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可以从目标的行为区别和动力性类似这些主要方面来界定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一个个别例子中，如果症状甲和乙有在症候群症中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同样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说成是有互换性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有一组在行为上似乎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称它们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因此，我们既可以在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在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体呢？有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说法。
我们可以采用“心理的韵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份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
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太大的耳，但却仍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很漂亮”。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分离元素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韵味”的整体，这种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是由多种多样的特性组成的，但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韵味。
我们还能依据心理含意的概念对定义问题做出第二种研究，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就是说这些含义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可换性、韵味、含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措词。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从机能心理学的观点考虑，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机能心理学家们是依据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
也就是说，人格的组织结构要依据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来理解。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针对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
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某两种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和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此并没有最终的简单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首先，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还可以附加说明一点：除性格表现方面的事实以外，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事实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就我们采用这个词所内涵的意义来说，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都说成具有应对目标。
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克勒、考夫卡等提出的关于格式塔所提供的各种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艾伦费尔斯的两项标准并行不悖的。
艾伦费尔斯给一个有机精神现象所下的第一个标准是：分别提供给一些人的单个刺激因素，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缺乏一个被赋予刺激因素的有机整体，不如整支乐曲的人所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换句话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
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体地理解为相加之和，这一说法尚处在怀疑阶段。部分通过分解只能加成一个加法和，然而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这一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的话。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含义，韵味，或宗旨）能够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
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理解整体而理解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行为，才能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韵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韵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觉得有什么事靠不住；再者，我们能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许多特征，大体上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概念充分。
艾伦费尔斯的第二个准则是整体内部各种元素可以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乐曲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同一性。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份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换，或者在动力学意义上彼此都是同义的；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总体上来看，格式塔心理学家大多都同意韦特海默最初的定义，即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关系，整体才有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有效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个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整体的存在已被证实，对它的定义与特质说明还依旧是一个难题。
很明显，我们还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的肯定性定义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除非我们不要求这一定义是可行的、具体的、启发的以及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者，坚持机械世界观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曾经用过的论据的选择。
格式塔心理学家主要是研究现象世界的组织结构，研究主要是机体外的物质“场”。应该指出，他们往往否认这一断言。但是，正是机体本身才有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内部的相互联系，像哥尔德斯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
要探求组织结构法则的证明，机体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从这样一种论据选择，可以得到的另一优势在于动机、意图、意向、表现和方向的基本现象，在机体中都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依据应对意向给症候群下定义立即创造出一种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离的各种理论统一起来，包括机能论、格式塔心理学、意向论（不是哲学目的论）、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学派所提倡的心理动力学以及哥尔德斯坦的机体整体论。
那就是说，正确定义的症候群概念能够成为统一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后者我们曾称之为整体动力观，并用它和广义原子观进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为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要它能像我们所指出的加以扩充，只要它更着重研究人的机体和它的内在动机。
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一个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换的，或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是相等的，这意思是说，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在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
对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
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
在一个待测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被测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肯定无疑地预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的表现，但却无法确切地预测表现情况或表现方式。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加强抵抗恐惧的能力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
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
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
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
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
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
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它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
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
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
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它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
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它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决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
三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它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燥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焦燥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并没有认为恶梦的生活不太愉快。不过，相对来说，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份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后来在几次访谈后发现，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是极不寻常的。
