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自己的内在呼声
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
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我说到的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
也就是说，寻求自我同一性、寻求自我、寻求自发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闭上你的眼睛，隔断噪音，摒除杂念，放下一些事务，完全以一种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松。这里的技术就在于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会想到什么。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由联想、随意浮游，而不是有什么固定任务的活动。而如果你这样做取得成功，并懂得怎样去做，你将会忘记外部世界及其嘈杂声音，并开始听到一些微小的纤细的来自内部的冲动声音，来自你的动物本性的暗示，这些感受不仅来自你的普通的种族本性，而且来自你自己的独特本性。
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一方面谈到揭示或发现你的特质，在全世界发现你和每一个他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我又谈到发现你的种族性、你的人性。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当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个人的同一性时，进入作为特殊而独特的自我越深，我们也越能发现整个人的种族，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会很容易使你想到R·W·爱默生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发现你的种族性到足够的深度，这两方面将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懂得如何成为丰满的人意味着两种活动同时进行。你在主观上体验什么是你所特有的，你为什么是你，你的潜能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步调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趋向如何，你个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处，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这个过程的同时它又是了解一个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处。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贵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假如生活中没有欢乐，就不值得生活。很遗憾，许多人从未体验过欢乐，体验过那些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的全面肯定生活的极少的时刻。弗洛姆既谈到能经常体验欢乐的乐生者，也谈到似乎从未体验过欢乐时刻的欲死者，这些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后者会追逐他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愚蠢的机会，换个方式说，他们为了摆脱自杀的痛苦念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意外事件来拯救他们。在逆境下，如在集中营中，有的人认为生活每时每刻都很珍贵，不断地为求生而斗争，而另一些人却任自己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我们研究发现，只要你能给那些进行局部自杀的吸毒上瘾者提供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替代，他们放弃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学家曾把酗酒者描绘为极度沮丧、厌烦生活的人。他们形容这些人的生存为一种无尽头的平板经历，没有任何高潮和低谷。柯林·威尔逊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义导论》中指出，生活必须有意义，必须充满高度紧张的时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价值。不然，死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甘愿忍受无尽无休的痛苦或烦恼？
我们知道儿童也有高峰体验，这在童年期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学校制度是一种压碎高峰体验、禁止它们出现的极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师很难容忍儿童欢娱的景象，而且他们不是自然地尊重儿童。自然，一间教室坐满35个孩子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教完一节课，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强迫教师比她教学生学习体验一种欢乐感时更注意秩序和安静。
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学和师范学院似乎由此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一个孩子过得快活是危险的。要知道，甚至学习阅读、减法和乘法这样的困难任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是必须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并成为一种乐趣。
幼儿园教育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死的愿望，小学一年级能做些什么来增强生的愿望呢？也许它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孩子得到一种成就感。儿童在帮助某一比他们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时能得到很大的满足。不加管辖和约束能使儿童的创造性受到鼓励。由于儿童模仿老师的态度，老师能受到鼓励变成一个欢乐的、自我实现的人。父母把他们自己歪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孩子，但假如教师的行为较健康、较坚强，孩子将转而模仿教师。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为讲课者、条件者、强化者和老板的教师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是承受型的而非干扰的。
