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显然难以从实践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占优势的是低级生活，高级生活似乎很少有发生的可能。由超越性动机支配的生活有太多的先决条件，不仅要有一系列基本需要的先期满足，而且要有大量“良好的条件”，这才能使高级生活成为可能，即，需要克服良好环境经济的匮乏，必须有可自由利用的多种选择，同时要有使真实有效的选择变为可能的条件，还必需有协同的社会制度等。一句话，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说明，高级生活仅仅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绝非极有可能，或很容易实现的。
有一点需要非常明确的解释，我不妨说，超越性动机是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它超越了文化，为人类所共有，而并非由文化任意制造出来。这一论点必然会引起误解，请让我做如下说明：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本能的，即有一种可以鉴别的继承性，遍及全人类的决定作用。但它们是潜在性，而不是现实性。它们的实现分明而绝对地需要文化的促进。但文化也可能不足以使它们实现。的确，这恰恰是全部历史中大多数已知文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所以，要说明某种文化促进或压制自我实现，丰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必须有一种超文化的因素，它能从某一文化的外部和上方批判它。文化能和人的生物本质协同作用，也能和它敌对，但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陷入语言的泥淖，而无法说明是否每个人都渴望高级精神价值和存在价值。我们在原则上当然能说这样一种渴望必须被认为是在每一个新生儿中都有的潜能，直到后来发现了新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最好的想法应该是：这种潜能假如丧失了，也是在出生以后丧失的。就社会现实的方面也可以打赌说，大多数新生儿由于贫困、剥削、偏见等等将不能实现这一潜能，将不会上升到高层次的动机水平。的确，在现实中存在着机会的不平等。我们也应该明智地承认，成年人的情况是各有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哪里度过一生，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心理病态的程度和总量，等等。但完全放弃超越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社会战略问题看，且不说别的），而这在原则上对于仍然生存着的人都适用。“不可救药的”终于已经“治愈”了，不论就精神病的意义和自我实现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在辛那侬就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对于未来的新兴人类，我们更不应放弃这种可能性，如果放弃就是最大的愚蠢。
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是从人的生物学本性起源的。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其先决条件是健康的“低级”动物性，即两者是在层次系统上统一成一个整体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种高级的、精神的“动物性”非常胆怯和微弱，非常容易丧失，非常容易被更强大的文化势力扼杀，因此它只有在一种支持人性并积极促进人性最充分发展的文化中才能广泛实现。
考虑到这些，我们能够解决许多无谓的争端和歧义。举例说，假如黑格尔的“精神”和马克思的“自然”实际上是处在同一的连续系统中而有层次地整合起来的（通常，这也称为“唯心论”和“唯物论”），那么，这一层次连续系统的性质便能为我们提供多种答案。例如，低级需要（动物的，自然的，物质的）在十分具体的、实证的、操作的、有限度的意义上要比我们所说的高级基本需要占优势，后者又比超越性需要（精神，理想价值）占优势。这就是说，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充分的理由优先于高级理想（比后者占优势，更有力），甚至也优先于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文化，等等，在明确可以规定和限定的方式上说也是如此。这些高级的理想和价值绝不仅仅是低级价值的副现象，它们具有同样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实在的性质，尽管在力量、紧迫或先后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诸如神经系统这样的优势层次系统及强弱次序中，高级和低级都同样是“真实”的和人性的。你肯定能从斗争的观点看历史，为丰满人性而斗争，或为一种内在的、严肃的理念而斗争，即，从自上而下的观点看历史。最初的、基本的或终极的起因或许可以按从下而上从物质环境中找到，于是你能承认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自利是一切人性的基础。”但那是就自利占有优势的意义上说的，如把自利当作一切人类动机的充分说明就不正确了。对于不同的理解目的，两者都是有价值的理论，都有可派定的心理学意义。
一定程度的精神性很可能是完善物质论的，结果，而这一点我们要论述关于个人内部和社会内部发展的事实。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富裕能解放某些人使他们追求成长而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固结在“实利主义”的水平上。完全同样可能的是，宗教家要培养精神价值，最好从衣、食、住、行等等入手，那要比布道更迫切需要。
将低级的动物性和高级的精神性、价值性及宗教论中最高等性放入同一阶层中（以便说明精神是高级动物的性质），这样可使我们超越多种分歧。例如，恶魔的呼唤，堕落肉欲、邪恶、自私、自我中心、自我追求，等等，都已经从神圣的、理想的、善良的、永恒的东西、我们最高的抱负等等分化出来并互相对立了。有时，圣洁的或最好的品质被认为处于人性范围之内。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善良已被排除于人性之外，在人性之上，是超自然的。
我好象记得，恶或最坏的东西始终是大多数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所倾向于承认为人性固有的，甚至我们“最坏的”冲动有时又被外化为撒旦的呼唤等等一类的东西。
