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敏锐的目光感知存在
马斯洛通过同80名个人进行个别谈话以及190名大学生对下述引导语的书面回答做出的原始近似概括——一种印象主义的、典型的、“混成的模拟”或组织。
希望你想一想你生活中最奇妙的一个体验或几个体验——最快乐的时刻，着迷的时刻，销魂的时刻，这种体验可能是由于恋爱，或者由于听音乐，或者由于突然被一本书或一张画“击中了”，或者由于某种巨大的创造契机。首先列出这些体验，然后请你说出来，在这种激动的瞬间，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这时的感觉同其他时候的感觉有何不同，在这种时刻，在某些方面你是怎样一个不同的人。在其他研究对象那里，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出：这时世界看来有什么不同。
事实显示，没有一名测试者做出完全的症候报告。马斯洛把所有不完全的回答加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完全的”混合症候群。另外，大约有50人阅读了他以前发表的文章后，主动给他写了信，向他提供了有关高峰体验的个人报告。最后，他还发掘了大量有关神秘主义、宗教、艺术、创造、爱等许多方面的文献。
自我实现的人，那些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人、健康的人、自我完成的人，给我们很多有益的经验，以致有时觉得他们是不同种的人。但是，由于这些如此的新颖，所以它最终的可能性和抱负就是探索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艰巨而曲折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包括不断破除珍爱的公理，不断处理似乎矛盾的、相互抵触的和模糊不清的现象。每当那些长期建立起来的、深信不疑的、似乎无懈可击的心理定律在我头脑中纠缠时，我也会很伤感。不过，这些东西往往被证明根本不是什么定律，而只是在轻微的、慢性的心理病理和畏惧状态下，在发育不全、残缺和不成熟状态下的生活常规。这些缺陷我们并不注意，因为他人大都也具有这一类和我们相同的疾病。
在科学理论的创立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在任何科学解决成为可能以前，便有一种对当时缺陷的不安感。换个方式来说，在创立科学理论之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种深感不满的形式。例如，在我们研究自我实现者时，首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他们的动机生活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我们过去学习和知道的那些动机。开始时，我们把他们的动机描述为表述的而不是应付的。但是作为全面的表述，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又描述为是非激发的或超激发的、超越努力的，而不是被激发的。但是，这个表述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你所认可的那种动机理论，以致这种表述造成的困惑和它给予的帮助一样多。我们已经对比过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在这里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仍然不是定义性的，因为它并没有充分区别开形成和存在，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行动方针转入存在心理学，它包含和概括了已经做出的三种尝试，以某种书面方式说明，在动机生活和认知生活方面，充分发展的人和其他大多数人有哪些差异。
存在状态是暂时的、超激发的、非努力的、非自我中心的、无目的的、自我批准的状态，是尽善尽美和目标达到时的体验和状态。这种分析的形式，首先来自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爱的关系，其次来自研究其他人，最后来自浏览神学、美学、哲学文献。但最为重要的事却是区别两种类型的爱：缺失爱和存在爱。
我们在存在爱（为了其他人或物的存在）的状态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认知，那是心理学知识未曾武装过的。但是，一些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作者对这种认知却曾有很好的描述。我们将这种特殊的认知称之为存在性认知。它同那种由个体缺失性需要构成的认知——我称之为缺失性认知的那种认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爱有更敏锐、更透彻的感知力，即他能在亲爱的人身上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现实。
存在爱的体验，也就是父母的体验，神秘的或海洋般的或自然的体验，审美的知觉，创造性的时刻，矫治的和智力的顿悟，情欲高潮的体验，运动完成的某种状态，等等。这些以及其他最高快乐实现的时刻，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
在“实证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中，这个问题是未来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论述的是充分发挥作用和健康的人，而不仅仅论述常规的病人，因此，它同“一般人的心理病理”心理学并不是矛盾的；它超越了那种心理学，而且能以一种更广泛的、更综合的结构体现那种心理学的所有发现。这个更广泛的理论结构既包括疾病的，也包括健康的；既包括缺失性的，也包括形成的和存在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存在心理学，因为他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目的体验、目的价值、目的认知，以信作为目的的人。大多数心理学是研究不具备的而不是研究具备了的东西，是研究努力而不是研究完成，是研究挫折而不是研究满足，是研究寻求快乐而不是研究达到了快乐，是研究力图达到那里而不是研究已存在在那里。一切行为都是被激发的，这虽然是错误的和先验的公理，然而被普遍地接受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以高度的自律完善自身
在存在认知的过程中，体验或对象普遍存在着被看成是超越各种关系、可能的利益、方便和目的的倾向。从某种角度来考虑，它似乎就是宇宙中所有的一切，似乎它就是和宇宙同义的全部存在。
这一点同缺失性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多数的人类认知经验都是缺失性认知。这些经验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19世纪的绝对唯心主义，把全部宇宙被设想成是一个单位。由于这个统一体永远不可能都有限的人容纳、理解或认知，所以一切对现实的认知，必然被看成是存在的部分，而它的整体永远是不能想象的。
在具有存在认知的时候，知觉对象是被充分而完全地注意到的。这个特性可以叫做“总体注意”。在这里，我们试图描述的特性与迷恋补充完全吸收。在这种注意中，图形成为全部的图形，背景实际上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没有被显著地觉察到。这时，图形似乎从所有其他东西中抽出来了，世界仿佛被忘掉了，似乎这时这个知觉对象已变为整个存在。
由于整个存在正在被察觉，如果整个宇宙又可以同时被容纳，那么它所包含的一切规律都会被掌握。
这种知觉与常规知觉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注意对象和注意有关的所有其他东西是同时进行的。对象是在它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的关系中，而且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被察看的。正常的图形背景关系是有效的，即背景和图形两者都被注意到了，尽管是以不同方式被注意到的。另外，在普通的认知中，对象不是按其本来面目，而是作为类的一个成员，作为更大范畴中的一个范例来看的。我们已经把这种知觉描述为“类化的”，而且还要指出，这种常规知觉并不是包括人和物各个方面的完美知觉，而是一种分类、归类，是为放进这个或那个文件柜而贴上标签的。
