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的释放导致情绪高涨，使正常的攻击性回归，这是医治抑郁症时常见的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储藏着一股无法表达的怒气，在治疗时一点一点地发泄出来，直到完全排完为止。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强烈要求跟自己所爱的人保持一致，有时这种倾向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向自己父母或爱人发火就变成朝自己发火。当这种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后，自尊心便能得以恢复。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害怕自己内心的愤怒。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在童年发育时期、特别是发育的“口腔”与“肛门”阶段形成的。在发育早期造成创伤的事件，会使人们日后需要依赖他人时不知如何行事。当依赖要求遭到拒绝时，无论是现实或出于想象，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勃然大怒。
儿童发育的“肛门”阶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岁的时候，这时大小便的训练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时期养育孩子的方式过于死板，便会压制儿童的热情与自发性，使他们失去朝气，还会遏制他们的创造潜力，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掺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这样做还会导致一种强制性，使儿童在今后生活中缺乏精神复元能力。童年时期上述这些心理焦点的结合，会在成年时产生强烈的、无法满足的依赖需求，它是沮丧与愤怒的来源，还会造成一种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损，威廉·赖希将它称之为“情感障碍”。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郁症。
弗洛伊德本人曾作过这样的臆测：人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心理学概念，包括敌意与抑郁之间的联系，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生物因素终将会被认识。譬如，现已发现，甲状腺亢进（甲状腺活动过分）患者倾向于过分容易动感情，受到轻微的挑衅时也常常大动肝火。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人则倾向于冷漠抑郁。治疗甲亢病人，无论是外科手术或用药物来制约甲状腺的过分活动，都能缓解躁动不安、神经过敏的倾向。甲状腺功能衰退，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治愈之后，会缓解病人的淡漠状态，恢复病人受挑衅时表达愤怒的能力。
消除内心的怨恨
愤怒与抑郁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发性与攻击性障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一联系会进一步被抑郁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强化。患者受到伤害、冒犯、威胁的机会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于他的自我价意识受到挫伤。平时不可能使他心烦的只字片语或无动于衷的表情，如今他能从中得出受到冷落的结论。矛盾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的行为屡屡激起他人的愤怒与拒绝，而远非他所梦寐以求的温暖。对于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当抑郁本身正是患者内心狂怒的体现时，抑郁特别令人恼火。
以抑郁来表达自己的沮丧，并随即饱尝他人的怒气作为报应。这种模式表现了称作“被动攻击型”的行为：攻击性，并不是积极地汇集起来直接对准某一目标，而是被抑制下去。患者企图以迂回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这种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别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担后果。
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也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弄痛自己，父母亲会有所反应。当孩子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应的方法时，他们乐于放弃这种戏剧性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或表示沮丧。如果我们对那些易于产生消极攻击性行为的人作番调查，便会发现，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付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人，自我伤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报复”办法，因此他们通常对感情交流感到严重困惑，并缺乏反应能力。
这种行为容易演变成一种坏习惯。有严重抑郁的人高度缺乏主动性，这本身通常也是一种表示愤怒的消极方式。
种族和血统因素对于人们经受或处理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响，在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在美国，人们与自己的原籍已相隔两三代之遥，但处理怒气的方式不仅会由于生活接触代代相传；而且根据荣格的文化潜意识的概念，如果断定几千哩的路程或一个世纪的年代便会大大改变传统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来的大厦结构，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质上是个“大熔炉”的美国社会无法计算沟通方面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种族特征的相互冲撞。
例如，一对夫妻发现，虽然两人几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高度相容，但各自处理怒气的方式的差异几乎毁了这场婚姻。丈夫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会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几分钟后怒气便烟消云散，而且很可能把这段插曲忘得干干净净。妻子是苏格兰——英格兰血统，十分重视控制感情，很少发怒。感情受到伤害时，她变得沉默孤僻，感到强烈的被冷落感，并且由于自己无力释放内心翻腾的激情而觉得自己无能。她往往以一种微妙、挑衅的冷嘲热讽来施行报复，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种自以为是的气焰。直到他们上诊疗所咨询、开始全力以赴闯出这条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认识到自己发怒的全部后果，直到她学会如何更善于表达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严格宗教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欧血统的家庭，那么他们在面临内心愤怒时有退缩的倾向。内心抑郁是他们对挑衅的一种常见的反应方式。相反，来自并不那么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别是南欧血统的人，显示出相反倾向——在激怒时，更少流露出抑郁感，而更易于将强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仅仅使其怒气释放并不一定有疗效。乍一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与下面这个观点有矛盾：抑郁本身往往是敌意的表示，而当抑郁症患者比较善于发泄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重新获得了能量与攻击性。但是，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愤怒之中，有一部分来自其神经过敏：他们消沉的自尊心怂恿他们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所感到的伤害，除了可能来自于实际事实，常常还来源于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
