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寨政策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疆域在极盛时期曾东抵黄河，西至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临肖关（今宁夏同心县城南），北及大漠（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境土方二万余里。唐末五代时，就据有夏（今陕西靖边县境）、绥（今陕西绥德县）、银（今陕西米脂西），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四州。北宋建国后，曾称臣降服于宋，后以内部意见不一，又臣服于辽。北宋虽决心消灭西夏，但屡经征战，没有效果。西夏反由战争而渐趋强大，企图与宋、辽鼎足而三，因而对宋“练习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经过多次交战，北宋军胜少败多。原因是，宋军采取单纯防御，置数十万大军于几千里防线上，而西夏军常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往往在战役上形成优势。如庆历二年（1042），西夏第三次大举入侵宋边，直指渭州（甘肃平凉），诱宋军至定川堡（今宁夏固原县西北），然后以重兵包围，当宋军突围时截击。宋军大败，于是采用范仲淹的“堡寨政策”以图谋西夏。当时，在陕西近边，城镇堡寨都是防戍据点。但因地广人稀，堡寨甚少，无法相互支援，故常为西夏军所乘。范仲淹的“堡寨政策”，是以加强防御能力为目标，在边境线上，增筑堡寨，以屏障旧有重要城、镇，使边境防守更为巩固；还主张以攻为守，伺机即攻取边界和要害之地，大筑堡寨，加以坚守，敌人若来，即派斥候，召援兵，并坚壁清野以困敌军，敌军人少，则扼险设伏以待，这样一步步地进取。史载置堡屯之法是：“每五百人置一堡……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以武艺，以备战斗”；又“置屯之法，百人为屯，受田于旁寨堡，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仗。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治平四年（1067），宋夏战争又起，宋神宗派韩绛宣抚陕西，在绥州以西筑罗兀城，并增修沿边堡寨，目的在以居高临下之势，进取横山（今陕北西北部山脉）地区，该地区西夏也视为它的要塞地区，在险要地段也修筑不少堡寨，并发动全力攻宋军，宋军攻势遭受挫顿。此后，作战各有胜负，但北宋终未达到消灭西夏的目的。绍圣三年（1096），宋曾在石门峡江口好水河北岸，构筑了平夏城（今宁夏固源北黄铎堡乡）、灵平砦（平夏城之南）两座城寨。这里是西夏军出入要道。当构筑时，夏军10万对平夏城猛烈进攻，被宋军所击退，说明这种进筑和反进筑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既而宋军在沿边诸路进筑的50多个堡寨，逐步完成对西夏步步紧迫形势，迫使西夏派使求和，取得暂时和平。公元1114年，宋夏战争复起，宋朝派童贯总领六路军事，采取出寨筑堡的战役指导，六路进军，广筑堡寨，并以主力进逼横山，进而攻占横山地区，西夏失去屏障，才不得不认真地向宋请和。
西夏军以骑兵大兵团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绵亘不断的城镇堡寨限制了它的活动，所以北宋军得以运用“堡寨政策”，基本上守卫住边境。同时，进一步利用在西夏境内广泛建筑的堡寨逐步攻取，也体现了堡寨在进攻中的作用。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符二年（1099）林希奏状中说河东路情况：“自前年复葭芦，去年筑神泉，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横山之腴，尽复汉土；斥堠所及，深入不毛。秦晋士马，更为声援，自此岚、石，遂为次边，麟、府不为孤绝”。可见进筑堡寨战术，曾取得一定实效。边防城镇堡塞戍卒用亦兵亦农的办法，继承了历代边戍屯田办法而又有所发展，对明代军制的卫、所制，是有所启发的。
