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新方向
可以这么说，我己试遍了心理学的各条道路，这些道路中有的己不在传统科学的领域。
在30年代，我逐渐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现，那时的经典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不能解答或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在我提出自己认为应当提出的问题时，也要想办法研究出一种新的心理学问题的方法来解答。这样，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已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心理学现在已不是一个整体，它已变成了三个互不相干、互有支流的科学或科学集团。第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第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
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第三种力量”，这情形同现在的第一集团的情形一样，心理学中的许多小组织构成了它的全部并形成一个体系，而在这里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我理解这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和第二种心理学，并曾创造“在行为主义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学说之上”等词来描述它。这对于那种中性和价值对立的、二歧式的倾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肯定或否定弗洛伊德学方面，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为主义派的，我是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还正在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个人看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是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持有反对意见的，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包容在一个更大的超坐标的结构中。我认为，他们有些人在他们对于“经验”的新的热心中，正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上徘徊。然而，由于我相信经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非充分）。
我个人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自然，后者是常规科学的脊梁骨。但我觉得，科学家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验证者，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探险者、开拓者、创造者都是独自一人而非一个群体，他们内心充满了畏惧和对傲慢、对骄横、对妄想的防御。他必须是一个勇气十足的人，不怕出头，甚至也不怕犯错误，清醒地意识到，他像波兰尼所强调的，是一种典型的赌博者，他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达到试探性的结论，然后再用几年时间力求弄清他的预感是否正确。如果他的洞察力稍强一点的话，他自会被他的观点、轻离所惊呆，并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努力将一无所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了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即使导致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也不能回避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我确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承袭的那种摆脱价值的、价值中性的、价值回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要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业的干拢是必要的和合乎需要的，却完全不适合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摆脱价值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显然是不适合的，要知道，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人文目标以及理解是需要个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的帮助的。
我知道，在演化论的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等这一类的论证曾热闹一时，但我也必须提出我的印象，我认为在人类心理学的水平上讨论和睦问题能使争论的焦点更明确，更不可回避。
对进化的方向是否能由纯偶然配置这一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对自然发生问题进行辩论存在着可行性。但我们进化人类个体时，这样的侈谈已不再可能。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人变成一位名医是纯粹出于偶然。应该认真考虑中止采取任何这样的看法了。至于我，已经厌恶这种关于机械决定论的辨论，甚至根本不愿陷入这种辩论之中。
健康心理的新模式
现在，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我感到这种心理学是如此令人激动，并如此富于惊人的可能性，甚至在它被检验和进一步确定之前，在它能够被称之为确实的科学知识之前，我就被它公开介绍的诱惑所屈服。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它是不能改变的，或是没有在改变。
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独有的，另一部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发明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能的。
就我对它的了解程度来说，这种内部本性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必然邪恶的。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等受挫后一种猛烈反应。
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不过，这些东西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行为。当然，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人的本性远远没有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在这里，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使它表现出来，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允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人。
假如我们这个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压抑，那么他就会得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却以微妙隐含的方式，有时得马上，有时得延后一段时间。动物的本能是强的、占压倒优势和清楚明白的，而人的这种内部本性却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受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它的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被它们制服。
尽管这种本性很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里它极少消失，甚至在患者那里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潜存着，总是迫切要求表现出来。
上述结论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结合起来。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除非它们不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外部危险来说，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说明一点，如果这些假定被证明是真理，那么它们就有指望成为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激发他的最大潜力。这也回答了许多关于人格前途的问题。作为人类的成员和独特的个体，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查明一个人真正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缺点，而且清楚地发现我们恰当成长的方向。除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榜样和理想。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抛弃了所有这些榜样和理想。圣徒、英雄、有教养的人、侠客、神秘主义者统统不算数了。
毫无疑问，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顺应良好的人。但顺应良好是非常苍白无力而又令人质疑的替代词。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为了恰当地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霍尼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簿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簿上。
从总体上看，最终的结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无价值的和讨人嫌的。通常神学家用麻痹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故犯的罪过。
这个观点只是对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绘做了增添和补充，并没有全盘否定它。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这个问题由两部分构成，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们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须提供心理健康这部分。或许这个健康的心理学，将为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样做当然要比询问“怎样才能不得病”会更加富有成效。
不过，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呢？自由发展最好的教育条件又是什么呢？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为了这种人的健康成才，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这种人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这同样也是实际情况。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健康。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无。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因而，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症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你是否设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在这样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对的。
