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金属工艺
战国、秦汉的金属工艺除铜器外，金、银、铁等都有了一定成就。金、银除独立成器外，常作为铜器上的装饰出现。形式有鎏金、金银错和包金等。铁器的应用，不仅在部分日用器和工具上取代了铜器，而且由于其犀利的性能产生出铜器上的刻纹装饰。金属工艺的生产和管理，战国时仍主要由诸侯国上层掌握，一般百姓很少享用。汉代有官作和民作两种形式，西汉时政府设少府监管理手工业制作，其中尚方令和考工令专门督造金属制品，各地还设有“铜官”、“金官”、“铁官”等专职官员，民间制作铜器出售已很普遍，近年发现的汉代铜器上常有“汉西蜀刘氏作镜”或“徐氏”、“宋氏”等字铭，反映出民间制作的情况。
铜器工艺
战国、秦汉的铜器工艺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为便于叙述，下面先将一般情况作综合论述，然后分铜器的品种、铜器的装饰加工工艺和少数民族铜器三个方面作专门介绍。
战国时代的铜器工艺正处在突破旧的传统和开创新风格的变革时期。从日用器的功能看，商周是以祭祀用的礼器为主，春秋战国则向生活实用器发展。一般的说商代是重酒的时期，礼器主要是酒器的组合，周代因禁酒，礼器主要是食器的组合，尤以鼎和簋为突出，进入春秋后则是一种“钟鸣鼎食”的组合，食器的延续和乐器的发展成其特点，器物逐渐失去祭祀和礼器的功能，增加生活享乐的功能，即使作为礼器也是诸侯们各擅权威，自行制器，没有了统一的格式。这种组合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从器型看，继承传统的有鼎、甑、簋、尊、壶、豆、盘等，新增的或商周时已出现但未流行的有敦、甑、铜镜、带勾、灯、炉、奁、盒等。
铜器的造型明显突破商周以来那种威严、凝重的特征，变得清新活泼起来，向轻便、实用且多样化方向发展。前已述及的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以及战国初期许多类似作品，在壶的上部形成盛开的莲瓣，中心立一振翅欲飞的仙鹤，充分体现出这种新的时代特征，对这些作品，郭沫若同志曾这样评论：“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践踏传统于其脚下，欲做更高更远之飞翔……时代精神之象征。”铜器装饰，战国早期仍沿用春秋晚期的印模法，这种方法省时省工且能上下左右衔接产生出整体效果，主要是蟠螭纹和蟠虬纹，蟠是缠绕叠压的意思，螭和虬都是一种无角的小龙或小蛇，许多小龙纠结在一起形成穿插缭绕的纹样，这种纹样一直沿用至战国中期，长期的使用不免给人单调乏味的感觉。到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器的进步，产生坚锐的工具使铜器装饰进入一个划纹期，有些在刻纹后嵌以金银细丝，称为金银错。铜器装饰也丰富起来，形式上由装饰纹样向装饰绘画过渡，题材上多反映现实生活，有狩猎纹、攻战纹、宴乐纹等，使人耳目一新，在纹样革新的潮流中，还有一种朴素无纹的风格与以上风格并行发展。
秦代铜器的生产和管理集中于首都咸阳，从发现的秦代器物看，礼器已基本消失，保留下来的鼎、壶、豆等多以实用为主。秦立国后曾收六国兵器销毁后铸成12金人，还用大量铜制作度量衡和货币，又因为立国时间短，日用器所见较少，但从其集六国工匠于咸阳看，铜器的制作是不乏人才的，最近发现的“彩绘铜车马俑”就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表现出秦代工匠的精湛技艺。
汉代铜的开采量很大，但由于商业繁荣，大量铜用于铸造货币。日用器方面，产量较大的品种有镜、灯、炉、壶、洗、奁等，这些器物一方面是应新的生活需求而兴起；另一方面，这些器物是漆器和瓷器不能全部取代的。鼎、盘、等也还有少量发现，其他的传统器型则基本绝迹了。
汉代铜器以造型见长，器型多构思奇巧，日用器中很多能集艺术与技术于一体。铜器中还有不少有观赏价值的铜雕艺术品，大部分有实用功能，如铜灯具中就有不少做成各种人物、动物造型的铜雕。也有独立的铜雕艺术品，如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不少铜奔马，河南偃师出土的铜奔羊及甘肃灵台出土的铜俑等。甘肃武威的一件铜奔马，习惯也称“马踏飞燕”，三足腾空，全身重心由右后蹄落在迅飞的神鸟上，四足、头、尾围绕驱体将空间分布得当，造型险中求稳，别具匠心。
汉代铜器的装饰除刻纹外，以金银错为主，充分展示材料本身的美，现出富贵之气，纹样主要为云气纹和动物纹，常见如云气、四神、四兽、龙风、双鱼、花草、三角、弦纹等。吉祥文字用作装饰在汉代流行，纹样中常加以“长宜子孙”、“富贵长寿”等吉语，铜镜等品种则形成自己特有的装饰语言和纹饰。此外，战国时那种朴素无纹的风格仍然流行，且为数不少。
汉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铜器还用于制作一些仪器和用具，如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并制造的地震仪和浑天仪，以及《西京杂记》中记载的温酒炉和滤药器等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铜器。
铜器品种
1鼎与食品
战国青铜食器主要有鼎、鬲、甑、敦、簋、豆、篮等，秦汉后铜器减少，食器有鼎、豆、甑、釜、锅等。
