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忽视人的双重本性
从“存在主义中适合于心理学家的是什么”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从科学角度看非常含混不清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大量有益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存在主义中并没有很多全新的启示，像已经含在“第三种势力心理学”中的思潮那样使人有一种紧迫的、确定无疑的、敏锐的和再发现的感受。
按照我的看法，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这是根本的重点，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性和关于人性的任何哲学和科学的绝对必要的东西。之所以把同一性作为根本概念，主要是因为它比本质、存在、本体论更能说明问题；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觉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也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用实验证明的方法来研究它。
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同一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决定性”进步（奥尔波特、罗杰斯、哥尔德斯坦、弗洛姆、惠莱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以及其他人）。而我必须说，这些人是更清楚和更接近原始事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比杰曼斯、海德格尔、雅斯佩尔斯等人有更多的经验依据。
存在主义心理学所注重的是知识经验，而不去借助概念语言：抽象范畴的东西。存在主义信赖现象学，它把个人的、主体的经验作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重点出发的，更不用说心理分析学家留给我们的种种深刻印象了。
那么首先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并没有与欧洲的哲学家拉开距离，美国心理学家一直在大谈此问题，然而依然没有理解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在不同国家中同时产生的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的人全都反应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或许可以这么说，除个人自身以外的价值观念都己不复存在。许多欧洲的存在主义者大都认同尼采的结论——上帝死了有所反应，或许对马克思死了这个事实也有所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的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只有转向自己，转向内部，要不然的话，价值观念就没有立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还有一些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者。
可贵的是，存在主义者使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极需的哲学基础，而这一点无疑给心理学帮了大忙。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对于医疗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是这样。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会再次公开讨论起来，而且也许心理学家将从中获得未经证实的哲学观点。
欧洲存在主义核心思维能接受的关系是：论述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存在主义。这和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并不可能那样遥远。一个人包含现实性和潜在性两个方面。
有一点可以让人确信无疑这种差距能造成心理学革命化。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支持这个结论。例如，投射测验的、自我实现的、各种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差距被跨越了）、容格心理学的、各种神学家的文献等等。
而且，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人的生物本性和神圣本性），人的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的整合方法在这些文献里得到体现。总的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和宗教把人的本性分成两部分，并教导达到“高级本性”的方法是放弃和制服“低级本性”。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诫说是二者同时规定着人的本性特征，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它们二者只能整合起来。
幸运的是整合方法中的一些如智能幽默、悲剧、游戏、艺术等己被我们所认知。我想我们应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些整合方法上。
我思考人的双重本性这个要点的另一结果，是认清了某些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永远不可能解决。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理想的、真正的人，完美的圣人。像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样，把人的潜能作为当前可认知的现实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听起来也可能仅仅是字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要提醒一下，这正是以一种想象的方法对那个古老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探询：“什么是治疗、教育和培养儿童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真理和另一关键问题也包含在这里面，甚至于包含“真正的人”的第一种认真的描述，即这种真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对他的环境，事实上是对普遍的社会都能采取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适应，他变得更超然于他的社会和他的文化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变了很多；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他变得少了一些。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很难被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所承认。所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一番争论。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人类终将得救信念”的基础。
