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
在中国的封建帝王史上，朱元璋算得上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最大的功绩在于参加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元末20年的战乱局面，并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恢复社会经济，为明朝前期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广大汉人百姓不仅要受到严酷的阶级剥削，还要承受因实行种族歧视而带来的种族压迫。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终于在元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最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出生贫农家庭的朱元璋在做了3年多的游方僧后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部队，很快凭自己的出众才干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就接管了他的部队，逐渐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并在常遇春、徐达、刘基等的辅助下，先后消灭了与之抗衡的其他起义军将领陈友谅、张士诚，又杀了起义军原来拥立的小明王接着北伐中原，迫使元顺帝逃离大都（今北京），颠覆了元王朝统治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创建了大明国。
由于元末统治者的暴政，加上连年的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明初人口减少，田地荒芜，农业十分萧条。朱元璋比较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许多安定民情，有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措施。如抑制豪强，惩办贪官污吏下令农民归阳，解放奴婢移民屯田，奖励开垦大力兴修水利，推广棉花、桑枣果木等经济农作物的栽种。同时，保护商业，取消了书籍等的征税，繁荣了市场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部分地解放了匠户的劳动力，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同时，他一生勤于政务，倡导崇实贱虚，主张实干，反对空谈，号召勤俭建国，访儒求贤，破格用人。明初的20多年中，人口和土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
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改革了地方和中央政权机构，取消中书省，废掉宰相，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六部由皇帝直接统领。这样，地方权力集于中央，进而集中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
同时，朱元璋实行严酷的吏治，又设立了特务组织锦衣卫，暗地侦察监视官员将领，制造了许多血案，如，朱元璋的特务组织曾告大将蓝玉谋反，审讯结果，连坐被诛杀的人有一万五千多人。而对起义时帮助他取得政权的文武功臣也大加杀戮，包括刘基和徐达等功勋卓著的人。另外，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包括著名的诗人高启，都因诗文获罪，送掉性命。他在重视教育的同时，又规定八股文取士，钳制了思想定下了皇明祖训，并且不许后世改变，束缚了以后的政治革新。
如上所述，朱元璋有许多功绩，又有不少过错，不过，总体来说，他的功还是大于过，他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历代帝王中，他是卓越的人物之一。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卒，享年71岁，葬于南京城外钟山下，名曰孝陵。
朱棣
朱棣（1360~1424），朱元璋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建文元年，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
朱棣的事业最初开启于就藩北平。
明朝建国之初，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对大明帝国造成一定的威胁。尤其是明朝的都城建在南京，元朝故都北平的旧势力还是盘根错节，不容忽视。明成祖像朱元璋特意选了第四子朱棣来镇服这个地方，洪武三年，11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22岁的燕王朱棣正式受命就藩北平。他在明初与元朝残余势力作战和实现全国统一的过程中，建立了显赫的战功，地位超过了其他藩王，成为强藩之首。
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初显身手，采用武力与怀柔相结合的策略，北征招降成功，凯旋而归。得到了父亲的赏识和信赖。
北征之役后，朱棣在北部边防越来越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朱元璋经常派他率军巡边，信赖备至，甚至说：“朕之诸子，你最有才智，秦王、皆王（朱棣之二兄）已死，你实为老大（时太子也已死），攘外安内，非你不可，你要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外防边患，内安黎民，以上答天心，下副我付托之意。慎之，勿怠。”当时，元军残余势力陆续归服，有至北平者，皆听朱棣调用，燕王的势力因此逐日壮大。在作战和防边过程中，朱棣又成为诸兄弟们的全权统帅。这样，朱棣雄居北国18年，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政治经验日渐丰富，这一切为他日后的夺位奠定了基础。
最早就藩的诸王中，秦、晋、燕王势力最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他们都在等待时机，觊觎皇帝宝座。秦王因过失太多，很早就失去朱元璋的信任。只有晋王一向受到朱元璋偏爱，暗地里与朱棣竞争。可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他突然因病亡故，自然淘汰。
