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自我实现
在自我实现、自我、真正人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工作的思想家团体，相当牢固地制定了他们令人信服的理论：人有使他们自我实现。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式的建议。我们应当充分地警觉到这一点，大多数成人并不知道怎样成为真正的人。如果他们“表现”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仅给自己，而且也可能给别人带来大灾大难。也可这样说，对强奸犯和肆虐犯的这种问题：“我为什么就不该信任和表现我自己呢？”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作为一个思想团体，这些著作者疏忽了几个方面。他们包含了这些没有搞清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真正地行动，那么你就行动得很好；如果你从内部发射出活动，那么这些行为是好的和正确的。显然包含的意思是：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论断与人有实现他自己的倾向，那个论断是可以分开的，而且是需要分别证明的（我认为是这样）。
此外，这些人很明确地回避对这个内部核心进行决定性的阐述，即它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遗传而来的。也可以说，他们在谈到这个内部核心时，并不像谈任何其他东西时那样详细。
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本能”论，或者基本需要论。我们要抓住原始的、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决定的需要、冲动、渴望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人的价值蹬研究。我们不能既玩弄生物学的策略，又玩弄社会学的策略；我们不能既断言文化创造了每一样东西，又断言人具有遗传的天性。这两种对立的说法不能共存。
在本能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里，关于攻击、敌视、憎恨、破坏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知道得最多但实际上知道的却很少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是本能性的；大多数其他动力心理学家则断言，这些并不是直接本能性的，任何时候这些都是由于类似本能的或基本的需要受到挫折而引起的反应。这些资料另一个较好的而且是可能的解释，它强调这是由于心理健康的增进或恶化而引起的愤怒的质变。
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愤怒是对当前情境的反应，而不是产生于过去的性格累积。也就是说，它是对现实中当前某种事物的反应，例如，它是对不公正、剥削或侵犯的现实主义的效应性反应，而不是由于很久以前某人犯的错误而现在把仇恨错误地和无效地发泄到清白的旁观者身上。
愤怒并没有随着心理健康的到达而消失，而是采取了果断的、自我肯定的、自我保护的、正当义愤的、同邪恶做斗争的等等形式。这种健康人很容易成为比普通人更有战斗力的、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总之，健康的进攻行为采取人格力量和自我肯定的形式。不健康的人、不幸的人或被剥削者的进攻行为，有可能带有恶意、暴虐、盲目破坏、跋扈和残忍的味道。
摆脱自身的困境
即使最完美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本困境。人既是被创造的，又是天使般的；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超动物的；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既是畏惧的，又是勇敢的；既是前进的，又是倒退的；既是向往完善的，又是害怕完善的；既是一个可怜虫，又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力图向我们讲明的事情。
我们应该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对于任何心理动力的和心理治疗的最终体系来说，这个基本困境是首要问题的两难困境和它的辩证法，而且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对于任何自然主义价值论来说，它也是基本的问题。
然而，对于抛弃已达3000年之久的、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模式之内的、二歧式的割裂和分离习惯（“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不可能具有二者”）来说，它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学会整体论的思考，放弃原子论的思考。
所有这些“对立面”，实际上是层次整合的，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摆脱二歧式和割裂，使表面上不可调合的对立面趋向整合，也是治疗的正当目标之一。我们的天使般的品质依赖而且要求我们的动物性品质。我们的成人性不仅不应该抛弃孩子气，而且还应包含它的优良价值，它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价值和低级价值是以层次方式整合在一起的。
从某种程度来看，价值是由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人自己创造和选择的。发现并不是获得我们借以生活的价值的唯一方法。自我探索发现某种单一的东西，手指只指向一个方向，需要只能用一种方式满足，这是很愚蠢的看法。
几乎所有需要、智能和天才，都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满足。虽然这种变式是有限的，但是，它仍然是多样化的。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运动项目可供他选择。爱的需要可以由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是以多样化的方式给予满足。天才的音乐家，单簧管可以给他带来快乐，长笛也一样能给他带来了快乐。一个有杰出智慧的人，对于做一名生物学家、化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满足的程度可能是相同的。对于任何有良好意愿的人来说，有极其多样的事业和职务，能把同样的满足奉献给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人性的这种内部结构是柔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说，人性的内部结构可以沿着某一特定方向生长，也可以沿着多种方向共同成长。
尽管一位优秀的测验学家或治疗专家，很快就能以一般的方式发现一个人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是什么，并能给他颇为恰当的职业指导等等，不过，选择和拒绝的问题仍然不可避免。
此外，当成长中的人朦胧地看到一系列命运，他在其中可以依据机会并按照文化的赞许或谴责进行选择时，当他逐渐把自己献身于选择时，自我制造和自我创造的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医疗事业、纪律、艰苦劳动、延迟愉快、强制自己、铸造和训练自己，这一切都变成必需的了。不管医生是如何热爱他的工作，为了成为医生，他还是有那种必需忍受的、不合意的工作要做。
经过成为一名医生来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而不是一名差的医生。这个理想，肯定部分是由他自己创造的，部分是由文化赋予他的，部分是在他内部发现的。他想象一名好医生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点是有决定作用的，像他自己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有决定作用一样。
控制功利性
