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然面对“无知的嘲弄”
批评传统科学和科学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过于相信他们的抽象，过于肯定这些抽象的价值。在这样的主观条件下，他们很容易失去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怀疑态度、他们的谦虚，并且不能恰当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更深刻的知识，不能扼制自己的狂妄自大。
很显然，这一批评特别适合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家能夸耀他们的显著成就和他们对物体和无生命自然的控制。但心理学家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他们真正懂得多少有益于人的事情的道理呢？传统科学在一切人的和社会的领域中一直是一种失败。
当然，我们确实有许多关于人和社会的有益知识，但我仍坚持认为，很多这样的知识来自“异端”，也就是来自于人本主义科学而不是机械主义科学。
我在此不谈来自原子弹的所谓“成功”问题，原子弹现已掌握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原始的个人和社会的手中。
科学的右臂已生长到巨人水平，而左臂却在它的生长中落后这么远，这难道不危险吗？
假如我是正确的，科学家的明智和仁慈（甚至是在最真确的意义上的“科学化”）当然便于他们拒绝“方法崇拜”的乐趣，即拒绝变得骄横、霸道和自以为是。能拯救他们的恩典宁可说是这样的一些品性——谦逊，嘲笑自己的能力，和模糊状态共处，经常意识到对于任何一组事实都存在多重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对语言、抽象和科学本身的内在限度有明确的认识，承认经验、事实、描述优先于一切理论，惧怕在理论的上方稀薄空气中生活太久而不能返回地面。
最后我还要附加一条，对于个人自己科研工作中无意识和前意识决定因素的经验知识是最大的谦卑生产者。
为了与权力主义性格的不能等待和不能暂时搁置判断的倾向做一比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项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实验。有广泛的临床印象——实验资料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表明，他们就是不能容忍等待，他们的大部分紧张和焦急来自于等待。因此，他们通常在不成熟的认知下就跳向一个结论——任何结论，而不是停留在被他们视为感情惩罚的状态。缺陷还不止于此，而且他们一旦委身于一个结论，他们还往往长时间地依赖它，即使面对着矛盾的资料也没勇气去修正。
较明智的、奥林匹斯型的沉思者，较有兴致和好取笑的沉思者都已意识到，科学理论的存活时间比人们所期望的短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会觉得完全“忠于”牛顿定律和忠于霍亨索伦王朝同样可笑。
这一更试验性的态度能牢固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假如你仍然接近具体客观的世界，便不可能否认事实的多重性——它们的矛盾，它们的模糊性。你会意识到我们关于这一事实世界的知识的相对性，相对于世纪、文化、阶级和阶层，相对于观察者的个人性格。你很容易感到肯定无疑却又很容易弄错。
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但这一目的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切说明都要推延到我们认识了整体以后，但那时科学自身将被抛在一边。但任何自然物引出的我们的愉快的自发表现都是既完满又彻底的，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被视为和人有关；谁又知道这种无意识的肯定可能多么接近绝对真理？假如我们要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所见甚少。一个人用他的理解的卷尺能测量的东西太少啦！
当你意识到这些对立力量时，你仍意无反故地进入这个世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勇气甚至高尚的一个标志。科学家应该深感幸运，并喜爱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发誓终身从事的那种永恒的事业肯定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最高努力的。
有一种方式使我们可能成为依据经验的，推进知识的高度评价这一知识，而又对人类知识的贫乏和不可靠抱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方式就是对它超然一些，像上帝那样，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兴致盈然又有深厚感情，嘲弄、宽容并惊叹不已。
正当的笑是对付难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同时也是保存力量坚持研究下去的好办法。对于既要谦逊又要自豪、骄傲和坚强（足以对付重大任务）的存在主义问题，幽默感是极佳的解决途径。以这种方式我们既能意识到我们懂得火箭和抗菌素，同时又意识到我们不懂得战争与和平，偏见或贪婪。
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现存混乱状态的沉思形式，都是一种温和的享受，而且使我们能继续坚持尝试较多一点解开扭结而不致失去信心。你能热爱科学尽管它不完善，正如你能爱你的妻子一样，尽管她不完美。而且，幸运的是，科学和爱侣有时确实能变得十全十美并使我们大吃一惊，虽然美丽只能停留片刻，而且是作为一种令人意外的、受之有愧的奖赏。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超越另一些问题是很有助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一种隐蔽的观点把科学和完成的知识等同起来。
例如，我曾听到心理学家遭受物理学家的嘲笑，物理学家这样嘲弄心理学家：“你们知道多少？你们的知识是高度抽象并数学化的吗？”他们甚至这样问：“你称它为科学吗？”这里暗含的意思是，科学是进行认识活动的，而不是提问的。
于是，后方部队的士兵嘲笑前方的战士太脏，而财富继承者嘲笑汗流夹背的赚钱谋生者。
事实上，在科学中有两种评价的层次系统（不是只有一种）：一种是组织得很好的知识层级；另一种是我们选定研究的重要问题层级，正是这些选定要研究重要的、未解决的人的问题的人才真正把人类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双肩上。
大多数科学的定义，尤其是非科学家所定义的，是根本不正确的。通常，科学被说成是一种功能自律的事业，局外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例如，假如你称它是“不断增长的信息集成”或“实验操作规定的概念系统”，一般人会诧异为什么人们应该献身于这种不能鼓舞人的目的。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或对于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的这种说法，或为此目的所进行的有关科学的讨论而不是有关科学家的，往往都把科学家生活中的趣味、激情、兴奋、胜利、失望、感情和意动的成份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审美的、“宗教的”或“哲学的”躁动。
颇为类似的是阅读象棋规则，它的历史，研究个别比赛，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下象棋？”如果你对他们的感情、动机和满足毫无所知，他们将永远不可理解，就像斗牛士不能被非斗牛爱好者所理解一样。
我认为，非科学家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目标和满足有可能得到对科学家生活的某些感受，而且这些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所能体验到的。
通过对高峰体验的调查研究，我得知这些体验是非常相似的，远非激发这些体验的外部诱因之间的相似可比。例如，在我发现妇女描述她们最高幸福时刻大体和男子的描述相同以后，我觉得和妇女更接近了，尽管妇女受到激发的情境可能对男子毫无触动。
只要牵涉到个别科学家的内在生活，这些高峰体验和诗创作中激发诗人的体验就非常相似，等等。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想我曾从我自己和别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过比从诗歌欣赏中更多的“诗意”体验。