鼎战国鼎多有盖，盖上通常有三环纽，翻置可以为盘，因有盖，耳成侧耳，器形多直线，转折处呈微妙的曲线变化，显得刚劲有力。到战国中期后，北方出现腿趋短成袋足的鼎式，是鬲和鼎的结合式样，有认为是炉灶的改良所致，花纹章法也变为窄条式，南方楚国的鼎仍为高足。此外，战国鼎多配有鼎钩、鼎匕等附件。秦鼎统一成北方形制，多浅腹、短足、纹饰简单。
鬲战国早期有一种鬲，足高如鼎足，中期以后鬲足同鼎一样缩短，口平无耳，有些加盖，有环耳者也成鼎和鬲的结合型。
甑和甑是一种器类先后不同的造型，颇为上下合体，春秋后上下分体称为甑，分体后上下由榫扣合，且上部由圆变方，这样既易于制作，又便于使用，上下合体的从此消失。
敦战国时新创的盛食器，为上下对称两器，常合之为一圆球型，盖的三纽作为下器时则为三足，两环耳也相同，除纽足外也有圈足和圈顶的敦，还有些特殊的敦，或上纽下足不相同，或上器浅下器深，可能是与簋的混合型。秦代敦，环耳、腹间有一道弦纹，西安历史博物馆所藏夔纹敦就是这种式样，汉代后敦极少见。
簋战国时延用春秋形式，除方座式外，有无足式和三足式，无足式簋上体如豆。秦簋多敛口，小耳无垂。
豆战国的豆通行为圜底圜盖，两耳、低柄式，此为主流，也有作成浅盘无盖，高柄如灯者。南方楚国的豆仍流行细而高的柄，豆的造型为球体，挺拔而优美。豆在秦汉少见。
2盘与水器
古代行沃盥之礼，以春秋战国最盛，至战国晚期逐渐废除，故水器在春秋战国流行，秦汉后渐少。这时的主要品种有盘、鉴、洗等。
盘战国继春秋后盛行，形制多口大腹浅，圈足与双耳便于放置和搬动。战国末期演变为无耳无足，出现向汉洗转变的倾向。战国时还发现一件盘与尊配套的“冰鉴”（湖北随县出土），尊口与盘沿饰有繁密的镂空蟠螭纹，造型之华丽，功能之新颖，反映出社会上层的奢华生活。
盛行于春秋战国，秦汉时仍流行，器形与春秋时无多大变化。
鉴铜鉴始于春秋，战国时更盛行，因器形大，与鼎、壶、钟并称四器，制作上多华美精致，可看出在当时所受的重视。典型作品有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纹饰直接描写现实生活，共刻划了近300个人物；包括格斗、射杀、划船、攻城、击鼓、犒赏等生动而炽烈的战斗场面。纹样的组合及形象的刻划均反映出当时装饰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发展。河南辉县出土的一件铜鉴，表现的是现实的和平生活，有宴乐、射猎、建筑、松鹤、鸟兽等各种事物情景，也是一件反映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
洗洗由盘演变而来，是汉代的盥洗用具，汉洗口沿较宽，腹有深浅两种，多为平底，也有圜底。洗的内侧常装饰凸起的鱼纹，有双鱼，也有一鱼一鹭，鱼的形象简练，鱼纹中出现吉祥铭文，常见有“富贵昌宜侯王”，“大吉羊”、“长宜子孙”等。
3钟与乐器
战国、秦汉青铜乐器品种有钟、征、铎、铃、于、鼓等。钟由商代的铙演变而成，是乐器中的主角，大钟单独悬挂，称为特钟，大小配套悬挂，称为编钟，平口的钟称铺。征、铎、铃为小型乐器，多用于行军，于和鼓主要在战争中用来指挥军队的进退。“曾侯乙编钟”（湖北随县出土）约公元前433年楚国铸造，其中纽钟19件，甬钟45件，1件，共计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钟架上。钟架呈曲尺形状，笋（横梁）为黑漆彩绘的长方木，两端有动物形象的铜套头，每层间的虞（立柱）为三个佩剑武士形象的铜人，下层铜人站立在圆形铜雕龙座匕铜人用头和双手支撑梁架。65件乐器中最大一件甬钟通高154厘米，重204公斤，出土时还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木棒，是用来敲钟和撞钟的。曾侯乙编钟是乐器中最为壮观的发现，反映出当时钟鸣鼎食的恢弘气派。
4剑与兵器
战国、秦汉青铜兵器品种繁多，尤以青铜剑发现最多，制造工艺也最精，其中以江浙的吴越和两湖的楚地制造的宝剑最负盛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匠师，有欧冶子，干将莫邪等，铸造出许多名剑，如“干将”、“莫邪”、“龙泉”、“湛卢”等。剑不仅可用于作战，平时成为男子必备的一种佩饰。剑由“身”与“基”两部分组成，剑身中线处突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剑基即把手，有圆形、扁形两种，基端称首，剑身与剑基之间战国时出现护手的格。秦汉以后兵器主要为铁制。
5壶与酒器
战国以后，铜器中的酒器有壶、钫、缶、厄、杯等，以壶为主。战国时壶有圆形、方形、扁形、瓠形等多种形式，还有一种提梁壶，配有链条，便于提携。从功能上看壶代替了以前尊和卣的地位，壶的外形不同可能为区别不同品质的酒。战国壶的造型，最大直径在腹的中部，两边有兽面衔环的耳。与“宴乐水陆攻战纹壶”（成都百花潭出土），形制基本相同的有二件，另一件为传世品。侈口、斜肩、鼓腹、圈足，肩上有衔环两兽耳，壶身满饰图案、图案结构为横向展开的装饰带，题材分二层六组，每层画面都用三角形的连续卷云纹组成花边，进行分断，使画面处于变化而统一的构图中，上层为采桑和射猎，中层为宴乐和弋射，下层为水战和攻城，反映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侧面。在艺术处理上针对金属工艺的特点，形象采用剪影效果，突出表现人物的外形和动态，省略了五官等细节，上层一幅采桑图，两位少女依树形而生，树枝和桑叶都作象征性表示，简练得巧到好处。