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之前认识多久，即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的态度作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
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便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情绪淬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心理性生理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的慢性抑郁症。
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癣”，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挫折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给他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对大部分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够扬弃过时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10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许多与此无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与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
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
远离自己设置的陷阱
瓦尔特·伯格曼说：“我已30岁了。就个人而言，一切都完了。妻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和我睡觉。我恨我现在的工作，它与我的能力太不相称了。唯一感到快活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掉入陷阱了。”
伯格曼十分抑郁。三年来他一直凑合对付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境遇。有一次，他一连几星期感到疲惫与恼怒，一天早晨，他打电话给上司，冲动地提出辞职。此事发生的前一天，他在起草准备一份销售信息表时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并因此受到上司斥责。辞职后的几星期中，他变得越来越畏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妻子坚持说，如果他再不去精神病医生处就诊的话，就离开他。
在不知不觉中，伯格曼毫不留情地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陷阱，一个为他自己特设的陷阱，从而掏空了生活的意义。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然而，十年中，他冒失地三次改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一次，他刚学了一年法律，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因为他根本就不学习。接着便在一家银行工作了几年，由于感到枯燥，提升不够快便辞了职。最后他又辞掉了在公共关系基金筹划小组的职务，因为他觉得对此不感兴趣。每一次他都将自己的不满归咎于他人和外界的原因。现在他失业了，他掉进了职业的陷阱。
伯格曼对陷入职业上的陷阱并不甘心，他开设了一家私人公司。尽管他迫切需要温暖与支持，他还是娶了一位本性爱挑剔的、在性生活方面表现内向的姑娘。他最初为她的敏锐、善于分析的思维所折服，她充沛的精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以为作出了理智的决定。然而在这样做时，他显然排斥了感情需求。那样的婚姻关系是不大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他在选择职业方面的困惑与选择妻子时的失误，都与他大学毕业后一段时期自尊心特别消沉有关。当时他真心爱上了一位姑娘，而她却最终与他分了手，让他独自饱尝伤心与被抛弃的苦果。当时他并未因此便患急性抑郁症，他很快地强压下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没啥大不了。他原先本想在毕业之后继续攻读新闻与政治科学，但他突然觉得这类职业不能提供可以使他心满意足的金钱与地位。他决心专攻法律，并向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在社交生活中，他摆出这种态度：对任何事情动真情都是愚蠢的，只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他变得十分清高，令异性很难接近他。
为了金钱、地位而放弃了真心喜爱的职业，排斥感情需要来保护自己免遭再次被抛弃的伤害，这就是伯格曼为自己设置陷饼的第一步。
伯格曼是成百万人中的典型，他们忙着给自己设下陷阱，有些人已经濒临急性恐惧与绝望的边缘了，一旦他们发现掉进了陷阱，恐惧与绝望便立刻会将他们吞没。
各人的陷阱往往是按基本相同的蓝图设置的：无法恰当地应付艰难困苦，不能合理地作出反应来解决问题，却否认自己的感情，将感情拒之于意识的大门之外，以精心设计的手法来保护自己今后不再受伤害。
对许多人而言，在构筑陷阱时，都有某个不由自主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常见的陷阱境遇是，夫妻双方都试图在婚姻生活中重建各自熟悉的、并从中成长起来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抱什么态度。假如一个小伙子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他父亲是个强壮的、支配型的男子，而他母亲则是个文静、不易动感情的且又有些孤痛的人。他认为母亲无能而父亲很凶。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再次陷入类似的境遇。最终他娶了个强壮而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但却发现自己常常与她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如果他在判断中犯的是另一种错误，他可能会娶一个看起来象是自立型的女子，可是几年后却会发现，她和他母亲一样，缺乏主动性和健全的自尊心。
无论发生的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轻率地忽视未来妻子的性格特点，他都免不了为自己设下陷阱，其根源就是他父母间关系的形式。
陷阱的另一形式是通过环境来强化和肯定内心冲突与压抑。例如在童年与青春期受到过分压制，在此期间，主动性与创造力很少受到鼓励，只是一味要求服从。结果，这样的青少年在调动自己的能力方面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并将他内在的攻击性引向一个他自行选择的外界目标。同时，由于对自己要求独立的迫切心情感到恐惧，而且无法宣泄这种感情，他不能对造成精神压力的局面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他只能消极地适应生活，并很容易受别人操纵。
由于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使自己对于自由与。主动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励，他便选择另一种环境来使自己已经消沉的自尊心更趋低落。随后又将早先内化的障碍归咎于这种环境。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产企业谋求到一个中级管理职位，企业的决策人员思想狭隘，他便不敢引进革新观念，唯恐遭到嘲讽与指责。这时现实的陷阱印证了内心的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他能到手的选择机会便愈加有限了。