燕王朱棣成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朱棣不是长子，也从未被肯定为皇位继承人。然而，据称他生得一副“龙颜天表，凤姿日耳”的太平天子的容貌。传说，朱元璋喜欢对联，一次出了一个“风吹马尾千条线”，让诸子对，太子朱标对的是“雨打羊毛一片毡”，而四子朱棣对的是“日照龙鳞万点金”。后者极有帝王气魄。朱棣的师傅和尚道衍曾对他说：“如果燕王让他随侍，他就奉一顶白帽给大王戴上。”“王”字上面冠“白”，则成“皇”，预示着朱棣将来能做皇帝。确实，朱棣就藩北国，时刻都在为争夺皇位做准备。
朱元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坚持嫡长制。他安排的第一个继承人是长子朱标。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把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留在自己身边，让他终日接受儒术之教，却将其余诸子封为藩王，领兵分镇，结果导致外藩强悍而皇储柔弱的局面。皇太子朱标是被一个儒臣教养成了忠厚仁柔的人，同朱元璋的严猛之治格格不入，朱元璋逐渐对他失去信心。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死，朱元璋遂想立朱棣为继承人。以直言著称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反对说：“若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无子可以立孙嘛！”朱元璋听了刘三吾的话，没有废长立幼，而是立了朱标之子允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即位，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朱允为皇太孙时，已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很难控制。即位后，他重用老师黄子澄及兵部尚书齐泰，共议削除藩王势力的策略，决定先削周、齐、湘、代诸王，同时在北平周围部署兵力准备袭燕，对燕王朱棣下手。
朱棣方面也早有准备，他看到齐泰、黄子澄得到重用，同母弟周王被执，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他在憎逋衍（姚广孝）的策划下，“练兵后苑中”，“日夜铸军器”。又佯狂称疾，疯疯癫癫，有人向建文帝告密说，燕王无病，千万不要丧失警惕。建文帝决心对朱棣采取行动。建文元年（1399年）7月，齐泰以逮捕燕府罪人为名，派人以突袭的方式迅速包围了府第。朱棣按照事先的布署，以提供府内犯人名单为借口，把谢、张二人引诱到府内，当场将朝廷来的人捉拿于殿下，围城的将士听说进去的人都被杀，皆溃散。朱棣即命大将张玉、朱能等率兵乘夜攻夺了九门，控制了北平。
建文元年，七月初七，朱棣聚集将士誓师。上书建文帝，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引证父亲祖训，说：“朝无正白，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为天子讨平之”，并声称自己已给皇帝上书陈情。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朝廷“靖难”了。他并去掉了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二年。从此，朱棣的藩军和明官军展开了4年的皇位争夺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难之役，也称壬午之变。
开始时，形势一度对朱棣不利，但他调整战略，指挥军队，扫平了北平的外围，使形势发生逆变。
建文帝本人很懦弱，他起用老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又惧怕承担“杀叔父”的罪名，下令不得伤害朱棣。朱棣亲自披挂上阵，率师至涿州迎战。燕兵过白沟河，乘八月仲秋之夜，至雄县，一举歼灭耿部前锋9000人。又生擒前来救援的潘忠、杨松，余众皆死。接着，朱棣又大败耿炳文军，耿率残兵败将退守真定。建文帝闻息，任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
经过与李景隆近一年的艰苦争战，朱棣越战越强，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
建文二年4月，朱棣所率的燕师在白沟河和李景隆的官军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战，此即历史上有名的白沟河之役。李景隆军60万，拥有精良的火器。燕师只有马步军10万。刚一交锋，燕军大败，死伤甚众，朱棣只有殿后撤退，仓猝渡河还营。次日清晨，再次过河挑战，官军横冲数十里，燕军复战不利。朱棣乘的马匹三创三易，用来射杀的箭全部用光，改为提剑，锋复折，差一点被官军击中。但是他登堤挥鞭，招呼后骑，官军恐有埋伏，不敢前进。这时，朱棣之子前来救援，朱棣又一次化险为夷。官军虽多于燕军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再加战斗中突然刮起了旋风，燕兵乘风纵火，烧具营垒，官军旗倒兵散，四处逃窜，一败涂地，一路溃而西，李景隆溃而南，部下10余万人投降。燕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胜利。
朱棣获白沟河大捷后，乘锐攻克德州，进围济南。山东参政铁铉设诈降计，预悬铁板于城门上，旁边埋伏壮士，等朱棣人，下板击之。结果朱棣又大难不死，他对铁铉又气又恨，复攻济南，仍然不下，遂撤军回北平。
此后，燕师与官军在河北、河南、山东之间进行了一年多的拉锯战。朱棣几度死里逃生。至建文三年底，他只牢固控制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
建文旧年（14112年）朱棣又发起进攻。经过艰苦征战，一度转败为胜，接着南下扬州，攻下高邮等地，到六月初三，燕军自行渡江，初六取镇江。这时，南京城里建文朝廷一片混乱。军队已毫无抵抗能力。13日燕军进抵金川门，统兵将领李景隆开门迎降。建文帝见大势已去。无路可走，便放火烧了皇宫，马皇后被烧死，建文帝于宫中自焚死。还有一说是建文帝从地道出逃做了和尚，这在明史上成为一大悬案。
17日拜谒孝陵，然后登奉天殿即皇帝位。这样，经过4年的奋战，多次大难不死的四皇子朱棣当上了大明朝的第三个皇帝。
靖难之役是明初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这次变化，从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改朝换代，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在统治时期所做出的突出政绩，可以说是再造天下，如果说建立明帝国的是朱元璋，那么使明帝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即是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当政后有诸多重要举措：