我有一次曾听说，在拳击界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并想当一名拳击手，到体育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我希望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愿列入您的门下，我愿受您管教。”
在拳击界，那时要做的事是试试他。好的经理会挑选出一位职业拳击手并说：“领他去拳击场，和他打几个回合，让我们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让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来。”
假如证明这位拳击手有希望，是一个“天生的”材料，好的经理就会接收他并训练他，看他是否能成为一位拳击家，一位更好的拳击家。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风格是一种天赋，是给定的，他只能在给定的风格上建造他的未来。他不是一切都从头来过，他也不会让新生忘掉他已经懂得的，完全按一种新的模式来练习，那等于说，“忘掉你的身体类型”或“忘掉你的所长”。
他承认他的现状并依据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为的最佳拳击家。
我深深感觉这是能够使很多教育界起作用的方式。假如我们要成为辅助者、顾问、教师、引导者或心理治疗家，我们就必须接受有关的人并帮助他理解他已经成为何种类型的人，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能力倾向如何，他适于干什么、不适于干什么，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什么，他的有价值的原材料是什么、有价值的潜能是什么，我们造成一种接受他的本性的气氛，使他的压力减弱甚至消失，使畏惧、焦虑和防御降到最低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他，欣赏他和他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像罗杰斯派的医师，他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他的和谐一致论，他的开放和他的照顾。的确，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这能“使他显露出来”，使他有所表现，有所动作，有所尝试，甚至出错；让他自己为人所见。
在这一点上的适当反馈，如在训练小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组或非指示咨询中常见的那样，能帮助他发现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懂得珍视儿童在学校中的“闹剧”——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结舌的惊讶，他如醉如痴的热情。至少，我们以欣赏他冲淡的狂喜，他的“兴趣”，他的业余癖好，等等。这些对发展好人有很大的助益。特别是能引向艰苦作业——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义的作业。
相反，我觉得也可以设想高峰体验、敬畏、神秘、惊奇或完美成就的体验都是学习的目标和奖赏，既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终局。假如这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等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试着把这些研究扩大为儿童的高峰体验的来源，这显然已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我在此有必要指出一点，我所得到的支持这些提示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大都来自聪明的有创造力的儿童而不是迟钝的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或病态的儿童。但我也应该说明，我在辛那侬社区中、训练组中、Y理论企业中、伊萨冷型教育中心中、格罗夫型幻觉剂研究中、莱因型精神病患者研究中，所得到的有关这些被认为前途无望的成年人的经验和其他这一类经验，已经告诉我绝不要事先就把任何人一笔勾销。
内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要看到儿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儿童的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儿童这时没有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知道他属于这个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侬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们经历过一种几乎缺乏任何需要满足的生活。辛那侬社区里能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觉得似乎自己是4岁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在那里他们的基本需要能够一一得到满足。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使意识保持清新，使我们能不断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妙无穷。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往往变得失去敏感，以致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拉·赫胥黎有一个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镜，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后观看立方镜各边的光线在花朵上的变化。注视片刻以后，观察者能忘怀一切并由此引起幻觉体验，似乎在观看一件东西的绝对具体的方面和它存在的美妙。
保持日常体验清新的极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处的别的什么人就要死去。
假如死亡真正威胁到你，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决不会不带我们经验中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专断本质去看他，你会更集中注意且更亲切地看他。你必须向定型倾向作战，绝不要让你自己以惯例态度对待任何事情。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历史、数学或哲学课，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美。
我们有必要教我们的孩子领会统一与和谐，领会禅宗的体验，能够同时看到短暂和永恒，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中看到圣洁和亵渎。
