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心理健康的新视角
让人不解的是，心理治疗分析一直不被实验心理学的人们所重视。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
心理治疗是我们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强烈对比的最深刻本质的依据和最佳技巧。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等等；（有时）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上升了。
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五花八门的这类著作中，心理治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学习理论毫无疑问至少可以说能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交往、耐力分析、职业的成功、治疗力量、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不提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有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探究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一个准例，即作为社会心理学分支的心理治疗关系，也被人们发现了。
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即独断的、平等的和放任的。而且，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种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儿童俱乐部的社会氛围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型态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种种社会组织中，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肯定会随着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彻底研究而暴露出来，对科学中不重视价值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诸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一直对此避而不谈。还有另外许多示例可被用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露（行动、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恋、尊重）；（3）通过威胁的转移（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5）通过建议或权威；（6）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治疗中那样；（7）通过肯定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
为了人格理论较一般的意图起见，它还设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上与精神病学上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其中我们对追踪治疗素材与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最感兴趣。需要的满足是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中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治疗肯定需要一定的人际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需要才有可能得到满足。一系列基本需要（其满足物构成了基本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关系、爱和尊重等）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只得承认仅仅在较简单的治疗方面我才有足够的经验。那些主要在精神分析（较为深奥）疗法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按照实际状况来理解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绝没有可能接受或吸收基本需要的满足。
我们如果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就不难发现，顿悟疗法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需要满足。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变化付诸实现之时，顿悟才是富有成效的。
大致区分一下简单的、短期的需要满足治疗与深奥的、长期的难度更大的顿悟治疗之后，会认识到这一区分具有可观的启迪价值。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治疗技能极大的拓展给非职业人员（非职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通路。
顿悟疗法显然可以当成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掌握它。对于非职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观点：虽然顿悟疗法既深奥而且还含有若干的附加原则，但如果我们能从研究选择抑制或满足人的需要的后果出发的话，它们都能够被人透彻理解。这和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
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法及人种成长的研究封闭起来，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来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多数职业治疗家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出乎意料地漠视。
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
因此，我们必须从较简单的治疗现象入手，然后再过渡到讨论顿悟的问题。
我们将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处融洽。
心理治疗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形式之下。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整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解释，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却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临床的心理学家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就我所知，从未受到过可以确切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我们显然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进行经验的与科学的诘难，并且依据其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治疗结果的出现与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
就算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单纯的治疗效果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少得可怜，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基本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
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思想流派大师虽然自己是最称职的治疗家，但他在传授给学生们这种能力时却是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种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就会干得和老师一样出色，而且极可能超过他们的老师。
有一种普遍的经验适合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家。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绝对很难想象。
有的治疗结果无需治疗家开口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里她喋喋不休地说，我则保持沉默），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忠告深表谢意，然后离去了。