一是专制与集权进一步加强，他以藩王起兵夺天下，对于藩王权势过重的祸害十分清楚，可他又是以藩王利益代表者“靖难”的。所以，朱棣对削藩采取了欲夺先予的策略。他首先恢复了周、齐、代、岷这四位亲王的封藩。但一旦自己的皇位得到巩固，就立即着手削藩。势力最强的宁王被迁徙于南昌。其他如岷王、代王、齐王、肃王、辽王、谷王等也都以“谋反”的罪名或其他各种过失被废为庶人，削去其护卫军或给予其他的处罚。这样，尽释诸王兵权，使他们渐渐失去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力量。
在中央机构内，由于朱元璋训诫永远不许立丞相，而皇帝理政还要有人帮助。于是，朱棣提高大学士的地位，让解缙等人值文渊阁，参予机务，谓之内阁。明有内阁自此始。他还派遣御史巡视地方，从此成为固定的制度。朱棣在争夺皇位的战争中，曾得到建文集团中宦官们的内应，即位后为了加强统治力量，他一反朱元璋训诫，委宦官以重任，从而种下了明代宦官参政的祸根。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明代的特务统治，建立特务机构东厂，派宦官掌管，刺探官民动静。这一系列措施使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是明刑慎法，惟诚任贤，直言纳谏，这是朱棣在内政改革上施行的一套方针。他执政后，一改朱元璋以猛治国的作风，“明刑慎法，宁缓勿急”。朱棣是以武力夺取皇位的，建文朝臣有的拒绝合作，有的持观望态度。但由于他善于团结一些反对他的人，诚恳善待前朝旧臣，他的政权迅速得到巩固。朱棣还能纳谏直言，敢于听取对他的批评，希望自己做事有了过失，大臣能给指出来。因此，永乐时期的政治是较清明的。
三是发展经济，促进生产。成祖即位后，着手恢复在4年靖难之役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他奖励开荒、移民屯旧、迁徙富豪、兴修水利，继续和发展朱元璋“安养生息”经济政策。永乐元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永乐十四年徙山西、山东、湖广等地流民于保安州，免税三年。官府给这些民屯农产牛具、种籽，让他们开垦荒地，收到了“田无荒芜，民得宠业”的好效果。朱棣对兴修水利也非常重视，他在位期间最主要的水利工程就是对南北大运河的治理，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四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并不满足其父朱元璋奠定的基础，不满足做一个守成之君，他积极进取，开拓疆土，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实现了天下大一统。在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着180多个卫所。在西北，设置哈密卫，连同洪武时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的6个卫，构成明朝统辖西域地区的西北七卫。朱棣又派宦官陈诚前往西域，号召17“国”前来朝贡。对西藏，朱棣派宦官候显前往治理，进一步加强汉、藏之间的联系。当时，西藏的宗教改革家、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派弟子到北京朝贡，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世的达赖、班禅，就是他的两位继承人。朱棣对贵州也进行开发，设置了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并在此地推行改土归流，使贵州风貌为之一变。此外，朱棣在辽东开原、广宁设马市，在西北扩大茶、马贸易，加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
朱棣是位比较开放的君主，他即位后改变了朱元璋推行的闭关海禁政策，和周边的邻国广泛建交和进行贸易。朱棣执政不久，就向海外各国派出使臣，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臣也与日俱增。永乐三年，在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建驿馆以招待外国贡使，后来又增设交趾、云南市舶提举司，接待西南诸国来使。并以空前气魄派遣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遍历30余国，发展了中国同南洋各国的友好往来，并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是繁荣学术文化事业。朱棣即位后，十分注重发展文化事业。他命胡广等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布全国，让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州县学阅读。他又令大学士解缙纂修一部规模巨大的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集为一书”。先赐名《文献大成》，后又经过增修，至五年，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总计22937卷，书中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各种书籍七八千种。
总而言之，明成祖朱棣是继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明朝历史上又一个颇有作为的精明强干的君主。在其统治的22年中，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得到全面继承与发展，同时又为后来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从而出现了明初60余年的治世。尽管他登基为帝有着篡位之名，但他确实以其雄才大略巩固了大明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很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努尔哈赤