如果抑郁症患者拼命控制的怒气是由于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不管这种伤害来自事实还是来自想象之中，能够表达这种愤怒的确会宣泄一些心理紧张，但这不会自动消除底层的抑郁。对于终生神经过敏，并一直紧紧地按捺心中强烈敌意的那种人，突然的怒气爆发——在“交朋友”小组中鼓励患者这样来表达感情——不太可能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能改变患者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事实上，这种体验也许会适得其反，使患者面对着被激发起的那股陌生的感情狂潮而感到惊恐万状。
并不是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压制自己的敌意。在一些病例中，愤怒与暴力既是抑郁的原因，也是抑郁的结果。
当人们与自己激情缺乏接触时，特别当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他人时，敌意通常不会受到压制或约束，而是完全表面化，将底层的抑郁掩盖起来。
但并非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有意无意的必然是怒气冲冲的人，承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有这么一类直接的、不复杂的抑郁反应，它们可能由失望、拒绝或损失引起。当抑郁时，这种人即使遇到挑衅也可能不会激发自己的怒气，因为怒气本身在抑郁的本源中并不起重要作用。
如果不考虑怨恨的本质，那么任何关于敌意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怨恨与愤怒不同，也和抑郁不同。事实上，急性抑郁症往往能从充满怨恨的得分中拯救一个饱受创伤的绝望的人。
专家把怨恨定义为一种持续、顽固的敌意状态，一种“对于某种伤害的持续的、刻毒的感情，以及一种复仇的欲望。……投射作用与继而引起的疑心是怨恨所固有的两大因素”。怨恨的人感到一种痛恨，乃至愤世嫉俗，由于事实上或想象中他受到了环境的伤害，他据此证明自己这种感情是合理的。怨恨与抑郁及压制的敌意不一样，后者可在某些心理神经病例中或抑郁症病例中观察到，怨恨与直接的愤怒也完全不同。
怨恨的人缺乏内省力。他通常对别人的感觉缺乏敏感。他可能因为无法支配或控制环境中的其他人而闷闷不乐，特别是当他的要求不能一下子满足时更是如此。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冷落与拒绝，其实这当中有许多是无意的，或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以找周围人的岔子为乐。
消除怨恨需要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结构，它能使人被冷落的感觉，从而宽恕他人。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无论在哪一种心态之中，无论是焦虑、抑郁甚至酗酒，倘若怨恨是其中一种主要精神因素，那么康复的前景便会大大地暗淡。心怀怨恨的人太沉湎于考虑如何跟别人算帐，如何使他人痛苦。当他们由于自身原因感到明显抑郁，并为此闷闷不乐时，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开脱责任。事实上这类人是一种抑郁诱发型的人，他们可能使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产生抑郁，假如这些人经常接触到他的恶意的话。
相反，抑郁症患者在痊愈之后经常流露出谅解的意愿，一种重新开始的迫切感。他的价值观念结构将爱情摆在重要地位，即使当他头脑中充满愤怒与绝望的念头时，这一点也毫无不动摇。
与负罪感建立合理接触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塑造了他们体验抑郁的模式。在这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重大差异体现在负罪感问题上。造成抑郁的事件、以至抑郁本身是谁之罪？甚至在没有什么人可怪罪的时候究竟该归咎于什么？
由于负罪感涉及自尊心的丧失，因此它能够引起抑郁，而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抑郁而倍感愧疚。但这一效应是西方文明的独特现象。跨文化精神病理学家们注意到，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失眠、早醒、退缩、躲避社交、对自己追求的事业丧失兴趣——这些症状对所有的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在西欧与美国，丧失性欲及负罪感是抑郁症的常见特征，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好相反，那里的文化中奇特地缺乏负罪感的成分。
对西方人来说，负罪感是抑郁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其原因或结果。负罪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甚至在负罪感不是造成抑郁的原因时，人们在沮丧之余，负罪感也会油然而生。
精神分析理论暗示，作为其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抑郁病患者都具有强大的超我能力。在童年时代形成的这一“超我”有两个主要成分。一个是对于好与坏的意识，通常称为良知。当人们违背良知时，当人们觉得自己逾越了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或他认为应是他人的价值观念时，产生的后果便是内疚。另一个成分是自我理想。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正是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时，他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他实际是何种人跟他觉得自己应成为何种人之间的差距越大，他的失败意识越强。超我有时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期望自己达到的标准高不可攀。
超我与良知并不相同。前者包含强烈的感情成分，后者则是对于自身价值体系的理智意识。
说它们声调不同当然并不是意味这二者绝对不能重合。确实，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它们总是重合的……超我作为行为指导的局限性在于：由于它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才有效，倘若这些条件发生变化，这便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斯巴达人在国内是不使用钱币的，结果远征到那些使用钱币的国度之后，便无力抵抗金钱的诱惑了。据说古代的人们总有机会向一个斯巴达人行贿。
和离开家园的斯巴达人不同，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感到内疚的倾向，谁知道如何诱发这种内疚，谁就很容易控制他们。他们常因假设自己在某一方面理亏而感到痛苦，他们不顾事实真象，很容易相信自己在任何场合都有过失。
内疚制造者们并不永远如此显眼地试图使丈夫、妻子、孩子、父母或同事感到他们自己大事不妙。通常这种相互作用是以温和得多的形式出现的。“瞧，你让母亲我感到多么难过！”“对于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你难道不应更加感激一点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恰当的时刻，以恰当的语调，并以恰当的非语言表情加以补充，这便足以使轻度抑郁症患者屈从于内疚制造者们的意愿与控制了。这种手法有时甚为微妙。