我们发现欧洲作家非常重视被他们称为“哲学人类学”问题，他们曾努力为人作个定义，试图解释人与任何其他生物、人与物、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呢？对一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他人就不再成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综合起来看，在美国心理学里没有这个研究课题，包括花样繁多的行为主义也没有这个概念，至少没有一个人认真正式研究过刺激反应的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以及他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没有人的可以实现的希望、人的神圣的品质。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最全面的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体系与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所揭示的东西毫无关系。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构成太绝对化了。萨特尔和另一些人说：“自我如同一项设计。”自我完全是由个体自己继续不断地而且是独断地选择创造出来的，仿佛他几乎能反映自己制造成为他决定成为的任何东西。很明显，这种极端形式能起到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是与生理学和体质心理学相矛盾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十足的愚蠢。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治疗家，罗杰斯派和个人成长心理学家，全都是更多地谈论发现自我和揭露疗法，而且也许都对意志、决定，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确实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强调得不够。
的确，我们知道这两组学者有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社会学化不足而心理学化过多。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充分强调独立存在的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即个体之外的如贫困、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巨大能量。在这些力量面前，正常头脑的心理学家肯定不会否认无能为力的地位。
然而，心理学家的首要课题是人，而不是脱离心理学范围的社会决定因素。同样，在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力量也太绝对了，并且达到了忘记人格、意志、责任心等自主性程度。当然，把这两部分人看成专家比看成瞎子和蠢人更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发现自己的时候也在揭露自己，甚至于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做。这一意见的冲突是能依据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于责任心和意志的问题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力量和勇气的问题也应该敬而远之。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这种伟大的变量。至于行为主义者，这仍然是他们尚未接触的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到过奥尔波特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所发出的号召，但是对此还没有做多少事情，甚至医疗心理学家也没做什么事。现在，我们得到来自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推动。
我确实认为，对抗这种推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对抗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假如研究个体的独特性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科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更加不妙的事情，它必须准备接受再创造。
现象学也是美国心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有一段历程但若以整体而论，它己无活力可言。欧洲的现象学家用他们极端谨慎和费力的论证，重新教了我们理解另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或者极少能教给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方法，这就是进入他的世界观，能够以他的观点查看他的周围世界。当然，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是粗糙的。
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我们认为这些是当然的事情。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奇迹，这将更好些。
另外，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它是与浅薄、表面的生活对立的。浅薄、表面的严肃性和深奥性，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且它们也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例如在心理治疗上。我（和其他人）对这种事实有了日益深刻的印象，即悲剧有时可能是有治疗性的；而且当人们被痛苦驱使进入治疗时，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浅薄在心理学中也不起作用。
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派别有这样一个功能，那就是帮助我们认清分析推理、概念推理、言语推理的局限性。他们是号召回到任何概念和抽象前的原始经验上去的一方。我认为，这等于证明：对于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是正确的，科学与哲学二者都急待重新审查。
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是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变革中最重要的革命。我不应该说“由它激起”，而应该说“一起帮助”，因为帮助打破科学的官方哲学或“唯科学主义”的还有许多别的力量。
需要克服的也不仅仅是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事实上，一些变革之所以能发生，也主要是因为精神和原始经验的内涵所造成的，这些变革的影响范围涉及到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例如，节俭性、简明性、精确性、条理性、逻辑性、优雅、明确性等，全都属于抽象王国而不是经验王国。
我承认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对我影响深远，而且我也准备接受它，但这不等于说我对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是完全陌生的。我想，对于任何人格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它也不是完全陌生的。C·比勒、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的著作也会使我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努力解决现存人格中未来的动力作用问题，并使有关概念系统化。例如，成长、变化和可能性必然指向未来前途；潜在性和愿望、希望和想象也是一样；凶兆和忧虑也指向未来（没有未来也就也就没有神经病）；假如这无法与活跃的未来取得联系，那自我实现还有什么意义可谈，最终的人生也极有可能是个完形。
我们关于“这一问题”在存在主义者的基本和主要意义中得到一番启迪，而这又与斯特劳斯在梅主编的文集中所说的保持了一致。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没有什么心理学会是完善的。”如果它不能集中体现这样的概念的话，即认为人在他的内部含有他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现时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是完全可以被视为非历史的，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原则上未来就是不知道或说未发生的，这意味着，一切习惯、防御和应会的机制全都是可疑的和两可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
