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
秦汉时期最有名的其他建筑,就是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了。但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八达岭等地所见到的长城,乃是明代时所修的。秦始皇时代造的万里长城,如今只剩下一些城基。然而,当我们一提起长城,立刻想到的还是秦代。
其实长城早在秦以前就有了。公元前776年,周幽王在今陕西省西安附近的骊山顶上,大举烽火于城台,为的是博得爱妃褒姒之一笑,但却终于酿成大祸。他在烽火台上点火,这是个军事信号,表示都城危急,各路诸侯自然有援兵来救。但幽王玩了个骗局,从此以后,就失去了烽火的作用了。这也就说明了长城和烽火台,至少在西周末年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上关于长城的记述就更多了。如楚国在今河南、湖北一带建有国界性的城墙,其他如秦、赵、魏、燕、齐等,都在自己的国界处筑城墙。如张守节说:“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中国,因此决定把这些割据式的城墙拆掉,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花了10年功夫,把燕、赵、秦的北方边界连起来,这就是万里长城了。这座长城的作用,就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等)侵犯。秦长城西起甘肃的临洮(今岷县),经今之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北等省、自治区,直到辽东,总长超过一万里。
秦代建造的万里长城不但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而且也染上了一层民俗性的文化色彩,所以更为人们知晓。这些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孟姜女的故事了,流传千年。古时候称长女为“孟姜”,传说她本姓许,陕西同官人。她的丈夫叫范杞梁,被秦始皇拉去北方建造长城。春去秋来,杳无音讯。孟姜女做了寒衣,千里迢迢,期望能在杞梁徭役期满后双双回家,过夫妻团聚的生活。谁知当她到了目的地,丈夫已被坍塌的长城压死了。她悲痛欲绝,哭了三天三夜,终于悲愤地跳入大海,离开了人世间。如今在渤海湾还有一处礁石,叫“姜坟雁陈”,据说这就是“孟姜女坟”。因为这里时时有大雁萦绕,故名。后来汉代的刘向编写了《列女传》,根据当时的民间故事,描述孟姜女的事迹,又经历代的民间流传,此故事便家喻户晓了。人们怀念这种人间的可贵的情缘,所以在今之山海关附近建有孟姜女庙。据《临榆县志》记载:“贞女祠,在东关外十三里望夫石之巅,祀孟姜女。此祠创始于宋以前。”孟姜女庙在岗上,登108级台阶到达庙前,庙分前后两殿,前殿内塑有孟姜女像,左右童男童女侍之,龛上有匾,上书“万古流芳”四字,两边有楹联:“秦始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孟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名贞。”殿门前的楹联很奇特,一直被旅游者传诵:“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后殿为观音殿。殿后有巨石,上刻“望夫石”三字。游山海关之游客,必到此一观。
秦代之后,汉魏等历代均修筑过长城,其中汉代修筑之长城规模最大,并把长城沿河西走廊过玉门关一直造到新疆。但这些长城今天只留下少数断垣残壁了。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城市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三国鼎立,后来晋武帝统一中国,但不久又分裂,近三百年南北对峙。一直要到公元581年,才由隋文帝统一中国。但真正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大国,在唐朝才算正式开始(618)。这一时期,建筑和城市在形式上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建筑内涵却有所进步,更为丰富了。
汉以后的城市形制不再以统治机构的宫殿占绝对优势。如果我们把西汉的长安和唐代的长安作一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汉长安城中宫殿占去好大一片,几乎是全城一半以上的地方;而唐长安城中宫殿面积明显地缩小了,大部分是居民区和市肆区。
这就是一种进步。有人说,所谓城市,其实是由“城”和“市”两部分组合而成的。“城”,其性质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市”,其性质为生活、商业、文化诸方面的。而若突出了后者,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文化的繁荣。
从建筑来看,如宫殿建筑,无论是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诸方面,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既反映在合理性上,也反映在表现性上。如唐代的含元殿能从形式上充分地表现出大国帝王宫殿的巍峨壮丽,飞翼般的高楼,高而巨大的台阶,都可以看成壮丽雄伟的建筑语言。又如唐长安的大明宫中的麟德殿,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建筑技术和艺术也相当了不起。它是以三个建筑结合而成的,这种木构技术是相当复杂的。高低错落,勾心斗角,造型富有变化,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作了。
这一时期,从社会形态来看其实可以分为前后两半段:前段是分裂、混战、多变的时期,历时约四百年;后半段是统一、安定、繁华的时期,历时约三百年。所以无论在城市或建筑上,前后两者是很不一样的。由于社会的原因,一般说前者偏小、简练,但也有小而精致华贵的,如南朝时的一些城市和建筑。后者则是大国气度,如唐代的长安及其宫殿。
上面说到,从东周到西汉,与从东汉到唐代,在历史的比较上虽然有惊人的相似,但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有所不同。这在宗教建筑上反映也许更为明显。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观念和社会生活。这对于建筑来说,发展和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佛教建筑,既要适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建筑文化,又要保持从印度传进来的佛教(建筑)本来的系统和需要。最明显的也许还是佛塔。塔这种形式在中国建筑历史上更是全新的,就连“塔”这个字也是晋宋时期为了翻译佛经而造的译音字。总之,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建筑上都得到了投影。还是这句话:建筑为人的需要而建,也反映了人。
曹魏时期的邺城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但沧海桑田,这个地方如今已大部分在漳河底下了,只有城西的铜雀台一带,还位于漳河岸上,可见到基址。因此说起曹魏时期的邺城,只能在文献资料中见到了。例如郦道元(466~527)的《水经注》中就有记载,此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晋时的一尺约为0.245米,故此城为东西3087米,南北2205米。“西北有三台,皆因为之基”,“中曰铜雀台,南则金虎台,北曰冰井台”。其中铜雀台最为有名了。杜牧《赤壁》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台是一种高敞之处,登高望远,可谓游赏之好去处。