虽然原则上我们“最低级”的动物本性始终被认为是“好的”，但现实中却往往自动化地被诬蔑为“坏的”。或许，这种对我们低级动物本性的诬蔑或多或少是由于二歧化的本身（二歧化形成病态，而病态又促进二歧化，那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常常是不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应该能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以便解决所有这些（大都是）虚假的二歧式。
快乐和满足能在层次系统上从低到高进行安排。欢乐主义理论因此也能被看作是从低到高直到超越性欢乐主义的排列。
作为超越性需要的满足，存在价值也是一种最高的幸福。
必须看到别有一种快乐的层次系统，例如，痛苦的解除，通过热水浴的满足，和好友相处的愉快，听伟大音乐的欢乐，有了孩子的幸福，最高爱情体验的喜悦，直到和存在价值的整合，而且这样的意义往往重大。
欢乐主义、自私等问题的解决可来源于这样的层次系统。假如把最高快乐包括在一般快乐之中，那么在非常确切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性丰满的人也只不过在追求快乐，即追求超越性快乐。或许我们能称这种追求为“超越性欢乐主义”，并指出，在这一水平上不再有快乐和责任之间的矛盾，因为人类最高的责任不外是对真理、正义和美等等的责任，而那也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高快乐。而在论述的这一水平，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相互排斥也消失了。对我们好的对任何别人也是有益的，使人满意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的嗜好是可以信赖的、合理的和明智的，我们享受的是对我们有利的，追求我们自己“最高的”善也是追求一般的善，等等。
从低级到高级的秩序比如初级需要欢乐、高级需要欢乐和超越性需要欢乐，这意味着含有各种操作和可检验性。例如，我们上升越高，在发现这样的人越少，先决条件越多，社会环境必须越好，教育质量必须越高，等等。
一切“主体生物学”的技术都适用于精神生活的教育，因为精神生活也是类似本能的。
由于精神生活（存在价值，存在事实，超越性需要，等等）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那是类似本能的，因而精神生活在原则上是可以内省的。它有“冲动的呼唤”或“内部的信号”，这虽然比基本需要微弱，但还是能“听到”，因而它能归入“主体生物学”的规程中。
原则上讲，凡是能够发展我们的感性知觉、躯体知觉，我们对内部信号的敏感性原则与训练都会适用于我们内在的超越性需要，那些内部信号来自我们的需要、能力、体质、气质、躯体等等，即可以用于培育我们对美、对法、对真理、对完善等等的渴望。或许我们还能发明像“体验上的丰富”一类的词汇来描述那些对自我内部呼唤特别敏感的人，在他们那里，甚至超越性需要也能由内省发现并充分享受它。
这种体验上的丰富在原则上应该是“可教导的”或可恢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或许要适当利用致幻药剂，利用依萨冷式的非言语方法，沉思和冥想技术，对高峰体验或存在认知的进一步研究，等等。
希望不会被人误解为神化内部信号，或称之为内部发出的呼声，“良心的微弱呼声”。
在我看，自身体验的知识肯定是一切知识的开端，但又绝不是一切知识的结尾。它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内部发出的呼声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在最聪明的人中也难免。无论如何，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有可能就会以外部现实检验他们的内部命令。我们必须有条理地对自身体验的知识进行实际的检验和印证，因为有时即使被一位地道的神秘论者内部肯定的事情，经检验也或许是恶魔的呼声。让个人内部肯定胜过一切其他来源的知识和智慧不能说是明智之举，不论我们多么重视内部体验也不能如此。
应该这样说，在最高水平的明晰性（阐发、觉醒、调察、存在认知、神秘感知等）上存在价值可被称为存在事实（或终极实在）。当最高水平的人格发展、文化发展、明晰性、情绪解放（没有恐惧、抑制、防御）和无干预都彼此和谐时，这时便有理由肯定，不依赖于人的实在能极清晰地以它自身的本性被看到，极少受观察者的干扰。这时，实在被描绘为真的、善的、完全的、整合的、活跃的、合法则的、美丽的，等等。也就是说，传统上被称为“价值”的词与那些可以最准确最恰当地说明所见实在的描述词完全相同。超越了生活的高水平、事实与价值融为一体。很明显，那些同时既是描述的又是规范的词有理由被称为“整合词”。
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对内在价值的爱”等同于“对终极实在的爱”。对事实的忠诚在此也变成对事实的爱。最严格地力图达到客观或感知，尽可能减少观察者以及他的恐惧、希望和自私计算的影响，能产生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和价值论的结果，一种我们最伟大、最明晰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宗教领袖所追求的结果。
对终极价值的思索也表示对世界本质的思索。寻求真理（充分规定的）可以和寻求美、秩序、独特、完善、正确（充分规定的）完全一样，因而真理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存在价值被发现。于是，科学变得和艺术、爱、宗教、哲学完全融合了。关于实在本质的一项基本的科学发现也成为一项精神的或价值论的印证。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便不会用“冰冷的”、纯认识的、理性的、逻辑的、超脱的、无牵连的同一对待真实事物。这种实在也唤起一种热烈的感情反应，一种爱、忠诚、献身的反应，甚至唤起高峰体验。不仅真实的、合法则的，有秩序的、整合的等等，而且善良、美丽、可爱等都是最佳状态的实在。
换成另一角度，我们也可能被说成是在提供对广大的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答案，例如关于哲学和宗教对于生活意义的探究，等等。
此处所提理论带有一定的假设性质，允许被检验和印证，但也可能经受不住检验。它是由具有不同科学可靠水平的事实组成的一种网络，包括临床的和人格学的报告以及纯属直觉和推测的材料。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我相信它能得到证实，我敢担保证实的到来。但你们不要太相信，即使它看起来是对的，即使对它很满意，你们也应该更审慎些。它终究是一套推测，可能是真实的，但最好经过核实。