如果他身心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急处境的压力而平衡发生变动，使他意识到了这种陷阱，这时他终于开始感到痛楚。人类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通过设置外部的陷阱来肯定内心的压抑与失落感，随后又生活在这不幸的平衡之中，一直到发生某些不寻常的戏剧性的事态，才使他们猛然醒悟，正视自己的危境。在建立这些陷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选择不适宜的异性结婚或恋爱，信赖那些被证明是根本不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同事，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支配钱财，选择那些常常令人气馁、本质上阻碍自我实现的职业。
总之，那些为自己设下陷阱的人们，都是慢性抑郁症患者，或是缺乏内心自由的人；他们不是我称为“自我实现”型的人。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应能认清目标，并同时朝目标前进。而这一目标应与他的价值观念系统一致，反映他性格的需求，同时按他的条件是可以达到的，尽管要获得成就需要克服重重障碍。
一个懂得自己感情与能力的成熟的人应能考虑正当的机会，并从中作出选择。他能以一种受约束或患病态恐惧症的人所不懂的自由来朝值得一试的目标前进。后者则必须不断使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克服内心的阻力与恐惧，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年人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对其余的人而言，陷阱的种种把戏都是有机可乘的。
我们的文明事实上成了文明的陷饼。人人向往完美无缺的性生活，满足自尊心的职业，有保障的收入，均等的机会，个人的尊严，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但却发现在通向所有这一切的道路上，每一个拐角处都写着“此路不通”。可是他们又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的经济灵活性似乎向他们显示，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法，他们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抱负未能实现。
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陷阱之中，无论它是由环境强加于个人的，还是自己制造的——都会引起抑郁症急性发作。要获得内省力，第一步便是认清自己设下的陷阱，而这一步往往是通过意识到陷阱的外部结构，如职业、婚姻、社会地位等来体验的。这些因素被看成是失望与心理紧张的主要原因：“我结婚找错了对象”，或者“我丈夫变了，我无法再与他相处了”，还有“我已经错过了两次提升机会，再不会有第三次了”，等等。
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不遗余力与环境合谋、共同给自己设下陷阱，这是获得内省力的第二步，这时也能引起急性抑郁症。
摆脱陷阱的这一过程的第三步是改变环境：另谋职业，离婚，或者鼓励自己的配偶共同合作，不断改善彼此关系；同时对于最初造成陷阱、并在几年中一直推波助澜的内心冲突与压抑，自己必须有一种要从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使自身挣脱陷阱，改变环境，或调整自己造成陷阱的行为与感情模式，其中每一方面都必然意味喜新厌旧经受急性抑郁症。
为什么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才能摆脱内心或外界的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幸得很，他们本性上就是不愿忍受急性抑郁之苦。精神病医生在病人中一次次看到，每当他们企图干预对病人生活极为有害、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时，病人总要经受急性抑郁症。
这就是说，急性抑郁症能提醒人们正视自己已经掉进陷阱这一事实。只要他们试图从陷阱中挣脱出来，便会激发急性抑郁症：只要人们想改变自己性格，以便舍弃设置新陷阶的需要，急性抑郁症便是这一过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所有陷阱中最危险的是无视抑郁症的存在，对于它向你发出的信号毫无反应。人们的这种否认态度受到抵制探索内心世界的社会价值观的强化。这些社会价值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领域，人们情愿进行毫无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剥削他人，追求自暴自弃的行为方式，只要不牵涉自杀或杀人，就不愿度过几个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社会中，使用诸如烈酒、苯异丙胺、盐酸巴比妥等药物来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当作无所谓的事。表面上人们试图对滥用这类药物加以控制，但此类问题继续泛滥成灾。这足以表明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它们私下纵容人们采取这些方式，来阻断自己的意识，避免正视抑郁。为了躲避抑郁，不愿获得内省力，人们常采取一种更加流行的手段：把过失投射或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怪罪于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员、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类既容易辨认、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体。
否认自身的问题，归咎他人，不仅能有效地延缓抑郁的发作，而且还是一种来掩盖真正症结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变成迷宫。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逃离陷阱，从慢性抑郁症中解脱出来的第一步。这样看来，抑郁症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十分关键的。
避免绝望的感觉恶化
人们明知自己抑郁却迟迟不去就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因为他们不明白精神治疗能向他们提供什么。对许多人来说，精神治疗是跟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同样类型的滑稽概念。
抑郁的人总感到绝望，所以要想让他们深信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毫无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们只从自己生活环境方面看待自己的困难，而不是从自己如何看待、并如何对付这种困境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就会很符合逻辑地这样问自己：医生或咨询专家能为我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可以给我找个工作？改变妻子对我的态度？使我收支平衡？
精神病治疗这一行业本身对于增加这种阻力也负有责任。它在培育治疗上的排外主义哲学。所谓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主要指的是治疗者只熟悉一两种解决情绪冲突的治疗方法，并倾向于狭隘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对病人的状况或某一类问题未给予应有的注意。
传统精神分析专家，每周四至五次让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们的心理，“小组派”精神治疗医生每周会见他那一小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长的周末，举行一次“交朋友”集会。这类集会有七至八名参加者，集中处理人际关系，并进行会议记录分析。
