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起源
战争的起源和城堡的产生
兵垒，或者说筑城，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因而，在研究兵垒的起源时，有必要先对战争的起源进行一些基本的探讨。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这一论断，和恩格斯关于战争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论述完全一致。众所周知，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内涵、外延也并不相同。有了私有财产，有了阶级，并不意味着已经产生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阶级社会。任何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私有财产就已存在，这从大量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至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私有财产的数量逐渐增多，范围不断扩大，财产的差别已极为严重。如山东大汶口发掘的132座墓葬，小墓随葬品仅仅1件，而大墓随葬品多达50余件，最多者达180余件。以10号墓为例，有内壁涂朱的高级葬具，有77个单件组成的3串头饰，除象牙雕筒、象牙梳及玉铲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随葬了大批精美陶器，仅陶瓶一项竟达38件之多。这些墓葬的年代，距今约4800余年。
由于私有财产的差别而导致贫富分化日益悬殊，出现了阶级对立。如青海乐都柳湾和甘肃永靖秦魏家等地的一些墓葬，均出现了人殉的现象。有的似妻子殉夫，有的似奴隶殉主等。与此同时，掠夺私有财产的战争，也伴随着阶级的对立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恩格斯说：“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他认为这一时期是军事民主制时期。
在我国，这一时期正是古文献中记述的五帝时代。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这时，我国从松花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到处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仅农业发展较早的黄河流域，就有“万国”之多。当然，所谓国，实际上是部落；所谓万国，不过是形容其数量众多。在古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这一时期战争的记载。除了人所共知的黄帝战炎帝及黄帝战蚩尤外，《山海经·大荒西经》还记有颛顼与孟翼之战。《淮南子·天文训》记有颛顼与共工之战。《史记·楚世家》记有帝喾与共工之战。《孙膑兵法·见戚王》记有尧伐七个不服从部落的作战。《荀子·议兵》和《战国策·秦策》记有尧伐洖兜之战。《吕氏春秋·召类》记有尧与南蛮之战。《庄子·人世间》记有尧攻从、枝等部落之战。《鹖冠子·世兵》记有尧伐有唐之战。《荀子·议兵》记有舜伐有苗之战。《尚书·大禹漠》记有禹攻三苗之战。《庄子·人世间》记有禹攻有扈氏之战等。总之，当时的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是相当频繁的。
我国五帝时期的战争，不仅存在于古文献的记载之中，考古发掘中也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印证的资料，以实物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战争。例如，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曾发现带有箭镞的人腿骨。山西绛县遗址中，也曾发现带箭镞的人骨。这一时期的遗址上，还出土了一些战斗用的护身武器。如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了一件石护臂，两件骨护臂。骨护臂是由宽0.7~1.4厘米的26根骨片组成。至于攻击性的武器，如石矛、石刀、石镞、骨镞等，那就更多了。此外，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还广泛地出现大量有人工伤痕的残断人骨，也可以证明这一时期存在着战争。如在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圆袋形土坑，口径仅1.37米，深1.23~1.25米，却掘出10副人骨架，骨架上留有多处伤痕和烧痕。其中一具中年男子头骨上留有六处钝器砍击伤痕，另一具青年骨架，右臂被砍断。这当然不是正常死亡的，极可能为战斗中的牺牲者。据统计，仅此一处遗址内，就发现类似的残缺人骨数十具。
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不少无尸头骨和无头骨架。如在涧沟遗址中曾掘出9个被砍下来的无尸头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技术鉴定，认为是砍下后又剥去头皮的头骨，是部落战争中掠获的人头。类似的人头骨，在乐都柳湾、永登蒋家坪、吴县张陵山等地遗址均有出土。没有人头的骨架，也出土很多。最早者出现于宝鸡北首岭墓地，墓中骨架上端置有尖底罐以代替头颅。此外，湖北房县七里河、云南宾川白羊村、青海民和阴山、青海贵南尕马台等遗址，均有这样的发现。以尕马台遗址为例，1977年发现一处齐家墓地，墓地内有六座被砍掉头颅的墓葬。墓中均有骨珠、小石片等随葬装饰品，说明并非奴隶。全部葬于墓地东北角边缘位置。考古学家判断，这是在战争中被其他部落砍去人头的死者，为与本氏族正常死亡者相区别，所以才埋在本氏族墓地一角的边缘，认为“这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本族人对因战争（被猎首）死者埋葬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对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战争，曾有过“纯粹是为了掠夺”的评说，并认为这时战争已经“成为经常的职业了”。有掠夺，当然就有反掠夺。各个部落为了保障本部落的财物、人口不被掠夺，为了在频繁的掠夺战争中“保存自己”，提高部落自身的生存能力，于是具有防护性能的兵垒，即城郭沟池等防御筑城设施便应运而生。但是，筑城的产生，还和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前10000~前7000），就已开始进入农耕阶段。长江流域发现有公元前10000年前的栽培水稻实物标本，黄河流域发现有公元前8000年前的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和养殖的猪、狗等家畜遗骸。进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前5000~前3000）和铜石并用时代（前3000~前2000，亦即龙山文化时期，五帝时期），牛耕、灌溉和养殖技术已相当发达，种植业和养殖业已成为社会经济的决定性部门。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食物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生产者，同时也自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人口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多，而农业生产又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促使人们定居。于是人们对适于农业生产和居住的地方，产生了浓厚的情结和依赖性，并从而产生了较强的领土观念。失去土地，实际上就失去了生存条件，保卫本部族的领土，也就成为人们的心理定势。可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人们还缺乏保护全部领土的有效手段，所以防护性的筑城，首先出现在人口和财物集中的定居点（聚落）周围。
