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事实”这个行动向导做事
我从韦特海默引一段话作为研究事实的向量性质问题的开始：“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多少，这种情境是一个带有空隙、缺口（空位）的系统。可能以任何方式填满缺口。一种填法——十四，就它在整体中的作用看，是和情境相符的，适合缺口的，在此处是这一系统中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它适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外的填法，如十五，就不适合。它不是正确的填法，它是任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破坏了这一缺口在这一结构中所具有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系统’概念，‘缺口’概念，不同‘填空’、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某一部分缺少点什么），情况也类似。要填满缺口，从曲线的结构看，往往有一些限定条件，某一填补对于结构是适合的、明智的，正确的；其他的则不符合需求。这和内在必要性的老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做为、存在的状况，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愚蠢的、合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情境，或一个带有一个空位的系统，某一填空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个系统或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别可能性，能分辨哪一种填空适合情境，哪一种不适当，哪一种违背了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间房子，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砖递给饥饿的儿童，把香气四溢的面包递给了那个男人。这里我们有两种情境，两个系统。对于填空作用来说，我的分配是盲目的。”
接着，韦特海默在脚注中附加说：“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改正。这样一种秩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格式塔心理学文献》一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只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仅有数量），而是有向量的（既有数量又有方向）。在哥尔德斯坦、海德尔、莱温和阿施的著述中甚至能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事实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并不只是仅仅躺在那里。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需要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糟糕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我们总是这样说“情境的逻辑要求……”。
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汉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像某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为了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不断和自身作战、斗争。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换句话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的“应该盲”，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如此一来，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有时我认为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主义是批判和继承了弗洛伊德（他缺乏充分的整体观）和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学说，而不仅仅是背离弗洛伊德的异端。
我始终这样认为，事实上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就这样，他们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来自知识以外的什么地方。
“事实性”创造了“应该性”。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应该由事实创造。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从实质角度来看，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就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例子。大多数青年精神病医师在诊断中总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完全不能肯定那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变态；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仅仅由于他没有怀疑，所以他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以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相。在这一认知的作用下，他能够不顾他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豫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大学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很简单，也许认为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孩子是软弱的；当孩子自信时会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做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摸，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也一样进行。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如果一个人能仔细地、如道家那样倾听自己内部的呼声，就能为自己被铸造、被引导、被指引找到正确的东西。好的心理医师以同样的方法帮助求诊患者——让他听到笼罩全身的内部呼声，他自己本性的微弱命令。要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原理，真正的自由是由接受和必然、真实的本性所组成的。
同样地，一个人也要靠倾听他的本性和呼声，靠对他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他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他自然发展才能发现如何正确对待世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有这种情况。在用餐时，只要我们知道关节在哪里，怎么掌握刀和叉，即对有关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假如事实已被充分了解，它们就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里还蕴含有这样的意思：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不容易的。要能听到事实的声音必须保持安静，非常接受地谛听，以道家的方式谛听。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该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洗耳恭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道家的——静默的，不作声，安宁的，充分地听，不干预的，受纳的，耐心的，尊重眼前的问题，谦恭对待眼前的问题。
健康成长从来没有什么人有了充分的知识还会去作恶，这是一种关于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说法。虽然我们不能走得那么远，（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还有除无知以外的恶行），但我们仍然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把对事实的无知看作恶行的主要原因。这等于说事实自身在其本性范围内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应该对它们做些什么。