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学家主张开抗抑郁药，或使用电休克疗法，却很少顾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疗专家等候着病人发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疗专家则鼓励病人去猛击一只枕头，作为他所痛恨的母亲的替代物。气功也用来减轻焦虑。超脱的坐禅则旨在减低脑力活动，使病人更多地接触感性体验，在此过程中消除紧张。
精神疗法名目繁多，一个医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这些流行的医术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弃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们来满足各种各样病人的特殊需要。他还应明白，何时该向自己圈子之外的专家请教，何时该让病人去别处就诊。
同时，精神病专家对于那些精神上需要帮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牧师、护士、教师都被认为是治疗精神疾病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不幸的是医学界各学派间激烈竞争，学派内部各成员之间急不可耐的较量是一种传统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疗的进步。因此，得以发展的并不是解决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长，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怀着坚持本学派的疗法高人一筹的近乎教条的信念，与另一学派争夺治疗权。
结果少数受尽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种碰巧流行的疗法以求缓解，而大部分病人则待在家中设置起越来越大的陷阶，陷得越来越深，并越来越确信在斯金纳的绝对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绝对主义以及伯恩的绝对主义之间，他们还是试试自己的办法好：费用省，没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赖他人。精神疗法多少带有些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味道，不过是一种推销的需要罢了。
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并非“一切正常”，特别是那些得慢性抑郁症的人。抑郁症降低了他们重振旗鼓的自尊心，因为他们不太明白可以指望从专家的指导中得到些什么，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选择的处境是“我不正常，医生们也不见得更妙”。这种对寻求帮助的抵制态度又被另一种考虑所强化，这就是说，在一个讲究成功的文化氛围中去寻求帮助便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成为一个“病人”只能对患者已经消沉的自尊心加以确认。在力图使自己“一切正常”的斗争中，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能自力更生。
人们向精神病医生咨询，是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自己所体验的抑郁并想得到专家的帮助。有时，他们求医是由于从生活中未能获得自己所要求的东西。通常是一个爱发火的丈夫或妻子或上司迫使他们上这儿来。有时，则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从而使他们的处境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由于绝望的感觉是抑郁所固有的，许多人并不指望能得到帮助。如果他们已为自己设下重重陷阱而又无法自拔，那么这一消极态度往往会得到加强。如果他们主要从不变的外部条件来看待问题，那么抑郁通常会进一步恶化。
病人与精神治疗专家最初几次的接触十分关键，它将为患者的康复打下基础。这些接触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的经验与方法。但是他还必须做一些事情。
他必须为建立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对于“感情转移”讲述得够多了。在这种情况中，病人将自己早先与父母、姐妹、朋友、情人关系中的种种恐惧与希冀投射到治疗专家身上。但是有关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却所涉甚微。融洽，本质上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它能促进信任、交流与同甘共苦。产生融洽与不融洽的因素很复杂，但还是有迹可寻的。精神病理学家弗利德立克·雷德利希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谢达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当医生与病人都来自相似的文化背景时疗效最大，而两者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时疗效最微。但矛盾的是，与病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治疗专家也许更能够将这一病例描写出来，并将它提交医学杂志发表，或在医院之间交流。这恰恰是由于医生不能与病人打成一片，他能与病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形式。这一状况虽有助于科学认识，但同时却干扰了医生去洞察病人的心境。
病人在最初几次就诊时，一般很少打听治疗专家的经验、资历、治疗方法等直接有关的背景信息，这一点十分突出。病人有一种令人费解的倾向：只凭信任接受专家治疗，有些病人根本不作任何尝试，他们仅仅根据自己与医生的直接接触，就想弄清医生属于哪一类人。事实上许多病人一连数年一直与他们极其厌恶的医生同在治疗、咨询的环境之中相处，他们是根据这样的假定：个人好恶与治疗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要使治疗有效，医生与病人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尊重、有信心并喜欢对方。医生与病人必须尽早弄清这一切是否已经建立。融洽是治疗之本，只有在这一框架之内，该见效的才会最终见效。
融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治疗专家应能对患者的心情与处境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能力称作“神人”，即能使自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有“神人”能力的人能够对你所体验的感觉心领神会。他自己也曾以某种方式经历过相似的事件或感情。“神人”与同情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同情指的是“为此感到难过”。有的时候为别人感到难过是十分恰当的。例如，当治疗专家倾听病人陈述她如何在一个月之中失去了父亲、丈夫和职业。但是医生的同情心并不能提高病人的信心。而医生的神人却能促使病人感到，她正向一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医生吐露心事。医生的这一素质能减少病人的恐惧心理，他们本来担心会由于接受治疗而进一步丧失自尊心。
“我需要你。”对许多抑郁患者来说，要承认这一点很难，而治疗专家对此的响应也十分微妙。他必须设法以某种方式响应病人这一要求。而不是在治疗过程中降低病人的地位。他千万不能采取这种姿态：“我是医生，你是病人，这样我就高你一筹。”同时他必须掌握由于他担任的医生角色，即病人授予他的权威。这种局面与父母或教师向青春期少年打交道时有些相似：必须既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人，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身为父母或教师所固有的权威身份。
