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反辩力的思想
在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需要也同样在驱动着科学家。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例如，对食物的需要，对安全、保护及关心的需要，对群居、感情及爱的需要，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这些需要是最为熟悉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受到挫折而引起的病态。
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或好奇，以及对于理解——哲学解释、神学解释、价值体系解释——的需要则研究较少，但只要通过普遍观察就可以全盘可知了。
最后，还有最少为人知的审美的需要——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活动，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
现在看来，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驱力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经病的，或是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而易见，科学哲学家们最关注的就是认知的需要。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高一级的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阶段，科学同样产生于人的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
当然，其他动机也存在于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帮助人类的手段，而这一点现在却常常被忽略。例如，培根就期望科学能大大改善人类的贫穷以及疾病的蔓延。现已查实，甚至在希腊科学中，尽管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的沉思是一种牢固的传统，但注重实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却相当有力。
一般来说，夫妻之间的趋同和归属的感情，以及更强烈的对人类的爱的感情，往往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原始动机。他们投身于科学，就像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学一样，都是为了帮助、服务于人们。
最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既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满足任何精神需要的工具。
对于多数人来说，更常见的是，所有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的不同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对于任何科学家来说，研究工作不仅有爱的需要，而且还被单纯的好奇所驱使；不仅有威望的需要，还被挣钱的需要促动；等等。此类记述都是最有反辩力的思想。
从心理学角度看，科学属于一种敏锐的认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现形式，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依据自己的经验，采取研究人，而不是他们制造的抽象观念，通过研究科学家，而不光是科学的方式，相当自然和自如地处理任何课题。
然而，有的人错误地认为，科学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有着固有的、任意的棋类规则的游戏。事实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企图看成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的，甚至是违反经验的。
在这里，我希望首先明确研究科学的心理学所依据的某些极为重要的自明之理。然后，我将提出对此论题的某些含义和结果。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满足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科学工作中也需要多种不同的满足。科学对于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无论对年青的、还是年老的，勇敢的、还是胆怯的，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寻找欢乐的，都是这样。
一些人习惯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喜欢科学的非个人、非人类方面的性质。一些人主要是寻求条理的清晰和规则的井然，另一些人则想开辟和开创新路，还有一些人宁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顿、清理、管辖已经赢得的阵地。一些人需要用科学来保护自己，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兴奋。
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妻子，或研究活动。正如我们可以赞成一般的婚姻，同时仍保留个人趣味的选择一样，个人在科学中也可以是多元的。
我们可以把科学分出以下功能：
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作用；
试验、检测、证明、反驳的作用，重复和检验实验的作用，积累事实的作用，使事实更为可靠的作用；
条理化、理论化、以及构建的作用，综合范围越来越大的概括作用；
收集历史、博学的作用；
工艺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技术的作用；
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作用；
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提供给人以欣赏、享受和欢庆的愉快，以及给人以荣誉的作用。
这种功能的多重性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这些技巧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
兴趣不仅反映了性格和人格，也表现了性格和人格。而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上也是这样，例如研究课题的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点，但不是那么明显罢了；例如，研究反作用抑制而不是顿悟。另外，这一点还可用于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以及可行性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选择。
于是，在科学中，我们大家的兴趣不同且又能互补。假如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科学的进展将无从谈起。这就像我们并非都爱同样的气候，相同的乐器一样。因为一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只有如此，才能有乐队，乐队才可能演奏成功。科学也是同样道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科学也是由于不同的爱好才得已发展的。既然每个人都能提出不同的问题，熟悉不同的领域，正如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处，因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敏感。