满族的民族英雄、清朝的开山之祖和奠基人努尔哈赤（1559~1626），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女真费阿拉城的一个奴隶主家庭。童年时期，由于家道中衰，加之10岁丧母，年方19便开始了独立生活。青少年时期的努尔哈赤经常往来于抚顺关马市进行贸易活动，从中学习社会和经济、政治和文化、民俗和语言、军事和地理。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为他日后的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83年，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在攻打建州强部王杲之子阿台住地古勒寨时，误杀努尔哈赤父塔克世。祖父觉昌安。努尔哈赤闻讯悲痛欲绝，气愤填膺，立誓报仇雪恨，遂椎牛祭天，以父“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从此揭开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先后并取了苏克素浒河部、董鄂部、浑河部、哲陈部、完颜部。为了兴基建业，发展势力，努尔哈赤于1587年建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宣布国政，并始称女真国淑勒贝勒。费阿拉成了女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此后历经5年又夺取了长白山三部——讷殷部、朱舍里部和鸭绿江部。至此，作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但是，努尔哈赤并未满足于此，他以费阿拉为基地又开始了统一海西女真的战斗。
海西女真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又叫扈伦四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的节节胜利，引起了扈伦四部奴隶主贵族的不安。1595年，以叶赫贝勒布斋、纳林布禄为首，纠集哈达、乌拉、辉发及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共为九部，结为联盟，分兵三路直扑建州。努尔哈赤沉着应战，周密布置，集中兵力，据险诱敌，大败敌军于古勒山下，获得全胜。古勒山之役是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各部的转折点，由于打破了九部军事联盟，从而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力量的对比，此后努尔哈赤以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利用矛盾、联大灭小、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略，先灭哈达、辉发，后灭乌拉、叶赫，到1619年秋，努尔哈赤吞并了海西扈伦四部。
在统一海西女真的同时，努尔哈赤又逐步征服“野人”女真一支东海女真。东海女真主要有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自1596年努尔哈赤派费英东初征临近的瓦尔喀开始至1625年，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前后用兵达30年，基本上统一了东海女真在东起日本海，西迄松花江，南达摩阔崴湾、濒临图们江口，北抵鄂伦河这一广大疆域内，取代了明朝的统辖，东海女真完全臣服。另外，努尔哈赤建元之后，在统一东海女真的同时，多次发兵征讨“野人”女真另一支黑龙江女真，并迅速取代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明朝的统治。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之后，为了向明朝发起进攻，着力征抚漠南蒙古诸部。努尔哈赤利用漠南蒙古各部分裂和内讧，采取分化抚绥和武力征讨的两手政策，与科尔沁联姻，又与喀尔喀会盟，使之由联合明朝抗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对抗明朝。
努尔哈赤在灭哈达后的1601年始建四旗，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奠定了八旗制度的基础。1615年努尔哈赤又增设四旗，共为八旗，增添的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条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八旗制度首先是一种军事制度，八旗军是一支严格训练、军纪严明的军队其次，八旗制度还是政治、民政、家族三方面的行政制度，而且也是经济制度。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统制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使女真社会军事化。努尔哈赤以旗为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这也是他崛起东北、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朝的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在创建八旗过程中主持制定了无圈点的老满文。
女真族在金代，以契丹文字为基础创制了女真文字，但到15世纪中叶，女真文字已失传，女真人借用蒙古文字，为了适应建州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倡议、主持创制满文，并于1599年二月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文字母，根据满语语音特点加以创制。这种草创的满文即后人所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满文产生后，努尔哈赤下令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施行。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不仅加强了满族人民的内聚力，也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加速满族社会的封建化，并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1616年，58岁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自1587年始定国政到1616年的30年间，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建州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女真各部空前统一，领地不断扩大，财富迅速集中，奴隶制国家机器日益完善，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更为明显，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八旗制度已确立起来。尽管如此，努尔哈赤对明廷还有所忌惮，仍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不敢公开地打起“金”的旗号，名义上对明廷保持一定的臣属地位。但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政治上日益巩固，后金与明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终于兵戎相见。