内疚制造者们动机何在？大部分场合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他人所产生的效应，因为这一效应的动机被埋在知觉底下的深层。有些内疚制造者是虐待狂，他们从牺牲品的辗转不安中获得大量乐趣。有时让别人感到内疚是一种避免自身内疚的手段，后来起源于某些他未洞察到的问题。挑毛病责怪别人使他暂时消除自己内心的紧张与苦闷。有时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妒嫉和竞争意识：通过令他人感到无能、内疚，自己便觉得比人家高明一些。
内疚制造者除了替己辩护之外很少上精神病诊所。一般说来这种人太缺乏内省力了，只要有人可以责怪或控制，他们就能多少保住自己免遭抑郁之难。最终得抑郁症的往往是他们的牺牲品，这些人会觉得：“我从未做过正确的事。”“这都是我的错。”
负罪感即便使人罹患了抑郁症，也算不上反常现象。一般认为，能体验并识别正常的负罪感，并探索有效的方式加以对付，这是健康人格的必要属性。负罪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使人免于陷入对自身、对他人都有害的行为中去。当人们否认负罪感、或无法识别它、或者不明白为什么感到内疚时，就可能陷入有损于他们自尊心的境地中去。他们可能会直到急性抑郁症发作时才意识到已经多么厉害地伤害了自己。将抑郁与负罪感联系起来，再找出消除负罪感的办法，这是病人复元的基本步骤。
“我对一切都失去了热情，”一位四十六岁的销售商说道：“在过去两年中没办成一件事。我总是迟迟疑疑不想打电话，结果损失了不少客户。周末我在家时总觉得太疲倦，跟孩子们一同消磨时光。我和妻子几乎无话可说，一张嘴总是以吵架收场。”当他在精神治疗中探索自己一系列遭遇的病根时，他透露出自己和一位客户的女秘书已保持两年多性关系了。“但这不可能使我垮得这么惨。事实上，每月和她睡一两回觉让我觉得其乐无穷。再说，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人人都这么干的。”
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使自己确信，不管别人干还是不干什么事，对他来说如此沉湎的婚外性生活正在搅起他内心的负罪感。他的行为与他成长的过程格格不久。他童年时代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直到二十岁出头他始终埋头于宗教活动。在娶妻之前，他从未跟任何女性发生过关系。
他一直遵守着早年生活中所接受的原教旨主义严格、刻板的教规，直到生活中的其他需要，特别是生意方面的需要迫使他作出妥协。他开始一点一点削弱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他时而酗酒，有时也向雇员敲敲竹杠，并伪造过好几回开支帐。“人人都这么干的。不干就没饭吃。”他偶尔也感到内疚，但他忽视了这一良知的谴责。到他30岁时他将宗教看成“发迹的真正障碍”。在他有外遇之前，他的婚姻生活一直是风平浪静的。在这之后，夫妻生活变成了战场，这大半是他内心负罪感造成的后果。
“既然我认识到了负罪感，那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他问道。“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归到20年前的思维模式中去。”他面对着两种抉择：要么他修改自己有关婚姻、忠贞的价值观念，要不然就结束那场婚外恋，设法改进家庭生活。他选择了后者。下这样的决心并非易事。他无法相信，象他那样生活在性纵容的氛围之中的人还能对自己早年的价值观念体系感到舒服。
一切能使各民族与文化直接接触的事物，从电视到喷气式飞机将价值观念方面大量流行的、相互矛盾的选择推到了人们面前。其结果，人们难以理解究竟该为什么而感到内疚。这继而又导致一种弗卡因效应——麻木个人的责任感。
这跟弗洛伊德的世界截然相反！早期精神分析家是在相对静止的价值观念中提出自己理论的。他们能在稳定的环境影响的背景之下研究人性。他们能将人的自我从由一个严峻的、厉害的超我套在它头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治愈”病人，而不必将他推进一个我们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神经质的负罪感还是真正的负罪感不加区别，也分不清哪个是自我实现型的人，哪个是精神病人。
“在这个社会里有些东西严重地削弱人的主动性，一方面混淆各种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官僚主义。有时你想办成一件事非变成精神变态狂不可。不然的话，就搞得你垂头丧气，陷入泥潭。”
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变态狂，是指不顾他人的需要与权利，只顾追求自己目的，不惜剥削他人或利用他人的人。负罪感对这种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成百万人丧失了负罪感，并随之也失去了负罪感所起的保护作用。通常只有当急性抑郁症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一直在压制良知时，他们才可能重新获得良知。
由负罪感引起的抑郁心态不同于那些与负罪感无关的抑郁心态。负罪感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对生物治疗的反应不够理想；相反，对于那些病情中负罪感不起主要作用的抑郁症患者，通过生物治疗通常能迅速康复。负罪感会加强抑郁症的顽固性，它常常驱迫病人继续重复它所产生的行为模式，直到病人愿意正视这一事实为止。
负罪感并非永远与抑郁共存。但当它出现时，它有力地决定了抑郁的性质。对许多患者来说，对付抑郁意味着使自己重新与合理的负罪感建立接触。
平衡内心的无能感
伴随抑郁而来的无能感令人惊慌失措。在抑郁严重时，患者也许会干不了平时他轻而易举完成的普通工作。
无能感会加深抑郁情绪，通常迫使患者深深地依赖周围的人。愿望变成了需要。一位精神不抑郁的经理如果觉得生意不尽人意，会发现有许多抉择容他挑选；可当他一旦心情抑郁时，就会感到假如失去这个职务，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工作了。一位心情抑郁的姑娘承认自己目前的男朋友是唯一能够满足她浪漫期望的人。一想到他也许会抛弃她，她就害怕极了。
为什么抑郁会加剧无能感与依赖性呢？原因之一是频频聚积起来的愤慨与怒气。一个人依赖性越重，与自己的无能感作斗争时心底里越是窝着满腔怒火。由于他发泄怒气和表现攻击性方面有障碍，聚积的怒气便会加剧无能感。精神病医生在抑郁症病人中常常观察到，一旦患者能够发泄怒气、表现攻击性时，他们的精力与自信心会同步增长。一位病人说：“开始就诊时我样样事情都不会干了。精力集中不起来，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一事无成。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心中的无名火渐渐地释放出来。我常握紧拳头狠狠地捶打椅子扶手。每次这样干罢，就觉得从压抑中获得一点解放，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当依赖要求特别强烈时，很容易激起无能感，这通常是抑郁的基础，而抑郁的触发器则往往是失落感。对于失去的人或物越是依赖，抑郁感就越是强烈。
当依赖性更为强烈时，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之间的界限会模糊起来。在婴儿的襁褓期这种相互依存是十分自然的，三个月的婴儿还不会把自己与母亲区别为两个独立体。这种界限模糊的某些痕迹，在大部分成人身上依旧残存，并在体验爱情时得到复苏。“没有你，我活不成”，便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感情的深度及真诚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也可能真是如此。人的自我力量需要另一个经常的爱与认可。仿佛一个人的性格中缺了什么，只有当另一个人提供了自我中这一缺少的环节，性格才能变得完整。
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依赖于其他人，他的弱点立刻就暴露无遗。为了维持这种依赖关系，他通常需要花很大力气。对于他所依赖的人的一切苛求与支配行为，他都服服贴贴，为的是换取一种觉得对方“永远在我身边”的安全感。如果对方躲避或抛弃了他，那他必须应付的不仅仅是丧失了一种亲密而有意义的关系，他还必须处理这样的局面：维持他的人格及自我完整必不可少的核心体系已经四分五裂。