从这一权威基点出发，治疗医生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与病人交谈：“我理解你所体验的一切，无论现在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对于恢复你的自尊心和处事能力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我明白你感到痛楚，但是感觉痛苦，并上这儿来求知，正是转机的开端。我不想用‘生病’这个词，这容易引起误解。最好这样认为：你生活中，或你应付生活的方式中出了些岔子。现在你终于下决心要设法纠正它了。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比他们得抑郁症之前的状态还要好得多。”
在这些初次接触中，治疗专家必须集中精力收集资料。病人果真得了抑郁症吗？如果是的，抑郁症是何时开始的？可能是什么诱发的？抑郁造成的主动性丧失何种程度地干扰了他发挥作用的能力？病人属于哪一类人？他以往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在哪儿上学？他的婚姻状况如何？他干过多少种职业？这些工作他干得如何？为什么他不时换雇主？他蒙受过什么样的损失？他的自我价值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他自己认为目前这种心情的原因是什么？他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
减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病人常对抑郁的实际原因困惑不解，特别是当抑郁持续期很长时更是如此。调查事实的过程本身便能揭示病情的连贯性；而在一连串情绪反应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有助于减低病人对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在传统精神分析法中，治疗专家允许病人在一系列会面中逐渐诉说自己的情形，而不向病人提出任何问题，不去帮助病人理解这些事，也不把它们串起来，这在卡尔·罗杰斯提倡的对门诊咨询采用非指令性疗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许多病人抱怨说：“你什么也没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向我提供些指导呢？”他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答复是：“治疗不是靠那种办法所能奏效的。”一种极端的非指令性疗法，可能是在向病人提出忠告时使用选择法。但这一般不适用于治疗抑郁症。这种方法事倍功半。它仅仅因为病人未能意识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相关性便拒绝使用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它促使已经十分气馁、并往往是充满负罪感的病人，把他们意料中会得到的、他们感到由于自己“毫无价值”活该受到的怒气与冷落投射到医生身上。
沉默，被医生不恰当地用来与抑郁症患者交流，只会使抑郁加剧，并使病人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假设。有位病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一位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医生在一起时的体会：“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眼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不舒服’这个词太轻描淡写——我简直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此外我觉得迟钝起来，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觉得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了。因此，我们两个在那儿坐上几分钟，这几分钟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他实际上不喜欢我，他是在非难我。我问他是不是这样，可他就是不发表意见。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应与自己的女朋友断绝那种关系。他停顿了好久，只回答说，为我作决定不是他的事。如果我在开始治疗前感到被冷落，那么在那样的几次就诊之后则真正地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抑郁症患者应指望医生以某种方式进行参预，但这种参预不能妨碍倾听病人自诉，也不应表现为以粗鲁的偏见与看法对病人的私生活横加干涉。治疗医生坐在那儿并不是告诉病人该做些什么。在医生对病人及其困难有足够全面的理解之前，医生不应当发表意见、指出问题或作出反应。他们应当主动与病人交谈一番，交谈开始后，以恰当方式对病人的需要作出响应。
病人提出的最初要求之一，就是想了解一下治疗本身的结构。通常，他们对于即将要进行的治疗有先人为主的观念。他们常常佯称自己多么没有时间，或者财政负担不起。
精神分析法流行时，一个分析专家每周要在8个病人身上共花费40小时，不少病人会这样向医生打听：“你还收新病人吗？你已经‘客满’了吗？”在这样的情形中，要是医生同意一个人来作初诊，那他前往时，通常预料自己是被医院当作病人收下的。现在人们对精神病专家还是这么看，许多内科医生和其他同行打电话问精神病专家能否同意“收”一个，这时，他们总是期待着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回答。但更加恰当的回答应是：“这要看情况而定。”这得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一两次咨询门诊能使精神病医生有机会对病性作出评价，并与患者共同决定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治疗是从病人决定作出努力来帮助自我的那一瞬间开始的，但最初的几次就诊必须被看作是带有咨询性的。直到医生有机会认识病人，了解病情，他才可能决定该采取什么途径，该向病人作何忠告。
一次就诊时间长短不一。有60分钟一次，50分钟一次，还有45分钟、30分钟、甚至15分钟一次的。还有3分钟的电话咨询。有在3年之中每周三次前来就诊的，但也有同样多的病人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总共只来十几次的。重点应放在灵活性上。病人应按其所需次数前来就诊，来完成他特定的治疗目标：解除抑郁，理解造成抑郁的原因，调整病人对付抑郁的方法以及对自身的看法，从而使患者尽可能从自己所患的抑郁症中取得最大受益。一次急性抑郁反应在几周之内可能就被成功地治愈，但如果抑郁症是慢性的，特别是如果在患慢性抑郁症的情况下，病人已为自己布下了陷阱，治疗就很可能长达数年之久。
医生与病人根据情形需要共同建立起治疗的格局与模式。当然在这一框架内，随着治疗的进展，会作些变动、调整与更改，病人对此应有思想准备。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就诊的次数、每次的时间长短上，还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上，以及医生治疗时采用的方法与技能上。
在治疗初期，精神病专家可能不向病人表示自己感情上的反应，这样能使医生多少保持一种中立的身份，便于病人将自己的体验投射到医生身上，并形成情感转移。但是当治疗进展时，医生可以进一步坦露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在有利于病人增强内省力的前提下，与病人分担自己的感情与反应。例如，倘若病人就诊迟到已成习惯，在医生心里激起了不耐烦的感觉，因为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某些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他便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因病人经常迟到而感到的不满，与病人正面交锋。病人这种拖拉的倾向很可能在别人心目中同样引起愤慨与被冷落感，而在医生身上产生的这一反应，很可能为病人提供一个直接的机会，来理解并改变这种于己不利的行为模式。
抑郁如何影响病人思维与感觉的方式，医生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一般来说，病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自己的抑郁感以及盘踞在他们心头的忧患上。
