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边防
明代，朱元璋的灭元战争，仅以收复元大都（今北京市）、元帝退回蒙古而宣告结束。但元朝的势力并未肃清，北元持续了相当时间，以后蒙古族的瓦剌部和鞑靼部又相继崛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边疆。到明末，后金又在东北兴起，而且发展迅猛，所以明一代对于北部边防一直极为重视。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火器用于战争，所以明代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来全面修复、改建和大大改进万里长城，达到长城修筑史上的最高峰，今天保留下来较为完整的长城，就是明代的长城。
北部边患和战略
元顺帝退往蒙古后，明洪武三年（1370）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在明军不断打击下，退据和林（蒙古杭爱省哈拉和林），史称“北元”。洪武二十年（1387），明将冯胜等出击，粉碎了蒙古贵族势力的金山根据地，纳哈出降明。次年，明将兰玉等又大破北元主于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北元主仅以身免，远走北方，从此北元日趋衰落。明建文四年（1402），鬼力赤杀死北元主坤帖木耳，废元朝国号，改称鞑靼，最后结束了北元的统治。以后，鞑靼又分裂为鞑靼、瓦剌两部，互相攻杀。他们都伺机袭扰明北部辖境，严重威胁着明北部边防的安全。
明永乐十五年（1417）以后，瓦剌崛起，统一了瓦剌、鞑靼两部。明正统年间，瓦剌大举入侵，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大破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经兵部尚书于谦等统率军民奋力保卫北京，和勤王兵的陆续到达，才击退瓦剌的进攻。以后瓦剌内部互争，势力日衰，鞑靼又逐渐兴起。明天顺五年（1461），鞑靼部侵入河套，从此陕西、山西均受到极大威胁。明嘉靖初年，鞑靼部俺答崛起，多次袭扰陕西、山西、直隶边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率军由蓟州入塞，大掠京畿达8日之久。明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任首辅，北部边防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后金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兼并女真各部，发展迅猛，屡败明军，很快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朱元璋（太祖）、朱棣（成祖，父子都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封建帝王。他们根据国内经济尚未恢复、部分地区尚未平定的情况，把北部边防作为国防重点，并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方针。朱元璋以长城为依托，在长城的前方建立了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两大前进据点，和河套东部的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控制了北元南下的进路。在东北设立兀良哈泰宁（今吉林洮南东北）、朵颜（今内蒙古乌兰浩特东北）、福余（今黑龙江泰来西北）三卫，以保障自己的右翼。朱棣时，进一步深入女真，建立了管辖南自鸭绿江、北至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奴儿干都司。在西方建立了哈密卫，以掩蔽自己的左翼，以加强正面，保障翼侧和加大防御纵深，并为以攻为守保留地步。朱元璋又命诸子：燕王朱棣、宁王朱权、谷王朱穗、代王朱桂、晋王朱桐各统重兵镇守北平、大宁、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太原等边防重镇。
朱棣即位后，先后五次实施以长城为依托，深入漠北的大规模出击，以打击、削弱蒙古贵族势力，确保北部边防的安全。
到明正统以后，宦官专权，政治日趋混乱、黑暗，国力下降。而瓦剌统一瓦剌、鞑靼两部后，势力日益增大，入边的兵力和规模不断扩大。朱棣在位时，也有一次重大战略失误。“靖难之役”，朱棣袭击宁王朱权于大宁时，曾得到过兀良哈三卫的协助，因而信任他们。永乐元年（1403），朱棣把大宁都司的防区划给兀良哈，同时调整北部边防，把大宁都司内迁到河北保定，把开平卫内迁至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口），把东胜左、右卫，分别内迁到永平（今河北卢龙）和遵化。于是中央直辖军在塞外据点全部放弃，长城变为明北部边防的前沿阵地。且由于国内军政渐次腐朽，对北方的积极防御也逐渐演变为消极防御。直到隆庆、万历时，张居正为首辅，先后任三边总督和宣、大总督的王崇古、蓟镇总兵官戚继光和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皆一时名将。“时王崇古镇西边，总兵李成梁守辽东，数以兵邀击于塞外，敌知有备，入寇稍稀”，才扭转了长期陷于消极防御的局面。同时，抓住有利时机，使鞑靼首领俺答接受封贡，双方开展互市，在西线出现了数十年和平相处的局面。
