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文化与建筑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多处都对中国人的起源及史前文化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说最早乃是盘古氏开天辟地，后来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等。在近代，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主张中国人是从西亚迁徙而来的。在这里有两点要指出：一是中国之人种并非从他处迁来，而是自古土生土长的，从诸多的考古发掘中足可资证；二是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中描述的中国远古的“历史”，都是不够确切的，多为传说，因为它们一无当时的文字为证，二无器物为证（指描述中的器物）。而真正的中国远古文化，则是在许多史前遗址中得到确证。从近代开始，在我国的广大土地上，多处发掘出远古时代的人类遗址。1965年5月，我国考古学家在云南的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这是如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足见当时已有人类活动。其他地方，如蓝田、马坝、大荔、山顶洞等，多处发现人类活动痕迹。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1992），约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动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荆州鸡公山发掘出五处人类遗址和两个石器加工区。1993年，在南京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人类头骨化石，距今达35万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内发掘出烟墩堡遗址，并有多种石制品。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内容更丰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狩猎场所和屠宰场，还发现许多陶制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的动物遗骸和人工培植的稻谷标本，当然还发现好多陶制品。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划符号。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发掘出连排房屋，长26米，进深7米，共八套，而且发现绘有推拉式门型，甚为可贵。1993年至1995年在郑州北郊发现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面略呈圆形，西墙残存60余米，北墙残存230米，最高处达3米，土墙为板筑法。据测定距今已达五千年，如此一来，我国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认定的还可上推千余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库区发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有居住区、仓窖区、墓葬区和石器制造场。也发掘出石壁、钺等“礼器”，说明那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社会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发掘兴隆洼遗址，有围沟、房址、窖穴等，为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达八千余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层的房址三十一处，还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连排式，内部空间灵活，外形整齐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筑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遗址，发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建筑基址上有夯土层，夯窝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这里属良渚文化层，说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当高超的建筑技术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发现距今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考古发掘。这许多资料，不但足以证明中国人是中国古老土地上士生土长的，决非自西方迁来，而且早就有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
从比较具有地域特征、遗迹内容也比较多的地方来说，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归纳起来，比较典型的，大体有下列几处：
河姆渡文化，位于浙江馀姚，距今大约七千年；仰韶文化，位于豫西渑池，距今大约六千年；红山文化，位于内蒙古赤峰，距今大约六千年；马家窑文化，位于甘肃临洮，距今大约五千年；良渚文化，位于浙江杭州，距今大约五千年；龙山文化，位于山东章丘，距今大约四千五百年；齐家文化，位于甘肃广河，距今大约四千年。这些地方的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根据人类学和史学理论，这些文化虽然已属定居性的早期农业文化，但都还没有发现有文字，而且几乎都是石器和陶器，未见金属的使用、所以无论从物质生产上还是观念文化上，都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因此，历史的记载（指书籍、文献资料）只是后人根据许多传说，编织出来的一个完美神奇的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形态。
在这里，我仍仅对中国远古时代的居住形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在史书中和诸文献资料中，对于当时的建筑和居住形态，有较多的记述。
《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墨子·辞过》中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可见中国远古时代的洪水之灾是一次大灾难，洪水过后，人们渐渐居于平地了。《韩非子·五蠢》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但有巢氏是否确有其人，则不得而知。《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
从诸文献记述来看，种种的说法，可以统一为这么两点：一是上古穴居而野处，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泽低湿之地，人们在树上筑巢而居。而据考古学家分析，洞穴居住者，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渐渐露出地面，由穴居、半穴居变为地面上建屋而居；巢居糊口渐渐把居住空间下降，由巢居到半巢居（即干阑式建筑）而也变为地面上建屋。
据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长江流域水网地区是我国远古时期文化发展相当早的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长江下游一带，已有较发达的史前文化了。这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来的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遗物中了解到。他认为，由于这一带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可能采用挖洞的办法来解决居住问题。处于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主要凭借树木构筑窝棚，这就是所谓“巢居”。这种居住方式既可以避免猛兽的侵害，也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实质上它是远古猿人住在树上的直系发展。
杨鸿勋认为巢居的建筑，主要取材于树木，因此在木结构技术方面，很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巢居的最早形式可以推测为在单棵大树上建巢：在分枝开阔的叉间铺设枝干茎叶，构成居住面；其上再用枝干相交构成史前时代晚期建筑形式避风雨的棚架，如同鸟巢。这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巢”的原型。