再一次强调，控制我们的冲动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疗过分压抑者的日子早已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每一种冲动都迫不急待地表现出来。但请注意，这里的控制并不是指过分压抑或无限度地压抑。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一套阿波罗式的控制系统，使控制和满足在一起发生作用，使满足带来更大的愉快。例如，他们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整洁桌前吃东西那将更为惬意，尽管准备烹调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制。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理想教育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虚假问题，并力求解决严肃的存在生活问题。一切神经症问题都是虚假问题，邪恶和痛苦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须正视，是否有可能通过受苦达到高峰体验呢？我们曾发现，高峰体验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感情的欢乐，一种是理智的启示。两者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极为满意的，但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人以启发。面临痛苦和死亡时，可以产生一种非欢乐的启示，如玛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欢乐》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大量研究资料讨论死亡心理，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中发现，有些人临近死亡时确能体验到启示，得到哲学的卓识。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岛》中，举例阐明一个人如何带着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种不庄严的方式被人世抛弃。
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选择者是内在教育的另一个侧面，你能教你自己进行选择。你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一杯廉价的，一杯昂贵的，看你喜欢哪一杯。你是否能闭上眼睛分辨两种牌子的香烟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曾发现我能分辨好坏葡萄酒，因此我宁愿多花钱买好葡萄酒。另一方面，我分不出松子酒的优劣，因此我总是爱买便宜的松子酒。既然分不出优劣，你何必再分呢？
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希望理想的教育制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变成如此忙碌而胜任的人呢？一个原因是，所有自我实现者都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使命。当他们说“我的工作”时，指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使命。
假如你问一位自我实现的律师他为什么进入法律界，什么东西能补偿那许多繁琐事务的劳累，他最终会这样向你诉说：“原因很简单，我一看见有什么人捉弄另一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对于他是终极价值，他说不出他如此重视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艺术家说不出他为什么珍贵美一样。
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是为了终极价值的原故才那样做，这些终极价值似乎又是为了捍卫一些具有内有价值的原则。他们保护并热爱这些价值，假如这些价值受到威胁，会惹得他们恼怒，激发他们行动，并往往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价值对于自我实现的人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骨骼和血管一样。永恒的真实、存在价值、纯真和完美不断地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他们越过了两极，力图看到潜伏的浑一，他们力图整合一切，使它的内容更丰富。
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价值是类似本能的吗？是生命体中固有的吗，就像对爱的需要或对维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体中固有的那样？假如你从你的食谱中排除所有的维生素D，你身体的机能将因此而减弱、甚至会导致死亡。
依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爱也是一种需要。假如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们的所有的爱，那会杀死他们。医护人员已经懂得，得不到爱的婴儿会由于感冒而夭折。我们对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吗？我发现假如我被剥夺了真理，我会得一种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怀疑每一件事，寻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义。这种顽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剥夺会导致一种病态——一种超越性病态。超越性病态是由于一种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那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症状，例如，头痛、精神低落等等。
我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美的和丑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当被试者在一间丑陋的屋子里判断所看到的人面照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险人物，这表明在丑的环境中人的面孔并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来也不好。当然，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依赖于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较容易地使注意力从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转移开。进一步看，生活在一种不合意的环境中和龌龊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假如你与美的和正派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较好，自己也随着提高。