九边防御部署和以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今陕西榆林）四镇，继设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甘肃（今甘肃张掖）、蓟州（今河北迁西）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今山西偏关），三边制府驻固原（今宁夏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代前后修建长城18次，峻垣深壕，筑垒建隘，历时200余年，役夫不计其数，使长城筑城体系日趋完善。明代将6300余公里的边防分为9个防区，历史上称为九边，即九镇。其中以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四镇为重点。为加强重点防区的守备，还在长城的中段前方，设立了大宁、开平和东胜三个前进据点（卫）。整个北部边防，以拱卫京师（今北京）为目的，采取以地形为基础，以战略、战术为前提，构筑以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迫使鞑靼、瓦剌军，舍骑长，用步短，展开正面的攻击，分散兵力，暴露弱点，以便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而制胜。
各镇的长城构筑，由于所处的地势有异，各具特色。蓟州直接拱卫京师，首当其冲。燕山山脉自西而东，横贯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窄，采取以关隘为重点，墩台为前哨，城堡作掩护，长城作依托，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的筑城体系。通常采取扼住咽喉，控制峡谷，占领高地，凸出两翼，掩护关口的方法，进行各种筑城设施的配置。就是在蓟州所辖防区内，各地段的筑城强度和密度也因地而异。对军事锁钥的古北口，因大、小金山的山势低缓，处于易攻难守的形势，在重要地段上筑三道城垣，百米一台，形成纵深配系。
在蓟镇左侧的大同镇和宣府镇均系丘陵地区，地形复杂，防守较难，又在长城后方增筑内长城（即内边），设置宁武、雁门、北楼、平型诸关，形成重叠多道大纵深的筑城体系，并向东北延伸，设倒马关、紫荆关和居庸关，合称三关，以直接保卫京师左翼。
九边是明代北部边防重镇，每镇都管辖若干担明代长城及九边分布形势示意图任边防的卫所，并防守辖区的一段长城。它是边防的指挥中心和补给基地，也是长城纵深内的坚固支撑点（城池）。
明代长城，有的是利用原有长城，进行修复加固的，有的是根据情况需要另行设计新建的。各边长城修复时间有先有后，坚固程度也参差不齐。
1.辽东镇
辽东长城是为了保卫东北辽东、辽西地区而构筑的，也叫辽东边墙。辽东镇治设在北镇（今辽宁北镇）。
辽东长城的位置，南起鸭绿江边的九连城（今辽宁丹东市东北），向北经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叆阳（今辽宁宽甸西北）、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松山堡、威远堡（今辽宁开原东北），昌图，然后沿辽河南下，经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牛庄，过辽河，经西宁堡（今辽宁牛庄西北）、黑山、白土厂关（今辽宁黑山北）、义州卫（今辽宁义县）、锦州、绥中以西，和蓟镇的长城在山海关相接，共长950多公里。
西段自开原至山海关，为明提督辽东军务王翱所筑。从正统七年（1442）开工，凡10余年完成。“翱躬行边塞，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东段从开原到九连城，是成化年间，由辽阳副总兵韩斌等所主持构筑。万历年间，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把孤山堡（今辽宁本溪市东南）以南段长城向东推进，于万历三年（1575）完成宽甸、长甸等6堡，扩地三四百公里。
辽东镇辖有定辽、三万、辽海、铁岭、沈阳、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义州、定辽、广宁、宁远等25个卫，和抚顺、汛河、懿路蒲河等11个所。
2.蓟镇
蓟镇段长城，控制东北至山海关，大宁（即辽代中京大定府）至古北口，阴山至居庸关，由塞外通北京的大道，直接担负着拱卫京师的任务，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明代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修筑这段长城，成为万里长城中最坚固、最完善的一段。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命徐达修建了居庸关和山海关。洪武、永乐年间，明国势鼎盛，山海关、居庸关之间的长城尚未显出其重要性。自朱棣调整北部边防后，这段长城已成为防御前沿。但正统以后均未予重视。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才开始建镇。时兵部上言：“大同之三边，陕西之固原，宣府之长安岭，延绥之夹墙，皆据重险，唯蓟独无。渤海所（今北京市怀柔西北）南，山陵东，有苏家口，至寨篱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筑墙建台，设兵守，与京军相夹制。”明世宗同意修建。穆宗隆庆二年（1568），命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保定练兵事。次年，改任总兵官，他认为，“蓟之地有三：平源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嘉靖以来，蓟镇边墙虽修，但墩台大都未建，总督谭纶、总兵戚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认为，“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圯，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隆庆五年（1571）秋，敌台建成。戚继光又请募浙兵3000人至，“用倡勇敢”。敌台建成后，“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连接。”“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
蓟镇长城的位置：东起山海关，经喜峰口、古北口，慕田峪到居庸关东北的四海冶，大致沿燕山山脉构筑。从慕田峪东北至八达岭段有两道平行的城墙，北墙经四海冶，南墙经黄花镇。在重要地段筑有高耸的雄关或数道纵深的边墙，全长660多公里。
