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散文
宋代是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宋初文坛，骈文仍居统治地位，致力于写这种绮靡繁缛之文成了一部分文人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与此同时，就有人起来反对这种形式主义文风。
宋初最早起来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是柳开。柳开（947~1000）首先提出了重道、致用、推尊韩柳的主张，猛烈抨击骈体文“华而不实”，有害于明道、致用。然而他的主张也有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其为文亦不免“辞涩言苦”。柳开的实际创作成就不算高，但他对宋代古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柳开同时提倡古文的还有王禹偶。王禹偶（954~1001）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精神，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写古文应该“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继承和发扬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理论与实践。《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均为其代表作，议论恳切，描写生动，语言优美平易，形成简易晓畅的文风。苏轼称其“以雄文直道独立不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文“始全变五季雕绘之习，然亦不为柳开之奇僻”。其简约淡雅的文风实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声。
穆修（979~1032）也是古文、古道的积极倡导者，他推尊韩、柳，刻印韩、柳文集，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其创作虽未完全摆脱骈文影响，语言也较为滞涩，但其功不可没。
稍后于穆修的石介（1005~1045）是一位批判形式主义文风、倡导古文的勇士。他强调文章应“本于教化仁义”，尊崇韩愈、柳开，对“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派诗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文虽不免粗疏，语言不免艰涩，但长于排比，富于气势，感情充沛。
此外，姚铉、孙复、张景、宋祁等人，也都以继承古文传统、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为己任，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
宋代前期这些古文家为宋代古文运动制造了舆论，举起了旗帜，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借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能全面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而重道轻文，艰涩怪僻的倾向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他们可以给骈体文以打击，但仍无力取而代之。
随着北宋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宋代的古文运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古文家，把古文运动推向了最后的胜利。
范仲淹（989~1052）不仅是政治上革新派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主张文章要“应于风化”、“明帝王之道”，主张革除文弊。其政论杂文，趋向古文，而章、奏、表、启，仍杂骈俪。其名作《岳阳楼记》，用骈体写景、抒情，用散体叙事、议论，为历代所传诵。苏舜钦（1008~1048）提倡和写作古文亦先于欧阳修。他强调继承儒家文艺思想中的现实精神，主张明道和反映现实，反对浮靡雕琢。其散文《沧浪亭记》等颇为有名。尹洙（1001~1047）也大力提倡古文，反对浮艳文风，推崇韩愈，主张明道，相传欧阳修学古文曾受其影响。其《辩诬》、《论朋党疏》等文，均写得简古有序。然而，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还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登上文坛时，宋代古文运动面临着两条战线作战的任务：一是反骈体文之浮艳之风，二是反古文运动内部艰涩怪异的文风。欧阳修继承韩、柳的文学主张而又有所发展。在文道关系上，他既主张明道、文道统一，又注意到“文”的独立地位和作用。他自觉地用改变文章内容的办法来改革文风，强调写文章要“切于事实”，不尚空谈，反对“职于文”的文士。他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又明确指出文与道是两回事，提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认为道不可代文，文章的艺术技巧关系到文章能否传之久远，强调了文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他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观点，提出了“穷者之言易工”的文学命题。他反对艰涩险怪，提倡平易自然，强调“道易知”、“言易明”、平易晓畅而又耐人寻味。这对他自己和宋代文风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他反对骈文的浮艳、冗繁，提倡文简意深，但对骈文并未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不但为宋代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宋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宋代古文运动组织了一支骨干队伍。他自己作品甚丰，众体兼备。其议论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论点新颖大胆，论证雄辩透辟，结构严谨，气盛神旺；其记叙文如《醉翁亭记》、《尹师鲁墓志铭》、《泷冈阡表》等，叙写简洁，描绘精彩，感情深沉；其抒情文如《读李翱文》、《祭石曼卿文》等，感情真挚，叙写生动，语言婉丽，形式精美。此外，他的笔记体文集《归田录》，生动活泼，情趣不尽，开宋人笔记文写作之风气。欧阳修的文章平易流畅，精到细密，情深意浓，语言丰富，形成平易婉曲的独特文风。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可谓对其文风最全面的概括。欧阳修为一代文宗，王安石像起唐代古文之衰，开宋一代文章风气。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宋代和后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安石（1021~1086）的文学主张明显地带有政治家的特色，他也主张文以明道，但更强调文章“务为有补于世用”，他甚至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他强调文章以“适用为本”，要求文章直接为现实政治斗争和社会教化服务。