曹魏是分裂时期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都城虽然也比较完整,但规模不大。邺城作为都城,最大的特点在于形制的创新。邺城为扁矩形,中轴线北端是宫城,其东为一组官署,官署后部为后宫,是曹操的宫室。在后宫和官署的东面(城的东北角)为皇家贵族的住所,称“戚里”。城的南部为居住、商业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五分之三。由此可知,这种都城布局与前面说的《周礼·考工记》中所规定的形制已很不相同了。邺城的布局对后世影响不小。如后来的隋唐长安,与此比较相近。
从三国时期的建业到南朝的建康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今天的南京,在五代时叫金陵,为南唐的都城;又叫建康,这是更早的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再往上溯,乃是三国时期的东吴之都城,叫建业。而所谓“六朝”,指的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梁和陈这六个连续的朝代,它们都建都于此。此城之建都,当时属分裂时期,虽然都城规模不大,但这里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采,所以一直被后人怀恋。
三国时期的东吴建都建业,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早在此建都了。“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赤壁之战后,孙权从各方面的形势分析,决定由武昌迁都于此。孙权是个讲究实际的皇帝,所以当时都城建业的规模不大,而且宫廷建筑(如太初宫等)也不甚雄伟壮丽。所用的建筑材料,也有好多是从武昌旧宫中拆下运来的,“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后来孙皓(末帝)执政,又建昭明宫,才见雄姿,其中正殿赤乌殿更为华美奇丽。
东吴为晋武帝司马炎所灭,统一中国,晋代都城在洛阳。但不久晋代分裂,晋室南渡,又在此地建都,建立东晋王朝,地名则由建业改为建康。晋元帝初到这里时,暂安于东吴的太初宫,改昭明宫为显明宫。后来到晋成帝时才建新宫,名叫建康宫。
东晋时对原来东吴都城建业作了一番改造,在规划都城时曾有一段有趣的事。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说: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
南州是在建康以南,即姑孰。王东亭即王,东晋丞相王导之孙。他解释王导对建康都城的规划思想:因为此处地盘不如中原地带大,因此要使街道做成弯弯曲曲,若隐若现,不知街道有多长,都城有多大。这其实就是空间的艺术手法了:含蓄,有不尽之意。可见当时的美学、文艺思想开始活跃,追求艺术效果,与文学中的“秘响傍通”、“伏采潜发”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朝四个朝代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康,都城的名称也没有改。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在东晋的永安宫基址上建东宫,后来又扩至玄武湖地方,叠山理水,建为苑囿。公元502年,萧衍称帝,改国号为梁,在位时宫殿建筑加建不多,所加建的多为佛寺和园林之类。到了陈朝覆灭时,都城建康被隋军夷为平地,景象甚惨,所以北宋王安石要作此吊古之词。
从此建康多年被冷落了,直到五代十国时期,这里是南唐都城,名曰金陵。南唐是小国,都城也不大,金陵之城似珍珠般小巧玲珑,文雅秀丽。南唐之金陵,位于六朝故宫之南,从图中便可知道它的规模是多么的小。
公元937年,南唐开国之主李异建金陵皇宫,位于城之中央。宫门南有御河,上有“天津桥”(即近南京中华路北口的内桥),桥南为一条正南北向的“御街”。这种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却是很正规的都城格局。所以说规模虽小,但都城型制却很规范。南唐李异以后,李(中主)和李煜(后主)都喜欢文艺,而治国少方,故国力每况愈下,终于被赵宋所灭。而那些雕梁画栋的宫殿,则成了诗人意念中的感怀之物:“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李煜《破阵子》)从此以后,金陵衰落了。一直要到四百年后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才又有飞黄腾达的时代。
魏晋、隋唐时期的洛阳
洛阳称“九朝古都”,这座城市的兴衰和变迁,不亚于南京。洛阳早在西周就已经是个很规范的都城,这在上一章已经说过了。东汉之后,洛阳因战乱而衰败。但后来又是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
晋武帝司马炎建都洛阳,有了一些建设,但不久内乱外患,如“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频仍相继。永嘉五年(311)匈奴人攻克洛阳,皇室和官僚集团聚族南逃,西晋洛阳只有短短的四十六年,又被夷作一片废墟,史称“永嘉之变”。
南北朝时期,拓跋氏集团建立北魏,也定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城,位于近洛阳市东约十五里的孟津、偃师附近。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北倚邙山,南临洛河,自然条件极好。北魏都城洛阳与以前汉魏时代的都城营建方式不同。此城分外廓、内城、宫城三层相套的形式。在内城的东、西、南三面兴建外廓。最里面的宫城,则是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心了。
北魏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多已汉化,魏孝文帝(467~499)对汉文化十分崇拜,因此都城规制还是比较规范的。内城基本上是原来的。宫城之北有皇家苑囿,即华林园。内城之西北有三座小城,叫金镛城,精工细筑,可谓固若金汤,是洛阳都城的军事要地。北魏大兴佛教,故洛阳都城里佛寺浮屠(塔)相当多。最多时寺院达一千余座,而且有的规模十分宏大。最著名的要数永宁寺塔,“高九十丈”,有些不可思议。
隋都大兴和唐都长安
自东汉灭亡分裂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朝则归为一统,终结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混战局面。隋文帝杨坚定都大兴,即西汉时的长安(附近),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这位皇帝有远见卓识,他认为长安一地,有几个优势:一是洛阳、邺城等地,在战乱期间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二是建康一地,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似过于偏南;三是陕西关中一带,东西南北,是当时的政治统治之要地(隋时主要的来犯之敌多为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四是隋起兵于关中,对这一带来说是根基之地,人心最为稳固。可见文帝决定建都于此,是经过周密分析的。
可是,定都西汉都城长安旧地,也并不是在原址上建都,而是在汉长安城之东南,新辟一址新建都城。其理由是:首先,这里曾经战乱,破坏严重,残垣断壁,清理困难,不如另择平坦之地;其次,这里地势不佳,地形狭小水质咸卤;第三,原来西汉时都城的道路和建筑等多有不合理处。因此,隋文帝杨坚在开国的次年,即开皇二年(582),就在汉长安之东南动工兴建都城,并定名为“大兴”,以示新的历史之开始。
兴建大兴城,规划师是太子左庶宇文恺,他在规划设计时参考了北魏的洛阳和曹魏的邺城,拟建成一座理想的都城。经过三十年的建设(至隋炀帝大业九年),城市才基本建成。这是一座称得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了。大兴城面积达84.1平方公里,而西方古罗马都城罗马面积只有13.68平方公里,东罗马拜占廷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只有11.99平方公里。