在科学中，一元论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根本区别。由于这种在趣味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义。很显然，正如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在科学家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容忍和接受个体的差异。
公正的观察
要想研究科学，必须要研究科学家，科学家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环节。既然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的投影，理所当然，与此相关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扩大许多倍。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
倾向性和客观性的性质；
抽象过程的性质；
创造力的性质；
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性质；
愿望、希望、忧虑、期待对感觉的干扰；
科学家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文化中的反唯理智论；
信仰、确信、信心、确定等的性质。
当然，我们已提到的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有关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的问题。
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人类价值，而且科学自身也构成了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情感需要、认知需要、表达需要以及审美需要，赋予了科学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这与追求真理或确定一样，也适应于安全的追求。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有价值的，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对这类价值（诚实，博爱，尊重个人，社会服务，平等对待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利——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赞美体育道德、“公正”，等等，哪怕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不例外。
看来，仍有人对“客观性”和“公正的观察”理解得不够清楚，因此有必要重新阐明一下。“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以及独裁主义者对事实的判决，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而且，这种排斥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的国家中，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也有一种微弱的威胁，我们要坚持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信条与之抗衡。
防止受价值观干扰的最好途径
为了防止价值观对我们关于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的知觉的干扰，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途径就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觉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的帮助，作出必要的修正。
此处的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而后者才是我们试图理解的。因而，对于价值观、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病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然而，这一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全人类最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从而理解相同点和不同点。大体上来说，有选择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重新筛选。
这样将我们的知觉过程组织成各大类，在某些方面是有利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明显，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陷入我们必须理解。
虽然大自然赐给我们“自然的”分裂终界，但这些暗示往往是非常含糊的，我们必须强加一种分类于自然现象。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
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好好地了解这些因素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影响。
然而，这些扰乱人心的论点的目的应是“纯”科学家的定心丸，因为它能更有效地达到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改进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
人与自然界的法则
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心理学的规律与非人性的自然规律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着很多差异。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必然相同。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生活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不过，这实际上并不与人类有内在的规律这一事实相矛盾，人固有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的那些规律，愿望、担忧、梦想、希望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的表现完全不同。一部哲学的构建方式与桥梁的构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研究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所用的方式必然不同。