假如存在价值和一个人自我相符合并成为规定性特征，这是否表示，实在、世界、宇宙因而也和自我符合并成为自我的规定性特征呢？这听起来像是经典的神秘论者和世界或和他的上帝融为一体，它也使我们想起东方对这一意义的种种解释，如说自我这时已融化于整个世界并已消失了。
我们能否说这是在提高绝对价值的可能性使之更富有意义呢，至少是表明实在自身可以说是绝对的呢？假如这一类的事情证明是富有意义的，那么它仅仅是人本主义的呢，还是超越人类的呢？
我们已经把这些词所有能传达的意义都列举出来了。我提及这一点仅仅因为我想大开门路，集思广议。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人和自然不仅是相互包容和接纳的，而且它们之间至少也要有一点同型性才能相似相容。自然已使人演化形成。人和超越人的东西的沟通因而无须说成是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的”体验。
海舍尔宣称：“人的真正的完成依赖于人和超越他的东西的沟通。”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具有正确性，但需要阐明这一点。
在人和他的超越性实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把它归并在他关于他的自我的规定性中，对它的忠诚就像对他的自我的忠诚一样。于是他变成它的一部分，它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和它相互交迭。
这种观点使它与人的生物进化论沟通起来。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和自然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同型性。即，他不能和人类之外的自然完全不同，不然，他现在就不会存在。
事实上他生存下来了，那就证明他和自然的相容性，说明他为自然接受了。他同意自然的要求，并且，作为一个物种，至少在存活的范围内，一直顺从这些要求，自然没有处决他。从生物学的观点说，他很明智，能接受自然法则。如果他敢于抗拒，那将意味着死亡。他和自然和睦相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和自然相似。它的部分含义或许就是与自然的融合。
或许他面对自然的激动（察觉它是真、善、美的，等等）会有一天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一种自身存在的方式，充分作用的方式，就像回故乡一样，一种生物的确实性，“生物神秘主义”，等等。或许我们能把神秘的或高峰的整合不仅看作是和最值得爱的东西的沟通，而且也是和一个家庭成员的真正一部分相整合，因为他们是一家中的兄弟姐妹，并且也可以说就是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相处。正如墨菲所说：……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信服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我们基本上和宇宙一致而并不陌生。
生物学或进化论中对于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这种解释，就像精神的也等同于宗教的体验一样，它让我们认识到，把“最高”和“最低”或最深对立起来的看法是过时的，我们最终必须超越它。在这里，从所未有的“最高”体验，人能设想的和终极实在的欢乐整合，也能同时看作是我们最基本的动物性和种族性的“最深”体验，是对我们与大自然同型的深刻生物本性的支持。
在我看来，正像海舍尔所说的那样，这种经验主义的或至少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使我们认为不必把“超人类的”看作非人的和超自然的或非自然的。人和超越人的东西沟通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体验。尽管宇宙不能说是爱人类，它至少能说是以一种非敌意的方式接纳人，容许人生存下去，容许他成长起来，并且有时也容许他有极大的欢乐。
存在价值并不是我们个人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反应。存在价值在我们内部引起一种“必需感”以及一种自愧感（自觉不相称）。
至少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存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区分开，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最好是这样。这一类对待终极价值（或实在）的态度有：爱，敬畏，崇拜，谦恭，尊崇，惭愧，惊奇，诧异，赞叹，高兴，感激，畏惧，欢乐，等等。这都是一些描述人的内心感情及认识反应的词汇，表达一个人看到某种不同于他们自身或至少能从文字上分开的东西时的感受。自然，人在强烈的高峰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时刻越是和世界整合的，这些自我内部的反应也越少，自我作为一种分离的实体也越消退。
除理论的和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外，保持这一可分性的主要理由是并不多见的强烈的高峰体验、启示、寂静、狂喜及神秘融合，即使在最敏感的人中，一天也难有多少这样非凡的感受时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相对宁静的对终极价值的沉思和欣赏中（而不是在和它们的高度整合中）度过的，那是在深刻的启示中显露出来的。因此，谈到罗伊斯型对终极价值的“忠诚”是很有益处的，讲责任、职责和献身也同样。
有了这种理论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对存在价值的反应当作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随意或偶尔做出的。综上所述，更自然的会认为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要求、命令、呼吁做出的，是相宜的、合适的、正当的、合乎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说，我们觉得存在价值是值得甚至有权要求或命令我们的爱、敬畏和献身的。人性丰满的人可能只得做出这样的反应。
我们还应注意，看到这些终极事实（或价值）往往使人尖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无价值、不合格和残缺，他的根本存在的渺小、有限和力不从心，仅仅能作为一个人或人类的一员。
因为超越性动机（成长动机）必须描绘其不同于基本需要的特征，所以描述动机的词汇必须是层次系统的。