大兴城的规划布局,外为方正的城廓,内部分区明确。北部正中是宫城,宫城南紧邻皇城。城内左祖右社,布局规范。居住区和市集布局也很完整。这是一座我国封建时代少有的理想化的城市。但可惜隋炀帝腐败,都城建成后仅五年的时间,隋王朝就被李渊等领导的起义军推翻。好端端的一座都城,被唐朝坐享其成。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唐朝在隋朝的大兴城建都,但名字改为长安。城市的基本格局未变,但调整得更像一座大国的都城了。唐长安的总体特征是中轴线对称布局,以正对宫城大门承天门、皇城大门朱雀门、直至南城中门明德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城门位置道路的格局及东市西市的位置等,皆严格对称。城内道路呈方格网形,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道路等级分明,层次清楚,以通达城门的大街为主干道,其他则为次级道路,最后则是通达诸街坊内的小路。道路最宽的有180米,其气派可以想象。
唐长安城内的居住区为街坊形式,是封闭式的坊里制,这样便于管理,对社会治安有好处。唐代初年,天下太平。贞观年间(627~649),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美誉,即所谓“贞观之治”。
唐代长安的都城布局成了典范,后来日本的平城、平安京的规划,就是参考唐长安的。
魏晋南北朝的宫殿
先说曹魏邺城的宫殿。据左思的《魏都赋》记载,曹魏邺城的宫殿分为三部分:从西向东,西为内苑铜雀园,皇家园林性质。中间有端门、正东门、文昌殿,文昌殿为正殿即大朝之地,规模宏大,建筑华丽。其东有司马门、听政殿,听政殿是国家政府之核心,是常朝。常朝与大朝一东一西,曰“东西堂制”。
其次说东晋建康的宫殿。这里早在东吴建业(都城)时就已建宫殿;但因战乱,多已破败。东晋新建之宫殿在东吴之苑城内,名曰“建康宫”。宫之内外殿宇共达三千五百间,南有二门,大司马门和南掖门。大司马门内为太极殿;南掖门内为尚书朝堂。此处为议政之地。太极殿性质与朝堂不同,它是元旦正会等大礼之所,等级最高,只是一年之中很长的时间都空关着;殿两侧为东西堂,是帝王接见臣僚、赐宴及日常政事之地。朝堂在礼仪上仅次于太极殿。
建康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所以宫廷中皇家苑囿得天独厚。宫北即今之玄武湖,在其东的鸡笼山建有华林园。建康皇宫自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诸朝,皆以此为基础作了一些改建或加建。如刘宋时期以东府城为未央宫,石头城为长乐宫,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苑囿则建有北苑(又叫乐游苑),苑中建正阳殿、林光殿等。南齐时加建青溪宫以及仙华、神仙、玉寿等殿宇。园林方面则造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彩,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梁时最重要之举就是新建太极殿,由东晋时的十二间改为十三间,并加建了许多佛殿。陈时为文皇后造安德宫等,在此不细说了。
隋唐的宫殿
隋朝建大兴城,宫城也叫大兴宫,位于都城之北中轴线上。可是隋朝时间甚短,不久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开国,定都就在隋之大兴城,坐享其成,改名长安。唐长安之皇宫,也在隋大兴宫原址,经改建后易名太极宫。太极宫在长安城的正北,东有东宫,西有掖庭宫,掖庭宫为嫔妃所居。整个太极宫规模甚大,东西宽1285米,南北长1492米,是今北京故宫面积的三倍。宫之四周设十座门,南五(中间承天门,东为长乐门、永青门,西为广运门、永安门)东一(通训门),西二(通明门、嘉猷门),北二(玄武门,安礼门)。宫中建筑,按前朝后寝制规范而设,显示出大国气度。宫中三大殿为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在南北中轴线上。两侧殿宇众多,大吉殿、百福殿、武德殿、承庆殿、万春殿、立政殿、千秋殿、神龙殿、功臣殿、归真观、望云亭等等,殿宇亭阁不胜枚举。在宫中还有山石池水苑囿,气度非凡。
太极宫北玄武门,这是宫中出入之要地,有重兵把守。唐初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李渊交出政权,争得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之变”,其事就发生在玄武门处。后来李世民掌政,并为高祖李渊造了一座豪华的宫苑,位于长安东北。贞观八年(634),宫殿建成,初名永安宫,次年改为大明宫。后来唐高宗李治因患风湿,觉得太极宫太潮湿,所以于龙朔二年(662)对大明宫进行改建、扩建,然后皇宫就迁入大明宫去了。
大明宫如今基址尚存。此宫建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高地,干燥而凉爽,本是李世民为李渊所造的避暑的宫苑,让他年迈享清福,所以宫内布局也就不甚规整。全宫基本上有一条南北的中轴线,最南端为丹风门,向北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然后是御花园、太液池、蓬莱山等,北端为玄武门。大明宫主殿是含元殿,高大雄伟。在另外的建筑中,要数麟德殿为最大,也最豪华。
含元殿为大明宫的正殿,唐高宗李治迁宫后,这个殿就成了他的“金鸾宝殿”。含元殿位于大明宫中轴线上,大明宫正门丹风门向北610米处。整座建筑建于高高的龙首原上,并有3米多高的夯土台基。登上含元殿,向南俯瞰,是丹风门内广场;遥望远处,则是长安城和苍翠的南山,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可说是好风水了。
含元殿遗址至今尚在,还高出周围地面十余米之多。经勘测、查实,含元殿东西宽十一间,南北进深四间。这座建筑的特点不只是大,更在于建筑两侧的处理。在殿前方两侧相距约150米处,对称地建有翔鸾(东)、栖凤(西)两阁。高耸入云的两阁与大殿间曲折的长廊相联,形成围护烘托主殿之作用,使殿宇辉煌无比,而且更富有个性。后来如北京故宫午门上面五凤楼的做法,也有仿效之意象。
含元殿前有三条长达75米的“龙尾道”,自地面直升大殿,这就是所谓“百步金阶”,后来绍兴的禹王庙也仿此做法。中间的一条龙尾道宽25米,两侧的略狭一点。整个龙尾道坡度是有变化的,并有意拉长。自殿下仰视整个宫殿宛如在天上云端,真是显现出大唐鼎盛的雄姿。含元殿是唐高宗以后历代皇帝举行“外朝”的殿宇,唐代诗人王维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其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这里的盛况。
麟德殿不在宫的中轴线上,而位于太液池西侧的高地上。这里是唐朝皇帝赐宴群臣、大臣奏事、藩臣朝见的地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这里还有观看伎乐和设佛事道场活动的场所。整个殿宇有前、中、后三座殿堂组成,平面进深为前殿四间,中殿四间,后殿三间,面阔均为九间。此建筑因为是三殿并接,所以深度大于宽度,深83.5米,宽58.5米,故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在殿的周围绕有一圈回廊,廊阔3米余。在殿的两侧,东为郁仪楼,西为结邻楼。楼之前还设有东、西两亭。据考古学家臆复,认为前殿是单层的,中殿和后殿均为二层的。其左右各有一亭、一楼,建于高台上,与中殿的楼上用飞廊连接。整座建筑高低错落,交接方式多样而统一,真可谓“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杜牧《阿房宫赋》)。建筑体型复杂,但多样统一,具有建筑造型美,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文化精神。麟德殿形态,当然是后人臆复的,但根据遗址和诸文献资料,相信基本如是。
