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
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作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
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
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
正如E·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
总体来看，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表面上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之所以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是固有趋势，是因为我发现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以最重要的四个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它们。
我们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或者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来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极其相似。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们需要有某种不同的客观变量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调。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确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可以滋生健康，但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却不会产生这种效果。给予一个有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不满足。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两样。
但与此相反的是类似于安全、爱的需要。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
与此类似的是对于如智力或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是成就最为显著的方法。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像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
科学家在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时可以通过对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实现的意义。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完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
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是爱的需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首先，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进行最深入的探索时，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将会多次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其次，这些疾病，尤其对儿童来说，尚未达到无力回天的地步，那么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另外，如果一个儿童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和蔼仁厚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家伙。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像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放弃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强迫不要求爱时他们也痛苦万分。
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也都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
能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明了的完美的佐证可以由任何营养缺乏症来提供。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补充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会主动选择盐多的食物，即，异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吸收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爱的需要也和盐的需要一样，机体可能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努力满足它。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像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我们已经大量地谈论了良好条件和许可范围等。这些都涉及到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
我们转向是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的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它是非常脆弱、微小的，不像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难以抑制。低等动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然而，人类对爱、知识或者某种人生观的需要却并不是明确的、强烈的，相反，是很微弱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
必须创造特殊的条件，把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的能力表现出来，并具有满足的可能性。
大体上，这些条件可以总的概括为允许满足和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么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顺其自然。我们知道，按个别的方式给婴儿断奶对婴儿最为有利，即，在对他最为合适时给他断奶，但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也不用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他对固体食物感兴趣，他自己会自然地断奶。
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和满足性的气氛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保护、尊重或者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气氛对于心理治疗很有帮助，只有在这种气氛中，心理治疗才具有可行性。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女囚犯在教养院选择同寝室的伙伴；大学生选择教师和课程；等等。
在这里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为了教育考虑他人和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的品德，允许本身也不必充足。
所谓良好的环境，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放开手脚，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莫忘记，有机体经常选择自我克制和延误，以有利于他人，等等；而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
靠内在法则生活
