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魏晋到隋唐，正统的经学家们只知抱残守缺，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推动。真正对儒学发展有贡献的倒是那些非正统的、敢于从道家或佛教汲取思想营养的学者。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成为思想界的主流。玄学家以《老》《庄》《易》为三玄，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不过，大多数玄学家的确致力于援道家思想人儒，试图以道家的道论代替汉代经学的天论，探索挽救儒学危机的出路。他们厌恶经学的繁琐学风，然而并未失掉研习儒学的兴趣。首开玄学风气的何晏注过《论语》，贵无派的代表王弼注过《周易》。他们虽然兼治儒道两家之学，重心却是向儒家倾斜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玄学家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名教是指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而自然则是指道家的本体论思想。大多数玄学家们都认为二者可以结合起来，试图把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建立在道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
王弼（226~249）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道家以无为本的自然之论可以成为名教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汉代经学之所以失掉范围人心的效力，根本原因在于片面提倡仁义等具体的伦理规范，只在细微末节上作文章，没有从根本上下工夫。这样作的结果使儒学流于形式，“崇仁义，愈致斯伪。”一些无耻之徒甚至利用名教弄虚作假，图谋虚名，冒充贤良，这就不能不败坏儒学的名声。王弼认为，名教只是枝节性的东西，要使名教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从根本上人手加固信仰的根基。他认为名教的根基就是道家常说的“自然”或者“无”。“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自然”或“无”才是道德规范的形而上学依据，圣人正是从此出发才“立名分以定尊卑”，制定出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名教来。在他看来，名教是“末”，自然才是“本”。名教本于自然，出于自然。他要求人们从哲学上把握本体，提高维护名教的自觉性，从而解决对儒学的“信仰危机”。王弼以哲学的方式论证名教的永恒性、必然性，同以神学的方式论证名教的永恒性和必然性的汉代经学相比，自然要高明得多。
王弼还把儒家的尊君原则同道家的无为原则结合起来，提出执一统众的思想。他认为统辖、主宰万物的本体不是“众”，而是“寡”，不是“多”，而是“一”。“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夫少者，多之所专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他指出，这种以寡治众或从一治多的观点，既见于《周易》，又见于《老子》。他在《老子·十一章注》中写道；“毂所以能经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寡统众也。”车轱轳的三十根幅条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整体，是因为轱轳中间的轴眼（无）在起作用。既然以寡治众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当然也就应当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了。在王弼看来，以寡治众是儒、道两家的共同见解，但对这一思想的阐发，儒家比道家深刻。他在注释《论语》中“一以贯之”时说：“贯犹统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他认为孔子的“执一统众”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无为的原则，可见孔子对无为的理解比老子更透彻：“圣人体无，无又不可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这里的圣人是指孔子。王弼认为孔子的“一以贯之、执一统众”的思想实则是主张按照无为的原则办事，完全建立在“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只是孔子并不像老庄那样总是把“无”挂在嘴上。这种“孔胜于老”的看法在玄学家中相当流行。南齐周颐在《重答张长史书》中说：“王、何旧说，皆云老不及圣。”（《弘明集》卷六）王弼等人为孔子披上玄学家的外衣，把道家思想纳入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他们的“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等思想是对汉儒“春秋大一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种维护皇帝权威的理论设计。
西晋玄学家郭象（252~312）比王弼更倾向于儒家。针对玄学思潮中“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非儒倾向，他提出“名教即自然”的思想。庄子心目中的“神人”本来是离远俗务、超脱现实的理想人格，而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却把“神人”同儒家推崇的“圣人”划上了等号；“夫神人者，即今所谓圣人也。”他强调，精神上的超脱同世俗生活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郭象发明的“精神超脱”法把庄子的逍遥哲学同讲究经世致用的儒家人世哲学熔为一炉了。他认为名教与自然没有任何矛盾，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和谐；“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人不能没有自然之躯，也不能不接受纲常名教的规范。他主张尊卑、贵贱、君臣、上下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矣。”他要求人们恪守“内圣外王”之道，以超世的态度人世。郭象把道、儒两家的对立倾向化解了，把旷达任诞的玄学引向儒家的实践哲学，为儒学在沉沦中崛起作了理论准备。