假如想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日常的认知，就要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进行，这里包括自动地比较、判断和评价，如更强、更少、更好、更高，等等。
而存在认知可以叫做不比较的认知，或者不判断的认知，不评价的认知。
一个人可以作为他本身来自察，即由他自己来看他自己。他可以被特异地和独特地察看，仿佛他是他那一类的唯一成员。这就是我们通过独特的个体知觉所表示的意思。当然，这也是一切诊疗学家所力求做到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它比我们平常打算承受的困难要大得多。然而，这样的知觉是能够短暂地发生的，而且在高峰体验中，它已经作为这种体验的特征发生了。健康的母亲爱恋地感知她的婴儿，就近似这种个体的独特知觉。她的婴儿完全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他是妙极的、完美的、令人销魂的（至少她能够把自己的婴儿从格塞尔常规中分离出来，并能够与邻居的孩子进行比较）。
一个对象整体的具体知觉也包含这种带着“关怀”看的意思。反过来也是一样，即“关怀”对象可以引起对它的持续注意。反复地审视知觉对象的一切方面是非常必要的。母亲一再地凝视她的婴儿，爱人一再地凝视他所爱的人，鉴赏家一再地凝视他的画，这种精细的关怀肯定会比那种不合逻辑的、一闪即过的、漫不经心的形式化知觉能够产生更完全的知觉。从这种全神贯注的、入迷的、完全注意的知觉中，我们可以期望获得细节丰富的、对客体多侧面的知觉。这种知觉成果同漫不经心的观察成果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知觉只能提供经验、对象的裸露骨架，只是有选择地看到它的某些方面，而且是从“重要”和“不重要”的观点出发的（一幅画，一个婴儿或所爱的人有什么“不重要”的部分呢？）。
存在认知的实际情况是，人的一切知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人的产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创造。但我们也可以整理出外部对象——作为与人的利害无关的东西，和作为与人的利害有关的东西——在知觉上的一些差异。一般地说，自我实现者通常这样感知世界万物：仿佛某个对象不仅在外部事物之中是独立的，而且它也是独立于人的。普通人在他最高大的时刻，即在他的高峰体验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时，他能比较容易地这样看待自然，仿佛是从它自身并且是为了它自身来看，它本来就在那里，而不是作为人的活动场所、为了人的目的而放置在那儿的。他能比较容易地防止把人的目的投射到它上面去。总之，他能按照对象自身的存在（“终极性”）来看待它，而不是作为某种有用的东西，或者作为某种可怕的东西来看待它，也不是按照某个别人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
以显微镜观察切片作例子。这架显微镜透过组织切片可以发现事物本身的美，或事物的威胁、危险和病态。透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切片，如果我们能够忘掉它是癌，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美丽的、复杂的和令人惊异的组织。如果从蚊子本身的目的看，那么它就是一只奇妙的东西。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也是迷人的东西（或至少它们是可以迷人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忘掉它们与人的关系的话）。
由于存在认知更有可能成为与人毫无关联，所以，它就能使我们更真实地去查看事物本身的性质。
重复的存在认知看来能使知觉更丰富，这是我们在研究存在认知和普通认知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差异。重复审视我们所爱的面孔和我们赞赏的绘画，会使我们更喜欢它，而且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感知它，这个我们称之为客体内部的丰富性。
但是，重复存在认知的效应与普通的重复体验的效应（厌烦、熟悉、丧失注意等）相比，则构成更鲜明的对照。对于好人和坏人（如残忍卑鄙的人）来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即重复地审视好人，似乎使他们看起来更完美；而重复地查看坏人，则内心倾向于使他们看起来更坏。
在那种普通的知觉中，通常最初的知觉只是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危险的和没有危险的类别，重复地观察会使它变得越来越空虚。基于焦虑或由缺失性动机决定的普通知觉的任务，通常在第一次查看时就完成了。接着，察看需要就消失了，此后，已经分成了类别的人和物，简直就不再被觉察了。在重复体验时，贫乏就显露出来。这样一来，贫乏也就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此外，重复地观察不仅会造成这种知觉的贫乏，而且会造成持有这种知觉者的贫乏。
同不爱相比，爱能导致对于所爱对象内在本质更深刻的知觉，这里主要的机制之一就是爱包含迷恋这个所爱的对象，因而“关怀”地重复审视、研究、查看、观察。相爱的人能相互看出潜在性，这一点旁观者是无能为力的。习惯上我们说“爱是使人盲目的”，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爱在一定情境中比不了更有知觉能力这种可能性。当然，这里也包含着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察觉尚未实现的潜在性的意思在内。这并不像是难以研究的问题。专家手中的罗夏测验也是探察那些并没有现实化的潜在性的。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设。
美国心理学，或者更广泛地说，西方心理学以那种我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假定，人的需要、畏惧和兴趣必然永远是知觉的决定因素。知觉的“新观点”是以认知必定永远被激发的这种假设为基础的。这也是古典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进一步的假设包括，认知是应付现实的工具性机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设想事物之所以被看到只是由于观察者的兴趣的优势地位，而且设想经验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或定点而组织起来的。另外一点，这是美国心理学中的一个古老观点，即所谓的“机能心理学”，它在广泛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强烈影响下，也倾向于从能力的有效性和“实用价值”的观点来考虑一切能力。
而且，我们把这种观点看作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原因的之一显然是由于它作为西方观点的自然流露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的长期忽视，而不提及哥尔德斯坦、墨菲、C·比勒、赫克斯利、索罗金、瓦茨、诺尔斯罗普、安吉尔，以及许多其他的作者。