巢居的发展，先是在一棵大树上结巢为屋，后来发展到数木结巢，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渐多，而多数人找不到如此大树，从而有所发展。后来由于林木不足以为槽巢，故用人工插木于土来筑屋，然后又渐渐地降落到地面上。如今我们还能见到这种称之干阑式的建筑，这就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建筑形式。如今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的民居，如图，就有这种形式特征。据考古学家和建筑史学家的研究，云南的西双版纳、瑞丽、陇川等地，由于这里的文化比较封闭，它的原型特征至今仍然存在着，所以能表现出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史前时期，我国北方多穴居，这是由于我国北方一带（多指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土层也较厚，所以当时人们便挖土为穴而居之。但是，与巢居一样，考古学家认为，穴居也有其发展序列。据考证最早所开挖的是横向的洞穴，后来也因为人口渐多，这样理想的地方较难找到，所以就发展成为斜穴，即坡地上的斜洞穴。后来聚落迁至平原地带，于是就变成了袋形的竖穴。这种竖穴后来渐渐加大加深，用树干（留住枝桠）作为出入洞口的扶梯，上面又加顶盖。以后，也许觉得如此深的洞穴，出入毕竟不方便，于是就改成为半穴居的形式。这种形式又由袋形半穴居发展成为直壁半穴居。这种形式的洞穴，都有比较考究的屋顶。屋顶由中间一根木头支撑发展成为多杆支撑。最后也与巢居“自上而下”相仿，渐渐地向地面发展，成了建于地上的建筑。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史前时期的建筑基本上就是两类，即“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若以地理来分，则北方多居“营窟”，南方多居“槽巢”。后来，都又发展成为平地建屋了。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建筑形式的种类也渐渐多样起来了。
穴居
远古时代，我国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原因，所以多为穴居形式。
半坡遗址的史前建筑
半坡遗址位于西安附近的半坡村，这是一处由半穴居和地面房屋组成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属仰韶文化，最早的距今已达六千年。仰韶文化时期在我国远古时代属母系氏族公社由繁荣走向晚期，这时从生产来说已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了，但狩猎和采集仍然存在。从黄河流域诸遗址的考古研究来看，这一带的诸聚落，定居生活已相当稳定，因此建筑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我国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认为，当时的建筑工具，从半穴居穴壁的遗迹看来，挖土还是用原来的木耒和手握的石、骨、角器。另外有石铲，挖土取土更方便。用于木材采伐、加工的工具，出土有石斧、石铲、石凿、石楔等。建筑工具的发展对建筑的改进有很大的关系。
半坡遗址的总建筑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位于河东岸的坡地上，这里既便于取水，又免受洪水之灾。这个聚落分三个区域：居住区、陶器制作区和墓地。以居住区为主，占地3万平方米，已发现的建筑达四十余座，建筑有方形和圆形（平面）两种，边长或直径均为4米。在居住区的中心，是一座大房子，平面的长边为14米，短边为12.5米，里面有四根立柱，并划分出几个小室。据分析小房子为母系社会中的成年妇女过对偶生活的住屋，大房子为氏族首领及氏族内老、幼、病、残者住的，这里也是族内议事、节庆活动的场所。这些遗址形态，充分反映出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
根据考古发掘，这里分析半坡遗址几个典型建筑的实例。
第一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21”的建筑。按发掘记录，穴底发现三只柱洞，皆直壁，深度各为80厘米、100厘米、110厘米，其中有一柱洞，似为后来加的柱洞遗迹。其余二柱洞相对中轴的两个对称位置上，已遭破坏，估计原来应有一柱洞。即复原为对称布置的四中心柱。这个建筑的顶部做法，只能推测了。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四柱顶杈上架四横梁，构成周围椽木的中间支点；另一是以四柱顶杈为中间支点，先于对角架设四椽，顶部相交构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柱洞梁达80~110厘米，说明栽柱技术已较发达，而这可能也反映了四柱尚未用横梁联系之可能较大，因此认为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些。此建筑遗址的入口已残破，只能按同类型的复原。沟状门道为了防水，上面推测是有雨篷的。门道两侧未见柱洞，其做法应是在门道前方先架设一大叉手，顶部支撑门道横梁前端。从建筑内部中间的火塘可知，当时的饮食上已用烧烤。此火也作冬天取暖之用，顶上有孔，排烟之用。
第二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39”的建筑。这一建筑的室内地面以与室半坡穴居遗址外地面平，周围柱洞应是侧部围护结构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据发掘记录，南部的人口处排列有柱洞，说明门限很高，以至需要内设木骨。所谓门限，实际上是因袭穴壁概念的矮墙；鉴于柱洞较小，周围大约同门限矮墙的高度。这是初期的地面建筑形式，实际上是构筑起来的木骨泥墙代替挖土形成四壁。复原墙高，可以竖穴的一般深度来估算，约80~100厘米高。门内外有垫土，作为踏跺。墙上的屋顶亦推算为半穴居的情形。房子的构架，根据中轴偏北的中柱遗址，可设想屋盖木构，一中柱为中间支点，先架一椽，悬臂之室中心，形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从而形成端正的方锥形屋顶。周围排柱没有特别粗的，这说明还是萌芽状态的墙体构造与屋盖全同，即墙体和屋顶还较含混不清，所以尚无“屋檐”。这种构架方式，扎结节点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受力后会产生一些变形。墙体因变形而外倾，有点像粮囤的形状，这也可以减少雨水对墙体的流侵，是否故意如此，则不得而知了。今天尚能见到西安附近武功出土的圆形的陶制房屋模型，亦可资证。
第三个例子是考古编号为“F6”。这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当然其圆是不太规则的，直径约为6.70米。中部偏北有两个柱洞，柱洞有防火栏杆护坎墙。参考同类、同时的遗址可知，南部被灰炕打破部分还有对称的两柱，故复原为四根中柱。这个遗址的重要现象是，墙体较薄（16~20厘米），泥墙内的木骨遗迹多为半圆、楔形、矩形等扁长柱洞，即木骨多为劈裂加工的木材，其截面长边多在10厘米左右，长边沿圆屋切线布置，其间无较粗的木材。这个遗址的入口处埋有木骨遗迹，推知门限的高如坎墙，可略起掩蔽作用，也可减少地面的尘土吹入室内。另外，门内两侧设隔墙，墙后形成适于卧寝要求的隐静空间。
姜寨遗址的史前建筑
陕西临潼附近姜寨村史前时代聚落遗址，也是近年来所发现的一处很有价值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个遗址的文化层，也属仰韶文化期。这个遗址总面积达2万5千平方米。在已经发掘的1万7千平方米中，已显露出的房屋基址有一百余座，还发现有大量的窖穴、墓葬等，它们所反映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从建筑形态来说与半坡的（建筑）形态相仿，但从总体布局来说，则更为完整而且典型。整个居住区的北、东、南三面，被一条壕沟所围，西南端有一条河流。壕沟的东边及南边是集中的墓葬区。居住区内四面都分布着许多大、中、小型的房屋。更有意义的是这个居住区的布局，它们的房屋的门都向着居住区的中心开设的。居住区的中央，有一块大空地（广场），还有两片可能是作为牲畜超大型夜宿场的地方。据考证，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住人的，每座房屋的室内都设有火塘（灶炕）。大部分房屋形式是半穴居式的，也有少量的是平地建造的房屋。小型的房屋面积约15平方米左右。这种小型房屋也有方形、圆形两种，可住三至四口人。中型的房屋可住六至八口人。而大型的房屋在整个聚落中只有五座，每座面积约100平方米，若住人，则可容二十余口人。但这估计不是一个“家”，而可能是老者残疾者居住的，并有集体的“公共建筑”的功能，可在此议事、节庆等活动。从布局（见图）明显地可以看出，房屋分为五大组，每组一座大房子。大房子的门也朝向广场的中心。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氏族社会的结构形态已很完善。根据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分析，这个聚落遗址的大、中、小型房屋是有不同功能的。小型房屋是作为母系社会中一个家庭里成年女子过对偶生活的住房，好比如今新结婚住的“鸳鸯楼”、一室户差不多。不过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还只是一个生活上的单元，而在生产和经济姜寨遗址史前建筑上还不是独立的，他们仅保存有少量的分配给的储粮，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窖穴。中型房屋是供一个家庭使用的，族长是女性，带领着老人、未成年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好比今天的三代之家。屋内除了灶炕外，还有一处地方用来作为举行会议节庆活动的空间，这也好比我国民居中的堂屋差不多。室内睡觉的床位往往分成左右两半，分布在人口两侧，可能是因男女分睡的要求而设置的。在家族中供对偶家庭使用的小房子都围绕着家族房子布置。大型房屋供整个氏族使用，如上所说，除了有一部分类似集体宿舍那样的房间，供孤老、残疾人使用外，大部分的空间供整个氏族集会、议事、庆祝活动。这个已发掘出来的姜寨史前聚落遗址，有五个氏族聚居，他们有共同的陶窑、畜栏、窟穴、墓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由游牧过渡到农业社会。土生土长，世代相承，显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