依赖性发展到自我的完全丧失，这固然是极端的情形。但一般人程度不一地都在依赖着他周围世界中的人或事物。如何满足自身依赖需要是由童年决定的。艾立克·艾立克逊强调：与环境的关系中形成的最初品质之一便是信任。信任诞生于可预测性之中。信任的基础是家庭以语言及非语言形式提供给孩子的清晰信息。婴儿环境中大量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当这种不安全感来源于焦虑与母亲对于他的爱护参半的暧昧态度，会造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值得信任的。
缺乏信任孕育着影响正常依赖需要的障碍。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成年人无法让自己既需要另一个人，同时又对这种需要加以限制。他们通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渴望完全满足自己的依赖需要，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不然的话，就是拒绝一切依赖他人的正当机会。他们信奉这种哲学：“人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双脚站立。”
对正当的依赖性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能够接受及应付躯体或精神疾病的最高限度。有些人否认依赖需要的存在是出于某种个人既得利益，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或控制权对他们的威胁特别大。这种人抑郁时，他们的无能感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出现的迟钝和精力集中障碍本身可能并不严重，但对自身感情失去控制的感觉会迅速恶化抑郁情绪，有时竟能达到惊恐万状的地步。
许多人对独立这一概念认识不清，认为独立意味着完全脱离依赖需要。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能力有多大，自信心有多足，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处境，需要依赖他人。真正的自力更生需要的是充分重视这一事实。过分要求独立，妨碍了许多人在需要时伸手向专家或个人请教。
夫妻间绝大多数的冲突都涉及对依赖性含义的模糊认识，而这种情形又被传统的、但已过时的说法弄得愈发混乱。这种说法认为依赖性是一种与性别有关的品质。女性应该有依赖性，而男性的依赖权利则横遭否定。主动性和自我决定与女性是格格不入的，而需要依赖某人则是和男性不相容的。虽然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来帮助人们改变某些有关女性的错误观念，但目前人们依然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男子汉大丈夫片刻也不能有孤苦伶丁的感觉。
就在短短十年之前，妇女上精神病诊所要求维持婚姻家庭完整还是很常见的事。可能是因为丈夫十分冷漠、很难相处。也可能因为丈夫另有所爱，想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做妻子的不管爱不爱丈夫，对于家庭结构十分依赖，对于家庭崩溃可能造成的后果惊恐万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种令人费解的逆转。现在往往是做丈夫的前来向专家请教，希望能维持家庭，通常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另一方面，妻子则闹着要离婚，不一定是另有所爱，而是出于一种被压抑的怨恨，加上想逃脱生活的“压迫”，走出去“于自己的事情”。
在有些情形中依赖需要一开始就异常强烈，对有些人来说，婚姻或任何爱情关系中的亲密成了依赖的温床，这种依赖可能严重得令人丧失个性。一位结婚不满半年的二十三岁的妇女说道：“没有丈夫我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我过去经常打网球，拜访朋友，独自上电影院。结婚前夕我辞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管房屋的设备。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已经几个月没跟女友们打电话了。我整天感到疲乏，白天看电视，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等待伯特回家。他喜欢周末玩高尔夫球，我恨它。他不在身边时我感到寂寞。”和丈夫在一起时她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丈夫一离开便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她在感情上未依恋过别人之前，是不会料到自己潜在的依赖性会有如此厉害！
在工作环境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过分依赖。比尔·福来特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养成百依百顺的品质。起初他依赖学校里老师的认可，到了公司里就依赖上司。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任职，是估计意外保险赔偿额部门的经理。他的顶头上司是公司的副总裁，一位脾气乖戾、爱发号施令的人。他很赏识比尔，但对比尔也十分吹毛求疵，有好几次他甚至阻止比尔提升到公司更好的职位上去，以省却找人替代的麻烦。比尔的精神状态之所以起伏不定，与深受这位上司的影响有关。当比尔得知由于这位上司从中作梗，使他几次痛失晋升良机，心中便无比愤慨。但他还是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仍然十分依赖从上司那儿偶然得到的一两句褒奖之词。有时他也考虑过离开这家公司，但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去另寻工作。“看来我是摆脱不了这个工作了，”他断言，“我似乎别无选择。”
极端的依赖会造成自尊心的丧失，并随之诱发慢性抑郁症。抑郁症有一种给自己补充养分的办法。比尔获得他上司们的吝啬的赏识越多，他对于赏识的胃口越大。长期住院的病人——无论患的是躯体还是精神疾病——丧失了原有的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胜任感。病人住院的日子一长，他们由恐惧和抑郁引起的孤苦伶丁的感觉就会加剧。近年来有关缩短精神病人住院期限的努力便是建立在这一观察基础之上的。脱离日常生活需要几个月之后，病人逐渐习惯了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生活常规，这使他们对于日常事务的自理能力失去信心。医院外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眼里变得不真实了，他们对医院生活的细节越来越专心，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时往往十分害怕。“我能行吗？我会倒下吗？我真的需要出院了吗？”尽管住院生活既贫乏又单调，但病人信佛像个婴儿，为了让他自己站立起来，必须让他跟医院“断乳”。
类似的治疗问题也可以在老年护理中看到，只要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对付得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的机能通常能正常运行。一次意外的疾病迫使他们住进医院或康复病院，则往往会导致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急剧衰退。大事小事一概依赖护士，而本来这些事他们完全可以自理的。如果这一强制条件持续时间过长，许多人会发现再想回复到合理的自足水平已永远不可能了。
生活中有些阶段里的依赖需要最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这些阶段也正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时候——例如青春期。青少年既要求离家独立，又需要一种安全感：一旦出了什么岔子，自己知道家庭仍在身旁。他们就在这两种需求之间来回折腾。
如果做父母的未能理解青少年需求中的这一微妙平衡——子女们的过分自信是如何与失败的恐惧和多愁善感相互冲撞的——这样的父母会严重伤害孩子们正在形成的自立意识。