只有灵活创造的人能真正地驾驭未来，只有这种人才能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面对新奇的事物。我坚信，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中能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像过去一样。
摆脱人性的阴暗面
人性是全部人类关系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然而，人类对人性了解得太少，以致五六十年代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此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错误的人性上，且有些理念很荒唐，现在有相当一批心理学家正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工作着。这些偏见和假定由于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因此它们也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在这里，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即心理学所揭示人类的消极阴暗一面要比揭示积极方面要多得多，也就是揭示丑恶的多，揭示真善的少。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应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而我会探查产生这些阴暗面的根源和摆脱这些阴暗面的方法。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解除心理压抑的手段
我认为用一些特定的理论去解释心理学的压抑和闭锁问题是徒劳无功的，要知道这不是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心理学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的世界观与正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的观念一样。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
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理论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对行为进行强调，而对主观生活则不与理睬，它不属于杰弗逊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属于汉密尔顿主义，它过于达尔文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俗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常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在审美与感情方面都很空洞。
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病人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心理学失去平衡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所致。最初，这创造了心理学；后来，心理学家又维持了它。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发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本质了解得透彻与深刻，努力研究出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中的起源，还要充分了解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过、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
心理学的压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制而不能自行纠正，而这些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又呈停滞状态。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语义性的方法被普通使用，它使用起来方便直接，只需把科学用一些己知和过去的东西来限制既可。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的。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在一个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术概念的环境里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错误就在此产生。
K·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对想知道自己寿命有多长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人们标准的寿命。
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75%的幼儿在五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我们要想理解只有坚信这个信念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信念的涵义，最好途径就是借助默顿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假定黑人不该接受教育，而且这种观点牢不可破，那么，为黑人建校就是无需的举动了，如果没有让他们上学的学校，那他们就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恶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
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
我们对于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熟悉，那就是贵族政治综合症：羊群与牧羊犬；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可实际上，在人们受他人领导并依照行事时，人们往往失去了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自主性。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W·克勒曾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作过郑重的批评，而且还就通过顿悟来学习认识动物与通过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认识动物作过一番争论。克勒指责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迷宫也绝不可能实现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能力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4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4英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一种方法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他测量的最高高度是顶棚高度，而不是个人的身高。
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这些方法可用来也只能用来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弗洛伊德、霍布斯、叔本华、汉密尔顿创立的人性理论的依据仅仅是对人类最恶劣的研究。这种情况就如同我们研究被迫乘木阀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处于艰苦环境、生活困顿、无教育机会的人群成为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因此得出的结论不适合生活的教育较好的人群。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有了学其他科学的嫌疑，普遍的作法是把人当作一件无生命的物体或机器来对待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