为了表现场面的热烈，画面多处采用了相似形体的反复和渐变，如划船、攻城的人和梯子，奏乐、跪射等，这种表现手法使画面繁而不乱。画面中，直线与曲线的对比，形与形的适应，共用线的运用等均增强了作品的装饰效果，这是战国铜壶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珍品。“鸟盖瓠壶”（陕西绥德出土）的造型别致，壶口向一旁偏出，盖作鸟头形，鸟嘴可以开合，盖与之间有链条相连，纹饰极精细，无论造型设计和制作工艺都别具特色，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错银立鸟铜壶”（江苏涟水出土）这是和春秋晚期“莲鹤方壶”相类似的作品，表现出青铜器在开始突破商周传统时的面貌。“鹰首壶”（山东诸城出土）这件作品的特点是盖与壶体用活环相连，既方便开启，又可避免脱落。
秦代有一种蒜头壶，在壶颈接近壶口处鼓起如蒜头，通常作六瓣形，是具有特色的品种。
汉代的壶，圆形称为钟，方形称为钫，造型基本承自战国，变化不大，通常为鼓腹，小颈、侈口、圈足、腹的两侧多有首衔环。“长乐宫钟”（河北满城出土），是一件极华美的作品，全身布满宽条方格纹，纹上鎏金，方格中还嵌以淡蓝色的琉璃，产生金色与蓝色的对比。“兽铜壶”（江苏徐州出土），这件作品在通常壶的基础上装有流和把手，可能是壶与的结合型。造型灵巧，别具匠心，把手为一小兽昂首卷尾，前足攀于壶口，后足立于壶的下腹，流上立一小鸟。
在商周时虽不是重要礼器，但其生命力却与鼎、壶一样强盛，战国的蚕为曲流，从腹下移到肩上，成为提梁，其发展方向，很可能是今天的茶壶。
6铜镜
铜镜的用途是梳妆、整容。铜镜流行前，人们只是在水边，或用陶器和铜器盛水，从中看自己的影子，这种作用的铜器称鉴，故镜又称鉴。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铜镜是殷商妇好墓出土的几面小镜，到元代玻璃镜普及，前后2000多年，人们一直依靠铜镜来照容，这使铜镜在人们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
铜镜的主要装饰区在背面，商代铜镜数量极少，装饰也简略。战国、秦汉时开始大量流行，成为铜镜的第一个高潮期，这很可能是正面磨光技术得到了解决。这时，背面的装饰图案也大大丰富起来，创造了很多圆形适合纹样，成为研究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资料。
战国铜镜战国铜镜南北风格不同，北方制作朴素简略。南方主要产于楚国，制作精巧，纹饰丰富，产量也大。
战国铜镜的造型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点：圆形，薄胎，卷边，指镜体很薄，而边缘卷起高出镜身。川字纽，纽座较大而纽梁较细，纽梁上有三道弦纹突起，也有称三棱纽。
战国铜镜的装饰特点为有主、地纹的双层花式，似乎又延续了商代铜器的装饰特征，而根据主纹的变化又可分成多种镜纹。
山字纹镜。这是战国时特有的一种镜纹，数量达出土楚镜的80%左右，主纹为斜山字，以四个山字为多，晚期也有五个和六个山字的。
双菱纹镜。称双菱纹是因菱纹以大小两种出现，也有四个双菱纹以方形连结，构成复杂的几何图案，称方连纹。双菱纹的出现较山字纹晚。
四叶纹镜。主纹作四片叶的形状，也有称四叶为四瓣花纹，认为是花不是叶，又因此镜流行于南方楚国，而荷花是楚国有象征性的植物，故又认为是对荷花（也称芙蓉）的表现。此镜流行于战国中期。
夔风纹镜。这种镜纹常在方形纽区的两角，各饰一只夔凤，作展翅扬尾的飞舞状。
蟠螭纹镜。主纹为方形蟠螭纹，成盘绕重叠的镂空状装饰。解放后，在江苏涟水出土透雕蟠螭纹镜，形制特别，无川字纽而在镜边缘附以三个活环。这种形式，山东临淄也有发现。
连弧纹镜。连弧纹是弧线相连的一种纹样，通常装饰在镜的边缘，也有在镜中部或与纽座相连。连弧纹只是一种形式，还有其他纹样与其配合，如“连弧夔凤纹镜”，纽座周围有柿蒂纹，镜的中间为双夔双凤纹，外缘有十二弧线相连，边为弦纹。
此外，战国铜镜中还有不饰主花的纯地纹镜。战国铜镜的地纹主要有回纹、羽状纹等。羽状纹形似羽毛，尖端卷曲，并有高低深浅效果。
汉镜汉代铜镜已不只是满足上层少数人的需要，而在平民中普遍流行起来，同时还在国际交往中进行交易。汉代铜的产量很大，用于制镜的铜主要产于长江下游，著名产区先有丹阳，后有徐州。国家对制镜业很重视，官营在尚方令中设左中右尚方，由右尚方主管制镜，民间私人制镜也越来越普遍。
汉镜的造型仍主要为圆形，与楚镜的主要区别有：镜体逐渐变得厚重；改卷边为平边；改川字纽为半球型纽，纽座在纽区的比重加大；东汉后镜面微凸，使照人全面。
汉镜的装饰，西汉早期仍沿袭战国时期的作风，后来逐步改变双层纹式，形成自己的装饰风格，其主要特征有：平雕手法，即所有纹样在同一层面里表现，主要在西汉至东汉初流行。装饰程式化，将圆形装饰面分成纽区、内区、中区、铭带、外区、边缘等部位，各部位有相应的纹样，以中区为主纹区。这种严格的程式布局，一直到东汉中期才有所改变。浅浮雕手法，东汉以后，主纹创造了浅浮雕形式，纹饰较高，可能是受到当时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影响。铭文的流行，有吉语、箴言、诗句等，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有些铭文作为主纹出现，东汉时还有方铭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上面装饰铭文。