在抑郁症患者同样常见的是念念不忘自己“也许”会失去什么东西，这种念头破坏力很强。丧失财政保障常是担心的原因，无论这一危险是真是假。例如，股票市场跌风盛行、利率直线下降时，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惧怕某些贷款必须偿付，从而使他失去维持自己新企业必不可少的流通资本，甚至使他无力支付自己住房的抵押款，这一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他感到思想压力不胜负担，开始变得暴躁与抑郁。他睡不香，爱发火，蛮不讲理，思想上老压着唯恐蒙受损失的忧患，使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防止这一损失。
精神病医生向他指出，他对问题的担忧剥夺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恐惧的根源是害怕失去控制权，而他想保住控制权的努力反而越来越弄巧成拙。他那惊恐的怒气已使好几位同事疏远了他，本来他们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治疗专家放手调查了他问题中的实际情况，包括财政境况。他同意病人的看法：风险确实不小，但接着他便向病人揭示一些有利因素，这些因素病人自己不曾注意。在他的帮助下，病人开始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强调病人那种为重新掌握控制权铤而走险的做法对自身起了不良作用。由于对最紧迫问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病人的恐惧与绝望得到了缓解，使他不仅感觉良好，还可以考虑更实际的抉择。
在分散抑郁焦点的过程中，医生往往不得不采取一种典型姿态——承认患者特殊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便能成为患者的同盟军。然后，医生才能超越眼前的问题，探索病人的情绪如何使病人丧失应付能力、并使之日益恶化的原因。
感情的发泄，负罪感的释放，自尊心的回归，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课题。
在精神治疗中，一定量的幽默感是一种极其关键的资本。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警告说，在精神治疗中不要轻率地使用幽默，他担心这会伤害患者，使患者消沉的自尊心更加消沉。但他同时指出，幽默也能“表达真正的温暖与感情”。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对方一块儿笑还是嘲笑对方。“在有经验的治疗医生手中，幽默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工具”这里，库比告诫人们必须警惕一种特殊的幽默，它不是贬低医生，便是贬低病人，特别是当一位新医生使用它时，或是一位医生将它用于用作发泄自己敌意时，尤其如此。这与弗洛伊德关于“敌意是妙语的基础”这一论断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幽默是对某些处境一种关键的和必不可少的反应，对于抑郁更具有一种重要的抵消作用。幽默使人恢复并扩大视野。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治疗会发生什么情况，很难用言词来描绘一幅精确的图画。这样一来，公众很容易对治疗的过程产生误解。他们以一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抓住精神治疗的若干方面不放，认定这一些就是精神治疗的本质：譬如，使病人消除性的负罪感，帮助病人能外向地、及时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这两个目标实质上都是与治疗抑郁病人密切相关的，但是公众却以为一个治愈的人应能与任何人一起跳上床睡觉。这是他从禁忌中获得解放的结果；或者认为他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怒吼或嘶叫。这未免离题万里了。
一般来说，抑郁病人在受到挑衅时，表达内心愤怒确实存在障碍。有时因为紧张，心情十分暴躁，对事物的反应常采取发脾气的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鼓励他寻找更好的新方式来处理敌意——这些方式在必要时能理智地保持自我控制。如果病人完全不熟悉自己的感情，那么通过治疗他就能够在自己体验某种感情时更加意识到自己体验的是什么感情。如果发怒有正当理由，那么他就开始懂得如何以发怒来为某种实际的目标。
只要时机得当，并实实在在受到了挑衅，那么因此而引发的愤怒就能为重要的目标服务。但是治疗并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郁的人成为一包炸药。病人逐渐意识、并在治疗中宣泄的大量怒气，是由于起先未能正确对付抑郁而储存起来的，或是曲解了周围的事件而产生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从环境中获得的正面反馈有很大的依赖性，因为这些反馈能一次次支持自身价值的完全感。学校是这类反馈的理想环境。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年轻人能努力学习并获得好分数。如果有体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养成篮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学的岁月一旦流逝，一个人想从环境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证据就难得多了。如何测量？根据挣得的钱吗？根据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对自己说“我爱你”的次数吗？根据收到的社交活动的请柬数目吗？
当正面的反馈机会逐渐减少时，遭受拒绝的机会增加了。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繁忙了，它无心顾及人们正当的敏感心理。对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证的人来说，它更加漠不关心。抑郁患者的自我关注使他将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时实际上是相当程度的尊敬与爱。因此他容易受伤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发怒。
在治疗过程中，关键在于能使敏感性的愤怒得以发泄，不过医生当然不会鼓励病人在别处撒野。治疗的重点放在帮助病人更准确地决定自身价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而治疗就是要将其自尊心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伤害减少了，发怒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
与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
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拖延耽搁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活动与决策时，还表现在对刺激的反应上，这便成了又一个沮丧与怒火的发源地。
治疗是一系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评价感情与经历。当包围着急性抑郁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时，病人与医生便有机会来共同探讨病人看待本身经历时所依存的核心依据。一种由阿德勒发明的技术可用来迅速发现这些原因，并能释放一部分附于此上的情感。这种技术是问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记起的是什么，此时此刻他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地在如何满足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不能造成过分的依赖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平衡。不然只会延长恢复过程，并使之复杂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无策时必然比平时更具有依赖性。由于他们要求医生帮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们很可能将依赖需求投射到医生身上。治疗的本身结构——按时与一位理解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人见面——加上有机会集中精力解决伤脑筋的问题，这两者都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自发的依赖性。