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是绝不会在诸如机器、猫或者老鼠身上发现，而也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而且一些现状得不到像潜力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测量法真的需要发展了。现在我们只能测量他现有的身高，而不会测量他将来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在的智慧。因此，除非憎爱分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积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
至此，我要提出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论点，原因在于我强烈感到悲观和泄气就是由它产生。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当初，我们梦想致力于世界和平，也曾想天伦之乐，而现在只想为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些服务，也想再多培养出一些心理学家，或者在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感到鼓舞或振奋或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
提高心理研究的境界
我有一个能马上见效的方案，这个方案对许多事情的局限有着防止作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病人、充分适应病态文化的人、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用自己能力的人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
所以，如果我们打算研究人类心理学，就要使用那些心理健康、成熟的人以及自我实现和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由研究病人或者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的心理学。
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剩下的研究对象也就为数不多了，这也使我们陷入了困境：如何为每个小组提供足够的人选以作研究之用。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又基本上坚持了原则。我的方法是：在任意选择的100个普通大学生中挑选最好的一个（精神最健康的1%），其他的99%被当作不完美、不成熟或者有残缺的样品淘汰掉。这种方法遵循了传统的林奈分类法的惯例：选择充分发展的、各方面完善的、人类的所有特点在其身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的典型抽样。
这种研究接近完美程度的方法，能够解决理想与现状之间和潜能与己实现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我认为，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能使研究的门路拓宽，会自动放弃价值不大的研究课题。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泄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缚的研究观念。
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待有下列类型的改变：
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使用有区别的词汇。例如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表明，许多主观者需要用起同类相别作用的下角标志加以限定；心理学需要增加许多新的积极的词汇。
心理学的新的中心概念，其中自发性、认可、自我选择、自主性只是一部分而己。
心理学统计、理论研究，实验设计的不同方法。
许多传统的对立和两极分化的消除。
心理学能对文化起着不同层面的冲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对传统宗教的一次入侵。
减少对技术的强调，增加对性格发展的强调。
对于一般水平人的不满，对于调节、适应的概念的不满，对于是什么的不满。
心理学教科书目录的变化以及研究生训练的变化体现了心理学任务和范围的重新定义上。
重视心灵的心理
人究竟怎么做才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仁慈，又怎么做才会使自己的性格趋于完善，增强辨别真善美的能力？怎样从独特的经历、从灾难、婚姻、生儿育女、成功、胜利、恋爱、患病、死亡等等中学习？怎样从痛苦、疾病、抑郁、不幸、失败、衰老、毁灭中学习？
平时有许多属于沟通的东西，而被当作联合学习：它是固有的，为现实所需要，而不是相对的、偶然的、反复无常的。
自我实现的人对重复的轻视逐日增加，他们看不起与人交往和随意的奖励，通常形式的广告很可能对他们不起作用。面对广告的自吹自擂，它所宣传的商品的声誉和派头以及广告愚蠢、毫无意义的重复，他们很不易为之动心。这反而可能引起消极的后果——他们不是更可能而是更不可能买这商品了。
事实上大多数教育心理学都只注重手段如学位、奖状、评分等级等，而不去看什么目的，如良好的审美力、知识、理解力。
我们对于获得情感态度、趣味和爱好了解不足，“心灵的心理学”被忽视了。现在的教育主要训练孩子听话，不惹大人生气，不干扰大人的活动等，而更理想的教育是以能使孩子成为自我实现的人为教育宗旨的。教育应该教给孩子坚强、自尊、有正义感、抵制控制和利用，抵制宣传和盲目地适应文化，抵制暗示和时髦。对此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我们对于那种无目的的和无动机的学习所知甚少，例如，那种完全从自身兴趣出发的学习。
心理盲目性
知觉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对错觉、曲解、错误的有限研究，韦特海默把它称之为心理盲目性的研究，为什么不再加上对于真觉、阈下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研究？良好趣味的研究不算吗？真、善、美的研究不算吗？那么审美知觉呢？为什么有的人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而另一些人没有呢？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
无动机、无偏见、无私的知觉、鉴赏、敬畏、景仰、无选择的注意。有大量对于陈规俗套的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新鲜的、具体的、柏格森主义的现实的研究。研究弗洛伊德所谈的那种游离注意。
健康者凭借了什么东西把未来预测得更准？把现实问题解决得更稳妥？对人们的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无结构且意义不明的、神秘的事物？为什么健康人的希望和愿望对他们知觉的歪曲程度这样小？
这是因为健康的人，各种机能联系性比较强，这其中也包括各种感觉，这些感觉使联觉在原则上成为对于独立的感觉的孤立研究更为根本的研究。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系统与机体的运动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相互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于内在意识，存在认知，启发、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觉，神秘体验和高峰体验的认知方面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积极情绪的正面影响
积极的情绪可以表现为神情愉快、坦然从容、满足，也可由怜悯、同情、博爱引起。
对于嬉戏、高兴、玩耍、游戏、消遣没有充分的理解。
狂喜、鼓舞、热情、振奋、快乐、异常欢欣、幸福、神秘体验、政治和宗教上的皈依体验，情欲高潮所产生的情绪。
心理病态者与心理健康者之间的区别在斗争、冲突、焦虑、内疚、挫折中得到充足的体现。在开朗者身上，这些情绪才能够是好的影响。
对于情绪的组织性的和其他好的、适意的作用的研究比对其瓦解性作用的研究少。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与知觉、学习、思想等的功效的增加有关系？