山城防御体系
南宋末年，蒙古军大举入蜀，南宋新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冉琎、冉璞兄弟建议，以钓鱼山筑城掩护重庆。冉琎、冉璞向余玠建议：“蜀口形势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这一建议，具有战略眼光。因蜀地山峦重叠，原不利于蒙古大军骑兵的行动，但当时南宋国势已困危，兵力上居于劣势地位，如赖一般山地和平地城池，不仅不足以阻挡蒙军前进，且难以持久，必须利用险要地形，屯兵积粮，才能作长远抗敌之计。冉氏弟兄的建议，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钓鱼山在合川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汇合处，山势高陡，三面环水，地形极为险要。余玠连筑钓鱼、青居、大获、天生、云顶等城。钓鱼城为核心，合川郡治移入该城，其外围的青居城在嘉陵江东岸，为其屏障，大获城在苍溪县境掩护蜀口，其他各城也和钓鱼城形成掎角之势，借以抗拒蒙军进犯。各城筑成后，都将附近郡治迁入，派得力将士主持，屯兵积粮，作必守之计。同时，余玠率军不仅多次打击入侵的蒙军，还不时亲自率宋军戍守实边，进攻蒙军占领的兴元（陕西汉中），致使南宋抗击蒙军的形势一时呈现好转。这些要塞式的城池构筑特点是：
全在环山相围而有峭壁悬崖，拔地而起的特高山顶上；
山顶上有较宽敞的平地，有利筑城，有利屯兵积粮，有利军民教养生息；
通路少而险，敌方无法攀越。如四川万县天生城，仅有一条通路，陡直、曲折、窄小，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各城都在其附近山顶上，设有子城（寨），以求稳定，并分散敌进攻兵力；
各城多扼山带水，相互成掎角之势，棋布星分，如臂使指地相互策应。
因有以上特点，钓鱼等城及其附近各城塞，能抗击蒙军长达16年之久。这些发展成为要塞形式的城寨，主要是依靠山形陡峻，依山傍水，在构筑上远比一般城池简单。一般在高山所筑城寨，以石为主，并不太高。在城墙上设观察、射击设备，准备大批石弹、石块作为兵器。对主要通路则层层设防，因无法同时通过大部队，故防守极易。另在山下以石块构筑外城，主要为警戒和掩护群众耕种之需，限于山地地形，城脚下无法设护城河，但在主要方向上（敌军可能通过之地），也有广设壕沟的。
钓鱼城及各山城相继筑成后，形成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以抗击蒙军沿嘉陵江方向向南的进攻。它是以重庆作为中枢指挥部，以合州钓鱼城作为支柱，借助长江天堑作为依托，以大江南岸作为纵深。
在前沿阵地带上，有得汉（通江东北）、小宁（巴中东）、平梁（巴中西）、大获（苍溪东南）、苦竹（剑阁北）等城。
主要防御地带以合州的钓鱼城为支柱，有赤牛（梁山西）、运山（蓬安东南）、青居（南充南）、钓鱼、蓬溪（遂宁境）、铁峰（安岳北）、云顶（成都东淮口镇附近）等城，其中以号称“巴蜀要津”的钓鱼城作为防御要点，以控制三江（渠江、嘉陵江、涪江）而屏障重庆。
后方阵地带以指挥中枢和预备队控制地域的重庆为中心，东起夔门（白帝），西至嘉定（乐山），横贯长江沿线的瞿塘（奉节东）、白帝（奉节东）、天生（万县西）、重庆、多功（重庆北）、神臂（泸州东南）、紫云（犍为东南）、凌云（乐山东）等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作为依托。
在三条防线之间，有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与长江组成的交通网络，联结各要点与指挥中枢——重庆，结构紧密，从而结成一个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兵垒史上的防御性质的军事体系的一大创举，很值得后人赞扬和研究。