兴庆宫坐落在唐长安城东春明门内。这是一座供皇家使用的宅邸,原是唐玄宗为太子时的住地。后来他登基当了皇帝,次年便立名为兴庆宫。宫的正门朝西,叫兴庆门。宫内多设自然之物如山石、池水、林木之属,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座园林。宫中以牡丹花最有名,全长安城的牡丹数此处最佳。据记载宫中龙池的东北有沉香亭,这是专为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观赏牡丹花而建造的。这不免令人想起李白的《清平调》,其中第三段曰: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如今兴庆宫已改为一座公园,即兴庆公园,其实只是原来兴庆宫西南部的一部分。
唐代的另一座皇家宫苑是近临潼骊山北麓的华清官。当时这里是唐玄宗与杨玉环洗温泉浴的地方。“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白居易《长恨歌》)华清宫设四门,北门津阳门为宫之正门,南门朝阳门可通南之骊山。东为开阳门,西为望京门。宫内中轴线对称布局。虽为温泉苑囿,但充满皇家气度。宫内洗温泉浴之所曰“汤”,如宜春汤、尚食汤、太子汤、长汤、九龙汤、莲花汤、星辰汤等等。如今华清池及其中诸建筑汤池等遗址多已被发掘。
魏晋—隋唐佛塔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三种新的建筑形式,一是寺院,二是石窟,第三种就是佛塔了。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形式。在这三种佛教建筑形式中,数佛塔最为特殊,影响也最大。
塔,印度佛教中叫堵坡,它本来是埋藏佛教僧人的佛骨舍利子的。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圆寂(逝世)后,他的弟子阿难等人将他的遗体火化,在骨灰里找到好多光彩晶莹、佛塔坚固非凡的东西,即舍利子。人们甚奇之,于是便为他修造考究的坟墓,将这些宝贝埋藏起来。这种坟墓就是堵坡。古印度的这种搴堵坡形式,如同一个实心的半球体,顶上做塔刹,地面上沿塔的周围做一圈回廊,外用石栏杆圈起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门如牌坊形状,人们就围着这一圈回廊进行佛事活动。是印度最典型的一座佛塔:桑奇一号大塔下。
佛塔传入我国后,建造起许多类似于古印度的佛塔(堵坡)。但后来觉得这种外来形式应当与中国传统的建筑结合起来。而且“佛法无边”,所以须将塔造得比附近所有的建筑都高,才体现出这种尊贵性,因此联想到更早时候我国的一种建筑形式,即望楼。这样,所以中国的佛塔后来就越造越高了。古代的中国人聪明,他们把表述佛教的塔刹做在塔的最高处,表示无上至尊;把宝贝舍利子放在塔下的地宫处埋藏起来,表示无比珍贵;而中间的塔身部分仍起到古代的望楼之作用,人们可以上楼,登高极目,欣赏大好河山。
“塔”这个字,本来在汉字中没有这个字,一直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出现。原来印度佛塔译作“堵坡”是音译,后来也叫“圆冢”、“浮屠”、“浮图”、“灵庙”等等,据说多达二十余种,后来为了统一和方便,就造出这个字。“塔”是“塔婆”即stupa的省音字。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建造起来了。据统计在中国保留下来的古塔达一万余座。中国境内的佛塔种类繁多,大体说有单层塔、多层楼阁式塔、密檐塔、瓶式塔、金刚宝座塔等等,还有好多塔合建在一起的塔林(如河南少林塔院,塔多达250多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塔,我们在此择几处作介绍。
一是洛阳的永宁寺塔。此塔虽已无存,但在史书上有记载,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座巨型佛塔。据《洛阳伽蓝记》卷一所记,永宁寺塔有九层,木构,“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此塔建成后二十年,被大火所毁。当时百姓眼巴巴看着这座高大的宝塔被烧毁,无不为之悲恸。后来传说失火那天在东海上看见木塔正随着一股烟云升上天去。这也许是一种寄托之情了。
二是齐云塔(又叫金方塔),位于洛阳白马寺东南不远处。为密檐式方形砖塔,底部每边长约7.8米,塔总高约为35米,共13层,每层砌砖出檐,由下向上,略向内收,故外形呈抛物线状,线条柔和,造型优美。这座佛塔,据《三宝记》上说:在白马寺东南,旧即有土阜隆起,夜放光芒,民间呼为圣冢。汉明帝刘庄诏问摄摩腾,答道:天竺国有阿育王,藏如来舍利(释迦佛骨)于天下,凡八万四千所,中国境内有十九处,此其一也。汉明帝刘庄令建塔于土阜之上,塔九层,二百余尺。现齐云塔旁有金代石碑一座,按它的记载,五代之后,有庄武李王曾造九级木塔一座,高五百余尺,名叫齐云塔。北宋末年,木塔焚毁。金大定十五年(1175)改建砖塔,即今之齐云塔,算起来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了。
三是嵩岳寺塔。此塔坐落在河南登封县,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平面十二边形,外径10.6米,内径5米,高39.5米,塔的壁上有许多砖雕,外形也呈抛物线状,向上内收,曲线优美,增加了塔身的秀丽感。塔顶部的塔刹,在壮硕的覆莲上以仰莲托相轮,做得很精致。
隋唐时期著名的佛塔有下列几座。
一是唐长安的大雁塔。此塔也许是当时最负有盛名的了。大雁塔正式名称叫慈恩寺塔,位于今西安市雁塔路,塔的平面正方形,底层每边24米,共七层,高64米。此塔建于唐永徽三年(652),当时玄奘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慈恩寺内建造此塔。初建时砖身土心,平面方形,五层。公元八世纪初用青砖改建成七层楼阁式塔。大历年间又改建为十层,但因战乱只留下七层。明代时此塔又遭破坏,在外表加砌面砖,予以保护,即今之塔。
关于这座塔,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此塔取名“大雁”的由来。据《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古印度释窟东峰有座小乘寺院,不禁食“三净肉”,但寺僧经常得不到肉食。一日,有一群大雁飞过,领头的雁突然坠落地上,寺内和尚大惊,以为是菩萨显灵,所以决定在这里建一座高塔,把坠落的死雁埋在塔下。这就是“大雁塔”的出典。至于此塔名为“慈恩”,则是唐王李治为其母亲追荐冥福而取名的;二是此塔在唐代不仅是个佛塔建筑,同时也与艺术文化有关。唐代许多诗人登塔赋诗,如高适、杜甫、岑参、储光羲、白居易等等,其中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塔》云: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后来凡进士及第的人都要到大雁塔上来游赏、题诗,成了风气。白居易年少,19岁中进士,他登上此塔也题咏,其中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句。
塔内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塔底正面两龛内有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四门楣有唐刻佛像和天王像等,特别是西面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更是研究唐代建筑的宝贵资料。
二是唐长安的小雁塔,即荐福寺塔,位于今西安市南郊。此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是为藏经而建。平面亦为正方形,建塔时为十五层,明代大地震时倒掉上面二层,现为十三层。塔高43米(残高),砖砌密檐式塔,中空,有木构楼层。此塔外形呈抛物线状,故体形优美动人。