我从科学杂志的阅读中也曾得到过比从研究和阅读“圣书”中更多的“宗教”体验。创作某种美丽事物的激动心情来自我的实验、探索和我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来自绘画、谱曲或跳舞。
科学可以成为一种与你的所爱相结合的方式，与使你着迷的东西以及与你用你的生命表达你为之倾倒的神秘的东西相结合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类比。如果你能求得有关你研究的主题愈益增多的知识，并在50年的学习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你可能花费一生的时间，甚至会觉得淹没于它的更深的神秘之中了，不过却以求解这个问题为乐。
很显然，与最初的无知的空白神奇感相较，这时它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高级”的神秘和奇迹。这两种过程似乎是同时并平行地进行着，即知道得越多越觉得神秘。至少这是在我们的优秀人物、贤者和最好的科学家身上发生的现象，他们仍然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偏瘫的专家。这些人也是能够得到诗人理解的科学家，他们反过来也能把诗人看作是一种合作者。
正如德瑞尔所说，科学能成为“理智的诗歌”。这一对于优秀科学家内在生活秘密的探索能成为某一全球运动的基础，它将使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和一切其他认真的人团结在一起。
传统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或详尽的认识是和神秘感对立与矛盾的。但实际情况并不需要如此。研究神秘并不需要亵渎它。实际上这是趋向更高的尊重、更深的理解、在丰富多彩的高水平上的更加神圣化和净化的最佳方式。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最聪明的人，正是那些最大智若愚、最不傲慢和最“兴致勃勃”的人。
如果你想使树木变得更美丽，那么，唯一的办法你必须对树木有更多的知识——弄清树木生长的道理。我总是注视并赞美的树，现在更有一点助益，因为我懂得一点植物学。假如我对它的机能作用的细节知道得更多些，这一知识将能使它变得更加神奇而美丽。
例如，我一生最深刻的审美体验之一是很久以前在一次组织学课堂上得到的。那时我一直在研究肾脏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我越学越惊叹肾的美，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简单，在机能上有完美的形态。它的形态是顺应它的机能构成的，两者的相随像雕刻般精细，远远超过格林诺夫的梦想，例如肾的进化。
对于我来说，胚胎学家所知的是一个奇迹，它显得是那样的罕见，任何人也难以预先想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在研究、学习和了解以后，观看了显微镜下的一个完美染色的切片并得到一种美的体验。
对于这样的问题，非科学家不会懂得，而科学家呢？又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它，除非他们变得年长成熟而且不怕羞时才不会如此。在科学的最高水平上，它最终能成为对惊奇、敬畏和神秘的组织编排，系统追求和欣赏享受。
上述这些的高峰体验和存在认知，正是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但这些体验同样可以称为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学体验。
科学可以成为非宗教人士的宗教，非诗人的诗作，不会作画者的艺术，严肃人的幽默，受压抑而畏缩的人的求爱。科学不仅始于惊奇，它也终于惊奇。与任何人溶合的“定律”
从科学发展史上可知，常规的科学首先将物理的、无生命活力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星体、落体。当然，非人格的数学也包括在内。
科学前进的步伐并没有终止，并且以同样的精神研究生物，最后约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已证明为极成功的方法进行研究人。人被当作一个物体在有控制的实验情境中接受不动感情的、中性的、定量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倾向于一切适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方面。自然，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用不同的定律、法则和方法在临床精神病学家中发展着。
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的方法论对人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困难、更令人恼怒的应用，因为研究者将还原分析法加在一个极不合适的对象身上。有人这样说，人是一个特例，是在非人格科学方法边缘上的一个外周例子。我建议我们要把人作为起点或中心替代上述非人格的中心。让我们试着把有关人的知识当作范例，并由此创立属于人的方法论、概念化和世界观，属于哲学和认识论范畴的范式或模型。
如果把即时发生在你和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我们都暂且把它作为一种终极的知识来看待，那么，后果将会如何？让我们设想这种知识是“正常的”、“基本的”惯例，像我们基本的测量工具对任何知识所进行的判断一样。不总是可逆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是：朋友对朋友的认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认识，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兄弟对兄弟的认识，医师对病人的认识，等等。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领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与他有牵挂。
我们必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要比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更了解她的孩子。如果这些医生有起码的明智，他们会利用她作为解释者或翻译，并常会问：“他想说的是什么？”老朋友，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心心相印，而对于旁观者来说，其表现简直是一个谜。
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溶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溶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溶合使经验知识成为了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溶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溶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溶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
首先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然后把这种认识工具和一台显微镜或望远镜做一对比：
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这和一件日常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爱孩子，我就不会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假如你不喜欢孩子，我将不想让他们来见你。他甚至会怀着隐藏的恶意故意以假象蒙骗你。在其他领域这也是极常见的事，例如，文化人类学、心理治疗、社会学、民意调查、儿童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文献了解上述结论，如，关于访谈，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关于心理治疗技术，关于民意测验，关于理解和被理解，关于强者和弱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人际知觉等等。但我想不出这些研究的发现曾应用于认识论的问题，或阐明如何“获取”可靠的和确实的知识。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可能有这一特殊的应用，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被这一应用的涵义给唬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论你想研究的是分子还是人，但是，通向可靠知识的研究法却是相同的。而现在我们却被正告，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有时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涵义；研究人所采用的技术有一天也可能被推广应用，直至包括对分子的研究。因而，我们甚至可以再次盘旋上升到一元认识论的高度，但围绕着的是一个不同的核心！