对于年轻患者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愉快成功，发展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好多精神分析家看到治疗的效果进展是在他人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
治疗家还注意到，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中，有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很快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现实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深具讽刺意味，那些从未受过专业的治疗训练或未熟练的人却亲自应付或至少是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病例。我个人在这一领域里的切身体会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有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所受训练极其有限，甚至到了贫乏的程度。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人类才步入心理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宫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心理学家是外行人眼中的心理学家，是生活的指路灯，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离婚，为什么会滋生仇恨，为什么有人会变成神经病，他需要经常集中精力去应付这类问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竟然可以奏效。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的成功做何解释呢？
还有一些更出乎意料的经历。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实质的、详细的各类型人格的病例史，按照我的训练情况，我完全是出于偶然地治愈了我正致力探究的那种人格扭曲。
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一个学生询问我一般的忠告时，我就建议他去试试职业心理疗法并且解释说为什么我认为是必要的，他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解释一下心理学疾病的真相等等。有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现存的病症。
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这类现象更为常见。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有些精神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只有依靠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显然有必要注意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他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依托，从而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比起单单借助于己知过程的解释来看，如果我们能予以基本需求满足以更大的意义，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有所补充的话，则这种解释要广泛得多。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同时出现的，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理想的人伦关系
基本需求只能在人际间得到满足，这是通过对于友谊、婚姻等等的人际关系的最科学分析得到的结论。这些需求的满足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作基本满足物的东西，即，安全的给予，爱，相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我们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对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区分。这一区分可以在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的程度之上，富于成果地实现。一种关系（如友谊、婚姻、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将被（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界定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良好关系，其良好程度于它扶持或增进相属关系、安全与自尊（最终是自我实现）；以及不良关系，其不良性在于没有任何的扶持或增进。
山川、丛林甚至动物都不能满足这些。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理想的尊敬、保护与爱，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奉献这一切。而这一切恰恰发现是我们的融洽的朋友、融洽的情侣、融洽的父母子女、融洽的教师与学生所彼此给予的。我们从各种类型的良好人伦关系中追求的恰恰就是这些满足。恰恰是这些需求的满足成为产生优秀人才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它反过来又是全部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标的话）。
由此我们得出的总结推论是：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都可以找到。假如心理疗法从心理疗法的本质是良好或不良人际关系讨论的观点成立的话，它的这一侧面肯定会引起更大的重视。
如果能够仔细剖析一下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范例的良好友谊的话，我们发现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物要比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多得多。相互间的坦率、信任、诚实、缺少敌意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之外尚具有（附带）的表露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大量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别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勇气或作用，我们就能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感到软弱的时候正好是软弱，感到迷惘的时候得到保护，希望推卸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
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说，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增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性解释的等价物。
我们对于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良好人伦关系的教育价值的东西，一直读得很少。我们的欲望不仅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充满好奇，揭开面纱，敝开心灵。
此外，对于我们架构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赋于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只要良好的友谊或长幼关系在这方面提供出更多的东西来，就会或应该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实现于良好的治疗关系中。
我们完全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因此而被忽略了）说几句话，即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大的幸福感。但是现实中，爱的公开冲动被当作性的与充满敌意的冲动而被严加禁止——或许更有甚者。在极少几种关系中，也许只在这样三种类型的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公开表示爱慕之情：家长与孩子之间，爷孙辈之间，已婚者和情侣之间。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让人很容易感到受压抑，并且混杂着尴尬、犯罪感、敌视、发生作用、为支配地位而斗争等等。