人是动物的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和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这种尝试使人类自身一再陷入荒谬的境地。有关人类之谜的这种错误理论究竟有何等危险，可以通过这些失误当中的一个典型——种族理论得到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曾为希特勒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作辩护，而且，正是这种理论给从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类带来不幸。
人类本性是由与贯穿于大部分生命世界里基本一致的进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没有完全从其动物躯体赋予他的所有镣铐中解脱出来，不过，在人那里，进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这样独特，以至于人类能够遨游太空，并且获得了对于任何别的有机生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力量。人类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毁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作此选择的话。不过，其中也包括着知识，它使得人能够依据他将选择的道路引导其人性进化的方向。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此处的目的不在于详细罗列人类生物本性及人类进化的种种独特性质，我们只能概略地尝试指出那些影响人类的进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面起作用的力量。在有关人类本性起源的任何讨论中，都能记住进化过程的两个普遍特性。首先，进化总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现为一连串的机会。进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为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持或加强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而进化之所以是机会，则是因为自然选择缺少对未来的预见。生命和人的进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创造过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败。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现存物种的生物本性一样，它们所以在长期进化中形成，乃因为这些属性使人类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并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然而，除非进化受到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出现惊人的短视。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进化都倾向于创造出能支配该时代的那些成功适应于环境的物种，而根本不顾及未来的需求。因此，这就产生了明显的谬误：活的物种几乎总在朝着更大的适应性方向变化，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趋向于灭绝的结局。
根据任何生物发展的合理标准来看，人都是有机物进化的最辉煌的产物。人类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其足迹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人不仅通过使自身的生物性适应于他的环境，而且通过强使环境适应于他的本性来使自己顺应于环境。他已经或者将要控制所有其余的有机体，可以想象，这些有机体能与之对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过，人类作为物种的灭绝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他的生物本性就没有缺陷或瑕疵，情况远非如此。人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赋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看上去，大多数信奉原罪和地狱的人对于人类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门徒所持见解，要更使人感到满足。
另外的考虑更为实际。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所存在的机会论导致相应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进化所赋予人的种种缺点因其他品质的优越性而得到补偿。尽管人就其体质而言，既不更加强壮和灵活，也不能更为适应严酷的气候，然而人种在生物进化上的成就毕竟是一种事实。人在种族翰经中之所以是胜利者，乃因为他大脑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他的体质。自然选择不可能在离开其他品质的基础上改进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养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适应性强的理智或许补偿了相对来说较为松弛的体质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选择强化了人的持续生存能力，而未增强作为物种的人在生物机能方面的全面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独特品质，是他能借助符号和抽象的思维，这种借助符号和语言的能力导致人类独特交往方式的发展。这种语言现象在动物那里只有微弱的征兆。通过语言，以后是通过书写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发展出构成文化本身的独特学习传统和技巧。生物特性遗传的效果要远远低于文化的传递。前者只有经过两性细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才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并且在原则上任何普通人都乐意于接受它，况且，随着书面语言和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便有可能潜在地脱离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而独立进行。获得性身体特性不是经由遗传获得的，而获得性文化品质则可以与传统本身一起传下来，从而日益丰富了文化遗产。人类遗传特性赋予人以吸收基本价值的能力，亦即通过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获得和传递知识与技能来支配环境。每一代后来人经过自身选择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着更大的成就。这种遗传方式的出现真是进化的绝妙作品，它使人达到了生命世界的顶峰。
人们曾作过种种有趣尝试来理解作为我们这个物种遗传特质之一的人类价值的起源问题，居里安·赫胥黎近来是这种观点最积极的倡导者。确实，可以颇为合理地假定，某些与价值世界相关联的机制是由遗传所决定的。人类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而哺乳类动物的一个独特适应方式在于，其后代的成长是在父母照料下进行的。这种父母之爱根源于深层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获益于人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获益于那种好斗的倾向和行为，自然选择必定是植根于我们那些适于有组织生活的倾向中。不过，若仅仅根据这一基础，的确很难解释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价值体系，许多视为道德的或值得赞许的行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机会，亦未能增加以此种方式行动的人再生产的成就。然而，一种遗传特质的选择价值却可以经由其生物载体给后代所带来的好处予以衡量。关于人类价值起源于自然选择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难以证实的假说。人类价值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文化进化之火锻造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它们对于人性中生物基础的依赖性是真实的，然而却是间接的。