在文道关系上，他将文道比为器与刻绘之关系，将器之实用价值视为“本”，将刻绘的观赏价值视为“末”，并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表现了重道轻文、文道对立的倾向。王安石的文学主张不无偏颇之处，然其散文仍不失为第一流文字。其议论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观点鲜明，见解卓越，论辩有力，锋芒毕露。其记叙文以墓志和记体文为多，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叙事精详，描绘生动，叙议结合，深婉有致；其抒情文以《祭欧阳文忠公文》为最，真情充溢，曲折多变而又自然浑成。王安石的散文以其简洁峻峭的风格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然其文亦有不重形象性、抒情性以及不重文采之缺憾。况且王安石要求别人写文章要“同己”，北宋后期变质的新党也以王安石为圭臬，学校、科场一以王文以标准，使文章出现雷同化倾向，对散文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曾巩（1019~1083）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近于欧阳修，但他比欧阳修更重道。先道德而后辞章是其一生为文宗旨。曾巩之文多为议论和记叙，其《墨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颇为有名。其文虽不重文采，但却自然淳朴，别是一家。其文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长于议论，且文必及道。能通过事实讲道理，议论也纡余委备，但既无韩愈之浑浩流转，亦无欧阳修之激昂慷慨，时有空泛迂腐之气；二是其文章法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简朴平易，然不及韩愈之纵横变化、欧阳修之婉丽多姿、情韵丰厚。曾巩以纡余、简朴、俯仰如意之风格特色自具，颇有学者之文雍容冲和之气。其文从南宋理学家至明清，均备受推崇，影响颇大。究其原因，恐亦在文必及道和谨严平正、有章可循。今天看来，前者似有浓厚的卫道色彩，后者又显严整有余，风韵不足，正是其文章的弱点。
苏洵（1009~1066）为文，主张“有为而作”，务近贵实，反对浮华；提倡“自然成文”，反对有意“作文”。其文以议论为主，如《六国》等，议论纵横，文笔酣畅，感情强烈，雄辩有力；其记叙文亦多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送石昌言北使引》等，叙写生动，委曲尽意，章法严谨，激情澎湃。苏洵文章风格雄辩恣肆，简切坚劲，显然受孟子、《战国策》及韩愈等的影响，而其理论与实践又直接影响到苏轼和苏辙。
苏轼（1037~1101）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的领袖人物，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高举起韩愈和欧阳修这两面旗帜，坚持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大方向。他强调文章要以“体用为本”；坚持文以明道，文道结合，但更重视“文”的独立作用，他认为“文”是技艺，写文章应“技道两进”，把“能道意所欲言”定为文章的最高境界。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曾巩像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重大发展。由于重视散文的艺术特征，他对散文有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继承了欧文的平易自然，而进一步追求“自然”，提倡“行云流水”，无拘无束；反对文章程式化，强调姿态横生，千变万化，风格多样；他既主张有“法度”，又主张创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强调“辞达”，要求言尽其意。他自觉地把文章当作独立的事业，把古文运动的理论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其散文创作包罗宏富，众体兼善。议论文之《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记体文之《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文与可画谷偃竹记》；志传文之《方山子传》；书札杂著之《答谢民师书》、《日喻》等均为名作。其各体文章均写得奔放恣肆、姿态横生，活泼畅达；语言精美纯熟，自然明快，骈散相间，比喻生动，形成“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把散文的实用性、通俗性、艺术性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唐宋古文的积极成果，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辙（1039~1112）在文学理论方面，特别强调“养气”，他认为“文不可以学而成”，主张在读书和与社会广泛接触中“养气”。其议论文如《六国论》等，虽不及其父兄之雄健恣肆，然亦能纵横驰说，有理有据，结构缜密，情理兼到。其书、序和记叙之文如《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均为名作。文章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结构严谨，富于气势，文势汪洋恣肆而又畅达委备，形成“汪洋淡泊”，“一唱三叹”的独特文风，自立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林。
唐宋古文八大家系指在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中成就最卓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八个作家，即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他们是唐宋两代古文最高成就的体现者。他们上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有批判地借鉴六朝文的某些技巧，适应时代的需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古代散文发苏洵像展的方向道路问题，他们所开创的以接近口语的文言书面语言而写的新体古文，一直以散文主流派的地位持续到“五四”时期。在中国散文史上，他们既集以往之大成，又对散文进行了开拓和创新，带来了唐宋散文的大繁荣，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实绩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北宋文以其长于议论、平易自然的突出特征雄据文坛，南宋散文也大体继承了这个传统，杰出作家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南宋偏安江左，朝廷屈辱投降，故南宋一代散文都充满着爱国的激情。李纲（1083~1140）提倡“文章以气为主”，其奏札《上高宗十议札子》及政治论著《中兴至言》等，议论剀切，理足气盛，绝去雕饰而富于变化。胡铨（1102~1180）主张以文传道，强调作家的骨气与德性。其文多长篇大论，如《上高宗封事》等文，议论激切，声震朝野，慷慨气盛，淋漓痛快。陆游（1125~1210）也主张“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的内在修养。其记叙文如《烟艇记》等多淡雅隽永，颇有情味；其《入蜀记》文笔简洁，宛然如绘；其《老学庵笔记》也清新活泼，质朴自然。叶适（1150~1223）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提倡独创，力求脱俗。其文雄赡，才气横逸，其碑版之作尤为著名。陈亮（1143~1194）文以议论见长，《上孝宗皇帝书》等说理透辟，纵横驰骋，笔力雄健，气势慷慨。辛弃疾（1140~1207）为文亦主尚气之说，其文多疏奏，《九议》、《美芹十论》为代表作，议论卓绝，剖析深刻，笔势浩荡，富有说服力。至南宋末年，散文的爱国精神又趋昂扬。文天祥（1236~1283）的《指南录后序》叙事详明，悲愤交加，风骨凛然；郑思肖的《心史总后叙》，谢翱（1249~1295）的《登西台恸哭记》，谢枋得（1226~1289）的《上丞相刘宗斋书》等，均写得慷慨悲愤，充满爱国激情。