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学校的书藉。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
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这种自罚不仅可以产生神经病，在这里同样可能重新恢复勇气、燃起正当的义愤和不断增长的自尊，从那以后就干起了正当的事情。简而言之，痛苦和冲突也可以达到成长和改进。
事实上，我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面症状时是这样。疾病就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吗？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吗？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在奥斯维茨和达乔集中营的那些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健康的吗？这些人是具有病态的良心，还是具有美好的、洁净的、正当的良心呢？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觉到冲突、苦难、压抑和愤怒吗？
概括地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有人格问题，那么，除非我对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之前，否则我决不能确定该说“好”，还是说“对不起”。这要取决于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可能是邪恶的，也可能是善良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心理学家对于受欢迎的、顺应良好的行为、对于犯罪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谁会欣然接受这些呢？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受邻居势利小人的欢迎，不受地区俱乐部同伙们的欢迎，这样会更好些。这些行为对于什么事物顺应呢？在邪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专制的父母管制下，做一个顺应良好的奴隶、做一个服服贴贴的囚犯还有可能吗？甚至对于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现在也在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为什么他有过失呢？一般这是由于病态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于好的原因，这个男孩之所以会如此，可能仅仅是为了反抗掠夺、压制、怠慢、轻蔑和粗暴的对待。
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专制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显而易见的，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
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我遗憾地转达我的印象，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和精神病。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
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
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多接触“优越样本”
我认为，既然要做生物的试验，就要选用优秀样品或高级样品，这样选择的结果是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举几个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们证明能更敏锐地区分颜色的细微差别等等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验”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交谈，投射测验，操作测验；等等——在布兰代斯大学对每一新生班进行总体测试。
在一个班集体中，分别选出2%健康人，2%中等健康人以及2%不健康人，让3组分别利用12种感觉的、知觉的和认识的工具，检验过去临床的、人格学的发现——健康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
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受到支持，然后是继续追踪这些人，看他们大学生活的四年，然后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操作，对成就和成功的测试进行评分。我还认为也有可能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由一个长期且稳定的领导进行下去，这种组织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们的想法是最终证实我们关于健康的看法，追踪全组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有些问题很明显了，比如说跑步对强健身体抵抗压力等。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揭示不能预见的特征。
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个方面也优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论是：一个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关的。
这一类研究设计决定了统计学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我大力赞赏的是“成长尖端的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最大的遗传作用是在一个植物成长的尖端发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类学家们错误地把健康动机的快乐与病态动机的快乐强拽在一起，并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平均数，这样就等于把疾病与健康互相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最佳办法很显然是直接研究那些个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时速，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最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短跑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时速。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从整体上看，这还算是公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表明，对人性的论述从来都是不够的。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传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自然的天才。
人的潜能发挥与“条件”是否良好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我认为，这可能暂时会使描述传统的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会避免说“好”和“坏”这样的字眼。
然而，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清楚，在传统的生物学领域中早己把这一类的事实认定为应当如此。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潜能”，它们能通过物质自身中、细胞质中、有机体中、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中的直接环境的作用，实现或者不实现。
拿人与猴子和白鼠作比较发现，能使个体受到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也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哈洛的灵长目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达到了同样的结论。被隔离的动物的能力在一点点丧失，超过了一定限度或一定时间，这些丧失的功能将去而不返。杰克逊在巴尔港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人的接触，在旷野中和野狗撒野，时间一长，它会丧失驯化的可能，再也不能变成可供玩赏的小狗了。
另外，如果印度儿童的脑损伤的原因在于食物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又假如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和这一匮乏的形成有关，那么很清楚，人要成为良好样品就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容许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没有一种生物哲学能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生存发展，也更别提它能在政治上完全中立。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旨趣的问题，并且我也知道，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懑，不得不涉足政治，使他们的发现能够生效。但完全和这种状况无关。
因此，现代生物学家应该意识到的是，只要他们开始对人种或其他物种进行规范研究，开始发展良好样品，那么，研究所有那些能导致良好样品发展的条件以及限制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和进入社会。谁是善择者？
通过几十年辛勤的探索性研究，我终于认识到，能够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的人是那些最富创造力、最健康、最坚强和最聪明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作为前哨的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什么是值得我们珍贵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就能选择出良好样品，例如，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后学会让我们自己顺从或听从他们对颜色、形式、纺织品、家俱等等的判断。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事我不去过问或插手，我相信，我也会在一两个月之内喜欢上这些优秀的观察家所喜欢的东西。那就好象他们是我，不过他们更敏感些，而且较少怀疑、迷惑和犹豫。我将他们作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雇用艺术专家帮助他们收购珍品一样。
查尔德认为，有经验的和老练的艺术家有相似的鉴赏力，这甚至是跨文化的。我并设想，这样的敏感不像一般人那样容易受时尚的影响。
至此我已明白，心理健康的人是受人欢迎的，他们喜欢的人也肯定受人们欢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已说过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是非问题上比一般人较少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有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迷惑起来。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研究的被试者中，他们往往有趋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象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身外之物一样，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
一句话，我曾利用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石，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也可以这么说，伟大人物所珍视的价值也代表了我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会用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它，就像在个人身体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器官一样，也就是“论据”最终将会支持的价值。
