问，先前推荐的张柬之为什么还没有用。武则天说，不是已经用了吗？狄仁杰说，我推荐张柬之可做宰相，不是推荐他做司马。于是，武则天迁张柬之为秋官侍郎，不久又任命为宰相。
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是狄仁杰的用人特点。契丹部落将领李楷固、骆务整归降唐朝后，有些大臣上表要求对他们处以极刑，诛灭九族。狄仁杰则上疏请求赦免李楷固、骆务整，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但赦免了他们，还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率军攻打契丹残余部落。得胜回朝，武则天非常高兴。她在庆祝平定契丹的庆功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祝贺狄仁杰说：“这都是你知人之明！”
狄仁杰举人，以德才为重，真正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年，武则天要每位宰相各推举尚书郎一名。狄仁杰推荐其子狄光嗣。后拜为地官员外郎，很是称职。武则天称赞他有春秋祁奚举亲的遗风。
因为狄仁杰知人荐才，当时人赞誉他：“天下桃李，都在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赵匡胤
陈桥兵变建宋称帝
赵匡胤（公元927~976年），宋王朝的建立者，960年至976年在位。河北涿州人。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即帝位，国号宋。
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夹马营。从小受家庭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习文习武，胸有大志。
20岁那年，他投到枢密使郭威手下，当了一名偏将。由于他武艺娴熟，又通兵法，受到郭威的赏识。乾柘四年（公元951年），郭威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在拥立过程中，赵匡胤出了不少力，因此被升为后周禁卫军的军官。
公元954年，北汉联合辽国（即契丹）进攻后周。赵匡胤随柴荣出征，与汉辽联军交战于高平（今山西晋城县东北）。周将范爱能、何徽，竟一触即溃，争相南逃。在这危急的关头，赵匡胤大喊一声，拍马上前，当先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大乱，而周军士气大振，人人奋力厮杀，终于大获全胜。高平之战，反败为胜，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从此赵匡胤深受周世宗柴荣的器重，并给他记了大功一次。以后一系列的南讨北伐，总把他带在身边。在这些战争中，赵匡胤立了不少功劳，被提拔为殿前都虞侯（皇帝亲军的高级长官）。从此，赵匡胤开始掌管后周的军事大权。
显德六年，柴荣率领大军北攻契丹。此次亲征，赵匡胤一直随驾左右。
公元959年柴荣病死了，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当时兼任宋州（现在河南省商丘县南）归德军节度使、防守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的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幕僚赵普等人，看到柴宗训年幼无能，就秘密策划准备夺取皇位。
公元960年正月初四，后周的君臣正在庆贺新年，在赵匡胤的指使下，镇州和定州（现在的河北省和正定县和定县）有人到开封谎报军情，说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声势很大。后周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不辨真假，急忙派赵匡胤带领大军，前去抵抗，赵匡胤率军队走到陈桥驿停了下来。在他的导演之下，发生了陈桥兵变的故事。
赵匡胤被“黄袍加身”后，假意推让一番，众将哪里肯答应。赵匡胤乘机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发出号令，你们能听从吗？”“愿听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接着，赵匡胤带领大军，掉转马头，回到了开封。
正月初五下午，赵匡胤举行登基仪式。由于赵匡胤原来担任过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因此，他把国号定为“宋”，仍旧把开封作都城。历史上将其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为了尽可能消除后周旧臣宿将结盟反叛，对后周将官赵匡胤一概留用，给予优厚待遇。同时，在暗中密切注意手握重兵的藩镇将领，预防不测。果然，宋朝建立不出三个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就会师北汉大举反宋，赵匡胤深谋远虑，守住关隘，一举平定李筠。之后，淮南节度李重进蠢蠢欲动，赵匡胤下诏亲征，李重进自焚身亡。
赵匡胤在一年内两次亲征的胜利，基本解决了新王朝与旧王朝残余势力的矛盾，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安心，相反，他更时时刻刻感到另一种潜在的威胁。
杯酒释兵权军制大改革
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大封功臣。后周将领慕容延钊，因为拥护宋朝，升任殿前都点检。领兵守卫北边的韩令坤，当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当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这些都是统率禁军（宋朝军队的主力）的高级官职。慕容延钊等人掌握了军事大权。
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统领禁军的兵权，派他们两人到外地当节度使。从此，不再设立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禁军将领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赵匡胤没有立即罢免他。
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赵匡胤晚上朝见群臣后与石守信等人一起饮酒。酒兴正浓时，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一般转瞬即过，你们不如给子孙多积些钱财，多置土地房屋，多买歌儿舞女，享乐一生。君臣之间也不会有什么猜忌隔阂，这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十分感激，第二天，便借口有病，乞求解去禁军兵权。赵匡胤允许了他们的请求。令其都以寄禄官的身份回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他们虽仍有官阶身份，但已无实际职权。
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乘诸镇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等人入朝晋见的机会，在后苑设宴款待。次日，便下诏罢了武行德等节度使的职务。至此，所有高级将领的兵权都被解除。
接着，他又实行了“内外相制”的策略削弱藩镇的实力和实权（包括兵权、政权和财权）。制定了“更戍法”，规定除了警卫皇室的殿前班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换防，将领经常调动，军队和将帅的调动权也归中央，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消灭割据统一南方
宋朝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原先各地的一些割据势力依然存在。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国和盘踞太原的北汉；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国家。在湖南和泉州等地方，也还有地方势力。人拥宋太祖做皇帝以后，就进一步考虑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和赵普商量后，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就正式确定。
公元962年，割据湖南的周行逢病死了，他的儿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不服周保权，起兵反抗，割据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市）。周保权派人向宋朝求援。宋朝出兵湖南，一举占领了南平，平定了湖南。
赵匡胤又着手进兵后蜀。公元967年11月，赵匡胤派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等人带领大军，又平定了后蜀。