在自我实现者的正常知觉中，以及在普通人比较偶然的高峰体验中，知觉可能是相对超越自我的、忘我的、无我的。它可能是无目的的、非个人的、无欲求的、无自我的、无需要的、超然的。它可能是以客体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是说，知觉经验可以围绕作为中心点的客体组织起来，而不是以自我为基础组织起来，仿佛他们觉察的是某种独立的现实，这些现实并不依赖观察者。在审美体验和恋爱体验中，有可能成为如此全神贯注，并且“倾注”到客体之中去，所以自我自然消失了。一些讨论美学、神秘主义、母性和爱的作者，如索罗金，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认为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同一、两个事物融合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整体、一个超级的单位。这使我们想起某些有关神人和自居作用的定义。当然，这也展现了在这方向上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高峰体验被认为是自我批准的、自我证实的时刻，这种自我证实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带给了自己。这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同一的，是我们可以称做目的体验的而不是手段体验的东西。它被认为是如此宝贵的一种体验，是如此巨大的一种启示，甚至试图证实它也会脱离它的尊严和价值。通过我的研究对象关于他们的爱情体验、神秘体验、突然顿悟的报告，表明它是普遍性的证明，尤其是在治疗情境中的顿悟时刻，这一点变得更明显了。由于人会采取防御手段保护自己避免洞察真情，所以顿悟的根本含意就是痛苦的认可。它的突入意识，有时对人是沉重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被普遍报告为是值得的、称心如意的和长期需要的。看见比看不见更好，即使是在看见伤痛时，也是如此。事实是这样的，体验的自我批准，自我证实的内在价值，使得痛苦成为值得的了。众多的讨论美学、宗教、创造性和爱的作者，同样也把这种体验不仅描绘成是有内在价值的，而且把它描绘成在另一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即由于它们的偶然出现使得生活成为值得的了。神秘主义者总是断言，那种在一生中只能偶然两、三次的、崇高的神秘体验有巨大的价值。
这种高峰体验与正常生活体验相对比，差异非常显著，行为被认为是同达到目的的手段一致的。在许多作者那里，“行为”这个词和“工具性的行为”这个词被看成是同义的，每件事情都是为某个未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做的。在杜威的价值理论中，这种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目的，只有达到目的的手段。甚至这样的表述也不是完全确切的，因为这里还包含着有目的的意思。更确切地说，手段是达到其他手段的手段，而这个其他手段反过来也是手段，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纯真快乐的高峰体验，即是终极生活目标和生活的终极证明和证实。心理学家居然无视高峰体验，甚至官气十足地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更糟的是客观主义的心理学甚至先验地否定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这是难以理解的。
在所有普通高峰体验中，都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定向能力的丧失。确切地说，在这种时候，这个人在主观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例如，诗人和艺术家在创作的狂热时候，他周围的事物和时间的流逝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当他“醒”过来要判断过去了多长时间时，几乎不能做到，通常他只好摇摇他的头，仿佛刚刚从茫茫然中苏醒，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但是，更经常的是，完全忽略了时间的流逝，热恋中的人尤其如此。在他们的迷恋中，不仅感到时间过得惊人地快，一天可能像一分钟似地过去，而且形成强烈印象的每一分钟生活也可能像一天甚至一年那样长。在一定程度上说，仿佛他们是在另一种世界上生活。在那里，时间既是静止不动的，又是以光的速度运动的。对于我们的日常范畴来说，这当然是矛盾的和荒谬的。然而，研究对象的报告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说，这种时间的体验可能经不起实验研究的检验。在高峰体验中对于时间流逝的判断，必然是非常不准确的。同样，对于周围事物的觉知，与在常规生活中相比，也必然是极不准确的。
从价值心理学的涵义的角度考虑，我们的发现是极其令人困惑的，然而又是如此始终一致的，因此，不仅有必要报告这些发现，而且需要有所理解。让我们首先从末尾开始，高峰体验仅仅是善的、合乎需要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体验为恶的和不合乎需要的。这种体验本质上就是正当的；这种体验是完美的、全面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作为补充，它本身就是充分的。从本质上看，它被认为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正像它应该成为的那样，对它的反应是敬畏、惊奇、诧异、谦卑，甚至崇敬、得意和虔诚。神圣这个词偶尔也被用来描绘人对高峰体验的反应。在存在的意义上而言，它是快乐和欢欣的。
在这里，哲学的蕴涵是惊人的。如果为了辩论，我们承认在高峰体验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现实本身的性质，更深刻地看透现实的本质，那么，这就和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说的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断言，当从其最佳状态和崇高的观点来看时，整个存在仅仅是中性的或善的，而邪恶、痛苦、威胁等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一种不看宇宙的完整和统一，只从自我中心的或过于卑劣的观点来看它的产物。当然，与其说是否认邪恶、痛苦和死亡，倒不如说是与它们的一种和解，是对它们的必然性的一种理解。
另一种观点是把高峰体验与包含在许多宗教之中的“上帝”概念作比较。由于“上帝”能注视和包容整个存在，从而也就理解了它，因此，“上帝”必定把存在看成善的、恰当的、必然的，必定会把“邪恶”看成是局限的和自私的看法和理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我们能像神那样，那么，出于对普遍性的理解，我们也就不会一味地申斥或谴责、失望和震惊了。如果这一假设成为可能的话，对于别人的短处我们只会有怜悯、宽容、仁慈的情绪，或者也许还会有悲哀或存在性幽默的情绪了。毫无疑问，这恰恰是自我实现者时常对外界的反应形式，这恰恰是所有心理治疗家在对他们的患者做出反应时所力求做到的方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达到这种像上帝般的、普遍宽恕的、存在性幽默的和认可存在的态度是极端困难的；甚至从纯粹形态上看是不可达到的。可是，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且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它。但如果因为它来的很少、很短暂、很不纯粹，就简单地否认这个现象，那将是愚蠢的。尽管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上帝”，可是，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经常地像“上帝”那样。
总之，这种存在认知与我们的日常认知和反应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的日常认知是在手段价值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有益、是否合乎需要、是好是坏的考虑下进行评价、控制、判断、谴责或者赞许。例如，我们是为什么而笑，或是跟着一起笑。我们从个人角度和经验作判断，我们是在与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目的的关联中来察觉世界万物的，因此，我们仅仅把世界万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看待。这与超然于世界是对立的。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实地察觉世界，而只是在察觉世界中的我们自己或我们自己中的世界。这时，我们是以缺失性动机的方式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察觉的只是世界万物满足缺失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讲，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作为世界万物的代理人，察觉整个世界或它的遗产。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察觉世界万物的价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我们称之为存在价值。这些存在价值类似于哈特曼的“内在价值”。