两宋时期，理学盛行，理学家的散文自有其特点。周敦颐首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之说，把文章仅视作“载道”的工具，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程颐比周敦颐走得更远，公开提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排斥文采，把文章当作宣传儒家思想的传声筒，而他们所写文章大都是讲义、语录一类的东西。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文学观方面近于二程，强调文道合一，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只要修道明理即可写出好文章，他对唐宋古文的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深为不满，并斥之为“弃本逐末”，他只对曾巩的文章有好感，并刻意摹习。朱熹的文章长于说理，其《庚子应诏封事》等，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平实，风格近于曾巩。他的一些写景、叙事短文，如《百丈山记》、《送郭拱臣序》均为名作。其《朱子语类》语言浅易，质朴无华，是宋以后新语录体文的奠基之作。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选编了《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完全贯彻理学家的文学主张，所选多为说教之文。
与两宋并存的辽、金散文，亦有成就。辽代散文直接受唐宋文学影响，无特别之处。金代文学受辽宋文学影响极大。金代科举以词赋为重，故散文渐衰，且文章多受宋代理学之影响。散文可称者要数王若虚和元好问（1174~1243）为文反对浮华和奇险，主张“典实”和平易，虽受理学影响写了一些迂执之文，但也不无婉曲明晓之作。不事雕琢，文笔自然是其特点。元好问（1190~1257）为文长于叙事，而不善于说理。其文众体悉备，大体承韩、欧古文传统，虽有“重滞平衍”的文字，且有“宋入理学肤语”，但清新、自然，富有情致，是其主要特点。此外，赵秉文、李纯甫、刘祁等，散文亦各有成就。
元代散文受宋儒理学影响更深。明人王世贞曾说元无文章，固属太过，但总体说来，名家名作不多，成就不高；抒情写景之作甚少，歌功颂德之文较多。其文大体以元武宗延（1314~1320）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者如许衡（1209~1281）、姚燧（1239~1314）、戴表元（1244~1310）等，多为宋、金遗民，文章时露怀旧之情，文风朴实，语言畅达，其中以戴表元的序记之文较为雅洁生动，较有特色，后世亦颇著声望。后期作家如吴澄（1249~1331）、虞集（1272~1348）、揭斯（1274~1344）等，均生活于元代盛世和由盛而衰之时，其文多歌功颂德的盛世之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虞集。他的散文多为官场应酬之作，颂扬权贵，倡扬理学，文章雍容典雅，中正和平。此外，元代的郝经、王恽、刘因、赵孟兆页、柳贯、欧阳玄、黄氵晋、马祖常、苏天爵、宋本等，也都负名一时，有可观可读之作。
明代散文
明代散文成就大大超过元代，而远逊于唐、宋。但其作家多，作品多，风格流派亦多，表现手法也有新的突破，仍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初散文作家多为由元人明者，他们对元末的社会动乱、百姓的生活痛苦有较深的体会，其作品多有比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在美学风格上也有意矫正元末纤弱萎靡之文风，代表作家有宋濂和刘基。宋濂（1310~1381）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当时朝廷的祭祀、诏谕、朝会之文多出其手，但其最有成就的则是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其《王冕传》、《秦士录》、《杜环小传》等，均善抓住富有特征性的情节来突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使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刘基（1311~1375）在明初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他和宋濂一样，反对元末纤丽文风，力主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恢复汉唐文学传统和文章的教化作用。其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郁离子》十八章中多杂寓言故事，《卖柑者言》更为杰出。其文风古朴淳厚，对明初散文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文网日严，歌功颂德之作日繁，代表作家是“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均官至大学士，朝廷诏令奏议多出其手，这种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现实和歌功颂德，称为台阁体。当时不少文人入仕后争相模仿，文气冗弱的台阁体风行一时。同时，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八股文到明成化（1465~1487）年间也正式定型。
随着台阁体散文弊端的日渐明显，反台阁体的茶陵派和前七子应运而生。茶陵派是以茶陵人李东阳为首的一个反台阁体文学派别。李东阳（1447~1516）也是台阁重臣，但在散文方面，他主张师法先秦古文，追求典雅流丽，虽未完全脱去台阁体风气，但他想以深厚雄浑的文风来取代台阁体文风的用意可见。真正给台阁体以全面打击的是前七子。前七子指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为骨干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大倡文学复古之风，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下，鄙薄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这对于打击台阁体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的散文传统，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在文坛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前七子同时的还有几位较有成就的作家，如马中锡（约1446~约1512），其文横逸奇崛，卓然自立，《中山狼传》为其名作。杨慎（1488~1559），其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