中国原有的文化观念,也在建筑上表现出来,那就是形象完整,指代明确。也就是说,建筑物要么新建,要么拆掉重建,破破烂烂的建筑总是不美的。不同于西方的建筑观念,古就是古,残破也无妨,所谓“残缺美”。罗马科洛西姆斗兽场残破了也是美的,维纳斯掉了胳膊反而更好看。然而塔是外来的(印度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甚大),所以小雁塔的顶上掉了二层也不难看。苏州虎丘塔不但破损,而且倾斜,也还是美的。建筑不但是一个应用对象,而且还表现文化,影响人们的观念形态,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三是神通寺四门塔,位于山东济南附近的历城。由于它是一座单层的方形塔,塔顶用大量的叠涩,较似印度佛教建筑风格,而且内有东魏武定二年,(554)造像题记,因此以前一直认为是东魏之物;后来在塔内发现建塔之记,才认定为隋大业七年(611)建造。此塔平面方形,四面设圆拱门,故称四门塔。这座佛塔造型简洁,朴实无华,建筑风格雄浑。四门塔对于我国古代建筑和佛教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是千寻塔,位于云南大理崇圣寺。塔共三座,一主二副,主塔名千寻塔,副塔名南塔和北塔,合称崇圣寺三塔,又叫“大理三塔”。这组塔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这里风光奇秀,塔与环境互生光辉。
千寻塔的建造年代为南诏保和年间(824~839),相当于中唐时期。塔为方形,密檐式,高69米,十六层,层数为双数的塔在我国是很少的(南塔和北塔也是双数,均为十层)。此塔属南诏国,但塔内发现唐、宋时期的珍贵文物达六百余件,其中手抄经文最可贵。这说明当时文化和宗教上的交往甚密。
五是南京栖霞山舍利塔,位于南京西南的栖霞山麓,创建于隋代仁寿二年(602)。现存的石塔为南唐(937~975)时重建。塔八角,五层,高15米,是我国古代楼阁式密檐石塔中造得较好的一座。塔身上下密布着各种题材的浮雕。其中有海浪、鱼、蟹、龙、凤和石榴,还有“释迦八相”及四大天王、文殊、普贤菩萨和飞天供养人等。此塔对于认识我国佛塔形式及演变具有价值,而且对研究唐、五代的建筑装饰艺术和雕刻艺术也很有意义。
魏晋—隋唐佛寺
前面已说到,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轻物质重精神,所谓“四大皆空”,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佛教寺院的形式立即与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结合起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从早期的洛阳白马寺开始,以后的中国佛教寺院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魏晋时代,无论南朝北朝,佛教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仅建康一地,寺院之数就有五百余座。其实北朝寺院更多,据统计,北魏洛阳及其附近一带,寺院总数达一千三百余座。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继续发展,而且确立了中国化的系统。好些佛学理论家开始对佛经做诠释、注疏,从而中国佛教也就开始出现学派、宗派。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也和其他建筑类型一样,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古的建筑原物较少。现存我国最古的木构建筑却是寺院,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
南禅寺位于山西五台县西南李家庄西北的土岗上,这里离五台县城约22公里。此寺坐北朝南,规模不大,主要的建筑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佛殿等,围成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群,东旁院落是僧房。南禅寺始建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据正殿大佛殿梁下所存的影记证实,此大殿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因南禅寺地处偏僻,所以唐武宗(841~846)“会昌法难”时才免遭破坏,幸存到今天。成了我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也是研究唐代建筑文化和建筑发展史的最可贵的实物资料。此建筑于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禅寺内文物有角石上雕卧狮三尊,小石塔一座,殿内存石狮三尊,这些都是唐代的遗物。
大佛殿于1974年至1975年按唐代所建原型作了一次大修。龙王殿为明代隆庆三年(1569)所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清代所建,近年来均作了大修。
南禅寺大佛殿面阔和进深都是三间,但宽度略大于进深,故平面略成长方形。大佛殿的屋顶为单檐歇山式,比例匀称,气宇轩昂。殿内无柱,以四根通长的椽袱直架于前后檐柱之上,并外伸。斗只有柱头与角科,而无平身科,梁架结构简单,屋面举折平缓(宽高之比约四比一),但出檐甚大,这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殿前还设有宽敞的月台。
大佛殿内有佛坛,长8.4米,宽6.3米,高0.7米。正中供释迦牟尼佛像,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手作禅宗拈花印。两侧莲座上共供有十八尊唐代塑像,体态丰满,神情自若,服饰简洁,衣褶流畅,塑造手法与敦煌莫高窟的唐塑十分一致,为我国唐代雕塑之上品。
佛光寺也在五台山,坐落在五台山东北约25公里的佛光村。此寺规模要比南禅寺大些,全寺有殿堂楼阁等一百二十余间。佛光寺最早创建于魏孝文帝时期(5世纪末),唐会昌年间灭法,此寺也被毁。现存的大殿则是唐大中十一年(857)所建之原物。
佛光寺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屋顶。殿内斗硕大,出檐甚深,装饰简洁,比例协调,表现出典型的大唐建筑的风格。寺内还有一座文殊殿也很有价值,此建筑建于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在木构建筑技术上有独到之处,即用“减柱法”。既节约了材料,又使殿内空间宽敞,是金元时期的一种构架手法。
五台山佛光寺不但国内有名,而且还影响到国外。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内的金堂(相当于大雄宝殿),就是根据佛光寺大殿的形式建造的。相传当时高僧鉴真和尚带领中国建筑匠人东渡日本,帮助他们建造,所以其形式十分相近。这也说明中日两国文化关系源远流长。
如上所说,我国木构建筑保存不多,所以好多寺院建筑已不是唐以前的原物,而是后来所改建的了。如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本为隋代所建,但今之建筑已为宋代及宋以后所建之物了。
魏晋—隋唐石窟
石窟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源自印度,它是佛教徒修行、生活和做佛事活动之地。印度佛教石窟称“支提”,如著名的卡尔利支提,是一个长方形洞窟,洞底空间呈半圆形,洞顶也呈半圆拱状。洞底的半圆空间,在圆心处设一座佛塔,用于佛事纪念活动,外部长方形的空间多用来做功课、讲经、说法等。此石窟建于公元前一世纪,洞深38米,高和宽均约14米。
石窟这种佛教建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到了魏晋时代兴盛起来,大规模开凿。后来到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加建、扩建及新凿,形成中国佛教建筑三大系统之一(还有两类即寺院和塔幢)。
我国较早的著名石窟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三大石窟”。另外比较有名的石窟还有四川大足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石窟等,不胜枚举。