“爸爸在所有时候都流露出对我失去信心，”一位十六岁的男孩说道，“他始终在贬低我，他把我跟更有运动天才的人比，把我跟学校中的尖子比。每当我犯了错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过失，譬如那次我坐错了一班去乡村的火车，害得他在车站多等了二十分钟，他便朝我咆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全取决于他怎样看待我，而不是我要怎么样。看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退休也是依赖与抑郁的多发时期。“我从未想到自己如此需要工作，要让自己适应起来真难哪！在公司一口气干了三十多年，迈进同一个办公室，见到同样的朋友，你便陷入了一种常规。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一切已成往事，把一切都从你身子底下抽走了。孩子们也走了，只剩下我和老伴。对我们来说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越来越衰老。”
从依赖的横桔中挣脱出来必然是痛苦的。就象嗜毒成性一样，人们对于一个或一件事物的依赖也会由习惯而上瘤的，戒除这种习惯时出现的症状也同样严重。
更为复杂的是，无能本身可能使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人们可以从依赖性之中捞取大量不正当的外快。当无能给无能者带来好处时，当依赖者意识到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他只凭一事无成便能支配局面时，任何群体——特别是家庭——可能会由于这种手段而使主动性丧失殆尽。
使用无能来控制他人时经常需要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对相互依赖的本质不理解的人。任何回复健康的独立意识的努力，必须涉及转变这种人的态度：使他们不再有意无意地怂恿那些抱着无能不放的人。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的原则
每个人与自己环境之间经常有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当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发生事件时，他会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反应随即又在环境中产生反作用，对此他又将作出反应。
人们受外界影响的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挖苦实质上是一种贬低，它对于挖苦对象能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呢？这取决于对方的自尊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挖苦者的看法，以及该对象遭受这类攻击的次数多少。
抑郁诱发环境使人们的自尊心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事实上，它通常狠狠地削弱自尊心——或者一再激起各种情绪与冲突。对此，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唯一的应付方式就是抑郁。这种环境产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也可能相当强烈，这要看抑郁诱发因素的强弱程度及其顽固程度大小。
除非一个人已经得了抑郁症，人们通常对于来自与已无关紧要的人挑衅不是宽容不究，便以短暂的发怒作为反应方式。但倘苦攻击他的那些人对他来说正是十分重要的人：他特别珍惜他们的爱和尊重，那么这种攻击造成的负罪感或无能感对他的冲击便格外强大。尤其是当指责不是针对争论中的主题，而尽是些与主题无关的人身攻击时，情况更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信任的人对他的看法。通过这些人发表的意见，人们对于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的想法或是更加明确，或是愈发模糊。上司一句夸奖能印证他的自我评价：“我干得不坏。”相反，由于上司作梗痛失一次应得的提升机会，工作出差错时挨了当面批评，或者工作挺有成效却得不到赏识，凡此种种都会在大多数人心中滋生一种痛苦、怨恨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混合物，并会导致抑郁。在夫妻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一方老是听到：“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话，这样的处境会粉碎任何人的自我价值。除非他与世隔绝，或者麻木不仁，以致于指责和抵毁无法触及他。
如果从关系密切的人那儿获得的评价既混乱又歪曲事实，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评价会对人的自我评价产生破坏作用。有时投过去的问题更象是非难：“你为什么总是发脾气？”“为什么你这样自私、不识好歹？”“你为什么不是个像样一点的妻子？”这类问题会在对方心头滋生困惑和疑虑。即使这种非难不无道理，它们更可能激起的也只能是对方的自卫情绪而不是内省力。假如这些非难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那它们与其说是反映指责对象的行为，更象是反映指责者的内心冲突或歪曲的看法，这时它们会严重威胁被指责者的自我性格意识。
抑郁诱发环境是由成千上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表达构成的。它们会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诱发自尊心的丧失、负罪感、无法表达的愤怒，以及一种得不到理解的持续感觉。
在家庭或组织内部，对一种人来说是抑郁诱发的环境，对另一种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学里是个尖子，不需要靠分数的印证来支撑自尊心。他还是个开拓型的人。他发现律师事务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难施展才干。经过一段令人气馁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又跟顶头上司多次激烈地争论，他辞了职，来到一家规模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气的公司任职。这里的要求规定得不那么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长，公司鼓励他承担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满怀新的希望与热情开始工作。
正如组织严谨的机构容易使自我实现型的人罹患抑郁症一样，结构松散的团体对需要严明的纪律并从中感到安全，从而能有效地发挥才能的人来说也极易诱发抑郁症。
个人的判断会屈从于形式和程序。当工作人员越来越适应这种体制，他们便丧失了原有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也随之消失。建设性的行动被强制行为、迟疑拖沓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项议题都必须通过这些模式，无论需要花费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环境由于缺乏反馈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郁；它向环境内部的成员隐瞒他们的抑郁感。
有些忧郁诱发环境具有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经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却还未意识到这点的人所构成。他们的抑郁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冲突造成的，他们随即又将这些冲突带进工作环境：结果事情往往以干劲更足、独立意识更强的成员的退出而收场。留下来的人散发出一股碌碌无为的气息，似乎与环境中的气氛十分和谐，并不断地彼此加深内心的抑郁。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病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精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那几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还是很常见。换言之，抑郁症患者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忧郁诱发环境。