汉镜纹饰内容十分广泛，人物题材有现实生活的男女歌舞、骑士，也有想像神话题材的东王公、西王母、神仙、羽人等。动物题材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龙、凤、麟、龟）以及十二生肖等。植物纹样主要有柿蒂纹，由四片心形或云头形叶片组成，主要装饰在纽区。几何纹样有连弧、锯齿、卷云、绳纹等，主要装饰在外区和边缘。
汉镜的装饰由于主纹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时期的几种主要镜式。
连弧纹镜。战国时的连弧纹在汉代继续流行，西汉早期多装饰在边缘，依中区主纹的不同又有星云纹镜、螭形镜、草叶镜等。星云纹镜实际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又称百乳镜。螭形镜由四条成S形的螭龙组成，中间配以四乳丁，这种镜纹到东汉时简化成对称的两条夔龙，称双夔纹镜。草叶镜钮区为方形，四周配以图案化的草叶。汉武帝后，外区饰同心的重圈组织，连弧纹改饰内区，铭文成主要装饰，放以铭文名镜。有日光镜，字铭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昭明镜，字铭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
规矩镜。流行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这也是汉镜中制作最精美的时期。规矩镜因主纹区出现TLV形格式而得名，主纹区内还常饰鸟兽纹、四神纹。铭文带外常以锯齿纹、卷云纹、绳纹等组成同心的重圈组织。典型的作品有“规矩四神镜”，钮区装饰有四出心形叶片纹，外括二道方栏成内区，内区在十二枚对称排列的乳丁间装饰十二生肖字铭。主纹区内饰对称四组TLV规矩纹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间隙内又有凤鸟、灵兽、羽人等都作均衡布置。铭文带一圈阳文篆字“尚方作竟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猴王”。铭带外有二道锯齿纹，一道弦纹，一道绳纹组成同心重圈。形成优美的有节奏感的适合纹样，极富装饰性。
关于TLV的含义，外国学者有认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称其为TLV镜，实际研究表明，它是我国古代博具的棋格，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汉代的全套博具，在博局上有TLV纹，《楚辞·招魂》有“蓖蔽象棋，有六簿些”这是古代宴乐时常进行的一种文娱活动，以后在日晷，压胜线等器物上也以这种纹样作装饰。规矩纹镜一直流行到东汉。
蝙蝠纹镜。流行于东汉，蝙蝠纹实际是柿蒂纹演变而来，形式感很强，纽区为方形，饰有“位至三公”等字铭。三公是负责军政的长官，西汉时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东汉时为太尉、司徒、司空。
画像镜。流行于东汉中期以后，主纹为浅浮雕形式，内容有东王公、西王母、神仙、羽人和男女歌舞，奏乐、骑射等。这类镜主要出自浙江，约占当地出土汉镜的九成。
方铭镜。流行于东汉，铭文饰在铜镜四周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上，多表现神仙禽兽等题材，也称神兽镜。
阶段式镜。流行于东汉后期献帝的建安时期，也称建安式镜。图案作一个方向的阶梯形排列，题材也以神兽为主。
透光镜。这种镜有奇特的透光效应，当光线照射镜面时，对面墙壁上的影子里会出现镜上的纹饰，古人称幻镜，国外有称魔镜。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写道：“世有透光鉴，鉴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十二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观”。近代研究表明，铜镜在铸造和研磨时，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上海博物馆藏有透光镜一面。
7铜灯
灯是照明用的器物，最开始的人类，当夜幕降临时只有借助月光来从事简单的工作和逃避野兽的侵扰，后来有了火和带油脂的植物做成的火把，但火把只适用于室外。商周时，人们懂得了用油来点灯，这对生活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点灯的油料多用动物脂和植物油。
战国铜灯，造型上一般做成动物形、人物形和植物形，在甘肃平凉战国墓，还发现鼎形铜灯一件，战国铜灯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陵中的两件铜灯。
一件是十五连盏铜灯。整器像一株枝条繁茂的大树，树上每根枝条都托着灯盏，灯盘可盛油也可插烛，树顶一游龙蜿蜒上攀，枝上鹊鸟争鸣，群猴戏耍，两个赤膊着短裙的人站在树下向枝间抛果，小猴单臂悬身讨食，气氛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整器分八节铸成，接口以三角形子母扣套合，可以拆卸。构思巧妙，制作精致，既实用又可作室内陈设，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另一件是人物造型，人为立姿，双手高举，托着两盏灯，人站在龙形兽背上，兽的四肢与灯座相连。人的头部是银制的，还以黑宝石装饰眼球，此外，人与灯盏间有子母榫扣，可以拆装，并附有加油的铜勺一件。