认识的情绪方面，比如，顿悟使人情绪激昂，了解使人沉着，对于恶劣行为的深刻理解产生接受和宽恕。
爱情和友谊的感情方面，它们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健康者的认知、意动以及情感之间是相互配合的，绝不是对抗性或相互排斥的，对此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找出基本的机制排列。比如，健康人的下丘脑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与众不同吗？我们必须了解，如：意动和情感的动员怎样帮助认识，认识与意动的合作支持怎样影响情感，等等。应该把心理生活的这三方面放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它们。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心理学家把吃、喝、抽烟等感官满足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把鉴赏力放在次要位置上。
建设尤赛琴的背后是什么冲动？什么是希望？人们为什么编造、设计、创造关于天堂、健康生活和更好的社会的想象？
景仰意味着什么？敬畏和惊异又各代表了什么？
如何使对灵感的研究更进一步，又怎样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为着更好的目标奋斗？等等。
为什么欢乐比痛苦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欢乐、满足、幸福感常新？我们能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
冲破盲目防御的内驱力
父母出于什么动机而喜爱自己的孩子，而人们要孩子的动机又是什么？他们为孩子甘作牺牲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有些行为被他人看来是牺牲，而父母却不感觉如此？
研究正义、平等、自由，研究对于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人们为什么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会不计个人利益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对待的人以及不幸的人？
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动和内驱力的攻击，但人们对此己有所防御。当然，盲目的冲动也会出现，但不是单独出现，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完整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研究了挫折的致病作用，忽视了它的“导致健康”作用。
体内平衡，均衡，适应，自卫本能，防御以及调节，这些仅仅是消极的概念，我们必须补充积极的概念。一切似乎都是旨在保护生命，很少努力使生命有意义，他的困难不是挣饭吃，而是在不吃饭的时候保持不厌烦。假如从自卫本能的角度上我们把机能心理学用来对有用的研究，那么它的外延，超越人性机能心理学就是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来研究有用。
人们往往不注重高级需要以及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区别，而这种态度的后果将使人们更感沮丧。满足导致的不是欲望的终止，而是在暂时的满足之后，高级欲望和高水平的挫折的出现，以及重新恢复不平静和不满足。
食欲，爱好和味道，以及野兽般的，生死攸关的饥饿和不顾一切的食欲。
希望完美，追求高尚的情绪渴求（相当于挂正一幅歪斜的画、完成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或苦思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冲动）。尤赛琴冲动，改进客观世界，纠正错误的欲望。
弗洛伊德以及学院派心理学家对于认知需要的忽视。
美学的意动方面，审美需要。
我们虽还不十分明了英雄们、爱国者以及殉道者的行为动机，但我们也知道如果只用弗洛伊德主义的“不过是”和还原论是解释不清健康人的。
那么是非心理学和伦理、道理心理学呢？
科学心理学、科学家心理学，知识心理学，关于对知识的追求的心理学，关于追求知识的冲动，关于哲学冲动的心理学。
鉴赏、冥想、沉思。
通常似乎是把性交当作怎样避免瘟疫的问题来讨论。这种看法错在把性交的弊端扩大化、严重化、单一化，性交或者应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消遣，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医疗和教育手段。
限定智力的思想倾向
我们限定智力的思想应倾向于根据现在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智商的整体概念与智慧涵义不一样，它属于纯技术概念。比如，戈林的智商很高，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却是个蠢人，他无疑是个恶人。我不认为确立高智商这样一个具体的概念有多么大的害处。问题仅在于，在一个以此限制自己的心理学中，更重要的主题——智慧、知识、洞察力、理解力、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被忽视了，以利于智商，因为它在技术上更令人满意。当然，对人本主义者来说是个恼人的概念。
提高智商的有效智力、常识、判断力等的法宝有哪些？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不利于它们，而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它们有利。是否可能出现智力心理疗法？
一个智力的机体概念？
这种智力测验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背景相关联？
见解的改变、皈依；精神分析的顿悟；突然理解；原则知觉。
智慧与良好的趣味、道德、仁慈等的关系是什么？
纯知识的性和生产的研究在心理学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关于思维，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新颖、独创性、产生新思维，而不是为在思维研究中使用的先定智力测验寻找答案。既然最佳状态中的思维是创造，为什么不研究它的最佳状态？
柏格森主义的直觉。所谓直觉的人怎样如此迅速地得出正确结论？
科学和科学家的心理学。哲学和哲学家的心理学。
如果一个身体健康、思维也极其灵活，那他不仅仅有杜威型的思维。即，由某个打乱均衡的问题或者麻烦所刺激，问题解决后即消失。思维同时也是自发的、愉快的，并且常常自动地、毫不费力地产生出来，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做思维动物是享受，他们用不着在受折磨或烦恼时才产生思维。
思维有时也是相混的，无方向性、无组织性及无动机无思维。幻想，梦想，象征主义，无意识思维，稚气的情感的思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这些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都是生产性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健康者得以做出那么多结论和决定，它们在传统上与理性对立，但实际上与理性是合作的。
客观的概念无偏见、被动地对现实的本质做出反应，不掺杂任何个人或自我的成分，问题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
顺应欲望的发展
我们应该把任何形式的自我实现的失败都归在心理病理学病例，这其中包括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尽管前者的状况不像后者那样明显、紧急。
积极地理解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有一定的意义。当然，对于教育、家庭、医疗、宗教以及哲学的目标也应这样看待。应该强调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经验的治疗价值，例如，婚姻、友谊、经济上的成功，等等。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比病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广，临床心理学还可以研究幸福、成功以及满足的个人实例。临床心理学既可以研究健康又可以研究疾病，既研究强健、勇敢、仁慈的人又研究软弱、胆怯、残酷的人。
病态心理学不应该仅限于研究精神分裂症，还应该研究像玩世不恭、独裁主义、失乐症、丧失价值观念、偏见、仇恨、贪婪、自私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表现在价值观念看来都是严重疾病的表现。而从技术角度看，早发性痴呆、强迫性行为以及忧郁症也是严重疾病的表现，因为它们限制了效率。