用钥匙开一把难开的锁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最好也用道家的方式进行细心的摸索。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时是最好的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以及道德意识问题，等等，是非问题也应如此。
这是接受事实的应该性质的必然结果。假如有这种性质存在，我们就必须认清它。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
充分发展自己的“虎”性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给人性下定义这种论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固有的困难，并且要把握住这些困难。而且，这个定义的每一成分都需要再定义。当我们用它们写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沿着一个圆圈的边沿走。在这里，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这种圆圈。
只有在与人性标准对照时，“好人”才能下确切定义。同样，这个人性标准几乎肯定是程度的问题，即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是更有人性的，而且，“好人”、“好的样品”是最有人性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性具有如此众多的规定性特征，每一特征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某一特征自身在确定人性时又是不充分的。而且，许多这种规定性特征本身又是程度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地、严格地区分开动物和人。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哈特曼的公式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好人的好，要看他满足或符合“人”的概念的程度如何。
从某种观点上看，这确实是一种很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是我们一直不知不觉地在使用着的一种解决方法。第一次做母亲的妇女问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大夫明白她的意思而不深究她的用词。动物园管理人员去买老虎，他会寻找“好的”样品——真正有虎性的老虎，即具有所有明确规定的虎性并且发展充分的老虎。当我为实验室购买宿条猴时，我也会要求猴性好的宿条猴，不要那些怪异的或异常的猴。如果我碰上一个没有卷曲尾巴的猴，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宿条猴，尽管它的某些特性对于一只老虎来说可能是极好的。对于好的苹果树、好的蝴蝶来说，也是同样。
分类学家选出新种的“典型样品”，把这个样品存放在博物馆中，成为整个种的范例。在规定这个种的一切性质上，这是整个种群中最佳样品、是最成熟的、最没有残缺的、最典型的个体。在选择“好的雷诺瓦”（1841年至1919年，法国画家）或“最佳鲁宾斯”（1577年至1640年，法兰德斯画家）时，掌握的也是同样的原则。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发掘人类最好的样品，这个人具备适合这个种的一切要素，他具有发展得很好并充分起作用的人的一切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没有那种伤害主要规定性的、绝对必要特征的显著疾病的人。这些人可以被当作“最完美的人”。
从现在来看，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仲裁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个文化标准可以压倒和淹没生物心理学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们要面对驯养问题，也就是说，要面对人工的和受保护的生物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被驯养的，特别是在我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人身上更是如此，例如脑损伤的人、年幼的儿童等等。最后，我们需要区别牛奶场场主的价值和奶牛的价值。
就这个时代的状况看，人的似本能倾向比文化的力量要弱得多，所以，要梳理出人的心理生理学的价值，总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有困难也好，没有困难也好，反正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而且这个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极重要的。
我们研究上的巨大问题，于是就成了“选择健康的选择者”。实际上，这一点己做得相当好了，像医生现在能够选出身体健康的有机体那样。在这里，巨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健康的定义和概念化问题。
我们意识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甚至希望死，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叫做成长价值和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人越是成熟、坚强和健康，就越追求成长价值，越少追求和需要“滑行的”价值；但无论或多或少，他仍然需要二者。这两组价值总是处在辩证的关系中，形成动力的均势，而且这些就表现在外部行为上。
请记住这一点，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这些高级的和低级的价值、较强的和较弱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价值，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需要不是二歧式的，而是排列在一个整合的阶梯上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之间是相互依赖。请允许我说，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这种安全需要也没有消失（所谓不活动状态，我指的是在一顿美餐以后的那种食欲状态）。
这意味着向较低级的需要倒退的过程总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保留着。在这个前后关联中，绝对有必要把它看作对于整个有机体的完善，看作是“更高级需要”的存在和活动的先决条件；绝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安全是热爱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而热爱又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像“高级价值”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很明显的，它们彼此处在辩证的和动力的联系之中（或者，正如我更喜欢说的那样，它们是层次整合的，而不是两歧式的）。
最后，我们必须对付明显的、描述性的事实，在大部分公众的大多数时间内，低级的需要和价值要比高级的需要和价值占优势，即这种低级的需要和价值产生强烈的倒退拉力。在好的或相当好的生活环境下，而且只有在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的个体身上，才更经常地、坚定地选择高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有满足低级需要的坚实基础，通过满足需求，低级需要就活动或休眠了，就不再产生向后倒退的拉力；而且，很明显，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设，又须假设有一个好的社会。
有一种过时的传统说法，人的高级本性依赖于人的低级本性，需要低级基础做基础；没有这个低级的基础，高级基础就无从谈起。这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没有已经获得满足的低级本性做基础，人的高级本性就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高级本性的最好途径，是首先实现和满足人的低级本性。另外，不论什么时间，人的高级本性好的或较好的环境条件是人的高级本性依赖的基础。
这里的含义就是，人的高级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并不依赖本能的抛弃，而是依赖本能的满足（当然，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同传统的弗洛伊德的“本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尽管如此，我的这个说法还是指出了重新审查弗洛伊德的本能论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生和死的本能所隐喻的二歧性，有某种同型性。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他的基本隐喻，而同时又修正他的具体说法。
不过，前进和倒退、高级和低级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正由存在主义者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说明。除了我力图使我的说法更接近经验和诊疗的材料，更能进一步肯定或否定之外，我没有发现这些说法之间有任何巨大的差异。
摆脱自身的基本困境