宝佑五年（1257），蒙古可汗蒙哥（宪宗）亲率蒙军4万，号称10万，分兵三道入蜀。开庆元年（1259），蒙军经过艰苦作战和招降，蜀地大部险要被占领，但钓鱼城岿然不动，抗拒蒙军的招降。当年夏，大败攻城的蒙军。蒙古可汗蒙哥命蒙军在涪州造浮桥，以切断南宋对合川的援军，并亲自率主力攻城。合川军民在守将王坚的率领下，多次打退蒙军进攻。钓鱼城守军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奋勇抗战。蒙哥在一次攻城作战中被炮石击伤，不得不承认攻击钓鱼城失败，仅留兵3000续围钓鱼城，主力转而攻取重庆。但蒙古可汗终因伤重，死于钓鱼城下的西温汤峡（今重庆市北温泉），蒙军才不得不放弃攻合川、重庆的企图，撤围北归。
金五京
金朝是女真族于金收国元年（1115）建立起来的政权。它起源于按出虎水（黑龙江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湖一带）。最初这一带称为内地。金太宗时，就在按出虎水附近会宁（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子）建都，升为会宁府。天眷元年（1138）改称上京。
金朝灭辽之后，基本上沿袭了辽的五京，名称未变，但将原辽的上京改称北京，改辽的南京称为燕京。金灭北宋以后，北宋的原来都城仍称汴京。所以金朝前期也就是熙宗时，金朝共有7京，即：上京会宁府，北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津府，汴京开封府。其后，因上京距中原过远，不便统治，正式迁都到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作为政治中心。从此，北京开始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
金朝迁都中都后，遂废去上京称号，在此之前，又废去北京临潢府，因此也形成了五京，即：中都大兴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开封府。金代五京维持了近20年，大定十八年（1178），又恢复上京会宁府称号，实际成为六京。
南宋初年，金为统治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金主完颜亮在天德四年（1153）从上京迁都燕京，改称中都。金的中都，仿照宋都汴梁的规制，加以改建，也分大城、皇城、宫城三重。大城除北部未动外，都较辽代扩展了，大城围18.5公里，呈方形，位于今北京西南郊。大城设12门，南为端礼、丰宜、景风三门；北为会城、通玄、崇智三门；东为施仁、宣曜、阳春三门；西为彰义、颢华、丽泽三门，今白云观西面会城村即会城门旧址，丰宜门南面有郊台，称丰台，即今丰台的由来。卢沟桥也是金末所修建。公元1214年，蒙古军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进攻中都，金宣宗屈服，以大量金银、童男女、御马作代价，取得妥协。金为远离蒙古的威胁，迁都南京。
贞佑三年（1215），金北京、中都、东京相继被蒙古军攻占，不久又升河南府（洛阳）为中京金昌府，但为时不久，金就被蒙军攻灭了。
金代界壕
修筑的起源和规模
金在灭辽以后，为北方兴起的较强大少数民族政权，在公元1126年攻陷开封，结束了北宋的统治，迫使宋高宗退守江南临安府，建立南宋政权。这样，金朝就雄踞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和南宋、西夏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它不断积蓄力量，企图灭掉南宋和西夏，以统一全国。但为巩固后方，防止蒙古族的袭击，在全国的北部边防开始了军事设防。天眷元年（1138）之后，先在重要隘口构筑一些边堡和边城，初时各堡城的位置多偏重于便于生活、便于游牧的地方。因此，参差不齐，疏密不均，不便于作战的协同和对边防的守备，构不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往往给入侵者造成可乘之隙。在明昌五年（1194）以后，金朝在北方边境开始大规模地构筑连亘不断的以壕、墙（有的称堤）为主体，与边堡、边城相结合的线式防御工程。