石窟的形式、种类很多,大体说我国石窟的形制可以分为平顶、小窟、覆框形方窟、覆斗顶方窟、中心柱窟、穹隆顶椭圆窟、崖阁以及大型佛龛、摩崖等。但从内容来说,石窟又可以分为僧院窟、塔庙窟、尊像窟三类。僧院窟是在主室四面墙壁开凿佛龛、小室,然后再将塑像安置其中。塔庙窟多长方形,分前后室,前室是礼拜的地方,后室中间有龛柱,柱四面凿小龛,其中也安置坐佛和菩萨。尊像窟也为长方形,主要是用来礼拜的,穹顶纹饰由四面下方往上开展,甚有气派。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此石窟位于大同之西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连绵约1公里,现存旧窟53个,佛像、菩萨、飞天等总共达五万一千余尊,规模十分宏大。此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至公元494年基本完成,前后用了30余年时间。全部洞窟大体可分为三类;早期的16~20窟,平面呈椭圆,以造像为主,高大雄伟,其中第20窟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中部诸窟平面多长方形,有前后室,除中央雕造佛像外,四壁及顶部刻有许多浮雕。第三种是方形窟室,室中央有方塔柱,上刻浮雕,四壁刻有佛像、龛座。其中第六窟最为典型。此窟空间高20米,中间大塔柱粗大,断面面积达60平方米。窟内浮雕不计其数,除大小佛像、菩萨、飞天等,还刻有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成佛的本生故事,确为我国的雕刻艺术之宝库。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此石窟位于洛阳城南约12公里,这里南北两山对峙,伊水穿流其间,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故又称“伊阙”,龙门石窟就在此地,现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门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大约是魏孝文帝定都洛阳时期,此石窟开凿时间十分长久,后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等。据统计,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达十万余尊。其中最大的造像高17.17米。最小的只有2厘米。另外还有佛塔四十余座,造像题记3680品。龙门石窟有好多洞窟,比较有名的有宾阳洞、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古阳洞等,在此只说宾阳洞和奉先寺。
宾阳洞由中、北、南三洞组成,它是龙门石窟群中著名的洞窟。宾阳中洞即主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北魏宣武帝元恪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营建的二窟之一。自北魏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历时达24年,是龙门造像中雕凿时间最长、用工最多而又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本尊释迦牟尼位于中央,像高8.4米,面部清秀,鼻高且大,口含笑容,为北魏时期的我国石刻艺术中之上品。主佛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两侧壁上雕一佛二菩萨。窟的顶部雕有十个伎乐天人飞翔在莲花宝盖周围。宾阳北洞是北魏时期始凿的,到唐代初年才完成。正中阿弥陀佛高7.55米。佛的背光如熊熊燃烧的火焰,但细看又似葫芦之纹。雕刻工细生动,是唐代佛像背光火焰纹的佳作。佛两侧刻罗汉和胁侍菩萨;门口两侧浮雕二天王,形态威猛有力。宾阳南洞是从北魏至隋代所凿的,中刻阿弥陀佛,面部丰润,衣纹流畅。洞内大小佛龛不计其数。洞顶在莲花宝盖周围有两个捧供品的供养人和六个伎乐天人,衣带飘动,典雅秀丽。
奉先寺位于西山的最高处,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开凿,到上元二年(675)完成,历时近四年。奉先寺为龙门石窟造像艺术中的杰作。本尊卢舍那大佛高17.17米,头高4米,耳长1.9米。面容丰满秀丽,眼神含蓄宁静,姿态肃穆端庄,衣纹简洁流畅,可谓形神兼备。有人说奉先寺卢舍那佛的脸容是根据武则天的形象雕刻的,未可证知。佛两边侍立二弟子,迦叶严谨持重,阿难温顺虔诚。那尊头戴宝冠、身穿璎珞的菩萨衣带飘洒,显得端庄矜持,风采动人。天王像和金刚力士像也都刚毅有力,很有个性。据碑文所述,武则天后为建奉先寺曾捐脂粉钱两万贯。
甘肃敦煌莫高窟。此石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县之东南,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峭壁处,南北长约1610米。相传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位僧人叫乐樽,在此山上见金光闪闪,似有千佛在山上,于是他就在山崖壁上开凿了洞龛,这是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后来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不断开凿,形成了一座规模雄伟、内容丰富、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佛教石窟。如今,莫高窟还保存洞窟492个,壁画面积达45000平方米,彩塑两千多尊。这在世界造型艺术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莫高窟中的佛像有大有小,有大至几十米的彩塑,也有小至十几厘米的彩塑,艺术品位均很高。窟内绚丽多彩的壁画,表现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如古代的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以及建筑、音乐、舞蹈、婚丧、寿庆及各种社会活动,应有尽有,它不但是一部佛教史艺术史,而且还是一部生动的社会文化史。
莫高窟的建筑特点,是那些窟檐建筑(建于唐宋时期),这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此窟又名麦积崖,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之东南。山高142米,是我国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山形上突下收,好像农村中的麦垛,故名“麦积”。麦积山周围风景秀丽,是西北地区难得的一处好风光。麦积山石窟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文献资料,西汉末年,隗嚣曾在这里建避暑宫。北魏泰常年间,凉州禅僧昙弘于此隐居,以后玄高也来此地,后来竟收徒300余人。
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的后秦时期,并创建佛寺。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大规模开凿。如西魏文帝时,再修崖阁,重兴寺宇;魏文帝皇后去世,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间,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造七佛阁。现存最早的石刻题记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唐代开元二十二年(734),天水大地震,使麦积山石窟崖面中间部分倒塌,故整个石窟就分为东西两崖。东崖现存54窟,西崖现存140窟。麦积山的一个特征是窟内佛像几乎都是泥塑(因为山之石不宜精刻),麦积山石窟内大小佛像共有7200余尊。其中最高的佛像高约16米(阿弥陀佛),最小的佛像仅十几厘米。造像特点质朴、细腻,形象逼真。