鼓励爱与情感冲动在强调治疗关系中只发表过极少的言论。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完善”小组中）它们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符合人们理想的东西；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努力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估价弗洛伊德关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观点。这些来自于疾病研究的观点在涉及健康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它们必须加以扩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至少可以指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伦关系：支配与从属的；平等相待的；疏远或任其摆布的。这些关系连同治疗者与患者关系已被大量地说明过了。
治疗者可以把是看作其患者的主动的、起决定作用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他也可以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参与，永不带有（人为）人性地接近、永远保持分离。最后这一类型是弗洛伊德介绍的，但另外两种类型尽管正式些，实际上更加普遍，它们是唯一适用于正常人的情感的标志，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正如水是鱼赖以生存并能从其中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如果治疗者是患者得以获得他的必要治疗所需物的媒介，那么考虑这种关系时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合什么样的患者而不是从性质的角度。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作为研究对象，而把其他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作法。在优秀治疗者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至此可以推断，普通患者将顺利成长在一种温暖、友爱、民主的伙伴关系中。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并非最佳的气氛太多了，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稳定性神经病病例说来这点尤为真实。
绝不能让那些将仁慈视为软弱的支配性较强的人任意滋长对治疗者的轻视。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将是必要的。朗克派们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出于情感视为圈套或陷阱的忧虑，因而不能离群索居，否则就会害怕一切。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的、自我危害的东西需要确定的命令使其免遭难以挽回的自我伤害。
治疗者应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他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不允许有什么例外。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原因，他会自我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虑，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个体出发，对任何病例而言，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关系，那就无法设想心理疗法的其他任何资源会产生什么效力。这点大致成立，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永远不会被轻易进入也不会被轻易打破。然而纵使患者是与他所深恶痛绝的人或者是与对他抱有忧虑的人呆在一起，也根本用不着浪费时间去自我防卫、挑畔以及企图激怒治疗者作为自己主要目标。
总之，即使一种理想化的人伦关系的构成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疗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配制全人类所需的基本心理药物的最佳媒介。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意。如果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完全应该是得自于良好人伦关系的特质就是心理疗法的最终本质，那就意味着心理学上的病人是从未与他人建立过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向不同的方向引导，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是为疾病所下的第二个定义产生的后果。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没有办法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它也就逐渐被人认为，甚至是被治疗者本人认为不过是像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要之物。
显然，这种态度绝不同于人们进入像婚姻、友谊或伴侣关系等有益情况。但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健康的、令人梦想的关系，甚至是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人类理想关系类型之一。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盼望它，迫切占有它。这就是从以上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它一定没有被神经病人固执地拘泥于病患的必然性加以完全的解释。不仅患者而且许多治疗者肯定都是用对于治疗关系本质的误解来解释它的。我发现当解释通过上述途径交待给潜在患者的时候，他们更乐于进入治疗之中。
可能描述为技巧训练的疗法诸层面中的一个层面，是疗法的人际界定的另一后果，这些技巧训练是：建立良好的人伦关系（慢性精神病患者不经特殊帮助无济于事）；证明这点具有可能性；以及发现它是令人愉快的和富于成果的。那么也就可以期待通过训练的转化他就能够与他人形成稳固深厚的良好友谊。可以推测，他就会像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中，从孩子中，从妻子或丈夫中，从我们的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一观点看，疗法还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准备以便独自建立令人向往的良好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药物。
在理想的关系中，患者与治疗者应彼此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应超越名誉、金钱、技能和技巧训练，进而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互爱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阐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者说来显得更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全部经验对两者都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他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更为接近。
现在一定要搞清楚了，治疗者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为重要的问题，也必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进入心理疗法的理想的良好人伦关系之中。还有，他必须能够对各种各样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和善、充满同情心，他必须是能够有把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就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只是由于他们是人，是具有独立人性的人。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
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就理想上达到这样的良好程度致使他不再为个人问题所困扰。他应当是婚姻幸福、手头宽裕、广交良友、热爱生活，一般说来能够过得愉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好地揭开这一被精神分析者过早封闭的问题，即正式疗法期限结束后，治疗者与患者间一系列的社会性接触也被关闭了，这一点甚至发生于它们正在进行的过程之中。
尊敬而非伤害他人
从逻辑上讲，我们已致力于打破那些阻挡心理疗法渗入他人关系与生活事件的封锁，因为我们已扩充并描述了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及使它产生的特殊药物。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上述心理疗法的终极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那些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起心理疗法作用的，就算这是非专业的，并没有受益于职业治疗者。