我的超越性动机论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择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对事实的观察、价值的观察也都是优越的，然后利用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种的终极价值标准。
在这里，假如我愿意，我可以用远为单纯的方式措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选定的是健康人，那他们毕生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心中不灭的火焰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他们奋发向上？但我确实希望最好不要在这里弄错。我是有意对生物学家（并向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规范问题和价值问题的。
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问题，兴许会有好的效果，如果真像我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个追求着的、选择着的、判定着的动物的话，那么，进行抉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给人类下定义的努力中。但进行抉择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问题接着提出：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当然，这些都属于古老哲学问题：“哲人在哪里？哲人是什么？”此外，也是古老价值论问题的新提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合乎需要的？什么是值得期望的东西？”
我应该再说一次，在生物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化负责任。我们已经变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着选择，因此也意味着做出抉择，这也就是进行评价。
更圆滑的手脆
隐隐约约中觉得我们己处在一种生活的交界处，也己感到主观生活与客观生活的连接是一种趋势与必然。我期望，由于有这些新的迹象，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进展。
这一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项研究来自于奥尔茨，是被埋入嗅脑中隔区电极里，证明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埋入的电极刺激它自己的脑时，它会一再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
很明显，痛苦区或不愉快己显现出来，但当动物得到此机会时，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刺激对动物来说显得很“宝贵”（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它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
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人类论据能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刚刚处在开始阶段，但已经在这一类不同的中枢之间做出某些区分，如睡眠中枢，食物厌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厌腻中枢，等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一实验与卡米亚的实验相结合，那结果定会很喜人，卡米亚实验利用了脑电图和操作条件进行，当α波频率在被试者自己的脑电图中达到一定点时，便给予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一种主观感受的事态相关联，便有可能使卡米亚的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的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亚有一发展广阔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能被测试的条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种沉思的、舒适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禅坐和沉思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放射出那种“宁静”的脑电图，和卡米亚能让他的被测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已有可能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这些研究的革命意义是多方面的和极其明显的，不仅对人的改善，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未来的大批科学家为之奔忙。被认为是不能解决的心身关系问题，终于已显得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对于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而言，这样的论据是关键性的。现在显然已有可能说，健康的有机体己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号的能力，这无疑宣告这个有机体的喜恶，以及认为合乎事态的标准是什么，称这些为“价值”是太远的跳跃吗？能说这是生物学上内在的价值，或似本能的价值吗？假如我们做出这样的描述、陈述：让实验室白鼠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选择时，几乎100%的时间都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选择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这和“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区别吗？
我承认，“价值”一词在这里可用也可不用，或许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上面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圆滑的手腕。我想，这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就是面对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我猜测在其他动物那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偏爱某事物。”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恋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怀疑的是，把这种困境与肾上腺切除的动物能在实验室中作出赞许的动作相提并论是否正确，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只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并处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
在人类被试那里，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分数的人（让我们说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方法证明其前景，证明反常、或谋杀、或虐待狂、或物恋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茨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供助我们主观的精神病学技术得知的。
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能懂得，潜伏在神经症“快乐”或反常状态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自身中，那些对健康和不健康的快乐都体验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他们喜欢前者而摈弃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优越。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来证明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涵义。我们当然可以恰当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这一般来说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让我回忆以前并仔细思考道家学派的观点，更信赖孩子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中能更快生长和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用下面这段文字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论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地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
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想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吵闹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具有某种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后果也是较普遍的，那就是它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不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将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害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他们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
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样观点既是“疯狂的科学”电影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内容。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某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得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心理学家有可能栽在这个“形象”上，心理学家就被大学生认为是操纵者、说谎者和控制者的代表。
如果我们付与有机体智慧又将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选择，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反映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
“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鸭子的事，就要向鸭子询问，而不是要教导鸭子，同样对于人类儿童也要遵守此原则。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优秀的心理医师己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愿强求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患者自己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好处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显而易见把我所说的设想和意义作为基础，但像这样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大部分人要选择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人都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确实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以前对一种较健康的事态有过体验，那他就会舍弃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选择它。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学家。