巢居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建筑起于筑巢也许更确切些。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建造房屋的神祗是有巢氏。在《庄子·盗跖篇》中说：“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韩非子，五蠹》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中说：“石楼山在琅琊，皆有巢氏治此山南。”又引《项峻始学篇》中说：“上古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西晋的张华在《博物志·杂说上》中说：“皆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专国主断，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这些记述也许属无稽之谈，但至少它影响了我国的文明史和文化形态。有巢氏的构筑术，影响到中国的木结构技术的发展，很可能非一人所为，但后人神化有巢氏，沿其道而更有所发展。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如上所说，穴居多在高处，土层较厚，多在北方；巢居多在低处，地面湿润，多在南方。据许多考古发掘也证实这一点。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馀姚河姆渡村的史前文化遗址中的房屋（遗物）了，这些遗物距今已有七千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浙江馀姚的河姆渡村发现有古人类聚落遗址，据考古学家鉴定，这是我国远古时代母系氏族的全盛时期的一个聚落。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他们以水稻为主要作物，已为耜耕农业，发现有诸多谷类化石和一些简单的木制农具。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当时的建筑，从考古发掘得到，这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木结构建筑了。据考证，当时的住屋以木构干阑式建筑为主。最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建筑的木构技术已经用榫卯结构了。榫，即榫头；卯，即卯眼。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构架。据考古发掘，河姆渡一地，发现有大量的这种木构件，当时已有梁、柱、棂及企口板等多种结合形式，这在世界建筑史上真是个辉煌的奇迹。我国数千年来，木构建筑的构件结合，就是靠这种形式。不但是房子，其他如家具和大型木构器物，也用这种结合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现在的木匠，仍以能掌握这种榫卯的木构技术为荣。有的木匠手艺差，做不好榫卯，只好用铁钉来固定，这种木匠被贬为“洋钉木匠”，被人看不起。不过，榫卯技术之所以一直沿用下来，达数千年，确实有它的优点。这种房屋建成后，会有微小的变形；但这种变形不但不影响它的使用，美观，坚固性，而且由于它的构件结合的可变性，反而能调节外界的力，所以它不怕地震之类的灾害。1976年唐山大地震，好多建筑物都震倒了，但离唐山不远的天津独乐寺观音阁却安然无恙，只是有小小的变形。这座建筑经历了千余年（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风吹雨打，曾经历过大小好多次地震，至今却仍然屹立。这可见我国的木构榫卯技术之价值了。
河姆渡遗址所发掘出来的这种建筑木构件，它在新石器时代又是如何加工而成的呢？其实，在我国的江南一带，还发掘出大量木材加工工具。一是伐木工具：主要是石斧，江苏吴县出土的石斧、木柄与石斧头结合，也用榫卯结合固定。用这种斧子伐木，斜砍成大半圈凹槽，不断地砍，最后截断。二是成材工具：截断长木的横断操作，使用石斧，与上面的工艺相同。方木、板材的劈木，用石斧、石楔及木棒、槌等榫卯的加工，榫头用石斧制作；卯眼则用石凿、骨凿、角凿、木棒及槌等工具。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很会动脑筋想办法了。
在我国史前时代，人们已经能如此巧妙地加工生产，建造房子，这说明中国人自古勤劳、勇敢、聪慧，创造出举世闻名的璀璨文明。
远古时代的建筑与艺术
建筑作为艺术，起源也是很早的。在史前的建筑中，已可以看出一些建筑的艺术特征了。鲁迅认为，“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切地反映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在我国的诸多史前建筑中，就反映出建筑的这种艺术性的雏形。
江西清江营盘里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描绘的是一个建筑，脊长檐短，屋面是梯形的，其上饰有许多抽象的原始图案。这个建筑虽然是出土文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形态，这种建筑形式及其装饰，可以说是萌芽状态的建筑艺术。
史前时期的装饰性艺术，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象的如鱼形、鸟形、人形等等；另一类是抽象的，利用线条组合，有点像现在的图案那样，表现的是某种情态、形式美。当时在许多器皿、建筑物等，多用这种形式来作装饰。这种装饰的目的，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是表现人自己的聪明才智，二是表现某种美或价值。人类的历史也许就在这种美的形象中得到熏陶，从而走向文明和进步。
建筑与装饰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说史前建筑艺术时，先从器皿的装饰说起。
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用具象的鱼、鹿、人等图案绘其上，有的十分巧妙地结合器皿的形状特征，说明我国传统的造型艺术，对功能的重视，先有形，再根据形进行装饰。后来的建筑艺术装饰也同样遵循这种艺术原则。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史前时期的建筑，只有遗址，已无原物存在。而像浙江馀姚的河姆渡遗址，也只有一些当时的木构件（化石）。所以当时的建筑艺术到底如何，就难以得到实际的形象了，我们只能从一些现存的文物中作分析研究。根据当时的那些彩陶上的美丽图案，也许能推断出当时建筑物上也会有类似的装饰，因为对当时的文化形态来说，这种建筑装饰不但有可能，而且也是需要的。
史前时期的艺术，多与宗教结合，甚至有人提出艺术起源于宗教（这当然是不确切的，但至少说明这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史前时代有许多建筑，从造型来说出自当时的宗教原因，但它又是人的精神产物，是感动人的，近乎艺术。
在今之辽宁海城岫岩，发现一座巨石建筑。据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说，此叫“姑嫂石”，书中引《丹东市志》所记：“位于岫岩县岫岩镇北5公里兴隆乡兴隆村薛家堡子，当地群众称为‘姑嫂石’。石棚的左右后三面各由长1.8米、宽2米、厚0.8米的大石板组成，顶盖是一块长5米、宽4米的椭圆形大石板。”这种巨石建筑，在我国是很多的，除了上面说的岫岩一例外，在辽东半岛还有许多处，四川也发现有好多处。其形式除了上面说的石台状外，还有许多独石和立石的形式，据《中国原始艺术》一书的作者分析，它们的功能有三种：一是石台为原始先民酋长的坟墓或墓志，是灵魂不灭的象征；二是石台为原始社会进行祭祀的宗教场所，是古人对太阳崇拜的象征；三是石台即古人之“祖”（祖庙），是性器崇拜的象征。