公元970年，宋太祖命令大将潘美带领大军征讨南汉。南汉建都广州，占有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南部。南汉国主刘帐没有办法逃跑，就放火焚烧府库宫殿，出城投降了。公元974年9月，赵匡胤命令大将曹彬出征江南。宋军很快就打到了金陵。
南唐国主李煜是个有名的文学家，很会写词，但是不大过问政事。这年11月，宋军攻进金陵，李煜投降了宋朝。南唐也灭亡了。
占据现在浙江、江苏一带的吴越国主钱傲不断向宋朝进贡。南唐灭亡以后，宋太祖让钱傲到开封来，钱傲连忙去朝见，过了两个月，钱傲要回杭州了。就在他动身的时候，赵匡胤送给他一个黄包袱。钱傲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宋朝大臣请求赵匡胤扣留他的奏疏。他非常恐惧，回国后又派人送去大批财物。到了宋太宗的时候，钱傲又去开封朝见，被宋太宗扣留下来，被迫献出了全部土地。
当时，只剩下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留从效死后，部将陈洪进夺取兵权，他派人向宋朝进贡，并献出了泉、漳等州土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
赵匡胤从公元963年起，只用了10来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
用兵奇正内政流弊
赵匡胤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生涯中渡过的。他嗜好读书精通兵法，再与他丰富的长期实战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一些独到的用兵方法。赵匡胤不打无准备之仗，了解敌情，采用离间，正确掌握敌方的兵力部署，地形地物，民心向背和内部矛盾，从而选择最有利的出击时机和行动方案。再则赵匡胤善于出奇制胜、制定作战部署较灵活、机动等等，都是赵匡胤用兵的特色。
为了防止“君弱臣强”，他削弱了宰相的职权。宰相经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还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设置枢密使，以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设置三司使，以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为了避免再现藩镇跋扈的局面，他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取消节度使兼领附近数州（支郡）的制度。然后逐步将节度使从地方调到开封担任没有实职的闲官，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是3年一任。各州（府）还设置通判，监督、牵制州（府）长官。为了选拔合格的官员，他沿袭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晚年还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以后殿试成为制度，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政府，调运到开封或指定地点。宋太祖赵匡胤对辽的目标是收回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争取用金帛赎买，在位期间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割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氏，持优容态度。
赵匡胤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200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防止大臣专擅，结果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他用“兵无常帅、将从中驭”的办法防止军队叛军，结果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治“内患”上，必然导致“守内虚外”的方针。赵匡胤“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必然给后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乾隆大帝
乾隆皇帝，名爱新觉罗·弘历，是康熙皇帝的孙子。他在位60年，继承了康熙皇帝的政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乾隆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他作为其父选定的皇位继承人，从小就在父亲雍正皇帝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封建统治的经验。特殊的地位、特殊的环境。使他深谙治国之道。
乾隆帝25岁即位，当时的清王朝经过康熙帝、雍正两朝七十余年的治理，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他吸取了康熙帝、雍正两朝的统治经验，采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方针。乾隆帝深知自己的统治经验不足，所以笼络了一批元老重臣辅佐。同时，又着手培植一批亲信重臣。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命令大学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在京官员不拘一格举荐人才，只要有真知灼见、品行端正、才能卓越的人，都可以不拘品级资格，据实保举。他在施政方面，颇具康熙帝的作风，比较务实。
乾隆帝集大权于一身，军国大事需要他“乾纲独断”，繁文缛节的各种礼仪需要他亲临主持，朝廷内外各种内容的奏章纷至沓来，他要一一批示。乾隆帝处理政务井井有条，他精力充沛，遇事坚强果断，励精图治，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华。到了乾隆帝中期，全国耕地面积比顺治末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口也空前增长，到乾隆帝末期已经超过三亿。尤为突出的是商业和城市的日益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缓慢发展。
乾隆帝把农业生产视为治国之本，他深知年景丰歉、粮价涨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封建统治的巩固，因此，他非常关心农事收成和各地雨晴粮价，注意自然灾害。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中，乾隆帝把提高耕作技术放在首位。他提倡积极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以适应逐年剧增人口的需要。他还强调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重大损失，因此，注意水利建设，特别是注意治理黄河。乾隆帝南巡时，曾多次专程到浙江海宁巡视，修起了地跨江浙两省长达500余里的海塘，有力地保护了江南这一片富饶地区的良田沃壤，对促进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乾隆帝在农业方面的做法和对黎民百姓生活疾苦的关心是他善于治国的表现。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和康熙帝一样，乾隆帝十分重视国家的完整统一。他多次在边疆地区用兵，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和大小金川等叛乱。为巩固疆域，他下令将西域改成新疆，并在伊犁等地分驻将军、参赞，管理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西北边防由此得到巩固。乾隆帝常因此夸耀他的“十全武功”，自称为“十全老人”。
乾隆帝的文才高出先辈，他熟悉儒家思想，崇尚风雅，诗、书、画兼长，与文人接触较多。因此，他精于思想文化的统治方略。1773年，乾隆帝织织了三百多个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惜工本，遍收天下书籍，费时十年，完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壮举。
在乾隆帝当政的60年间，他的许多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府库充实，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帝精通文韬武略，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封建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