可见，心理疗法研究的一个课题是探究良好的婚姻、良好的友谊、良好的父母、良好的工作、良好的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直接产生的原理是，当患者能够接受和控制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更依赖于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中去。
与职业者不同，我们无需担心交付给业余者保护、爱与对他人的尊敬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尽管它们自然是极具威力的工作，但决不因此成为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爱某人、尊敬某人但决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然的神经病患者无论如何其病情已经极不景气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害处。
接受了这点，我们就有理由确信不仅每一个普遍人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一推论，应该认可它、鼓励它、普及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基本要素的东西能够名扬天下。大众心理疗法（运用大众健康与个人药物之间对比的相似性）的一个清楚的任务即是将这些事实传授别人及散播与世间，肯定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患者、理想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敬、所爱慕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宗教家们也就没有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理伦化、并宏扬到普遍性的程度。愿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恫吓他人或没有必要地侮辱伤害或者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心理学的创发力量，即使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希望、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上的民主、慈爱以及勇敢这些心理治疗的力量能够深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防备疯态社会的诱导
我们讨论一下与良好人伦关系等同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定义和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就意味着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帮助、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
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视与驾驭。
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
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
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但我认为，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来说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上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超越自身法制的统辖
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的可能性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小。为有利于神经病需求满足，当基本需求满足被人放弃之后，它们经常甚至得不到人们的追求与渴望；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从上述这一连续整体中得出一个论点：为患者提供怜悯于事无补，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顿悟疗法就这一点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病症治愈不行，基本满足不行。因此，超越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制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所讨论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运用了。
技术疗法与非职业疗法之间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区别，我们在它的早期并未为它添加任何东西。然而后来必须这么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疗法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而且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未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的，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自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不借助于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我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努力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有用的（发生分析、性格分析、抵触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必要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比起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来大占优势。
造成顿悟的技巧似乎始终没有超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外。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的阐释是治疗者帮助患者获得意识顿悟的重要途径。还可以任意举出一些可能性但都是一些次要方面。导致某种方式的人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松驰技巧以及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纵使它曾被更好地运用过。
其实，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技巧，只要他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接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适当训练课程。不错，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来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可以看到被我们归为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没有具备这类人格的人来将会更为有效地适用它们，所有的精神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能够意识到心理治疗者自我理解的必要性，这是另一个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伟大发现。
当治疗者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析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者们尚未正式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者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者，精神分析或治疗者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即使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到那些可能成为他的东西，意识到他内心之中冲突与受挫的根源。结果，当他与患者交往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身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用理智来控制它们。