佛教是儒、道两家之外的又一大的思想流派。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已成为与儒、道鼎足而立的意识形态。在隋唐时期，儒学要求得自身的发展，一方面要应付来自道家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来自佛教的挑战。如何吸收佛教的思想资料、思维方式以推进儒学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家的主要任务。颜之推、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翱等人在这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颜之推（531~594）是一位精研儒学的学者，著有《颜氏家训》，主张以儒家的忠孝道德原则和伦理纲常“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他很受后儒的尊崇，素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说。他治儒学，但并不排斥佛教，是最早倡导佛儒合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佛、儒两家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他认为佛教为渐、为浅，儒学为积（同极）、为深，其倾向于儒自不待言。但他强调佛、儒都有助于人们道德观念的培养，引导人们弃恶扬善，有补于世风淳化。他不赞成以儒排佛的做法，为佛教辩护说：“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他指出，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同佛教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等“五戒”，都有劝善止暴的作用，以此说明融佛入儒的可能性。
颜之推只是从表层去寻找佛、儒两家的共同点，真正深入佛教堂奥的还得算中唐时期的柳宗元（773~819）和刘禹锡（772~842）。他们出佛人儒、浸润其中多年，力求在哲理层面上把两家融会贯通。有些儒家学者抓住佛教主张出家、毁弃人伦这一点全盘否定佛教的学术价值，柳宗元却不以为然。他批评这些人目光短浅，“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指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显然，他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去琢取佛教中的“韫玉”的。他主张“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刘禹锡也很赞成柳宗元的主张，认为佛教有益于教化，可以“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受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对于儒学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柳宗元、刘禹锡心目中的“韫玉”是指佛教那种有无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他们认为，吸收这种辩证思维的理论成果，可以增强儒学的理论性，把儒家伦理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刘禹锡和柳宗元发现，自汉以来的儒学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教条讲得多，抽象的哲理谈得少，缺乏思辨色彩，思辨性很强的佛教对于儒学的哲理化是有借鉴意义的。他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刘禹锡把佛教“缘起性空”说加以改造，以有释空，找到了把佛教出世哲学纳入儒家人世哲学的转折点。他对佛教“空”的观念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同：“上士介空而离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觉，不由有何以悟无？”那么，“空”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呢？刘禹锡的解释是：“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者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就是说空并不等于虚无，空本身就是有与无的统一，并不排斥有。这样，他便接过佛教“空”的观念，注入儒家崇有的内容。柳宗元对刘禹锡的观点表示赞成，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写道：“所谓无形为无常者，甚善。”刘禹锡、柳宗元的“空”观启迪了宋代理学家张载，他进而提出“太虚即气”的理论。
韩愈（768~824）、李翱（772~841）与柳宗元、刘禹锡不同，他们不信奉佛教，都是激烈的排佛者。韩愈因上书谏阻唐宪宗把陕西风翔法门寺收藏的“佛骨”迎到宫中供养，险些掉了脑袋。但他们一面排佛，一面也在从事援佛人儒的探索。韩愈模仿佛教的法统，编制儒家道统。他把儒家的源头追溯到尧，声称“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以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说明儒家在华夏当居正宗地位，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诩。韩愈还借鉴佛教解释名相、范畴的研究方法，对儒家的思想体系加以概括和提炼。他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意思是说，“道”与“德”是各家各派都经常使用的范畴，而仁与义则是儒家赋予“道德”范畴的特定内涵。因此，仁与义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韩愈由于采用了佛教的研究方法，他对儒家基本观念的阐发比起汉儒来要深刻得多。他的儒学思想哲理性很强，不是那种借天的名义所进行的粗俗的神学说教。
韩愈的学生李翱借鉴禅宗的佛性论和修养方法，改造并发展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写出《复性书》上、中、下三篇。他参照佛教净、染之分的模式，提出性善情恶说。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按照他的说法，每个人的品性都是善的，只是由于受到情欲的干扰，使人的品性不能得以扩充，才使人显出圣、凡的人格差别。他把人的情欲比作使河水变得混浊的泥沙，比作笼罩火焰的浓烟，认为沙不浑，水自清，烟不郁，火自明，情不作，性自善。要恢复人们本来的善性，就必须做到忘情。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弗思弗虑”“灭情复性”“心寂不动”的精神境界，成就超凡入圣的理想人格。李翱灭情复性的理论同禅宗的“见性成佛”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是把佛教倡导的“成佛”改为儒家倡导的“成圣”。李翱援佛入儒，因袭的迹象太过明显，并不太成功。但他以佛性印证心性，把儒家道德观念提到最高信仰的程度，毕竟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
义理之学
