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说明笛卡尔哲学关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分割的方式。例如，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就谈到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这完全是认识者和他的认识对象的“距离扩大”，甚至疏远。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应该能得到一项清楚的认识，即我所设想的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或感知者和知觉对象之间的另一类关系。我—你认识，通过经验得到的认识，来自内部的认识，爱的认识，存在认知，溶合认识，认同认识，所有这些都已经提到过或将被提到。
不仅其他的认识形态确实存在，而且它们也确实是更好、更有效、更能产生可靠而有效的认识。假如我们是在试着获取关于某一特定人或甚至关于一般人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人，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最佳方式。
接受一种责任
在这里，我们已把科学家说成是想认识现实的一切，而不只是认识他能为公众共同认可的部分。在科学家能够认识的现实世界中，把主体经验包括在内，至少孕育出两个后果：一是在经验知识的直接性和我称之为“旁观知识”的间接性之间形成的明显区分。另一是认为科学作业有两个方向、两极、两个目标的看法；一是趋向全然的简单化和浓缩，另一是趋向全面的综合与包容。
据我看来，科学的第一法则就是接受一种责任——承认和说明现实的一切，一切存在物，每一件这样的事物。但进行一切的前提是，科学必须成为综合的和包容一切的——它必须把它甚至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事物，那些尚无理论说明、不能测量、预见、控制或整理的事物，全都纳入它的管辖范围；它必须接受甚至矛盾、不合逻辑，接受神秘的事物，接受模糊的、两可的、古代的事物，接受无意识，接受存在的一切其他难以传达的方面；在它的最佳状态时，它是完全开放而不排除任何事物的；它不需要任何“入门条件”。
何况，它还包括知识的最初阶段及知识所有的水平阶段。知识也有一个胚胎期，它不能把自己仅仅禁闭在它的终极和成熟形态中，可靠性低的知识也是知识的一部分。在这一论点上，我的主要目的是把主体的经验也包括在这一包容一切的存在领域中，然后探寻这一包容的某些激进的后果。
当然，不可靠性、难转移性、难测量性等也可能成为这样知识的弊端。很明显，科学的推进倾向于更公开、更“客观”。在这一趋向中有我们全都在寻求的共同享有的确定性，通常这也是技术进步最有可能出现的方向所在。只要我能发现某种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适合的东西，例如，快乐或焦虑的某种外部指标，也适用的石蕊试纸试验，我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但快乐和焦虑，即使在没有这样的试验条件下也存在，对这种存在的否认，我认为太荒唐了，因而不准备劳神去讨论它。无论是谁告诉我，说我的感情或欲望不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在暗示我：我不存在。
假如科学整合完成，假如经验论据一旦被承认为知识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将是综合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面临着许多真正的问题、困难和疑问。
一方面，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我们都必须从经验开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个体的某些主观体验才是最确定无疑的，是在一切论据中最没有疑问的。假如我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这就更真确无疑。于是，我的主观体验可能变成唯一可靠的现实，就像精神分裂者并不满足他们的现状，而要拼命努力接近外部现实并依附于它，我们也都力求认识并生活在心灵外的“现实”世界，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在“认识”的各层次的意义上认识它。
心灵内的世界很大部分太容易波动，太容易变动，它不是停放在那里的。太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它将如何，那是难以预期的。显然，它会受到“外界”发生事件的影响。
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的社会世界，它们都呼吁我们超越自我，从个人的内心世界中走出去。从一开始，我们就依恋母亲，就像她依恋我们一样，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外在于我的那种现实开始形成。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在我们和他人共享的主观体验和那些特别属于我们自己的体验之间做出区分。
正是这一世界和我们最终称之为外部现实的共同享有的经验相互关联着，后者是你我都能指向的事物世界，即能在你和我的身上同时引起类似经验的世界。在各种意义上，这一外部世界都是独立于我们的愿望、畏惧以及我们对它的注意等等之外的。
从整体来看，科学或知识是所有这些共有经验的一种汇编、一种净化以及一种结构和组织。这是一种使我们能够把握这些经验的方式，以统一和简化的办法使经验容易理解。这种一元化的倾向，这种趋向简约的压力，这种渴望——从大量小公式构成一个单一的包容广泛的总公式的渴望，曾被认为与科学、知识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科学的长远目标，它的终点或者称为它的理想和规定性本质，仍然是它的广泛适用的“定律”，精致而“简单”的数学公式，纯化而抽象的概念和模型，终极和不能再简约的元素和变量。因此，对于这些人这些终极的抽象已经变成最真实的现实。现实躲在表面现象的背后，只能由强论而不是观察弄清。蓝图比房屋更真实，地图比地域更真实。我只能将这看成是科学发展方向的一个分支，一个它期望做到的限度。
另一个方向是综合、全面，对一切具体经验的接受，原原本本，对每一事物的完满丰富的美学欣赏而无须抽象。我愿同样对待两种还原倾向——既避免还原到具体又避免还原到抽象科学，应该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它的范围的东西，或任何武断地缩减它自身追求知识的方法或角度。
行为主义虽是做过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我相信，时间对仍将表现力图强加的限制有不幸的影响，使我们自己局限于研讨外部可观察的行为。把内在意义、学科、内在经验的大千世界排除在研讨范围之外，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似乎是闭上眼睛拒不观察广大的领域，而只要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就不能否认这些领域的存在。
相反，我正在谈论的新潮流将试图面对心理学王国中的一切现实的东西。它不主张约束和抑制，而是打开全部人类经验的广阔范围，使之承受科学的研究。
我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一点，任何抽象都会丧失某些具体的、经验的东西。我同样还要着重地提醒你，如果我们要避免发疯，如果我们还想在世界上生活，抽象就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两难困境的解决，我曾为我自己研究过而且它对我很起作用，在于弄清什么时候我该抽象化，什么时候我该具体化，在于两者都能做到，都能从中得到享受，在于弄清两者的长处和短处。在怀特海德那里，我们既能“寻求简约又不信任它”。
如果接受经验论据作为科学论据这一事实，就会引出一些问题。当然，许多问题也会消失，除非我们能接受两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应接受传统科学的世界，使多重经验统一起来组织起来，它向简单、经济、俭省、紧凑和一致运动；另一方面，我们也接受主观体验的世界，肯定这些经验也存在，肯定它们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值得我们关注，甚至也有某种理解和组织它们的可能。而且科学的第一法则不否认任何现实，即接受一切存在物，把存在的一切作为真实的，哪怕我们不能理解它、解释它或传达它。