金代的壕、墙、边堡、边城的边防工程建筑规模很大，其范围包括有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在东北路就构筑有两道筑垒防线。一道防线起于根河南岸，向西至额尔古纳河东岸而南，经满洲里之北，穿越俄、蒙境内一段再至肯特山东南麓。另一道是金章宗时所构筑，由今内蒙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起，经甘南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到右翼中旗的霍勒河与临潢路构筑的壕、墙相接，这就是《金史·地理志》所记的“东北路泰州婆鲁火所浚界壕”。临潢路所构筑的设防工程，东起科尔沁旗的霍勒河，经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到多伦县的闪电河流域，与西北路的壕、墙相接。西北路和西南路的设防工程，由多伦县的闪电河西岸起，经阴山山脉的东端、化德县的西北境，到达包头市北边的阴山，形成比较完整的工程体系。这个设防工程的大体轮廓是由嫩江的中游起，沿兴安岭山脉东南转向西南，然后与阴山山脉相连而西向，直达黄河河套东部。
总之，金的界壕选择在它的外面不是山地就是高原，或者是广阔无垠的沙漠，所谓“濛莽黄沙，一望无际”，正是游牧部族的分布区域。而界壕的里面，河川纵横，土地肥沃，雨量和气温都适应农业耕作。所以城市、村庄星罗棋布，人口比较稠密。从军事观点来看，界壕是防守这些地区的天然防线，从政治上和地理条件上看，不仅保障着边境，而且对拱卫上京和中都的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代界壕（长城）的组成和结构
界壕由壕沟、主墙（堤）、副墙（堤）、边堡、壕堡组成。以壕和主墙为防御战斗的主体，城堡和边堡是防守士兵屯住的地方。
壕沟和主墙（堤），是界壕的主要部分。在主墙外面有长方形深沟，主墙的宽度为8~10米，高度为6~8米。它的顶部平坦，向敌的一方筑有女墙，主墙用黄土夯筑起来，但在沙地、山谷和石头多的地方，则用石块包砌，以增大厚度。
壕沟的深度约为4~5米，由壕沟底部到壕主壁顶部就有11~12米，相当于一般城墙的高度。壕沟是防止骑兵的主要障碍。
在主墙上构筑有女墙、马面、瓮门等战斗设备。
马面（敌台），在主墙上每隔130~150米即构筑一个马面，它比主墙稍高，突出部分的宽度为10~12米，长度约为12~15米。在马面顶上盖有板屋，是守卫人员休息的地方。马面的作用是增强主墙的稳定性，并能居高临下掩护主堤，使敌不易接近。
瓮门设在接近壕堡的主墙旁，在壕主墙上留一门，外面筑有拐尺形土台，左侧留出仅能容一人通行的小门。从外表看，它与马面形状完全一样，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会发现有瓮门。这门平时供打柴和修理壕壁人员出入；在战时利用副墙作战的守兵撤回，就迅速闭塞起来。
副墙（堤）。副墙是在主墙和壕沟外两个马面之间与壕的主墙成平行而构筑的。副墙的宽度约5米，高度约1米多。副墙也挖有壕沟，但比主墙前的壕沟较浅。副墙的作用，一是利用它进行战斗，可提高主墙的防御力，因为这种副墙并不妨碍主墙的射击，同时它比主墙上射击更能低伸些而不使敌人接近主墙；一种是防护作用，防止风沙积雪淹没主壕沟。
壕堡构筑情况示意图壕堡。壕堡是设置在主墙内侧的方形城堡。中央设有门，还筑有瓮城。在靠近主墙的堡墙两侧各开一个小门，以便迅速登城。堡墙周长约100米，高度和宽度与主墙相同。堡内筑有营房屯住守兵。壕堡的位置多在谷口或重要道路附近，堡与堡的距离远近不等，随着地势的险要而变迁，大约近的壕堡间相距约3~7公里，远的约有7~11公里。这样，接近的壕堡在发生情况时，就便于策应和支援。
边堡。是离开界壕的小型城堡，控制主要的道路干线。如内蒙古林东县庞家湾的边堡，每边长约220米，墙高3米多，墙厚约5米多。墙外有壕沟，堡内有营房。堡墙上构筑有女墙。
综上所述，金的界壕（长城）和边堡，是我国中世纪时伟大的国境筑垒设施之一。界壕（长城）的大体位置由嫩江中流起，沿兴安岭山脉的东南转向西南，然后和阴山山脉相连往西，直达河套的西面。从地理上讲，界壕是构筑在海洋河川和内陆河川的分水岭上面，在人文上，是农业和畜牧两族活动的接触线。从战略上看，界壕的构筑是当时蒙古族与女真族之间民族矛盾与民族战争的结果，同时与金的国势也相适应，它是对西北采取守势，对南采取攻势，而界壕正是当时金代在西北部国境的防守所必需。