公正是另一种存在价值。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说明，当人们长期被剥夺了公正时会发生什么事。在海地，人们弄得对每一件事都怀疑，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认为一切的背后都隐匿着阴谋。
我对虚无的超越性病态非常感兴趣。我曾遇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他们正在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病兆，所有条件显示他们能达到自我实现。但他们受到了破坏和干扰。他们怀疑任何存在价值，包括人过三十都会拥护的一切价值，并认为真理、善良、热爱等一类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丧失了信念，于是，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仅限于以一种毫无意义和破坏的方式表示抗议而已。假如你没有价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为神经症患者，但因为你和实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扰乱，所以你会受到认识病和心灵病的侵袭。
假如存在价值像维生素和爱一样不可缺少，又假如它们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么，人们谈论了几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图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许多层次的需要构成的，层次系统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顶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价值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高低层次的。一种存在价值和另一种是同样重要的，每一种都能依据其他各种予以说明。例如，真必须是完善的、美的、内容丰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奥林匹斯山神传说的意义上，它还必须是爱开玩笑的。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价值能依据彼此的概念互相说明，我们将能依据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种一般因素在所有这些存在价值的背后——用统计术语说，有一个G因素。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碎玻璃，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献身于真理的科学家和献身于公正的律师两者都是献身于同一使命，他们每一位都已经发现，一般价值中最适合他的那一侧面就是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所利用的那一面。
存在价值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能超越许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灵与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热爱的工作，献身于你最崇尚的价值，你会成为尽可能“自私的”而同时又成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经把真理作为你内心最珍贵的价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样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假如你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种谎言流传，你就会如芒刺在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自身的边界将远远超出你个人私利的范围而包容整个世界。
接着我们讨论“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仪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我对宗教完全失去兴趣并毫无“寻找上帝”的念头。但我的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经超越类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肤又有胡须那种认识水平的人，却像我谈论存在价值一样谈论上帝。超越的神学家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宇宙的意义，宇宙是否有一个发展的方向，等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追求完善，揭示价值信奉。许多宗教团体开始公开宣称，宗教的外部装饰和标志，如礼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为这会混淆视听，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谛。
由于享受并献身于存在价值的人使他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神圣的，因此他们也更能享受这种满足。对于那些能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也如从需要满足的角度一样彼此相待的爱侣，性交也能变成一种神圣的仪式。要体验精神生活，无须在高山上打坐10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存在价值，就能使肉体和它的一切欲望成为神圣的。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趋向心理健康的运动也是趋向精神安宁和社会和谐的运动。
成长为丰满人性的人
假如你随意挑出一本讨论学习心理学的教科书，据我看，它的大半内容都会不切“人本主义”主题。大部分这样的书都会说学习是联想的获得，是技巧和能力的获得；对于人的性格，那是外部的而不是内在固有的东西，对于人的人格和人自身也是如此。拣起钱币或钥匙或财物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也像拣起强化物和条件反射一样，那在某种很深刻的意义上看是很容易消耗掉的。你获得了一种条件反射，那又有什么关系；假如我对一个蜂音器的响声的反应是流口水然后这又消失了，事实上对于我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丧失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什么。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些大本的讨论学习心理学的书没有多少重要性，至少对于人的核心、人的灵魂、人的本质说是如此。
受到这一新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启发，产生了一种新的学习、教导和教育概念。简要地说，这样的概念坚持认为，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人形成丰满的人性，人种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境界。说得浅显一些就是帮助人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