客观认识生活的途径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希冀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确实，我们不能否认，在与非人类打交道时，这种方法确有可取之处，因为，它能起到一种客观促进作用，甚至同低等生物打交道时也有好作用。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一个阿米巴向哪里移动或者一条水螅喜欢摄取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不会有多大的关系。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脱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研究对象是猎狗，那我们把人类的意愿喜恶爱憎加入它们思想中，那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研究对象换成猴子或猿则效果更明显。当我们进而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淡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不能捍卫这一立场？
不管哪一个有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着手一项社会或亚文化群体研究之前，都会检验自己的偏见等观念。这是一种避免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达到客观。这种方法产生于对爱的领悟中，而此种悟念只能在有爱存在的人之间产生，而绝不会在没有爱存在的中间产生。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某些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对猴子的研究，我确信是较“真实”、较“确切”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已经被它们迷住了。我变得非常喜爱我的个别猴子，对于我的白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喜爱。我认为，劳伦兹、迁伯根、古达尔以及沙勒尔的报告之所以真实生动吸引人，全在于他对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有“爱”的成份在内。最起码这一类爱能引起兴趣，甚至入迷，因而能有极大的耐心和较长时间的观察。妈妈迷恋她的婴儿，能最专心地仔细反复察看他的每一英寸，当然能比并不关心婴儿的某一外人（就最真实的意义说）更了解她的宝贝。我发现，在爱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迷恋，以至细查、注视、倾听和探索本身便成为一种迷人的活动，能使他们无尽无休地这样做。对于一个非所爱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腻烦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构成爱的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人的爱可以使人放松心情、放松防御，进而可以使他的心灵与精神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暴露无余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是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也很有趣，如果我们对某人或一件事物充满了爱和感情，那我们就不会想干扰她、改变她。我发现，对于你的所爱，你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在浪漫爱情以及祖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被视为完美无缺，因此，任何改变他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甚至是不诚的，更不要说改善了。
也可以这么说，由于爱，我们任其恣意纵容；也由于不愿意将爱改变成另一模样，我们对爱不加任何限制。在它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它的本性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到它，而不是作为我们喜欢它成为或恐怕它成为或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去看它。赞许它的存在，欣赏它的本来面目，能使我们成为不打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我始终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真理的途径，但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条，也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里很清醒地认识到，喜爱、兴趣、迷恋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说的仅仅是，在科学方法的全套设备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觉悟又能造成某些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希望我能研究得更深入些，尽管它包括“难题的爱”，道理很明显，只有表现出对精神分裂症的“喜爱”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精神分裂问题完全着迷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处不平衡状态。
引领自我演化的大问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正在受着曼哈顿方案的攻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迫切感的人极端重要（这也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我愿把它添加在传统的标准中）。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
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一样。这时应该做的是为“好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此定义在上面己有种种体现，而这种定义的论据己多得完全能够说明曼哈顿方案中的人。我自己觉得有信心，相信这一轰动一时的伟大计划是可行的，而且我确信，我能同100个、或200个、或2000个局部问题或附属问题打交道，它足够使巨大数量的人忙个不停。
好人也同样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潜力的人，能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这纳入现实的轨道。
同为重大问题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会这一大问题。要知道在好人与好社会之间有灵敏反馈的关系，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我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
这里所提的良好社会是属于全人种、全人类的，是大同社会，我们己对自律性社会的安排作了初步讨论。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作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重点在于社会缺席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指出某些社会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些大的工业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己无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
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道中吮吸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汇集作用。
在这里我不得不郑重声明，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魏因贝格在他著作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进步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
此时，令人惊讶的是，我增长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疾病的征服以及对痛苦、悲伤的躲避。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险。同样，其他的技术改进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希特勒现在是好？还是坏？
而这同时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恶人是否继续发展下去变成一个更凶恶、更有威胁的人呢？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的力量更大。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我认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反叛会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1000年或更长久。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生物学家以及一些心怀善意的人，凭借他们无与伦比的能力从这两个大问题考虑，从而赞成并支持我的想法，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不得不再进行一次强调，科学只能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中产生，这也是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自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说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各种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
我要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在人性自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我要宣告说，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
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东西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指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更完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这说明我知道这些所谓的生物学家研究工作方案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研究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
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远程度，他将不可名状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也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但这绝不是要使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通过它可以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影响肺结核研究结果的因素。无独有偶，邓巴尔在研究关于骨折的医疗效果时，也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心理因素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