任何团体，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影响环境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领袖。在企业界是总经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组织中是修道院长，在家庭里是父母。环境的基调是和他们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团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团体领袖的特征。如果领袖是抑郁诱发型人物，环境也大同小异。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涉及的原则无论对大组织还是小组织——譬如家庭都一视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郁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几条：
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家庭成员掌握控制权，阻止其他成员享有一定的独立。
诱发对脱离家庭的焦虑心理，助长依赖性；使较为恋家的成员深信若无家庭的精神支持，他们连一天也活不成。
发送自相矛盾的信息来削弱对方的自尊心，同时阻止他正当的自我防卫，诸如：“我爱你，尽管你是这样的一种人。”
以迫使对方感到负有责任的伎俩不断诱发他的负罪感，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
曲解对方的目的和动机，从而使地位不太巩固的成员怀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们的看法更为正确。
以起源于眼红与妒嫉的竞争来感染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
制造单调、乏味的环境。
绝不允许任何成员公开流露感情，特别是正当的愤怒反应。
使用慢性抑郁来间接表达愤怒，在此过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内疚和困惑。
阻止公开、直接的沟通。
医生必须与整个家庭打交道，治疗不能局限于被宣布为“病人”的人。十年来精神治疗专家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早期精神分析疗法中有一种假设：一旦抑郁症患者得以康复，那么除非遇到破坏力最强的环境，他便能够应付一切情形。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在好转进程中，许多病人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从此再无进展。最初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病人的“阻力”。现在清楚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某种既得利益往往阻止病人摆脱抑郁的困扰。在这类病例中，医生们经常设法在治疗过程中让病人亲属也参与进来，目的是改变家庭内部的抑郁诱发因素。有时病人重新获得内省力，能自己改变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有时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完全中断，以至病人除了从中脱身之外别无选择。
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赌徒们看起来违反了因果律，因为他们明知最终的报酬是负值还继续赌。”换句话说，赌徒们有一定的赢钱次数，这一数目足以使他们明知自己会常常输，并且输赢机会是与他不利的——他最终总是输的，但还是继续赌下去。斯金纳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称之为强化作用的变量比率程式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人际关系中也能看到。爱情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用语言或行动表达“我爱你”，其表达的次数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这一关系不能自拔，即使他屡屡遭受冷落甚至偶尔遭到蔑视，并像赌徒一样终将丧失爱情。男女幽会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离的表示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在爱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虑，迫使他“入迷”。
有时，直到处境或环境发生重大变故时，人们才能看出原来它一直在诱发着抑郁。如果变化涉及面广，例如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开始土崩瓦解，这时新旧办事方式之间的冲突会使人产生困惑：一个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组织结构的制约，他在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中体验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任何组织经历重大变革——哪怕是还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准上重新组建——它内部长期患抑郁症的成员可能会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罹患抑郁症作为对这一变化本身的反应。对于无论哪一种人，动荡向他们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遇来解决各自的感情冲突，并从中汲取教训，与他人共同努力开创一个不再诱发抑郁的环境。
开拓更坚实的人际关系
与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或打交道时，许多人第一个假设是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患者的抑郁心情负责。这一假设引起的负罪感常使人想避开患者。人们在内疚时，特别是自己不明白所以然时，会觉得不安，并对激起这种心态的患者产生恼怒。有人问一位专家，他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是否会使自己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烦，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问题比患者亲属透彻，我知道自己不是病人忧伤的原因。”
当人们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患者抑郁时，感觉到内疚或被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造成患者忧伤的原因十分明确，容易辨认，那么无论是患者还是人的亲属都不必为这事多费周折。但倘若抑郁伴随一桩看来是愉快的事情——孩子的降生、职务上的重大提升或者迁入新居，那么由于两者之间明显地缺乏联系，便会使人困惑、纳闷：究竟何人何事应该对此负责？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低估抑郁症患者经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长期性。“振作起来，海伦，你母亲去世已有三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已过了八年，你怎么还在说这场婚姻十分不幸？”“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外表会使你这么伤心，你简直不想出门了。”诸如此类的评论通常是以迷惑、愤懑的口吻表达的。当患者的亲属对病人情绪的实质与原因缺乏洞察时，经常会产生这种反应。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对患者表示不耐烦，这部分是由抑郁症的顽固性及抑郁引起的迟钝与犹豫不决造成的。不耐烦也是对通常潜伏在抑郁背后、患者心底的愤怒与敌意的反应方式。