人们同样考虑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信条。人类精神完全是由经验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据卢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时这种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个人都是善的——“人生来就是善的，只是由于制度，他才变成恶的”。这种自然人是一种高贵的未开化人，他们尚未为文明的邪恶所玷污。如今，这种对于高贵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经毫无认识价值了，然而这种有关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却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颇为聪明地作了辩护，“不是由邪恶的婴儿才长成邪恶的人类，相反，倒是邪恶的社会才使得善良的婴儿变为不正常的成人，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婴儿生来即善，并且渴望继续为善”。
可以将这种白板说颇为容易地与相反的信念联系起来，那就是，人生来就是恶的，这方面的古典例证是霍布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表现为一切人对人对一切人的持久战争。这听起来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为了生存所展开的斗争。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达尔文本人很可能会厌恶地予以摒弃的学说，不过是霍布斯、马尔萨斯以及生物种族主义的一种狡黠的、矫揉造作的大杂烩。与白板说相反，它认为，个性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伴随着不同于别的所有人的基因而出世，然而，从戈比恩到达林顿的种族主义者都声称，某些人生来就是善的或超人一等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由其遗传上的恶和劣等性，或者这两者同时所预告决定了环境和教育对于改变这种由基因所决定的品质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或许是由于一种奇妙的巧合，种族主义者本人几乎总是自以为属于那些遗传上最优等的人群之列。
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系由种的遗传禀赋所决定的这种看法，有其足够的根据。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以及从婴儿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才能获得其独特的文化品质。不过，具备正常的人类基因对于接受人类社会环境的社会化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畸型小头白痴的基因会使人完全不可能从事学习。一只类人猿、猴子、鹦鹉或者一条狗尽管能够学会许多不同的东西，然而，却不可能学会一个人类幼儿轻易就能学会的许多行为。文化只有在它的某些基础上已在生物进化中形成时，才是可能的，不过，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着生物上的特性，人类在生物发展上的主要趋向曾经给予文化发展以充分的活动余地。
文化进化的自主性并非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基因中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的自主性只是表明，基因虽然使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然而却不能决定其内容。同样，人类基因决定了言语能力，但却不能决定人将说些什么，这种自主性的证据来自于激进的文化变革时期。在这里，在没有明显的基因变化情况下，许多人类社会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于100年以前或更近些时候的我们的祖先，还是粗鲁的未开化人，他们仰仗欧洲森林地带有限的自然贡物竭力维持险境丛生的生活。然而，仅仅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工业革命就已经改变了数亿人的居住条件及生活方式。很有可能，在所有人类居民那里，都发生着遗传变异，不过，还没有理由相信，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状态与两代人。
人们曾一再努力，试图证明存在着导致人类社会盛衰交替的遗传变化。罗马的衰亡曾被归结为传说中晚期罗马人劣生习俗的盛行，而我们自己文明的蜕化则被归为在经济上遭受不幸的那些阶级过高的出生率。对这方面的情况作细节上的讨论在这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上述各种尝试迄今为止并未产生使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并不为过。人类居民的遗传品质状态确实应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当许多狂人试图通过投放更多原子弹来确保他们自身安全时，更是如此。同时，由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预期，人类命运也会发生巨大的改观。
人在没有相应的遗传变异情况下所具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改变他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愿望的能力，是生物发展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机体往往选择一种或几种生活方式的同时而发展了专门的机能；在这里，对新环境的适应只有在发生了种的遗传品质进化变异的条件下，都是可能的。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改变其文化来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干脆通过他的文化手段来改变环境，这是人类生物本性最为基本的特性之一。那种白板说似乎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因为，至少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们多多少少更易于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使命来调整他们自身。
上述观察无疑是对的，而由之引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关键的事实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环境具有其独特的不规则性，无论是由个人的生活，抑或根据家庭、氏族和种族的命运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生物遗传一般都是依照极为严格的方式进行的，而生物进化又是如此缓慢，以至于难以成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环境的机制。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遗传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易于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促进文化遗传改变的基因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它们产生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类适应机制，后者可以借助人类所具有的生物条件而有效地发展作用。众所周知，有机体在不改变其通常机能运动条件下，针对其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能力，被称为体内平衡，而人类经由其经验、学习和教育而获得福利的能力，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自动平衡机制。
