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大学经过与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酝酿，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会以北大学生为主，参加者有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等人。
1921年11月17日，该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示，公开了该会的组织，研究会通过校长蔡元培争取到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两间房子被称作“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后来“亢慕义斋”就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他们定期举办讲演，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人，就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政治形势作定期报告，还举办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辩论会上，李大钊常常被邀请作评判员。
有一次，研究会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参加者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员，辩论十分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的观点来解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1920年秋，在李大钊帮助下，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也曾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联系。
1920年7月，李大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还到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讲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这时，他更对无产阶级予以极大关注，他指出：“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是现今世界的趋势。”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民众运动的向导。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任务也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此时，李大钊常同陈独秀书信往来，讨论建党问题。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陈独秀关于建党的意见。李大钊积极赞同，并开始进行建党的具体活动。
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人。由李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二作为小组活动的经费，小组还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里这两个地方开会。后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清了出去，纯洁了组织。并争取何孟雄等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立场，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还吸收了邓中夏、高尚德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立即投入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11月，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它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很快在长辛店等地流传，很受工人欢迎。1921年1月，小组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经常给予指导。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常去讲课，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启发下，北方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千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工会组织。
继上海、北京共产主义的小组成立后，济南、长沙，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结合。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前身。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要求与行动，因而筹建进程日益加快。到了6月中旬，天气渐热、人心更热，形势需要，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但是，黑暗的军阀政府视马列主义为洪水猛兽。对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大加摧残和迫害，给基层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困难。正当陈独秀等感到对建党理论掌握不够时，年轻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李达的日本归来，不啻是场及时雨。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生于湖南省零陵县灌塘口一个佃农家庭。
李达幼年时期，清王朝已如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尽管全家人早耕夜织，累死累活，可到头来，金灿灿的谷子一担担进了地主的“丰豫仓”，李家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李达是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能够上学读书的幸运儿。
李达从小就很勤奋。他效仿“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精神，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地发愤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达刚满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永州中学，并获得公费待遇。
李达不仅品学兼优，而且从少年时期就懂得爱憎分明，幼小的心灵萌发着爱国的种子。
一天，李达和学友蒋国勋等突然接到一封寄自长沙的来信，里面有一张“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文字。读罢，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信中谈到，湖南辰州发生了一桩教案。事后，卖国政府为讨好帝国主义，规定辰州人5年内不许考科举，还惨杀了一名与教案有关的中国人。当地知县只因收尸时哭了一场，便被罢官。徐特立先生在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时事讲演时，痛陈这一国耻，声泪俱下，悲愤至极。演讲完毕，他到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当场剁下一个手指头，写了一张血书，借以表达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无比愤慨，以期唤醒国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之志。