兵垒起源于五帝时期的记载，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少见。如《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淮南子·原道训》说：“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世本》、《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说“鲧筑城”。《吴越春秋》更进一步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见《初学记》卷二十四，《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引，现书无）。《博物志》则说“禹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又自禹作也”。各书说法虽不一致，并渗入一些后人的设想，但都表明了一点共同的认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即氏族制度日趋瓦解、奴隶制社会即将到来的前夕，壕沟城堡等类型的兵垒，已经产生。甚至认为它的修筑与否，关系着部落的存亡。《逸周书·史记解》有古西夏部落之所以被尧灭掉，就是由于西夏“城郭不修，武士无位”而造成的精辟之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解。
考古发掘中见到的早期筑城
（一）环壕与围墙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了壕沟类型的防护设施。如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等，聚落周围都挖有壕沟。不过规模都不大，壕沟宽度一般为2米左右，深不过1米左右。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遗址的环壕较大，也仅宽3.5米。但也有个别特殊的，如临潼姜寨村落遗址外壕示意图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环壕宽19.75米，深约6米。进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规模普遍增大，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围绕约3万平方米聚落的环壕，宽5至8米，深5至6米。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环壕，宽度已达29.5米至31.1米。为了加强防护功能，有的聚落为二重环壕，如陕西合阳吴家营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以及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等。但二重环壕的内涵，前后有所不同：吴家营遗址的内外壕，间距仅1至5米，中间没有房屋遗迹，明显地只具有加大防护纵深的作用；而半坡和下潘汪遗址的内外壕，间距甚大，中间有远多于内壕内房屋的遗迹，半坡遗址内壕入口处还设有哨所，说明这种结构，不仅具有加大防护纵深的作用，而且也是这一聚落群体内部阶层分化在筑城上的反映。
随着部落战争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原始弓弩性能有所提高，射距离和杀伤力都超过了飞石索，这时单纯向地下挖掘壕沟，虽能起一定障碍作用，但不能有效地防护箭矢的伤害。于是出现了围墙。最初的围墙，是修建环壕的副产品，将挖出的泥土堆积在壕沟内侧。如半坡遗址外壕内侧口沿，因有积土而高出外侧口沿1米。特别是八十垱遗址，壕沟内侧已经有了人们有意识地堆积的土垄式围墙。由于围墙既能遮蔽敌人箭矢，又可隐蔽自己行动，通过防守战斗实践，认为效果良好，因而人们便用夯土技术，构筑外侧坡度远较堆土为大的围墙。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就发现围绕聚落夯筑一段围墙，宽2至4米，高度已无法测到。
在平原地带，取土容易而且方便，所以多为夯筑土围墙；在近山或缺土的地区。则多为块石垒筑的石围墙。数千年的风吹雨打，土围墙因墙体薄而多已消失，石围墙则尚有遗迹可寻。迄今止，内蒙古中南部已出现19处遗址：准格尔旗有白草塔、寨子上、寨子塔、小沙湾等：包头有阿善、西园（两座）、莎木佳（两座）、黑麻板、威俊（三座）等；凉城有老虎山、西白玉、大庙坡、板城等，清水河有后城嘴、马路塔等。石围墙的墙体，均厚1米左右，安阳后屯土围墙示意图断面多呈梯形，石块交错叠压，相交处用泥土固定，空隙填以碎石，砌在自然地面上。由于残高均不过1米左右，所以实高已难测定。石围墙聚落的面积都不太大，多为1至数万平方米。如寨子塔5万平方米，大庙坡6万平方米等，其中最小的为小沙湾，仅4000平方米，最大的为后城嘴，达40万平方米。石围墙聚落的位置，均建于黄河等河流两岸岗台上和大青山南麓坡地上。一般依自然地形结合断崖进行构筑，形状多不规整。
（二）原始城堡塞子上石城平面图
由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之初，气候正值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极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殖，定居氏族、部落的数量及规模急剧增大，部族内部的阶层分化已逐渐演变为阶级分化，部族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也日益增多和剧烈，并发展为掠夺性的战争。在战争的促使下，有血缘关系和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便结合为联合体（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或酋邦）。这时，仅有消极防护功能的围墙，已不能适应日趋频繁和规模愈来愈大的战争需要，因为它在遮蔽敌人箭矢和隐蔽自己行动的同时，也阻碍自己弓弩的发射和遮挡对敌人行动的观察。战争的胜败，仍必须走出围墙进行战斗。于是人们便构筑能够进行防守作战的城堡。城堡和围墙的区别，主要是城堡城墙比围墙更厚、更高。城墙上既可以机动兵力，又可以据以投掷石块、发射弓弩杀伤来攻的敌人，还可以观察敌情和指挥战斗。构筑城堡的工程量，远较构筑围墙为大，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而且需要建筑技术。由于部落联合体的首领，既是军事首长，又是行政长官，有的还是宗教领袖，拥有极大的公共权力，且已有了脱产的卫队和管理联合体事务的简单机构，如《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以师兵为营卫”，“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等。所以能够动员全联合体的人力和技术力量，在联合体的军事、政治中枢所在地，构筑工程浩大的城堡。城堡的作用，已不仅是保护城堡内的人口、财富不被掠夺，更主要的是保卫联合体的首领及管理机构不被消灭，否则整个联合体的部落就无法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战胜敌人。所以城堡实际上起到保卫全联合体成员及生存资料源的作用。