界壕是由主壕、主墙、副墙、壕沟、壕堡、边堡以及马面、瓮门、女墙等组成。为了适应塞外环境，多做了一道副墙，形成两道壕两层墙。这比一般城墙更有利于防御战斗。副墙既可作战，又能起障碍作用。此外，界壕上筑的壕堡是壕墙的支撑点，界壕内的边堡构成了防御的纵深，更能增大防御的强韧性。
所有属于金代界壕（长城）的构建没有用砖，也少用石，多是以土垒或版筑。一般外壕宽5~6米，内壕宽10米乃至50~60米；副墙宽2.5~6米，主墙5~15米。在主墙或单线墙外附筑马面和烽燧台，伸出墙外4~5米，宽6~8米，高度一般超出主墙。马面多设在险要地段和城堡附近，其间距为60~150米之间不等。烽燧台间距更远，由250~2500米都有，多筑于河口、谷口，面向山冈或界壕转弯处。金代界壕（长城）有纵深，壕、墙并列，更增加了防御韧性。施工时，掘壕筑墙，就地取材，毕二役于一，有事半功倍之效，为前代不及，而为明代所沿袭。边堡的位置，没有发现筑于山顶之上的，一般在山下缓坡平台地上，这和“因边山险，以河为塞”的原则，迥然不同，除了自然地理本身的因素外，与当时战争攻、防手段以及交战双方的民族习性有关。金界壕虽称界壕，但并非金疆域的边界线，和长城一样，是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在具有敌人威胁方向上构筑的防御性军事工程。金的胡里改路、蒲与路、临潢府路和西京路等，均有大片土地在界壕之外。仅以东北路招讨使所辖的蒲与路为例，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它北部边境的火鲁火疃谋克，距其路治（今黑龙江克东县）三千里，即今外兴安岭南麓、俄罗斯的博姆纳克一带。
元代军事工程
新兴的蒙古贵族在攻占金朝中都，迫使其迁都南京后，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企图征服金国，在原来军事基础上，征汉人为兵，称为“汉军”。又把征服西夏、金所俘虏来的能工巧匠集中起来，令他们制造金属兵器和火器，使它的武器装备从落后状态发展到当时较先进的水平。再加上强大骑兵的远战和袭击能力，军事力量强大无比。在13世纪中，蒙古骑兵几乎踏遍欧亚广大地区。由于大骑兵的流动性，不太重视筑垒，但在攻坚和攻城以及野战作战中，也自有一些蒙军独特的战术。
元代城池构筑和攻城作战
（一）元大都的兴建
宋开禧二年（1206），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黑龙江上游支流）畔即汗（蒙古族最高统治者称谓）位，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任汗位于滦水之北，名其地为开平府（内蒙古正蓝旗东）称为上都。中统五年（1264），忽必烈定燕京为中都，作为他的陪都。至元八年（1271），蒙古统治者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决定改中都为大都，从上都迁都于此，从而燕京（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中心。它不仅利于元朝统驭全国，而且利于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
大都，蒙古语叫“汗八里”，意思是汗的城。它不是利用旧城改建，而是完全新建。燕京在金末曾遇到蒙古军的重大破坏。据《元史》记载“发侍卫兵万人完都城”，从至元四年（1267）开始，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才完成城墙的建筑，内部陆续兴建。元朝定都大都后，即为它的统治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除城垣坚厚，防御设施完备外，突出的是以此为基地设水陆驿站，与全国紧密联系，军事上意义甚大。此种驿站，均为当地民户任之，也叫“站赤”，它的户籍独立编制，归兵部统领。