因此，科学有两个方向、任务，而不只是一个。它一方面向抽象运动，即向统一、节省、经济、简单、结合、合法则、“可把握”运动。它同时也向综合运动，体验着每一事物，说明这些经验，接受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谈论两类现实，许多人已这样说过，如诺斯罗普。
研究诺氏种种的著述，我们得到两组说法描述这类知识或现实。一种是假定概念：事物的合理成分，理论的连续系统，理论上、科学上的认识，理论上推论的事实。与此对照的是审视或直觉概念：事物的美感成分，美学的连续系统，说不出的、纯粹的、事实上给定的、瞬间的感觉材料，依据经验的认识、印象上的认识、直接的理解、经验上的直接、纯事实、纯经验、纯观察、感官享受的性质。
经验的世界存在着并包容着一切经验，那是经验的、现象的世界或审美体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物理学家的世界，数学家和化学家的世界，抽象、“定律”和公式的世界，假设体系的世界，非直接经验但有赖于经验世界的世界，由经验世界推论出来的世界，它是理解经验世界、弄清它的意义、观察其中隐藏的矛盾，整理并构建它的一种努力或尝试。
物理学家的抽象世界是否比现象学家的经验世界更“真实”？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想？难道有什么东西能很容易受到这一矛盾陈述的保护？此时此地的存在和我们确实体验到的东西肯定要比公式、符号、标记、蓝图、文字、名称、图式、模型、方程等等更接近真实。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存在的东西要比它的本原、假想组成成分或原因、前项更真实；它比任何它能被还原到的东西在经验上更真实。至少我们必须放弃把真实定义为仅仅是科学的抽象。
达到真正的承受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到，“体系的属性”或理论的、抽象的思维结构中所固有的属性只能应用于科学思维的简化方向，那么，大多数科学世界的混乱都能被超越。这些属性并不适用于广泛综合的经验世界，在那里唯一科学的要求是接受存在的东西，不论经验是否有意义，是否神秘。
在经验的领域内，根本不涉及不合逻辑或矛盾的问题，它也不要求经验有结构、有组织、能被测量、有重量或以任何方式和其他经验相联系。这里的理想一极是对经验原样的单纯而充分集中的体验。任何其他过程或活动只能损伤经验的丰满、真实，因而干扰对这种真理的领会。
数学体系或逻辑体系是理论体系或抽象体系的理想模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而更符合我们意图的例子是洛巴柴夫斯基几何学或其他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因为它们更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非体系决定因素，这里不说真理、现实或真确性。
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是“好”的，因为它有内在的一致，能涵盖一切、自圆其说，是俭约的、经济的、浓缩的和“精致的”。它越是抽象，理论水平也越高。
这一理论的每一可变或可分的方面都有一个名称，而且这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别的一切都不能有这样的名称；并且，它是可以定义的。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它的完善是由最充分的抽象概括构成的，以一个单一的数学公式把每一事物都包容在体系中。每一陈述或公式或方程都有一个单一的含意而不能有别的，不像形象化的比喻或绘画，也只有这一意义才是它表达给观察者的。
好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广泛的概括，即，它是对巨大数量的分离事例甚至无限多的事例进行分类、组织、构建、简化的一种方式。它所指的不是任何一种经验、任何一件事或物，而是事物或经验的范畴或类型。
我们完全可以把构建理论体系本身当成是一种游戏，因为这只不过是为了锻炼智力而已，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制造一种理论，它涵盖某类对象或事件或某一想象的世界，从完全武断的定义出发，进行完全武断的运算，然后作为一种游戏从中得出演绎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类体系中，我们许多“科学的”词汇和概念随之而生。“定义”，特别是“确切或严格的定义”，是抽象世界的产物，即它是体系的属性，它完全和经验的原样无关。对于红或对于痛的经验是它自身的定义，即它自身被感受到的性质或原样。它就是它原来的样子，它自身。任何归类的过程最终就是如此，它总是涉及某种超越经验原样的东西。
的确，任何抽象过程都是如此，在定义上抽象就是切入经验原样，取其一部分而弃掉其余。相反，最充分地研究一种经验则是什么也不丢弃，而是吸取它的一切。
“定律”和“秩序”两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体系的属性，“预测”和“控制”也是如此。任何“还原”都是在一种理论体系内发生的过程。
由于正式的实验科学的本性，它因而容易成为主动安排的、干预的、入侵的，甚至因多事而制造混乱。但它却被认为是冷静的、中立的、非干预的，并不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首先，传统科学带有它对原子论的无意识癖好，总是设想要弄清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肢解。这一点现在开始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偏见。更具体地说，有控制的实验技术，即正是那种主动的操纵、设计、安排和预先安排。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必然有害或根本不需要。我仅仅试图表明，进行干预的科学和科学本身意义有所不同；其他策略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科学家有其他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也有其他途径可以达到了解知识的目的。我这里想说明的是一种道家了解事物本性的途径。但我必须再一次强调，这不是作为一种排他的方法提出，或作为一种万灵丹或作为和主动科学竞争的对手。科学家有两种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他认为哪一种适合就用哪一种，要比只沿用一种方法的科学家更有发展。
很显然，道家的承受性被看成一种技术是牵强的，因为它主要是强调不插手、不开口、能忍耐、延缓行动和被动承受。它主张一种非干预的仔细观察。因此，它只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也许它应该称为一种反技术。当我向我的科学界朋友们说明这种态度以后，他们往往总是嗤之以鼻：“哦，是的，那是简单的描述科学。”但我通常很难肯定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
道家那种真正的承受性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成就。要能够真正地、完全地、被动地、忘却自己地倾听，且不加预想、分类、改善、辩驳、评价、赞成或不赞成，不对正在诉说的一切抗辩，不预先酿酿反驳，不让听到的某些说法引起漫不经心的联想，致使后继的诉说一点也没有听清，这样的倾听是难能可贵的。与成年人相比，孩子更能以一种专心和无我的方式观看和倾听。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的文章中曾称这种态度为“屈从”，要打消任何人认为屈从是一件容易事的想法，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想要一个人接受道家的“屈从”，就像是医生让即将手术的病人放松心情一样。他愿意放松，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松。安详、沉着、宁静、歇息、平和、松弛——也许这样的字眼能较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虽然它们也不完全恰当。无论如何，它们确实表明，畏惧、紧张、恼怒和不耐烦是承受和“屈从”的敌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尊重他正在审查或学习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他自己，甚至赞成他作为他自己的样子，并在注视他作为他自己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甚至很高兴，即，看着他展现他的内在本性，不受观察者的本性的干扰和改变，不被侵犯。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说都是胆怯的（这里所说的胆怯可以比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孩子那样的胆怯），因此，只有忘却自己的观察者才会让人看到秘密。