在教授学习心理学课程时，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出非常认真的转移。它将不是一个联合性的学习。一般来说，联合性学习一般说肯定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学习那些没有根本意义的事情或学习那些最终可以调换的手段或方法来说是极为有效的。我们必须学会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需要记住某一外语的词汇，他将通过死记硬背学会它。联合的定律在这里是有帮助的。或者，假如一个人要养成驾驶中的各种自动的习惯，例如对红绿灯的反应之类，条件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化的社会中，它是重要的、有用的。但是，就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说，就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说，或就“成长为丰满人性的人”说，这些最高的学习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经历中，这样的经验远比上课、听讲、记忆头部十二条神经和解剖人脑、或记忆肌止端、或在医学院上生物课或其他这一类课程中所学的同类知识更重要。
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是我经历过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他使我曾非常热衷追求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使我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容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懂得人甚至在诞生前就是多么不同，至此，我不可能再依据那种相信人能教任何人学任何事的学习心理学来思考问题。或者那种华生的理论：“给我两个婴儿，我能使一个成为这样，一个成为那样。”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孩子。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任何父母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造就自己的子女。孩子们自己使自己成长为某种样子。如果孩子太坚持自己的意愿时，我们充其量能做到的和我们经常能施加的最大影响不过是作为某种被孩子反抗的对象。
另一个远比我曾得到的任何特殊课程的教育和任何学位更为我所重视的深刻的学习经验是我的人格心理分析：发现我自身的同一性、我的自我。另一个基本的经验是结婚，这是一个远更重要的经验。就教育意义而言，这肯定远比我的哲学博士学位更重要。假如一个人想的是我们都想要的那种智慧、那种理解力、那种生活技能，那么他必须想的问题就是我称之为内在的教育、内在的学习，学习做一个一般的人，然后再学习做这个特殊的人。我现在正忙于把握住这一内在教育概念的一切副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能告诉你一些东西。
在我看来，传统教育具有严重的不足或缺陷。假如你按照这一框架想问题，想到成为一个好人，又假如你对你在高中学过的课程提出问题：“我学的三角课如何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声音就会回答说：“天晓得！它根本不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三角学对我是浪费时间。我早年的音乐教育也不很成功，因为它教一个深深爱好音乐并对钢琴极为迷恋的孩子不要学它。我有一位钢琴老师，他实际上是告诫我不要接触音乐，我只好在长大成人以后重新自学音乐。
请注意一下，我已经在谈论目的。这是对十九世纪科学和当代职业哲学的革命性的扬弃，职业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技术而不是一种关于目的的哲学，因而我曾拒绝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当作讨论人性问题的理论，因而我曾拒绝那来自历史偶然的整个科学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这种偶然曾使科学从研究非人格、非人的物。实际上从没有目的的物作为开端的，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和化学，直到它们变得脱离价值、价值中立，使纯描述成为可能时，才真正有所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弄明白，重大的错误在于：这一从研究事物发展而来的模式曾不加思考地应用于对人的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方法，它是无成效的。
大多数建筑在这一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心理学，是以客观主义、联想主义、脱离价值、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为依据的，当它由无数细小事实构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座山一般堆积起来时，肯定不是虚假的，但却是琐细的。我愿在这里指出，为了不致低估我自己的科学，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知道大量对人确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但我要坚持说，对人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大都是由非物理主义的技术学会的，也就是由我们已经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的人本主义科学技术学会的。
在一次林肯中心节的开幕仪式上，麦克莱施谈到世界形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错误不在于科学的伟大发现——无论什么知识和什么无知，有知识总是比无知识好些。
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知识将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识没有人的理解就像一个答案没有它的问题一样，是无意义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可能达到，是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
就某种意义而言，尽管我理解麦克莱施为什么这样说，但我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谈论的是缺少这一新的革命、缺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知识，也就是缺少那样一些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放弃要成为脱离价值和价值中立的想法，而且要真正承担发现价值的必须任务和责任——依据经验，发现、证明、核实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些价值。这一工作现在正在积极地进行着。