病人每周就医次数与逐渐增加的依赖性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位每周就诊一两次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性不会高于每天就诊的病人。认真确定病人与医生一起相处的时间数量——一小时还是半小时——能给以安全感，并限制可能增长的依赖性。
前后自相矛盾，态度暖昧不明，会损害任何联系，包括精神治疗在内，这时依赖性也被破坏殆尽。有位女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更改与医生的约见，并且往往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见。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过深地卷入精神治疗中去。矛盾的是，她却在制造新的不稳定状态，这进而加剧了她的恐惧感，从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无策。
开始时，一般的抑郁病人每周就诊一至两次，而就诊时间一般规定为45分钟。一旦良好的气氛充分地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就诊频率便可依据有多少事情可谈、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动乱、病人还剩下多少内省力而定。在治疗的全过程中，由于病人容易对自己依恋的人产生强烈的需要，因此抑郁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几回医生这一欲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得与尽早结束治疗的冲动作斗争。
治疗专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鼓励病人与那种危害自身、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这就要求医生必须进行大量的规劝，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识到某一种行为危害性很大，便会停止那种行为。但是许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为他们还没看清医生忠告的意义，或者因为他们不愿舍弃一种错误的想法：这种行为会带来某种满足。
一个医生仅仅建议病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常常是不够的。他必须向病人指出，这种改变会诱发一些抑郁，但是同时能宣泄感情，这些感情可经几次就诊加以解决。例如一位病人一贯强迫自己发生一系列毫无感情的性关系，他可能正在隐瞒内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全感。
许多抑郁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复健康而不需要他们家人过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属同意治疗专家能与家庭中关键成员见见面，让专家来决定家属与病人之间关系中的某些性质，这样做总是有帮助的。毕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能够使病人感到抑郁，也会受病人抑郁的影响。没有人会在封闭的真空中得抑郁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病理状况。他的康复必然会引起波动——整个家庭集团的价值观与权力平衡的变动。
通常有两种情形使得治疗专家更加积极地参与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疗的患者因婚姻方面的纠纷造成了抑郁，或者由抑郁引起了这方面问题。其二是治疗青春期少年。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便与家庭进行一些接触，对于评价环境、掌握问题的全部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医生治疗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时很少与家长商讨，因为病人自己更愿意倾听医生这位不寻常的成年人的意见，医生与家长多接触就会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对于医生的信任与信心。如果与家长接触过多，丧失这种信任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必要时，家庭成员往往被介绍到一位社会工作者或者治疗专家的同事那儿去进行商讨。
但是医生与抑郁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则是很常见的，这样不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样更好地与患者相处，同时还能够调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郁的态度与行为模式。偶尔，在病人的抑郁症消除之后，夫妻双方可以再共同就诊几次。
有时候患者亲属根本不愿出场，当婚姻开始恶化、濒临离婚的地步时，产生这种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时，患者的配偶觉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愿泄露。他也许会以为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病人的抑郁负责，从而，往往毫无根据地感到羞辱和内疚。他也许害怕医生也会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许他不愿意放弃婚姻中那种“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优势。在许多场合，他们并不懂精神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也不懂自己干嘛非要卷入不可。
当患者一旦从抑郁中康复，最后的决定是何时终止常规就诊。病人可以这样问：“我可以停止来您这儿了么？”医生也可以建议：“我想该是终止我们会面的时候了。”病人对外面事物的考虑，往往会影响这一决定，譬如，离开这个城市，外出度假，因为公务太忙无法按时就诊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决定明确表示出来，而不要采取推迟、违约的做法。
精神治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病人与医生间关系的结束，任何一方对对方都应该依然保持开放，一旦将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病人再度前来就诊——如发现某种问题，有某个想法或体会要告诉医生，医生要随时准备为他排忧解难。弗洛伊德的《终止的与未终止的分析》一文写于一个不同的时代，描写了一种不同的过程。他强调，在精神分析中应该达到这么一点，在这点上分析终止了。他认为可以运用人格的改变，或出现无法克服的阻力这两条标准，若两者中出现一种，分析家就应中止精神分析。够了就是够了。
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停止精神治疗的观点多少有些失之武断。除了病人考虑重新恢复精神分析外，通向精神分析诊疗所的大门已经牢牢地关闭。这种决策的后果是：对于许多病人来说，长期精神分析之后，生活又出现了种种危机，需要去拼搏；可这时他们被拒之门外，不能进行短期咨询，本来这能使他们更加灵活地应付各自的特殊困难。预防精神病理学——包括使康复病人保持良好状况——当时还未诞生。
当前，治疗专家鼓励病人与自己保持联系的做法日益普遍。这样一来，医生能追踪病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从而万一将来产生危机，他便有了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时所必需的资料。