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但是，勿庸置疑，我们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现实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之外，它们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恶毒的，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官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表达感情的倾向。假如整个人类都消失了，这种实在仍然存在，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认知现实时，应按现实本身怎样，而不是按我们喜欢它怎样，无论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或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现实的角度看，都是合乎需要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认知非人类的现实。然而，我们更接近它，多多少少真实地去认知它却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应对科学的社会学以及有关科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可变因素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也同样是由这些可变因素所决定的。
科学在何种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必须在何种程度上超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便更有效地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产品就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关系所决定的。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于认知自然的“干扰”作用，以上都是必须提出并且解答的问题。
知识过于狭窄的人成不了大事
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客观知识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也都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而不应该被看成是不可雕塑的，甚至看成是两个世界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若有几分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气质，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
在这一心理学的多元论的前提下，我们假设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才能，是动机和兴趣的一种和谐安排，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对科学概念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的科学哲学家肯定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科学家；而且，后者和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距离更远了。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细致研究和实验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师，可能会从小说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在我的学识范围来看，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绝对地区分开，我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作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位化学家。这个人还不如一个对化学反应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也许他们距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具有科学精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离任，然而，他也一本正经地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会称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指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区分过于简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那样，他做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与一般化的残疾人相比，前者能够做更多事情。
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修养的科学家，比起一点艺术修养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研究一番个人历史档案，这点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兴趣，并不是狭隘的“纯”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概括地说，依照科学的多元论可知，迈向知识和真理的途径有很多条，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神经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在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
这个事实至少有三种涵义，科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理的追求者，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再者，当一种文化改进了，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健康也随着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改进了；另外，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通常有助于知识的探索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追求学术的自由，有较好的工作条件，有较丰裕的薪金待遇，等等。
人性的驱动力
从科学的范畴来看，这不是论述传统科学，而是批判传统科学——批判它所依据的基础，它的未经证明的信念，它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公理和概念。事实上，科学必须作为哲学中的一种哲学知识来审查的，它应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无论是从哲学、史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种惯常的看法十分幼稚。