白板说的原理对于那些相信凡人皆为平等机会所创造的人来说，或许是有所帮助的。不过，平等是一个伦理学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这是文化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平等并非建立于生物同一性基础之上，事实上，除了孪生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携带完全一样的基因，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因为存在着文化环境上的差异。白板说的追随者们以此作为证据，他们断言，人都是相象的。不过，恰恰是相反的结论才是有根据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们相互之间差异的原因，它是根据人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进行适时调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于控制其周围的物理环境，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生活于不同地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较少的区别，不过，如果整个人类仍然滞留于原始文化状态，这种区别将会大得无法比拟。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唤人们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诸如职业、角色方面日益增长的广大范围。那么，进化过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适应这种本质上无限的功能变化作准备的呢？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两种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遗传特化。这一点可以与狗、马、或其他驯养动物的饲养作一类比而得到说明，人们已经驯化出猎狗、看门狗以及为退休老处女所迷恋的各式各样的狗。第二种方式是体内平衡和发展生物适应性。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涉及到这两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更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的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除了那些他们业已具备，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知识之外，几乎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通常被认为实际的和有用的。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可惜，我们无法获知，在多大程度上“梦想家”与“实践家”之间的上述区别是由其基因上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两者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过程中。无论如何，一个由梦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社会肯定要比一个仅由梦想家或仅由实践家组成的共同体好得多。人类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其繁荣都仰赖于多样性，至于这种多样性究竟是由环境还是由基因引起，都没有两样，这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有待运转的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的确，人的进化在一方面业已为可教育性和职业上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基因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在这里，最有趣的谜语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同等权利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多样性，以便确保人类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谁敢斗胆声称，他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一谜语呢？
抗拒诱惑
创伤性神经病人的纠缠不断的恶梦，儿童的更加纷繁复杂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深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内驱动力、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著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反复现象中的例子。
我们在此只局限于象征性行为，一般象征性的问题尽管引人入胜并同我们有关，但我们还是抗拒诱惑，决不涉及。关于梦的问题，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之外，显然还有主要是应对性的梦（例如单纯的愿望满足）和主要是表现性的梦（例如有不安全感的梦和投射的梦）。后一种梦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做为一种投射或表现实验来对性格结构进行诊断。
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可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解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这很像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概括来说，如同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希望渺茫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依照这种说法来看，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那只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个被屡次重复的、关于凶残的狼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不同场合会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遗害或者减少它的剌激性。因为，重复就会逐渐熟悉、释放、宣泄，也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心理防御系统，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果付诸实施等等。