山海关：以山海关城为主体，在关城四周有北方的北新罗城，东北的北营城，东方的东罗城，南方的新罗城，西方的西罗城，组成了辐射式环形城堡群，以拱卫关城。城东2公里处还筑有威远城，作为前进据点。为控制关城和渤海边的地段，并筑有宁海城和海岸边的老龙头。老龙头由大石砌成，高9.4米，伸向海中。山海关城呈方形，城周长4.7公里，城墙高14米，城墙顶宽7米，均以城砖包砌。四门均有双层城楼，城楼上均开设有红板箭窗。东山海关防御示意图门有高大的瓮城，城池周围筑有烟墩、边堡等防御设施。城北4公里山上有角山关，筑有石城，高约5米，周长96米，可掩护山海关的左侧，防止敌人沿山而下进攻山海关。山海关设计周密，构筑坚固，史称为“天下第一关”。
古北口是蒙古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山势低缓，地形复杂，故前后共筑有三道边墙，以加大防御纵深。
蓟镇辖有山海、抚宁、开平、密云等21个卫和宽河、潮河等3个所。
3.宣府镇、大同镇
宣、大地区是长城的主要防御地段，是瓦剌、鞑靼威胁北京的主要方向，土木堡之役瓦剌也先的主力就是从宣、大入侵的。宣、大地区是整个长城的突出部，明初承担着支援开平、东胜的重任。开平、东胜内迁后，就成为主要防御地段，担负着拱卫京师、确保山西、保障京师左侧安全的重大任务。河套弃守后，它的任务就更为艰巨，地位也更显突出。因此，卫所密集，精兵劲卒多聚于此。分设两镇，以责专成，但在大敌入侵时，为统一指挥，密切协调两镇的行动，所以明廷又设宣、大总督，以统一这一地区的重大军政事宜。
宣府镇镇治设在宣府，管辖东起居庸关东北的四海冶，西到大同镇口台一段长城及其防守事宜。大同镇镇治设在大同，管辖东起镇口台，西至偏头关、老营堡一段长城及其防守事宜。
宣、大长城的位置：从四海冶经龙门所（今河北赤城东）、独石堡、张家口、万全、高山卫（今山西阳高）、大同镇口台、杀虎口（今山西右玉北）到老营堡，全长920公里。
明成祖朱棣对宣、大地区“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其诏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储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
总督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都曾积极主张并修筑了长城。
成化二十一年（1485），余子俊总督宣、大军务，曾巡历宣、大，建议修筑两镇长城：“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一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明宪宗诏以第二年四月完工，但未能完成。
嘉靖二十六年（1547），宣、大总督翁万达“请币银六十万两，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凡八百里，”诏许之。
翁万达对边事很熟悉，他认为：“山西保德州（今山西保德）河岸，东尽老营堡，凡二百五十里。（大同）西路丫角山（老营堡北）迤北而东，历中北路，抵（大同）东路之东阳河镇口台，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阳河迤东，历中北路，抵东路之永宁（今北京市延庆）四海冶，凡一千零二十三里。皆逼临巨寇，险在外者，所谓极边也（即宣、大外边）。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今山西宁武）、雁门、北楼（今山西应县东北娄口）至平型关（今山西平型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今河北涞源南倒马关）、紫荆（今河北涞源东紫荆关）、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今北京市石景山西北），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明时京师附近称顺天府）界，历高崖、白羊（今北京市昌平西），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岗，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敌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经外边能入内边者，”“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这是对宣、大长城最清楚、最精辟的记述。宣、大长城有所谓外边、内边和内三关，翁万达所说的极边就是外边，次边就是内边，内三关就是倒马关、紫荆关和居庸关。这样，就在宣、大主要防御方向上构成了大纵深防御。以后又根据科臣的建议：“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棲火器。”作了进一步的加强。
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在解大同右卫之围后，又增筑“牛心（今山西左云西）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宣、大间稍宁息，而蓟镇之患不已。”
蓟镇长城最重要的关城是居庸关，直接保卫着北京的大门。居庸关坐落在燕山山脉支脉军都山的一条从东南向西北的隘路中，隘路蜿蜒曲折，长达25公里。两山夹峙，深涧中流，悬崖峭壁，险峻异常。隘路南北口之间筑有三道重关，构成极坚固的防御。居庸关位于三关之中，是这三关的主关。关城构筑在东边翠屏山和西边金柜山之间，城周长近500米，城墙高10.5米，城墙底宽11.5米，城墙顶宽9.5米，整个城墙均以城砖和条石砌筑而成。城南、北各有一城门，门外均有瓮城。隘路北口即八达岭，岭外视界开阔，一马平川；岭口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筑有关城一座，是弘治十八年（1505）所筑，城内面积约5000平方米，城墙高7.5米，厚4米。关城两侧长城随山势升高，东与灰岭口长城相接，西与白羊口长城相接。隘路南口为南口镇，筑有城，既可防敌迂回，也是隘路的最后一道防线。除上述三关外，在八达岭北两公里处，还筑有岔道城，作为八达岭的前哨阵地。岔道城有西、南、北三门。南与南山连在一起，在城西北山口两侧筑有墩台，在城北高地上还筑有城墙一段，以掩蔽岔道城。