精神治疗究竟应该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三年都有。
众多因素决定了治疗期的长短及其效果：开始治疗之前，病人得抑郁症有多久了？他因设置了陷阱，使生活复杂到了什么程度？他目前生活处境稳定吗？财政上有保障吗？他的灵活性如何？他学习速度快吗？治疗专家处理抑郁症的熟练与有经验程度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患者的治疗期限。例如，倘若他有严重婚姻纠纷，或者置身于一个压根儿令他灰心丧气的职位上，这时，治疗的时间要大大超过治疗那种由于年迈的父母去世时的紧张境遇所产生的单纯的、不太复杂的抑郁。
精神治疗向患者提供一个使自己从抑郁中解放出来的机会，患者同时还能获得有价值和有益的内省力。近年来这一过程由于三环抗抑郁药的问世而大大加快了步伐。
抵制性纷扰
在人类关系中，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要求满足亲密与性生活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抛弃了把人所扮演的角色看得比人本身更重要的道德观。它反映了家庭生活的分崩离析，祖父母、父母亲与青少年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天地之中。尽管人口熙攘，寂寞却是流行病。普通人感到孤独，彼此感情疏远，这些感觉使人越发需要亲密，也对亲密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挑战。一对男女青年赤身裸体站在卧室之中，必然会以一种最直接、最不加掩饰的方式——性的与情感的方式——迎向对方，这里不存在任何角色，没有任何社交礼节，也不用涉及过去与未来。
由我们的文明助长起来的、深刻的人性丧失，使这一时刻变得尤为难堪。在丧失人性的普遍过程中，性也同样“物化”了。由于性和自尊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非人格的性现象助长了抑郁的蔓延。寂寞及疏远感成为体验抑郁的常见方式。同时，许多孤独、抑郁的人转向了性，将它视为消除内心空虚的一剂灵丹妙药。虽然当代文明赋予性满足以极大价值，但性交往的深层动机通常却完全是非性的。在自尊心消沉的时候，性征服，或者发现自己仍有性欲，可能暂时缓解抑郁感觉，但是当这种伪造的自信心一旦烟消云散，抑郁感通常会迅速回复。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真正的自我强化。
在两性关系中，体验性快感与性满足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两性关系的框架中还包括爱情、相互信任、荣辱与共、甘苦同尝。存在主义者马丁·布伯将两性问“你—我”关系的重要性概括为真正的亲密基础。感情上的接近，以及满意的性体验需要双方自由地进人一种“我俩”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与“你”合而为一。这种体验的深度，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情感的，都是以情欲高潮来体现的，它允许人们在片刻之中舍弃平时“自己”的疆界，和爱人一起“溶入”共同的结合之中。并非一切性体验都必然具备这一独特的性质，但相互爱恋、相互关心的一对男女在性交时，这一性质时常会显示出来。
为了允许自己参与这一结合，双方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首先，在“舍弃自我”的同时个人的人格必须充分地保持完整，当这一体验结束时，立即复原。如果这一自我界限的短暂舍弃对个人的威胁太大，那么继而出现的恐惧感会妨碍他充分参与性体验的能力。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信任，必须相信与你共享片刻欢情的对方也能够、并愿意为了“我俩”的缘故放弃他（或她）的“我”。信任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性体验是数小时以至数月共同分享除性生活之外的其他体验的产物，只有当亲密与性高度统一的布景安置就绪，这样的性体验才会登台。
并非所有性交都需要这种人格的交融，当前，“在干草堆上很快地打个滚”已成为人们宣泄性冲动的主要手段。完整的性体验必然激发自尊心的升华，但在这种场合，这样的升华不可能出现。人的自我价值只会因此而缓慢地一天天没落，不管人们怎样企图否定这一点。
性和谐所需要的并不是技巧方面的讲究，而是在那片刻情欲魁力的基础之上肉体与灵魂的相互慷慨赐予。这样一来性关系中人性的因素与性欲统一了起来，如果双方期望长期保持这样的性关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情欲的吸引力与性兴趣如果缺乏爱情的依托，很快就会黯然失色。唯有爱人之间存在的相互关心、相互依赖、以及感情的公开交流，才能使情欲在漫长的岁月中永存魁力。
事实上，当性交被用来与暗中的抑郁作斗争时，人的自尊心会进一步受到损害。
性欲衰退是抑郁症常见的症状之一。当人们发现性与情绪之间失去联系时，多半会惧怕自己的性功能发生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譬如，许多四五十岁的男子与妇女错误地以为性兴趣的衰退一定是与日渐衰老有关的生理变化所造成的后果。抑郁症患者的性淡漠也可能被性关系的另一方误解为爱情的消逝，或者他（她）自己丧失了性吸引力。有时的确如此，但更经常的并不是如此。为什么抑郁的人会丧失对性行为的兴趣呢？原因多种多样。人一旦感到恼怒、悲观、焦虑、沮丧，这些心情本身就会迫使他的注意力离开性欲。对于遭到别人冷落特别神经过敏、容易产生负罪感、发泄怒气时可能存在障碍、以及性冲突本身，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也会干扰他的性冲动。
但并非所有得了抑郁症的人都丧失了性欲。事实上，许多例子表明，抑郁与性功能的亢进有关，这种现象叫做性纷扰。性纷扰表现为体内激起一种直接的性交迫切感，它与非性的性交意图截然不同。性纷扰可能是由性激素的变化造成的，但也可能是抑郁反应所激起的焦虑与忧患的后果，因为焦虑加剧性的迫切心理的情形并不少见。
许多在离婚以至守寡之后体验到抑郁的妇女，会注意到自己性冲动的激跃，她们仿佛觉得自己简直无法保持常态。除非这样的性意识能与躁狂性情绪亢奋有关——有些人在压制抑郁的过程中会感到轻微的兴奋感——体验这样的性感觉通常是不舒服的、令人心慌意乱的，而远非是快乐的。
但总的说来，抑郁与性兴趣的衰退彼此联系。在某些例子中，性兴趣衰退反映了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它通过抑郁被压制下去。易于抑郁，或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在发怒时倾向于退缩进个人的自我之中，而不是直接对付令人恼火的局面。由于这个道理，性兴趣的萎缩可以成为这些人表达敌意的一种试用有效的途径。
容易抑郁的人通常对自己的对象倾注大量的感情和依赖性，因此一旦受到对方的冷落——失去所爱的人的爱情与性兴趣——便会大大地刺激或强化他们的抑郁感，无论对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是如此。
如果这种冷落表现得十分微妙，潜伏得十分隐蔽，人们可能在慢性抑郁的心态中生活上好几年，除非有急性状态的绝望或情绪的大幅度变动来结束这一恶性的模式。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对于丧失爱情的敏感性来源于这类人爱慕别人的方式，尤其是这类人往往过深地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过分依赖所爱的人，在两性关系中过多地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一旦他们遇上了这样一种人，后者付出感情的能力与愿望远不及他们——不幸的是这类事经常发生——这时便会产生严重的平衡失调。除非双方接受恋爱方式中存在的这一差异，否则迷恋较深的一方会屡屡感到遭受冷落，因而会狂热地搜寻感情的印证，他对双方关系可能破裂所存的焦虑也会大大加深。“谁爱得更深，谁就低人一等，命该受苦……”