不过，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当时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那是上帝的赐福，可不是灾祸。按照积极的注重价值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努力方向使人在价值意义上变坏或使人得到空间的阻碍。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玩世不恭当然比抑郁症更重要。
既然肯为犯罪行为耗费时间，为什么不同时研究遵守法律，参与社会，社会道德感，社会感情？
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治疗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儿育女、恋爱、教育等等，我们还应该研究坏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特别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匮乏，挫折、冲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将这类体验化弊为利。
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对于死亡的抵抗，他们的热情。
由于对病人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人格动力、健康以及调节的有关知识，而现时对健康人的研究将改善这些知识，也能直接教给我们心里健康的知识。而且我肯定，还将教给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现有水平的关于神经病、精神病，心理变态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学的知识。
对能力、智能、技术、技艺的临床研究。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有所失调，我们对智者的研究要比对低能者的研究少得多。
如通常所说，挫折理论是残废心理学的一个好例子。许多关于儿童养育的理论都以最初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儿童设想为一个纯粹保守的机体，紧抓住已经完成的顺应，没有继续新的顺应，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欲望。
直到现在，心理诊断的技术应用在病状的诊断上，而非健康的检查上，我们没有为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实现、创造力、疾病抵抗力来测验，主题理解测验或者明尼苏达多祖人人格检查表的常模。大多数人格调查表仍旧遵从伍德沃斯最初的模式，它们开列了许多病状，好的或表示健康的测验评分就是对于这些病状缺乏反应。
人们的能力是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方法而加以改进的，而忽略对治疗后的人格的研究则是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
对于“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对有高峰体验和没有高峰体验的人的研究。
限制人性发展的因素
饥和渴是动物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课程，我们之所以没有进行一些高级课程的研究，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与我们对于爱、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级需要相比的东西。用目前动物心理学家所掌握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这种绝望的老鼠的心理学最要不得，这些老鼠不是被逼在死亡线上，就是由于害怕电击和疼痛而萎缩逃避。在这样一种处境里，人类是很难认识和发现它们自身。类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实验过。
从重视程度上考虑，对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要比对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维的简单而复杂程度以及机械识记、盲目联系学习法上要重得多。对于一般动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视动物智力的高级水准。
当哈日邦德指出一只老鼠能够同人一样绕出迷宫之后，迷宫就不应当再作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们早已得知人类比动物具有更高的学习本领，任何不能显示这一区别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测量一个在低矮的屋顶下弯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这种情况下，测量所得到的只是屋顶的高度。以迷宫作测量智力工具的游戏是无法测出其智力高低的，也不能探知老鼠的潜力有多大？这种传统研究方式只能造成一种结果——限制人性发展。
显然，以高级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人类心理的成果。值得深深反思的是，研究对象为动物的研究势必把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扼杀，比如说惭愧心理，运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爱情、幽默感、艺术审美力、良知、内疚感、爱国主义、理想追求、诗歌与音乐创作，哲学与科学研究等。
动物心理学对于研究那些人类与灵长类共有的特点是有帮助的，然而，对于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和比动物更高级的能力的研究却力有未逮。文化是问题还是机会？
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敌意等属于次要力量，因此社会心理学不应只注重它。
应当研究民主制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民主的人际关系，民主的领袖。研究民主政体的权力，民主制之中人民的权力，民主领袖的权力。研究无私的领袖的动机。健康的人厌恶对他人有控制权。低上限的、低等动物的权力概念过多地控制了社会心理学。
原来的社会心理学只注重对竞争的研究，而很少对利他主义、友好无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对于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位置。
文化是怎样改进的？异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们知道，没有异端，文化绝不能前进或改善。异端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里？它们为什么一直被视为病态畸形的东西？它们为什么不属于健康范畴？
在社会领域内，对兄弟般的关系，平等主义的研究应受到对阶级、社会等级、以及统治的研究的同样的重视。
谈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原动力作为文化，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强大，但同时，它也受到人们更强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适应只在某种程度上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于独立于环境的情况，应进行研究。
民意测验的基础是不加判断地接受关于人的可能性的一个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们的自私或纯粹的习惯决定着人们的表决结果。这是事实，但只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实。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据逻辑、常识、正义、公平、现实等等来投票、贩买或作出判断的，甚至当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这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