然而，她的报告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以前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如果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她就会匆忙地从浴场中逃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确实有吸引力；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常常使她为难。
尽管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很少有什么畏惧的表现，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不过，摆脱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很难根除。
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或一个更不安全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更强的人。
和我们已经说明的保守倾向并列的倾向，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
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份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
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扰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
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水平这一变量。个体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也有强、中、弱的不同。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意。
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各种似人灵长目动物中，支配的现象处处都可以见到，但它在每一种类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品质。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高自尊品质，我们将其中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强权。
一个有高度自尊、却缺乏安全感的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比较软弱的人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一人有很高自尊心又是安全型的人，他会以爱、合作和友善的方式表现这一自信的力量，两种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它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自尊。
在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有许多方式来使不安全感付诸于表现。例如，如果他的自尊心低，他可能带有隐居和退避的品质；如果他的自尊心高，它或许带有敌对、攻击和招人讨厌的品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
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人格症候群的组织结构
我们似乎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是均匀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有不同重要程度的等级以及部分的聚集。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尊症候群中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即通过关联作用的方法。
如果症候群内各个因素是未分化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同整体发生关联的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密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
例如，通过社会人格表所测定的结果表明整个自尊症候群同烦燥发生关联：r=0.93；同异教的性观念发生关联：r=0.85，同许多能意识到的自卑感发生关联：r=—0.40；同各种情况下的窘迫感发生关联：r=—0.60；同许多能意识到的恐惧发生关联：r=—0.29。
对于这些资料的临床审查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群集成组的倾向，而且这部分似乎在本质上有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照章办事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会碰到的难题——分类应基于什么原则之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容易很多。
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是在部分无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对材料的内在本质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地下结论。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着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走下去，一旦我们再也观察不到它们，我们就只好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
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当我们在研究症候群的资料时，我们注意到，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观点的另外一种反映。不过，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把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彼此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
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原则而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分析而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放大倍数这一说法是一个来源于显微镜工作方式的物理学类比。在观察承载着组织结构的玻璃片时，我们将玻璃片拿起，对着光线用肉眼观察，以便将全景尽收眼底。这样，得以了解的是整体特征、总的结构、全构造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对整个切片有了整体的印象，我们再审查这一整体的某个局部。
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每一个细节，但却没有对它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牢记它同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用一个放大倍数更高的物镜（比如50倍）来进一步对整体内的局部进行更为严密的观察、分析。在仪器容许的范围内，逐步提高放大倍数，便可以更进一步、更为细致地分析整体的各个细节。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相关的材料并不是按直线式排列的、分离局部进行分类的，这一系列也不可以按任何顺序重新排列；这整体或许像叠放着的盒子一样“被包含在内”。如果我们将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称为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便是其中包含着的14个盒子。在这14个小盒子中，每一个都还包含着另外的盒子——也许一个包含着4个，另一个包含着10个，或者一个包含着6个，等等。
用症候群研究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作为典型，并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查，即在1号放大倍数上进行检验。说得具体一点，这意味着将整个症候群的心理韵味或意义或宗旨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安全感症候群的14个亚症候群中提取一个，再按我们的说法是2号放大倍数上进行研究。这样一来，这一亚症候群就会被当作一个个别的整体，在它同其他11个亚症候群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研究；但却总是被理解为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局部。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屈服于强权这一亚症候群在缺乏安全感者身上的表现。一般缺乏安全感的人需要强权，但这一需要却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和许多种表示形式，例如过分的野心，过分的敢作敢为，占有欲，对金钱的贪婪，过分的竞争性，易于产生妒忌和仇恨等等；或是上述形式的明显对立面，例如卑躬屈膝、拍马屁、性受虐狂倾向等等。但这些特征本身显然也是很笼统的，可以被进一步分析和分类。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研究都必须在3号放大倍数上进行。
我们或许可以选择歧视性的需要或倾向，其中种族歧视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研究种族歧视，就不能只研究它的本身或把它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
更详细地说，我们是在研究朝向歧视发展的倾向，它是强权的亚症候群，而需要强权又是总的缺乏安全感症候群的亚症候群，这样的研究就精细多了。
我无须指出，细致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第4级，第5级等等。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这一个别复合体的一个方面，像利用某些特别之处——肤色，鼻子的形状，言谈等——来作为手段支撑自己对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利用独特之处的趋势被组织成一个症候群，可以作为一个症候群来研究。讲得更具体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划到一个亚亚亚亚症候群，它是一叠盒子中的第五层。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是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建立起来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能同时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拘泥于细节或含糊其词、毫无用处的概括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颇有成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它拒绝接受二歧式，拒绝亚里士多德式的A类和非A类的划分，但依然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寻找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我们就可以从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什么是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和照章办事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胆大妄为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
当然，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是相互关联的，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因素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聚合的理解，对于各种成份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份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也许自信和冷静比冷静和不落俗套更为密切地相互关联。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也许一个聚合的群体意味着群体内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高平均值。可以假定，这一相互关系的平均值高于两个没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平均值。如果假设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7，也许接近于r=0.6的相互关系平均值。随着我们从亚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关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