秦代铜灯实物较少，但秦始皇大修宫殿，其中铜灯数量一定不少，《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入咸阳宫，秦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衔灯，燃则麟甲皆动，焕炳若列星盈盈。”这里讲的虽然不是铜灯，但也可见灯具在秦宫中的位置。秦始皇陵的宏伟规模，早为世人所知，据学者考证，秦陵中储有供点灯用百年之久的动物脂膏，其中灯具待秦陵发掘后便可一睹其真面目。
汉代，灯的使用更加普及，灯的形状，种类，质地都比以前丰富多彩，而且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技术性，使灯具艺术进入新的高度。汉灯的形式主要有筒灯、行灯、吊灯、盘灯与虹管灯，其主体部分仍然以动物、人物的雕塑为主。筒灯为圆筒形，有盖，中有铜管装置，这种灯在甘肃武威和江苏邗江汉墓中均有发现。行灯主要在行走时使用，为便于手持，灯盘上附有长长的柄，下有三足，便于放置。吊灯灯体配有链条，可以悬挂。盘灯发现最多，一部分盘灯造型与高柄豆很相似，另一部分盘灯则是各种动物和人物雕塑与灯盘的结合，如有朱雀灯，主体为鸟形，常以嘴衔灯盘。羊灯，主体为羊形，常见羊头顶灯盘，盘可拆卸，也有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则为灯盘。雁足灯，灯柄作成雁足形。人形灯，人成站姿或坐姿，以手执灯。虹管灯的共同特点是灯体有虹管，利用虹管将灯烟吸入灯座，溶解于体内的水中，既能防止环境的污染又有利于人的健康，是科学原理在灯具上的应用。汉代铜灯各地发现很多，其中不少是极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长信宫灯，（河北满城出土），属虹管灯，器形为一少女，跽坐，左手执灯，右手杖灯罩，右手的衣袖很自然地与灯罩连成虹管，灯体成圆形，中间为两块瓦状罩板，盖与底板上都有滑槽，可以任意调节光照的方向和角度，整器鎏金，富丽堂皇，人物的形体结构把握得很准确，少女神情自若，姿态优美。
铜牛灯（江苏睢宁出土），这是一件东汉时期的虹管灯，主体为一头水牛，背上置一带把灯座，上面嵌有筒形镂空壁罩，可以调整角度和方向，两角与灯盖相连成虹管，将烟吸入腹内。
人形吊灯（湖南博物馆收藏），这是一件构思奇巧的铜灯，属吊灯，主体为一作俯卧状的人，头仰起，双手前伸托灯盘，灯体装有链条。
8铜炉
铜炉是秦汉时兴起的新品种，主要有烧香料的薰炉，其他也有取暖用的温手炉及保温用的温酒炉等。香炉像炉又叫香薰或称博山炉。香薰的大量制作而且十分讲究是因当时上层社会有用香料熏染住室与衣物的习惯，恰逢当时与西域贸易开通，输入了国外名贵香料，更助长了香薰的流行。香薰称博山炉又与当时神仙思想有关，相传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派人到海上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当时信仰海上三山，也称博山，《史记》记载：“此三神山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四环。”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了香薰雕镂成山形的原因，这种炉置于居室中，烟气从山间镂孔中冒出，烟雾缥缈，香气弥漫，成为想像中仙境的模仿，这样，既可调节室内空气，有富贵之象，又可满足神仙思想。
香薰的制作十分精巧，选择的材料和制作工艺都是当时最高级的。有关古籍不仅记载了香薰的制作和用途，还对著名工匠丁缓作了介绍，《西京杂记》中有“长安巧手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为机环转之者，运四周。”这种被中香炉虽未见实物，但烧着香料的香薰置于被中，任意转动，香灰又不外溢，这要解决机械转动，润滑等技术问题，类似作品在以后唐代才有实物可见。又有“丁缓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怪兽，皆自然能动”对丁缓的技艺推崇备至。博山炉典型作品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盖以下为豆形，盖作成高而尖的山形，雕镂得峰峦参差起伏，飞禽走兽穿插其间，炉体与底座满饰精美的错金云气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香薰中也有不以博山为造型的，“鎏金铜薰”（1972年江苏铜山西汉墓出土）造型很像一件高足带盖豆，通体鎏金，盖透雕成虎形花纹，柄足及底座刻满云气纹，炉体与柄足之间塑三个鸟形支柱，也是一件珍品。
9带钩与饰件
带钩是实用装饰品，开始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春秋战国时传入中原。带钩主要指扎于腰间的皮带或丝带头部的金属钩，也有作为挂饰件、武器和衣襟用的。带钩多以铜制，也有金制和银制，铜制时常以鎏金、错金银及镶嵌玉石作装饰，因是人们随身之物，所以备受重视，除实用功能外，审美甚至炫耀身份的作用十分突出。