内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之间的不同导致我们用一套层次化的词汇代表动机（取本词最一般和最广泛的含义）。和各种需要上升到超越性需要的层次相应的是满足、快乐或幸福的层次。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记住，“满足”概念本身在超越性动机或成长性动机的水平上已被超越，这时满意是没有尽头的。幸福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最高水平上，幸福也能变为无止境的。这时它可能容易变成一种无边的哀愁或清醒或非感情的沉思。在最低的基本需要水平，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被驱动，极度渴求、力争或急需如何，例如，当窒息或感受巨痛时就是如此。当我们沿着基本需要的阶梯上升时，欲求、希望或宁愿、选择、想要等一类的词汇会变得更贴切。但在最高水平，在超越性动机水平，所有这些词汇都变得不适合主体的心境了，而热望、献身、企求、爱、崇拜、景仰、敬重、被吸引或入迷等一类词汇才更适于描绘被超越性动机所激起的情感。
我们当然还必须正视一项这些情感之外的困难任务。要找出一些适当的词汇以传达感到的适当、责任、合宜、纯正、爱本质上值得爱的、需要甚至命令爱、要求爱、应该爱的对象等等的含义。
有一种分离仍然被设定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的所有这些词中。我们怎么描述当这一分离已被超越而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或整合时所发生的情境呢？或者，在需要者和就某种意义说需要他的东西之间的整合？
同样可以称之为对自由意志决定论二歧化的超越。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人自由地、愉快地、全身心地拥抱自己的决定因子。人选择并幻想自己的未来，不是强迫的，不是“自我削弱的”，而是亲善的、热情的。而看得越深，这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整合也越“自我和谐”。
“庆贺”、诱导或行为表现的主观状态是存在价值所需要的。
我们必须同意海舍尔对“庆贺”的强调，他说明那是“一个人对他所需要或尊崇的事物表示敬意的行为……它的实质是要人注意生活的崇高或庄严的方面……庆贺是分享较大的欢乐，参与永恒的演出”。
必须记住，最高的价值之所以比主观的状态更容易研究，是因为它不仅是承受式地为人欣赏和冥想，而且往往也引导到表现的和行为的反应。
我们又发现了“应该”的另一种现象学意义。我们觉得庆贺存在价值是合适的，正当的，是让人乐于承担的责任，似乎这些价值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似乎这是起码应该做的，似乎是出于公正、恰当和自然，我们也应该保护、促进、增强、享有并庆贺这些价值。
从教育学和治疗学角度出发，区别存在水平和缺失水平，并认同两者间语言上的差别是有好处的。
对我自己而言，具有极大效用的是区别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永恒领域和实用领域。仅仅作为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为了生活得好些和丰满些，为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而不是承受被动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帮助。尤其是青年人，极易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忘记终极价值。
极常见的是，我们仅仅是反应者，可以说仅仅是对刺激进行反应，对奖赏和惩罚、对紧急情况、对痛苦和畏惧、对他人的要求、对肤浅的东西进行反应。至少刚开始时必须拿出一种特殊的、自觉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注意转向内在的事物和价值。例如，也许是寻求实际的独处生活，或受伟大音乐的陶冶，与善良的人相处，领受自然美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实践，这些战略才变得简易而能自动进行，使人甚至无须想往或尝试就能生活在存在领域中，生活在“统一的生活”、“超越的生活”、“存在的生活”中。
为了清晰地意识到存在价值、存在语言、存在的终极事实、存在的生活、统一的意识等方面，我认为这种词汇的教导也是有作用的。这种词汇当然有些笨拙，有时让人迷惑，但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它已证明在设计调查研究方面具有操作上的效用。
在这方面我还可以得出一项亚假设：高度发展或成熟的人（“超越者”？），甚至彼此第一次相遇，就能用我所谓的存在语言在生活的最高水平上相互快捷地交往。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仅仅是：它表明，似乎存在价值只对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才真正存在并容易被察觉，而和另一些人的交往虽然也可以是确切的，但这种交往只能发生在较低和较不成熟的旨趣或意义水平上。
我不清楚这一假设是否能顺利通过检验，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能运用这一词汇而并不真正理解它，就像有些人能口若悬河谈论音乐和爱而并不真正体验什么是音乐和爱一样。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模糊的印象：和这种用存在语言如交往处在同一层次的可能是一种很深的亲密关系，一种共同的情感交流，分享共同的忠诚，进行同样的工作，意气相投，休戚相关，仿佛是在侍奉同一个主人。
“内在的良心”和“内在的有罪感”具有极深的生物根源。
受到弗洛姆关于“人本主义良心”的讨论和霍尼对弗洛伊德“超我”的再控的启发，其他人本主义作家已同意在超我以外还有一个“内在的良心”，以及“内在的有罪感”或“内疚”，作为一种由于出卖了内在的自我而应得的自我惩罚。
我相信，超越性动机论的生物根源能进一步阐明并充实这些概念。
霍尼和弗洛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由于反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特定说法，或因为忙中出错而接受了社会决定论，从而拒绝接受生物论和“本能论”的任何解释。