居庸关三关四重，地形既险要，设防也坚固。明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大军入侵，土木堡之役后，再次破紫荆关、白羊口，直抵西直门外，进攻北京城。在这种情况下，瓦剌别部5万人攻居庸关，也未能攻破，7日后败走。
雁门关，也叫句注关，建在雁门山（即句注山上），“东西山岩峭拔，中路盘旋崎岖。”“两山夹峙，形势雄胜，即句注故道。”控制着从大同入晋的主要通道，和东趋紫荆关的进路，是屏蔽太原、保障京师、保定地区西侧安全的雄关重镇，自古为戍守重地，是长城内边居庸关、雁门关附近地形示意图的防守中心和骨干设施。雁门关在周围的山岭上，重城环绕，前后构筑高大的石砌城墙3道，一些较矮的石墙多处达35道之多。关北10公里处的川谷入口，还筑有广武营营寨，作为雁门关的前进据点。
宣府镇辖有延庆、怀来、龙门、万全、宣府、怀安、镇虏、天成、高山、阳和等15个卫和四海冶、渤海、龙门、长安、倒马关、紫荆关、美峪、镇边城、白羊口等26个所。
大同镇辖有大同左、右卫、玉林、云川、威远、平虏等14个卫和高山、井坪等7个所。
4.太原镇（也称偏关镇）
太原镇，由太原总兵驻扎，所以也叫太原镇或山西镇。
偏关镇管辖和守卫的长城正面较小，仅东起老营堡，西至保德州东北黄河东岸，共长127公里。是黄河河套折而向南处，东岸丫角山（老营堡北）至黄河东岸有一段较宽的河谷，偏关镇的任务就是守住这一段河谷；黄河是山西、陕西的分界线，所以也就必须保障接合部。由于河谷地形平坦，瓦剌，鞑靼往往从阴山由此侵入内地，河套弃守后，入侵更为频繁。为此，特将太原镇镇治设在偏关，来负责堵塞这一易遭入侵的地段。
偏关共有四道边墙：大边在老营堡、红门堡、水泉营堡、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距偏关60公里；二边距偏关20公里；三边距偏关15公里；四边在关北1公里处，均用石块砌筑，特别坚固。偏关以南还筑有营堡，直到八角所（偏关东南）、保德州一带，形成坚固的大纵深防御。
辖区内有镇西卫和老营堡、偏头关、八角等所。
5.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
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合称陕西三边（明代时，宁夏、甘肃均属陕西）。固原原属内地，河套弃守后，遂为敌冲。弘治十四年（1501）设三边总制，总三边军务，设总制府于固原（今宁夏固原西），称固原镇，也叫陕西镇。
上述四镇是长城防线的左翼，是在三边总制统一指挥下的防御体系。它的总任务是防止瓦剌、鞑靼入侵陕西、陇右、河西走廊直至嘉峪关。嘉靖十八年（1539），三边总制府推进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
延绥镇管辖东起黄河西岸的黄甫川（今陕西府谷北黄甫营），经神木、榆林至定边营（今陕西定边），全长980公里。镇治榆林。
成化七年（1471），延绥巡抚余子俊上言：“三边唯延（安）庆（阳）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人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亟宜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成化七年“至是，（余）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指黄河西岸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泛指宁夏、固原一带），风土劲悍，将勇士力，北人呼为橐驼城。”上面所说夹道，指除上述外边外，还有内边，距离不大，形同夹道。内边自黄甫川经高家堡（今陕西榆林东北）、怀远堡（今陕西横山）、新安边营（今陕西吴旗西北），至定边和外边相合。
镇内有榆林卫及镇羌所。
宁夏镇管辖东起花马池，经兴武营（今宁夏灵武东）、陶乐（今宁夏陶乐），跨黄河，经玉泉营（今宁夏青铜峡北）、中宁、中卫到景泰（今甘肃景泰）段长城及其防卫。全长1100多公里。从镇远关（今宁夏石咀山市西）沿黄河两岸，经宁夏卫到灵州所（今宁夏宁武）形成很大的防御纵深，镇远关是这一防御地段的前哨阵地。
镇内有宁夏卫，宁夏前、中、后等5个卫，及兴武营、灵州、宁夏平虏等4个所。
甘肃镇管辖东起景泰，经靖远卫（今甘肃靖远）、兰州、永登、古浪、凉州（今甘肃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到嘉峪关一段最西的长城及其防守。全长900多公里。镇治在甘州。
长城的最西端是控制河西走廊西口的嘉峪关。关在今酒泉县西35公里嘉峪山西麓，居高凭险，横扼通衢，新疆至内地必经此关。嘉峪关为洪武五年（1372）冯胜平河西后所建。平面成梯形，西墙长166米，东墙长154米，南北墙长约160米，城墙高10米，以城砖包砌得十分坚固、宏伟、壮丽。西门外有瓮城，城四角筑有角台和角楼。东西城门上都建有三层高大的门楼。有驻军千余人，配有足够的精良火器。
辖区有靖虏、甘州中护、庄浪、古浪、凉州、镇番、永昌、山丹、肃州、西宁、洮州、岷州、甘州五卫等卫和高台、镇夷、碾伯等所。
明长城的组成和结构
明长城由关城、城墙、城台、烽燧、关口障碍等组成。
1.关城
关城通常建于关津要隘之处。从地形上说，关城所处位置都控制着内外通路，而且地势险峻，凭险筑关，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它通常选择和构筑在具有重要战略、战术价值和敌我必争的高山峻岭之上，深沟峡谷之中，依山傍水的咽喉之地；或构筑在能控制江河海湾的要地，能以较少兵力抗击较多敌人的进攻。关隘上所构筑的关城，是长城防线上起支撑骨干作用的守御要点，是和长城防线在某一地区的安危直接相关的。关隘的关城，能驻扎和部署较多的兵力，储备足够的兵器、粮食和军用物资，直接供应和支援关城所管辖范围内长城线上的防御作战，它又是封锁突破口、保障纵深内控制的兵力反击入侵之敌和堵塞突破口的有力支撑。明代长城防线在九边的各个镇内，这种关城、关塞、关堡等很多，其中著名的关城，如山海关、居庸关和八达岭、雁门关和嘉峪关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2.城墙