我们可以列举出来的这种存在价值有：
完整（统一；综合；同一性倾向；互相联系；简单；组织性；结构性；超二歧式；秩序）。
完善（必然性；恰当性；合理性；不可避免；适宜；公正；完全；“应当如此”）。
完成（结尾；终局；证实；某事做完了；实现；到达末端；命运；天数）。
正当（公平；条理；有规律；“应当如此”）。
有活力（进行中；不死性；自发性；自我调节；充满活力）。
丰富性（分化；复合；错综）。
单纯（诚实；坦率；实质；抽象；必要；骨骼结构）。
美（正直；仪表；有生气；单纯；丰富；整体；完善；完成；独特性；纯正）。
善（正直；合乎需要；应当；公正；仁慈；忠诚）。
独特性（特质；个体性；不可比性；新颖）。
不费力（自如；没有紧张；没有努力或困难；文雅；完美；优美的活动）。
乐趣（高兴；快乐；兴致；生气勃勃；幽默；兴奋；不费力）。
真实；纯正；现实（赤裸裸；单纯；丰富；应当；美；无瑕；清洁和地道；完全；实质性）。
自足（自主；独立；为了成为自我不需要自身之外的他物；自我决定；超越环境；单独；按着自发的规律生活）。
显然，这些存在价值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不是彼此分离或性质截然不同的，而是混在一起或相互覆盖的。最终，它们是存在的各个侧面，而不是它的各个部分。这些各式各样的侧面，暴露了它们的作用，都会进入认知的前景。例如，感知优美的人或美的绘画，体验完美无瑕的性感和爱情，顿悟，创造性，生产（分娩），等等。
这种存在价值的完美程度还不仅如此。古老的真、善、美三位一体，表现了融合和统一，但是，存在价值要比这个多得多。在我们制度下的一个普通人身上，真、善、美仅仅是达到了还算好的相互关联；而在神经病人身上，甚至这样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存在价值的统一只存在于发展了的和成熟了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只在自我实现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身上存在这种高度融合。因为种种实践的目的已经高度联系起来了，也可以说它们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其他人在他们的高峰体验的时刻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就会同一个指引一切科学的基本公理发生直接的矛盾，换句话说，知觉越是客观和不受个人影响，它也就越超然于价值。事实和价值几乎总是被看作反义词和相互排斥的。但或许相反的情况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审查最背离自我、最客观、最无动机、最被动的认知时，我们却发现这种认知要求直接觉察价值，价值不可能和现实割裂，对“事实”最深刻的觉知将导致“是”和“应当”的熔合。在这种时候，现实染上了惊奇、赞美、敬畏和满意的色彩，即染上了价值色彩。
常规的体验嵌在历史和文化中，也嵌在人的转变着的、相对的需要中。它是按照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是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些更大整体和参照系来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这种常规体验都被认为是依存于人的，如果人消失了，它也就会消失，所以，组织的参照系就从人的兴趣转移到环境的要求方面；就从现在转移到过去和将来，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这个意义上说，体验和行为是相对的。
从这个角度考虑，高峰体验就有较多的绝对性和较少的相对性。从前面指出过的意义上看，它们不仅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不仅是脱离背景而更多地以它们自身被感知的；不仅是相对非激发的、超越人的私利的。而且，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和反应，它们仿佛是在自身之中，是在我们“之外的某处”，仿佛它们是我们对于一种不依赖于人的现实的觉知，而这种觉知是超越人的生命长久存在的。在科学上谈论相对和绝对肯定是困难的和危险的。而且这是一个语义学上的泥潭。然而，正如我们的心理学家最终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样。研究对象在描述那些本质上不可言喻的体验时，他们使用了“绝对的”、“相对的”这些词。
我们自己也一再对这些词发生兴趣。例如，在艺术领域中，中国花瓶本身可能是完美的，同时可能是两千多年前的老古董，然而在这个时候是新的，是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中国的，从这些感觉考虑，至少是绝对的。但是，对于时间、它原初的文化以及持有者的美学标准来说，同时又是相对的。各种宗教、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人们几乎用同样的词进行描绘神秘的体验，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怪异之处，赫克斯利把它称作“持续不绝的哲学”。伟大的创造者，如由吉塞林编入选集的那些人，尽管他们是各式各样的诗人、化学家、雕塑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等，几乎都用同样的术语描绘他们的创造时刻。
绝对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解的困难是由于它几乎总是被静态的污点渗透。从我的研究对象的体验来看，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了，静态并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感知一个美的东西、可爱的面孔或美好的理论，是一个波动的、转移的过程，但是，注意的起伏严格地限制在这个知觉之内。它丰富的内容可以是无限的，注视的角度可以从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此刻集中注意它的这个方面，随后集中注意它的那个方面。一幅美的绘画有许多结构，而不仅是一个结构，因此，由于观看不同的方面就能够不断地有波动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在它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上进行搏斗，它可能是二者兼有。
平常的认知是非常积极的过程，其特点是，它是认知者的一种塑造和选择。他选择他要感知的东西和不要感知的东西，他把它们同他的需要、畏惧和兴趣联系起来，他给它们以结构，整理它们，进一步整理它们。总之，他在它们上面做工作。认知是消耗精力的过程，它包含警觉、戒备和紧张，因此，它是使人疲劳的。
存在认知与平常认知相比要被动得多，接受性更多。自然，它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动、完全接受。东方的哲学家对于这种“被动认知”的描述是最好的，特别是来自老子和道教哲学家。克里士纳默特对马斯洛的论述有一个极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之为“没有选择的觉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没有欲求的觉知”。道教“听其自然”的概念也说的是马斯洛力图去说的东西，即知觉可能是无所求的，而不是有所求的；是沉思的，而不是强求的。它在体验面前可能是恭顺的、不干预的、接受的，而不是强取的，它能让知觉成为其自身。而且，这种知觉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无自我的而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是轻松的而不是警惕的，是容忍的而不是不容忍的。它对体验是注视而不是打量它，或向它投降和屈从。