至少在较小的程度上而言，通过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获取知识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会发生。习性学是我们最先想到的例子。但来自医师“临床”研究的各种知识形态也都有某些这一类的特征。社会人类学也一样，社会学的许多分支——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许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或许我们还要加上多种或全部语言科学。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没必要表明是倾向于哪一边，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确，我们能把各门科学或所有知识领域排列为一种层次系统，或者根据牵连程度从最大排列到最小。
但我还想提出一个更激进的问题：能否把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概念化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爱或关心的结果？把这一认识论和在“客观科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并列，对于我们会有怎样的好处？我们能否同时利用两者？
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我们理应怀有一种希望，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化学领域中，或许也能对甚至非人格的东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这里指的是那种意识的、语言化的、列为公式的可能性。
调动工作热情的力量
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对产生对研究对象的爱的复杂性到底有什么内涵。至少它表示要对研究对象发生“兴趣”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兴趣或厌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观察或倾听的；也很难去思索有关它的事，很难想起它，很难想继续研究它，很难溶合它。当你被某种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问题时，你身上的一切防御和抵抗力量都会动员起来。你会丢三落四，想别的什么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袭人，智力似乎衰竭。总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对它有点兴趣并受到它的引诱，最起码少量的热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实的确如此，世上存在着为责任感而工作的人，就连一个孩子也会在学校做许多并不是从兴趣出发或仅仅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事情，以便让老师欢喜。但这样的孩子引起另外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那是有关性格训练、增进自主性以及仅仅驯顺的危险等问题。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倾向，在这里那是很容易出现的。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很少有疑问的，那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最佳学习、领会、理解和记忆而论，最好的途径是对有关的问题感兴趣，有介入感，有“一点爱”，至少有一点迷恋并觉得受到吸引。
科学需要一种耐心、顽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等等，这是一种低限的说法。科学长时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热情、迷恋和着魔般的执着。有成果的科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课题”差不多就像情侣谈及他们的所爱一样，那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升腾到一切分心之上，变得沉迷于工作之中，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课题”里，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于一个目的，一个他已完全献身于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给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假如你想在一项调查中用一个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个对这项调查结果毫无兴趣的人，他保证是那种无能的、绝对无疑的蠢货。”
这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的。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这种爱我们可以在爱侣中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看到它的最纯表现，或者在神学和神秘主义文献中非常合适地译为自然主义的概念。
“现在我将如何行动？”
传统的非人格的科学是外在的、全面的、完善的、隐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说法中，观察者仅仅观察而已。在后来的说法中，人们已理解观察者是戴着眼镜的，眼镜歪曲现实但去掉却是万万不能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已懂得，观察活动本身是对被观察现象的一种塑造，一种改变，一种侵入。
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例如，许多关于再输入的研究和关于观察者期待的影响的研究，这只是两类众所周知的实验。
我所指出的并不单纯是天文学观察中的“入差”和海森贝格的“测不准原理”，我指的宁可说是一种不可能。例如不可能找出某一文字前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即未受文化人类学家歪曲的真实情况如何。或举一个我曾介入的例子，你如何能从一个街头宗教群体的行为中把一个外界观察者的抑制影响抽象出来？
我在大学时听过一个来源不明的故事：说一群联谊会的男孩商量好闹着玩追求一个土里士气的女孩。出乎意料的是，追求改变了她，使她变成一个自信、温柔而十分可爱的姑娘，使这些男孩真地爱上了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大卫·沃森在《人性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两个人在辩论时，我发现真理不总是在更不带激情的一边。激情可能增强辩论者表达的力量，并最终引向真理的深部。”
“毫无疑问，有几种感情会完全歪曲我们的判断。但我要问极端的理智主义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发热情的奉献，任何科学还有产生的可能吗？”
这是心理学家中正在兴起的不满的一个典型表述，他们不同意那种过时的、广泛持有的看法——认为感情只能起破坏作用，感情是真正领会和正确判断的敌人，感情是和精明对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对科学进行人本主义研究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感情与认识具有协同作用，感情可以成为寻求真理的一个动力。