新建的大都，在原燕京城东北郊，分为大城和皇城。大城为方形，周围长约30公里。东、西城相当于北京内城东、西城的旧址，南城位于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北城在今德胜门、永定门外，那里至今尚存有元大都遗址。大城系以土夯筑，因周围长，故工程巨大。大城内为皇城，皇城以万岁山、太液池为中心，池东有周长九里的宫城，是帝后居住的所谓大内。起初无城墙，仅为军士环列守卫，后来以砖石修了一道长10公里的围墙，名肖墙，俗称红门阑马墙，就是皇城。大城有11座城门，南为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北为健德门、安贞门；东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城门外都筑有瓮城和吊桥。
大都城内，皇宫和官署在前，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背后为市场，是按照先秦文献《考工纪》“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帝王都城而设计的。城中有居住区50坊，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整齐规整，犹如棋盘。大都的修筑，军事上的着眼，和历代城垣设计大体相似，无特异之点。惟建立后，元统治者将全国制兵器、制火药、制船的工匠集中到大都落户，成为军事工业和造船业中心；并开凿通惠河，导昌平自浮泉水汇入瓮山泊，经高梁河通入城内积水潭，然后穿城而出，沿闸河旧道，在通州张家湾注入白河。因大都地势高出通州20米，又在沿河设闸坝或斗门调节水位。通惠河的开凿，不仅有军事意义，而且对于南粮北运，供应大都需要，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元大都形势示意图大都建成后，没有经过大的作战，只是至元十九年（1282），因军民反对元统治者残酷统治，一个叫王著的千户（军官），联合80余人，趁忽必烈暂住上都，从健德门突入大城，计诱宰相阿合马并击杀了他，一时大都城内民心大快。元末，爆发全国性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兵临大都城下，元顺帝不战而逃，放弃大都，大都遂为明军攻占。
（二）元代攻城作战和对城池的加筑
元代攻城作战，依仗其大骑兵的迅捷优势，不硬攻，不强攻，而是调动敌军，乘虚袭取。如金正大八年（1231），窝阔台遵照成吉思汗遗策，攻取汴京，就是避险迂回，调动敌军，乘疲攻破的。成吉思汗临终前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就是这样率军绕过潼关，取道汉中，经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直抵金之汴梁（开封）。元军围城后，在城的四角安置炮百余座，昼夜不停，反复更换，轮番轰击，金军也以“震天雷”、“飞火枪”还击，双方伤亡都很大。两年后，金军士气、物资经不起元军的围攻，汴梁被元军攻破，元军乘胜连下洛阳，又围金哀宗于蔡州（河南汝南），在南宋军协助下，又破蔡州，金宣告灭亡。
元代凡占领的城池，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固，以利防守。如元代在统治广西桂林的80余年中，曾两次加筑桂林城垣，把城墙加高加固，内外三重，全部用大石垒砌，以糯米石灰嵌缝，加筑的城高两丈多，城墙上宽3丈多，可以驰马。
蒙（元）军在长城的作战
长城的修建和加强，为历代防北方少数民族袭扰的需要，蒙古族兴起于北方，长于骑射，故终元一代，对长城没有搞过什么工程，惟在和金、宋作战中，多次进出长城。他们攻取长城作战的手段，一是利用降将开关，一是袭取关口，然后保障大军入关。如金崇庆二年（1213），成吉思汗率军再次进攻金的中都，连克德兴、怀来、延庆诸地，进逼居庸关。居庸关有南、北两口，北称北口，即今之居庸关，南称南口，即今南口。两口相距20公里，两山夹峙，中为深涧，悬崖绝壁，堪称天险，素有“铁门”之称。金军依此要隘，把关门用冶铁封固，并布铁蒺藜百余里，作为障碍。元军至怀来，无法前进，适有部将多次入使金朝，知有小路可容一骑通行，如果秘密前去，当日可到南口。成吉思汗于是留下一部兵力在北口和金军对峙，自己率大军西行，绕过紫荆关，从间道奔袭南口，紫荆关金军发现后，元军已越过，迎战不利，元军遂占南口，两面夹击，一举夺占居庸天险。