带钩流行于战国、秦汉，从发现的实物看，造型有古琴形、琵琶形、龙凤形、虎形、竹节形、匙形等多种。郑州二里岗一地出土各式带钩达50多件，其中典型作品有“错金嵌玉龙铜带钩”，另有成都羊子山出土的“错银镶绿松石铜带钩”也是当时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饰件的范围很广，有门饰、车饰、马具等，其中以车马饰件发现最多也最精致。“彩绘铜车马俑”（临潼秦始皇陵出土），这虽是缩小的模型，但制作得与真型一样，甚至更加精致，上面的部件都是经过单个成型后再焊接到一起，其中、勒、辘、衔、络头、以及辔、鞅等饰件和马具品类繁多，一应俱全。“蛇蛙形铜马饰”（1976年辽宁凌源战国墓出土）蛙体背部嵌有绿松石一方，蛙的前足作踞地状，后足分别被互相纠结的双蛇咬住，此墓出土的其他马具也都以蛙为饰。
车马饰件至秦汉更加精美，“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这是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实际功能是车伞柄部的铜套管，长265厘米，径36厘米，表面有凸起的轮节将车饰分成四段，每一段都用错金银工艺以狩猎为题材饰满各种动物和人物纹样。每一段又都以一、二个动物为主线进行描写，所以可称为“御象戏龙图”、“骑马射虎图”、“乘驼斗兽图”、“鸣凤开屏图”。画面紧张的情节，富有强烈的动感，各种鸟兽共计125只，形象刻划简洁而传神，画面处理既像神话世界，又像现实的狩猎生活，变形与夸张既显得笨拙又透出难以捉摸的灵气。画面里每一段都嵌有20颗圆形和菱形绿松石，对待一件小小的车饰却持有如此认真的态度，实在令人叹服。与这一件型制纹饰基本相同的还有一件“错金银铜车饰”（朝鲜乐浪郡出土），也为车伞柄部铜饰，两件作品如同出自一人之手。
10案与奁
战国以来，铜器用于家具，继前代俎、禁发展出现案、几、床等。典型作品为“错金银龙凤鹿方案”（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墓出土）。面宽48厘米，高374厘米，案面为漆木制品，早已腐烂无存，铜案座则保存完好，圆型底座下四只昂首而卧的鹿为足，底座上四龙四风相间排列，龙的形象前所未见，像是带翼的飞龙，以龙头为支点承一斗拱形支架，架住案面的方框。整器错满金银纹饰，各部件和形体的分隔处套接后焊接在一起，表面光滑无痕，无论是造型还是制作工艺都表现出精湛的技艺。
铜奁是日用器皿，一般作为盛酒器，也有饰有镂空花纹的铜奁，为日常盛物或是妇女作化妆盒用，奁通常为圆形，有盖，盖上有环内设多层，便于使用。
11钢印
印在战国兴起，汉代达到高潮。当时，缯帛纸张用于书信，官印封泥、印章作为信物而流行。印除用铜铸外，也有用金银、玉、陶制作的。
战国铜印、官印多正方形，印文为古籀体印文字外多加方栏，或横曰格或田字格。私印有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有的在姓氏下加鸟兽图案或人物形象。战国铜印多铸有鼻钮，形式有亭钮、兽钮、人形钮、戒指钮、艄钮、带钧钮等，风格古拙朴实。
秦汉铜印更加盛行，自秦始皇起，皇帝印称玺，官印称印，私印称章。秦代印文多秦篆，官印为阴文，方形加田字格，另有半通印为长方形加日字格，字体方中带圆。汉代铜印，印文多汉隶，笔划简直，工整雄健，结构严谨，多为25厘米见方，汉印已无界格使印文更显大方，印钮形式有蛇、龟、蟠螭、兔、骆驼、羊，以及桥形、坛形等。汉印中还有鸟篆体印文，笔划曲折间有鸟头或鱼形，姓氏外还常加四灵、四神作装饰，或加吉语。这一时期还遗存不少“肖形印”，也就是图案花纹印和浮雕印，这部分印章从工艺角度看，更应受到重视；在艺术风格上，简洁、洗练、明快而生动；形象有人物、车骑、鸟兽、四灵、四神、鱼雁、吉羊、骆驼等。铜印多以失蜡法制作，清人桂馥说：“汉印多拔蜡”，对那些有精致兽形钮的汉印，只有失蜡法才能铸造得规整。
铜器的装饰加工工艺
战国以来的铜器工艺，在艺术上追求灵巧的造型和华美富丽的装饰效果，为了满足这种追求，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加工工艺和装饰工艺。
加工工艺方面，首先于战国初期发明了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所谓失蜡法就是用蜂蜡制成模型，内外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蕊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流失，再浇灌铜液，即铸成器物。这种方法能产生精细的纹样和复杂丰富的形体，湖北随县曾侯2墓出土的尊、盘，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随着造型的多样化发展，一件器物已很难一次浇铸成功，即使用接范法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时又创造了焊接法和铆合法，而且能使焊接、铆合起来的接缝光滑无痕。这两种方法使铜器的造型大大丰富起来，如《十五连盏铜灯》、《错金银龙凤鹿方案》等杰出的作品都采用了这些工艺方法。
装饰工艺方面有刻划、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多种技法。