在考古发掘中，目前已发现这一时期——五帝时期的近30座古城堡遗址。主要分布在战争多发的长江中游江汉地区、黄河中游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
1.江汉地区古城堡
江汉地区古城堡遗址有9座：城头山、石家河、陶家湖、马家院、阴湘、鸡叫城、门板城头山城址平面图湾、鸡鸣城和走马岭。其中构筑最早的是城头山古城堡。始筑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大溪文化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黄帝前的神农时期，其后至屈家岭文化中期，又经过三次修筑，是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城堡。它位于湖南澧县车溪乡、澧阳平原中部岗阜高地上。城墙基宽35.8米，残高约3米，顶宽7至10米，城墙四面各开一个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宽20至50米，深4米，系人工挖掘与自然河流结合而成。
江汉地区最大的古城堡是石家河城堡。它位于湖北天门市石河镇北约1公里处，为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南最宽处约1100米，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墙堆筑而成，基宽50余米，残高最高处约6米，顶宽8至10米，城外有护城壕，宽60至100米，深约6米，大部为人工挖掘而成，局部利用自然冲沟加以修整。
这一地区其他古城堡，都是公元前3000年至2600年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构筑的，大致相当中原龙山文化、亦即五帝时期的前期。陶家湖古城堡位于湖北应城市西、陶家河与泗龙河交汇处。城呈椭圆形，总面积67万平方米。城墙堆筑而成，基宽25至50米，最窄处15米，残高1.5至4米，顶宽一般10至20米，最窄处为4米。城外有护城河，宽20至45米，人工挖掘与自然河流结合而成。马家院古城堡位于湖北荆门市五里镇，地处荆山余脉丘陵岗地向平原过渡地带，城址高出周围地面2至3米。城为近长方形（梯形），面积约24万平方米。城墙为堆土夯筑，基部宽30至35米，残高1.5至6米，顶宽约8米。城外有护城河，宽30至50米，深4至6米，人工挖掘与自然河流结合而成。阴湘古城堡位于湖北荆州市荆门区沮漳河下游平原与荆山余脉相结的岗阜上，城址高出周围地面4至5米。城为圆角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一般宽10至25米，基宽30至46米，残存最高处为8米，顶宽6.5米。城外有宽30至40米的护城河。鸡叫城古城堡位于湖南澧县境内，城为圆角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残存城墙高2至4米，似有护城河，详情尚未发表。门板湾古城堡位于湖北应城市西南3公里处，地处大洪山余脉与江汉平原相接地带，城为近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近40米，残高3至5米，顶宽13.5至14.7米。城外有护城河，宽约60米，深1.8至3.5米。鸡鸣城古城堡位于湖北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狭小平原上，城为不规则椭圆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墙堆筑，基宽约30米，残高2至3米，顶宽约15米。城外有护城河，宽20至30米，深1至2米。走马岭古城堡位于湖北石首市焦山河乡走马岭村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城址高出周边地面2至5米，城为不规则椭圆形，面积8万平方米。城墙堆筑，基宽20至27米，残高4至5米。城外有宽25至30米的护城河。
2.中原地区古城堡
中原地区古城堡遗址有7座：郑州西山、古城寨、孟庄、郝家台、平粮城、王城岗和陶寺。其中最早的是西山古城堡，位于河南郑州西北23公里的枯河北岸，地处邙山余脉东南坡地，高出河床约15米，北距黄河4公里。始筑于公元前3300年至前32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城近圆形，面积约3万平方米。城堡城墙是用小板块夯筑法建成，先挖基槽，再逐层逐块夯筑。墙体宽5至6米，转角处加宽至8米，残高约3米。北墙及西墙有城门缺口，墙外有一道宽5至7.5米、深约4米的护城壕。城外20公里范围内，有同时期聚落遗址近20处，主要散布在城西、南方向上。半数以上遗址面积大于城堡。如城东大河村遗址达40万（一说30万）平方米，城南陈庄遗址25万平方米等。不在人口众多的聚落处构筑城堡，而将其构筑在便于、利于防守作战的高地上，说明它是部落联合体军事、行政中枢所在地的城堡。始筑及使用时期，大致相当于黄帝时期。
中原地区最大的古城堡是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堡。它位于溱水东岸台地上，城为长方形，面积17万6千多平方米。城墙基宽42至62米，最宽处达85至100米，基深最深处达10米。墙底宽12至40米，顶宽1至7米，残高7至16米。城外有护城河，宽34至90米，深4.5米。城墙夯筑，方法与郑州西山古城堡一脉相承，但在技术上更为成熟。始筑于公元前2700年前后（龙山文化中期）。较古城堡寨规模稍小的为孟庄古城堡，位于辉县孟庄镇东，地处太行山南、黄河故道之北。城为正方形，面积约16万平方米。夯筑城墙基宽8.8米，顶宽5.5米，墙外有护城壕。始筑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
郝家台古城堡，位于郾城东石槽赵村东北台地上，南距沙河1公里。城为长方形，面积3万多平方米。夯筑城墙宽约5米，城外有护城壕，始筑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平粮台古城堡，位于淮阳东南新蔡河东北岸高丘上。城为正方形，面积3万多平方米。夯筑城墙基宽13米，残高3.5米，顶宽8至10米。南门两侧设有门卫房。城外有护城壕，始筑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王城岗古城堡，位于登封告城镇西北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高岗台地上。由东、西两小城并列组成，各为正方形，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夯筑城墙宽约4米，城外无护城壕。始筑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后。
山西襄汾东北陶寺龙山文化遗址，1978年时淮阳平凉台
龙山古城平面略图发现规模宏大，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但并未发现城墙等防御设施。2000年发掘出部分城墙的南墙和东墙各100多米，确认曾筑有城堡，不过城堡的面积和结构尚不清楚。城址位于塔儿山西麓，处于塔儿山与汾河之间。城墙基宽7米多，残高仅1米，顶宽6.6米。始筑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据古文献推测，可能是尧时酋邦军政中枢所在地。
3.山东地区古城堡