这些爱的关系能过渡到与世界溶合的神秘体验中，这使我们通过与对象溶合、与对象合为一体，从而达到知识的终端。从理论的观点看，这可以认为是变成经验知识，来自内部的知识，由于我们正在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至少这是这种知识接近或试图接近的理想极限。
不要认为这种终端很难实现。研究精神分裂的一个受到尊崇的办法是，试用适当的化学药剂使自己暂时成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现已恢复健康。这样一来，就能更容易与精神分裂患者认同。例如，最受人敬爱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托尔曼，有一次不顾他自己的正式推论，曾承认他在想预测一只大鼠将如何行动时试图与大鼠认同，与大鼠感受一致，并问他自己：“现在我将会如何行动？”
另一类例子——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同样的范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例子。对于一个你不喜欢或你不欢迎的部落，尽管你也能了解到许多事实，但你的了解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认识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取得一知半解的资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假如你“变成”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你将能靠理解回答许多问题。
事实上，即使在非人格的一极，区分用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两种感受也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月球，像某一个人（旁观者，外人）通过一个钥匙孔窥视一个生人，远远地窥视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的东西。或者你有时能忘记你自己，专注地、迷恋地、神往地进入你正在观察的对象中，进入那个世界而不是从外面向里看。这可以比喻为家庭一员和街角孤儿之间的不同，后者隔着窗户观看屋里的温暖情境。柯林·威尔逊的著作中有许多局外人和渴望的窥视者的例子。
相信自己，你也可以跨入显微世界内部，当然，你也有权力选择站在外面通过显微境观看外面的载片。你可以很有见识地倾听音乐，平静地审查它是否值得你付出的门票钱。或者，你会突然被它感动并觉得自己也变成音乐，似乎音符在你体内跳动，觉得你不是在音乐以外的什么地方。假如你在跳舞，而节奏的格调“粘上你”，你会一下子滑到节奏中去，你会和节奏打成一片，你会变成它的自觉的工具。
来自存在爱的知识
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很显然，为了不让真理预先由教会或政府决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维护他们自由观察他们眼前事物的权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超脱价值的科学”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不过，这也使得许多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家受到伤害，因为这一概括化概念已被许多人无批判地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愿意研究其他民族的价值，研究者或许也可以使自己超脱于这些价值之外，并不动感情地进行研究，就像研究蚂蚁或树木的“价值”一样，即，价值可以作为“事实”那样加以处理。因此，价值可以立即变得能够用传统非人格科学的一切方法和概念进行“正常的”处理，但这并不是真正解除争端所在。
这一类型的“科学的客观”是要防止把人的或超自然的动机或感情或先入之见投射到感知的对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在“那里”的，因而也不应该看作是在那里。请注意，科学的这一必需的法则——只能观察确实存在彼处的东西，它的开始是勿在无生命物和动物中寻觅“上帝的设计或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或人的意图”，主要是试图防止科学家投射自己的价值观或希望或意愿。
尽管对于这一点还很难做到完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做到。正规的科学训练和正规的科学方法是力求越来越接近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一努力确实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称之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方面，他具有领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他在观察他所赞成的东西时能保持充分的怀疑态度。
关键的问题是：达到“科学的客观”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如何？把某物作为它存在的样子加以观察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不受我们自己的希望、畏惧、意愿、目的所污染？更重要的问题是：达到这一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途径？是否还有另一条途径也通向“客观性”，即，把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来观察？
从传统上来讲，“科学的客观”的成功一直是在科学的对象最远离人的理想、愿望和意愿时才可能实现。假如你是在研究岩石或热或电流的性质，那会很容易觉得你是无牵连的、超脱的、能看清楚的、和中立的。你不会使自己混同于月亮，你“关心”月亮决不会像关心你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于氧气和氢气不难采取放任态度，也易于有非干预的好奇心，做到道家的承受，任事物自然存在。直截了当地说，要做到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和恰当，你就不能关心后果，你不会认同或同情，你既不爱也不恨，等等。
不过，当我们跨入人和社会的领域时，当我们力求客观对待我们所爱或所恨的人，对待我们的忠诚或价值观，对待我们自己本身时，这一观念和态度的框架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时不再放任，不再是非人格、无牵连、不趋同、没有利害关系的了。要成为“放任的客观”或“不关切的客观”也变得更困难得多，而且新的危险已出现。
在试图达到“科学的”，即无牵连的、放任的、不关切的客观的努力中，例如，人类学家可能购买成袋的他误以为和这种客观有联系的资料。他可能变成科学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可能觉得有必要为了他所研究的民族而淹没他的人类感情，可能不论需要与否都追求定量化，可能用准确的细节和虚假的整体进行编排。对文化人类学读物的最佳选择仍然是一种谨慎的混合物，包括专业的论著、较佳的游记和更富有诗意和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家的印象派著述。
若那种非关切的客观可以靠改善训练达到一定目标，那么我们则可以说更重要得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关切而不是非关切的另一种客观。这客观可以被当作存在爱的一种结果，高峰体验、统一领会、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承受、“创造态度”、存在认知的一种结果，认为是存在心理学的一个总的方面，对于这一点纳梅奇也曾进行过很有成效的分析。
总之，我的论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假如你在存在的水平上极爱某物或某人，你将会欣赏它自身本性的实现，你将不想干预它，因为你是把它看作它自身而爱它。你将能以一种非干预的方式观察它，也就是任随它自然发展。这又意味着你能把它作为不受你自私的意愿、希望、需要、焦虑或先入为主的污染而观察它。由于你爱它自然自在，你也不会轻易地去评判它、利用它、改善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于它。这往往又意味着更具体地体验和观察，更少抽象、简化、组织或理智操作。任它自然自在也含有一种更整体的、综合的态度，更少主动进行肢解。