长城城墙的主体结构，是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构筑的。其结构式样和断面尺寸也有所不同。现将几种主要的城墙及结构介绍如下：
块石墙示意图土城墙。因地制宜就地取土，或以土、沙子、石灰等混拌成的三合土为材料构筑而成。这种城墙的底宽约3米，顶宽约2米，高度一般为3~4米。构筑时，将普通土或灰沙三合土，分层捣固夯实，层层垒筑。从绥中的铁厂堡至北镇一带的长城，构筑的就是这种土城墙。
木板墙或柞木墙。这种城墙多构筑在江河的岸边，靠己岸的一侧，或靠近森林边缓地区，是就地取材和构筑迅速的一种城墙样式。因为这些地方缺乏块石，但木材却易采集。例如明代辽东镇的太子河附近，就构筑有这种城墙。构筑时，两边植木桩或木板作成夹层，中间填上沙土和卵石等捣平、夯实，并在墙的顶部用圆木或木板构筑垛口，以便作战时射击和掩护守御士卒的安全。
块石墙。是利用天然石头打制而成的块石为建筑材料，按一定形状和断面垒砌的城墙，缝隙中间可用石灰浆或泥浆填充胶结，使其构成整体和增加牢固程度。这种块石城墙，多构筑在山地或便于采集块石的地点，其断面多为梯形墙，也有三角形断面的石墙。明代居庸关附近的山上及河槽两侧，构筑有梯形断面的石墙，底宽约3米，高度为2.5~3米。有些地段也有以石块垒成的石垛墙。
劈山墙。在山地利用迎敌面陡峻的崖坡，劈山墙示意图加工削成崖后，在上面增筑部分观察、射击用的雉堞而成。如明代的金山（今古北口东南）长城、慕田峪长城都有这种劈山筑墙的地段。金山长城的望京楼附近，就是利用陡峭的山崖加筑雉堞和屯兵寨堡而形成的劈山城墙。慕田峪的锏扣一段长城，是在如刀削一般陡崖上构筑敌楼和雉堞而成的劈山式城墙。有的山势很陡，不加劈削也难以攀登的，只在顶部修女墙，这种类型的叫山险墙。
砖城墙。到了明代，长城的城墙整个沿线的重要关隘、城堡、边寨和墩台等，几乎全用城砖包砌。九边中的大同镇、延绥镇以西各镇，大部分城墙仍是填土分层夯实的土城墙，但是偏关镇的城墙，迎敌面是以块石或砖包砌的单面砖石城墙。对拱卫京师十分重要的宣府镇和蓟镇，就是以石条为墙基，用城砖双面包砌的坚固城墙了。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比较完整地看到遗留下来的宝贵长城，如距今已有600余年而不损的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就是以城砖包砌成又高又大的坚固城墙的结果。这些城墙的位置选择及高、厚、坚的墙体，以及附属于墙体上的战斗、生活设施等方面，都充分地体现出它的打、阻、掩蔽、机动、生活等砖石墙（砖墙）示意图综合性的战斗作用。
明代的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城墙选择在军都山的层峦叠嶂的山脊线上，它以岩石地为基础，用规整的石条砌筑城墙的基础，内外以顶顺交错的城砖砌筑两壁，在内外两壁之间填以黄土、砖石等分层夯实，在雉堞和宇墙之间的城顶，密铺3~4层城顶方砖。随着山脊的山势，城墙顶部也相应地筑成顺势的坡度，坡度较大的城墙顶部构筑成台阶式梯道。如青龙桥一带城墙，其梯道沿山脊由山底一直升到山顶，犹如天梯一般直上青云，向下也是阶梯千寻，好似飞泉一线。而八达岭的南四楼和北四楼的城墙坡度不太大，构筑时就随其自然了。八达岭城墙的顶部宽度为5.7米，不仅能保障守城士卒作战展开和架设火器，也确实像人们所说的墙顶上能“五马并骑，十人并进”，便于兵力的机动。长城顶部各处宽窄不一，最窄处有2.5~3米，最宽处达到7米。为防止雨水对城墙的侵蚀、冲刷，除密铺方砖和严密勾缝外，还根据城墙顶部坡度情况，大约每隔50米左右砌一条城顶横向排水沟，并以伸出墙外的石槽吐水嘴将雨水排出墙外。根据地形和雨水积流情况，也有在城脚下设排水小洞的，以便将城内雨水及时排出城外。为保障守卫城墙的兵力、兵器和物资能迅速地在城上城下机动，在城墙内侧，每间隔适当距离，以城砖或条石砌筑一个直墙半元拱顶的券门，其宽度约为1.5米，高度为2米，并以砖石构筑阶梯直通城顶。在要隘和关堡城池的重要部位，构筑登城的兵马道，如八达岭“北门锁钥”城内的南北梯道。构筑城墙时，墙外侧的迎敌面一般都构筑得十分陡峻，使敌人难以接近和攻打。城墙的内侧都比较坦缓，以便于守备士卒的机动。如八达岭“北门锁钥”处的南北城墙。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构筑特点。
障墙和战墙。这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于隆庆三一四年（1569~1570），在古北口东南10余里的金山岭长城线上构筑的。金山岭城墙长约30余里，主要特点是因地制险，以实际地形为基础，城墙的构筑从实战需要出发，灵活巧妙，可攻可守，独具特色。其中的障墙和战墙，就反映了这种特征的一个侧面：
障墙为防止敌人攻上城墙后夺取战台而在城墙上构筑的横隔墙。在战斗中，敌人如登上城墙，不仅可以沿城墙由侧方进攻战台，而且可以用火力侧射战台守兵，战台将陷于敌军、敌火的夹击之中。因而在战台附近的城墙上，构筑一些高约2~3米的横障墙。障墙一端与雉堞墙相接，另端距宇墙约1米，使能容单人通过。障墙上设有射孔，守兵可据以射击。由于战台皆建于制高点上，与战台连接的一段长城，类似登城梯道，倾斜角度较大。如仅筑一二道障墙，起不到掩护敌火的作用。所以在倾斜地段的长城上，根据倾斜度每隔一定距离筑一障墙，使每个障墙射孔均能实施超越射击，而重叠的若干障墙，可遮蔽战台不受敌侧射火力的射击。显然面对这样的结构布局，攻击的敌人要侵入战台是极其困难的。
战墙战墙多数构筑在长城线上重要部位的主城墙前面40~50米处的有利地形上，有的地方有几道战墙。如北京西北小张家口—西红山—三司一带就有四道战墙。战墙通常是以砖、石为材料，垒砌而成。它能迫使敌人提前展开，在主城墙前方杀伤敌人，使敌人不能轻易接近主城墙；还可以割裂进攻敌人的战斗队形，有利于大量歼灭进攻的敌人。所谓战墙，也可以说是在敌人易于接近的主城墙前方增筑的一道边墙。战墙的规格根据地势情况而定。在较平坦的地段，构筑得较高、较厚，并在墙上构筑雉堞和宇墙。在较为陡峻的地形上，构筑得矮一些，其高度通常为2.5米。战墙的主要特点，是在整个墙面上构筑可供卧、跪、立三种姿势的射孔，射孔是0.3米见方。这三种射击姿势的三排射孔，呈梅花形交错配置，这就能保障在战墙内侧有更多的守卒参加战斗，同时能保障有高、中、低三种火力杀伤敌人，提高火力的密度，增大杀伤效果。由于守御者在战墙之后，大大减少了伤亡程度。为了守卒在作战中能及时向墙外出击与敌人交战，或包抄敌人的后路，战墙上每隔50~100米，预留一个用砖石砌筑的小巷门，或在适当位置将战墙断开，供人员正常进出。战墙断开的结合部，其结构采取前后重叠，重叠的间隙为0.5米，前后战墙重叠的长度为15~20米，在重叠部分的后墙上，每隔3米预留一个射洞，用火力控制结合部的狭缝。从敌方任何角度观察，这种结合部都是处于封闭的。这种建筑技术和作战要求密切配合，为长城防线的积极守御创造了有利条件。