我们发现，区分被动的听和主动的听之间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优秀的治疗家以便能够听到实际说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到他期望听到的或他要求听到的东西，必须能在接受的意义上而不是获取的意义上。他必须不对自己施加影响，而是让话自然地流到他的耳朵中来。只有如此，他的定形和模式才能是吸收性的，不然，他就只能听到他自己的理论和预期。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划分任何学派优秀的和蹩脚的治疗家的标准，就是能否成为接受的和被动的。好的治疗家能够根据每一个人自己鲜明的实际情况感知他们，而并不强求类化、成规化和分等级。蹩脚的治疗家只能在一生的医疗经验中发现从他的事业开始所学到的那些理论的重复确证。这个情况表明，一个治疗家可能在40年间重复同样的错误，随后又说这“丰富了医疗经验”。
传送这种独特的存在认知感，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虽然也是同样古老的方式，就是把它称为非意志的而不是有意志作用的，像劳伦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普通认知是高度注意的，所以是有所求的、预定的、先入为主的。在高峰体验的认知中，意志没有干预，它被暂时抑制了，所以是接受而不是要求。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指挥高峰体验，它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高峰体验时的情绪反应具有特殊的惊异、敬畏、崇敬、谦卑、降服的色彩，在这种体验面前就好象在某种伟大事物面前一样。有时，这种体验有点害怕会被压倒，虽然是愉快的畏惧。我们的研究对象用这样一些短语表明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太多了”，“它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这太惊人了”，等等。高峰体验可能具有某种辛辣和尖刻的品质，这种性质可以引起流泪和大笑，或者二者都出现。反之，高峰体验也可能近似于痛苦，尽管这是一种称心如意的、通常被描述成“甜的”痛苦。这种高峰体验可以走到如此遥远的程度，能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包含了死亡观念。不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且许多讨论各种高峰体验的作者，都把这种体验和死的体验，即一种渴望的死亡进行比较。典型的措词可能是：“这简直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我可以现在就死，那也很值得。”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想紧紧抓住这种高峰体验，不愿从这个顶峰返回到普通生活的深谷的缘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高峰体验的伟大面前极度谦卑和深感自身渺小和无价值的一种表现。
在这上面我们还必须处理另一种矛盾现象，虽然这很困难。在观察世界方面相互抵触的报告中，这个矛盾被发现了。在一些报告中，特别是关于神秘体验、宗教体验、哲理体验的报告中，整个世界被看作是统一体，像一个有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实体那样。在其他高峰体验中，尤其是在恋爱体验和美感体验中，世界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时却被感知为似乎它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觉都是统一的。对一幅画、一个人或一个理论的存在认知，拥有属于整个存在的一切属性，即拥有存在价值，这个事实很可能是由另一个事实派生出来的，即在高峰体验中，仿佛这个体验就是那时存在着的一切。
抽象的、类化的认知与具体的、朴素的、特殊东西的鲜明认知，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就是我使用抽象的和具体的这些术语的意思。从哥尔德斯坦的术语来看，它们是极为不同的。我们的大多数认知（注意的、感知的、记忆的、思维的和学习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生活中，我们主要的是进行类化、图式化、分类和抽象。我们并没有按着世界万物实际存在的样子来认知世界万物的本性，我们的大多数体验都经过了我们的范畴、结构和成规体系的过滤。我们把这个差异用于研究自我实现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既有不抛弃具体性的抽象能力，又有不抛弃抽象性的具体化能力。这样，就在哥尔德斯坦的描述上增添了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不仅发现向具体东西的缩减，而且也发现向抽象东西的缩减，即降低了认知具体东西的东西。从那时以来，我们已在优秀的艺术家和诊疗家身上发现察觉具体东西的这种特殊能力，尽管他们并不是自我实现者。我们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时刻发现了同样的特殊能力。这时在具体的、特异的性质上讲，他们都能把握知觉对象。
因为这种独特的具体觉知通常被描绘成是审美感知的核心，所以它们几乎已经成了同义语。对于大多数哲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按着这个人内在的独特性具体地感知他，就是审美地感知他。这种关于对象独特本性的知觉是一切高峰体验的特征，而不只是美的高峰体验的特征。
把发生在存在认知时的具体感知理解为一种同时或连续地对有关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属性的感知，这是有益的。从实质上来讲，抽象就是只选择出对象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对我们有益的方面，那些对我们有威胁的方面，那些我们熟悉的方面，那些符合我们语言范畴的方面。抽象，即使它们是有益的，但它们仍然是不真实的。总之，抽象地察觉一个对象并不意味着察觉到了它的一切方面。抽象显然包含挑选某些特性，而拒绝其他特性，并创造或者歪曲其余的特性，我们把它制造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创造它，我们制造它。而且，在抽象中把对象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语言体系联系起来的强烈倾向是极端重要的。这个倾向造成了特殊的麻烦，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语言是二级过程而不是原初过程，因为它论述的是外部现实而不是精神的现实，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在诗人的语言和狂人的语言上，这个不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了。但是，在许多体验的最终分析上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而且可能被投入根本没有语言的状态。