1618年，后金与明廷的关系最后破裂，努尔哈赤誓师伐明。在出兵抚顺之前，努尔哈赤书写“七大恨”诉告于天。“七大恨”实际上是明廷与女真关系的总结，也是后金对明廷的宣战书和对女真人的号召书，它既反映了女真人对明朝所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也反映了努尔哈赤向明朝公然用兵的一个借口。总之，后金与明朝的关系自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努尔哈赤率兵征明首破抚顺，再拔清河，明廷闻讯，举朝大惊，调兵遣将，以10万大军号称47万之众，分兵四路直扑后金的赫图阿拉。在明朝大军压境的危难时刻，努尔哈赤镇定自若，制定了“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最终以少胜多，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中大获全胜。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自始至终掌握主动权，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卓绝的军事才能。这一战是后金和明朝兴衰史上的转折，后金自此由防御转为进攻。随之，努尔哈赤兵锋指向辽沈地区。
萨尔浒大捷后二个月，即1619年六月，努尔哈赤又乘势占开原，七月再破铁岭。1621年春，努尔哈赤进入辽河流域，展开沈江之战，三月连下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大小70余座城堡，次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破广宁。努尔哈赤自“七大恨”誓师伐明仅4年，即克抚顺、清河，夺开原、铁岭，取沈阳、辽阳，占广宁，致使辽东形势为之大变。占领广宁后迁都辽阳，1625年三月又迁都沈阳。为以后沈阳成为我国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奠定了基础。
1626年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亲率诸王大臣和13万大军，往攻宁远，但屡攻不下，终因身负重伤，败师而还。努尔哈赤“自25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宁远一败，努尔哈赤心情沮丧，悒悒不乐，积愤成疾，以致痈疽突发，于1626年8月11日在由清河返回沈阳途中死去，终年68岁。
皇太极
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在努尔哈赤众多儿子中，皇太极是很早就接受教育的一个。以至于在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个粗通文墨的“秀才”。
由于连年烽烟不息，父兄经常出征作战，皇太极7岁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大部分家政交给了他。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和财产，并且当时国事和家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要处理这样繁杂的家政，对皇太极来说是副不轻的担子，也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而皇太极根本无须父亲多加指点，就能把繁杂的事务干得井然有序。
公元1612年秋，年方21岁的皇太极第一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从此以后逐渐成为父亲麾下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皇太极也在戎马生涯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军事才干。
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称帝后，命将年轻的皇太极和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等四人负责管理国家政务。皇太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逐渐成为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位得力助手，努尔哈赤也逐渐将皇太极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着力培养。
等到努尔哈赤死后，深得父亲信任和兄弟爱戴的皇太极顺理成章地于公元1626年继承父亲的帝位，即为清太宗。
公元1635年，后金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从蒙古苏秦太后手中得到了传国玉玺，于是皇太极便在群臣的拥戴下，于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照明朝官制，初步建立大清王朝的行政机构，清朝由此建立。
皇太极在位期间，在充分研究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后，确定了对明朝议和，先进攻朝鲜和蒙古，待朝鲜和蒙古被征服后，再挥师南下攻明的策略。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是非常正确的，皇太极首先征服朝鲜和蒙古，解决了后院起火的问题并通过征伐取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增强了清朝的实力而且还通过战争扩大了兵源，锻炼了队伍的作战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皇太极首先征伐的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朝鲜。公元1627年，皇太极趁朝鲜内乱之机，派大军出征朝鲜。后金军队一路凯歌高奏，不久就攻占了义州、铁山等地，俘虏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逼迫朝鲜国王出降，成为清的属国，并全歼了明朝派驻朝鲜的守军。通过讨伐朝鲜，皇太极既取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迫使朝鲜纳贡称臣，又去掉了明朝的一个胳膊，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随后，皇太极又挥师西进，与蒙古科尔沁、喀喇沁和敖汉等部，联合出兵征讨漠南蒙古中实力最强的察哈尔部，连续两次击溃察哈尔部，逼使其首领额哲率部归降。从此，皇太极便控制了漠南蒙古。