前七子拟古主义的恶性发展，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其突出代表便是唐宋派。所谓唐宋派，是指明嘉靖（1522~1566）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倡导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力矫前七子之弊，在肯定秦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古文家的散文法度，同时又强调要“自为其言”，不一味模拟。王慎中和唐顺之的文学活动正处于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间歇期，影响颇大。王慎中（1509~1559）钦佩欧阳修、曾巩的散文，反对拟古，主张学习唐宋散文，直抒胸臆，卓然成家，与唐顺之一起成为唐宋派的首领。其文《海上平寇记》等，叙写详明，结构缜密，语言华赡而意味深长。唐顺之（1507~1560）先受前七子影响，后受王慎中影响，公开反对前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其《竹溪记》等文均立意新颖，文笔流畅，风格简雅清深，自然浑厚。当然其文仍未完全摆脱拟古主义和八股文的影响。万历（1573~1620）年间，又有后七子出现。后七子是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在内的一个复古主义文学流派。他们完全重复前七子的道路，这对尚有道学气和迂腐平庸毛病的唐宋派是个很大的冲击。这时茅坤、归有光再倡唐宋古文，与后七子对抗。茅坤（1512~1601）提倡学习唐宋古文，推崇韩愈，为文刻意学习司马迁和欧阳修，他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归有光（1506~1571）是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批评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为“妄庸”之人，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强调写文章要“出于意之所诚”，反对“绘藻之工”。他的名作多为记叙、抒情之作，如《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都写得结构精巧，感情真切，描绘生动，言简意赅，纡徐平淡，情味至浓。其文对清代桐城派亦颇有影响。唐宋派散文的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他们站在道学家立场上来强调道盛则文盛，这不但束缚了他们的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战斗力。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取代台阁体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但唐宋派却始终未能主盟文坛。
嘉靖、万历年间的李贽（1527~1602）虽不是文学名家，但其文学思想影响颇大。他坚决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提倡“童心”说，提倡用街谈巷语、极浅极近的“迩言”；推崇自然之美，反对“有意于为文”，提倡愤世嫉俗之情与自然含蓄之美的统一。他自己的散文能突破传统古文的格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李贽的散文主张适应了当时文学本身发展的要求，成为明代后期文学思潮的纲领，对公安派及后世散文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年间猛烈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是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是以湖广公安籍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公安派认为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摹古，反对贵古贱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章要有真性情和自然趣味；文章要从胸臆中流出，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对传统散文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公安派中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1568~1610）。其散文作品极为丰富，颇有特色。其尺牍二百余封，长者千言，短者数十，简练、生动，杂以诙谐；其各类随笔二百余篇，题材多样，浓富意趣；其传记文如《徐文长传》等，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其游记九十余篇，如《满井游记》等，运用写实手法，描绘精细，情致盎然，文笔优美，历来传诵。其文浅近真切，清新明畅。袁宗道（1560~1600）之文语言畅达，率真自然，然士大夫闲情逸兴较浓。袁中道（1575~1630）之文亦多游记、日记、尺牍之类，《西山十记》等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生动而不流于纤巧。公安派之文因内容不充实、思想较贫乏，故虽有革新意义，但成就不大，但是它却表明了明代散文由禁锢而解放，由拘忌而自然的发展趋势。
与公安派同时的还有竟陵派。竟陵派是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也反对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但不满意公安派之俚俗、肤浅，着意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刻意雕琢求新，但终因题材狭窄，风格艰涩隐晦而出现了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成绩有限，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在语言上体现了竟陵派散文的特色。
晚明的小品文既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也是公安派、竟陵派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均为著名作家，而以张岱成就最高。张岱（1597~1676）兼采公安、竟陵之长，弃其所短，其作品题材较广，于描写山水外，广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均为名作，写景抒情，说理叙事，文笔清新活泼，时杂诙谐；情景逼真，意境优美，使其散文既明丽清净，又精工雕琢。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弱点也极为明显，多数文章是抒写个人闲适情趣的“小摆设”，而有少量文章趣味低下，平庸浅俗。