让我们举感知一幅画或一个人为例。为了完善地认知它们，我们必须同我们的分类、比较、评价、需要和使用的倾向做斗争。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一名外国人时，我们就已经给他归了类，完成了一个抽象动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成是独特的人和完整的人的可能性就己被排除了，他已不再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人的人了。在我们看墙上的一幅画并读出画家名字的时候，按照这幅画的独特性以完全新颖的眼光看它的可能性就被轻易地排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称之为认识的事情，即把一个经验放在概念、词或联系系统中去时，就排除了完全认知的可能性。里德指出，儿童有“天真的眼睛”，有看某种东西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它的能力（他的确经常是第一次看它）；他能以惊异的目光凝视它，考察它的各个方面，接受它的全部属性，因为对于在这种情境中的儿童来说，陌生对象的一种属性并不比任何其他属性更重要。他并不组织它，他只是凝视它，体会这个经验的特性。在类似的情况下，对于成人来说，只要我们能够阻止抽象、命名、分类、比较和联系，我们就能越来越多地看到人和绘画的更多的方面。我们特别应当强调察觉不可言喻的、不能翻译成词的东西的那种能力。努力把这种东西翻译成词就改变了它，使它成了某种非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像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类似它然而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越出局部而感知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各种高峰体验时认知的特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这个词的最完全的意义上了解人。自我实现者在他们感知人时，在他们洞察一个人的核心和本质时是如此高度敏锐，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也是我确信这一点的原因，即理想的治疗家，大概是由于专业的需要，他应该能在没有预先假定的情况下，从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上，至少是从这个人是一个还算健康的人的角度来理解他。
在人更高的成熟水平上，二歧式被融合了，两极被超越了，冲突被消除了。自我实现者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是狂欢的又是具有古典美的，既是与别人融合在一起的又是与别人分离的，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等等。我们曾设想过的那个线性的、它的两极彼此相反和尽可能分离的连续统一体，已证明更像是圆圈和螺旋，在这里，两个极端汇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融合的统一体。在完美地认知客体时，我们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强烈的倾向。我们对于存在的整体理解得越多，我们也就越能容忍和知觉不一致、对立、直接抵触的同时存在。这些对立看来是不完全认知的产物，随着对整体的认知，它们就消失了。从完美的优势地位察看神经病人时，就能把他看成是一个奇妙的、复合的、甚至是美丽的过程的统一体。我们平常看成是冲突、矛盾和没有联系的东西，这时就会被理解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东西能够被充分地理解，那么，它就会进入其必然的位置，而它就能被审美地感知和鉴赏，甚至疾病和健康的概念也可以融合起来而变得界线不清。如果我们把症状看作是朝向健康的压力，或把神经病看作是此时对个人问题最有利于健康的解决，就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处在高峰体验时刻上的人，不仅在那些意义上是像坚贞那样的人，而且在某些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在完全地、热爱地、同情地、以及自娱地认可世界万物和人的方面更是如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显得不尽如人意。神学家在不可能完成的课题上曾进行过长期的奋斗。也就是说，神学家把世界上的罪孽、邪恶、痛苦和全能、全爱、全知等概念结合起来，花费的时间决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一个附带的困难是试图把奖善惩恶的必要性和这种爱一切人、宽恕一切行为的概念协调起来作为一项任务造成的。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既惩罚而又不惩罚，既宽恕而又谴责。
我们从研究自我实现者对这个二难推理的自然主义解决中，从所讨论的两个广泛不同的认知类型——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学到某种东西。存在知觉通常是暂时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顶峰、一个制高点、一个间或达到的成就。看来，人在大多数场合是以缺失方式感知的，也就是说，他们比较，他们判断，他们批准，他们使用，他们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两者挑一地感知另一个人；有时以他存在的方式，仿佛他眼下是宇宙的整体；然而更为经常的，则是我们把他感知为宇宙的一部分，而且用许多复杂方法把他同宇宙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当我们存在地感知他时，这时我们可以是博爱的、完全宽恕的、完全认可的、完全羡慕的、完全理解的、以存在自娱的、爱好自娱的。但这些恰恰是指定给上帝概念的属性（娱乐除外——在大多数上帝概念中，不可思议地缺少这个品质）。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些品质上，我们就像伟人似的。例如，在治疗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用这种热爱的、理解的、认可的、宽恕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同各种这样的人联系起来，而这些人我们平常是畏惧的、谴责的、甚至是憎恨的，如谋杀犯、鸡奸犯、强奸犯、剥削者、懦夫等等。所有的人都不时地表现出似乎他们都希望成为存在认知的人，他们对于成为被分类的、类化的、成规化的人是不满意的。把人标上侍者、警察或“夫人”的标记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个体，通常是触怒人的。我们全都希望我们的成熟性、复杂性、丰富性受到赏识和认可。如果这样的认可者在人世间不可能找到，那么就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投射倾向，并且会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有时是一个人的形象，有时则是超自然的形象。
对“邪恶”问题的另一种答案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了，即我们的被试依据现实本身的存在，按照现实本身的权力“承认现实”。现实本身是非人格的，它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反对人。毁灭性大地震仅仅对于某种人才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问题，这种人需要一个人格高尚的榜样，他既是博爱的，同时又是一本正经的、全能的，并且是创造世界的。对于能够自然的、非人格的和作为永存的东西感知和承认地震的人来说，地震是没有伦理或公理问题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打扰他而爆发的。如果罪恶以人为中心下定义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像他承认季节和风暴那样来承认地震。从原则上说，在洪水猛兽杀伤人之前，赞赏它们的美，甚至认为它们是有趣的，这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在有损于人的人类活动方面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就不是很容易了。但是，这有时也是可能的，而且人越成熟，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高峰体验时刻，知觉强烈地倾向于独特的和非类化的。无论是对一个人的，还是对世界的，无论是对一棵树的，还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所有的知觉都倾向于被看作是独特的事例，看作是它的类别中的独特成员。这与我们日常根据法规掌握世界的方法是对立的。实质上，日常的方法是停留在一般化上，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式的——把世界万物分成各种类别上。对于类来说，对象只是实例和样品。整个类概念依靠一般的分类，如果没有类别，相似、相等、类似和差异的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和作用。我们不能比较两个完全没有共同性的对象，而且对于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两个东西来说，例如具有红、圆、重等这样的共同性质，必然意味着抽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感知一个人，如果我们坚决要求一起察觉他的一切属性，并且认为这些属性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不再有可能分类。从这种观点来看，每一个人，每一幅画，每一只鸟，每一朵花，都会变成类的独特成员，因此必须独特地感知。这种心甘情愿地察看对象的一切方面，意味着知觉的更大效力。