观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是东方的作家对观察者所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着重点有些不同，因为它的含意在于，观察者自身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适应，他顺从，他很自在，他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画面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像是在母亲怀抱中研究他的母亲。当然，破坏、改变、操纵和控制是骄横而不合时宜的。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支配自然并不是他和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也能接受一种承受的、非干预的态度，因此，我们至少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理解仅仅观察和承受地专注是怎么一回事。
例如，观看艺术品和倾听音乐。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不侵犯、不干预。我们仅仅由于能承受，能顺从，能溶化于音乐而得到享受，我们对它“让步”，任它自由自在。我们也能吸收阳光的温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温暖而不做任何干扰的事。
当然，有些人是听话的病人，能精确地遵循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在性关系中，在分娩时，在抚养子女时，在伴舞时，是能够顺从的。我们多数人在取暖时，在美丽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从被动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态度并不能让你适应漠生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让你与一个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谊。
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的。我特别想到的是文化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家，习性学家，生态学家。概括来说，承受策略在一切领域里都是有效用的。
危险的恩赐
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常规”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的分析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其实，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失的根源在于以手段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定义科学。
所谓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
简而言之，手段中心将科学家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
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如果着重强调精微、醇化、技术和设备的不同避免，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课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无论一个实验多么无足轻重，但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勇于向理论基础挑战的、有突破意义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
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至少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所以说，传统上对学术论文的主题要求得并不高，只要得体即可。总之，传统科学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已经归纳好的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即在高中和大学学院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遵循他们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法区别科学家、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并没有贬低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意图，只是想进一步强调：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实际上，只有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论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哪位科学家一旦忽略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亮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看东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个危险后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的人是技师、“设备操纵者”，但绝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只是要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界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制造点麻烦。不过，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显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忽略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手段中心论观点的科学家的特点是，使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使技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他们通常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这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科学家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类科学家倾向于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