一个人焦虑时很可能激起周围人的焦虑；一个人抑郁时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郁。因此，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在与病人接触时，会屡屡产生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当然这只会加深患者的无能感，促使他们相信自己已被人误解或遗弃。
对那些鼓吹意志力量至高无上的人来说，理解和对付抑郁症患者特别困难。他们错误地假设“成为怎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从而将患者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曾把意志力定义为克服恐惧症等精神障碍的能量。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志力的全部含义在于：尽管心底存在着退缩的迫切感，仍必须进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项任务，与他人交往，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对从未体验过抑郁、真诚相信情绪与自尊心问题可用强迫自己快活来解决的人，抑郁是一种既神秘又有悻常理的过程。
最难对付的抑郁症类型不是戏剧性的，而是最间接的。如果患者既没有觉察到抑郁感，也没有以酗酒等方式来解决内心冲突，也未想过要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一切人、一切事，那么他的病情便很难引起周围人的重视，也就不容易获得他们的帮助。相反，如果抑郁表现得淋漓尽致，患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为何情绪消沉，这时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也容易得多。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强烈地受抑郁引起的、或造成抑郁的那些特殊冲突的影响，辟如依赖性。“几乎从我们刚结婚开始，奈尔只要不上班就想整天和我呆在一起，”他的妻子说道：“起初觉得很浪漫，日子长了却让人厌烦。他原先兴趣广泛，独立性很强，也相当果断——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可现在仿佛家里有两个小孩，什么计划都靠我独立决定。他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几小时。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以不太健康的方式依赖我——一旦我出了什么事，他会垮掉的。这可怕的责任，实在使我想躲开他。我爱他，也需要他，但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形。”
另一种情形是丧失性欲。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性兴趣衰退和阳萎是常有的事。这可能使患者的配偶或性关系亲密的人误以为受到性冷落。“丈夫好几个月没有和我做爱了。我们以前性关系向来十分融洽，现在我怀疑他是否有了外遇。有一段时间我强迫他做爱，可我们越使劲，事情越发糟糕。但愿我能知道出了什么毛病。”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还受各人自身性格的影响。如果他自己体验过抑郁，那他就不难理解患者受的痛苦；而害怕自己情绪激动的人则特别会被他人的抑郁搅得心神不宁。一位丈夫十分惧怕患有抑郁症的妻子，以至向她下了最后通碟：再不去就诊就同她分居。“在她身边让人担惊受怕，我也讲不出是什么道理。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安慰她。我张口结舌，最后不得不走开片刻。我只会发脾气，可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知道这与我们的爱情丝毫无关，我实在是对付不了了。”
各人对自责的敏感程度大小不一，那些最容易倾向于认为“这是我的过错”的人也最可能对患者的痛苦承担责任。在接受批评方面存在的障碍也会影响人的态度。患者复元之后变得更不受拘束，更善于表达愤怒，更富有攻击性。与患者共同生活的人由于本身很难处理怒气，会觉得这种变化难以应付。这时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种是他们迫使患者重新压制自己感情；二是跟患者爆发公开冲突；三是他们自己罹患抑郁症。
改变亲属、朋友、同事与抑郁症患者的接触方式是帮助他获得内省力、从抑郁中振作起来的组成部分。有关的主要原则如下：
理解患者真正在受苦。无论环境是否证明他的反应程度的合理性，患者的痛苦是真实的，不是假装的。抑郁一直被称为操纵与控制他人的策略，这是错误的。的确，倾向于操纵他人的人可能使用抑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抑郁本身并不是一种把戏，除非患者的人格已经以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了。即使当抑郁表露为愤怒时，或被用来作为要求理解的请愿时，它依然使患者痛苦。任何暗示患者的情绪是虚假的做法，显然只会加剧患者的异化感与被冷落感。
对抑郁症患者应洞察其心境而不能表示同情。为患者感到难过只会加剧他的绝望，并印证他对于自尊心消沉的感觉，还会强化他的无能感与依赖性。
勿使患者面临无法忍受的现实。一位42岁的男子决定净化一下婚姻的气氛，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有外遇。妻子在她父亲死后几个月来一直有些抑郁。他未注意到她的情绪，便以坦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这种做法在任何场合都是十分暖昧、可疑的——因此诱发了一场自杀未遂。当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时，通常最好等到对方不再抑郁。
现实地提供希望。向抑郁症患者保证——告诉他一切都会正常的——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干得明智。在你下保证的一刻他是不会感到一切正常的。即使他需要鼓励，也不太可能相信。此外，如果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的话——如财政困难、离婚的威胁、孩子患病等——患者不需要别人否认这些。当事情确实不可收拾时，假装一切正常很难说是提供保证的方式。有位妇女为了帮助患抑郁症的丈夫心情舒畅些，言不由衷地对他说她爱他，并将“永远和他不分离”，尽管几个月来她经常向律师咨询如何结束这场她认为本质上是失败的婚姻。这种保证丝毫不起作用，因为她说归说，丈夫从她那儿接受的非语言信息与此完全矛盾。
向患者提供的任何保证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抑郁症患者——无论他处于这种心境之中已有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已经失去观察事物的正确眼光。抑郁时，他觉得事情仿佛向来就像眼前那么糟糕，即使他明知并非如此。
有位男子，他一向是位好父亲、好丈夫和成功的企业家。但当他抑郁时，只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妻子发觉他已无法对自身作出正确评价，便千方百计温和地提醒他，对于自己和孩子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她出自女人的本能这样做：不动声色，反反复复，从不过分。她常常随口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给他听，尽管他不能立刻作出反应。治疗专家知道，抑郁症的顽固性常常会否定医生的保证，对于患者性格和生活中的积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反而会驱使他在抑郁中陷得更深，仿佛他想以此来证明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自己毫无价值。
人们试图帮助抑郁症患者的参与程度取决于他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让一位朋友在帮助患者克服抑郁时负主要责任显然是不谨慎的。但他可以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效劳，他可以起配角的作用，但不应逾过由他和患者之间关系性质所确定的限度。
然而患者的亲属或密友则责无旁贷。“并不是我想为他干些什么——我必须这么做，”一位妇女这么说，她丈夫一连三年陷入抑郁不能自拔。最后在朋友的劝告下她去咨询了精神病专家。她说：“上这儿来我觉得自己很傻，我不明白你能怎么帮助我们。”