即使最完美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本困境。人既是被创造的，又是天使般的；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超动物的；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既是畏惧的，又是勇敢的；既是前进的，又是倒退的；既是向往完善的，又是害怕完善的；既是一个可怜虫，又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力图向我们讲明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对于任何心理动力的和心理治疗的最终体系来说，这个基本困境是首要问题的两难困境和它的辩证法，而且对于我们是适用的，我觉得对于任何自然主义价值论来说，它也是基本的问题。
然而，对于抛弃已达3000年之久的、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模式之内的、二歧式的割裂和分离习惯（“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不可能具有二者”）来说，它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学会整体论的思考，放弃原子论的思考。
所有这些“对立面”，实际上是层次整合的，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摆脱二歧式和割裂，使表面上不可调合的对立面趋向整合，也是治疗的正当目标之一。我们的天使般的品质依赖而且要求我们的动物性品质。我们的成人性不仅不应该抛弃孩子气，而且还应包含它的优良价值，它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价值和低级价值是以层次方式整合在一起的。
从某种程度来看，价值是由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人自己创造和选择的。发现并不是获得我们借以生活的价值的唯一方法。自我探索发现某种单一的东西，手指只指向一个方向，需要只能用一种方式满足，这是很愚蠢的看法。
几乎所有需要、智能和天才，都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满足。虽然这种变式是有限的，但是，它仍然是多样化的。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运动项目可供他选择。爱的需要可以由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是以多样化的方式给予满足。天才的音乐家，单簧管可以给他带来快乐，长笛也一样能给他带来了快乐。一个有杰出智慧的人，对于做一名生物学家、化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满足的程度可能是相同的。对于任何有良好意愿的人来说，有极其多样的事业和职务，能把同样的满足奉献给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人性的这种内部结构是柔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说，人性的内部结构可以沿着某一特定方向生长，也可以沿着多种方向共同成长。
尽管一位优秀的测验学家或治疗专家，很快就能以一般的方式发现一个人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是什么，并能给他颇为恰当的职业指导等等，不过，选择和拒绝的问题仍然不可避免。
此外，当成长中的人朦胧地看到一系列命运，他在其中可以依据机会并按照文化的赞许或谴责进行选择时，当他逐渐把自己献身于选择时，自我制造和自我创造的问题就出现了。
例如，医疗事业、纪律、艰苦劳动、延迟愉快、强制自己、铸造和训练自己，这一切都变成必需的了。不管医生是如何热爱他的工作，为了成为医生，他还是有那种必需忍受的、不合意的工作要做。
我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一点提出来。经过成为一名医生来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而不是一名差的医生。这个理想，肯定部分是由他自己创造的，部分是由文化赋予他的，部分是在他内部发现的。他想象一名好医生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点是有决定作用的，像他自己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有决定作用一样。
整合知识与行动的割裂
哈特曼否认道德规范能够从心理分析的发现中引伸出来。在这里，“引伸出来”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露疗法都只是展现或揭露了一个人本性内部的、生物学的、似本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一部分无疑是偏爱和渴望，还可以认为是固有的、生物基础上的价值，尽管这是微弱的价值。
一切基本需要以及个体所有天生的智慧和天才，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至少在古老的、外部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只是说它们是人性固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否定它们或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导致病态，因而也就帮助了邪恶，因为病态和邪恶尽管不是同义的，但它们肯定是部分交迭的。
雷德里奇也有类似的主张：“如果探索疗法变成了探索意识形态，那么，正如惠利士所清楚地指出过的那样，这就一定会失望，因为心理分析不能提供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意识形态”这个词，这自然是对的。
不过，这样一来，某种很重要的东西就会被忽略了。尽管这些揭露疗法并没有提供意识形态，然而，它们肯定有助于揭露并至少提出了固有价值的赤裸裸的原基或雏形。
换句话说，揭露治疗和最深刻的治疗能够帮助病人揭露他模模糊糊追求的、向往的、要求的那种最深奥的、最内在的价值。因此，我坚持认为，正确的疗法是同寻求价值有关系的，而不像惠利士所断言的那样，是无关的。
我确实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把治疗定义为寻求价值，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治疗最终所寻求的同一性就是寻求一个人内在的、真正的价值。特别当我们回忆起，提高自我认识（认清自己的价值）与提高对别人和对一般现实的认识（认清它们的价值）是一致的时候，这一点更明显了。
我认为，过分地强调自我认识同道德活动（以及价值信念）之间的巨大鸿沟（假设的），这本身可能就是思想和行动间的中断特别萦绕于怀的征兆，这种情况在其他特点上并不如此普遍。这很可能也概括了哲学家古老的两难命题：“是”和“应该”、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困境。
我对于健康人、处在高峰体验中的人、设法把自己好的着迷性质和好的歇斯底里性质整合起来的人观察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不存在这种不能联接起来的深渊和中断；在他们那里，清晰的知识一般都涌现出自发的活动和道德的规范。也就是说，当他们知道了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这件事。
在健康人身上知识和行动的割裂还保留在什么方面呢？它们只在现实和存在的固有割裂、真正割裂的方面保留着，而不是在假设的割裂问题上保留着。
这个猜想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就能被证实到怎样的程度。深蕴疗法和揭露疗法不仅作为疾病的消除法，而且也作为合理的价值揭露技术。
善于适应
“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
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
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去担忧自己的孩子，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致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
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些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
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
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
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争辨。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
当然，如果是指“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但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是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后来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
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10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使用“正常”一词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是把它用于形容没有疾病、伤痛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