这最终会使我想起一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钱包的地方找钱包，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像另外一个医生那样，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愤怒，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论最有害的作法就是将科学分成等级。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样的等级完全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设想出来的。
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在某种本质上，决不会有人认为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手段中心论的弊端就是过于机械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它们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使它们分属的疆域彼此分离。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不属于任何独立领域，我只是解决问题。”
假如科学界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为懂得什么的人，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探索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1000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总之，手段中心论是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以及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一道鸿沟。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就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区分开，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最后还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而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常规”这样不可逾越，这显然有利于科学。
手段中心论仅仅将它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它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许多非常敏锐成绩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决不低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
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过去的问题成了现在的答案，而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
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并且通常具有束缚的作用，而不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的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谨小慎微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特别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必须遵循如下命令：请采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
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模仿旧技术的倾向，而不是去发明或创造新技术以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于是，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却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在科学中，传统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诚则是绝对危险的冒险。
不值得做的事情
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所在。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应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经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此种敌意的产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关于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来说，协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永久动力。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如果协作消失，那么发展往往会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天才。
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异端论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手段中心论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即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的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的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既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问题。
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都不敢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敢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创造力。
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想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己经了解的科学方法可以干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只有作茧自缚，在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中畏缩不前。这种思想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
举个例子，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
假如不存在对精微而尖端的高技术的尊重，假如完全忽视科学提问的本质以及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理由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嘲弄呢？我应该考验他们的技术吗？但它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难题得到解决。
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是真的存在某种出于个人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谈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然而，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地位，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手段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的风格，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真诚地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创新者。
应当把科学家摆放在未知、朦胧之中，使其面对难以应付的未知的事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注意问题的科学家每当需要时，就主动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态度将使他偏离这个位置。
过分强调手段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他们经自己的实际状况多了一些客观，少了一些主观，他们不关心价值。
手段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
的确，科学手段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依据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我们已经确认科学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作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
在此，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了具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手段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去作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有的只可能是在技术上成功和失败的试验。如果只使用手段标准，那么最无价值的研究就会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手段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方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这一点可以在科学历史中得到证明，不值得做的事情决对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学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没有任何差异。
丢掉“对温情的禁忌”
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学生的思想，这就是你能看到的画面：女孩子一想到和一位科学家结婚就会发抖打颤，似乎他是某种可敬的怪物。甚至当我们解决一般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时，如他混淆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学家”和“常规科学家”之间做出区分，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所分辨，甚至这时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
据我所知，这一把去圣化作为一种防御需要的问题，科学家自己还没有讨论过。
我觉得，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下面就让我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说明我的意思。那时我正在读医学院，并不自觉地认识到有这样的问题，但回顾时似乎很清楚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几乎都有意力求“硬化”我们，教我们以一种“冷静的”、非感情的方式对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我所见的第一次手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去圣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圣的事物面前去掉敬畏、隐秘、惧怕和退缩的意识，在惊人的景色面前去掉谦卑的意识。
一位妇女的胸部要用一柄电刀局部截除，电刀烧穿截除部位。当炙燃肉块的芳香气味溢满室内时，做手术的医师对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动心的“冷静的”和随便的解释，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冲出屋子。然而医师却把那块肉从空间抛出，噗通一声掉落在对面地板上，它已经由一个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一块被丢弃的肥肉。
自然，没有眼泪、祈祷、仪式或任何礼节，像在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中肯定会有的那样，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处理的——无感情的，平静的，甚至略带傲慢的色彩。
然而，我第一次被领到手术室，第一次听到让我解剖死者时，那气氛也与这没有任何区别。于是，我不得不自己询问死者，弄清他是一个伐木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杀害。
我不得不像任何别人一样学会如何处置他，不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是作为一具“尸体”，没有任何礼仪地处置他。对于几只狗也同样如此，那是在我们完成表演和实验以后不得不在生理课堂中杀死的。
医学院新生们自己也力求使他们的深沉情感变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制，抑制着他们的畏惧、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温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面前的敬畏，在他们完全和惊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时的同情的眼泪。
由于他们是青年，他们是以年轻人的方式这样做的。例如，坐在一具死尸上并吃着一片三明治照一张像；偶而在餐桌旁从公文皮包中拉出一只人手；拿人身幽隐处作为医学话题的笑料等等。
这种对抗恐怖的顽强、随便、不动感情和掩盖着它们的对立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温情可能干扰医师的客观性和无畏态度。我自己常常怀疑这一去圣化和反净化是否真正必需。
至少有可能的是，较多牧师般和较少工程师般的态度也许更有助于改善医学训练，或至少不致于把“较温柔的”候选者逐出医门，可能这种“顽强”训练对于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