概括来讲，你可能极喜欢某人，敢于把他看作他原本的样子；假如你爱某物原本的样子，你将不想改变它。因此，你可能把它或他作为它自己本性的存在来观察，不触动的，不污染的，即，客观地观察。你对那个人的存在爱越深，你也就越不需要闭上眼晴。
另外，“关切的客观”也有它超越的一面。假如客观的含意包括把事物作为它们原本的样子来看，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成它们，它们是好还是坏，那么，一个人越能超越这些区分，便越能看清事物的原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存在认知中，例如在存在爱中等等，则或多或少能够做到。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两种客观及其互补的性质，以便使作为局外人的显然有利和同样显然不利的情况得到有力的证明。犹太人或黑人对于我们社会的认识要比我们内部的人有多得多的旁观者客观。假如你是国家俱乐部或权力机构的一员，你很容易认为它的一切好处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些好处。这包括一切文饰、否认、官样文章和伪善，等等。而局外人却能很容易看清楚这些东西。因此，有些真理旁观者能比体验者更容易看到，后者在这里是被认为是现实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曾提及很多证据，即在某些方面黑人比白人能更了解黑人，等等。这里无须重复。
由“来自存在爱的知识”这概念所引发的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课题和假说。存在爱的能力是人格高度成熟水平的特征。因此，人格成熟是这种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增进认识者的成熟则是改善这种认识的一个方法。
原始的心理学材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原始资料究竟是什么，确实很难；但却能很容易地说出它不是什么。许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简化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
众所周知，原始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知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无疑地要涉及到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来看，即使这样，这种说法也显得有点狭隘了。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原始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份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所有的复合状态。
假如我们非要利用一下原始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纯形式，而是一种复合形式：是整体而不是局部。
假如我们仔细审察这一悖论，我们很快就会理解，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就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强调在这个世界中，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
因此，抱有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还原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而且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法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分析努力在本质上所有的理论性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科学总体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
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分析的努力并不是抨击一般科学，只不过是抨击对待科学所可能采取的多种态度。然而，我们最初面临的原始问题仍然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说法，提出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原始资料”，而是要问：“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简单局部”分析害处多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它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
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
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
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的家庭、我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的理想、我的挫折、我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
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
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是为了讨他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做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到他的利益。
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是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完全对立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是来自于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类的爱。
如果以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等。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于是，这一整体便被认为更为准确，更为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经受分析。这一分析再使整体有可能更完善、更准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智能型的而不是分类型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静力学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
尽管一般人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二歧对立，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它们结成一种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别的学派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这样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并且显得更加自然。
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为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机体论观点。