治疗者的性格结构曾经是比他所学的任何理论及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更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出色的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的重要性已经渐渐削弱，这种情况会愈来愈明显，而他的训练、他的才华、他的技巧、他的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可以放心，将来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决定因素。我们曾称赞过心理疗法的这些技巧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首先是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者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领域里它们永远都有用武之地。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找牧师或是精神分析者不再是理智恰当的了。高明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看到改善后，职业心理治疗者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消除担忧、给予支持及其他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同伴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简单满足疗法或释放疗法无能为力的疾病而来，而这些疾病只有那些不是被外行所运用的职业技巧才容易接近。
从上述理论中却有可能推导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假如疗法能对相对健康的人们起作用，那就可能使技术疗法重点针对最健康的人。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改变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教育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对于一个治疗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认为在暂时放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有必要将它与需求满足之间隐含的二分法分辨一下。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基本病症的认识，甚至再加上对于病源的认识以及对于它们在当今心理机构中能起作用的认识，本身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不应该有情感的体验，经验的真实再现，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顿悟通常是意动的，需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挫折的体验，是真实地体验到被人所爱、所遗弃、所鄙夷、所排斥或所保护，这是一种更有趣的论题。分析家所谓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对于实现的反应，比如，父亲真心爱他是把他当做梦幻地复活了一个20岁青年的经验（受压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人，或者通过切实的经历、恰当的情感体验，他猛然意识到他原来一直对自己钟爱的母亲心存恨意。
我们称这种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的成分同时并存的丰富经验为机体的顿悟。但是假设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主要研究情感的体验。我们必须不断地拓展这一经验以便容纳妥协成份，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整体论的情感等等。对于意动经验来说也是这样，它也将拓展到全体有机体的非机能经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外部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将被轻易地视作过于拘泥于原子论从而无法达到主题的人为之物。
补偿欲望匮乏的尝试
自我疗法与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相比而言，从理论上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时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
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轻微失调。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是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
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它们寻觅到。当然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它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即使许多人已经获得了这种能力，使他们能比一般人在更大程度上能够自我治疗，他们也仍旧有很多需要向职业人员请教的问题。
首先，在严重的性格紊乱或存在性神经病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诱发或维持意动力量是很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超越单纯的改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换这些工具而只有受到过职业训练的治疗者才能运用它们。
就永远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了，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迷信的帮助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这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
自从这一观点最初被表述以来，有关自我疗法方面的有趣著作已出现了。
他们的主张是：个体自身的努力能够逐渐达到职业分析家所达到的顿悟，但却不是那一层次的顿悟。这一点并没有遭到大多数分析者的否定，但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做就得需要病人具有超常的努力、耐心、勇气以及坚持不懈。
我相信，对于许多论及人格完善的著作来说，同样的情形也是真实的。它们当然可能是会有所助益的，但没有职业者或是“导师”、宗教领袖、向导等的帮助，人们绝不应该依赖它们以期产生具大的改观。
颇有前途的先导者
能够使小组疗法获得更大的尊重是我们心理治疗方法的最终含意。我们大量地强调过这一事实，即心理治疗与人格完善是一种人际关系。
基于前面的原因，我们应当感觉到把一对人扩充为一个更大的团体，很可能会大获裨益。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想象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小组疗法就可以被想象成10人理想社会的缩影。
我们已经具有试验小组疗法的强烈动机了，也就是说，节省金钱与时间以及使得心理治疗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但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材料表明小组疗法与学习小组可以做到个体心理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小组的其他成员是同病相怜时，发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满足与不满，他们的潜在冲动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已经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们也就易抛弃单一感、孤独感、犯罪感或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诱发精神疾病的力量。
在治疗的实际实践中暴露出另一个期待，患者在个人心理治疗中至少要同治疗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人们也就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发展到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他常常可以奏效，但有时却也无能为力。在小组疗法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者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一般说来，实验的结果已经得到了，尽管不会太辉煌，却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急于进行更多的小组心理疗法的研究的原因，恰恰因为这种经验的材料及理论的推论，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心理疗法颇有前途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肯定会教给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所有的小组疗法都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敏感度训练，还是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研究班和实验班。尽管程序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所有治疗者相同的遥远目标，即自我实现，充满人性，更加充分地利用种属与个人的潜力等等。像任何一种心理疗法一样，到了称职者手里它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