传统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原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常规”科学家没有意识到，科学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不是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不断前进的真理。它不仅在时间、空间和局部文化上是相对的，而且从特性学的角度上看也是相对的，因为我相信，与一种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面广阔的生活观相比，传统科学不过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强迫执着的世界观的一种远更狭隘的反映。在心理学领域中，这样的弱点变得突出了，因为心理学的目标是认识人和人的行为与工作。
尽管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曾经避免了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写过许多论著印证他们更广阔的科学观，把科学看作几乎与一切知识同义而不仅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达到的知识，但遗憾的是，这些论著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正如库恩所说，“正规科学”的时尚并不是科学的巨匠——范式制定者，发明家，改革家——所建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规科学家”的大多数所建立，他们很像那些微小的潜水动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开始被理解为主要代表耐心、谨慎、细致、慢功夫、不出错的艺术，而不是勇敢、大胆地争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掷和全力以赴的精神。
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认为科学是机械论的和非人性的传统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广大、更概括一切的、机械论的和贬低人性的世界观的局部声明或表现，如对这一发展过程有兴趣，可以阅读弗劳德·马森的《残破的形象》中的精采论述。
但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对抗的哲学一直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兴起一般反叛机械论的和贬低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的浪潮。或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负的再发现。这些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正被重新纳入政治、工业、宗教领域中，而且也纳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
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虽然使星体、岩石和动物拟人化是没必要的，但我们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完全没有必要贬低人类或否认人的目的。
科学中正逐渐融入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原则，甚至在非人类的和非人格的科学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新人性化。这一改变是一种更广大、更“人本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在当前，这两大哲学趋向——机械论和人本主义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就像遍及全人类的两党制一样。但我需要指出一点，我不是说“再人性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必须是终局之谈，甚至在“再人性化”确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种世界观雏形已经可以辩认出来了。
我认为，我自己使科学和知识重新人性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努力，正是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很显然，它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正如贝塔朗菲1949年所指出的那样：
“科学的演化如果说是一种在理智真空中的运动，例如，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表现，又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的观点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基本概念——严密的因果关系、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现实的终极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仅支配着物理学理论，而且也统治着生物学的分析观、相加观和机器理论观、传统心理学的原子论和社会学的‘一与全的对立’。承认生物是机器，现代世界的统治靠技术和人类的机械化，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延伸和实际应用而已。科学中近期的演化标志着理智结构中的一大改变，它足以和人类思想中的历次伟大革命并列而毫无逊色之处。”
或者，我也可以引述我自己1934年以另一种方式对此所做的说明：
“……在心理学中，对根本论据的寻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即一种科学的哲学，它假设有一个原子论的世界——其中，复杂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这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所谓的复杂还原为所谓的简单。还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分割达到不能再简化的元素。这项工作在科学中的其他领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个时期是如此。在心理学中并非如此。这一结局突出全部还原尝试的根本理论性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尝试并不涉及全部科学的基本性质。它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涵的活动，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种世界观的价值。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尝试，并非抨击科学总体，而是抨击对待科学的一种可能的态度。”
在同一篇论文中我继续写道：
“这一人为的抽象预想或用还原的元素进行操作，曾经很起作用并已成为一种习惯，使抽象者和还原者很容易对任何否认这些习惯的经验效度或现象效度的人深感惊讶。他们经过平稳的阶段已使自己信服，这就是世界真正构成的方式，而他们会很容易地忘记，尽管抽象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人为的、惯例化的、假设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造的系统，然后强加给一个流动中的、有内在结构的世界。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这些关于世界的特殊假设有权在常识面前炫耀。但当它们不再能提供这种便利时，或当它们变成障碍时，我们必须抛弃它们。如果只看到我们强加于世界的东西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让我们说得更明白些——在一定意义上讲，原子论的数学或逻辑是一种关于人为世界的理论，心理学家可以拒绝接受依据这种理论对世界的任何说明，因为这并不适合他的目的。很显然，方法论的思想家有必要继续前进并创造新的逻辑与数学系统，使之更适合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