3.城台
城台按照结构样式和作战用途分为墙台、敌台和战台三种。它们分别构筑在城墙上或长城沿线附近的制高点上。城台对连续的城墙来说，不但是对守备力量的兵力和火器上的加强，在筑垒技术上无疑也增加了连续墙体结构的稳定性。城墙上构筑各种城台，是线式防御中增加了点式的骨干支撑，形成点线密切结合，达到以点制线、以线控面的守御要求，造成防守战斗的更大韧性。城台多构筑在城墙线上位置较高的山顶上，或城墙走向变化转弯的地方。所以城台能以居高临下的有利之势，保持着开阔的视界和射界，并能以侧射和交叉的火力控制着城墙的向敌侧面和城墙脚下，以密集的火力杀伤进犯之敌。
墙台。墙台是在城墙的墙体上构筑的，其位置选在便于发扬火力的有利地形上，大约每隔300~500米构筑一个。墙台，也称实心台。其形状呈方形，一般突出城墙外侧2~3米。其高度略高于城墙1.5~1.7米，在墙台顶部四周构筑雉堞，在雉堞上构筑隙望孔和射孔。这种单层的墙台能和相邻的台子实施交叉侧射，以密集的火力杀伤接近墙脚或以云梯攀登攻城的敌人。为便于守御士卒的休息和执行巡逻任务，在墙台上构筑简易铺房，以避风雨。如八达岭长城“北门锁钥”的南三楼墙台，就是城墙线上的典型墙台。
每座墙台有守兵14人，平时则只有4人。每台配有火器、兵器、信号器材和储存能坚守一个月的粮食和饮水。
敌台。平面形状呈方形。敌台的构筑，通常是突出于城墙的内外两侧，突出尺寸是根据地形以便于发扬火力和实施侧射为准。突出外侧约4~5米，内侧约1~2米，所以敌台又有骑墙敌台之称。但也有少数只突出外侧的。敌台的结构分为上下两层，实际是将守台士卒的战斗和生活设备融为一体的建筑。戚继光在蓟镇指挥构筑的敌台高约9.6米，四周的周长为38.4米。敌台的下层为砖拱起券，构成了几个能容纳10~30人休息和住宿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开设供火器射击用的炮窗。敌台的上层构筑有雉堞、隙望孔和射洞，以便作战，并备有施放烟火和报警的一些附属设施。如八达岭西门“北门锁钥”的南一、二、四敌台和北一、二、三、四敌台等。在长城线上构筑敌台和墙台，大大提高了长城防线守备的坚固程度。首先，它可以节约兵力，只要顽强地守住敌台和墙台，就能有效地控制两台之间的城墙地段，从而可以减少两台之间的兵力配备。其次，是墙台和敌台可以充分发扬火器的威力，以台上的炮窗或射孔实施密集交叉和侧射火力，能充分地控制两台之间城墙的墙顶、墙面和墙脚，使进犯之敌在城下难以立脚。两台上的各种火器，如火炮、鸟铳、火箭及弓弩，甚至滚木礉石等，都可以重层、集中、密集交叉地实施轮番打击攻城者。即使有少量敌人登上城墙，由于敌台高于城墙顶部，仍可将敌人歼灭于墙顶，制止其扩张。在不良天候条件下，如雾、雨、雪、风和夜间能见度不良等条件下，敌人想偷袭城墙，也将是十分困难的。敌台是周围防御，可以独立作战，即便敌人突入墙内，也可以从背后或侧方射击敌人。它的兵力、火器、储存都较充分，可以长期坚守，配合从纵深内和侧方调来的机动部队，消灭突入城墙内的敌人，恢复被突破的城墙。敌台构筑的规格和结构是以适应地形条件为前提，在各种地形上构筑的敌台尺寸也颇难求得一致。以八达岭的敌台为例，通常台高7.2米，台上雉堞高1.5米，敌台的底层长约12米，宽约8.2米，上层长约11.7米，宽约8米。敌台的下层有炮窗，能对墙外实施侧射。在敌台之内有台阶可供上下，敌台的炮窗和射孔呈外八字形，根据情况既照顾到视、射界的开阔，又照顾到守备人员的防护和伪装。在城墙线上两台之间的距离，是依据地形、城墙走向、火器交叉控制的距离等条件而定的，通常每隔300~500米保持一座敌台（或墙台），但是还要看守备地段的重要程度和地势是否便于控制而定。如八达岭的“北门锁钥”处的南一、二、三台之间的距离都不到200米，但是，南三台与四台之间竟达400余米。又如在金山岭，仅仅25公里的长城线上就构筑了158个敌台，平均敌台的间隔只是100多米，可见地段的重要程度了。这些敌台构筑得十分雄伟、壮丽，建筑艺术巧夺天工。台墩的平面有方形、扁形和圆形及棱角形，顶部有船篷顶、窟窿顶、四角和八角顶，全以砖石构筑。敌台的券门是以汉白玉石砌制，上刻花卉浮雕，精美别致。这表现了千百万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
敌台（突出墙外侧）每座敌台有官兵60人，设1名台总负责指挥，5台设1把总，10台设1千总。每台配有佛朗机炮、神机炮、其他兵器、信号器材和储备坚守一个月所需的粮食、饮水。
战台。战台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在加强和构筑蓟镇长城时，创造性地构筑的一种防御工程建筑物。它的位置通常构筑在城墙里边附近有利于作战的制高点上，能居高临下，支援长城线上的作战。在与城墙之间，以战墙连接，掩护战台和突入城墙之敌进行战斗。所以战台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第二梯队的阵地。战台的平面形状呈方形，高度为12米，长度和宽度各为15米。每座战台的断面分作三层。上层构筑1.7米的雉堞墙，供作战射击和值勤巡逻士兵以烟火、灯笼、旗子等报警与相互联络。中层是供守御士卒作战，在四壁构筑炮窗和供箭弩用的射口，能向任何方向和角度实施观察和射击。下层能保障士卒休息、食宿和储存兵器、粮食、饮水和各种作战物资。战台的周围和掩护的障墙相连接，战台的三层之间以及战台与障墙之间的上下进出，均以木竹梯或绳索软梯连通。这表明，战台和城墙、障墙之间在工程配系中既有联系，又能进行独立作战和长期坚守。各种城台在山海关至居庸关一段长城线上，共有1000余座。
4.烽燧
烽燧亦称烟墩和烽火台，是警戒和传递军情的筑垒设施。它的作用是“夜则举火”，点燃柴草以冲天火光报警；“昼则举烟”，用直升的狼烟报敌犯边。