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由于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所以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整体心理学家倾向于怀疑关联方法，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对这种方法的用法碰巧无一例外都是原子论的，而不是因为它的本质同整体理论有什么冲突。例如，即使各种自我关联受到了一般统计学家的怀疑（仿佛还能指望有机体内会有什么别的东西），它们也不必非受怀疑不可，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事实。
因此，从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来看，可以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谦虚这一品质完整无缺地见于它同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
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动力学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标度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标度的最低端时——从生命的开始就被完全抛弃——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淡和缺乏对感情的欲求。
最后，我们自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换句话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利用还原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之间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却不会造成对有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统计数字与临床和实验知识结合起来，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相关技术不应该在整体分析方法中得到高度利用。
在克勒关于物理学格式塔的论著中，他反对过分地概括化的作法，这种概括化甚至不能把一种非常一般的一元论和彻头彻尾的原子论区分开。因此，他强调的不仅是一个格式塔内部的相互关联性，而且还有各种格式塔之间的相互分离这一事实。对他来说，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格式塔都（相对来讲）是封闭体系。他将自己的分析仅仅进行到在格式塔内部进行分析程度；他不大讨论各个格式塔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物理学格式塔还是心理学格式塔。
不过，当我们研究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很明显，在有机体内几乎没有封闭系统。在有机体内，每一事物都的确与另外的一件事物有着联系，尽管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
此外，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已被证明是同文化有关联的，并在根本上是和文化相互依存的，和他人的直接立场、特定的情境、物理的和地理的因素等等相联系。我们至少可以说克勒该做而没有做的，是将他的概括局限在物理学格式塔和现象世界中的心理学格式塔，因为他的责难当然并不能以接近于这样强大的程度而被应用于有机体内部。
如果我们想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的话，也有可能超越这一最低限度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也能提出很好的例子证明整个世界内部在理论上也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
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例如，只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并不是在心理学上相互联系着的，尽管它们可能在化学上、物理学上或生物学上彼此有关。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会不无道理地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
在我看来，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有一部分是观点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的确有这种可能。
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它类型的联系，但却从来不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理的相互联系。
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做过细讨论。将有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
在研究工作的领域，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经过细心研究的例证给读者。它到底是一个范例还是一个特例，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定量地看，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直线联系上讲，在安全水平和自尊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的正相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明显的是两种几乎各自独立的变量。在某些群体中，两种症候群可以有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四十年代（二十世纪）的犹太人身上，有一种高自尊心和低安全感并存的趋势；而在天主教信女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低自尊心同高安全感结合在一起；在神经病患者身上，两者的水平都一直偏低。
比这两种症候群的水平之间的联系（或缺乏联系）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全（或自尊心）水平同自尊水平（或安全）性质之间的密切联系。
要想证明这种关系极其容易，途径是把两个都是高自尊但在安全量表上处于对立两极的人做一对比。某甲（高自尊心，高安全感）和某乙（高自尊心，低安全感）有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尊心的倾向。某甲既有人格的力量又有对同类的爱，将会很自然地以一种关怀、友善或保护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力量。某乙尽管有着同样的力量，但却对同类怀有仇恨、轻蔑、恐惧，他将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伤害、支配、或是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他的力量肯定是对于同伴的一种威胁。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高度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并可以将它同高度自尊心的安全感性质进行对比。
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低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和安全感特质，即一方面是性受虐狂和拍马屁者，另一方面是温和、甜蜜、或顺从、依赖的人。
安全感特质的类似不同的和自尊心水平的不同有着联系。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即有可能安于缄默，不愿抛头露面，也有可能公开寻衅，敌视一切；有安全感的人，由于自尊心水平有从低到高的不同，不是谦卑就是傲慢，不是追随别人就是自做领袖。安全感特质的水平高低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尊水平的高或低。
抑制掉孤立的行为
总体来看，在做出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行为都倾向于成为整体人格结构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除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
从理论上讲，当约翰对一个笑话作出反应时，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分析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情况。
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品性论明显对立。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决定。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活动中找到最好的例证，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更为重要”，像艺术创作之类，例如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支协奏曲的过程中。很显然，艺术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因而它必定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
但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况的任何创造性反应——就像在罗夏墨迹测验中——都位于连续体的末端。在另一端则是孤立的、具体的动作，那和性格结构很少或没有什么根本的关系。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类事例的某一瞬间的情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躲避一辆卡车）。
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丧失了心理上的纯属习惯的和文化的反应。例如，当一位女士进入室内时男士要站起身来；或者最后，是条件反射行为。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二个症候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情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这些事实可能引起一个问题：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类型的行为——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
显而易见，那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要求，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有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比如只是一种感觉或受制约的条件反射等。
从“整体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观点出发，这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原始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一个有机体切断了它和其他部分的一切联系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与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是处于生活主流边缘的行为。它们之所以孤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有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几乎毫无关系。
的确，我的膝节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习惯上对它厌恶。当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很显然，后一种事实并不比前一种事实更真实，但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一点儿。
虽然有机体的内在本质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并不能说本质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决定因素，机体是在文化背景中活动的，而文化背景对于决定机体的内在本质已经很起作用。
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划到“直接情况”一类。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本性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决定的，而直接情况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那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不能达到；什么能提供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目的。