麦积山石窟形式与传统建筑较接近,多为方型空间,顶是平的,前面设门(或廊式),两侧开龛。其中七佛阁最典型,俗称散花楼,为公元6世纪中叶开凿的典型的汉代崖阁建筑。阁内有彩塑力士像,肌肉健美,形态威武。
七佛阁一处,还是最好的赏景之地:麦积山为观景、避暑胜地,有“麦积烟雨”,属“天水八景”之一。
麦积山石窟由于年代久远,山岩石质又不甚好,须进行修复。80年代中期,国家拨专款组织人力、物力和技术进行抢修,用混凝土浆锚杆新技术将石窟加固起来,不致继续损坏下去。
魏晋—隋唐道教建筑
中国最早的时候几乎没有完整的宗教系统。只是崇祖、崇天,是一种观念加文化行为的结构形态。儒教如果是一种宗教,它在早期则只是一种观念,甚至不相信鬼神。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至于佛教,则完全是外来的,到了东汉以后才在中国“安家落户”。因此要说中国古代的宗教,也许还得推道教为本土的特产。不过,道教在最早的时候也还是一种观念,来源于“老庄”的哲学思想。后来在秦汉时期与巫术、神仙方术等结合起来,形成所谓“黄老”之道。汉初皇家也提倡黄老之学,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被儒学所取代。但是道教的正式出现,则是在东汉时期,东汉顺帝(125~144)时,张陵(即张天师)创立“五斗米道”,才正式开始有道教。道教信奉老子,立他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道教”一词最早始见于《老子想尔注》。另外,东汉末年张角又创立“太平道”,是道教的另一派别,他们的经典是《太平清领书》,当时影响也很大。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道教更盛,如葛洪(284~364)笃信道术,著有《抱朴子》。还有孙恩、卢循、寇谦之等。总之,道教作为中国流传的宗教,它的主要思想应当说是“人本”的,即研究人如何在世界上存在,如何与自然、社会建立关系,以及人怎样才能健康地活着,甚至长生不老等等。
道教的建筑称宫、观、洞、庙等。唐以前的道教建筑几乎无存,但早期的道教建筑,基本格局还可以在文献资料上得到,我们可以看看《要修科仪戒律钞》:“太真科曰:立天师治,地方八十一步,法九九之数,唯升阳之气,治正中央名崇虚堂,一区七架六间十二丈,起堂屋上当中央二间上作一层崇玄台。当中央安大香炉,高五尺,恒焚香。开东西南三户,户边安窗。两头马道,厦南户下飞格上朝礼。天师子孙上八大治,山居清苦济世道士可登台朝礼,其余职大小中外祭酒,并在大堂下遥朝礼。崇虚台北五丈起崇仙台,七间十四丈七架,东为阳仙房,西为阴仙房。玄台之南,去台十二丈,近南门起五间三架门室。门室东门南部宣威祭酒舍,门室西间典司察气祭酒舍,其余小舍,不能具书,二十四治各各如此。”据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认为,从建筑布局上看,其主要建筑是摆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为马道,崇玄台与崇虚堂是整个治的中心与“朝礼”中心。至南北朝,随着道教宫、观的兴建,由民间向官修转化,宫观规模逐步扩大,殿堂楼阁显著增多,其平面布局也向更繁杂的方向发展。
宫观是道教修道、祀神、举行斋醮祈祷等宗教仪式及贮藏道教经典的地方。道教最初的修道场所叫“靖室”,亦叫“静室”。靖室内陈设简单,仅有香炉、香灯等,供修道者静思、斋戒、修行。随后一些靖室逐渐成为地区性的活动中心,便改称“治”、“馆”。东汉至魏晋时,出现了“民家为靖,师家为治”的情形。南北朝时道教进一步发展,法事增多,渐渐由民办变为官办。唐代时提倡道教,故大规模建造宫殿式建筑,塑神像。从此宫观成为道教建筑的正式名字。除殿宇外,宫观中还有一些亭台楼阁、园林之类,合乎道教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
魏晋—隋唐住宅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中国的住宅建筑大体有这么一些主要特征:
一是继承传统的住宅建筑形式(院落式木构建筑),仍然没有留存下来的建筑,建筑史学上多求助于留下来的绘画、墓葬明器以及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内容将在下面分析。
二是由于社会由稳定的两汉转变为动荡的魏晋,把原来的规范(包括观念上的)解体了,人进一步认识了自我,因此在居住形态上就反映出不愿更多地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并且走向大自然,与山水“对话”。从魏晋开始,人们多崇尚山水,愿到山林去居住,过那种悠闲的世外桃源的理想生活。“名胜”一词,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据《北史·韩晋明传》说:“朝廷欲处之贵要地,必以疾辞,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安能作刀笔吏,披反故纸乎?’”
从文字资料中可知,当时的住宅不但仍为院落形式,而且庭院形态开始考究起来,主要的是布置绿化,享受大自然的情趣(这也许是私家园林的萌芽)。
鲍照(414~466)《梅花落》,描述中庭院子的景观:“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到了隋唐五代,文献资料及文学作品中描述当时的住宅就更多了。只说一例:李商隐的《正月崇让宅》: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先知风气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背灯独共馀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这虽是一首悼亡诗,但诗中描述建筑幽曲华美,却似园林建筑一般的美。
在绘画上,如晋代画家展子虔画的《游春图》,画中把住宅设在风景秀美的山水环境之中;唐代大画家诗人王维有《雪溪图》,描述的也是这种居住环境的思想境界。后来中国山水画,大多数的题材和主题都是这种思想的居住环境。
追求与大自然在一起,还可以说一说最典型的东晋的陶渊明。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已众所周知,读这种作品,眼前仿佛出现理想的“可观、可游、可居”的人居环境。这种境界,至今仍为人歆羡: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这些诗句,都表现出他看破红尘,愿构筑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居住环境。到了唐代,如王维、孟浩然诸人,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居住建筑形式,我们只能在一些画中见到了。但如果要证实当时住宅形态的比较可靠的形象,还须寻找当时所画的画。
隋唐、五代时期的住宅也还是不见实物,据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说,“当时文献所述的贵族,只能从敦煌壁画和其他绘画中得到一些旁证。贵族宅地的大门有些采用乌头门形式。室内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具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但也有房屋位置不完全对称的,可是用回廊组成庭院则仍然一致。”
无论是城市住宅、乡村住宅,还是官僚宅第、民间房屋,其建筑结构形式统一,空间的内庭式布局形式也统一,直到近代民居形式仍然如此,可以说三千余年不变。这就是中国文化内向性的特征的建筑表述。
魏晋—隋唐陵墓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个时期的陵墓,内容相当丰富。我们这里重点说说南朝的陵墓、唐乾陵和南唐二陵。