据作者分析，一为坟墓或墓志说。如《华阳国志·蜀志二》中说：“蜀有五个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万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但其形状似乎不太像。另一说，书中引曲传麟《辽东半岛石棚性质初探》之说：“我认为主要是新石器晚期到奴隶社会初期，氏族首领或奴隶主的墓葬，同时也是后人祭祀祖先的祭祀场所……根据考古的发现，欧洲石棚中多是屈身葬。在中国过去只看到暴露在地表面之石棚，多数前面的敷石是半截的，有的被当作庙宇使用，内部都已清理干净，因此没有见到人骨。近年来在石棚中发现人骨的已有多处，在辽南双房二号石棚发现了人骨、石纺轮、陶壶。”关于认为它是宗教祭祀场所或宗教纪念物，以及说它是古人之“祖”的分析，在此不予细述。总之，这三种说法都与人的精神有关，而且都注意其造型。可以看出，无论何种说法，都说明当时的这种建筑造型，与宗教和艺术有关。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这里发掘出许多史前文物，据研究这些文物和房屋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如上所说，建筑也只留下遗址，因此，要研究这些建筑的艺术性，也只能从其他一些文物来间接地推断了。从发掘出来的一些陶器中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能用艺术手法作形体的夸张，如“纵目人面像”，把眼珠凸出有好几厘米，嘴横向拉长作笑容，纵目人面像鼻子两翼用呙卷状，双耳大而且高。虽为夸张但却从比例和细部形象来看，却是一个艺术性的雕刻。有人分析这是“图腾柱”上之物，显然是宗教式的，或者可以说是史前的宗教和艺术的结合。
再说浙江馀姚的河姆渡，这里发掘出来古代文物的年代更早。除了上面说过的榫卯结合的建筑木构件外，在此还发掘出许多陶制器皿，如陶钵口沿上的连环禾叶纹、象牙雕刻的双鸟朝阳图等，都可以看出在距今达七千年的史前时代的艺术追求。圆形环面上的两幅连续图案，说明这是当时人们对图案艺术已有了某些规则性的把握，对于形的抽象和组合，无疑已达到了美的境界，从中可以作一推断，即当时人们对住屋有艺术加工的可能，而且其风格也可能是如此。那些“双鸟朝阳”、“双鸟负日”等图案，则也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文化想像力。
岩画在我国发现有很多处，如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其内容是酋长兼巫师的形象，不但表现出当时的宗教式的文化内容，而且显然是一个空间，表现出氏族社会的某种庆典仪式场面。岩画在山崖上，可以保留至今，足见当时人们对于表现人类自我的欲望和能力。所以大至岩画，小至陶器、玉器，都说明我国史前时代的种种艺术素养。
可惜的是当时的建筑不能保存下来，只留下基址和一些残余的构件。但从好多的建筑遗址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那种很有规律的方形、圆型房屋，其本身也正是建筑艺术的雏形了。
有人说建筑艺术要比建筑产生得晚，认为人类一开始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避风雨、防敌兽而挖洞、筑巢，谈不上什么艺术性。这种说法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艺术”之类的问题，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早期阶段却是很朦胧的。上面说过，人建造的建筑，之所以称之为建筑而不是“窝”、“巢”、“洞”之类，其本质在于人是靠智慧构筑的，通过思维，经过推敲，有目的地营造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本能的。因此，古人的建筑，一开始就具有精神要素，这种精神要素就反映在以怎样的方式把建筑造得更好些，更合理些。从美学的角度说，这正是建筑艺术的萌芽。同时，精神活动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必然有宗教和人际关系问题（早期的伦理关系），这种现象也是对建筑（形式）的要求。因此，作为“人的建筑”，一开始必然会伴随建筑的艺术性。当然这种艺术性决不能如同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或我国的秦始皇的阿房宫那样明显和高超，而是原始的、朦胧的，就像当时的器皿岩画文身等那种“艺术性”。但是，这毕竟含有艺术性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物上的投影。
我国史前时代的建筑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开创了自己的建筑艺术。随着历史的发展，才有如此壮丽辉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先秦的城市建筑
众所周知，城市与人类文明有密切的关系。“文明”一词，英文中叫civilization，这词源出于拉丁文的“城市”（Clvltas）与“市民”（civis）。因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有城市，在这以前，只有聚落，没有城市。城市的产生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作为艺术的建筑艺术的萌芽，有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他说的是古希腊，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据《吕氏春秋》记载，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夏鲧作城”，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城市了。在《史记·夏本纪》中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据裴驷的《集解》说，阳城在今河南颍川之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于1975年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小城堡（遗址），据分析它可能就是鲧作之城，但这毕竟有些无稽，所以更可能是夏禹时代的阳城。这座城市遗址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最早之城。
据《括地志》记载，夏的末代之王桀建都于寻阝城，“故寻阝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195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附近的夹河地带，发现古文化遗址，后来经多次发掘，遗址范围很大，文化遗存也很丰富。早期部分距今已近四千年，相当于夏代与商代之交，则很可能就是夏桀之都郡城。后来到了商代，也在这一处建都。近年来在偃师二里头东北的洛河北岸，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城址。这座古城的周垣已查明，城门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位置和组合也已发现，但还在进一步发掘中。这座古城址中部有一条低洼地，当地称尸乡沟，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尸乡，殷汤所都”。尸乡，即偃师之古称，所以据研究这里很可能就是商都西毫。
在陕西一带，古时候为周人所居，当初在今陕西的岐山、扶风两县之交的周原建都。他们在沣河以西建丰京，后来又在河东建镐京。丰镐，即西周之都城。后来周灭商，丰镐成了全国最大的城市。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故又在今洛阳建造洛邑王城。此城完全按都城礼制格局营建，洛邑不但规模大，而且左右对称，并筑有内城外郭，是两重城垣的大城市。
《周礼·考工记》中如此记述周代都城的形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意思是说，匠人规划和营建都城，其范围是都城规模，九里见方，每边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道的宽度可并行九辆车。城内东侧置庙，即帝王的祖庙：西侧置社稷（即谷神）坛。城的南部（前面）是朝廷宫殿：北部（后面）则是市场和居民区。但后来由于地理、社会实际情况，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中说的形制很不一样。只有到了明成祖在十五世纪建都北京时，都城格局才接近周代的规范。但“面朝后市”也不甚符合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诸侯纷纷营建各自的都城。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里说几个比较典型的先秦城市实例。
一是燕下都。
燕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的一个饶有名气之国。据历史记载，燕都在蓟城。考古工作者从1975年开始，在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一带发掘出一座古城。专家认为这就是燕都蓟城。可是从历史文化和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燕下都更为有名。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这座城市的营建年代，据考证不晚于战国中期的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79），是当时燕国在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历史上燕太子丹就在这里送别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荆轲咏歌和之，场面感人。燕昭王时代乃是燕国的复兴时期，当时在此修造“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贤士，后来历史上好多文人墨客来此题咏感怀。燕下都以两个方形城作不规则的组合。城东西约8.3公里，南北约4公里。城墙用黄土版筑，残存遗迹宽度7~10米不等。城内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是宫室、官署、作坊等，西部似为后来扩建的。宫室位于东部北端，有高大的夯土台，长135米，高7.6米，成阶梯状。附近还发现一些建筑的遗址，可能是此台的附属性建筑。考古学家认为，此台很可能就是“黄金台”遗址。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建筑遗址，据统计所发现的夯土台基（建筑遗址）达50余处。