山东地区古城堡遗址，已经确认的有6座，连同紧邻山东的连云港1座，共7座：丁公、景阳冈、丹土、城子崖、田旺、边线王和藤花落，均为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构筑的。其中构筑最早的是丁公古城堡。始筑于龙山文化早期。它位于山东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孝妇河畔，城为圆角方形，面积约10万多平方米。城墙夯筑，宽约20米，城外有宽约30米深3米的护城壕。城墙内侧距离30多米处，发现还有一段城墙，外亦有壕，结构与外城墙基本相同。由于仅发现一段，是否两重城墙尚不清楚。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堡是景阳冈古城堡，位于山东阳谷县张秋镇黄河北岸景阳冈村。城为近扁椭圆形，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外陡，内为缓城。城西南8公里处有皇姑涃古城堡，面积约6万平方米；城东北10公里处有王家庄古城堡，面积约4万平方米。由于仅据勘探资料判断，尚未发掘，所以具体情况不详。
丹土古城堡位于山东五莲县潮河镇丹土村，城为不规则椭圆形，面积23万多平方米。夯筑城墙宽约20米。城外有护城藤花落城址平面图壕。城子崖古城堡位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东武源河边高台上。城为近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夯筑城墙宽约13米。田旺古城堡位于山东淄博市东路山乡田旺村乌河东岸，城为不规则圆角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边线王古城堡位于山东寿光市西南孙家集边线王村。城为内外两重城墙，外墙为圆角方形，面积约5.7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夯筑城墙，宽4至7米。藤花落古城堡位于江苏连云港西中云乡，城为内外两重城墙，外城为近长方形，面积14万多平方米。内城位于外城南半部，正方形，面积4万多平方米。外城墙宽21至25米，内城墙宽14米。外城外有护城壕，宽7至8米。除上述古城堡外，山东荏平县教场铺还曾发现一规模较大的古城堡群，教场铺城为圆角长方形，面积约40万平方米。以此城堡为中心，南北20公里地区内，还有尚庄、乐平铺、大尉、东河县王集4座古城堡，面积约在3至3.5万平方米之间。由于仅以勘探资料为据而判断的，未经发掘证实，所以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4.成都平原古城堡
成都平原古城堡遗址，目前确认的已发现5座：宝墩、梓路、鱼凫、双河和芒城。它们都构筑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属宝墩文化时期（前2800~前2000）。其中最大的为宝墩古城堡，位于四川新津县龙马乡铁溪河东北台地，城为近长方形，面积约60万平方米。夯筑城墙宽31米多，残高4米，顶宽8.8米。梓路古城堡位于四川郫县古城乡梓路村，城为长方形，面积32.5万平方米。城墙基宽30米。鱼凫古城堡位于四川温江县北万春乡，城为不规则多边形，面积约32万平方米。城墙基宽30米，残高3.5米，顶宽15.5米。双河古城堡位于四川崇州境，城为正方形，两重城墙，面积15万平方米，内外墙相距15米。芒城古城堡位于四川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村。城为长方形，与双河城一样为两重城墙，面积12万平方米，内外城墙相距35米。城墙残基宽约13米。此外，四川大邑发现盐店古城堡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城堡是防御工事，是战争的产物。当原始战斗演变为掠夺性战争后，城堡便应运而生。五帝时期，部族间的战争已发展为地区性大联合体间的战争，所以目前发现的古城堡，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内先后构筑的。由于炎黄部族与东夷部族、三苗部族战争最为频繁、剧烈，所以城堡也就集中在中原，山东和江汉地区。成都平原的社会，分化尚不明显，城堡主要是本地区内部族之间战争的产物。
鱼凫城址平面图从目前已发掘出的古城堡遗址看，虽然绝大多数构筑于五帝时期，但由于时间、地点不同，城堡的功能、形态亦有所不同。如江汉地区的城堡，多建于五帝前期，当时社会分化尚不严重，部落联合体规模还不太大，一般都是为保护整个联合体而构筑的，所以城堡规模多比较大。又由于地处丘陵、水网地带，气候温湿，土质粘重，直立性差，限制了筑城技术的发展，城墙多为堆筑，坡度较小，易于攀登。所以通常都在城外围挖掘宽、深的壕沟，并与自然河流结合为护城河，以加强城堡的防御功能。中原和山东地区的城堡，多建于五帝中、后期，社会分化已极严重，不仅有了酋邦型的部落联合体，而且有了酋邦联盟型的大联合体。多数城堡是为了保卫联合体首领和管理机构而构筑的，目的是通过保卫首领和管理机构来保卫联合体的整个控制区，所以城堡规模一般较小，但其外围均有许多聚落，形成以它为中心的聚落群。也有一些原来是为保护部落联合体构筑的，规模较大，随着联合体的扩大和战争的日益剧烈，发展为由数个城堡共同拱卫中心大城堡的城堡群。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平原地区，城堡多建于河流两岸台地或冈丘上，地势既高又平，易于规划布局，且受天圆地方等思想意识的一定影响，所以除了郑州西山城堡为圆形外，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又因地处黄土地带，堆土具有良好的直立性，所以筑城技术得到发展，城墙一般为夯土板筑，并有基槽，墙的坡度较大，攀登困难，防御功能较好。所以通常以城墙为主体工事。有的城堡有护城壕，而有的则没有。至于成都平原的城堡因部落战争尚未达到中原地区那样频繁和剧烈，对防御设施的要求也相对较低，所以城墙虽多为堆筑，而都没有挖掘护城壕。就五帝时期城堡的总体而言，不论是那一地区或稍先稍后，限于筑城工具和技术，城堡的工程设施还很简陋，战斗功能和防护功能都尚不完备。
夏代的筑城
城堡的大量筑建，说明掠夺性战争的剧烈；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群的大量出现，则说明部落联合体的普遍存在。联合体的不断扩大和战争的日趋频繁，促使联合体间进一步结盟，组成更大的地区性联合体。随着联合体内部社会结构、社会分工、经济活动和外部关系的复杂化，联合体的管理体制也日益复杂。如《尚书·尧典》记尧时已设置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秩宗、典乐、纳言等职官；随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要求愈来愈高，联合体首领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许多联合体逐渐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陶唐氏部族首领尧、有虞氏部族首领舜和夏族首领禹，就是中原地区三个最大的部族联合体的领袖，并相继成为间接控制中原地区的盟主。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继舜为中原盟主时，战争更为频繁。据说“国之不服者三十三”。禹不仅“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还曾“伐共工”并灭相柳氏。当时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征三苗之战。禹继尧、舜率领中原地区不同族系的各个联合体，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将实力最强的江汉地区苗族系统的大部落联合体击败，吞并了其中一部分部落，赶走一部分部落，更进一步地走向部族融合的道路。据《左传》哀公七年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这时禹已成为凌驾于万国之上的，以华夏族为中心、包括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酋邦、部落大联合体的盟主，创造了建立国家的条件。