晚明的旅游专家徐霞客（1586~1641）也是一位有名的散文家，其《徐霞客游记》既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优美的日记体游记散文。其写景记事，均充满生活实感，写景精细入微，情景交融、词汇新颖，不落俗套，时杂各地风土民情，情味盎然。
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一部分作家又祖述六经，或承唐宋派，或追前后七子，写下了一些面对现实，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陈子龙的《横云山石壁铭》、张煌言的《奇零草序》、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均为传诵之名作。
清代散文
清朝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总的说来清代的散文是有成就而无特色。
明末清初的一批作家，开始转变晚明小品的格局，钱谦益首开此风。钱谦益（1582~1664）既反对明代的复古派，又不满意公安派的狭窄和竟陵派的肤浅。他既倡导为文要“情真”、“情至”，反对模拟，又倡导为文应有渊博的学问以反对疏浅。他认为写文章应兼具“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冯定远诗序》），力图将“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合为一体。他本人的文章内容驳杂，规模阔大，铺陈学问与抒发性情结合，纵横恣肆。这种恢诡、奔放的文风对改变明文之衰微格局起了很大的作用。稍后于钱氏的清初文人，分别向着“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两个方向发展。
“学人之文”的代表作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黄宗羲（1610~1695）是一个有多方面造诣的学者。他反对复古和拘于一家一派，强调文、道、学的统一，要言之有物；他也强调文章要“情至”，据情直书。其《原君》、《原臣》等作，不仅有进步的民主性思想，而且文笔纵横恣肆，风格宏伟浑朴。顾炎武（1613~1682）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认为文章应有益于世用，反对空洞无聊的文字，宣称“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其议论文立论卓越，简明宏伟；其记事文和书信等文，叙述清楚，描写生动，笔锋锐利。王夫之（1613~1692）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反对复古和模拟，强调为文应有个人特色。其杂文和史论颇有特色，如《论梁元帝读书》等，均写得纵横捭阖，感情洋溢，风格雄浑恣肆。
“文人之文”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侯方域（1618~1654）在三家中成就最高，他推尊唐宋八大家，尤倡学习韩愈、欧阳修。他为文既讲纵横驰骋，又讲法度。其人物传如《李姬传》、《马伶传》等，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文章有声有色；其书信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洋洋洒洒，词严气盛，可谓锋芒毕露。魏禧（1624~1681）论文主“积理”和“练识”，好《左传》和苏洵之文。其文长于议论和叙事。其传记文如《大铁椎传》等，表彰志节之士，文笔简练，叙事如绘，颇富形象性和感染力，表现了一种凌厉慷慨之气。汪琬（1624~1691）之文，有意学明之唐顺之、归有光和宋之欧阳修、曾巩，为文比较“正统”，讲究法度，其文条达疏畅，简洁平实。属于“文人之文”而成就较高的作者还有王猷定、邵长蘅、姜宸英、朱彝尊等。
清朝中叶，进入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理学再度抬头，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控制加紧，桐城派古文应运而生。戴名世（1653~1713）之文明显地承袭明代之唐宋派。他主张作文应以“精、神、气”为主，语言为末，同时强调，文章所以能“传神”关键在有“义理”。其部分文章如《与余生书》之类，大胆放言，浩瀚纵横，尚有清初文章风气。然其因《南山集》文字狱而遇害，所以，他是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又对此后的桐城派有相当的影响，这不仅因他是桐城人，也不仅因其文学主张和艺术技巧对桐城派有影响，而是还包括他因《南山集》而遭文学狱的影响，使桐城诸子引以为戒，形成一种新的文风。桐城派是指清朝中期以桐城人方苞、刘大槐和姚鼐为代表的散文流派。方苞（1668~1749）是桐城派的开创者。他在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文学上推崇唐宋古文。他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意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主张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反对俚俗和繁芜，认为古文应以“清真雅正”为尚。其《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均为名作，语言简练，不枝不蔓，风格雅洁。刘大樾（1698~1779）也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之一。他认为文章应“明义理，适世用”，他在方苞讲“义法”的基础上，讲究“行文之道”；他重视文章的神气，提出“神为气之主”的新看法，讲究音节和字句。其文喜欢铺张排比，辞藻气势较盛，而雅洁淡远则不及方苞。姚鼐（1732~1815）是桐城派之集大成者。他将桐城派的理论系统化，强调文章要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并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他又讲文章的阴阳刚柔之分，认为阳刚、阴柔这两大类风格不可偏弃，刚柔相济之文乃是文章的更高境界。最能体现其文学主张的名作是《登泰山记》，其文简洁清淡，纡徐雍容，情韵丰厚，偏于阴柔，与方、刘之文虽有不同，但仍不脱雅驯不芜的总特色。
桐城派散文是中国传统散文的一个历史发展，它在思想内容上，语言文风上都适应了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其雅洁通畅的特色，对矫正明末清初文风，促进散文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所及，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姚鼐之后，影响较大的是阳湖派。阳湖派是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一个散文流派，实为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他们在理论上与桐城派接近，而在创作上有所不同。他们强调吸收骈、散两种文体之长，以补桐城派之单薄。恽敬（1757~1817）喜韩非、李斯之文，其文章雄刚峻峭，而稍欠情韵；张惠言（1761~1802）之文有意学韩、欧，风格较为温润和易。李兆洛（1769~1841）也属此派，其文较为厚重。阳湖派与桐城派之文互有得失，但其成就未能超越桐城派。