麦克莱施所说的观点也许适用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只有在你还不知道有新心理学的情况下才是适当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达到”，那在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它不再是正确的了。现在已有可能搜集那些有助于人类理解的知识，在它内部带有价值暗示、有矢量、有方向的知识，走向某处的知识。
拒绝这样的观点：“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我们最好讨论一下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某些标准区分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据我所知，在艺术批评领域中还不存在这类标准。它们刚刚开始存在，我愿留下一个经验的暗示。一种可能性刚刚开始浮现，我们将会有某些客观的标准分辨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
假如你们的处境和我相似，你们就会知道在艺术中我们已陷入价值的全盘混乱。在音乐中，正试图证明约翰·凯奇有某些胜过贝多芬的优点，或胜过爱尔维斯·普瑞斯利的优点。
在绘画和建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混乱。我们不再有任何共有的价值。我不愿浪费时间去读音乐评论，它对我毫无意义。艺术批评也一样，我也已经不读了。我发现书评也经常是无益的，存在着一种全盘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无秩序状态。
例如，《星期六论坛》曾发表了一篇赞扬让·简奈某一低劣著作的评论。这是一位神学教授写的，简直是一团混乱。评论说，恶现在已变成善，因为这位教授在玩弄词句时似乎有矛盾的现象：恶假如成为彻底的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善，从而也就有了对鸡奸和吸毒的美的狂想。
对于花费大量时间力图从这
种事的痛苦中解救人的可怜的心理学者来说，那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已经成长的人怎么能把这种观点向青年推荐作为伦理学的一种引导呢？
假如麦克莱施说艺术作品能引导人到真理，我想他挑选的一定是一些特定的艺术作品，但他的儿子也许并不能被引导。于是，麦克莱施实际上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因为这一点无法说服任何人。我想这可能是某种信号，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在转过一个拐角，某种新事物正在发生，有了一些可以觉察到的差异——不是兴味或专断价值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以经验为根据发现的，它们是正在被发现的新事物，并由此产生各式各样关于价值和教育的命题。
发现之一是人有高级需要，他有类似本能的需要，那是他的生物资质的一部分。例如，需要得到荣誉，需要受到尊敬，需要有自我发展的自由。高级需要的发现带有各种革命的涵义。
发现之二是我对社会科学曾提出过的论点：许多人开始发现，物理主义的、机械论的模式是一种错误，它已经引导我们……到何处，到原子弹，到美妙的杀人技术，如在集中营中看到的；到艾希曼（纳粹军官，曾执行命令屠杀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我们是不能用实证主义哲学或科学驳倒艾希曼式的人物的，那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死他也不懂他错在哪里。就他而论，没有什么错，他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假如你忘掉目的和价值的话，他确实做得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专业科学和专业哲学就是奉献给忘掉价值这种命题的，就是排除价值的。由此必然把社会引导到艾希曼、原子弹，或天知道到哪里！
我认为，这种把好的方法（或才能）和内容（与目的）分割的倾向会引起这种危险。
对于弗洛伊德做出过的伟大发现，我们现在能够有所添加。我们现在正在改正他的一个大错误理念——无意识仅仅是不合乎需要的恶，但无意识也含有创造欢乐、幸福、善和它自身的人的伦理和价值等等的根苗。我们现在发觉到，有健康无意识这种东西也如有不健康的无意识一样。新心理学正在全力研究这一点。事实上存在主义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家正在把这种理解付诸实践。各种新的疗法也在实践中。
因此，我们有一个好的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意识，还有一个好的无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无意识。而且，就某种非弗洛伊德的意义考虑，善是真实的。弗洛伊德之所以会犯错，因为他受到自己的实证主义的局限。请不要忘记，弗洛伊德是一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神经学家。他的一项白纸黑字的宣誓，曾表示要发展一种心理学能完全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就是他献身的目标。当然，他自己已证明他的观点不能成立。
说到我宣称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一高级本性，问题在于我们对它做出怎样的解释？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是还原论的，而且他把它解释掉了。假如我是一个仁慈的人（这是一种反作用造作），为了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从某种程度来看，这里的杀人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是一种试图遮丑、压抑的方式，是一种防御手段，只是为了使我不致认识到这一个事实——是一个真正的谋杀者。假如我很慷慨，那是针对吝啬的反作用造型，我在内里是真正的吝啬。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说法。现在已很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例如，他为什么不说杀人是对爱他们的一种反作用造作？同样，这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一个结论，而且，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更真确的。