与此同时，禹的权力也达于集中的顶点，如《国语·鲁语》说：当他召集诸侯们在会稽开会时，“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种处置，当然是极不正常的，但它却说明：国家权力的最终形成已指日可待了。禹死后，虽然仍按传统习惯，以由禹生前推荐的东夷族酋邦首领益为中原大联合体的盟主，但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击杀益，夺取了中原大联合体的统治权，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后，组建了6个师的常备军，并充分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青铜冶炼技术，制造兵器，同时在禹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歼灭了与夏对抗的有扈氏和平定了叛启的武观等，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当时夏王朝直辖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方国的武装力量，不存在被攻击的忧虑，所以很少新建有防御设施的城市。又由于夏王朝的王都经常迁徙，据古文献记载的不完全统计，从禹至桀17王，共变更王都13处。这13次都城，地望比较明确的：安邑、晋阳、平阳在山西，阳城、阳翟、斟寻阝在河南，斟灌在山东西部，东西相距2000里，这样频繁和远距离的迁徙，使夏王朝都城规模不可能很大。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基本上沿用先夏时筑建的城堡，或在其旧址上重修及修葺。即使其后期建造的王都，也仅筑有围墙宫城，而没有高厚的城墙。
二里头宫城平面图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据说是夏桀所居的都城斟鄩。遗址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外围没有城墙，仅在遗址中部发现两座土围墙宫城。一座稍大，围墙筑在夯土台基上，台基高约3米，边缘部分为缓坡，宫墙就筑在缓坡内缘上，墙内全是宫殿遗址。宫城略呈方形，仅东北角凹进一块。面积约1万平方米。仅南墙有宫门。另一座稍小，城址西南距大城约150米。南墙宫门内侧有东西塾（耳房），系门卫所居。宫墙的夯筑技术，较平粮台城墙有所发展。基槽是在台基夯土上重新挖掘的，槽底铺有未经加工的红砂石和青石，础石中部立有木柱，作为墙骨，然后在木柱四周积土夯筑。这种结构，可在厚度不大的情况下，相对提高墙的高度。墙宽约1.9米，四面墙的结合部，墙基加宽，墙体类似榫接，以增强结合部的牢度。从军事上看，高宫墙只能起到遮蔽、隐蔽及障碍作用，不能登上城墙进行战斗。
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原有龙山文化时的城堡，但不久即废弃不用。至岳石文化时期，又在旧城址上新建一稍小于旧城的新城。城为长方形，面积17.5万平方米左右。夯筑城墙基宽16.6米，残高3米。依当时筑城技术推算，估计原高约6米，顶宽约9米。大致为夏王朝建立后构筑的。此城地处东夷族人活动地区之内，显系东夷族某一部族联合体所建。当时东夷已有许多酋邦或部落联盟，如有穷氏、有仍氏、有缗氏等。早在禹时，东夷就不服禹的命令。《战国策·魏策下》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启杀益后，夏王朝与东夷的矛盾更趋尖锐。启死后其子太康嗣位，曾发生“太康失国”事件，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直到“少康中兴”，灭掉有穷氏，夏王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和巩固。城子崖的新城堡，可能即在启至少康这几十年中，因战争需要而重建的。
商代的都城
商是生活在黄河下游（今河南、山东）一带的一个部族。至汤当部落首领时，已发展为夏末最强盛的一个部族。汤联合东夷的一些部落，于公元前1600年，发动了灭夏之战，在鸣条大败夏军，并俘虏了夏王桀。商灭夏后，“汤放桀而复薄（亳）”，在三千诸侯大会上，得到诸侯们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建立了我国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
当时商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越夏王朝，据有东至海滨，南达湖南，西至陕西，北至河北的辽阔区域。整个国土称曰“邦畿千里”。但实际上当时人们还没有将领土联为面的地域观念，只有点的概念：在商王朝的统治网中，以王族所居的都城为中心，远近散布着若干诸侯的据点，据点间还存在着一些不受商王朝控制的方国、部落。商王族居住和直接统治的地区称王畿，仅相当于今河南北部地区。商的政治结构，分内服、外服。王畿内为内服。其政治组织，全为按地区划分的国家权力机构，这里的统治贵族为百官（百僚、百辟），百官各贵族虽有各自的土地、民众和奴隶，但名义上是由商王分配的，是商王的臣属，要向商王纳贡和服兵役。王畿外职官总称为外服，这里的贵族统治者即各方国、邦的诸侯。商王为开拓疆域、扩大直辖统治区和掠夺财物、奴隶，经常出兵征伐王畿外的某些方国，而有些方国和部落，也不断对商王畿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掠夺，抢劫物资和奴隶，所以商王朝前期，小规模的战争还是不断发生。因而，这一时期，商王朝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加强了都城的防御工事。
商前期的社会情况，和夏代相差不大。国家政权机构还比较简单，基础薄弱，当时又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所以仅靠中心地区建立一个都城，很难对各方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因而夏、商两代，往往在都城之外，另建一个或数个辅助都城，有的规模接近王都，也建有宫殿、宗庙，但主要作为加强统治的军事要枢而设。这种以军事性质为主的都城，有的建在距主要都城不远的地方，以拱卫王朝；有的则远离主要都城，以作为偏远地区的军、政中心。此外，还在统治的边缘地区，修建了一些小的城堡，它们对保卫商王朝的统治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国语·楚语》所说：“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
商汤最早建都城于亳（河南商丘东南），进行灭夏准备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又在亳都以北、临近夏王朝较强与国边境、景山地区建立了一个以军事目的为主的辅助都城，称景亳（商丘北）。灭夏之前，这里是各诸侯攻夏部队的集结出发地；灭夏之后，汤又在这里被拥戴为天下共主。后人根据两亳的地望，称亳为南亳，称景亳为北亳。灭夏后，为有效地统治原夏地，汤又在原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一个大都城，后人称之为西亳。据《括地志》等书记载：“河南偃师为西亳”。《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说具体位置在“偃师尸乡”。