为能迅速传递敌人犯边的军情，烽燧的位置通常构筑在长城沿线的内外可以互相通视较高的山头上，或通往纵深内的卫、所、镇治或京师的大路旁，或道路的转弯处。到了明代，在烽燧报警的同时，还需以炮声配合，在能见度不良、观察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实施顺利的报警。烽燧是以黄土用板筑方法构筑而成的墩台，在多石地区也可用块石垒砌，还可用黄土堆砌以城砖包砌而成。其形制和规格尺寸大小，以烽燧所构筑的位置高低各有不同，通常的形状是下面大、顶面小的方形台体，一般高度为9.2米，台的长度为12.3米，台的宽度为10.5米。以“之”字形阶梯通至台顶，顶部四周构筑有雉堞，并在登台的阶梯道侧面的台体中，构筑小型拱洞，用以掩护守台人员的射击，并构筑炮窗，射口等位置，保证与敌作战。在台子顶部的四角和中央，构筑发烟灶，并在台顶上竖立高杆，以便挂升供联络用的旗子和灯笼。每一普通烽燧的编制人数为4~6人，其中有一人负责，轮流登台了望值巡。每台配备的报警物品有灯笼、各色旗子、梆子、放炮用的火药、打火链及守备人员使用的兵器等。明代规定的烽燧在燃烟举火的同时，相应地放炮，使报警传递不但能看到烟火，而且可以听到炮声，并从烽、炮数目中得知犯边敌人数量。如：
“举一烽鸣一炮，表示犯边敌人在百人左右”。
“举二烽鸣二炮，表示犯边敌人在五百人左右”。
“举三烽鸣三炮，表示犯边敌人在一千人左右”。
“举四烽鸣四炮，表示犯边敌人在五千人左右”。
“举五烽鸣五炮，表示犯边敌人在一万人以上”。
守备在烽燧上的士卒，必须牢记这些军令，如果来犯敌人的数量与传报的烽、炮数有差错，或者中途产生误传，则属谎报军情，必以军法论处。所以守台士卒必须时刻仔细观察，核实无误。
5.关口障碍
关口障碍是加强关口防御的设施，在关外的重要地点，便于敌人通过之处尤为重要。长城的关口，一般设置在谷口或隘路口，以控制主要通道，所以除构筑关口城堡外，还很重视障碍物的设置：在长城外设偏坡，即将向敌的山坡削成陡壁；设拦马墙，高度以拦阻敌马跳越为度，可多层地穿插构筑，以限制敌骑的活动；在平坦地形上挖掘大量“品”字形的陷坑，并在坑内设置铁签、刀刃；在陷坑前方种植密集的灌木，增加敌人的行动困难，并尽可能使障碍物能得到火力掩护，还派出少数伏兵或诱敌入坑，或防止敌人接近和破坏障碍物。
（四）明长城构筑、守备和用兵的特点
明代不仅构筑了质量很高的重要长城地段，而且对北部的防御工程，还充分体现了分地守御，重点设防。对敌人易于侵入的要害之地的长城工程，采取多道重层的措施：在主要守备方向上，设有前哨主要防守线和一定的纵深守备；实施恰当的部署兵力和重点的配备火器。形成有点有线，点线若合，控制主要方向，分地守御，重点设防，关隘要害，多道重层，恰当配备兵力和火器，构成一套完整而严密的长城防御体系。长城防御体系的严密，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特点上：
1.全面设防，突出重点
明代的北部设防，将东起鸭绿江，西迄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作为主要防线。这道防线是依托长城线为骨干，结合其内外星罗棋布的卫、所，形成了一条连续而严密的防御体系。明代的军制是卫、所制度，卫和所的建立是根据守御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的险要程度和战略、战术价值而定。在一些对防守具有安危相关的要点，具有战术价值的关隘及堡寨地区，设置所。如偏关所、雁门关所、紫荆关所、居庸关所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地区则设置卫，如威远卫、振武卫、开平卫、东胜卫、大宁卫、山海关等。在某一守御地区，统辖若干个卫和所的军事指挥官前期为都指挥使司，后期为总兵官。统辖各镇的总官兵都设于长城线上。明代长城防御体系已不是单一的一条长城的城墙防线，而是由长城、内外沿线的卫城、所城、关城、关堡、边寨、墩台等构成不同等级、不同用途、互相有机配合，具有一定纵深的严密、完整和连续的长城防御体系。
明代划分九边、分地守御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采取重点设防。其设防的重点方向，是在九边的中央偏东，即以拱卫京师安全的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和太原镇为重点设防地区。
2.要害地区的工事，要求多防线、大纵深
对重点防守地区，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因地制宜地以险筑城。守备地区中关堡相连，烽燧相望，边寨墩台林立，构成大纵深，多道重层，设防周密。多道重层的守备工事，在九镇要害之地设防中是大量运用的，如太原镇的偏关，与延绥地区仅一河之隔，敌人入侵和占据富庶的河套地区后，多由偏关方向窜入内地，然而偏关以北的地形又不险峻，易攻难守，只能以加大防御纵深来弥补这种地势不利的缺陷。又如九边之中的大同镇，地处咽喉，形势险要，东连上谷，西界黄河，南达并恒，北控沙漠，为京师之屏藩，为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地。女真亡辽，蒙古亡金，也先败明军于土木堡，皆先犯山西，而犯山西，必自大同，山西与大同沦陷则京师必危，所以明代把大同看作是关系京师安危之所在。为使重镇稳固。京师安全，采取点线结合，以点控线，以线制面，多道重层，大纵深的防御工事。整个防守工事设五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以东胜卫、云川卫、镇虏卫为前进阵地。第二道防线是从老营堡的鸦角山至镇口台的大边防线。第三道防线是大边之内，星罗棋布的屯兵关堡，即宏赐堡、镇边堡、镇川堡、镇羌堡、镇河堡等构成。第四道防线是以大同为中心的左、右、中、前、后五卫的大同防线，并包括阳河卫、玉林卫、威远卫、云州卫、高山卫等构成的纵深要点。第五道防线是内边长城，从老营堡的大边起，转南而东，经宁武、雁门、北楼口、平型关，到四海冶又与大边相接。在居庸关方向上，前后边墙有四道之多：守备的最前哨是开平卫，以卫城和参差错落的所城、屯兵关堡构成大边之外防守的前进阵地；第二道边墙是独石口东西的大边长城；第三道边墙在小张家口、四海路；第四道边墙即居庸关东西长城，这是两条相互平行，彼此相依的城墙。居庸关长城则又包括岔道城、八达岭、居庸关、南口等四道关隘，构成直接保卫京师的大纵深防线。
3.结合筑垒，部署恰当，重视机动兵力