同时，皇太极还采取招抚与军事相结合的手段，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在他恩威并用的策略指导下，当地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到公元1642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成为清朝的管辖之地。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后方的异己力量，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明作战中来。
公元1628年，皇太极得知明天启帝死崇祯帝即位的消息后，立即率领大军南下，并绕过袁崇焕所镇守的宁远锦州防线，一举突入到北京城下，逼得崇祯帝不得不下令袁崇焕回师救援。皇太极深知袁崇焕统兵作战的能力，于是巧施离间计，让多疑的崇祯帝剥夺了袁崇焕的兵权，下狱治罪，并在第二年将其凌迟处死。得知袁崇焕的死讯后，皇太极先是拍手叫好，后又扼腕叹息，叫好是因为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便借崇祯之手除掉了皇太极的最大劲敌，叹息的是一代名将竟这样死去。皇太极用离间计除掉袁崇焕后，在北京城下一举击溃前来勤王的各路明军，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和滦州等城，然后布置好永平等4城的防守后，班师回到沈阳。当时曾有大将劝皇太极乘胜一举攻陷北京城，但皇太极认为当时的明朝国力还比较强盛，并不可能将其消灭，于是他制定了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对边境人民大肆屠杀，以削弱明边防军乃至整个明朝的实力，同时也让边境地区百姓产生厌战情绪，然后再战而胜之。
此后，皇太极与明朝时和时战，派小股兵力不断骚扰明朝边境，使得明朝为增加“辽饷”而在国内横征暴敛，并因此而激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是皇太极始料未及的，得到明朝境内起义此起彼伏的消息后，皇太极竟兴奋得直说：“天佑大清，天佑大清！”于是皇太极又于公元1639年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松锦大战。历时两年多的松锦之战以皇太极的大获全胜而结束，此后，明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再加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明朝境内的一再折腾，明朝再无力量与清抗衡了，清军入关南下并统一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
可正当清军为南下灭明作着精心准备的时候，皇太极却因为所宠爱的妃子宸妃去世，悲伤过度，再加上他的精力已经被多年操劳政务和四处征战耗尽，这个清朝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便在清军入关的前一年病逝，享年51岁。
康熙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他在位61年，日理万机，励精图治，为清代中国的大一统和全盛奠定了基础。
他在少年时代，就成功地粉碎鳌拜集团，在朝廷内部实现了大权归一。但是当时南方有手握大权的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郑京控制的台湾拒不归顺，在西北有骠悍雅服、时或掳掠的准噶尔部。康熙肩负着统一祖国的大任。
对三藩，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康熙坚决主张撤藩，结果三藩起兵反清。这时有人主张杀掉主张撤藩的大臣以息三藩之兵，年仅20岁的康熙坚决反对，他说：“如果有错误，朕一个人承担。”随即把吴三桂之子等人投进监狱。康熙制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争取其他叛军中立、归降的政策。终于经过八年的战争，平定了叛乱。清政府多次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郑京要求台湾像琉球、朝鲜一样藩属中国。康熙断然拒绝，他说郑哀是中国人，台湾皆闽、福人，与琉球、朝鲜不同。1681年，清政府用兵台湾，兼用招安之法，最终和平统一台湾。他特别下诏，郑氏一族不是“乱臣贼子”，可以归葬安南。然后在台湾设一府散县，驻兵台湾、澎湖。台湾在政治、军事、行政上重又与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准噶尔部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和伊犁河流域。首领噶尔丹是一个野心勃勃、掠夺成性的人。他表面臣服，却步步南逼。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一举击溃噶尔丹的驼军。之后，噶尔丹又卷土重来。康熙力排众议，决定二次亲征。两军在克鲁伦河附近对峙。噶尔丹望见康熙的御营和清军的威武阵容，不禁为之胆寒，立刻下令拔营逃走。康熙率军追击。在昭莫多大战中，几乎全歼敌军。噶尔丹仅带少数人逃走。由于噶尔丹拒绝投降，1697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走投无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从12岁起，康熙帝就注意到沙皇对中国的侵略。1682年，康熙第二次东巡，商议抗俄大事。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清军打败了俄国侵略者。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辽阔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噶尔丹叛乱，清政府也做了很大让步，将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划归俄国。
康熙热爱科学，努力向西方学习。他重视数学，向传教士南怀仁学习几何，他学过欧儿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实用理论几何学》的满文译本。晚年在北京畅春园设“算学馆”，召集大数学家梅毂成等编成巨著《律历渊源》，集当时乐律、天文、数学之精华。
康熙以皇帝的权威，在全国推行种痘法，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当时天花流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世界上还没有治天花的好办法。只有我国首创预防天花的种痘法。方法是把患者的痘痂研成细末，用湿棉花将之塞入健康人的鼻孔里，使患者发生一次轻微的感染，从而获得免疫力。但由于很多人怀疑而没有推行。康熙首先在自己的子女中推行，还介绍到蒙古等少数民族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康熙还开展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即绘制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次测绘采用了比较先进的大地测量术和经纬度绘图的方法。到1716年，除新疆的少部分地方外，对大多数省区进行了测绘。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实测、比较精确的地图集，也是世界地理测量史一的伟大成果之一。