自汉代儒学复兴以来，大体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义理之学，另一个是考据之学。前者由今文经学开启，后者由古文经学肇端。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比较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阐发儒学。它虽开展了义理之学，但因其喜欢借天的名义立说，终于流为谶纬神学。粗俗的说《周易说略》书影教代替了哲理的论证，浓重的神学氛围窒息了义理之学。东汉末年经学衰落后，魏晋玄学援道人儒使义理之学得以抬头；隋唐思想家援佛人儒也为它注入活力。在此基础上，从宋代至明末，义理之学终于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一种与汉代经学风格迥异的新的儒学形态——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家讲究理欲之辩，维护三纲五常，以继承孔孟道统相标榜，所以理学又称为道学。宋明理学一反汉唐的义疏传统，抛开传注，直接从经典中寻绎义理。它以儒为主，兼采佛、道，以三教合流为显著特征。
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号称“北宋五子”。在这五人中首开风气者当推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因其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畔筑“濂溪书屋”，学者称他“濂溪先生”，称他创立的理学学派为“濂学”。他依据《易传》和《中庸》的基本思想，参照道士陈抟传授的《无极图》，画出《太极图》，撰写《太极图说》，论述宇宙本体、世界生成和万物变化的过程，建立了一个简洁明了而又精致系统的理学世界观。他在《太极图说》中写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他把由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构成的逻辑结构看成宇宙生成变化的图式。认为宇宙万物由一个抽象的实体派生出来，他把这个抽象的实体或称“无极”，或称“太极”，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天理范畴，但已具备理学世界观的雏形。周敦颐从这种世界观出发阐释儒家的人学思想，把《中庸》“诚”的观念提到本体论的高度。他说：“诚者，圣人之本。”认为诚来自乾元，秉承“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是至高至善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就是圣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是众人学习的楷模，他为众人规定了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做人准则，人们只有向圣人看齐，才能实现自我完善。他给“主静”作的注解是“无欲故静”，认为“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实为万恶之源。他已提出了理学“存理灭欲”说的基本思想，确立了理学家特有的价值取向。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因其隐居于苏门山百源，学者称百源先生，称他创立的理学学派为百源学派。他同周敦颐一样，也从道教中汲取思想材料，采取象数学的手法建立理学世界观。他参照陈抟传下来的《先天图》，用“加一倍法”，通过象数罗列构造出先天象数学，用来比附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周敦颐像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太极是绝对的“一”，由一分化、设置出数、象，由象派生出宇宙万物。太极既是宇宙万有的本原，又是主体意识的依据。他说：“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这种主体意识通过人体现出来，所以在万物之中人最灵；而在人群中，圣人最高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圣人“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为天传法，为万民作则。通过对圣人的描述，邵雍重申了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以宇宙观为起点，以人生观为归宿。
周敦颐和邵雍由于受象数学的影响，思想上还有汉儒神秘主义和独断主义的残余。比他们稍晚的张载则完全抛开了象数学，立足于理性主义建立理学世界观。张载（1020~1077）字子厚，陕西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他常年讲学于关中，弟子也多为关中人，故他创立的理学学派称为关学。张载批判了佛、道两家关于“空”或“无”的本体论思想，出佛人儒，提出气一元论。他认为气是充塞于宇宙的物质实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的本然状态叫作“太虚”，“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太虚和气是同一概念。气是万物的本原，万物产生于气，复归于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他打比方说，气在太虚中聚与散，就像冰在水中凝结与融释一样，气聚合而形成具体事物，气消散而归复于太虚。他否认有脱离气的绝对的虚无状态。“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张载以气为核心把天、道、性、心等儒学范畴连成一个体系，认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张载的气一元论真正扬弃了佛、道的本体论，为儒家人世哲学奠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张载从气一元论出发看待人性，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相对立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天地之性”也就是太虚的本性，它是人性善的依据。气质之性是人禀受阴阳二气而形成形体之后所具之性，它因人而异，是人性恶的依据。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也都有“气质之性”。自我修养的目的就是摒弃“气质之性”，归复于“天地之性”，成就圣人、君子式的人格。这就是他倡导的“变化气质”：“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张载的人性论一方面承认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另一方面又强调自我改造的必要性，把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成功地综合起来了，解决了中国儒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他的人性论为其他理学家们所接受，朱熹赞扬说：“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人未经说到。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