但对于一位心理医师呢？一位“人际认识者”难道不需要关心和爱吗？显然那是一种反心理学的训练！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个隐含的设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观的敌人，有时它是，有时它不是。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去圣化作为他们的防卸手段。我们都熟识那样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亲密、诚实、无防御，他们对亲密的友谊深感不安，他们不能爱或被爱。避开这种打扰人的亲密或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或保持“距离”，甚至离开一臂远。
或者最后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内容，剥去它打扰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纯洁可以说成是愚蠢，诚实可以称为容易受骗，坦率变成缺乏常识，慷慨被贴上无主见的标签。
前者使人不快，后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对付。请记住，实际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伟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终极的存在价值，我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沉思，感到欢乐，“有趣”，激发爱慕之心，等等。
随着对“反向的价值”对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大都发现这些最高的价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识到他自身内和这些价值对立的每一事物。许多年轻人觉得和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孩相处更自在，美丽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惭形秽、腼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面前。去圣化能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抵制对摇摇欲坠而急需保卫的自尊的不断冲击。
在临床医师看来同样明显和同样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没有能力和一个姣好或美丽的女子性交，除非他们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为中会把他的角色等同于肮脏的插入动作或支配动作，但他很难对一位女神或圣母或女祭司——很难对一位神圣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这样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把她从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来，拖入肮脏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为主子，或许以一种无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等等。于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脱了敬畏感，解脱了温柔、崇拜、亵渎或自卑感，不再像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动力心理学家研究较少，但或许也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女方对男方的象征性阉割。当然，这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人所共知的广泛发生的现象，但它常常被赋于或者是纯粹社会学的或者是纯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去圣化和反净化而“阉割”男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泼辣著称，她对苏格拉底的撒泼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她对苏格拉底的极度敬畏感会把她自己淹没。
从这样的观点看，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解释”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实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抑制敬畏、赞叹和惊奇的努力。看到雨后彩虹，十分激动的孩子可能会听到大人以一种略带轻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说：“哦，那不过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像棱镜的分光作用那样。”这能贬低经验的价值，类似以胜人一筹的态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杀经验的作用，使经验较少可能再次到来或表露出来或受到认真对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惊奇感。
我发现这也适用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释掉”，却不能被真正解释明白。我的一个朋友，在手术后的宽慰和沉思中忽然闪现一个经典式的重大启示，深刻而震撼人心。他的意外发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过后我想到这种体验可能为我打开极佳的研究前景。我问外科医师是否其他病人手术后也有这样的洞察。他漫不经心地说：“哦！是的！Denlerol（一种止痛的商标）你知道。”
自然，这样的“解释”对于经验本身的内容说明不了什么，和引爆器说明不了爆炸的效应一样。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本身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
简化的努力和“不过如此”的态度也需要解释。例如，“一个人实际不过是24元药品的价值”；“吻是两个胃肠道上端的并列”；“一个人等于他所吃的东西”；“爱是对于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间差别的夸张”。我有意选录这些少年男孩的例子，因为我相信这是去圣化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的最高利用。
这些男孩力图成为强硬的或“冷静的”或“长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敬畏、谦卑、爱、温柔、以及同情和他们的奇迹感宣战。他们这样做，把“高的”拉下来，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这些“观念论”的年轻人不停地奔忙，向他们的崇敬冲动作战，力图贬低神圣的东西，亵渎每一件事物，像“正常”成年人的所为。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同样的目的。你想说一朵美丽的花或一只漂亮的昆虫或一首精彩的诗等等的面前避免吃惊，避免自惭或产生无知感，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它劈开，并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也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辩、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
的确，我的印象是，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倾向于享受这种体验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