南朝帝王陵墓大多是在江苏南京附近的江宁、句容、丹阳一带。主要的陵墓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齐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梁武帝萧衍的修陵,梁简文帝萧纲的庄陵;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陈文帝陈的永宁陵以及梁代宗室王侯萧宏、萧秀、萧恢、萧儋、萧景、萧绩、萧正玄、萧的墓等等。
从类型来说,南朝的陵墓可以分为帝王陵和王公贵族墓两大类。
帝王陵前置有许多石刻,其中以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保存最多,共有四种八件(对称):石兽一对,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石兽与神道石柱之间残存的方形石础一对。石础上的结构已失。大多数帝王陵前的石刻仅存石兽一对,少数只有石兽一件了。帝王陵前的石兽,形象大同小异,其名不叫狮子,而是叫麒麟、天禄或辟邪。南朝帝王陵前的这些石兽称得上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之不朽作品,形体硕大,气势非凡,雕刻精到,造型夸张,自然生动。这些雕刻之可贵,在于它已脱去了汉代石刻的板滞、古拙,抓住了形象的典型特征,如有的仰首垂身,有的蹲伏潜发,有的举踵如跃,有的若行若止,生动万分。这些形象没有受到外来艺术(如佛教雕刻)的影响,还属古代中国雕塑艺术之纯粹。
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还有十八处王公贵族的墓做得比较考究。其中以梁代安成王的萧秀墓保存得最全,共八件三种,即石狮一对(这种墓前的石兽用石狮,不同于帝陵),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两对。
南朝帝王陵的墓表(又叫神道石柱)做得很考究,有丰富的内容。墓表总体形象为圆柱状,可分上、中、下三部分。下部柱础刻有双螭,两螭口皆衔珠,头长双角,长尾相交,相对作环状蹲伏。中部为柱身,柱表饰竹筒纹二十四道,上有长方形石额一方,额上文字即表文。石额上下雕有蛟龙、绳索、力士等浮雕。上部为一仰莲形圆盖,圆盖上蹲坐一小辟邪。整个墓表形象挺拔秀美,又富有纪念性。
南朝帝王陵和王公贵族墓很讲究风水,所谓“望气”。选址要“背依山峰,面临平原”。风水术又叫堪舆之术、青乌之术,大约起于东汉。从这些陵墓的地形位置来看,基本上都符合这种堪舆术之说。
再说唐代的陵墓。唐代在中国历史上乃是个泱泱大国,所以帝王陵墓也很讲究。在此,以唐乾陵为例。
唐乾陵是唐代的第三代皇帝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是“唐十八陵”中最有代表性而且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陵墓。高宗李治虽然昏庸无能,但凭着祖上创下的盛基伟业,又有老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弼,国家仍保持盛世气象。而武则天自从做了皇后,渐渐得势,掌握政权,并废中宗、睿宗,创立“武周王朝”。但在她临终时却还想回到李氏家族之中来(有遗嘱为证),所以后来把她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
乾陵一地,风水极佳。梁山有三峰。北峰最高,即乾陵地宫之所在;南峰有二,东西对峙,俗称奶头山,是乾陵的“天然门户”。据《长安图志》记载,乾陵周围原有内外两重城墙(今部分墙基已找到),内城南北城墙长1450米,东城墙长1582米,西城墙长1438米。城墙四面设门。南为朱雀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至于建筑,据《唐会要》中说:“贞元十四年(798)……献、昭、乾、定、泰五陵各建屋三百七十八间。”但今天这些建筑全部无存。
据文献资料记载,唐高宗临终时曾说,要把他生前所喜爱的书籍、墨迹等带入坟墓,所以估计陵内东西不少。乾陵地面上之物,遗留至今的,多在陵前中轴线上,从朱雀门外南面第一对土阙向北排列:第一是一对华表,然后是表示瑞兽祥禽的翼马、朱雀。再向前为五对石马,然后是十对石人像(叫翁仲),然后还有石碑两通:西边为述圣记碑,又称亡节碑;东边为“无字碑”。按照武则天遗言:己之功过,有后人来评,故称。但宋金时期一些游人在上题字,变成了“有字碑”。在这些石碑后,还有石人像六十一尊,这些石像与当时的外交来往有关,据说是参加高宗葬礼的诸国使者。总之,唐乾陵的宏大规模和丰富内容,反映了大唐帝国时期的陵墓形态。如今,它是我国重点文物之一,暂不准备开挖。
最后说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二陵。这两座陵墓是指李异的钦陵和李的顺陵,1950年春发现,1950年10月开始发掘,1951年1月结束。
钦、顺二陵紧连在一起,相距仅50米,坐落在南京之南的江宁县牛首山祖堂山。这个位置,三面抱山,形似“太师椅”。正面对远处的云台山峰,背后又有牛首山双峰相托,历史上称“背倚双阙,面矗云台”。
此二陵在地面上已没有什么遗迹了,地宫则做得很有特色。李异的钦陵地宫规模较大,全长21.8米,宽10.45米,自南至北分为前、中、后三个主室,前室与中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侧室,后室东西两侧各有三个侧室,共十三室。后室是主要部分,南壁正中有方门,门扇用巨大的青石板做成。东西两壁各有三门,以通东西三侧室。正中置石棺床,其后部伸入北壁大型龛门。室壁有倚柱,以示此室面阔一间、进深三间之感。壁上涂以红色,柱、枋、斗拱等有彩画。室顶用石灰粉刷,再在上面画出天象和地面的山河大地之形,意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帝王陵墓型制。
顺陵为李与钟皇后合葬之陵。此陵要比钦陵小得多,但布局与钦陵相似。地宫全长与钦陵相同,自南至北也分三个主室。前中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侧室,后室东西两侧各有两侧室,共有大小墓室十一间。整个陵的结构与钦陵相比逊色不少,这主要表现在用的材料和装饰上。如室中很少有雕刻,室顶也没有画天文地理图。这主要是当时国力每况愈下,有点无能为力了。
南唐只有三代皇帝,末代皇帝李煜后来做了赵宋的俘虏,“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虞美人》),丢了江山,北上而一去不复返,葬于洛阳的北邙山。
魏晋—隋唐桥梁
安济桥
从大的概念来说,桥梁当然也属建筑。而说到桥梁,一直让人们感到自豪的就是河北赵县的安济桥(俗称赵州桥)。此桥由李春、李通等人建造(能知道当时造桥者是谁,可谓欣幸了)。建成于隋朝大业初年,至今已有约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了。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离城五里的汶河上,是一座敞肩式单孔圆弧弓形石桥。桥净跨37.2米,南北桥堍距离共长51米,桥面宽近10米。大拱两端各肩两个小拱,不但结构合理,而且造型秀美,具有韵律感。桥侧设栏,左右共二十四块栏板,上刻龙兽等浮雕,形态逼真,雕工精美,亦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之上品。中间栏杆(帽石)和龙门石(锁石)上,分别装饰着栩栩如生的龙首和莲花。可以说,这座桥梁整体造型稳重而又轻巧,雄健而又秀美。远远望去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称得上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科学寄于艺术形象之中,艺术寓于实用器物之中。
宝带桥
坐落在江苏省苏州市葑门外的宝带桥,建于公元816~819年(唐元和十一至十四年),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座桥梁。此石桥是多孔桥,与运河平行,是苏州至杭、嘉、湖的必经之路。此桥全长317米,有53孔,桥宽4.1米。桥堍两端各有石狮一对,但今北端只有一只。北端有石塔和碑亭各一座。此桥曾三次大修、重建:一是南宋绍定年间,二是明代正统年间,三是清代同治年间。如今虽然基本上已是同治年间所修之物,但其形制格局,仍保持原建时的许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