1983年，在河南偃师城西之尸沟乡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商代古城遗址。它西距二里头夏宫不到7公里，历史学家多认为此城即是西亳。1996年和1997年，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又对该城址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掘，不仅对该城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发现大城中还有一座小城，它始筑于大城之前，大城是在小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大城建在洛水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度：北部1215米，南端仅740米，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周围筑有夯土城墙，墙基部宽度一般在17~19米之间，有的地方超过20米，最宽处达28米。筑城作业采用的是先挖基础槽，再逐层填土夯实的方法。基槽口宽18.3米，底宽17.7米，深约1.2米。主城墙每夯高0.3米，即向中心收缩0.3~0.6米。现存残高2.3米处，顶部宽约14米。城墙根部内外侧均有高约1米的护城坡。城墙东、西两面各有城门2座，北墙有城门1座。南墙因全部叠压在村庄房屋下面，无法发掘，有无城门，情况不明。经对东墙城门进行发掘，发现门道很窄，仅宽2.3~2.4米。门道两侧各有一条东西向窄墙，紧贴城偃师商城平面图墙两端，夯土筑成。墙体中间立有暗柱，柱下有深埋地表下的暗础石，与二里头的筑城技术相同。城门内南侧4米处，有一条与城墙成直角相交的斜坡登城道，夯土筑城，路面宽约3米。东至墙顶，西与城中东西向主干道相接，显然是守城部队上下城墙的通道。估计此时已有长期守卫的士兵。城墙内还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顺城路和排水沟。沟口宽0.8~1米，深约0.8米。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护城壕，口宽约20米，深约6米。外侧壕岸坡度陡，内侧坡度较缓。护城壕与洛水相通。城内东北隅，曾出土铜渣、陶范、坩埚、木炭等物，说明此处系青铜兵器及礼品的作坊遗址。
小城位于大城城内西南，平面亦为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面积约80万平方米。城西墙、南墙和东墙的南部，与大城城墙重合，并被大城城墙所包夹，墙基宽6~7米。城墙不是直线走向，北墙中间约300米的一段，向内凹进约8~10米，形成4个直角拐弯。东墙中段则向外凸出约10米。西墙也有拐折内凹。小城城墙的凸凹现象，并非受地形限制形成，应是筑城时即按规划修建的。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便于弓箭侧射，以加强城墙防护能力而设计的，“实即后世城郭马面之滥觞。”小城内纵向中轴线稍偏南处高地上，建有方形宫城，边条200米，面积4万平方米。四周有宽约2米的夯土围墙。宫城内有8处宫殿和1处祭祀场遗址，北部中央还有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的大蓄水池，四壁用石块垒砌而成，深约1.5米。水池两端各有一条石砌水渠通往宫城外。水渠先向北，再分别向东西拐折，从城门下穿过，与护城壕连接。小城东墙外和西墙内南端，各有方形夯土围墙的府库一座，面积稍小于宫城。内有6排共90余座长20多米、宽6米多的库房遗址。
1956年在河南郑州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商郑州商城平面略图代古城遗址，据碳14测定、树轮校正，建城年代约在公元前1595年左右、时间略晚于偃师商城。城为方形，城墙周长6960米，四面有大小不同的缺口11个，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墙四周挖有深、宽各约5~6米的外壕一条。城墙根部总厚约21米，现残存高度5米处厚约10米，估计原高可能在10米左右。筑城作业方法，与偃师商城相似，也是由主城墙和护城坡两部分组成。主城墙根部厚约10.6米左右，两侧护城坡根部厚度，各在5米以上，向上倾斜角约为23度左右。但这时的筑城技术，已有明显提高：第一，主城墙已由板筑法筑成，两侧与护城坡接缝处，已近似垂直，壁面至今仍留有长约3米、宽约0.3米左右木板的痕迹。第二，护城坡为倾斜夯筑而成，考虑到迟滞攻者攀登，在夯完后，由顶部向下进行铲削，并在表面铺设一层料姜石碎块，以防雨水冲刷。第三，主城墙各夯层之间，采用笋卯式结合法，夯窝较深，两夯层夯窝嵌接，紧密坚实，可增强主城牢固性。第四，使用的夯具，已由4根木棍绑在一起，发展为由成捆圆木紧密固定而成。
城内发现大面积宫殿、宗庙遗址和用人头骨制作器皿的制骨作坊。在以城为中心的约25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还发现大量住房、壕沟、水井和冶铜、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及历史学家们，有的说这是“成汤所居的亳都”，有的说是“中宗所居之庇”，有的说是“仲丁迁暾”之隞，目前尚无定论。但不论何说，都不否认这座大城市为商代前期的国都。仅就构筑城墙所需工程量来看，挖土约170万立方米，夯土约87万立方米。假如每天投入1万名劳动力进行作业，3000名挖土，3000名运土，3500名夯打，500名做勤杂工作，以当时的最高作业率计算，需8年才能完成。如果不是最高统治者所在之地，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是很难筑成如此规模宏大的城池的。这还未将建筑宫殿所需的工程量计算在内。
以上是商王朝前期国家都城的城池工事概况。在王畿以外的外服小方国各城，则与此大不相同，不仅面积小，而且以军事性质为主。湖北黄陂叶店，发现一座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古城遗址，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称为盘龙城。城的平面也呈方形，南北城墙长290米，东西城墙长260米。四面城墙的中部各有城门一座。城墙现存残高为1~3米，构造、夯筑技术与郑州商城相近。城墙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外壕，壕内侧有积土，高出外侧约1米以上。在城南壕底曾发现桥桩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出入城池的。城内仅有大型房殿遗址，系诸侯贵族及其军队居住之处。城南、城北才有一般居民住房遗址。说明这是一个纯军事性质的城堡。
商代后期，迁都于殷，据《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不更都”。殷亦称殷墟，它的具体位置，经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曾发现大量宫殿、民房、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出土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皿以及带卜辞的甲骨等，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早期城市。这里虽是商代后期的国都，但迄今为止，经近20次发掘，仍未发现有城墙存在。
东周（春秋）时期的筑城
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犬戎等联合，进攻西周王都，周幽王姬宫涅出逃被杀，申侯等贵族拥立幽王之子姬宜臼为平王，往东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从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的一段时间，也叫春秋。