蒙（元）军对江、河地区的作战筑城
元军以骑兵见长，不利于江河、湖泊地区的行动，但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他们也不断采取了一些和筑城有关的攻城手段。如公元1234年，宋军收复汴京，不久又攻入洛阳，蒙军见汴、洛失陷，迅即南下攻洛阳，守军被迫撤退，蒙军继续进攻汴京，决黄河以灌城，宋军民死伤惨重，溃败南逃。又如宋端平二年（1235），元（蒙）军攻宋之郢州（湖北钟祥）。郢州位于汉水下游和大洪山之间，城池坚固，战船密集，元（蒙）军屡攻不下，其将塔思曾造木筏攻城。江淮平原河网稠密，湖泊纵横，很不利于蒙（元）军行动。如宋嘉熙二年（1238），蒙将察罕统兵号称80万，进围庐州，蒙军筑坝高于城楼，奋力攻城。宋军以油灌草，焚烧蒙军，并发炮击坝，乘胜出击，蒙军败走，宋军又以舟师控扼淮水，蒙军被迫后撤。
元军围困襄、樊作战的筑城
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由于蒙军在四川战场上的失败，逐步把战略重心移向襄、樊战场。
宋景定二年（1261），宋骁将刘整以泸州（今四川泸州市）降蒙，向忽必烈建议取襄阳之策，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但襄阳城高池深，与樊城相依，汉水环绕，不利于蒙军行动。且襄阳还可得江陵支援，如强攻襄阳，必不能得心应手。忽必烈决定用围困战略，派诸将围襄阳而不攻，目的待其弊而自败。1263年，忽必烈利用刘整重贿襄阳守将吕文德，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进行互市。此后，蒙军借口安丰（元军围困南宋襄、樊形势示意图今安徽寿县南）榷场为盗所掠，要求对襄阳榷场筑土墙自保，得到应允，遂筑土城于鹿门山（襄阳南15公里）。继又筑堡于白鹤山（襄阳南5公里），派兵戍守，目的在割断宋军南北联系，并不时派出游骑，在襄阳城外四处抄掠。榷场筑墙筑堡，遂成为围攻襄阳的起点。元至元四年（1267），蒙军又进一步在襄阳东面白河口（白河入汉水处）、西面的万山（城西5公里）等处，开始修筑堡垒。至元六年（1269）初，蒙古又派重臣史天泽至襄阳，令民兵两万在襄阳城外筑起长围，构成对外正面，以阻南宋援军。复在近城的岘山、虎头山构筑城寨，并联之以旧有堡寨，形成对内正面，紧逼襄阳。是年终，蒙军又在汉水西岸筑新城，和鹿门山城遥遥相对，成为蒙军控制汉水通道的主要据点。同时在汉水中筑台，和夹江堡相呼应。又在汉水中树木栅，遮断南北水路。至此，蒙军对宋军长期围困的筑垒工程全部完成。
当蒙军进行围困筑垒的同时，驻襄阳宋军曾多次向蒙军出击，但均以失败告终。南宋见仅靠襄阳守军，无法打破蒙军包围，曾多次派援军进攻，也多未奏效。至元九年（1272），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在房州造轻舟百艘，募民兵3000，由民兵部辖张顺、张贵率领，轻流入江，斩断蒙军水中铁链，转战60公里，进抵襄阳。张顺战死，张贵派兵泅水入襄阳，约定郢州发兵来夹攻，至期张贵率民兵突破蒙元军防线，但援军不至，以众寡悬殊，全部牺牲。
蒙元军在长期围攻襄阳作战中，知道“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守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以为固。”于是，决定先攻樊城，至元十年（1273）初，蒙元军派水军排除水中障碍，乘风纵火，烧宋军船只百余，断其与襄阳联系，分兵五路攻城，运土填城脚，竖云梯，以回回炮击毁城之角楼，并焚毁外栅，突入城内，攻取了樊城。蒙元军在攻破樊城后，移回回炮于襄阳城东南隅，炮石重75公斤，击发，声如雷鸣，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城中军民惊慌失措，宋军守将遂以城降元。
襄樊之战，攻守双方都曾采用各种筑垒手段，说明因火器、火药的发展，筑垒相应地有了较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