张载还用气一元论论证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和仁爱孝亲观念。在他看来，既然天地万物都以气为本原，那么也就意味着人与天地万物构成和谐的、有机的整体。因此人应当对天地尽孝心，对他人乃至万物尽爱心。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要求一切人都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但并不主张取消等级制度。他把君主说成父母的长子，要求人们服从他的统治，守分守位，尽忠尽孝。甚至提出“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他的这种随遇而安的思想受到理学家们的交口称赞。
《二程全书》张载的气一元论虽然论证了儒家的某些伦理观念，但没有为三纲五常这一儒家的基本原则提供形而上学依据。这个任务落在了程颢、程颐肩上。程颢（1032~1085）字伯淳，河南洛阳人，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权，人称伊川先生。两兄弟皆师从周敦颐，张载是他们的表叔。程氏兄弟是洛阳人，又常年在洛阳讲学，他们创立的理学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同周、邵、张等人不同，他们认为本体既是抽象的实体，又是普遍的原则。因此，他们认为“天理”才是比“太极”或“气”更恰当的本体论范畴。程颢声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是二程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宋明理学的最基本概念。在理学草创阶段，二程的理论贡献最大，超过了北宋五子中的其他三位。
在二程思想体系中，理具有广泛的含义。首先，它是指“天理”。也就是万物存在的本原、主宰万物的精神实体。“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元无少欠，百理具备。”天理不生不灭，至高无上，不受人事变化的影响，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本体。其次，它是指“物理”，即具体事物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每一种事物都依理而存在、变化。再次，它是指“伦理”，也就是道德规范。他们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认为物理、伦理都是天理的具体体现，把三者合而为一，将忠君、孝父的纲常观念提到普遍原理的高度，使之永恒化、绝对化，真正奠立了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
二程从理本体论出发看待人性，认为人性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天命之谓性”，一是“生之谓性”。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贯彻，二程说：“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后者是从气上说的。二程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天命之谓性”是至善的，“生之谓性”可善可恶，据此，他们又提出天理与人欲两相对立的论断。他们认为，从人的“天命之谓性”来说，人能自觉地遵守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约束，不会作恶；然而由于受“生之谓性”的支配便产生了“人欲”，人受到人欲的蒙蔽才会作出各种不道德的事情。因此，人欲是恶的渊薮，是天理的对头。“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他们主张“去人欲，明天理”。二程颢像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从这种观点出发，二程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口号，使理学变成一种严酷的道德说教。由二程明确提出的“存理灭欲”说后来成为理学家们的共同信条。
到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鼎盛阶段，出现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青年时师从李侗，为二程四传弟子。他长期居住在福建并多年在此讲学。所创理学学派被称为闽学。他的主要思想承接二程，后人将闽学与洛学合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干，在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长达数百年之久。
朱熹自画像朱熹在二程理本体论的基础上，吸收张载的气一元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他认为理是宇宙万有的本原，具有逻辑的先在性。“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载了。”他认为理先于事物而存在，提出“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他指出，理本身寂然不动，“无造作，无意度”，必须以“气”为挂搭处才能构成天地万物。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在先，气在后；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程颐像理在气先是朱熹提出的另一条本体论原则。他虽强调理在气先，但亦承认理气相依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就具体事物而言，理与气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气异”而形成世界的多样性，由于“理同”而形成世界的同一性。
朱熹又把理称为太极，认为太极与万物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事物并不是分有太极的部分，而是体现太极的全体。“如月映万川相似。”对于人来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也就是道德价值的源泉。因此，为人之道就是取法乎太极，通过心性修养实朱熹像现向太极的复归。他主张采用“格物穷理”的方法，“穷尽事物之理”，进入与太极合而为一的人生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心听命于道心，革尽人欲，复进天理，把三纲五常变成自觉的行为准则。