有了严密的防御工程，还不足使防务安全，还必须有恰当的部署，才能达到防敌、杀敌的目的。如明代长城防线上的蓟镇，是九边之中对拱卫京师安全的举足轻重的要害之处，守镇的常规兵力达4万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部从蓟镇的古北口突破，实施迂回攻击，明军溃败，俺答军深入腹地通州，京师惶恐大震，急诏各路之师兼程入卫，这是明史上有名的庚戌之变。事变之后，明朝廷错误地认为，这是蓟镇守备兵力不足的结果。于是开始抽拔招募，从原来的4万人增至六七万人，加上防秋客兵竟达10万余部队，其结果仍无济于事，烽烟告急，守备失利，守卒败散等状况屡有发生。其原因何在？明人陈崑在《蓟镇守边论》中做了恰当的分析，他认为，蓟镇不能守边御患的关键在于不能实施重点守备，而是分兵把口，不能集中兵力和保持足够的机动力量。以10万之众，分守于1000公里之边，一旦有警，势难迅速集中兵力。各地区都怕自己防区危险而互不策应支援，这就是处处防守、分兵把口之弊，造成边防处处薄弱，导致作战失利和溃败。他进而指出，这就犯了“备者多则战者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指导性错误。他认为“把守之兵不可废，而策应之兵犹不可缺”，主张“据险省戍”，这就是重点守备的原则。根据地形特点，对山冈重叠的丘陵和敌人难以进攻的险峻地势，可少布守兵；对易攻难守、比较平坦的地形，则置以重兵。同时还必须建立强大的机动作战部队，驻扎于边防要害及便于左右支援的适中地点。一旦局部危急，便能迅速机动到那个地区，或加强正面防守的兵力，或趁突入防线敌人立足未稳、人马疲劳之际，运用机动部队歼灭之，巩固防线，制止敌人长驱直入。这就是陈崑“把守者正也，策应者奇也”的奇正相辅的正确用兵原则。
明代到了隆庆三年（569）之后，对长城防线的守御，进一步明确了一些合理的兵力配备和火器配备的具体规定，如“区别缓冲，计垛授兵”。缓，是指长城外侧的地形陡峭，兵力配备可以少一些，做到“据险省戍”。在长城的外侧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段，称冲处，地处冲处不但措施要严密加强，构筑多层多道的城墙，还要加强兵力和火器的配备。“汁垛授兵”就是根据地势的缓和冲，按城垛（雉堞）、敌台、墙台分配兵力和火器。如明代隆庆之后曾规定：
缓处对缓处的城垛和敌台，可视情况配备少数的兵力和火器。因地势险要，敌人不便攻打，以较少兵力能守御为准。
冲处又分为稍冲、次冲和极冲三种情况。对稍冲的城墙地段，守兵较少；次冲和极冲地段的城墙，守兵较多。
墙台每座墙台守卒为14人，平时4人守台（遇警时为6人），台上配备佛朗机小炮3架，台旁备足大小块石，用以打击城下敌人。每台按一个月作战时间备足粮食和饮水等。
敌台一座敌台配官兵60人，每次用30人守台，由一名台总负责组织和领率。30人守台编为六伍，每伍5人，由一名垛长负责指挥作战。每座敌台配备佛朗机小炮8架，神枪12支，每支枪配神箭30支，火药150公斤，铁顶棍8根，号旗1面，木梆、锣鼓各1套，粮食及饮水等每人按一个月备足。每座敌台设台总1人，每五座敌台设1把总，10座敌台设1千总负责指挥。平时、战时，凡一切起止号令都由千总和把总统一调动指挥。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敌台1000余座，按上述可以估算出守台的兵力和火器是相当可观的了。又如八达岭的前哨据点岔道城，小城的方圆只有1公里多，当时就设置守备1人，驻守的官兵总数达788人。可见明代中后期对居庸关、八达岭守备的重视了。
明代湘西的边墙
湘西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历史上这里的苗族人民曾多次进行过大规模武装起义。明代声势最大的一次起义为时长达15年。这里所说的边墙，就是明万历年间为便于镇压苗民起义、封锁苗区而构筑的。以后的统治者又不断重修、扩建。
这条边墙南起湖南凤凰和贵州铜仁的交界处，北至乾城（今湖南吉首市）东北30公里的喜鹊营，全长绵亘达190余公里。清代又向北延伸至永绥（今湖南花垣）、保靖。
今日，这座镇压苗民的边墙只剩下凤凰县黄丝桥的一座城堡，为清嘉庆年间所增筑。堡周围长180多丈，设城门3，碉楼4，箭垛300。清同治年间又进行整修，全为青石结构，非常坚固。
明代的海防
明代的海患
明代的海患主要是倭寇。14世纪初，日本分裂为南北朝，日本天皇被握有实权的幕府将军所控制。明初，正是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因封建割据，诸侯争权夺利，攻战不休。幕府也控制不了各地的“大名”（诸侯）。在内战中遭到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得不到土地封赏的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历史上称为“倭寇”。明初国势鼎盛，且有一定数量的战舰巡逻游弋。明成祖朱棣时，对倭寇的骚扰均能给予沉重打击，所以海患未烈。随着明朝政治腐败和国力下降，到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日趋严重。永乐年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限二百，船限二艘”。这种朝贡规定，就是为了限制进入中国内地的日商人数和货物数量。但以后入贡的人数和货物不断扩大。日本各道争贡，于嘉靖二年（1523）竟杀了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大掠宁波沿海各县。明廷错误地归罪于海上贸易，撤销了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于是日本商人、武士和浪人更大规模地组织武装走私，并劫掠沿海居民。为了牟取暴利，中国沿海的豪绅奸商也成群结党，组成武装走私集团，实行亦商亦盗。倭寇和这些奸商海盗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或数百人一股，或数千人一股，大股者竟达数万。他们烧杀劫掠，攻城掠地，遂使东南沿海尽受涂炭。
倭寇从日本本土及琉球等岛出发侵扰中国沿海，大体上可以概括为3路、18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