高峰体验的一个方面是完全没有畏惧、焦虑、压抑、防御和控制，抛弃了克制、阻止和管束，尽管这是暂时的。崩溃和消亡的畏惧，被“本能”压倒的畏惧，死亡和精神错乱的畏惧，以及害怕产生放纵性愉快情绪等等，暂时都倾向于消失或中止了。这就更大地解放了被畏惧弄得不正常的知觉了。
这一点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的满足，纯粹的表现，纯粹的得意洋洋和快乐。但是，因为它“到底”了，所以它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熔合。因此，这仍然是在心理机能的高级水平上解决普通二歧式概念的又一实例。
因此，在共同具备这种体验的人那里，可以预期某种“渗透性”，一种对无意识的靠拢和开放，一种对无意识的相对的无畏惧。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高峰体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人倾向于成为更一体化、更个体化、更自发、更表现、更安详、更勇敢、更强有力，等等。
但是，这些全都是类似的，或者几乎是一样的。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的平行性或同型性。换个方式说，这个人感知到了世界的本质存在，这样，他也就同时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的完善，更完善地成为他自己）。这个相互作用的后果看来在两个方向上。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却使他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或完成，因此，也使他更容易看到世界的存在价值。由于他变得更统一了，他也更有可能看到世界更多的统一性。由于他懂得存在性欢乐，因此使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存在性欢乐。由于他变得更强大了，因此，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个造成了那个的更大可能性，正如压抑使世界显得更不好一样，反之则亦然。他和世界变得更相像了，因为二者都在向着尽善尽美运动，或者说，二者都在向着失去尽善尽美的方向运动。
也许，这就是爱者熔合所表示的部分意思。在宇宙的体验中，与宇宙相称的一个人，感到成了这个统一体要素的一个人，以巨大的哲学洞察力进行感知。也有一些（不充分）有关的资料指出，一些形容“优秀绘画”结构的性质也能用来描绘优秀的人，如存在价值的整体性、独特性、生气勃勃等等。显然，这是可以检验的。
处理无意识和潜意识之外的现实世界是二级过程的任务。逻辑、科学、常识、良好顺应、文化适应、责任心、规则、理性主义等，全都是二级过程的方法。原初过程最初是在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随后是在儿童身上，只有在健康的人身上才发现。在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意识活动的规律。欲望和畏惧是弗洛伊德机制的原动力。顺应良好的、负责的、有常识的人，在现实世界上生活很好的人，他们做到这些，通常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返回他们反对、否定和压抑他们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上去。
我们必须面对自我实现被测试者的实际情况。因为他们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很孩子气的。我们称它为“健康的儿童性”或“第二次天真”。自我心理学家的“复归到自我的帮助”，不仅在健康人身上发现了，而且最后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爱也已经被认为是复归（即不能倒退的人就不可能爱）。最后，分析学家赞成灵感和重大的（基本的）创造部分地出自无意识，即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人一种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
在这里我们所描述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超自我和自我理想的熔合，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熔合，原初过程和二级过程的熔合，一种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综合，一种在最高成熟性帮助下无畏惧的健康的倒退，一种在所有水平上个人的真正整合。
防备疯态社会的诱导
我们讨论一下与良好人伦关系等同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定义和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就意味着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帮助、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
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视与驾驭。
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来说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上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抑制冲突发生
首先，应该搞清这里所指的内部沟通的失败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最简单的例子是人格的分裂，而通常其中最富戏剧性、最熟知的是多重人格。
那个突然爆发进入意识并控制全身的“人格”是冲动性的而不是有控制的，放纵自己而不是克制自己，大胆、粗鲁而不羞怯，藐视习俗，热衷于享乐，侵犯他人、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不成熟。
具有“正常的”或外现的人格的人是一种羞怯的或安静的或含蓄的人，往往多为女性，因循惯例并有控制，谦恭甚至能克制自己，不侵犯别人，“善良”，但往往胆小怕事，并容易受欺。
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不极端形式出现的分裂现象，而且我们在所有人当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冲动和控制、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不成熟和成熟、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和承担责任等等之间的内部冲突。我们既在成为恶作剧的小淘气鬼，又在成为清醒、负责、能控制冲动的公民。