同这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机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他们能更自然地进行静力学思维而不是动力学思维，机械思维而不是有目的地思维。我可以果断地称这种观点为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毫不怀疑，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一般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它却被心理学论者搞得含糊不清甚至完全被忽略。这个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为什么是彼此相互联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台球式的因果论看法。
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立物体对另一个分立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假如我们的宇宙观仍归物理学统治，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实际上也似乎是绝对的。但是，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
例如，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用的都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台球在台桌上相撞击的方式来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
人们已完全认识到，世界内部持久存在的相互关系太错综复杂，不能以我们所说的台桌上的弹子相撞的同样方式来说明。但是答案中最常见的只是原始看法的一种复杂化，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改造。代替单因的是多因，但据设想它们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彼此分离而互不依赖的。
正如韦特海默所说，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的“算术和”。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本质上也没有任何新事物出现。
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以致于它有时似乎与那些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他关系。但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照样是同一种世界观的反映。
特别是一涉及到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这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得用因果概念，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
此外，我们还得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用因果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人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满足这一情境的需要，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是我们必须论及到的因果理论的唯一缺陷。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时，还有一个难题，如何说明症候群和从“外部”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杰克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我们或者什么都没杰克有纠正得了，或者不光改变了杰克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无法用普通因果理论来描述的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能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就好象一个有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排出了后果”。
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段遭受创伤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验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如果确有效果改变整个人格，但这一人格已同过去不同，而且他自身和应对举止也和过去不同。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他的面部痉挛的恶化。这种痉挛10%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
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得这样说：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个有效的独立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10%。因为每一个经历都被摄入了有机体，这同食物被消化并通过内循环过程变为有机体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是我现在写下的字的原因呢，还是我喝下的咖啡，还是我昨天吃的东西，或者那是我几年前受到的有关写作的教益，还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
当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现，如写作一篇自己感兴趣的论文，决不会由任何特殊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或创造；而人格反过来又是所有它所经历的事情的结果。
心理学家会很自然地认为，刺激物或原因是由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的，正如他认为刺激是撞击或推动有机体是同样自然的。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这决不会是因与果的依然分离，而完全是出现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为不能适应心理学的方法，那就是证明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作用的被动因素，而是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也可以对原因产生某种作用的主动因素。
对读过精神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有可能曲解刺激物，而一旦曲解，又有可能将它们重新构造，重新定型；我们既可以选出它们，又可以避免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从它们中进行选择；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子世界的假设，即认为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各个实体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现、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离开。