徐特立先生这一壮举极大地激发了李达和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李达当即发出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向徐特立先生学习，不容列强凌辱中国。”并提议说：“我们将这封信向全校师生宣读，然后以抵制日货和练军事操的实际行动声援徐老先生。”
说干就干！同学们纷纷跑向教室和寝室，翻箱倒柜，把所有日本制造的文具用品找出来，集中堆放到学校操场上，付之一把火——一把爱国主义的熊熊烈火。
烈火“哔剥”作响，李达和同学们团团围住火堆欢呼雀跃。转眼间，日货在欢呼声中化为灰烬。
然而，第二天，学校发给每个同学的一套文具仍是日本货。李达和同学们拒绝接受，嚷嚷着坚持又要焚毁。校长只得出面，用近乎于哀求的语调劝道：“同学们，不要再烧了！我们国家穷，工业落后，文具用品只好暂时用外国货……”
李达和同学们听了倒抽一口凉气：真是奇耻大辱！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普通的道理深深地渗入李达的心中。
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公费生，进入了日本最著名也最为当时留日学生所仰慕的第一高等学校。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救国救民的宏伟愿望，因而起早贪黑，努力学好每一门功课。但事与愿违，由于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吞噬的对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下，且不说发展实业和科学，就连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也谈不上。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达和其他中国学生饱尝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学校教师大都瞧不起中国学生，就连街上的小孩子也骂他们是“东亚病夫”。报刊杂志充斥着侮辱中国和掠夺中国的叫嚣，中小学上地理课竟以一头瘦猪来代替辽阔中华。炎黄子孙被当作贱民，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李达和留日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伤害，在深感屈辱的同时，强烈的反日情绪在他们心底滋长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李达对他所追求的所谓“实业救国”产生了怀疑。中华民族已如同砧案之肉任人宰割，如果再寻找不出新的出路，亡国命运将在劫难逃！那么救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李达就像一个在漫漫长夜里摸索徘徊的弃儿，眼前茫茫漆黑，心头极端苦闷。
正当李达为找不出救国出路而彷徨郁闷时，“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犹如一声春雷，将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深深震撼。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夜之间将俄罗斯帝国来了个兜底翻，昔日当牛作马的劳苦大众开始掌握政权。李达从日本报纸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消息，知道了赤色旗帜下“过激分子”所实行的“过激主义”竟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政府、坚如磐石的帝国统治土崩瓦解，犹如遥望到了黎明的曙光，心中濒临凋萎的理想之花又在春风中悄然复苏。
李达开始留心报纸及其它途径传来的有关信息，明白了所谓“过激分子”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李达深深被这一新鲜理论所吸引。他要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究竟开出的是何种灵丹妙药，能使病入膏肓的国家和民族起死回生。从此，李达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拿起所掌握的理论武器，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阵地。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屈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不顾中国人民反对，同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军事行动区域”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令中国地方官员尽力协助；还规定日军进攻苏俄时，中国军队应纳入日军司令指挥下，其实质就是使中国军队成为日本的仆从军。
李达和留日学生闻听此事，立即行动起来，于东京举行集会游行，愤怒抗议段祺瑞政府的无耻卖国勾当。中国人民的“五·七”国耻纪念日前夕，为了进一步商讨反日救亡大计，李达等召集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神田的维新饭店举行了秘密会议。正当会议进行之时，日本警方几十人与数名侦探持刀闯入，不问情由，拳打脚踢与会人员。一时桌翻椅倒，杯盘狼藉，数十名学生代表被打伤或抓走。李达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立即和李汉俊、黄日葵等率领同学们纷纷罢课，并发表通电，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赶回祖国。他们以北京为大本营，派代表四处宣传联络，决定到“总统府”请愿，控诉在东京所受的种种欺凌和屈辱，声讨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
李达和留日归国学生，联合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几千人，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前，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协定》，并向当时北京政府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递交了请愿书。
但是，由于这次请愿活动时间匆促，准备不周，请愿学生在思想觉悟和斗争方式上不无幼稚，在段棋瑞政府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软硬夹击下，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请愿斗争的失败，给李达很大刺激。痛定思痛，他向同学们抒发自己的感受：“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只有像俄国那样，动员人民起来采取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反动政府。”李达深切地悟到，走俄国人的路，就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李达回到东京后，毅然放弃理科学习，用全部精力和时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一步探讨俄国人民的革命道路。
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支离破碎，而且这些零碎介绍又受到反动当局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和删削，人们无法系统地了解马列主义。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文章，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真谛。
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李达毅然离开日本，踏上征程——“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