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减少分裂和更加整合。顺便说，这也是对多重人格理想治疗的目标：保留两种或全部人格，但要有一种优美的融合，或在意识控制或前意识控制下的整合。
这些多重人格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交往。他们不同地谈话，不同地书写，沉迷于不同的活动，以不同的表现陷入情网，选择不同的朋友。
“任性人格儿童”写一手大笔、散乱的字体，说儿童的口头语，并时有拼音错误；“能克制自己、受人欺压”的人写的字却是小心翼翼的、因循惯例的、守规矩的中学女生的手笔。也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格”渴望读书和学习，另一种却坚决排斥，因为他太没有耐性，也没兴趣。如果我们曾想到让他们一试的话，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其余的人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遭到拒绝并被逐入无意识存在状态的部分也能突然发作，而且必然会如此，而且对我们和外界的沟通，不论是吸收和输出，都将产生公开的影响，既影响我们的行动，又影响我们的认识。要想证明这些是很容易的，一方面通过投射测验，另一方面通过艺术表现。
通过投射测验，与其说它表明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组织世界，我们能从世界中取出什么，不如说我们能让它向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选择观察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选择中拒绝倾听、拒绝观察的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面上，我们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分裂到怎样程度，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相应地分裂、偏颇、片面到怎样程度。我们整合、完整、统一、自发以及能充分发挥作用到怎样的程度，那么，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完整、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活跃并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受到抑制、习俗化和矫揉造作的，并成为诚实的而不是假冒的。临床经验表明，这既适用于绘画和文字艺术表现，又适用于一般的表现动作，或者也适用于舞蹈、体育运动和其他全身活动的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有意对他人施加的沟通作用，而且它也适用于我们非有意施加的作用。
我们自身内部的那些遭到我们排斥和压抑（出于畏惧或羞耻心）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潜伏起来。我们人性中的这些潜在的部分可能对我们的沟通产生影响，它们往往都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或者是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的一部分，例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这种现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文化的事情。我们必须讨论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因素，讨论那些人性内在固有的方面，而不论文化怎样，哪怕是在卑怯的方式下，它们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表现。文化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不是充足的原因。但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
的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能学会一种口语。但同样真确的是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只黑猩猩却不能学会说话。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觉得沟通是太绝对化地在社会学水平上受到研究，而在生物学水平上研究得很不够。
追踪上述这一问题，探讨人格内部的分袭如何污染我们和世界的沟通，我们援引几个著名的病理例子。引用它们还因为它们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的例外。这个普遍规律认为，健康的和整合的人会成为一个优越的感知者和表现者。有大量临床和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概括；例如，H·J·爱森克和他的同事的工作。然而也有例外迫使我们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控制和防御方面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的人。于是，这样的人倾向于溜回个人自身内部的世界，他和他人以及自然界的接触往往会被破坏。但这也包含着他和世界沟通中的某些破坏。对外界的畏惧，他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内部的冲动和呼声也变得十分高涨，扰乱了现实的试探。
但也很真确的是，精神分裂患者有时表现一种局部的优势。由于他太陷于被禁止的冲动和始发过程认知，他偶尔会在解释他人的梦和探测他们深藏的冲动中显得非常敏锐。例如，探测他人陷匿的同性恋冲动，等等。
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医师自己就是精神分裂者。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以前的患者能成为特别优秀和理解病情的护理员。这方面的有效性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原理大致相同。
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能从精神变态中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陶醉”型变态人格中。可以简略地描述他们为没有道德意识，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感，没有对他人的爱，没有抑制，很少控制，他们能相当有效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会变成伪造者、骗子、重婚罪犯、娼妓，靠机智而不是靠努力工作赚得生计。
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他人的良心谴责、悔恨、无私的爱、同情、怜悯、内疚、羞耻心或难为情，因为他们的认知很贫乏。
你自身不懂什么，你也不能认识或理解什么。它不能向你传递它自身，由于你是什么，所以它迟早会传递自己的信息给你。
精神变态者，即使起初那么兴高采烈地无忧无虑，寻欢作乐，没有神经质，但他最终会被看作是冷酷的，可憎的和可怕的。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例证，它表明，病态虽然包含沟通的普遍切断，却也包含着在特殊的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和技巧。在觉察精神变态因素方面，精神变态者是非常敏锐的，不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能认准并利用我们心中的骗子、膺造者、说谎者、偷窃者、伪装者、假冒行为，并能利用这种技巧谋生。他说“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并非常相信自己具有探测任何“灵魂中的窃贼”的能力。
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