但让我回到主要的想法上来，回到科学中这一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历史中这一重要的新时刻上来。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股历史潮流的中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这样的，如果再过150年，历史学家对于我们的时代将说些什么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正在进行着的？什么是已经完成的？我相信，构成报刊大标题的许多东西已经完成了，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下去，人类“生长的尖端”是现在正在成长并将在一二百年内繁荣昌盛起来的东西。历史学家将谈论这一运动是历史的冲击。而现在，如怀特海德曾指出的，当你得到一个新的模式时，一个新的范式时，当有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老的说法有了新的定义，现在意味着另外什么东西时，你会突然得到一种启示、一种豁然开朗的醒悟，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例如，我所谈论的新事物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对弗洛伊德某一论点的直接否定，否定以经验为根据的（非伪善的、或专断的、或先验的、或从愿望出发的），否认在个人的需要和社会、文明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固有的对立。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办法设置条件使个人的需要变得和社会的需要协调一致而不是对立，使两者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工作。我的这个观点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陈述。
另外，关于高峰体验的陈述也是以经验为依据的。我们曾研究高峰体验，问过成组的人和单个的人这样一些问题：你生活中最欢乐的时刻是什么？或如某一调查者所问的，你曾体验过超常的欢乐吗？有人可能会认为，对一般人提这样的问题可能仅仅招来白眼，但实际上却有许多回答。很明显，超常的欢乐都是作为个人的感受隐秘保存着的，因为在公开的场合是不好说的。这些欢乐使人难为情、不体面，它们“不科学”，因为这对许多人意味着一种根本的罪恶。
在我们对高峰体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激发物和许多能激发高峰体验的经验。显然，几乎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的人，都有高峰体验或狂喜的时刻。或许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你的一生中唯一最欢乐、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或许像我所提出的如下问题问自己：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你对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世界看起来有何不同？你觉得自己像什么？
你的冲动是什么？如果你在变化，你改变得如何？就经验报告的简单统计而论，音乐和性是两种最容易取得高峰体验的途径。鉴于对性的讨论还不成熟，我愿把性教育撇开，我敢肯定，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把它当成笑料，而是认真对待并教导儿童，正如说音乐、爱、卓见、美丽的草坪、逗人的婴儿等等许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样，性也是其中之一。它们碰巧是最容易的途径，最广泛存在的，最容易理解的途径。
就我们鉴定和研究高峰体验的目的看，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一系列激发物的名单。由于名单太长，需要概括说明。似乎任何关于真正卓越、真正完善的体验，任何关于趋向完全正义或趋向完美价值的经验，都可能引起高峰体验。当然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但这是我对许多我们集中研究过的事物要做出的一种概括，而且在这里我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说话的。这听起来不像是科学的谈论，但这是一种新的科学。
我曾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说明，已经出现了自亚当和夏娃以来的真正的生育改进之一。这是一篇论述高峰体验的文章，是一种关于自然生育孩子时的体验，这能成为高峰体验的强大源泉。我们知道应该如何鼓励高峰体验，我们知道以怎样的方式生孩子才最有利于产妇得到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体验，这也可以说，一种宗教体验——一种萌发，一种启示，一种醒悟，由于在相当数量的高峰体验中会随着带来我曾称之为“对存在的认知”那样的结果，因此，人们在交谈时提出这样一种说法——简直变成一种不同的人。
我们必须为所有这些未耕耘过的、未研究过的问题提供一套新的词汇，这一“存在认知”实际上含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说的认知的意思。你可以说这差不多等于一种幸福的工艺学——纯卓越、纯真理、纯善等等的工艺学。是的，为什么不可以是欢乐、幸福的工艺学呢？我必须添加一句话，这是唯一已知的、在父辈中诱导高峰体验的技术。当我的妻子和我开始在大学生中进行这些调查时，我们偶尔发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线索。其中之一就是，虽然妇女谈论生孩子时的高峰体验，男人却没有这样说过。现在我们有办法让男人也能从生孩子的过程中得到高峰体验了。这在某种浓缩的意义上表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在改变，看事物不同了，有不同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此后永远趋向幸福的生活。现在这些都是论据，是通向隐秘体验的种种途径。由于这一类资料很多，所以我最好说到这里为止。
在很多的高峰体验的报告中，我发现很多来自我们或可称为“经典”的音乐。我还没有发现任何高峰体验来自凯奇的音乐或来自安迪·瓦霍尔电影，或来自抽象表现派绘画等类艺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发现。带有伟大欢乐、狂喜入迷、似乎看见另一世界或另一种生活水平等等的高峰体验报告都来自经典音乐——伟大的经典杰作。我也必须报告，这融化于或融合成舞蹈或韵律。只要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它们之间的确没有什么不同，它们融合在一起了。我甚至可以附加说，当我谈论音乐把它当作通向高峰体验的一条途径时，我当然把舞蹈也包括在内了。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韵律的体验，甚至最简单的韵律体验——好的伦巴舞（古巴人的一种舞蹈）或孩子们能用鼓敲打出的鼓点，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把这称为音乐、舞蹈、韵律、体育，或别的什么东西。对躯体的爱、对躯体的觉知、对躯体的崇敬显然是通向高峰体验的良好途径。好象这些反过来讲，又是通向“存在认知”，认识柏拉图式的本质、内在价值、终极存在价值的良好途径。请注意，我在这里用了好象这个词，因为这不是有保证的，但在统计上是很有可能成为良好途径的。这种认知又是有治疗效果的，它既能促进疾患的治愈，又能促进趋向自我实现的成长，即趋向丰满人性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