在多方思考以后，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份同受性格决定的成份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成为它们心中任何一个完善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
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例如，通过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况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把它抑制掉，正像在各种投射实验中。或者有时，有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否认、被藐视，文化被蔑视。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精神分析学的谈话关系和感情转移。
在某些其他情况中，文化的强制已被削弱，如在酩酊状态，狂怒状态，或其他无控制行为的状态中。同样，也有许多文化没有能够调节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的主题的变化，即表现性运动，这些微妙变异是下意识地觉察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所具有的行为。在文化的强制尚不强大的儿童身上，在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来排除文化的影响。
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高明的、在理论上站住脚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成为性格的有效指标。
在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如此，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做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少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研究行为，是因为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示标准。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回避客观世界“似乎”的花招
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数学或逻辑上的符号适合于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无论如何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各种可供运用的各种逻辑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
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或否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她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被认为是一个不必被证明，但却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将它们之间的整体类别挖掘一空。
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论据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整体截然分开，或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我们将A从整体割下，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交错状况，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割开任何一部分，而且心理学家担当不起这种忽略。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系网路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关系网路，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下，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几乎没有只是自尊而不是其他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也将怀疑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
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到的世界，个别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组合，就像是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
但对有机体来说，情况就会截然相反。割下一个器官既改变了整个有机体，同时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一个四则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很显然，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特性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那么，其中的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同人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有成为暴君的倾向。
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加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他不光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复杂化的例子，然而在设想任何类似人格中的相加过程的情况时，这又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例子。
很明显，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只是原子论和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工具。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论和整体论方面，数学已远远地落后于现代物理学。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性制裁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在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
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把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连串的椭圆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并且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
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连串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连串明显地并不同心理学研究一样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似乎”假设。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有关数学倾向于静止和原子论观点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诘难。
难道我们以前不是狂热地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我们不是曾经屡次借助于芝诺的悖论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很显然，我们该将这一逆反观点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必须依赖旧的既定基础，在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那又怎么可能提取出一种能解决涉及动态实体的问题的新型数学呢？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反复。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假如变化意味着一个从本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变化状态的特殊情形，也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被我们辨认为变化的，只不过是我们曾指出过的，在比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形象。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在它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运动有连续性；在这样情况下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想把运动的概念抽象出来作为不同于静态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决不会证实它的正确。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同一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其余的问题，微积分学作为几何和代数的后代产物，而且它未发生任何基因突变——它的父母所未曾有的任何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微积分便如同乘法表和欧几里德几何一样，具有静态的特性。微积分学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因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还原论的原素），也可以是在某种网络中的脸红（一个整体论的原素）。前者涉及到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可能有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
只有当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的事情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让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
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对还原元素的研究一直作用很大并且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是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上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它尽管是有用的，但却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的。
总之，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行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如果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这些有关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才有权在现实面前公然露面。如果它们不再有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
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很危险的。让我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手段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话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这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有和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
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跟”。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
另一点，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将世界组织成各种成份和关系，以及物质和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描述物质的类别更准确，副词描述行动的类别更准确。整体动力观点不会这样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串成一条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