二是吴都阖闾。
春秋时期，我国的南方开始繁华，当时的楚、吴、越等国，不但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且经济、文化也很繁荣。这里说的是吴国的都城阉闾，即今之苏州。相传商朝末年的周人首领古公直父有三个儿子，他欲把王位嗣于第三个儿子季历，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避嫌疑而离开周原，千里迢迢向东南方而去，来到了今江苏无锡的梅里定居。兄弟俩一方面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也“文身断发”；另一方面又给当地人带去了周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当时南方“荆蛮之地”，生产力相当落后，多为刀耕火种），因此这里的生产和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所以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据《吴越春秋》所记：“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就是泰伯城。后来泰伯逝世，仲雍继之，并代代相传。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记，周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从此吴为周之版图。后来吴渐渐强大，成为南方的一个诸侯强国。这时，梅里的泰伯城已难作为吴国之都，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今苏州一地（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比梅里好），兴建都城。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并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在今之苏州建都城，即阖闾城。当时伍子胥说，“凡欲安君之民，兴霸称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库，斯其术也。”据《越绝书》记载，“阖闾都城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丈七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它与北方中原诸地先秦时期的都城形制较接近。“从小城北邑中径，从阖闾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二十三步。水道广二十三步”。从这些记述可知，吴国的阖闾都城内街道规模，要超过同时代的北方诸都城的街道。
阖闾城是吴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有皇宫衙署，驻有军队。在阉闾城西郊的上方山还建有鱼城，居高临下，为军事要塞。阖闾城也是吴国的经济中心，城内有许多作坊、市场。当时冶炼技术特别发达，相传著名的造剑能手干将、莫邪就在此铸剑。这里还有热闹的市场，人们除了购物、贸易外，还有许多文化活动，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葬其女儿塍玉，“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视之”。这种生动而热闹的场景可想而知。
阖闾城自建造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这座城在当时来说是一座雄伟的都城，说明当时我国南方不但政治和军事已很强盛，而且经济和文化也已相当发达了。
三是赵都邯郸。
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国，《史记》中记述赵国于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郸，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长达一百五十八年。这座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在当时分王城与廓城两大部分。王城即宫城，由东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如“品”字，城内总面积约5公顷。遗址四面有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和凹形门址。其中西城近正方形，边长约1420米，周围有残高3至8米的夯土城墙，保存较好，每面城墙都有两处门址，其中各有一门直通主体建筑“龙台”。在遗址中发现“龙台”，位于城中部偏西；这里相传就是王宫，故称“龙台”。台基近正方形，东西103米，南北132米，高约16米。台的四周层层而上，如梯田状。邯郸古址又发掘出茶棚、梳妆楼等遗址。
东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内东西最宽处926米，南北1442米，城中有南北两大夯土台，据考证这里就是赵王阅兵点将的地方。这使我们联想起当时赵惠文王、蔺相如、廉颇诸重要人物在此誓师抗秦的壮观场景。
北城更不规则，也发掘出一些夯土基址。据研究，赵王城可能毁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郭城即“大北城”，是邯郸的古城，也是赵国都城中人民生活、手工业生产之地。经发掘研究，城址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约3.2公里，南北约4.8公里。遗址中发掘出许多战国时期的遗物，并发现制骨、石器、炼铁、制陶、水井等遗址遗迹。
四是鲁城。
鲁城在今之曲阜。这座城市远在鲁国之前就有较多的文化史料。曲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记·周本纪》）舜“作什器于寿丘”，“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均同上书）。但这些史料都是后人所记，既无当时文字，亦无实际遗迹。曲阜在商代也曾一度为王都，甲骨文“王入于奄”，奄就是曲阜。《后汉书》说鲁国为古奄国。而从历史上看，曲阜作为都城，最辉煌的要算春秋时期的鲁国了。鲁国重教化，僖公时修泮宫，《诗经·鲁颂》中的《泮水》篇，就是指此地。当时孔子（前551~前479）在鲁国讲学，弟子三千，学生来自秦、齐、楚、宋、陈、吴、晋诸国，可见是当时“天下”的教育中心了。
鲁国都城曲阜，其形状近乎扁方形，四周筑有城墙。南端城墙笔直，东、北、西三端弯曲，似是地形之故，城的四角略呈圆弧状。城周长达11.771公里，其中东垣长2.531公里，南垣长3.25公里，西垣长2.43公里，北垣长3.56公里。据《太平寰宇记》引《曲阜县志》：“古鲁城，春秋之时鲁国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门。”这十二座门分别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齐，右曰龙；正东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麦，归德，其左也，当时天下学者由是门入，故鲁人以此名之。”现在已发掘出十一座门。但在众多文献资料中，门的名称又有些不同，如《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有南门、雩门、稷门、东门、鹿门、稚门、莱门、高门等。
鲁国都城的营建原则，“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今尚有残存城垣，这是都城的外郭。城的中部有鲁国的宫城，叫中城。据《春秋》记载，成公九年（前582）、定公六年（前504），都以中城为宫。今已发现在此有大量的建筑基址。整个基址高出地面达10米左右，周围有夯土城墙基址，墙基宽约4米。整个宫城范围甚大，东西约550米，南北约500米。
在宫城外，还发现有许多居住区和作坊遗址。从考古发掘知道，宫城四周，除今曲阜（明代所建）外，其他地方多处发掘到建筑基址。据记载，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岁时祭之，“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后来此处位置未曾更动过，只是历史上多有扩建，但“阙里坊”、“孔子故宅门”等尚在。从总的看，鲁国最重仪礼，故都城的营建，相对来说也最符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