程朱理学为了论证三纲五常的绝对性，极力突出理的先在性和超验性，但对理的内在性重视不够。针对这种倾向，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提出心学来同程朱理学抗衡。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因其在江西贵溪象山开书院讲学，也称象山先生。他在鹅湖之会上曾同朱熹辩论过关于太极、治学方法等问题，嘲笑朱学“支离务外”。针对程朱“性即理”的观点，他强调“心即理”，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在陆九渊看来，理是不能脱离心的，“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神’，皆吾心也。”因此为学之道并不是穷究外在的天理，而应当“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这样，陆九渊便开辟了宋代义理之学的另一个方向——心学。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扶持纲常名教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学术风格大相径庭。
从南宋到明初，程朱理学处于统治地位，心学的影响不大。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程朱理学被指定为官方哲学。直到明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的出现方使心学势力大增，并一度压倒程朱理学。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隐居绍兴阳明洞并创办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在年轻时相信过程朱理学，他按朱熹“即物穷理”的办法格竹子失败后转向陆学。他的基本思想与陆九渊一致，后人将陆学与王学合称陆王心学。
《监本四书》书影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建立了心学体系。他认为心外无物，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人心显现出来的客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心外无物，当然也就意味着心外无理。针对朱熹“析心与理为二”的观点，他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总之，在他看来，心、物、理三者是一回事。他从内在性、主体性出发构筑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
基于心理合一的心本体论，王守仁提出“致良知”之教和“知行合一”说。他认为认识的对象和泉源都来自心中固有的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人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所说的良知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他认为这种道德意识要靠自我发现，不必向外探求。向内用功发现良知的过程叫作《二程先生全书》书影“致良知”。致良知和穷天理是一致的：“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良知既是知，又是行，所以他认为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他强调知行统一，重视道德实践，主张在事上磨炼，有合理的因素，但严重混淆了知行的界限。他把良知看成真理的标准，认为“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这种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比较充分地体现出理性主义精神，要求摆脱程朱理学教条的束缚，包含着思想解放的因素。但在“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理学的基本观点上，王守仁同程朱倒是一致的。他声称“减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这就表明心学同程朱理学虽有分歧，但它毕竟是宋明理学的一大分枝。
朱熹行书墨迹宋明义理之学到王守仁这里便宣告终结了。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流为“狂禅”。到明末清初，宋明义理之学终于被考据之学取代。
到清末，义理之学再次抬头，出现了清末今文经学。他们对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派表示不满，主张结合政治改革阐扬儒家义理。清代今文经学的创立者是庄存与（1719~1788），他著《春秋正辞》，撇开名物训诂，专讲“大义微言”。刘逢禄（1776~1829）承继外祖父庄存与所传家学，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发挥东汉何休《公羊解诂》中的“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刘逢禄的学生魏源（1794~1857）和龚自珍（1792~1841）才真正把清末今文经学的义理探讨引向现实政治。龚自珍主张“展布有次第，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魏源利用《公羊传》讥切时政，提出变法改制思想。廖平（1852~1932）也是清末今文经学中有影响的人物，他断言古文经是西汉末刘歆伪造的。廖平的这一看法为康有为（1858~1927）采纳，他在《新学伪经考》中指斥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立新伪造“古文经”，拉开了近代批判封建旧学的序幕。康有为作《孔子改制孝》，注《论语》、《孟子》，利用《公羊》学提出“三世进化”说和“世界大同”论，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康有为阐发的“微言大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儒学的范围。他是清末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大师，也是近代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家。他抨击理学和汉学绞杀理性，呼吁“开智”“求仁”，在义理之学中找到突破儒学藩篱的缺口。
考据之学
考据之学为汉代古文经学所开启。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意从文化传统的角度阐发儒学。顾炎武像但是，由于古文经学家未能同谶纬神学划清界限，限制了考据之学的发展。考据之学的长足发展是在清代。清代考据之学亦称“朴学”，因其打着恢复汉代古文经学的旗号，又称为“新汉学”。清代考据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明亡之后，一些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江山易主的历史教训。他们认为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脱离实际所造成的理论偏差是明亡的原因之一。为了避开宋明理学的误区，他们主张从经典出发重新挖掘儒家义蕴。