我觉得，在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领域中，传统科学的弱点表露得最明显。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希望认识人或社会时，机械论的科学就完全破产了。总之，论述科学心理学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内做出的一项尝试，力求扩充科学的概念，使它更有能力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充分发展和人性丰满的人。
我想，这不是一种引起分裂的尝试，也不是用一种“正确”的观点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更不是扔掉什么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样本提出的总体的科学和总体的心理学的概念，并且没有抛弃机械论科学，将其包容在里面，并且包容机械论科学。我认为，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隘并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或全面的哲学。
排除意图的投射
和人打交道时，你应该在认识论上安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和目标，尽管物理学的对象没有。无论是神的投射，还是人自身的投射，我们传统的科学都很明智地把意图的投射排除在物理宇宙的研究之外。
实际上，对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这种净化是必要的条件；对太阳系最好也作如此理解。意图的投射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对于充分的理解确实有害。
但研究人时，情况完全不同。人确实有意图和目标可以通过内省直接认识，也可以从行为方面加以研究，正如在似人动物中看到的一样。虽然这一简单的事实已从传统自然科学的模式中排除出去，却又自动地使传统科学的方法不那么适用于研究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科学没有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区分。
因此，传统科学不能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工具行为之间、在有效力和无效力、是和非、病态和健康之间进行辨别，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涉及手段行为在确实达到其目标方面的适宜性和效能。对于纯物理的或化学的系统来说，这样的考虑是生疏的，这些系统没有意图，因而不需要在好的和坏的工具行为之间进行鉴别。
由于一个事实——人的目的可以是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我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例如，他的行为可以是精神分析学者称之为“演出”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一个外部可辨认的目标的明显追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正”目标，而是一种象征的替代物，永远不可能满足渴求者的。
任何全面的科学心理学将不得不非常细致地探讨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并探讨所谓的“初级过程”认识和“次级过程”认识的关系。我们已经学会把知识看作是言语的、明白的、清楚的、理性的、合逻辑的、有结构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的，实用的。
在深层的人性面前，我们心理学家也学会要尊重不清楚的、潜言语的、心照不宣的、不能表述的、神秘的、古风的、象征的、诗意的、审美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对于一个人的说明不可能是完整的。但这些资料只存在人类中，而要得到它们特别的方法已证明是必需的。
隐蔽天才的敌人
总体来看，科学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科学可能成为一种安全哲学，一种保险的体系，一种避免焦虑和烦忧的复杂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便会成为一种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种退隐的方式。它可能变成一种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会机构，这种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和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不是发现和更新。
科学这一事业最终可能变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种官僚体制一样，忘记了它最初的意图和目标，变成一种反对革新、创造和革命的“万里长城”，甚至反对复杂的新的真理。
这种官僚可能真真地变成隐蔽天才的敌人，正如批评家往往是诗人之敌，牧师往往成为神秘论者和先知之敌。不过也恰恰正是因为后者，牧师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来。然而，这也正是这种极端观点的危险所在。
假设科学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会机构一样，也有保守、稳定和组织的作用，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保守功能的病态化呢？我们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并富有成果呢？
我想解决方案是要更加注意每一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要充分承认他们在性格方面的个体差异，要认识到科学的任何目标、方法、概念都有可能在个人中或在社会机构中变得病态化。如果这样的个人很多，那么他们可能“俘虏”科学机构并把他们的狭隘观点定义为“科学的哲学”。
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活动所产生的矛盾，与个人内部的冲突非常类似。在畏惧和勇气、防御和成长、病态和健康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心灵内部的斗争。我们从个人内部的这一冲突的病理和治疗中已经学到一个重大的教训。站在勇气、成长和健康一边，也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特别是因为健康的勇气和成长就包含着健康的清醒、审慎和坚韧。
我可以用我个人的经历来帮助我们在这些辩证的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并防范那种几乎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反射活动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我曾对我自己的学术和科学生涯进行心理分析，发现了必要的避免过分审慎又防止过分勇敢，即避免过多控制又防止过于冲动。