古鲁国都城，在文献资料中多处有记述，如《诗经》、《尚书》、《左传》、《孟子》、《礼记》、《史记》、《汉书》等等，所谓“伯禽封鲁，建都曲阜”。《诗经·鲁颂》有“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字，为周室辅。’乃名鲁公，俾侯于东。”《尚书》中也说，“鲁侯伯禽宅曲阜。”伯禽是周公旦之子，在此封侯。而后来伯禽的次子炀公则在曲阜建都（据说在此之前封地在河南鲁山）。如此说来，鲁国都城的建成年代当在西周初年。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的文物资料，其中有西周早期及中、晚期之建筑遗址及文物多件。所以今之曲阜，确为西周初年所建之古城所在地。
五是齐都临淄。
齐，最早为周的封侯之地，在今山东之西北部一带。此城最早约建于公元前11世纪，开国之君叫吕尚，建都营丘（后改名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之东北）。春秋初，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逐强，后来在齐灵公时代，国疆扩至山东东部和河北南部。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后来“合纵”失败，于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乃是中原大国，不但政治和军事上力量强大，而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齐人讲究装束、排场。帝王的文化生活也甚丰富而高雅。齐王爱好绘画。韩非子（前280~前233）在《外储说左上》中说到：“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者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刘向（前77~前6）在《说苑》中提到，“齐有敬君者。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其妻对之。”这说明当时齐国不但重视绘画，而且还重视装饰。
齐都临淄城大约建于公元前4世纪，城址在今山东临淄城北，可幸的是当时的城墙现在还有残址。故城有大小两座城组成。大城南北约4.5公里，东西约4公里；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城周长约7公里余，总的面积约15平方公里，是春秋战国时期诸都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齐国都城形势十分险要，城墙高大厚实。小城嵌入大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有以“桓公台”为主体的大片建筑群（今为基址）。桓公台高14米，台基近乎于椭圆，南北长达86米，建于生土之上，位于小城西部偏北。桓公台是当时齐国寝庙之所在。城内南半部还有一些手工作坊的基址。城边有淄河，位于大城的东城墙，为一天然护城河。大城乃是齐国贵族与平民杂居之地。《管子·大匡》中说到，“凡仕者近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由于城市规模较大，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愿相邻而处，故留出好多空地。贵族们的住所靠近宫衙，老百姓、工匠、商人们则聚于市。而当时的“市”，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了。临淄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一座很繁华的都市。据《战国策》所记：“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煽朔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可见人多而富，车水马龙，繁华之至。
在临淄古城址发现有许多城门遗迹，这与文献资料上所记基本相符。当时临淄为齐国之都城时，有城门八座：东门、东闾、北门、西门、雍门、稷门、扬门、虎门。有些文献中还有广门、南门、申门等。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十座门了。
最后说江南的一个小城，即位于今江苏常州之淹城。
淹城位于今江苏常州市的南面，距市区约7公里。这座古城乃是西周时期的南方小国淹国的都城。淹城有三重城墙，分别为宫城、内城、外城。宫城呈方形，周长约0.5公里；内城也呈方形，但四周呈圆弧形，周长约1.5公里；外城为不规则形，周长约3公里，略呈圆形，这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响。城墙均用土筑成，三道城墙均仅一个城门。外城之门在西北向，内城之门在西南向，宫城之门在正南向，自宫城一直向外，有一条大路经三座城门通向北路。宫城地势较高，中间有土台，据考证乃是建宫室的地方。三道城墙的外侧都设有护城河，内侧可能也有河，但遗迹已不甚明显。在外城内西部有并排三个土墩，当地人叫“头墩”、“肚墩”、“脚墩”，相传是埋葬吴王女儿三段身首之坟墓，可能就是古葬墓或古建筑的遗址。
淹城内及城河内发现有许多印纹陶器碎片，在城内河的南面、东面发现有近二十只印纹陶罐，据考证是战国初期的遗物。淹城出土文物甚多，如铜尊、铜盘、铜牺等等，从这些文物中可知我国先秦时期南方的艺术文化特征，显现出浪漫而秀美之气质。后来还在护城河中挖出长11米的独木舟，经测定也为战国时期之物。
淹城乃是一座小城，所以文献资料上少有记述。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在《越绝书》上：“毗陵县南城，古故淹君地也。”以后《读史方舆记要》、《常州府志》等也有所记。当初曾有人以为它是殷商末年原在山东的淹君，周灭商时逃到南方来，在此建都，但一则所发掘出来的文物，几乎均为战国的，二则从发掘的文物来看，其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南方风格，几乎没有北方风格。
秦汉时期的城市
秦始皇灭六国，秦帝国一统天下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余年，但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功绩不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后来“汉承秦制”，基本确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从城市和建筑来说，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阿房宫、始皇陵，足见其伟大。这里先说当时的都城——秦咸阳。
咸阳位于今陕西省咸阳以东约20公里处的渭河处。但早年的秦都，是在关中平原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当时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终于为“春秋五霸”之一。由于雍的地理位置不利扩张称霸，故秦献公二年（前383）迁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这里利于东进。但到了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人见渭水之滨，乃水陆交通之要地，而且这里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众多，顺渭水东下，对东扩更有利，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于是就迁都咸阳。二十余年后，终于完成统一天下之大业。
天下既统一，都城更兴旺。但关于秦咸阳的都城规制、布局，史书上却少有明确的记述，又因渭水的冲击变迁，秦咸阳遗址在二千年中不断被冲毁，所以难以作详细的确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一批规模巨大的秦代宫殿遗址，并出土好多瓦当、文饰、空心砖及壁画残片。关于秦咸阳的都城情况，据《三辅黄图》记载，“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连接渭水南岸“诸庙及章台、上林”（《史记·秦始皇本纪》）。咸阳的都城格局被描述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桥横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气度不凡。秦始皇自己也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所谓“朝宫”就是阿房宫，“上林苑”则是帝王之园囿。
汉代的城市
继而代之的汉朝，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
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得天下，建立西汉王朝，建都于关中渭水南岸的“龙首原”，即今西安市之西北。据《三辅黄图》记载：“高祖（刘邦）七年（前200）方修长安宫城。”长安之名乃当时所立，取“长治久安”之意。城内有两座大型宫殿长乐宫和未央宫。长乐宫利用秦之兴乐官改建；未央宫是由萧何主持新建的，规模宏大。
汉长安城形状不甚规则。城周长25.1公里，城面积达35平方公里，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罗马仅13.68平方公里，拜占廷仅11.99平方公里，而且建城年代均比汉长安晚）。据史料记载，此城之形状是有意识不规则的，“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不过实际上还是由于地形上的影响。