人的个人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一个必要成分。成为你自己，成为自然的或自发的，成为真确的，表现你的同一性，所有这些也都是生物学的说法，因为它们表示接受一个人的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结构上的、神经的、内分泌的和类似本能的动机的本性。这样的说法既符合弗洛伊德的思路又符合新弗洛伊德派的思路（且不说罗杰斯的、谢尔登的、荣格的、哥尔德斯坦的，等等）。它是对弗洛伊德探寻道路的一种澄清和矫正，弗洛伊德那时可能仅仅对此有过一丝念头。我因此认为它是符合“后弗洛伊德”传统的。我想弗洛伊德曾试图以他的种种本能论来表示一些类似的意思。我也相信这个说法是对霍尼以“真实自我”概念试图说明的原理的一种承认和修正。
如果能够证实我对内在自我的更生物学的解释，则必定会支持对神经症犯罪和内在有罪的区分，反抗人自身的本性和试图变为非人类会诱发内在有罪。
不过看了以上的观点后，我认为内在自我应该包括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在理论上，对于真理或正义或美或任何其他存在价值的一种出卖必然引起内在的有罪感（超越性犯罪），一种应得的和生物学上合理的有罪感。这可能意味着：痛苦最终是一种祝福，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做对我们有害的事情。当我们出卖存在价值时，我们受伤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受伤，而且，这也表示对“需要惩罚”的一种认可，它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说成是希望，通过赎罪能再一次感到“清白”。
由这一理论出发的许多最终的宗教职能可以日趋完善。
存在价值如果从人类一直在寻求的永恒和绝对的观点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目的服务。它们是凭自身的权力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类神出鬼没的妄想。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它们是超越人类的，超越个人的；它们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它们能被设想为一种完美。可以设想，它们能满足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
但是，通过一种列举的意义来看，它们必然属于人类不仅是自我的而且是自我本身。它们要求受到崇拜、尊敬、祝贺，要求人为它们做出牺牲，我们值得献身于它们。思考它们或和它们整合能给予我们作为人所能企望的最大欢乐。
在这里也给予了“不朽”一个十分确定的和经验的意义，因为这些价值作为一个人的自我的规定性特征体现在他身上，在他死后仍继续存在，即，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他的自我超越了死亡。
对于有组织的宗教所努力完成的其他职能来说也是这样。显然地，所有或绝大多数的宗教经验都能吸收到这一理论结构中并能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或以一种可以经受检验的说法表现出来，这些经验是任何传统的宗教都曾描述过的，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
使手段价值转化为目的价值
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我发现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用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发现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的确，我已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图式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使我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在这里，我之所以解释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和最充分地证明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的问题。
当我问到我的被试，在高峰体验时刻他们觉得世界有何不同时（当然，被试者必须曾有过高峰体验），我得到的答案也能图式化和概括化。实际上也只有这样做才无缺陷，因为没有别的方式能包容我所得到的成千的词或描写。我把来自百十来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熔铸和浓缩为：真，美，完整，二歧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浓缩和熔铸，但却毫无疑问，任何别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
我认为那不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的差异。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任务在一个标题或一个项目下包容许多种直接的体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换句话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各个方面。这里可能有着重点或程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来更纯正、裸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来更美丽。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被试报告中，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的描述。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这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的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它们不只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