我认为这种持久的冲突，在后退与前进、保守与大胆等等之间进行日常抉择的这种必要性，是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分析和内在的部分。科学知识是“个人的”，它必然涉及判断、鉴赏、信念、冒险、行家资格、奉献、责任心。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许多思想病态化是由二歧化引起的，与蕴含丰富的、整合统一的、协同一致的思维恰恰相反。二歧化是将融合成整体的东西分成几份，变成多种不同的东西，但这些被分开的东西似乎还是一个整体和自给自足的存在物，但它实际上是分隔开的和孤立的散片。然而，胆识和审慎却可使二歧化也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和审慎保持整合状态的胆识在同一个人的内部非常不同于未经锤炼的胆识（仅仅有胆量），后者会因此转变为鲁莽和缺乏判断力。
有健康胆识的人的明智审慎不同于和胆识分割开的审慎，后者往往是一个残疾人或一个瘫痪的人。优秀的科学家必须是既能多变又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在需要时能审慎和怀疑，而在另一种需要时又能敢想敢做。这听起来有点像对一位直觉的厨师的不十分有益的介绍，说他能“恰当地调味，口味不咸也不淡”。但科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判断“恰当用量”的方法，也是发现真理的最佳方法。
在这里请注意一下，“癔病倾向”和“精神分裂倾向”两者对于全面发展、多才多艺和灵活柔韧的科学家都是合乎标准的条件。两者和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面不是分割开的，也不是病态的。我曾说过，很难设想极端的癔病患者、极端的精神分裂患者想成为或能成为科学家。极端的强迫症患者可能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家，或至少是技术专家。
通常的科学家和革命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成熟度不同而已，就好象区分少年男子与成熟男子一样，仅此而已。男性关于未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的想法更适合“通常的”科学家形象，更接近强迫症性格、实际的技术专家，而不是伟大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少年对成熟的误解和真正成熟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有对创造性的深深畏惧和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这又会使我们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会有针对我们自身自我实现和我们自己最高命运的永恒斗争。女性更容易把不成熟理解为一种癔病形态，但这和科学家的造型关系不大。
男孩在进入青春期前后，往往会有一种心理矛盾，他们既留恋童年时代又渴望成熟。童年期和生长期两者各有乐趣又各有不利条件，但生物学和社会都不容他自由选择。他作为一种生物事实上是在生长着，而社会一般总是要求他遵循文化传统。
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脱离对父母的爱，而这类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拖他倒退的力量，他与它作战。他力图达到既独立又自由的境地，不再依赖女人。他要与男人为伍，成为他父亲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尽责的孝顺的儿子。他认为男人是坚强的、无畏的，不受困难和痛苦的干扰，能摆脱情感的束缚，有权威的、火性子的，发怒时令人生畏，是能震撼世界的人物、实干家、创造者，是世界的真正主人。所有这些他都力图做到。他淹没自己的畏惧和胆怯，自然是以他的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手段做得过分了，不能拒绝任何挑战或挑逗。他爱招惹女孩，吓唬她们，使她们心惊肉跳，不论小女孩还是大女孩都不放过了，并以此为乐。他禁戒温柔、爱的冲动、同情、怜悯，力图成为坚强的或至少显得坚强。他向成人宣战，向当局、向权威、向所有长者开战，因为最根本的坚强品质就表现在不畏惧长辈上。他努力想把将统治自己一生的长辈甩到永远看不到的地方，甚至从自己的心灵中驱逐出去，尽管他仍然感到有一种依赖他们的思慕之情。当然，这些长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真正的统治者，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照顾的孩子。
如果我们平时留心对周围事实的观察，那么就会发现这些概念的存在并在我们面前展现。例如，我们可以在牧童骑士的形象中发现这些概念，在顽固的浪荡子或帮伙头子，在“无畏的福斯迪克”型的密探，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或许在许多“运动员”那里也能发现它们。
在这里，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个例子，看看典型西部电影牧童骑士形象中的演出和幻想因素，牧童骑士荣光之梦的最突出特征全都显示在影片中。他即无畏、又坚强，“自行其是”。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以一种神奇的、满足愿望的方式干的：他从不会失误，而且没有血迹、痛苦困境。除他的马以外，他不爱任何人，至少他不表现出他的爱，除非是在最轻描淡写的、暗示的、与英国人相反的方式中表现。他更少有对女人的浪漫或温柔的爱，在他的眼里，女人不是娼妓就是“良家妇女”。他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想象为远离同性恋脂粉气的另一极，而在脂粉气的王国中，他融入了一切艺术、一切文化、一切才智、教育和文明。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女子气，包括洁净、任何一种情感、面部表情、秩序或宗教，或许愤怒除外。古怪的牧童没有孩子，也没有母亲、父亲、姐妹，但可能有兄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有大量凶杀，但很少有流血、残废或剧痛。这里往往有一种统治的等级，或良好的秩序，而作为主人公的英雄总是在等级的顶端俯瞰一切。
只有在年龄上和在人格上发展都成熟的人，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简短地说，是不会被他的“弱点”、他的情感、他的冲动、或他的认知吓住的。因此，他是不会被一般少年称之为“女子气”的特征吓住的，他宁愿称这个“女子气”为人性。他似乎能接受人性，因此他无须在他自身内部反对人性，无须压制他自身的各个部分，正像一位斗牛士所说的那样：“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表现男子汉的风格。”这是对于人自身本性的这种接受而不是迎合某一外部的理想，是成熟的男子所特有的品质。因此，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努力证明什么，这也是经验开放态度特有的品质。矛盾心理解决以后的状态也是如此，即能全心地爱，不带有恨或怕的色彩，没有控制的必要。为了更深入我们的论题，我还要说这也是完全献身于一种感情，不仅指爱的感情，而且也有愤怒和迷恋之情，或完全沉醉于一个科学问题。
感情成熟的特征与所能发现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特征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理查德·克莱格曾证明，在托伦斯开列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人格特征和我以前曾经开列过的自我实现的人物的特证有几乎全面的重叠。实际上，这是两个几乎相同的概念。