汉长安的城墙，每边有三座城门。共十二座城门。从东城墙北起，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城墙东起，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城墙南起，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城门西起，横门、厨城门、洛城门。城门设计依照严格的规制，均辟有三个门洞，门洞前建有跨越城壕的石桥。
长安城内街道宽畅，大道笔直而平坦，宽度达45米左右。每条大道又分三条平行的道路，与城门的三洞对应，中间为驰道，供皇帝行，百姓及官吏只能走边道。道路之间有排水沟，路两旁植行道树槐、杨、柏等。这种壮观场景，可想而知。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城内大乱，一代风流的京城，从此衰落。后来东汉刘秀称帝，眼看长安受战乱破坏，面目全非，故弃之而择东都洛阳为都城。但长安在东汉时作为“西京”，稍有恢复。最受灾难的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长安城之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后来西晋文学家潘岳在《西征赋》中，记述了当时长安的凄凉场景。到了隋代，本欲建都于此，但眼见此地一片瓦砾残垣，所以只好放弃汉长安之地，在其东南面另建都城，名为大兴城。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始为东汉，年号建武。次年建高庙，造社稷坛，在城南立郊兆，后则起南宫前殿，起明堂、灵台、辟雍，造诸官府，后来又建北宫等，大国都城面貌始备。东汉洛阳的都城格局与周王城有些不同，主要是在南北宫的建制上。据记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城四周12个城门外，均有巍峨的双阙。双阙是门前两侧竖立的高楼，作为望用，但更是表现庄重的中轴线的一种建筑形式。相传东汉时南门朱雀门前的双阙，在四十五里外的偃师就能望见。
洛阳既为东汉都城，则城市宫廷市井，辉煌而且有序。城内有大街24条，每条大街均植行道树、设排水沟，城市形态及设施，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城内南北二宫，气度非凡。当时文学家班固有《东都赋》，如此描述洛阳：“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苹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
东汉社会与外界交往增多，其中以西域文化东渐为最主要。随着商贾贸易的往来，西域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入京者渐多，其中要数佛教文化为最。汉明帝时，有两位天竺（印度）高僧前来洛阳宣传佛法，译佛经，佛教也从此在中国落根。东汉永平十二年（68），在洛阳建白马寺，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后来越建越多，崇佛之风大盛。洛阳城中，佛寺佛塔不计其数。详见北魏杨街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这些建筑形象，也给洛阳都城形象增添了不少新的景观。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显赫一时的都城洛阳，200年后，到了东汉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西徙长安，“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收其财产，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洛阳城几乎浩劫一空，成为一堆废墟。后来到北魏、西晋时期，才渐渐开始复兴。
秦汉苑囿
中国的园林始于西周。周文王在丰京之南设灵囿，建灵台。《诗经·大雅·灵台》中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唐鹿攸伏。”这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园林形态。它的特征，一是皇家的，二是有功能的（游赏并狩猎）。当时在灵囿之中水草茂盛，林木森森，群鹿出没于林间，禽鸟翱翔于天际，游鱼活跃于池沼，可谓景色迷人。灵台是灵囿中建造得最早的建筑物，《诗序》郑玄注：“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枝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又《三辅黄图》说，灵台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整个灵囿设置各等“囿人”，管理日常事务及饲养囿中动物。
到了秦始皇时代，在咸阳之郊建上林苑，这是更大规模的皇家宫苑了。阿房宫，其实就是园林中的特大规模的建筑。
西汉初年，在长安建造未央宫，也在其中开凿沧池，于池中起十丈高的渐台，供统治者享乐。汉武帝刘彻时代，皇家苑囿的兴建达到一个高潮。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将秦代的上林苑重加修葺，其范围“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汉书·扬雄传》）。其间“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后汉书·班固传》）。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又在上林苑内开凿昆明池，据说这是为了演练水军以征战昆明国，故取“昆明”。池周围四十里，遗址在今西安南匣石口，面积达332顷。池中建豫章台，并有巨大的石雕鲸鱼，高三丈。湖的水面较大，水面上有百余船只，“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汉书·食货志》），盛装的宫娥在龙舟上轻歌曼舞，皇帝坐在豫章台上观赏取乐，宛若置身仙境。昆明池也是个“水库”，用于水利是它的另一个功能。
建章宫是上林苑中的一座重要宫殿，也是汉武帝所建。苑之北有太液池，是当时著名风景区。太液池周围的建筑十分奢华。汉武帝晚年时，喜神仙道术，故太液池中有三座土山，相传为“蓬莱”、“方丈”和“瀛洲”，所谓“海上三山”。池中种植菱藕，并有多种水禽，富有天然之趣。初秋时池中红荷紫菱，碧波白羽，美不胜收，又有各式小舟穿行其间，景色如画，帝王将相，时游其间。
长安又有皇家园林以外的苑囿。汉长安中梁孝王（汉武帝之弟）的兔园，构石为山，凿地为池，华丽的宫殿与林木花草相间，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无不具备，是为当时长安名园了。长安附近有富豪袁广汉，也造园林，据历史记载是最早的私人园林。“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鹦鹉、牦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积水为波澜，其中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
东汉时，东都洛阳的园林也甚盛。当时在洛阳城中大量地建造宫苑池沼。如上林苑、芳林苑、西苑、长利苑、菟苑、灵囿、御龙池等等，张衡在《二京赋》中称“精思博会，十年以成”，对洛阳苑囿有所描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蛸。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鹃秋栖，鹘鹃春鸣。且鸟鸠丽黄，关关嘤嘤。”
先秦的住宅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住宅的基本形式已经出现，这可以从考古发掘的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交界的周原建筑遗址中来考察。这座建筑，当初新发现时认为是西周时期的一座住宅，但后来经研究，认为并不是住宅，而是西周初期的一座宗庙，因为在这里同时发掘出有许多筮卜甲骨文片，识读的结果，认为它是当时的一个宗祠。不过古代的宗庙的形式与住宅类同。
到了东周，一些文献资料记载了当时的住宅形制。刘敦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认为，“根据《仪礼》所载礼节，研究春秋时期士大夫的住宅，已大体判明住宅前部有门。门是面阔三间的建筑，中央明间为门，左右次间为塾。门内有院。再次为堂。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见宾客、举行各种典礼的地点，堂的左右有东西厢，堂后有寝卧的室，都包括于一座建筑内。内堂与门的平面布置，延续到汉朝初期没有多大改变。”
秦汉的住宅
在一些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许多明器（墓中的陪葬品），能说明当时的住宅建筑的基本形式。一座平面为曲尺形的住宅建筑，和院子在一起，是一个近乎正方形的平面。从其他一些出土的明器来看，有的也有楼房。在墙上刻出柱、枋、地袱、叉手等，可以窥知当时木构架的形状大体和宋代相同。窗的形状除了方形和横长方形以外，还有成排的条状窗洞，很像六朝和唐宋间的直棂窗。屋顶多用悬山式。围墙上也有成排的条状窗洞或其他形状的窗，似乎明清二代最发达的漏窗，在汉代早已种下根苗。