如果性体验使人丧失了人格的统一，就会在人们心里产生负罪感，这是性行为与抑郁之间的另一重要环节。几个世纪以来，文化价值、道德教化、父母之间大量的冲突与人的个性特征结合在一起，向儿女们灌输了大量有关各种各样性行为的深刻负疚意识。但是自十年前开始，发生了对于性价值的全面反思，其中包括对许多性行为形式的反思，从手淫、婚外恋直到同性恋。一些人对这一变化拍手称快，另一些人对此咬牙切齿，大多数人则感到困惑不解，忧心忡忡。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一种对性生活更开放、更真诚的态度，但不幸的是，当前的性解放却掩盖了健康的负罪意识，这种意识应当制约那些容易危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性行为。这种类型的负罪感，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能促使人们避免那些有损于自尊心、会导致抑郁的性交往。一旦失去这一保护机制，许多人在面临如此众多的性机遇时，会更加容易陷入不正当、早熟、有时甚至是令人堕落的性行为之中。我们有充分理由抛弃那种把性行为当作“脏事”而横加禁止与限制的做法，但许多人同时却把如何识别、如何正确对待正当的性负罪感的能力也一起抛掉了。
虽然压制性负罪感已成为普遍现象——婚外恋似乎不足为奇，有些人对此加以提倡，作为对于不尽人意的婚姻的一服“姑息剂”——这种局面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产生了特殊的问题。
同龄人的压力，正迫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其感情远未来得及为性生活作好准备之前，便参加了性活动。十几岁的青少年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从中他们能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并确定自己人格的范围与限度。他们自然有些羞怯。性对他们充满着神秘感，按照传统，性体验应当逐步探索，逐步尝试，这样它才能最终统一到自己完整的人格中去。
与这一渐进型性模式针锋相对的是一场及时求欢的强大攻势，这潮流来势汹猛，使人不禁感到若不顺应时势，只怕是自己身子出了什么毛病。对年方十四的少女来说，对性的渴望与浪漫的憧憬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一旦面临避孕药、人工流产之类的问题，会扰乱她们性格的健康发展。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于完全的性活动所伴随的复杂感情寓意也未作好准备。他们产生了大量的迷茫、厌倦，人数众多的青少年酗酒、吸毒。在他们还未来得及准备好之前就使他们沉涸于性与感情纠葛之中的那股社会压力，是造成这一切的祸根。
抑郁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在爱情与性的问题上，情绪比任何其他场合更容易受到影响。美满的性关系如果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这一框架加以约束，将会大大增强人们这样的自我感觉：“我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万事如意的人。”
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
在当代社会中，“攻击”这个词成了入侵别国领土，无论是军事上的，如象美国在朝鲜或越南干的那样，或是经济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销售领域，或者是人身方面的，如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
当我们把一个人称为“攻击型”的人时，眼下是用了这个词的贬义内涵，暗指他自私、贪婪、心怀敌意，有时甚至是个危险人物。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目标时，可能对他人造成危害，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击性在何种条件下、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实际上，当人们将它转向合理目标时，当个人目标与他人的权力处于某种恰当的平衡状态时，攻击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和高度道德的品质。例如，教育正朝着这样一种体制发展，它允许班上的不同的学生根据其天赋才能有不同学习进度。这就是迈向释放健康的攻击性的第一步。以前，聪明的孩子受到惩罚，为了全班的缘故，必须拖住他们。而较迟钝的孩子，每当他将自己的分数与班上别的同学比较时，则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迟钝。
任何一个能否成为建设性攻击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绪、精神状态与性格密切相关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提出，任何人都拥有一定的能量——从有机体和基因甲产生的生物能。即使环境条件对于成为攻击型人才十分有利——当主动性与创造性行为受到高度评价而不是被窒息时，大多数人仍有一种内在障碍，限制了他们自由地成为攻击型人才。
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难找。而精力充沛、能坚持到底的人，能不断开拓前进、亲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简直是屈指可数。我们的社会看来不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人才。每当主动性崭露头角，好象人人都想赶快把它掐掉。”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顾忌，因此看到别人显示出主动性便惊惶失措，妒忌与竞争性也随之冒了出来。有一个人真正为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就有更多的人忌妒、怨恨、指责他们，来弥补自己攻击性的不足。
由于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许多聪明、有才华的人因为具有攻击性而被大泼冷水，并冒着被社会遗弃的风险。人人都能记起同学之间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学业上尽量不露锋芒，不要流露出对功课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只是为了免遭全班同学的嘲笑与白眼。同龄人的压力，病态地逼着人们走中庸之道。
除了环境影响之外，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的攻击型人才还取决于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驾驭怒气的本领。攻击与发脾气是两回事，但攻击能力与一个人能否成功地处理愤怒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正常的愤怒，相反，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这种愤怒常常披着紧张、激动、肠胃不适和恐惧的外衣——总之它可能披着任何伪装，除了抑郁的真面目之外——到处惹事生非。
人类面临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不是愤怒——自我防卫或进攻，就是恐惧，如可能的话就逃跑。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恐惧或逃跑是其对精神压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
为什么患有慢性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的人难以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处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在每个家庭或每一种文化内部世代相袭。譬如，要是在家庭内部表达合理的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独立意识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么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全部被赶到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感情被掩盖起来，沟通也被阻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