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理解在非专业者控制下，它们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这一结论自然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职业者说来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外行或非职业者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治疗者（或内科医生、牙医、宗教师、启蒙者、教师）避免选择能力平庸的人。
融合并控制个体内部冲突
首先，应该搞清这里所指的内部沟通的失败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最简单的例子是人格的分裂，而通常其中最富戏剧性、最熟知的是多重人格。
凡是能够找到的这一类病历我都进行了审查，包括几例我曾亲身接触的，连带审查了不那么带戏剧性的神游和健忘症。
在我看来，它们都落入一个一般的模式，我能作为一种初步的普遍的理论表达出来，它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会有些效用，因为它能说明我们所有人的某些内部分裂问题。
在我所知的每一例中，那个突然爆发进入意识并控制全身的“人格”是冲动性的而不是有控制的，放纵自己而不是克制自己，大胆、粗鲁而不羞怯，藐视习俗，热衷于享乐，侵犯他人、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不成熟。
在我所知的每一例中，具有“正常的”或外现的人格的人是一种羞怯的或安静的或含蓄的人，往往多为女性，因循惯例并有控制，谦恭甚至能克制自己，不侵犯别人，“善良”，但往往胆小怕事，并容易受欺。
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不极端形式出现的分裂现象，而且我们在所有人当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冲动和控制、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不成熟和成熟、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和承担责任等等之间的内部冲突。我们既在成为恶作剧的小淘气鬼，又在成为清醒、负责、能控制冲动的公民。
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减少分裂和更加整合。顺便说，这也是对多重人格理想治疗的目标：保留两种或全部人格，但要有一种优美的融合，或在意识控制或前意识控制下的整合。
这些多重人格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交往。他们不同地谈话，不同地书写，沉迷于不同的活动，以不同的表现陷入情网，选择不同的朋友。
在我接触到的一例中，“任性人格儿童”写一手大笔、散乱的字体，说儿童的口头语，并时有拼音错误；“能克制自己、受人欺压”的人写的字却是小心翼翼的、因循惯例的、守规矩的中学女生的手笔。也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格”渴望读书和学习，另一种却坚决排斥，因为他太没有耐性，也没兴趣。
如果我们曾想到让他们一试的话，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其余的人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遭到拒绝并被逐入无意识存在状态的部分也能突然发作，而且必然会如此，而且对我们和外界的沟通，不论是吸收和输出，都将产生公开的影响，既影响我们的行动，又影响我们的认识。要想证明这些是很容易的，一方面通过投射测验，另一方面通过艺术表现。
通过投射测验，与其说它表明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组织世界，我们能从世界中取出什么，不如说我们能让它向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选择观察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选择中拒绝倾听、拒绝观察的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面上，我们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分裂到怎样程度，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相应地分裂、偏颇、片面到怎样程度。我们整合、完整、统一、自发以及能充分发挥作用到怎样的程度，那么，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完整、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活跃并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受到抑制、习俗化和矫揉造作的，并成为诚实的而不是假冒的。临床经验表明，这既适用于绘画和文字艺术表现，又适用于一般的表现动作，或者也适用于舞蹈、体育运动和其他全身活动的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有意对他人施加的沟通作用，而且它也适用于我们非有意施加的作用。
我们自身内部的那些遭到我们排斥和压抑（出于畏惧或羞耻心）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潜伏起来。我们人性中的这些潜在的部分可能对我们的沟通产生影响，它们往往都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或者是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的一部分，例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文化的事情。我们必须讨论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因素，讨论那些人性内在固有的方面，而不论文化怎样，哪怕是在卑怯的方式下，它们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表现。文化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不是充足的原因。
但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
的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能学会一种口语。但同样真确的是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只黑猩猩却不能学会说话。我之所以会这样说，因为我模糊地觉得沟通是太绝对化地在社会学水平上受到研究，而在生物学水平上研究得很不够。
追踪上述这一问题，探讨人格内部的分袭如何污染我们和世界的沟通，我将援引几个著名的病理例子。我引用它们还因为它们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的例外。这个普遍规律认为，健康的和整合的人会成为一个优越的感知者和表现者。有大量临床和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概括；例如，H·J·爱森克和他的同事的工作。然而也有例外迫使我们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控制和防御方面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的人。于是，这样的人倾向于溜回个人自身内部的世界，他和他人以及自然界的接触往往会被破坏。但这也包含着他和世界沟通中的某些破坏。对外界的畏惧，他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内部的冲动和呼声也变得十分高涨，扰乱了现实的试探。
但也很真确的是，精神分裂患者有时表现一种局部的优势。由于他太陷于被禁止的冲动和始发过程认知，他偶尔会在解释他人的梦和探测他们深藏的冲动中显得非常敏锐。例如，探测他人陷匿的同性恋冲动，等等。
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医师自己就是精神分裂者。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以前的患者能成为特别优秀和理解病情的护理员。这方面的有效性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原理大致相同。我的一些朋友是精神病专家，他们现在正在寻求这种参与性理解，办法是用LSD（一种麻醉药）或墨斯卡林取得一种短暂的精神病体验。夸张一点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能从精神变态中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陶醉”型变态人格中。可以简略地描述他们为没有道德意识，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感，没有对他人的爱，没有抑制，很少控制，他们能相当有效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会变成伪造者、骗子、重婚罪犯、娼妓，靠机智而不是靠努力工作赚得生计。