在桐城派的极盛期，有两位不同于桐城派的散文家，这就是章学诚和袁枚。章学诚（1738~1801）既反对桐城派专讲“义法”，又反对袁枚专讲“性灵”。强调文章要“修辞立诚”，要“气昌而情挚”，其文以议论见长。袁枚（1716~1797）主张骈、散文体各有所用，提倡抒写“性灵”，反对拟古。其文恣肆酣畅，机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然雅洁严谨稍感欠缺。
近代散文指清代道光（1821~1850）年间至“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个时期总的情况仍是桐城派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散文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道光以后，时代危机日趋严重，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经世之文相继出现，古文出现了新趋向。包世臣（1775~1855）首先起来反对抽象的载道之文，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其散文大多关切时务政事，深切著明。魏源（1794~1857）主张文章要联系社会实际，要切于实用，表现了政治家、实务家的特点。其文章多与时务政事之兴革有关，洞悉事情，叙事清晰，说理透辟，文字洗炼，形成清道隽峭的特色，与桐城派异趋。龚自珍（1792~1841）主张文学和政治必须统一起来。他写了许多极富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政论文《明良论》、讽刺寓言小品《病梅馆记》等。其文直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语言风格活泼多样，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排，瑰丽中有古奥，大别于桐城派，开古文之新风气。这些经世文派的文章，打破陈规，为清代散文之一大变化，开近代散文之先河。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冯桂芬、王韬等对桐城派提出尖锐批评，主张文章社会化，否定桐城派的“义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歼等发布《戒浮文巧言谕》，抛弃桐城派古文，主张“朴实明晓”的文风。为建立新体散文作出了努力。但在此时，桐城派古文也在努力“中兴”。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即随时代发展而反映不同的现实内容。他虽思想倾向保守，但其文章清淡简朴，颇富文学意味，使桐城派古文出现活跃的趋势。把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的是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推崇姚鼐，宣扬桐城派古文，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中兴”局面。但实际上，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均有别于桐城派。他标榜古文，又颇赞赏清中期以来的骈文；他扩大了桐城派学习的源流；并于义理、考据、文章之外，又加上“经济”一条，使桐城派古文有了致道之用；其为文“好雄奇瑰玮”，与桐城派之简朴清淡之风不同。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对桐城派又有所改革，他矫正了桐城派脱离实际、追求闲雅的倾向，使古文较有内容，较有气势，为桐城派古文打开了僵局，曾国藩利用桐城派，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核心，以其湘乡籍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为骨干的散文派别。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颇受当时统治者的支持。另有吴敏树（1805—1873）虽不依傍桐城门户，但实与桐城派相差无多；他虽终身不受湘乡派之牢笼，但他始终未找到自己的古文创作道路。
首先打破桐城派“中兴”局面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陈荣衮、裘廷梁提倡用俗话写白话文，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一切古文的表达作用，但影响有限。影响较大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新体散文。康有为（1858~1927）无视古文之传统程式，而又取其所长；受龚自珍影响，而比龚自珍汪洋雄放。其文多政论，直抒己见，证据古今，奔放流畅，无意不达，实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路。谭嗣同（1865~1898）否定桐城派，寻求新文体。其散文从学习骈体文中来，句法严谨整洁，沉博绝丽，然明显表现出通俗化的倾向。梁启超（1873~1929）提倡“文界革命”，尝试过“语文合一”，大胆突破传统古文的束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其散文平易畅达，时杂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挥洒，不加检束，号为“新文体”。《谭嗣同传》、《少年中国说》等为代表作。他的新体散文是对传统古文的一次猛烈冲击，为清末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如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多用白话体为文，为促成文体的根本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积极进行文体改革的同时，桐城派及其他传统古文派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林纾和章炳麟。严复（1853~1921）的散文突破了桐城派的局限，能结合新事物来表达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思想，特别是用先秦诸子和桐城派古文笔调翻译了《天演论》。当时引起颇大反响。但他坚持所谓严谨的古文格调，反对通俗化，最终走向了新文化运动的反面。林纾（1852~1924）专致桐城派古文，后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兴趣。章炳麟（1869~1936）亦以古奥难懂之文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此外，王先谦（1842~1917）之死守桐城家法，马其昶（1855~1930）这位桐城派殿军也不越桐城规范，虽有成就，然均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散文发展到近代，显然已无法适应时代的急剧变化和新的现实生活需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实用、通俗为主要特征的新体散文进一步发展，大量白话文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终于过渡到了“大众化”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兴起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标志着语、文分离的传统古文对文坛长期统治的结束，划出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骈文