轮船汽笛一声长鸣，将李达从遥想中惊醒。面对茫茫大海万顷波涛，他仿佛隐约看见伤痕累累的祖国，不由得一阵悲愤，一阵心酸，恨不能插上双翅，飞身找到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已在国内勇敢战斗的战友们，和他们并肩作战，早日砸碎紧箍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锁链！李达似乎已完全忘却连日来的风雨折磨和旅途疲惫，浑身充满了勃勃生气。迎着海风，他猛地解开衬衣的纽扣，露出赤裸裸的胸膛。
这时，浓云开始消散，海风变得温和，海水也渐渐趋于平静。几道晚霞从沉重的云隙中挤射出来，映得远近海面波光粼粼。一只矫健的海燕，绕着客轮盘旋几周，朝倚栏而立的李达欢快地呜啾两声，便展翅飞向那水天相连处。李达注视着远去的海燕，燥热的身躯内似乎不知不觉注入了一股涓流。他长长吁了一口气，严峻的面庞上露出一丝深情的笑意。
李达在上海港码头下了船，不顾一路颠簸劳顿，雇了一辆人力车，急切切向老渔仁里2号的《新青年》社赶去。
他要立刻拜见陈独秀先生。
上海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一忽儿却下起了急促的太阳雨。李达酬谢了人力车夫，赶快躲进一家剧院的檐下去避雨。他抖落身上的雨花，突然听到场内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不觉好奇地向里张望。
舞台上悬挂着一盏汽油灯，乳白的灯光下并排坐着几个年龄各异的女性。一位学生模样的女青年正热情激昂地作着演讲，她的神情和话语就像磁石，吸引住了台下数百名听众。
李达无心细听下去，看看阵雨将停，便拎起简单的行李向目的地奔去。
雨后的空气凉爽宜人。李达经人一路指点，快到傍晚时分，总算摸到了老渔仁里2号。
这是一座不大的法式建筑，上下两层，院门已呈破败之相。李达抬头看清门牌号码，正准备按铃，背后却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先生，您找准？”
李达回过头来，眼前站着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姑娘。她白衣黛裙，头发剪得很短，俊俏的面庞上，两只动人的眸子流露出警惕的目光。这不就是刚才在剧院里演讲的那个女青年吗？
李达礼貌地一笑：“对不起，请问陈独秀先生是在这里住吗？”
女学生上下审视着他：“您是——”
“噢，我叫李达，刚从日本回国，特意来拜访陈先生。”
“您就是李达？”女学生不禁脱口而出。她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位气宇不凡的陌生人，似乎要得到千真万确的证实。
“久仰李先生大名。您在日本求学期间，写了那么多有份量的文章支持国内革命，真让人可钦可佩。”女学生激动得像只快活的小燕子，发自内心地赞美道。
一位年轻女性的夸奖，倒使得李达颇有些不好意思。他摇摇头，谦逊地说：“我不过做些该做的事而已。”然后问：“您是——？”
“我叫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王会悟一边回答，一边领着李达向院内走去，“我带您去见陈先生，他就住我们楼上。”
李达随着王会悟向二楼拾级而上。马上就要见到被誉为“学界重镇”的“思想领袖”，见到被敬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金针”、“青年界之明星”的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有多少话需要诉说，他回国不就是要寻找这样的革命同志吗？
王会悟叩开二楼的一间房门，兴奋地喊：“陈先生，您看谁来了？”
李达跨进门去。布置得幽雅有致的客厅里烟雾缭绕，五六个人团团围坐，大概正在开会，听到王会悟的声音，不约而同回转头来，注视着来客。
王会悟发现大家惊疑的目光，“咯咯”地笑起来：“这就是你们常常提起的李鹤鸣先生呀！”
众人惊喜过望。其中正在伏案疾书的一位将手中的管笔一掷，上前一步，擂了李达一拳，然后热烈地抱住他的肩膀：“鹤鸣，是你呀！两年不见，我差点都认不出啦！”说着哈哈大笑。
李达捂了捂左胸，一股暖流直往上涌：“汉俊，北京别后，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你倒先入为主了。”这对昔日的战友又拥抱着仰笑起来。
一位斯斯文文，眉宇轩昂，饶有学者风度的中年男子站起身，上前紧紧抓住李达的手，满面春风地连声道：“欢迎，欢迎！鹤鸣先生，我们可把你给盼来啦！”
李达也兴奋不已。无庸置疑，眼前这人就是他为之歌颂的“鼓吹新思想”的陈独秀了。在这以前，双方虽未曾谋面，早已互相倾慕。今日相见，大有一见如故、相逢恨晚之感。
陈独秀热情地向李达介绍在场之人：“这位是沈玄序先生、陈望道先生、俞秀松先生……”
李达一一同众人握手，然后大家重新落座。王会悟倒了杯开水端到李达面前，他正欲致谢，陈独秀忽然想起了什么，马上又站起来，指着王会悟说：“我还忘了向鹤鸣先生介绍我们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呢！”
李达微笑不语。王会悟早已羞得满脸桃红，连忙扭过头去，孩子似地嘟哝道：“人家早就认识了。”
陈独秀和众人眼神相织，都哈哈大笑起来。
寒暄过后，李达便急不可耐地要求工作。陈独秀略加思索，脸色严肃起来，他向雪中送炭的李达简要介绍国内革命形势。
听了陈独秀的介绍，李达更无法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向大家汇报了日本的一些情况后，话锋转向对建党的一些看法。他说：“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像领导俄国革命那样的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应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有严密纪律的无产阶级战斗堡垒。”
陈独秀听了，深邃的眼睛久久盯着这个年轻人，目光中充满了信任、感激和希望。他在屋内来回踱着步，然后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紧闭的窗帘，推开窗户，凝望着已沉入夜色中的大上海。半晌才回过头来，对李达说：“经过五四运动，国内已有相当数量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个人如雨后春笋。长沙的毛泽东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还和在法国的蔡和森讨论了建党问题。另外，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广州的谭平山、法国的张申府等也已开始酝酿建党。最近，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上海，我们商讨了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守常也写信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说到这儿，陈独秀话语突然闸住，炯炯的目光掠过在场之人，最后落在李达脸上。良久，才恳切而坚定地说：“鹤鸣，我和汉俊正在商量筹建中国共产党，想邀你做发起人之一，不知你是否愿意？”
“是否愿意？”李达反问一句。他回顾自己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又到坚信马列主义这一根本转变，凝结着他全部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希望，凝结了他多少苦苦追求和郁闷惆怅。他在茫茫黑暗中痛苦地摸索，而今，终于遥望到黎明前的曙光，他才舍身忘死、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面对理想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李达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用期待和感激的眼光迎视着陈独秀，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共产主义的阳光普照华夏，我李达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陈独秀再一次紧紧握住李达的手。
一直在旁边静静倾听的王会悟向李达投去了敬慕的目光。
从此，李达在老渔仁里2号住了下来。他时常和陈独秀、李汉俊等彻夜长谈，开始着手于具体的建党准备。并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在博文女校参加了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