康熙曾发现、培育和推广过双季稻御稻种。这种稻米第一季的成熟时间平均不到一百天，最短的只有70天左右，因此收割后可再种一季。这种米粒长、色红、味香。《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和“红稻米粥”就说的是这种御稻米。为农业需要，康熙下令每天记录气象，并作为一种制度保留下来。故宫内保存了大批清代的《晴雨录》，是研究气象的宝贵史料。
雍正
关于雍正即位的野史传闻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版本说的是，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的，但在临死前，雍正与负责收藏康熙传位遗诏的隆科多合谋，先趁机将病入膏肓的父亲康熙闷杀，然后将传位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因而得以继承皇位。清代宗雍正像几百年以来，雍正因这个弑父改诏得以即位的故事，遭到很多文人的口诛笔伐，雍正也被他们誉为清朝历史上最为残暴的皇帝。但这个故事本身的疑点就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改遗诏的事情。清朝的诏书一向是以满文书写，入关之后，随着汉族官吏的增多，才逐渐改为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诏书，而满、汉两种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按照故事里面改遗诏的方法，即使改得了汉字，也改不了满文，况且用汉字书写的遗诏中，按规定也应该在“十四子”之前加上“皇”字。如果真按照这个传闻，且不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除非雍正手握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其他诸皇子不敢与之争夺皇位，众皇子和王公大臣才不可能看出来。但当时的情况是雍正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也没有手握重兵，当时被封为大将军的十四子倒是拥有重兵众多的支持者。
看来雍正的皇位来历是很清楚的，并非所谓的弑父篡位，但为什么雍正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印象呢？这只有用雍正即位后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说明。
其实在康熙末年，由于康熙对臣下过于宽仁，使得吏治逐渐腐败，官僚贪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加上康熙对边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即位后，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富民富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顿吏治，雍正即位之时，便下令户部全面清查官员积欠国库钱粮的命令。这个命令看起来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钱粮的官吏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就曾出现很多郡王、贝子不得不将家产变卖以赔补亏空的事情。如果官员不能按时还清补齐，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赔补亏空。对地方的清查更是彻底，许多地方官员因亏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职的革职。当时被革职罢官的地方官员竟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还达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内，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但因此举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声，并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项措施便是“火耗归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赋税时收上来的是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这就是“火耗”的来历。为了填补损耗，在征收赋税时便要多征一些。由于当时清朝的俸禄太低，一品官员的俸禄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才45两。这点银子，别说应酬，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以贴补俸禄，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但后来这“火耗”征收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一两加征四五钱，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清朝的统治酿成了隐患。雍正帝在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必须全部提解到省，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给官吏，其他则用于地方公费。养廉银的数额很多，如一品官的养廉银就达到每年两万两，七品官的养廉银也达到2000两左右。其实此举只是将“火耗”填补官吏俸禄公开化，并增加了地方公费，可谓是一石二鸟。这项措施虽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响应，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因此举减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个措施的实行，也得罪了人，这次得罪的范围也扩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干二净。