骈文是指通篇为骈偶句或以骈偶句为主的文章。
骈文亦称骈俪、今体、四六等。驾二马谓之骈，引伸之，凡二物相并皆可曰骈。俪之义为偶、两，也是二物相并之义。因此，骈俪，即指文章中的骈偶属对。在中国散文史上，唐以前并无骈、散文体之分，然作为文章的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却早已存在。唐代有古文（散文）和今体、四六之说，古文之称始于韩愈，“四六”之称则始于柳宗元。因骈文多用四六句式，故称“四六”，柳宗元所谓“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即指骈文。晚唐李商隐在其《樊南甲集序》中，以“古文”和“今体”相对，并以“四六”命其骈文体，可知“今体”亦指骈文。真正称骈俪之文为骈体文的，大约始于清代李兆洛所辑《骈体文钞》一书。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讲究对偶与韵律。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有其突出特征：一是讲求对偶、即同样结构的词句之两两并列；二是音韵和谐；三是用典使事；四是雕饰辞藻。骈文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它的特征也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骈文究竟产生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大体说来，它脱胎于汉赋，形成于魏晋，全盛于齐梁，中唐以后呈衰微趋势，但余波所及，直至近代。
中国古代文章中的对偶情况，古已有之。中国汉字的单音只义，易于使语句音节整齐，形成对偶，这种情况从《尚书》开始至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都有。但这些文章不能称骈文。即以对偶而论，这些作品中的对偶情况，一是数量尚少；二是大多“不劳经营”，并非作家有意为之；三是全无规律。至屈骚问世，颇多排偶之句；汉赋继起，铺张扬厉，崇尚丽词；受其影响，汉代不少文章如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等，都用了不少骈语丽词，但这些文章仍不是骈体，这不仅表现在其对偶句还未占主导地位，而且在韵律、用典等方面都远不具备骈体文的特征。这种情况，只能看作是骈文发展的早期现象。
汉末建安（196~220）时期，蔡邕、孔融、曹丕、曹植等人，更加自觉地追求文章的对偶和辞采，如孔融的《论盛孝章书》，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通亲亲表》等，都表现出明显的骈化倾向。此时之文，虽还时时杂以散句，但无疑是朝骈体文大大迈进了一步。魏正始（240~249）时期的阮籍、嵇康之文，大体上也是行文奇偶相生，散体之中或用韵语。
西晋太康（280~289）年间，诗文的形式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刘勰所谓“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词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正概括了这一时期文学偶语日多，辞藻益繁的发展趋向，而这种趋向的代表作家是陆机。陆机（261~303）被认为是骈体文的奠基者，他的《吊魏武帝文》、《豪士赋序》、《叹逝赋序》等，大量用对偶句，议论与抒情结合，是当时骈体文的典型作品。所以说，骈体文至陆机已基本成熟，但其韵律的运用尚不那么自觉，典故的运用还不那么繁密。东晋一代，文坛上骈文盛行，但成绩平平，无甚特色。
到了南期，文章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质趋文，更向骈偶化方向发展，文学的地位更加突出，更受统治者重视。南朝宋代，文学开始独立为科，这是中国文学意识更加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的重要标志。同时，南朝的帝王及皇室诸王多爱好文学，他们不但重视文学，网罗文士，而且不少人能创作，能评论，已无愧为作者，这样，君臣竞趋，形成了极浓的文学气氛。又由于南朝四代均为腐朽的世族制度，贵族垄断了文学，贵族和依附贵族的帮闲文人成了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脱离社会现实，不关心国计民生，歌舞宴饮之外，惟以雕章琢句为事，文学作品成为反映他们享乐生活和抒发情怀的工具，大大促进了文章的贵族化。从文学自身来看，由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的概念日渐明晰，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日渐清楚，重文轻笔倾向越来越明显，作家更自觉地探讨文学的特性和规律。特别是南朝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四声八病”的声律说的出现及其在文章写作中的普遍运用，对文章的骈体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朝宋的颜延之（384~456）长于《庭诰》一类的家诫之文，然最富辞采者，还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类的记叙文和《陶征士诔》这样的抒情之作，这样的沉思、翰藻之作，曾冠绝一时。鲍照（？~466）是南朝宋的骈体文名家，他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但文学价值不大；其《河清颂》历来受人重视，但这种歌功颂德之作，主要在文字典雅华美；而真正代表其骈文成就的，是《登大雷岸与妹书》。这篇写景之作吸取汉赋铺陈和夸张手法，融情于景，在整齐的骈句中，时杂抒情、议论之散句，辞采绚丽，文气跌宕，是骈文，而兼有散文之长。此外，其《瓜步山揭文》等亦颇可称道。鲍照的骈文在声律方面尚不如后来骈文严格。
南朝齐代诸帝及诸王多重文，故齐代文士辈出。竟陵王萧子良（460~494）雅好文学，张融、孔稚硅、王俭等著名文人俱集其门，号称“竟陵八友”，名噪一时。其表、启之文，尚较质朴，而其书札如《与郡太守刘景蕤书》等；则对偶讲究，辞藻浮艳。孔稚硅（447~501）是著名的骈文作家，其名作《北山移文》，嘲讽醉心利禄的假名士周颐之流，是相当成熟的骈文，然其文尖刻泼辣，嬉笑调侃，风格独特。他的其他弹劾表章，亦著称一时。王俭（452~489）也是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其现存文多是策、命、表、章和仪礼之文。他最富文采的作品是《褚渊碑文》等，辞采富丽，骈四俪六，且以用事为贵、数典为工，开齐、梁骈文以博富为长之风。王俭这类文章的确体现了南朝骈文的本色，不过，他有一部分文章尚有一定内容，有别于后来的华而不实之作。王融（468~494）不但是“四声八病”声律说和永明体诗的创建者之一，也是骈文高手。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为当时擅名之作，歌功颂德，不遗余力；骈俪典雅，无以复加，确为典型的应制之文。此外，沈约（441~513）和任（460~508）也是齐代文坛颇负名声的人物，他们均以诏诰、文告之类应用文见长，文辞典雅，用事得体，声律谐美，然无甚特色。