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坦诚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引证德沃赛厄基纳和蔡加尼克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一些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条件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很容易在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发现一种区别，它不但存在于一种单类型的行为中，并且将更大范围的分支别类随之区分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观念的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乱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鉴别诊断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神经病都是典型的应对性行为，不管是总体而言还是就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名义上叫神经病，但又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实际反而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
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假设没有一种症状能使神经病人有所好转，那么这种症状则必然对病人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神经症病状消失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他自我感觉是受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将房屋下面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这块基石已破旧不堪，远远不如其他石头完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关键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质疑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决不应该盲目处理。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但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表现性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倡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的危险往往被人夸大了。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象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力不从心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危害很大，患者也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选择。
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哥尔德斯坦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非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而诱发的病症行为可以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看到。这种人不是陷进了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定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没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证来说明这种必须用神经性应对反应区别开的表现。这就是人类和猿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沮丧。这种人可能会达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沮丧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来。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袭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疗效，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区分例证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疗效。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得可怜。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和检验那些人们都早就熟悉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个问题的对立存在。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所谓罗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患者在自由联想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决定了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流露真情的过失，甚至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有所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满自由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作为各自文化代表的责任背景，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们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尽量自我感觉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都变了样。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
感知自豪
我们在此再提一个问题：所有上述的一切对科学家的教育和对非科学家的科学教育意味着什么？甚至这一问题的提出已足够使我们对于常规的科学教育产生怀疑。
我们的论述必须深入下去。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成为诚实的、认真的、正派的人，这当然非常好。否则，除此之外又该怎么办呢？诚实认真并不等于知识，并不比一架洁净的显微镜更多些什么。
尽管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的确是要诚实，但也有必要变成有熟练的技巧，非常胜任，懂专业，有知识，博学。
健康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理想中的认识者和工作者并不是充分的条件。
以上的主要意图是强调，只有经验的知识是不够的，只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改善也是不够的。认识世界并成为胜任的认识者这一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因此，积累和整理周围知识的任务，即旁观的知识，非人格的知识，也没有完成。
我们已再次用层次的整合取代两极的对立。这两类知识是互相需要的，在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并应该彼此密切结合起来。
下面所介绍的禅宗佛教徒、一般语义学家和现象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最充分和最丰富的经验的特征都来自于我的高峰体验及研究。