雍正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将负担转到农民身上的情况，于公元1725年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将丁役摊到土地上，谁的田地多，谁出的力役就多，没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此后便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得以减轻，富户遭到压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同时由于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那些养尊处优的地主老爷们根本不会考虑国家有没有利的问题，自然对这项改革非常抵制，对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个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制度。清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负责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经由内阁看过了，因而公文都是公开的，使得官员不敢公开讲有些事情，皇帝便无从知道。康熙在位期间，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补救办法。康熙将上秘折的权力只是交给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即位后，认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的人的范围，使各省督抚都有权力上密折。后来又扩大到包括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得到雍正特许后，也有权力上密折。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处理各类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强了行政效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兢兢业业地一心为公。当然在他们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同时，心里难免对这个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怀怨恨。
雍正实行的另外一个措施，便是设立军机处。在对准噶尔用兵期间，雍正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便于公元1729年在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由雍正的亲信和心腹大臣组成。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军机处本来是个临时机构，后来雍正觉得用的顺手，干脆就将其转变为固定机构，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代替内阁成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内阁只能处理一般性事务，这样雍正就把国家一切权力紧握在自已手中。这样一来，内阁那些本来掌握重权但又不是雍正亲信的大臣，就这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能不恨雍正乎？
后来，雍正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又把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统统都给得罪了，这就是对青海、西藏、准噶尔部、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对青海，是将青海叛乱的罗布藏丹津剿灭后，便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对西藏，是于公元1728年平定阿尔布巴叛乱后，雍正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四藏设立驻藏大臣，并派兵防守，还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对准噶尔部，雍正则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平叛的目的。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雍正便实行云贵土司改土归流，使土司成为“流官”不再控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这些措施，每一项的都旨在巩固清朝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但对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少数民族贵族来讲，要向清王朝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勉为其难，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统治时期文字狱尤为兴盛，不好声色犬马的雍正很少去顾及后宫那些怨妇。雍正用人惟才是举，对国家栋梁则高官厚禄、越级提拔，对无能官吏则大加贬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简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给得罪遍了，能不说他弑父篡位吗？就连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传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所杀，埋进陵墓里的雍正连头都没有，头是被吕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狱所杀的父亲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脑袋，我们所要了解的，便是由于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时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现。这就是雍正的功劳，这就是一个做皇帝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