春秋是奴隶制开始瓦解，封建因素逐渐增长的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在295年中，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曾发生过较大的战争376次，其中还不包括众多的奴隶起义。由于铁的发现和逐渐使用，由于牛耕的推广，生产力迅速提高，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随之发展。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劳动力和土地，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和号令其他诸侯，收取贡物，相互争战、兼并弱小，出现了“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局面。按孔子的说法，西周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东周时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开始时，据《文献通考》说，尚有诸侯国131个，随着兼并争霸战争的加剧，国家急剧减少。《荀子》说齐桓公“并国二十五”。《韩非子》说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荆（楚）庄公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吕氏春秋》说晋文公“兼国三东周王城平面图十九”。《史记》说秦穆公“兼国二十，开国千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各国竞相构筑城池或增修城池。不仅如此，各大国的卿、大夫等，也纷纷在自己的采邑构筑城池。于是掀起了大规模构筑、增筑城池的高潮。西周王室所规定的那些筑城规模的条条框框，当然也就被突破，各国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来修建自己的国都。春秋时期的都邑城址，现存颇多，各大国的都城，差不多都有遗迹可寻。
东周王城
1954年以来，曾不断对洛阳东周王城进行勘察。该城南邻洛河，西跨谷水（今涧河），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始建于东周初期。夯土城墙早已湮没。位于地势较高处的北面城墙和西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在地下保存尚好。北墙长约3公里，全城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开始筑建成的城墙，仅厚5米左右，后经增修加厚，为14米左右。城墙拐角处夯土加宽，估计城上有用于防守的建筑设施。城外有深5米的壕沟。
各国都城
1978年对山东曲阜鲁国都城进行勘察、发掘。该城位于洙水、沂水两河之间，城东南为丘陵山岳，西北和西南一片辽阔的原野。城的平面近似椭圆形。始建于西周时期，至今尚有残墙存在于地表之上。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墙厚5~7米。城西、北两面，利用距城墙约20~30米的洙水为城壕，河宽30米，深4~5米；东、西两面挖有城壕，宽30米左右，通向洙水及沂水。全城共11座城门，除南面两门外，其他三面各有城门三座。
1971年对山东临淄齐国都城进行了发掘，该城位于临淄城西部和北部，东临淄水，西依系水（今泥河），南有牛山、稷山，东、北两面是辽阔的原野。始建于西周。城为大小两城组成，小城在大城西南方。城墙残迹尚存于地上。城的四周很不规整，有的呈直线，有的沿河岸构筑，蜿蜒曲折。城墙全部夯筑而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墙厚度一般为二十余米，城根部最厚处达67米。全城有24个拐角，拐角处墙加厚，城上有防守设施遗迹。《齐乘》引《齐记补》说，该城有城门13座，现仅探明11座。小城南面二门，其他三面各一门；大城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城门道两侧，有垒砌的石墙，城墙上还建有排水口。城东、西两面，利用洙水、系水为城壕，南、北两面挖有城壕。城壕及洙水、系水，均宽约30米。凡正对城门处的城壕，往往显著变窄，以便架桥，尚有夯土与石块修建的墩可寻。小城为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居住的宫殿、官署区；大城为平民及奴隶的居住区。按《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说，小城属于城的性质，而大城则属于郭的性质。
郑国都城，位于河南新郑双洎河、黄水之间，始建于春秋时期，城的平面很不规则，东西长5公里，南北郑国新郑城探测平面图最宽处4.5公里。中间又有南北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两半。两城性质，与齐都相似：西城稍小，略作长方形，为宫殿、官署区；东城呈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一倍，为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全城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现存城墙残高尚有15~18米，墙基厚40米。
楚国都郢城，位于湖北江陵北，也叫纪南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该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长3.5公里，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墙保存尚好，有的高出地面7米，顶部宽12~14米。城外有护城河环绕，目前已发现有5座城门2座水门。城门每门3个门道，门道一侧有门卫房遗址。水门用四排木柱构筑而成，亦为每门3个水道。
春秋末期所建都城，规模更大，如吴国都城，吴王阖闾时由伍员建造。不仅筑一大城，而且还筑一纯军事据点性质的小城，以拱卫已发展为城市的国都。据《越绝书·记吴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三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大城城址即在今江苏苏州。据《越绝书·记吴地》说：“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小城城址在无锡西南25公里，与武进交界之处，紧依仆射山（白药山）和胥山，面临太湖。城东群山连绵，闾江蜿蜒流经城北和城西，可控制太湖北走廊，扼守苏南交通要冲。该城遗址城墙至今明显可见：城中有土墙将城隔为东、西两部分，墙厚约20米，现存残高3~4米，城墙系堆土而成，城周均有河道相连，实测该城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
吴国都城的规模，不计小城和郭（“郭六十八里六十步”），也比洛邑东周王城的规模大三四倍，甚至比周王朝规定的王城“方九里”也大得多。可见这时周王朝的礼制已完全丧失制约作用。
各国邑城
江苏常州西南7公里处，有一西周时期的小国淹，春秋时期为吴兼并，淹城就变为吴国的一个军事城堡。淹城构筑比较特别，有内、中、外三道城墙，内城呈方形，周长约500米；中城也是方形，周长约1500米；外城为不规则的圆形，周长2500米。每道城墙只有一座城门，而且不在同一方向上。内城门在南墙正中，中城门在西墙偏南端，外城门在西北面。三道城墙外均有城壕。内城壕已湮没，中城及外城壕宽45~50米，深约9米，长年不干。内城地势隆起，城墙高距地面约6米左右，中、外城紧挨城壕，墙高距水面约10米。三道城墙的厚度，均在25米左右，为堆土筑成。中城城壕不与外界相通，但曾于壕底出土铜镞、铜剑等兵器及四只西周时期建造的独木舟。其中一只长11米，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判断为巡弋中城壕及载人出入中城之用。从城门方向看，当是吴国向东方防御的军事要点。