优秀的体验者变得“完全沉迷于现在”，这是西尔维亚·阿希顿·瓦尔纳的美妙说法。这时，他忘掉了他的过去和未来而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中，他“全身心地”淹没、集中、陶醉于现在。这时，自我意识丧失。
这种经验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社会、没有历史的。
在具有充分经验的条件下，体验着的人和经验的对象之间出现一种融合，二者融合在一起了。这很难用文字说明，但我们仍将力图说明如下。
体验者开始变得像孩子一样，更天真，更不加思考地接受。在最纯的一极，他完全裸露在情境中，直来直去，没有任何种类的期待或烦恼，没有“应该”或“必需”，不滤除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关于经验应该如何或什么是正常的、正确的、适当的、不错的等等考虑。天真的孩子接受发生的一切，没有惊讶、震动、恼怒或拒绝，也没有任何要“改善”的冲动。充分的经验会淹没“无助的”、无意愿的、愕然的和无私而兴趣盎然的体验者。
重要与不重要对立的终止是充分经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理想地看，经验不能被构筑成相对重要或不重要的面貌，也没有中心或外周、本质或扩展的区分。
在良好的例证中，畏惧消失了，随后一切其他个人或自私的考虑也消失了。体验者这时是无防御的。因此经验无遮拦地向他冲来。
这时，努力、意愿、紧张趋于消失原因是经验到来了，但不是被动的到来的。
接着，批评、编排、证件或通行证的核验，怀疑，选择和排斥，评价——所有这一切都趋于消退，或在理想的情况下趋于暂时消失，或推迟。
这就如同接受、承认，被动地受到经验的诱惑或强迫袭击，信赖经验，任它发生，没有意图，不干预，顺从。
总之，这一切的总和就等于把我们最为之自豪的理性，我们的言词，我们的分析，我们进行解剖、分类、定义、逻辑推论的能力等等一切特征置于一旁。所有这些过程都推迟了。这些过程没人达到怎样的程度，体验活动也不“充分”到怎样的地步。这种类型的体验活动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初始过程而不是他的次级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非理性的，虽然它绝非反理性的。
经验和理性的咬合方式简单例证之一见于“开动脑筋”的方法，让一疯狂的、理行性的念头统统涌现，批评推迟到后一阶段。非常相似的是精神分析的初始律。患者被告知不要对他的自由联想进行选择或编排，任随它们涌现于意识并脱口而出，在这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审查、讨论和批评。这是一个治疗方法的例证，即把体验活动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用来发现部分真相，那是用其他方法不能发现的。
永葆生命的活力
相信自己必获成功的人一定也相信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常常激励鞭策自己，准备在社会这个大竞技场上出人头地。他随时都注意锻炼自己的身体，保持生命的活力，靠着强健的身体去远征，去冲刺，去拥抱成功。
体育选手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奋斗，有着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精神，春夏秋冬不断地训练。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睡眠、进食、运动都实行严格的管理，以保持生命的活力。也许他们最终参加的只是一场短短20分钟的比赛，但这历时很短的竞赛必须全力以赴——这是他的荣辱成败的所在！
如果不经过刻苦的训练，这些选手一旦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一切问题就都会显露出来，荣誉就会落到平时训练最刻苦者的手里。
渴望成功的人总要思考怎样保持生命的活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仍然不知不觉把相当的精力耗费到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不少人往往使自己的才智、精神和体力糟蹋了，就好像他们胡乱挥霍金钱一样。
人们都知道活力充沛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成功资本，但他们往往把身体变得像生了锈的机器一样。至于他的损耗脑力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例如发怒、烦躁、苦恼、忧郁……这些负面心理极易严重地损害我们生命的活力。
精明谨慎的人一定知道怎样把每一个美分都花在最有效的地方，但有些人却猴急一般地消耗储存的体力和脑力，使保持生命的活力无从谈起。
一个人如果不注意积蓄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不注意保持生命的活力，那么他无疑是把自己成功的资本扔到大海里去了。
我们常见一些不到30岁就已显老态的青年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挥霍他们的生命活力的。似乎注定前途似锦的人浑身充满活力，有充分的领导能力，事事都能乐观，但是这样的人也可能被打败，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希望无限的样子也会悉数改变，伟大的目标也就只好化为满腹的感慨。其原因就是他不注意保持生命的活力，不能够做到随时随地地保持生命的强健。
如果你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稍有挫折就极度沮丧、小小困难就烦恼异常、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等等，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你正在向你自己发起猛攻，正在危害你生命的活力。
危害自己生命活力的表现太多了。你的烟瘾大吗？抽烟必使你活力枯竭；你太沉溺于游戏吗？每天耗费大量精力去游乐必使你精力枯竭；你喜欢睡懒觉吗？过度的睡眠反使你终日昏昏欲睡，使你再也没有精神来做正事……
快乐是活力的源泉。如果有一天你一早起来就觉得非常不快乐，有满肚子的烦闷，而一直到了晚上，竟然还是提不起精神，满面愁容，那么肯定是你的身体出了毛病。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尽快找出你的病根，否则你就不再有快乐了。
清醒是活力的保证。思绪不清、心神不定，做任何工作都会感到无能为力，脑海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冒将出来，使你身心受损，使你身体的活力和心灵的活力全部遭到破坏。
有规律的生活同样是活力的保证。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睡眠、充分的运动和适量的饮食，那么你迟早将受到你的坏习惯的严惩。
有些人记得及时给自己的车辆加油，但他们从不知自己应该开始一次舒服的旅行，给自己加点油；雇工们都知道要把机器仔细检查一番然后才能启动开关，但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机器却从来不知道检查，不知道让它得到更适当的休整。
机器的保养关系到机器的效率和寿命，人体的机器同样如此。如果成天埋头工作，劳累过度，等到支持不住才肯歇手那么他也可能再也没有重新动手的机会了。开足了自己身体的马力，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这架机器快要炸裂了才肯罢休，这样做真是一种自我摧残。
保持生命活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适度的睡眠、定量的饮食和充分的运动，最好还能适时到农村旅行，这样做就能使你所耗的精力和体力得以迅速恢复。
因此，当你在沉思中感到身心疲惫、生活乏味，遇到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多睡一会儿，或者多到乡间去散散步。这样，那些忧愁苦闷的情绪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你将重获好心情。
保持自己生命的活力就是如此简单。当你坚持这样去做了，你就会发现成功原来也如此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