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他人的良心谴责、悔恨、无私的爱、同情、怜悯、内疚、羞耻心或难为情，因为他们的认知很贫乏。
你自身不懂什么，你也不能认识或理解什么。它不能向你传递它自身，由于你是什么，所以它迟早会传递自己的信息给你。精神变态者，即使起初那么兴高采烈地无忧无虑，寻欢作乐，没有神经质，但他最终会被看作是冷酷的，可憎的和可怕的。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例证，它表明，病态虽然包含沟通的普遍切断，却也包含着在特殊的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和技巧。在觉察精神变态因素方面，精神变态者是非常敏锐的，不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能认准并利用我们心中的骗子、膺造者、说谎者、偷窃者、伪装者、假冒行为，并能利用这种技巧谋生。他说“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并非常相信自己具有探测任何“灵魂中的窃贼”的能力。
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
协调个人内部的沟通
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能特别清楚地看出个人内部的沟通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两者的密切关系。请注意因为我的论点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每一个人（不论男或女）的内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此处最极端的例子，男子妄想狂者经常有被动的同性的性关系渴望——一种想被强壮男子鸡奸和污辱的愿望。这一冲动极为可憎，不能为他所接受，他力图压抑它。他用投射法帮助自己否认他的渴望，把它从自身中分裂出去；同时让自己想别的事情，谈别的事情，并集中注意于有吸引力的主题——是他人要强奸他，不是他愿意被强奸。
因此，这些患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猜疑性，它能以最明显的哀婉情绪表现出来。例如，他们不愿让任何人走到他们背后，他们会保持背靠墙的姿势不动，等等。
这听起来并不是很疯狂。女人，总是被看成引诱男人的妖妇。男子在爱上一个女子时会变得温柔体贴、不自私而且文质彬彬。假如他们生存在一种把这些作为非男子气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会迁怒于女子，因为她们使他们变得温柔多情，为了证明女人漂亮外表内隐藏的可憎灵魂，于是他们编写萨姆逊和戴莉拉的神话。他们投射恶意。他们谴责镜子，因为镜子有反映作用。
美国的女人，特别是“进步的”和受过教育的美国女人，她们经常排斥自身上很严重的依赖、被动和顺从，因为这些在她们的潜意识中意味着放弃自我或人格。于是，这样的女人倾向于把男人看作可能的统治者和强奸犯，并按照这样的理解对待男人，驾驭男人。
为了这样的理由以及其他理由，在多数文化中和多数时代中，男人与女人是彼此误解的，彼此不是真正友好的。从实际的客观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彼此沟通一直是不好的，常常是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为了能够相互生存下去，他们切断女人世界和男人世界的联系，并依据男女性格有很大不同而无交迭的观点进行彻底分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能得到某种类型的和平，但肯定不会有友谊和相互理解。心理学家关于两性之间改善理解必须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荣格派以特殊的明晰说明的心理学解决，但也是一般都同意的答案：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他或她的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的无意识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
假如在男子自身内部，他正在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确定为女性的品质进行战斗，那么，在外部世界他也会同这些同样的品质进行战斗，特别是当他的文化珍视男子气胜过女子气时。如果认为女子气是富于感情，或缺乏逻辑，或依赖性，或爱色彩，或对孩子温柔，他会惧怕他自身中的这些品质而向它们作战并力图成为反向的人物。他在外部世界中也会向它们作战，拒绝它们，把它们完全移交给女人，等等。
在这里，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是一种极端二歧化的、非此即彼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方法，但哥尔德斯坦、阿德勒、柯尔齐布斯基等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这同一问题，我在心理学层面的说法：“二歧化意味着病态化；病态化意味着二歧化。”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那么除了是一个女人，别的什么也不是。有这样认识的男人注定要同内部自己做斗争，并永远排斥女人。他懂得心理“两性”事实到怎样的程度，意识到非此即彼定义的专断和两极化过程的病因性质到怎样的程度，他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现差别能彼此融合并形成一定结构而不必彼此排斥和相互敌对，他也将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更整合的人，能接受并享受他自身内部的“女性”。
假如他能和他的内部的女性和谐相处，他便能和他外部环境的女性和谐相处，更理解她们，减少对待她们的矛盾心情，甚至更赞美她们，因为他认识到女性比起他自己的衰弱得多的变式是多么优越。你肯定能和一位你所敬重和理解的朋友更好地交往，这和你同一位你惧怕、憎恨而深感神秘的敌人交往大不相同。要和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交朋友，最好先同你自己身内的那一部分交朋友。
如果有人认为，一个过程必然先于另一个过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它们是并列的，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的开端，也就是说，接受外部世界的X，能有助于接受内部世界同样的X。
在那些必须成功地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人中，他们更强烈地倾向于抛弃内部心灵世界而支持作为常识的“现实”的外部世界。而且，环境越强硬，对内部世界的排斥必然也越有力，而对于一种“成功的”顺应来说也更危险。于是，对于诗意、幻想、梦境、情绪激动的畏惧，在男人中比在女人中、在成人中比在儿童中、在工程师中比在艺术家中更严重。
还请注意，我们这里又有一个关于深刻的、西方的或许也是一般人类的二歧化倾向的例证，认为在可供选择的或不同的事物之间，一个人必须选择其一或另一事物，而这含有排斥未被选中对象的意思，好象一个人不能同时兼有二者。
我们又有了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在游戏、诗意、美感、始发创造性等方面，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在自身内部对于哪方面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我们在外部世界中对那方面也会同样的盲目和耳聋。
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这个例子显得更加重要。在我看来，协调这种二歧化的努力对于教育家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出发点，而且有助于完全解决全部二歧化的任务。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客观现实的开端，能教育人类中止以二歧式的方式思考问题，学会以一种整合的方式思考问题。
对于那种过分自信和孤立的唯理论、唯文字论、唯科学论（这些论调正在集结势力），这是强大正面攻击的一个方面。宏观语义学家、存在主义者、现象学家、弗洛伊德主义者、禅宗佛教信仰者、神秘主义者、格式塔治疗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派、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罗杰斯派、柏格森派、“创造性”教育论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无不这样认为，语言、抽象思维、传统科学是有局限性的。
思维和科学曾被认为是控制黑暗的、危险的、邪恶的人类深层动机的手段。但现在我们确实知道，这些深层动机不仅是神经症的源泉，而且也是健康、欢乐和创造性的源泉，我们开始谈论健康的无意识、健康的倒退、健康的本能、健康的非理性和健康的直觉。我们也开始希望通过这些方面达到拯救我们自己的目的。
宏观的理论答案似乎在于把握整合的方向，摆脱分裂和压抑。当然，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学术运动自身也能很容易变成分裂的力量。分裂因素显然也包括反理性主义、反抽象主义、反科学、反智力论。得到恰当说明和构想的智力是我们最伟大、最强有力的整合力量之一。
改善与外部的沟通
在我们试图理解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时，自律和同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我们会很容易地同意安贾尔的说法：在我们内部有两大意向或需要，一种趋向自私，一种趋向无私。从自律的自身看，它倾向于引导我们趋向自我满足，趋向和世界争胜的力量，出于它自身的法则愈益充分地发展我们自身内部独特的自我，亦即出于它自身内在的动力、心灵自生自长法则而非环境的法则。