然而，人类在3000年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这一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某种审慎、某种清醒态度研究这一引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在绝对肯定的感受以后已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已意识到，虽然它们令人难以意料，但它们有一部分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即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阵冲闯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迸发中，通过破裂的围墙，通过抗拒，通过畏惧的克服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非人格领域，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象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例如，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源于想象的。
大部分的人的想象力是很狭隘的，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的洞察力的想象力，然后像如何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存在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展现出来。在三所不同的大学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我从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摘引一段话作为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3年2月8日：“我们曾有意地利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高峰体验的条件，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我们能对高峰体验起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500个酒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规律。其中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得到过高峰体验，相反地，几乎任何未曾得到高峰体验的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毒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得到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但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也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再强调一次，我的第一次陈述是公之于众的，也是在科学领域内的。任何人能做同样的事；任何人能自行核实；任何人能利用我曾用过的同样程序，并且，假如他愿意，也能客观地把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回答记录在磁带上然后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我报告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可重复的、可以肯定或否定的；假如你愿意，甚至可以定量。它是稳定的、可靠的，因为当我重做时我能得到近于相同的结果。甚至以十九世纪科学最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定义看，这也是科学的陈述，它是一种认识的陈述，是一种对现实、对宇宙、对外部世界的特征的描述，那是讲话者和描述者身外的被感知的世界。这些论据能经受传统的科学方式的检验，它们的真或非真都能判定。
然而，正是这同一的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人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限定词，而且我还可以附加一句，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受到我们的崇敬；这些品性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
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
若干年前，我曾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那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称之为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
我的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我觉得应该附加一句，应该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应该盲。
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
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在我的意识中，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我的信念是，“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那种我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猜想，从长远来说，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建议，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再假定，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
避免“任其自然”的行动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必须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我的同事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