精神病专家能够扼要地提出一种方案来说服她丈夫接受治疗，还能帮助她更新对丈夫抑郁症的看法。“我原先以为他不爱我了，并不由自主地将他的焦虑当成怯懦。我以为这场婚姻已经崩溃。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本质原因。你给了我希望。”
亲属在加速患者康复中起重要作用：通过理解抑郁的本质、给予患者必要的支持，他们能帮助患者消除抑郁，开拓更坚实的关系体系。
预防——最佳的治疗
“事后治疗统统不如事先预防有效。抑郁症最好的治疗就是有预见性的工作。”但是预防抑郁症比预防其他人类的病痛更为复杂。
预防抑郁的全部含义在于避免慢性抑郁症，以及防止慢性抑随症患者动不动就为自己设置陷阱。预防意味着直接体验抑郁而不是否认或把它转移到其他的生理、心理或行为的渠道中去。预防意味着解决人的内心冲突与环境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会使人在完全可以避免产生忧郁时产生抑郁。
这些目标需要公众改变态度，以便使抑郁症患者知道需要时如何去和到何处去寻求专家的帮助，并能毫不迟疑、毫无窘迫地这样做。在更本质的方面，预防还涉及到制定各类教育规划，来提高你们更有效地应付生活压力的能力，而不再将这方面的学习几乎全部留给偶然的机遇。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生活对人的种种要求太高、太复杂了，以致谁也不能指望只需随便混混便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
根据目前我们把抑郁症看成有关影响身心健康问题的程度，可以将它的预防分为三个阶段：后期、中期和早期。
后期预防包括防止抑郁症已痊愈的人再次陷入抑郁应采取的各种步骤。精神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是调整患者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他对付精神压力的方法，从而消除那些成为病因的行为模式，如办事拖拉和讳疾忌医。抑郁症患者迟迟不愿处理困难或不愉快的处境，如丈夫不肯与妻子一道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改进性生活的办法，而妻子也不肯腾出一些工夫来提醒丈夫注意在养育孩子方面两人态度上的重要差别。关键的问题总是被捂住、被掩盖、被忽视。为了避免重蹈抑郁的覆辙，这类人必须学会问题一出现就引起警觉，并直接加以处理。
没有人会孤立地罹患抑郁症。抑郁症患者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特定个人，他对于家庭成员和同事都有影响，而他们反过来对他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可能对于造成他们抑郁起主导作用；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得抑郁症；他们可能使之恶化，也可能洞察他的心境，向他提供援助。
关键的家庭成员与病人精神治疗的合作愿望，在评价抑郁症最终疗效以及家庭相互作用方面几乎成了一个预后因素。一位拒绝与妻子的治疗医生会面的丈夫可能在隐瞒什么，如他有外遇，或者他害怕治疗的成功会导致他失去了对妻子的控制；与精神治疗无法配合的妻子可能会为自己的在诱发丈夫抑郁的过程中所起的“同谋犯”作用而倍感窘迫或内疚——不管是否事出有因——同时，她可能缺乏改变破坏性很大的长期习惯所需的灵活性与内省力。总之，亲属的合作越真诚，患者越容易康复，转变为慢性的可能性越小。
抑郁伴随着个人生活中的突变，如离婚或配偶去世，患者的痊愈和重新适应生活需要调整方向和生活方式，这时她（他）必须正视新的现实——寡妇（或鳏夫）或者是再婚的现实。
中期预防指的是安排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及提醒公众注意抑郁的实质，这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便能尽快得到帮助。非精神病专业的内科医生缺乏充分的精神病理学专业培训，一直是抑郁症中期预防的绊脚石。五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的医学院未设精神病系，即使在设置的课程中，精神病理学理论也通常与医学实践脱节。内科医生得到的印象不外乎精神病理学是一门专门治疗疯子的专业，要不然它就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及其门徒观察基础上的理论大杂烩。结果，医科学生往往得出结论：只有当病人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窗户或者他坚持要接受精神治疗时，医生才把精神病专家请来。
矛盾的是，第一个与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往往是家庭医生，因为抑郁症患者可能将自己的抑郁症当成一般生理疾病。
对于精神病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进行有关精神治疗与咨询的再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施行精神治疗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技术与观点也大相径庭。就连十年前培养出来的精神病专家也面临着随时更新知识的需要，因为新疗法层出不穷——格式塔疗法、坐禅、交朋友小组、行为疗法、地区精神健康中心规训班、新一代的心理——药物疗法。
现在心理学家与社会工作者广泛地在私人诊所与医院门诊部接待病人。他们通常需要接受附加的训练，其中包括短期精神治疗技术，以及使用抗抑郁药物及镇静剂的标准等知识。传教士也积极参与精神病咨询工作。
提高专业技能无疑是中期预防的关键，但改进医疗保险的范围也同等重要。这样能鼓励人们尽早获得所需要的帮助，而不用一直等到抑郁症的并发症掩盖了病情本身才上医院。
早期预防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公众对于应付急性抑郁发作最佳方法的意识；第二是教会公众防止陷入慢性抑郁症或抑郁诱发环境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一些抑郁症的最根本的病因——对损失和被冷落高度敏感，缺乏自尊心，难以承认和调动自己的感情，难以建设性地发挥攻击力，依赖性引起内心冲突，多发性紧张，长期暴露于抑郁诱发性环境等等。如果认真考虑这些因素，便可确定几类前期预防必须采取的措施。
前期预防的另一概念“斗争疗法”是精神病理学家乔治·巴赫提出的。他的论点很简单：在婚姻与家庭中除非共同生活的各方能学会如何表示异议，如何争论，如何宣泄敌意并相互妥协，不然关系再好也无亲密可言，甚至反而会使正常的怨气与纠纷堆积成山以至达到产生危机的地步，或使一方或双方罹患慢性抑郁症。
以建设性方式疏导敌意只是改善沟通形式的一个方面，但良好的沟通的含义却不止这些：它是预防抑郁症的重要组成部分。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时可能被逼到惊恐绝望的地步，仅仅因为需要一个人来分担他的忧患，洞察他的心境，倾听他诉说；而在他丧失洞察力时，那人的眼光能依然保持敏锐。
绝经期是抑郁症多发年龄，原因众多不一，有些是生理或心理性的，有些是环境造成的。许多妇女在50岁上下会得抑郁症，她们觉得美国社会过分重视的青春活力在自己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这时，她们发现子女已经成年，丈夫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她们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这是她们倍感孤独、失落、无能与抑郁的时候。
在婚前鼓励妇女更善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身份——与丈夫一起融入“你——我”关系，但在此过程中保持完整的“我”。这样一来，妇女不仅更尊重自己，还为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开辟更多的渠道。妇女同时也会减少对母亲、妻子等角色以及对青春年华的依赖程度，从而获得自己的个性意识与目标意识。
预防抑郁症就需要学会区别什么是瞬息万变的社会影响，什么是个人环境的真正需要；还应学会如何善于处理精神压力。
你对抑郁的看法取决于对体验抑郁的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抑郁总是与终结息息相关；由于终点同时意味着从头开始，抑郁本身就是一个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