在这里，只需要举一个例子，便能够说明值得我们忧虑的和担心的一般科学家表现出的不成熟的特征问题。现在，让我们审查一种对控制和排斥过分强调的态度，这是我在讨论少年的不成熟时做过说明的。这些少年对于所有一切他们担心像是软弱或女子气的品质不采取压抑和排斥的态度。过度防御、过度强迫或“不成熟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如同他对自己的冲动、感情等基本动力与不信赖相应，在他对控制的强调中，这样的科学家往往倾向于排斥，设立障碍并紧闭大门，倾向于猜疑。他也很容易对他人的缺乏控制产生厌恶感，冲动、热情、异想和不可测。他很容易变成冰冷的、节制的和严厉的。在科学中他宁愿要坚强和冷静，直到使这些概念成为同义词。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切题的，应该受到远比过去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
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创始者所关注的都是复杂多变而非简易的，是神秘和未知而非已知的，向他提出挑战的是他还不知情的什么。在他已知答案的谜中，他还能感到有趣吗？一个已知的谜不是谜。正是不知才使他入迷并跃跃欲试，神秘的东西要求他解答。它具有“要求的品格”，它在向你招手，吸引你，诱惑你。
科学开拓者的感情是最早进入某一未知荒原、未知河流、生疏峡谷的探索者的感情。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他没有地图，没有先行者，没有向导，没有老练的助手，几乎没有一点暗示或定向点。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一个假设，不知是对还是错。
不过，指责侦察兵几乎极少用“错误”一词。一条已探明的盲径不再是一条未探明的盲径。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再对它进行探索。假如要在一条河流的左右两条支流之间进行抉择，并曾试探过左边的一条却发现它是一条死水，但他并不认为他的选择是一个过失或错误，他肯定不会有任何内疚或悔恨的情感。如果有谁责备他没有证据就做出抉择或不能肯定就前进，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这时或许会指出，按照这样的原则和这样的规则，任何荒原都无法探查。这样的原则在再探索时是有用的，但在初探时是无用的。
总之，适用于定居者的规则是不能同时用来约束探险者和侦察员的，因为两者的任务不同。在功能上适用于一方的规则对于另一方却不适用。知识“最后”阶段的标准决不能用来衡量知识开始阶段。
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
在传统科学家看来，“认识”的最初含义是“认识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观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独立于你以外、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事物。对于这一事物，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旁观者、众多观众中的一员。你这个观察者确实是远离它的，不了解，无同感，无认同，没有任何默契知识的倾向。默契的能力你可能已经具有。你用显微镜或望远镜观察，就如同经由一个钥匙孔，从远处、从外面窥探，而不是一个处于室内的人有权利接受他人的窥探。
可以说，这样的一位科学观察者不是一位有亲身经历的观察者。他的科学可以类比为一种旁观的游戏，而他就是那位旁观者。他没有必要缠身于他正在观察的事物中，这里没有什么忠诚问题，也没有任何冒险。他能成为冷静的、超脱的、无动于衷的、无欲的，完全置身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外。他坐在高台之上，俯视竞技场中正在进行的活动，他自己不在场中。从根本上看，他并不关心谁输谁赢。
如果他所观察的事物完全和他自身无牵连，那么他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性的。为了使他的观察结果真实可靠，他最好是不下任何赌注，不赞成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不对可能得出的结果预先抱有任何希望或愿望，如希望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假如他寻求的是真实的报告，最有效的方式将是不趋向任何已定方向，和自身无牵连。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中立和无牵连在理论上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不过，趋向这种理想的运动是可能的，这和离开这种理想是不同的。
如果我把这种知识称为我—他知识以示和我将说明的我—你知识相区分，那将有助于那些曾经读过马丁·布伯著作的人的理解。假如我们不涉及任何关于人的性质的东西，只鉴别要理解的那些事物和对象，有时我们完全可以达到我—他知识的。
当然，无论对于人还是事物而言，异己知识都不是最佳的选择。较敏感的观察者能吸收更多的外界事物并融入自身，即他们能经过认同和移情作用和越来越宽广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界交往。事实上，这可能是高度成熟的人格的鲜明标志。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认同作用会使相应程度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也就是变成或成为被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外部旁观的水平。由于这样的认同可以挂在广义的“爱”的名下，它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可以被认定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利用爱来促进认识的特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概括的假说：对于对象的爱似乎有可能增进有关此对象的经验知识，而爱的缺乏会削弱对此对象的经验知识，尽管它很有可能增进对同一对象的旁观认识。
实际上，常识所倾向的一个更显然的可能证明，大概是研究者A真正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白鼠，或地衣），研究者B却更有兴趣研究燥狂抑郁症者（或猴子，或蘑菇）。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研究者A会自由地选择或更宁愿研究精神分裂症；更好而且更持久地研究它，更有耐心、更永恒、更能忍受繁琐杂务的搅扰；有无数的预感、直觉、梦和启示；对分裂症可能有更重大的发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觉得和他相处安全并说他“了解”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上他肯定会比研究者B做得更好。但请注意，这一优越性在原理上更有利于获得经验知识，而不是获得有关某物的认识或旁观认识，尽管研究者A或许也能在后一方面做得好一些。
无论处在何种条件下，只要涉及的是关于异己东西的旁观认识，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任何有资格的科学家或研究副手以一种正规和惯例的方式，如客观统计法积累有关任何事物的认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计划”、补助金、工作队和各种组织大量出现的事实，也是许多科学家可以被雇去做一件又一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无激情的工作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个有经验的推销员由于能推销任何货物而自豪一样，不论这些货物他自己是否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