这些心灵的法则和外部现实非心灵世界的法则是不同的，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这一对自身同一性的追求，或对自我（个体特征、自我实现）的探索，已经由于成长及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的努力，对于我们肯定都很熟悉了，且不谈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学派的神学家。
但我们似乎也意识到有一种与上述倾向矛盾的倾向，而且是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放弃自我，使我们自己淹没于非我中，放弃意愿、自由、自我满足、自我控制、自律。由于它的病态形式，导致了血统、乡土和本能浪漫主义，导致受虐狂，对人的轻视，不是寻求完全在人以外的价值，就是寻求人的最低动物本性以内的价值，两者都出于对人的轻视。
我之所以在高自律和低自律之间进行区分，我希望这样做能表明，这些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同型性，并由此为改善人格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打下一个理论的基础。
人身上发现的自律和力量，在感情上可行的人与感情不可行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非常宽泛但并非不太准确地说，是世界争胜的人格的增强，这种争胜是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方式中进行的。在这种方式中两者不仅是完全分离的，而且是相互排斥的，好象彼此是仇敌，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自私的自律和力量。
在这个丛林式的世界中，这样的人是凶狠的狼。在我最初用猿猴来研究“力量”的这些不同性质时，我把这称为专制的或法西斯的统治。在以后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它被称为不可靠的高统治。
在可行的高统治世界里，人人都有对世界和他人的感情，有大哥哥般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的信任感，和世界打成一片的情感，而不是敌对感和畏惧感。这些人物的优越力量是为了欢乐，为了爱，为了帮助他人而利用的。
依据种种理由，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些不同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自律之间的不同，也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同律之间的不同。我们也发现，这一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自律和同律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当人更健康、更真诚地成长时，高自律和高同律会在一起成长，一起出现，并最后趋向溶合，构成一个更高的把两者都包括在内的统一体。在这种条件下，自律和同律、自私和无私、自我和非我、纯粹心灵和外部现实等等的二歧化都会趋向消失，并能看作不成熟和不完善发展的副产品。
在自我实现的人中，这种二歧超越可作为一件普遍的事情随时观察到，但它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只有在我们自我内部和自我与世界之间最高整合的时刻才能看到。在男女之间或亲子之间最高的爱中，当人达到力量、自尊、个人特征的极点时，他也同时会和他人打成一片，失去自我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我和自私。在创造的时刻，在深刻的美感体验中，在顿悟体验中，在生孩子时，在跳舞时，在体育经验中，在其他我曾统称为高峰体验的时刻，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所有这些高峰体验中，人根本不可能明确地区分自我和非我。也可以这样说，人整合起来了，他的世界也整合起来了；他感觉良好，他的世界也显得良好了；等等。
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实证的论述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或神学的论述，任何一个人都能重复这些发现。我可以确切无疑地断言，这是在谈论人的体验而不是超自然的体验。
其次请注意的是，这含有不同意各种神学陈述的意思。神学家认为，超越自我的界限意味着摒弃或否定或失去自我或个人特征。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中以及自我实现的人们中，这些是越来越高的自律发展的终端产物，是达到自我同一的终极结局；它们是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是自我湮灭的结果。
最后请注意，它们是暂短的体验，不是恒久的体验。假如这是进入另一世界，也总有回归日常世界的时刻。
对于更整合的人格来说，我们开始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认识它了，因为它影响着信息的接收和发出。例如，罗杰斯和他的同事的许多研究表明，当患者在心理治疗中有好转时，他以不同的方式变得更整合了，更“对经验开放”或更有效地理解，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更忠实地表现。这是我们实验研究的主体，而且许多临床的和理论的作者，他们在每一点上都赞同并支持这些一般的结论。
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探索，但却获得同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对相对健康人格的直接探索。这些探索支持整合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方面的规定性；它们支持那个结论，认为健康人更自发，更善于表现，他们做出行为反应更容易、更全面、更忠实；它们支持另一结论，认为健康人能更好地理解（理解自己、他人、和现实的一切）。尽管如我曾指出的，这不是一种一律的优越性。有一个流行的故事，治疗师让精神病人说：“2+2=5。”而神经症患者说：“2+2=4，但我不能容忍它！”我或许也能附加说，无价值的人——一种新的病态——说：“2+2=4，那又怎么样！”而更健康的人实际上会说：“2+2=4，多么有趣！”
或者换一个方式进行解释。约瑟夫·鲍苏姆和我公布了一项实验报告，我们发现，看可靠的人照片上的面孔往往比不可靠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要热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仁慈心的投射呢，还是天真的投射，或是更有效的感知和理解呢？结果如何，仍有待未来的研究。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实验，以便能使被观察的面孔具有已知的热情或冷静的水平。然后，我们可以问，那些观察到或归属为更多热情的观察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他们对热情面孔或冷静面孔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吗？他们是在要求自己喜欢他们的所见吗？
最后说几句关于存在认知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现实最纯的最有效的观察和理解，尽管这有待于实验的检验。它是对认识对象的更真确更可靠的认识，因为它最超然、最客观、最少受到观察者的愿望、畏惧和需要的污染。它是非干预的、没有要求的、最能接受的。在存在认知中，二歧倾向于溶合，分类倾向于消失，对象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观察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最容易发现。但我也曾在我所问过的几乎所有的人中都得到这种观察和认知的报告，是在他们生活最高潮、最快乐、最完善的时刻做出的。现在，我的观点是：仔细的研究表明，认识对象变得更个体化、更统一、更整合、更有趣、更丰富多采、更健康；而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并能从任何一方开始。
也就是说，世界变得越完整，人也变得越完整。同样的，人变得越完整，世界也变得越完整。这是一种动力学相互关系，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信息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依赖于它的内容，而且也依赖于人格能够对它做出反应的程度和范围。更“深的”含义只有更“深的”人才能理解。他的个子越高，他能看到的也越多。
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只能看到什么。”但现在我有必要再附加一句：“我们看到的什么又倾向于使我们相信它是什么和我们是什么。”个人和世界之间的沟通关系是一种相互形成和彼此升降的动力学关系，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逆的同型”作用。
高水平的人才能理解高水平的知识；高水平的环境也倾向于提高人的水平，正如低水平的环境倾向降低人的水平一样。二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以便使彼此更相似。这些看法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怎样相互帮助和彼此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