刻划随着铁工具的成熟，战国时铜器装饰进入划纹时期，铜器制成后，用铁制工具在上面刻纹。典型作品有“宴乐纹铜鉴”（河南辉县出土）、“刻纹铜匝”（山西长治出土）。长沙战国墓出土一批刻纹青铜器，有鼎、奁、匝等类器物，也都用线刻方法描绘纹样，刻纹纤细而流畅，这要求工匠们有熟练的技艺。
镶嵌主要是在青铜器上嵌饰玉石等材料，使器物表面产生色彩对比，也丰富了装饰纹样的表现力。也有以红铜在青铜上镶嵌的，用金和银镶嵌的工艺，由于被广泛应用，成为独立的金银错工艺。
金银错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装饰工艺，用金银丝或金银片在铜器上镶嵌成各种图案，用错石（厝石）磨错平滑，金银错是在刻纹装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弥补了刻纹装饰纤细难辨的不足。金银错也称错金银。
鎏金鎏金是将金箔碎片加热后，加入7倍的水银，混合成液体再涂在铜器上，经低温烘烤，使水银挥发，金泥则固着于铜器上，具有辉煌的效果，鎏金与金银错是使用最多的两种工艺。
镂空由于战国初出现失蜡法浇铸工艺，产生了镂空技法，大大丰富了铜器的装饰效果。
少数民族铜器
秦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不仅铜资源丰富，制铜技术也发展很快，取得很高成就，发现实物较多的有南方云南，广西地区的滇族和北方辽宁，内蒙地区的匈奴族。品种主要有铜鼓、贮贝器、铜雕及饰件等。
1铜鼓
相传神农时期中原地区就已有鼓，甲骨和金文中有其相应的文字。早期木质的鼓，蒙以皮革，难于保存下来。后来有了铜鼓，基本模仿革鼓型制。
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全身分面、胸、腰、足、耳五部分，多为平面束腰。这种铜鼓流行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等地以及越南、泰国、缅甸等国。依照流行地区和式样的不同，可分为滇系和粤系。滇系包括云南和广西部分地区，粤系包括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一般滇系铜鼓体型较小，花纹大都用单弦分晕，晕圆构成大小宽窄的变化。粤系铜鼓体形高大，鼓面多有立体青蛙作装饰。目前最大的铜鼓陈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直径为166厘米，重600斤，广西博物馆还收藏大小铜鼓500多件。
铜鼓的装饰纹样，常见的有：
太阳纹一般居鼓面中央，几乎每面铜鼓都有，也有认为这种纹样是发音的象征。还有认为是火纹，因西南地区铜鼓最早由食器铜釜发展而来。这种纹样，在滇系铜鼓上多呈长的锐角，而粤系铜鼓上则细长如针。
鹭鸟纹也称翔鹭纹，因这种鸟多表现为展翅滑翔的姿态，常成一圈，首尾相接成偶数排列，由四只到二十只不等。
羽人舞蹈纹为头戴羽冠，身披羽饰，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多分成6至12组，每组2至3人。这是一些化装后的舞人，表现出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特殊意义的舞蹈。
竞渡纹这种纹样常位于铜鼓胸部四周，为船形纹，船的首尾装饰成鸟头鸟尾的形状，船上有化装的人，有的划船，有的手执羽杖，有的掌舵。船下有鱼，前后有小鸟。不少学者认为是早期龙舟竞渡的写实，竞渡的风俗在我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流行，与纪念战国时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
贮贝器铜鼓在古滇族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少数民族贵族死后常作陪葬品，云南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不少盛满当时作为货币流通的海贝，同时出现仿造铜鼓制作的装载货贝和宝物的贮贝器。“七牛铜贮贝器”（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器身两侧有虎形耳，器底平整，四足作爪形，整器光素无纹，腰部微束，视觉的重点放在器盖一群牛的雕塑上，其中一牛高立于器盖中央的一面铜鼓上，作昂首鸣叫状，其余四牛安详地伫立在铜鼓四周，形成稳定而不呆板的构图。牛的形象逼真，弯弯的长角与粗壮的形体显得稳健有力，显露出质朴而恬静的美感。“祭祀场面铜贮贝器”（1957年云南石寨山出土）也是器盖上一组群雕，表现了祭祀时杀人的场面，以“干栏”式建筑为祭台。围绕主持祭典的女奴隶主有一排铜鼓，场面宏伟，展现出奴隶制特有的野蛮本质。在有些贮贝器的盖上和腰部刻划看奴隶们赶着猪群，羊群或送粮等场面的装饰画。