顾炎武像清代考据学的创始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曾化名蒋山佣，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清兵入关后，他和家乡父老兄弟一起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清。江南沦陷以后，他一直奔走各地，联络义士。他曾十谒明孝陵，准备举事以图复明。晚年深入西北，卜居华阴、富平一带，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多次拒绝清廷征召，不惜以死相抗，曾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针对宋明理学“明心见性之空言”，他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他“引古筹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厌恶空谈，要求把儒学当作“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他指出，在孔孟时代并没有单纯的理学，理学本来寓于经学之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儒治经注重名物训诂，仍不脱离经世致用的宗旨。只是到了宋儒才附会经典，空谈义理，到明代甚至发展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程度。他痛斥王学末流“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在他看来，宋明理学之所以流为空疏的虚学，是因其接受佛教禅学所致，从而离开了儒家的实学传统。
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正本清源，一是由器求道。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为了弄清源流，他主张先从音韵训诂人手。他写出《音学五书》，奠立了古音学的基础。针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器对立论，他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顾炎武故里非器则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他认为道器二者是统一的，要真正由器求得道，除了读经书之外，还应当深入实际，同客观事物相接触。他毕生身体力行，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一边读书，一边考察山川地理、世俗民情，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写的《日知录》“凡经义、史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考证其谬误”，是清代考据学在初创阶段的代表作。
阎若璩是继顾炎武而起的另一位考据大师。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邱，祖籍山西太原，自五世祖迁居江苏淮安。他沉潜经史20余年，撰《古文尚书疏证》。他在明代梅鹫的《尚书考异》的基础上，引经据古，条分缕析，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晋梅赜献的《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经惠栋等人的补证，这一结论为学术界公认。这一辨伪成就对宋明理学是一沉重打击。宋明理学家把《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成“十六字心传”，奉为尧、舜、禹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原来所谓道统竟出自赝品，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宋明理学学术价值的怀疑。不过，阎若璩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严厉地批判宋明理学，还说过“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一类的话。这反映出清初考据学同宋明理学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知录到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年间，清代考据之学发展到鼎盛阶段，涌现出乾嘉学派。据《清经解》记载，当时从事考据的学者有157家，成书2720卷，足见其规模之大。乾嘉学派的兴起同清政府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有关。文字狱使学者望而生畏，不得不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丢去了清初顾炎武那种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清统治者发现，这样的考据学不但对自己的统治无害，反倒可以起到笼络士林的作用。遂修正独尊宋学的政策，对考据学也予以扶植。乾隆、嘉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延聘专家学者数百人整理古籍。乾嘉学派以四库全书馆为大本营迅速地发展起来。
乾嘉学派包括吴派和皖派两支。吴派以惠栋为首。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因其是江苏吴县人，故所创学派称为吴派。他秉承家学，潜心经术，著作甚丰。主要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惠栋治学主张尊古训守家法，惟汉古文经是信，学风有些拘执。他在理论上的贡献虽然不算大，但他却是真正把考据学大旗撑起来的领袖人物。吴派的重要人物还有孙星衍、王鸣盛、洪亮吉等人。吴派的学风是博而尊闻，述而不作，他们在史籍整理、文献考订方面卓有成就，而在思想界影响甚微。梁启超在评论吴派时说：“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今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精神，几天阏焉，此其罪也。”梁启超的这个评语切中肯綮，是比较公正、恰当的。