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修筑了邗沟，并筑建了邗城，以作为屯军之用。该城位于江苏扬州西北2.5公里处的蜀岗之上。平面略呈方形，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东、西、北三面有板筑夯土城墙，南面利用蜀岗断崖。城墙厚约20~40米，残高有的尚存7米。断崖高7~10米，陡度约为50度。四面均有城壕（护城河），西、北、南面壕宽达100米，均与邗沟相通。东面城壕较窄，为20~40米，但在城壕外面，即为平行的邗沟。东、北、西城墙，各有城门一座，城门外均有瓮城遗址，城东北角有城楼遗址。另外在北、东两面，还各有水门一座，船舰可由邗沟进入城中。这是一个作为屯兵、积粮的前进战略基地，纯军事性质的城池。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考古勘察及发掘，已发现的东周都邑城池，不下三四十座。大城如山东的薛城、邾城，周长在10公里左右，为不规则的方形；其他小城，周长一般在5公里左右，多为方形，城墙厚度，大致皆为10米左右。凡诸侯国都，不论大小，绝大多数均有内、外二城。内城亦称宫城，为宫殿区，附近往往设有铸造兵器、钱币等官府手工业作坊；外城亦称郭，为“国人”及一般手工业、商业人员居住区。郭城有的在宫城外围，有的在宫城一侧，但都没有《周礼·考工记》所记“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那样规整。
战国时期的筑城
战国是我国封建制确立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的影响下，武器装备、军事制度以及战争和城市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也导致我国古代的筑城——兵垒在各方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城市的兴起促使城市攻守作战增多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西周及其以前的王都或诸侯国都，具有以下一切特征：一是城内虽然集中有种类繁多、分工颇细的手工业生产作坊，但人口有限，并不密集。到春秋时，仍如《战国策·赵策》所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二是在各居民点遗址出土过大量农具，各居民点间尚有大面积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地，和城外的村落遗址相比，无显著区别。可见城内居民，基本同城外居民一样，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这说明当时还处于城乡刚刚开始分工之时。三是城内居民分散聚居于若干居民点，城内还存在着族徽不同墓地，而且各墓地内既有贵族、又有平民。这些情景，又说明还保存着氏族组织和分族聚居的传统。因而，这时的城池，还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性质。严格地说，只是一些设防的城堡，并没有形成规模较大、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
随着铁工具的逐渐推广和普遍使用，至战国时，我国的古代农业已发展为大规模的田野农业，即犁耕农业。农业及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分工，从而引起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于是城池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大的都城，由政治、军事性质为主的城堡，发展为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城市”。从考古发掘的成就及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的城市，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城市数量增多，人口密集度空前提高
据《帝王世纪》估计，战国中期中原地区人口总数约1000余万。最大的都城有7个，略小的都城有10个左右，各国都城人口总数当在200万左右，其中最繁华的是齐国国都临淄，人口燕下都平面图高达三四十万，各国共有郡城三四十个，每郡城平均人口亦当有数万，此外，还有近800个县城，每县城人口也不下数千。这表明，战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总人口的1/3以上，都集中居住于城市之内。另外，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除燕下都西城外，各城城内基本上已连成一片，不再有人稀地旷的现象。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二）城市规模和城墙范围有所扩大
战国时期的大小城市，四周均有城墙及护城河，但面积较前有所扩大。除早在春秋末期就已高度发展的齐都临淄外，其他都城一般在15平方公里以上。如燕昭王营建于公元前311年的燕下都（河北易县），由两个方形城池联结而成。城墙东西长8公邯郸赵都平面图里，南北宽约4公里，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赵敬侯于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郸后新建的都城，由宫城和郭城共安邑魏都平面图同组成，宫城由3个呈“品”字形的坚固小方城组成，面积约3平方公里；郭城为长方形，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面积约15平方公里，总计面积约18平方公里。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山西夏县），由内、外两方形城组成，宫城周长约3公里，在郭城中间，郭城周长约15.5公里，面积也达15平方公里以上。这些遗址完全反映出战国大城市的整个面貌。至于一般郡、县等小城，也大都超过或等于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范围。
（三）城内布局有一定规划
战国时期的城市，如赵奢所说：“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些文明繁华的城市，在建设布局和居民的活动区域方面，已有一定的规划区分。都城均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宫城不止一个，有的在郭城内，有的与郭城联结，但郭城只有一个。郭城内包括有官署、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及由官府管理的商业区——市。《左传》、《管子》、《周礼》等书，均有关于商业市场的记载。城内居民基本上按规划分区居住生活。
（四）城墙厚度、高度增加，宫城位于制高点
西周时期的城墙，其夯土主墙，一般均厚10米左右，夯层大体厚10厘米；至春秋后期、特别是至战国时期所筑城墙，一般均已增厚至20米左右，有的达40米，夯层也增为20厘米。这说明夯筑技术有所提高。从发掘的鲁国都城曲阜城，城墙剖面夯土可以明显看出，该城经过五期夯筑加修。第一期即始建时的夯土，并不怎么厚，以后又增筑4次，至第四期、即战国时，已增厚至20米以上，有的地方厚达40米左右。城墙增厚，有利于防御敌军破坏城墙。例如敌军若以“穴攻”手段，挖空城基使城墙倒塌时，因城墙厚度大，敌军进行地道作业就需要很长时间，守军可以充裕地对付敌人；即使敌军能够挖空一段城基，由于墙厚，也只会平均下沉，且易于修补，而不致像单薄的城墙那样，因墙基被毁失去重心而倒塌。敌军若以水淹城时，厚墙就成为坚固的堤坝，不致在短时间内因水浸而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