我一直欣欣然于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被我叫做健美精神。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假如1000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
除了以经济情况为首的某些问题以外，有一些问题我非常有把握。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受到比现实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会过多地互相干扰，这样易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者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一贯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暂不阐述），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
要记住，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它是由成年人构成的。自由选择的局面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成年人，它只适合于未遭损害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论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同样具有临床上很好的效果。
在我们试图理解正常这个新概念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会遇到环境与人格的问题。这个概念似乎引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结果：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不是绝对按照这个公式发展的。
尽管现实社会是很不完美的，但我们仍可以在其中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人。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所能设想的优秀程度。或许在和平时代这个文化中，我们刚好对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
个人能够比他所生长和生活其中的文化更健康，这是研究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论点。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超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
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是过分出格，那民主性会给他以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健康人并不在表面上引人注目，他们不着奇装异服，风度和行为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内在自由似乎比外部自由更重要。
我们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备。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而不是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对良好环境的解释大加改变。
寻求内部呼唤
我们几乎将正常的本质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但又被掩藏着。它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由于希望或愿望不是发现的概念，而经验研究的结果却是。所以我说，正常的概念是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种研究可以解释这个古老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怎样才能过健全的生活？怎样才能富有成效、幸福、内在安宁？”
当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患病、萎糜不振时，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需要什么，即，它重视什么，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他最重要的。
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重点问题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传统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它的理由是，人类的深层本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作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势力的方法。
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观念会由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在某种情况下，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粗浅直接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绝对正确或不正确。但两种典型的理想化的对比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
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完美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不但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必须改变，而且关于社会的理论也需要改变。
在众多对心理健康的讨论中，我希望将一个可能己被丢弃的观点保留下来。我看到的危险是，用顺应时代、顺应现实、顺应社会、顺应别人来鉴定心理健康的陈腐观点生活，以新的而又更老练的形式复活。
这就是说，一个可信赖的或者健康的人，可以抛开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忽略他的自主性，不靠他自己内部精神的和非环境的法则，不是把他作为超越环境、独立于它或与它斗争的方式下定义，而是以环境为中心的思想来给健康人下定义。
例如，控制环境的能力，在同环境的联系中是有能力的，适当的、有效的和游刃有余的，工作出色，很好地认识环境，与环境相处融合，在环境条件下是成功的等等。从另一方面说，环境、工作的分析和任务的要求，不应当作为个体价值或健康的主要依据。人不仅有对外的定向，而且也有对内的定向。一种超出精神中心的观点，不会适用于给健康心灵下定义的理论任务。
我们一定不要陷入以“对什么有用”的思想方法来给优秀有机体下定义的陷阱，仿佛他是一个机械装置而不是他自身，仿佛他仅仅是达到某种外部目的的工具。正如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学，它也很直率而清楚明白地表达这种观点：心理是对现实的反映。
我重点讨论怀特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重新考虑动机》，以及伍德沃斯的书《行为的动力》。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文章，是因为它们是极好的高度精致的成果，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动机理论巨大的飞跃发展。我完全赞同他们所论述的一切。但是，我觉得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他们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我提到的那种危险，即，虽然熟练、效力、胜任可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顺应现实，但是，它们依然是顺应论的演绎。
我认为，我必须超过这些论述（尽管它们足以让人信服），才能清晰地认识要超越环境，不依赖环境，坚定地反抗它，同它斗争，小看它，或者违背它、拒绝适应它。因为，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论来说，只有心灵外部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心灵之内的健康包括在内。
我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去认真对待沙利文式的尝试，因为他给自我下定义时只是简单地根据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的做法。在这里，健康的个体性被完全抛弃了，并非说不成熟的人格就不是这样，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健康的、充分成长起来的人，而他肯定是以超越其他人的看法为特征的。