3铜雕与饰件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滇族遗址中发现不少铜雕装饰品。由于汉代滇族还处在奴隶社会，这些装饰品反映出明显的时代和地区的特点，常表现动物间动感强烈的搏杀场面。其中有一件双狼噬鹿铜牌饰，狼的狡黠与贪婪，鹿的温顺与挣扎被刻划得异常生动，扣人心弦。在双狼与鹿的下面蜿蜒游动着一条长蛇，更增加了紧张的气氛，也使整个构图显得十分完整。与此类似的另一件铜饰，是两只老虎在搏杀一头野猪，也同样有蜿蜒游动的蛇出现。还有一件表现二个舞蹈的人，四只脚高低变化地踩在一条蜿蜒游动着的蛇身上，形象生动，动作富有节奏，蛇的反复出现可能与古滇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最能揭示奴隶社会野蛮特点的是一件“吊人铜矛”铜雕。两个奴隶，或者是两个外部落的俘虏，全身赤裸，双臂反剪绑在背后，用锁链吊在铜矛上。有些铜雕还做成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典型作品有云南江川古滇族墓中发现的一件“牛型铜俎”，整器为一头粗壮的瘤牛，在牛的造型中切去宽厚的背部成为椭圆形的俎面，在镂空的牛腹下，又横置另一头牛，牛的臀部趴伏着一只老虎与庞大的牛头取得平衡，虎的野蛮与牛的安详形成鲜明对照。
1956年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古匈奴族墓群中出土了一批铜饰牌，有长方形和不规则形，镂空装饰着各种动物和人物纹样，空间的分布、形象的组合和刻划都很有特点。以上所有这些铜制装饰品成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金银工艺与铁工艺
金银是稀有贵重金属，具有独特的材料美，耐酸碱、防腐蚀、永保光泽。金银工艺在战国发展起来，铜器中的错嵌包镶体现了人们对金银延展性能的认识和运用，进而出现了纯用金银制作的工艺品。
战国以前出现的金银器，造型极为简单，如殷墟武官大墓出土有环状金片，西周时发现有条状、圆形、三角形的金片，以及包在铜胎上的金泡等。战国时掌握了模制和打造等成形技术及雕镂、錾刻等加工工艺。实物湖北随县楚墓出土的金杯和金盏，河北平山出土的虎形嵌松石金饰，河南辉县出土的镂花银片和银制小人。典型作品有“兽形金带钩”（1965年江苏涟水战国墓出土），黄金含量约95%，为琵琶形，浮雕精美的花纹，钩端向上为一坐兽形象，钩端为兽头，两侧还各蟠绕一条小蛇。制作极为精巧。“包金镶玉琉璃银带钩”（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琵琶形，底为银制，上面包覆金质浮雕，两侧两夔龙与两凤鸟相蟠绕，钩端为白玉制兽头形，钩脊中部镶三块白玉块，是一件战国时期有代表性的精品。
西汉时，金银开采量大，山西首山、山东泰山、陕西南山、江西与湖南均设采矿机构。四川广汉郡设设金官专造御用金银器物。《汉书》记载：“蜀汉主金银器，岁各五百万。”《史记·孝武本纪》：“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说明金银器在汉代既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又有封禅成仙的意义。除用于饮食器外，河北满城西汉墓发现金针四枚，长65至69厘米，上端为方柱形柄，尖分利钝有圆卵、三角等形。另有银针五枚，九枚中毫针二枚，针、锋针、圆针各一枚，这些医用金银针，反映我国针灸历史悠久。
东汉时花丝工艺发展成熟。河北定州出土掐丝金辟邪两件，昂首仰天，姿态雄武，躯体用金片做成，金丝布成羽翅和斑纹，周身用绿松石、红宝石装饰，角与尾用粗细金丝缠绕，制作精巧，形象生动。还有掐丝金羊群、掐丝金龙等。长沙五里脾东汉墓发现金制首饰240多件，其中金手镯4件，由8至16根金丝扭成。江苏邛江东汉墓出土掐丝金胜7件均制作精美，金碧辉映。
汉代银制器皿广泛应用，河北满城西汉墓出土一件银制灌药器，为长流小壶，配置一对漏斗，制作精致。另有江苏邛江、广西贵县、长沙五里牌出土的一批银盟、银盏、银匙等。
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金冠，顶饰展翅欲飞的金鸟，鸟头用绿宝石砾制，冠顶为半球形，镂刻如意云纹，形成大小相间的连弧式边缘，下部抹额为半圈形。还有鎏金动物形饰牌等。
铁器的广泛使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人类使用工具从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铁的坚硬锋利，促成了生产力的飞跃，进入铁器时代。
战国铁器，主要是制造兵器、农具、工具、日用器物，但因铁器易锈蚀，使得遗存有限。河北易县曾出土一批战国铁制兵器，有剑、戟、刀、匕、戈、矛等62件，采用生铁、柔化生铁、熟铁，钢等不同品质制成。战国晚期块炼法凰成熟，并掌握了生产高碳钢和淬火等技术。易县的出土中有件穿片铁胄，为战国时燕国的戍装，由7层89片铁叶组成，叶片呈弧形，角有穿孔，叶片由块炼、锤锻，并经切压、磨光成型。错金工艺也用于铁制品。河南信阳出土一件错金嵌玉铁带钩。
秦代铁器，实物有在河北磁县、陕西长武。永寿等地出土的铁齿轮，虽还不清楚它的具体作用，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河北围场还出土秦代铁权一件，为扁圆体坨状，桥形钮，表面刻秦始皇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壶，歉疑者皆明壶之。”秦篆十四行，镌刻精致。
西汉有河北满城出土的铁制铠甲一件，是中山靖王刘胜临战护身用物，为西汉铁甲的典型。分甲身、双袖、垂缘三部分，近3000片铁叶编缀而成。铁甲用皮革锁边，并用丝绢衬里，穿着行动灵便，因状似鱼鳞称鱼鳞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