《孟子字义疏证》皖派不像吴派那样偏执，他们尊汉而不迷信，学贵自得之见，比较注重思想性。皖派的领袖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因其是安徽籍，故所创学派称为皖派。乾隆（1736~1795）年间修《四库全书》特召为纂修官。他博闻强记，尤精小学，治学严谨。不仅对文字、音韵、训诂、名物之学颇为精通，而且涉足天文、数学、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他在考据学方面的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其中《孟子字义疏证》最能体现他的学术风格和思想观点。他采取考据方法，揭露宋明理学的谬误，重新阐释儒学基本范畴，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理气关系上，针对程朱的“理在事先”“理在气先”的观点，戴震提出“气化即道”“理在气中”说。他认为阴阳五行之气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气的运转流行过程就叫作“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从动态的角度看，世界是道的运行过程，从静态的角度看，世界是“器”即各种事物的总和。由此可见，道和器是统一的。他不同意程朱理学把道说成“形而上”、把器说成“形而下”的观点，认为“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因此，道并不脱离形、脱离器，道就在器之中。至于理，也不过是气化流行过程中的条理，绝不是如宋儒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实体。戴震对理的解释是：“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他分析说，宋儒“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必然割裂理气、道器关系，将人引入虚幻之境，“使学者皓首芒然，求其物不得。”戴震把道、器、理、气都统一起来，形成实学世界观，同理学划清了界限。
在理欲关系上，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戴震提出“理存于欲”的观点，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认为理是不能脱离欲的，灭掉了人欲，当然也就不可能保存天理。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理作为使感情欲望得以适当满足的标准和尺度来说，必定同欲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他痛斥宋明理学的理欲对立论冷漠严酷，不近人情，“以理杀人”，实际上把理变成尊者、贵者、长者手中的“忍而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他控诉说：“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把宋明理学维护专制制度、禁锢人性的消极方面揭露得淋漓尽致，从“理存乎欲”的观点出发，戴震主张“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通过对“存理灭欲”说的批判，戴震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
除了戴震之外，皖派的重要人物还有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孙诒让等人。他们在思想理论深度上虽不如戴震，但也都能发扬通人情、致实用、断制谨严的学风。王念孙精研古音，精通训诂，所撰《广雅疏证》占有材料广泛，博采众家，实事求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也堪称经学和小学中的名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首开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尽管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考证过于细密、繁琐的缺点，但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是应当肯定的。
章炳麟是清代考据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别号太炎。他早年倾慕顾炎武，曾师事考据学家俞樾。他对清代考据学加以总结，选择精粹，编为群经新疏。其中有：惠栋《周易述》、江藩和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虞氏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毛诗传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刘文淇《左传正义》、陈立《公羊义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皮锡瑞《孝经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焦循《孟子正义》。他撰写的《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国故论衡》等论著，在考据方面也多有创获。不过，章炳麟作为近代启蒙学者，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考据学的小天地里。他努力学习、研究、介绍西方学术思想，致力于创立新的思想体系。他首先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朴学大师。
孔子学说
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中国春秋末年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相传，孔丘的祖先是殷人的后代，宋国流亡贵族，后来才在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他3岁丧父，自幼贫且贱，早年做过小官，少年时就懂“礼”，曾做过丧事赞礼的“儒”这一职业，中年开始招收弟子讲学，50岁时在鲁国从政，政绩显著。后来开始周游列国，以求施展政治抱负，可惜一路艰辛，未能如愿：拘于匡，畏于宋，饿于陈、蔡。70岁时返回鲁国，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曾编辑《尚书》，整理《诗经》，考订《礼》《乐》，删修《春秋》，研究《周易》。73岁时病逝。
孔子生前的言论由门徒记录整理，后编成《论语》一书。
孔子的思想以仁学为主，他所讲的仁，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思想、一种道德标准，或是培养人的最终宗旨。孔庙杏坛孔子首次把仁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提出来。在他看来，仁就是仁爱之心，仁的要求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仁为核心，他还提出了孝、悌、忠、恕、宽、信、惠、敏、恭、直、温、良、俭、让等道德规范。
“四书”、“五书”书影孔子的另一重要思想是礼和正名。他看到当时“礼崩乐坏”，想恢复周礼。他的礼，既是政治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包括礼仪、礼节。在当时名不符实的情况下，孔子还提出正名，以正名来引导当时的风气，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在他孔庙大成殿看来，只有名实相符，社会才会兴礼乐，才能长治久安。孔子主张德政，首先教化、引导人民知“礼”。德政的主要内容是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他主张统治者注意自身修养，“修己安人”，以身作则。
孔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开创私学，广收门徒，号称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有72人。在世时，人们就尊其为“孔圣人”。孔子编订的“五经”奠定了儒家基础，儒家在汉代以后成为文化主流。