四川成都曾出土一个大型住宅模型，其主人也许有一定的官衔。这个住宅的布局分左右两部分：左侧有门、堂，是住宅的主要部分；右侧是附属性建筑。左侧的外部有大门，门上装有栅栏，图画得很详细具体，很有建筑史学价值。门内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均用回廊绕之，很有生活情趣。后面的院子正面，绘出三开间的正屋，屋上梁架也画得很清楚，属悬山式的单檐屋顶。室内还画出两个人席地而坐，谈笑风生，院中有双鹤起舞。屋前有台阶，据分析这是家中的堂屋。另一个院子里有两只鸡在争斗，也属家中的一种戏娱性的活动。右侧也分前后两院，用回廊绕成。前院较小，兴许是个杂院，里面有厨房（右）、水井（左）与晒衣架等。后院内有一个高楼，可作观望远眺。高楼的屋顶用庑殿式（四坡顶），檐下有斗拱，十分讲究。楼的下面还画出楼梯，可拾级登高。
汉代对人的社会等级看得很重，所以在住宅中把大门做得很考究，一般说贵族的宅第，外有正门，共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屋顶中央高左右两边低，边上是小门，用于一般的出入，有重大事件时，需有一定的仪礼，则“大开正门”。据分析，大门以内，还有中门，它和正门都可通行马车。门旁还有附属房间可以居留宾客，称为门庑。院内以前堂为主要建筑。堂后以墙、门分隔内外，门内有居住的房屋，但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饮食歌乐的后堂的，这种布局应自春秋时代的前堂后室扩展而成。除了这些主要房屋以外，还有车房、马厩、厨房、库房以及奴婢的住处等附属建筑。
我们知道，住宅建筑最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但在住宅内部的家具也是很能表述当时的生活的。
直到东汉还没有椅子和凳子，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或者坐在床上，因此桌子的形式也与后来的不同，那时多数为比较矮的几案。
秦汉陵墓
中国是个崇天崇祖的国度，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人与天地是相合的，称为“三才”；人有来龙去脉，所以对祖先也十分崇敬。老人去世，后辈为他营葬，并纪念他。帝王去世，则臣民们对他更有隆重的祭葬。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不但有很考究的陵墓，而且又有很详细的文献记述。就连当时尚无文字时代的先王，后人也为他们造墓记表。下面的表，就是史前的帝陵之记录：帝号、姓氏在位时期陵名地点盘古氏上古时期盘古陵南海（传说）伏羲氏史前时期太昊陵河南淮阳、湖北襄阳等炎帝（神农氏）同上炎帝陵湖南酃县黄帝（轩辕氏）同上黄帝陵陕西黄陵（山东、甘肃、河南等）尧（唐）同上尧陵山西临汾、山东南平等舜（虞）同上舜陵湖南宁远禹（夏）同上禹陵浙江绍兴。
夏禹之后，夏朝历代帝王的陵墓虽有记述，但亦无法查考，大概是在河南一带。商灭夏，商朝历代帝王陵墓也同样如此，大概位于山西一带。到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帝王之陵墓在史书上更有详细的记载，每个皇帝的在世在位的年代以及他们的陵墓地点等，都有记述。
先秦的帝王陵墓，在此举两例说明之。
一是黄帝陵。此陵位于陕西黄陵。关于黄帝，相传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又叫轩辕氏，姓姬。历史上说他率领诸部落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才有了安定团结。不过这些都是传说，只是后来的一些史书上都有记述，所以黄帝才被公认为我们的祖先，黄帝陵也是后来修造的。黄帝陵在城北桥山上，山上古柏森森，山下有沮水萦绕其间，景观庄严肃穆。这座陵墓仅3.6米高，陵周长约48米。陵口有碑亭，碑上书“黄帝陵”三字。后面还有一座碑亭，碑上刻“桥陵龙驭”四字。后来历代皇帝前来祭祀，多有碑刻，使这里的环境更富有皇家陵墓之气质。
关于黄帝陵和黄帝的死、葬情况，可见《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其来年冬……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二是大禹陵。此陵位于浙江绍兴。大禹是距今四千余年我国夏朝的创始者，相传他领导人民治理洪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治水英雄，而且他具有极高的品操。相传他“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所以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崇敬。
关于绍兴的大禹陵，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曾写道：“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几千年过去了，虽历经沧桑，但此地之为禹陵则无变。
绍兴大禹陵，由禹陵、禹庙组成。禹陵位于禹庙之东。庙西有河，上为禹贡桥，过桥向东南行，即禹陵，今仅存一座“大禹陵”碑亭。禹庙的布局很有特点，它倚山就势，南北向中轴线布局：过贡桥即为庙之西南角，有西辕门可入，进入庙内须转一个弯才到庙的中轴线上。中轴线自南向北，地势由低而高，南墙一块照壁，壁前一亭，即岣嵝碑亭，向北为午门，门内又一院落，北首数十级台阶，上为祭厅，其北又一院子，正北即禹庙之大殿，高20余米，歇山重檐屋顶，屋脊上书“地平天成”四字，建筑形态巍峨壮观。殿内大禹塑像，后屏绘有九把斧头，意为他治水开通九条河流（九派）。此建筑最早建于梁代，今存之建筑建于近代。院子左右有东西配殿，今为中国古代水利、治水之展览厅。由东配殿旁出，前有一小山，山上有亭，曰“窆石亭”，亭中立石，高2米，周围亦2米许，顶端有小孔，相传此乃是大禹灵柩下葬时用的平衡物。这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秦始皇陵墓，无论规模、形态、记述，都称得上是最伟大的帝王陵墓，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临潼县城东约十里处，南为骊山，北有渭水，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秦始皇登基即位不久，就开始建造他的陵墓了。但是，直到他五十岁去世（前210），陵墓还未完全造好，可见其工程之浩大。这座陵墓的设计，真可谓用尽心机。“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据记载，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令皇宫内的宫娥殉葬其中，又将修墓的工匠也关闭其中，活埋在墓内。
秦始皇陵是一座由人工堆成的山陵，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但至今它的高度还有近50米，可见当年的雄姿。现存陵墓为方锥形夯土台，东西345米，南北350米。周围有两层墙垣，内垣周长3公里，外垣周长6公里。这座陵墓虽经项羽破坏，但地下之物尚存。近年来，在陵墓的外周已发掘出大量的兵马俑、铜马车等约八千余件，更可见它的举世无双之伟大。秦始皇陵的做法，后来便影响到汉代乃至后来历朝历代。如墓室中布置成上有天文下有地理的形态，以水银作江河海洋的象征等等。
再说汉代的茂陵。茂陵在陕西兴平东北的窦马。这座帝王陵墓可以说是汉陵中最伟大的，它是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的陵墓。汉武帝是汉代的第五代皇帝，在位达五十余年，很有功绩，开创西汉的鼎盛时期；他的陵墓最伟大，也属理所当然。这座陵墓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进行规划、设计了，一共造了53年才完成。当汉武帝崩后下葬时，陵上之松柏已长成几人合抱了。茂陵规模甚大，周围有夯土方形城垣，每边长达400余米。里面的坟墓呈圆台形，看上去很有庄重感。
然而，地面上的坟的伟大，也许仅是有高大的山的形象和一些碑碣、石像之类；而地底下的墓却更了不起，墓里面放进无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虚地上，实地下”的中国墓葬文化。在茂陵中，据《汉书》记载，墓室里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据说到了汉武帝的灵柩放进去时，里面已没有其他空位了。这许多葬品，可惜到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时被盗去不少。
最后说汉昭烈帝刘备惠陵。这座帝王陵很特别，它与武侯诸葛亮祠合一处。这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合庙之千古绝唱。惠陵位于成都武侯祠西侧。人们心目中只知武侯祠而不太了解惠陵。这个祠的平面，中轴线布局，前面两道门，然后是刘备殿，过厅之后为诸葛亮殿。惠陵也有中轴线，是从背后开始的。在诸葛亮殿之西，有一桂荷楼，楼西为琴台（亭子），然后有一小门，上书“中有汉家云”。人内是一条曲线形的夹道，两边红墙，墙内竹林滴翠，十分幽静。其实在路的西侧就是墓了；但人们必须沿此路绕过墓，才到墓前面，这里是刘备陵墓的中轴线起点。这种空间处理是十分巧妙的，它能使两处靠近的空间变得甚“远”。这是一种礼仪上的，但又是感觉上的需要。中轴线的最南端是一块照壁，然后两个厅，墓在后厅之北。墓呈半球形，高约1.2米，体量虽不大，但亦富有纪念性。
这座帝王陵从历史文化来说是做得比较确切的，它成了汉代历史的一个“句号”。在刘备殿上有一副对联云：
一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这正说明从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魏晋南北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