因此，至少就心理学资料来说，因果概念必须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涉及到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简单地叙述，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比较有头脑的科学家已经用一种按照“功能性”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理论。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种功能，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我觉得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理论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必然性、作用力等。关联状况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功能性陈述的例子，但它们却常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它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有的意义恰恰相反，那么它也并不适合保留因果理论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那时就会面临着必然内在的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等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放弃、被否认、被消除。
别让自己受无意识的驱使
正是在人体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失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
时至今日，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好象想象不出再有其他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他决定因素）。
然而，很多相对而言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因此，以上的观点在人体心理学领域造成了很多混乱。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导致的问题）。
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胡作非为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用身体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尽量避免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像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的故事中描述的现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更容易发生骨折，但这些骨折现象却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作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症状或者更概括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其它名义的神经病，或者像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机体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现或真实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很明显是一个应对性症状，例如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他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肌肉萎缩，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的一篇论文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3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吻合。皮肤病在3个周期的发作，恰好使这位妇女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厌恶性生活的心理，才在无意识之中鬼使神差般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像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的过失的自行惩罚。
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虑，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
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允许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绝非这种症状。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出于偶然的事情强说成是目的性的。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叙述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她时倒也没有这种反应。
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那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解释：原来患者的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症候群概念的界定
假如有一种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必须问的是：人格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为了描述自尊和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的方便，我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我讨论的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往往同时在一起出现，因而给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由于这一层含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宁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系列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自然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最后，在医学上，它是以一种因果关系为背景的。据设想，任何一种多症状的症候群都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
例如，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做，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第一，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第二，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第三，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最后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倾向或严重，等等。
总之，我们应该研究与肺结核发病有关的一切因素，而不仅仅研究最明显或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显然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在有效而仔细的研究下，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韵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一的来源、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同义的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也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