为了给我的确信找到依据，即为了理解完全成熟的（真正的、自我实现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健康的）人，我们必须保留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区别，请注意下述提出的简单考虑。
首先一些资料来自我1951年发表的论文《抗拒文化适应》。我报告说，我的健康研究对象表面上是承认习俗的，但私下里对这些习俗则是随心所欲的、马马虎虎的和超然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习俗，又能脱离它们。我发现，实际上他们全都平静地、幽默地抵制文化的愚蠢和缺陷，用或大或小的努力来改进它们。如果他们认为斗争是必要的话，他们明显地表现出与这些缺陷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
现在援引这篇论文中的一段话如下：“爱慕和赞同与敌视和批判各种比例的混合状态，表明他们从美国文化中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而抵制他们认为是坏的东西。一句话，他们权衡和鉴别它们（根据他自己的内部标准），然后他们自主采取决定。他们也表现出对一般人的非同寻常的排斥性，以及对独处的令人惊讶的喜好和需求。”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可以称他们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性格法则统治的，而不是被社会的法则统治的（只要这些法则彼此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美国人，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类的成员。”
接着，我假设：“这些人可能具有较少的‘国家的性格’，同喜欢他们自己文化的那些不太发展的成员相比，他们可能更喜欢彼此跨越了文化界线的人。”
这种超越文化的典型，有怀特曼和詹姆斯，他们是纯粹美国人，然而他们也是非纯粹的、超文化的、整个人类的国际成员。他们是全世界的人，并非和我们是美国人有什么矛盾，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美国人。同样，马丁·布伯这位犹太哲学家，也是超越了犹太人的。葛饰北斋（日本风景版画家），是纯粹的日本人，又是一名全世界的艺术家。很可能，任何普遍的艺术是不能没有根基的。纯粹地区性的艺术，不同于根置于地区但又已经变成广泛一般的——人类的艺术。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记起皮亚杰的儿童，直到他们成熟到能把这个包括在那个之中、并把二者同时纳入层次整合之中时为止，这些儿童不可能理解既是日内瓦人又是瑞士人的原因。
在这里，我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的超然、独立、自我管理的特点，以及在内部寻求指导生活的价值和法则的倾向。
我们只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些，才能为反省、沉思以及所有进入自我的形式，抛弃外部世界来寻求内部呼唤的形式，找到理论支持。这个包括了所有顿悟治疗的所有过程，在这一类治疗中，抛弃外部世界是绝对必要的，达到健康的途径是经由转入幻想、转入初始过程的。
一般来说，这是恢复内在心灵的过程。心理分析的范畴有可能达到超越文化的程度。在任何比较充分的讨论中，我肯定能论证这种意识自身的享受和体验的价值。
其实我们关于心理学的东西都可以从对于健康、创造性、艺术、娱乐和爱的兴趣中学到。从这些探索的种种结果中，我将为我们的目标选出一个结果来强调，而且，这是对人性的底蕴、无意识、原初过程，以及对古代的、神话般的和诗意的东西，在态度上的变化。
因为不健康状况的根基首先是在无意识之中发现的，所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无意识是丑陋的、邪恶的、疯狂的、肮脏的和危险的，而且倾向于认为原初过程是歪曲真理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底蕴也是创造性、艺术、爱、幽默、娱乐的源泉，我们可以开始说健康的无意识、健康的倒退了。尤其我们对原初过程的认知可以开始重视，并且认为它和远古式以及神话式的思维一样都不是病态的。
现在我们为了获得某种不仅有关自我而且有关世界的知识，就可以进入原初过程的认知状态了，对于这些知识二级过程是无识别能力的。这些原初过程是正常人性或健康人性的要求，任何综合的健康人性理论都必须把它们包括在内。
假如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那你必然会对这样的事实进行深入思考：它们属于心灵内部、有自己固有的标准和规律。它们主要不是适应外部现实，或被它塑造，或者是为对付它而装备的。人格的某些表面层次分化出来照管这项工作，但如果认为整个心灵等同于这些应付环境的工具，就丢掉了某些我们不应该丢失的东西。适合、顺应、胜任、控制、对付等，这些全都是心灵中心主义的词，因而是不适合描述整个心灵的，因为它有一部分与环境没有关系。
在所有领域，我都批判了那种认为一切行为都是有动机的大众理论，因为行为的应付方面和表现方面有重要的区别。在这里，我将强调，表现行为或者是无动机的，或者是比对付行为较少动机的（依据每个人对“有动机的”含义如何理解而定）。在更纯粹的表现行为形态上，它们与环境的关系很小，而且没有改造或适应环境的目的。适应、适合、胜任或控制这些词，不适用于表现行为，只适用于对付行为。现实中心主义的完美人性理论不克服巨大困难就不能处理和体现“表现”。理解表现行为的自然中心点是在心灵内部。
只要集中注意任务就不难发现两种效能结构——有机体内部的和环境的。不相干的东西就被推到一边，而不予以注意。各种有关的智能和信息在占统治地位的目标、目的的指引下排列它们自己，这就意味着，重要性变成按照有助于解决问题，即根据有效性来确定了。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帮助的东西，就变成次要的了，选择就成为必要的。所以，抽象地说，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东西是忽略不计的、不注意的、排斥的。
但就像我们知道的，根据有用性的认知，任务定向、有动机的知觉全都被卷入丢掉某种东西的效能和胜任之中了，这种胜任被怀特定义为“有机体与其环境进行有效相互作用的能力”。为了使认知变成完全的，我已证实，它必须是超然的、无兴趣的、无欲求的、无动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对象自己的本性，知觉到它自己客观的、固有的特点，而不是把它抽象为“有用的东西”或“有威胁的东西”。
只要我们努力想去控制环境或使它产生效用，就必然会对完全、客观、超然不干预的认知可能性造成损害，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成正比的。只要我们任其自然，我们就能完善感知。再者，根据心理治疗的经验，我们越是渴望做出诊断和行动计划，我们所做的事就越无益。我们越是渴望治愈疾病，它就越是长期不愈。每一个精神病研究人员，都必须学会不力求治好，不变成急燥的。在这种场合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屈服就是克服，恭顺就是成功。道家和禅宗佛教徒采取的这条道路，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数千年前，就看到了我们心理学家刚刚才意识到的事情。
但最关键的是，我们能经常在健康人身上初步发现这种关于世界的存在认知，而且它又可以相应地作为健康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我也在高峰体验（暂时的自我实现）中发现了存在认知，这就表明，甚至就与环境的健康关系说，控制、胜任、有效这些词所提示的主动目的性己远远超过明智的健康概念或超越概念的需要。
可以预见，感受剥夺作为这种无意识过程的态度改变后果，对健康人引起的应该不仅仅是恐惧，而且还有愉快。也就是说，由于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就使内部世界进入了意识，以及由于内部世界是受健康人更多认可和享受的，所以他们应该更有可能享受感觉的剥夺。
为了更明确无误地理解这一观点，我要强调指出：为了真正的自我而倾向内部，这是一种“主体的生物学”，因为这必须包含一种努力，把自己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需要、智能和反应，即自己生物的个体性，变成有意识的。但另一方面虽然听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但也确实是体验自己的种的特性，即人类共同性的途径。也就是说，它是体验我们与一切人的生物学上亲密关系的方法，而不管他们有什么外部环境。
这些关于健康理论的考虑使我们清楚看到：“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主的自我和纯粹的心灵。一定不要认为它只是适应的装置。”
“即使是在我们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必须为和平环境以及恶劣环境的受纳关系提供理论的位置。”
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物学、社会学的分支。但是，不仅仅如此，它也有它自己特定的范围，这就是心灵的那些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或模仿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