子思学说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传说《中庸》就是他写的。
在孔门弟子中，多把仁、孝看得很重，过分的孝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导致两个极端：或是极端的个人为主，如与墨子同时的杨朱，不肯“损一毫利天下”，反对利他主义对社会成员自主自然能力的破坏；一种是极端的为人，如墨家以“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鉴此，子思要求对个人角色重新反思，以达到“知道”的目的。
《中庸》书影苍鹰攫蛇
《中庸》是继《大学》后又一阐明人求知的重要和求知的方法的著作。在求知中，《中庸》最重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对夏商周建立起的礼制礼法，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诚之”，即充分发现个人的本性。《中庸》通过诚而能尽人之天性；能尽其天性则能尽万物之性；能尽万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的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中庸》的至高目的，就是要充分认知人的天性，使自己配天，可与“天地参”。
孟子学说
孟轲（约前390~前305），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他以孔学继承者自居，历史上将孔、孟并称，即所谓“孔《孟子》书影孟”之道。在政治思想方面，孟轲发展了孔丘的“仁”学和“德政”学说，形成了完整的仁政思想。他把治国之道分为“王道”和“霸道”，认为统一天下只能用仁政。
孟轲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民心者得天下”是他的至理名言。他认为得民心的主要措施是“教民”“养民”。教民以道德礼教，养民则是使人民生活有保障。他极力反对“虐民”“暴民”，他认为残害百姓，必失天下。但是他的“仁政重民”是以另一种思想为根源的，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的论调，是为了维护一种封建君权秩序，防止“贼民兴”，即防止人民起义。
孟子故里亚圣庙荀子学说
荀子（约前325~前238），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
《荀子》内页据《史记》记载，荀子在50岁时到齐国游学，曾在齐国都城稷下学宫讲学，任学宫之长。后又人楚，还曾西游入秦，议兵于赵。晚年罢官居兰陵，从事著述。后经人整理成《荀子》一书，共10卷，32篇。
荀子以儒家自居，推崇孔丘，但对孔子的学说思想是批判地吸收。他否定了天命思想，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就是一切自然界，天的运动不掺杂人的意志，而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人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否则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其政治思想主要是“隆礼”和“重法”。他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
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对精神和形体关系作出了客观的回答。他认为人的精神现象乃是人的自然生理功能，即所谓“形具而神生”。对人性的认识上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生而好利，生而有耳目声色之欲。否定天赋道德观，强调后天教化作用。另外，荀子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也有很大发展和推进。
周敦颐儒学
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中国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北宋五子”之一。晚年曾在庐山建濂溪书堂讲学，故又被世人称为“濂溪先生”，其学为“濂学”。
周敦颐在儒家哲学上，建立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这个绝对体演生阴阳而生五行，五行生成万物。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来源于对《周易》思想的研究，用《周易》之易理来解释宇宙万物。同时，他把人的至善本性与“乾元”相对应。在他看来，人的本然之性，来源于诚，诚来源于乾元。
不管是否与易经相演配，他毕竟为儒学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路。
二程理学
二程，就是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1032~1085年）和程颐（1033~1107年）。二程是兄弟，同学于周敦颐，开创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
在哲学上，二程同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万物出自一，“理”。有“理”就有“气”，气聚而成万物人类。要认识这个“理”则需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程颢进一步认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理”的同时，要与内心的理相契合，才算是得到“真知”。
程颐认为，“理”是人内心本所固有的，主张反躬内求的修养方式，通过“去人欲”而“存天理”，进而演出要“克私己之利欲而维护纲常”的伦理。程颐还提出“气禀”之说，认为人的贤愚是由先天禀气决定的，否定后天的修养成分。
二程的学说为南宋的朱熹所继承发展。二程的不同认知观，导致了洛学的分化，为南宋的“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因素。
二程的主要著作有《二程全集》，程颢的《识仁篇》，程颐的《周易程氏传》等。
朱熹学说
朱子（1130~1200年），名熹。徽州（今江西）婺源人。中国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因他生于福建，他所建立的学派称为“闽学”。
在宇宙观上，朱熹认为理为世界本原，理生于万物而存在。对理、气的关系，他提出“理气相依”“理在气中”的思想。在认识这个“理”时，他认为人人心中有“已知之理”，但需要通过再认识事物才能达到。
朱熹把自己的理学推及社会和道德领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带有禁欲主义色彩。
朱熹的理学给一直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带来了又一次兴盛，被元、明、清各代奉为官方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