南朝梁代“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才秀之士，焕乎云集”（《南史·文学传序》），故其骈文发展，也达于鼎盛。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之文可称者，是《陶渊明集序》和《陶渊明传》。文章骈散间用，文情并茂。然其对骈文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他所编的《文选》。他大胆地拒经、史、子于选本之外，只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之作，将他之前的骈文和形式华美、偏重骈俪之文选入其中，此选本的广为流传，对骈体文之发展繁荣，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简文帝萧纲（503~551）不仅是淫丽轻靡的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也是骈体文的重要作家。他明确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这“放荡”既有通脱不拘之意，亦不无大开声色之意。其文多骈体，也更重辞采，这对骈文的昌盛不无影响。梁元帝萧绎（508~555）也是骈文名家。他在《金楼子·立言》中说，文学作品应该“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特别强调作品要讲究文采、音律和抒情，这无疑对提高文章的骈化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作品也是典型的绮丽风格。刘峻（462~521）也是骈文名家。因其起于寒门，生活多被折，故其文多有现实内容，如其名作《广绝交论》、《辩命论》、《自叙》等，均为愤世嫉俗的慷慨之文，虽用骈俪，但颇有些汉魏风度，与一般世族文人浮华空疏的骈文相比，确实格调不同。庾肩吾（487~551）是宫体诗的创始者之一，其文传世虽不多，却颇能代表当时骈文“弥尚丽靡”的，如其《谢东宫赐宅启》等，四六对偶，十分工整，通篇隶事，雕琢字句，标志着骈体文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此外，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筠的《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均为骈文名作；江淹（444~505）的《狱中上建平王书》、《报袁叔明书》等，骈俪之中杂以单行，又不事藻饰，气格较高；王僧孺、陆、何逊等人，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骈文作家。
齐、梁时期，骈文统治了整个文坛，论、辩、书、疏、诏令、简册、箴、铭、赋、颂、传记、杂文及一切实用文体，无不骈化。其中虽不乏有反映现实或写景抒情的佳作，但总体来看，内容空虚、形式绮艳，格调卑弱，程式化倾向严重。隋朝李谔曾猛烈抨击此时文风：“江左齐染，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其言辞虽不无偏激，但却从本质上道出了齐、梁骈文的特点和弊端。骈文的这种高度贵族化、形式化，使它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桎梏，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南朝陈代沿袭齐梁遗风，依旧是骈文主宰文坛。沈炯（502~560）的《经通天台祭汉武帝表》等陈情之文，感情真挚，不甚雕饰，虽事偶对，但质直自然。徐陵（507~583）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玉台新咏序》，骈四俪六，极尽工巧靡丽之能事，可谓陈朝最“入时”之文章。当然，他另有一些书札文字，如《在北齐与杨仆射书》等，虽亦骈俪，但有真情实感，颇具活力。此外，江总（519~594）、陈后主（553~604）也都擅长骈文。
北朝文人、文章均不及南朝多，但也很有成就；其文虽受南朝文影响，然亦自有特点。北魏中后期的袁翻、常景等人，即向南人学习，所作文章多是骈体，不过尚处于学步阶段，在对仗精工、辞藻华丽等方面，都远逊于南朝。北魏后期温子异（496~547）的文章多为骈体表章碑志，如其有名的《寒陵山寺碑》，对偶甚工，却还流利自然；辞藻绚丽，用典雅赡，但尚不雕刻堆砌。温子的文章标志着北朝文向南朝文靠近。与温子异齐名的邢劭（496~？）也擅长骈文，其文风主要学沈约。其文多表奏诏诰等实用文字，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然尚明白晓畅。北齐的魏收（505~572）为文模拟任防，亦以骈俪为主，然比较简劲质朴，其文亦多为诏、策一类的官府文字。西魏初年，骈文水平不高。西魏末年，攻破江陵，南朝著名文人庾信、王褒等来到长安，故北周时期，骈文转盛。庾信（513~581）是整个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骈文家。他的骈文几乎全是到长安后所作，多为应用文字。其最为传诵的作品是《哀江南赋序》等。其文对仗工整，且行文自然流利；处处用典，却多能恰到好处；虽多为应用文字，然多能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二），道出了庾信后期文章的新境界。庾信能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体现了骈体文已发展到十分成熟，无施不可的地步。当然，庾信的骈文也有用典过多、刻意求对而流于晦涩之弊。王褒（513~576）是北周仅次于庾信的骈文作家，擅为各类应用文体，对当时文风颇有影响。其名作《寄梁处士周弘让书》，感情深挚，凄婉动人，骈俪典雅，但不失流畅自然。
骈体文是一种特别讲究艺术性和形式美的文体，是文学意识高度自觉、作者自觉追求文章艺术美的产物。用艳丽工巧的形式掩饰空泛的内容，这是骈体文最大的特点，也是最突出的弱点，骈体文在南北朝时期的畸形繁荣，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对后世文学发展确实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是骈体文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隋统一中国后，封建经济和政治都有了一定发展和变化，骈文已很难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故隋文帝、李谔、王通等人都反对骈体，提倡散体。但收效不大。隋炀帝喜好靡丽的骈文，由于他的带头和提倡，终隋一代，骈文仍很盛行。
初唐时期仍扬六朝骈文之余波。唐太宗李世民虽不满骈文之浮华不实，然其文章仍基本沿袭骈体。初唐四杰也不满骈文的浮华柔弱，但他们仍是这一时期骈体文的高手。如王勃的名作《滕王阁序》，骆宾王的名作《讨武明空檄》等，均为后人赞赏的骈文佳作。总的说来，初唐依旧是骈文占主导地位，一般的章奏和社会上的实用应酬文字均用骈文写作，而这种风气一直到盛唐、甚至到中唐时期都未真正改变。不过，随着盛、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骈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盛唐时期骈体文作家以张说和苏颐为代表。张说文多为承旨撰述，尤以碑志见长，文章用思精密，体格俊丽。苏延页长于制诰，文章堂皇典丽，颇富庙堂文学特色，然思想雅正，不事藻饰铺排。中唐骈文以陆贽为代表。陆贽（753~805）之文多为诏书、奏议，内容全系军国大事，且多为长篇大论，语言流畅，极富气势，与柔媚浮艳的传统骈文大异其趣，明显地表现出骈文向散文转变的趋势。
晚唐五代时期，古文趋于衰落，骈文又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但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李商隐（813？~858？）当为第一。他善为章奏、祭文、书启，其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上河东公启》等，不仅对仗工整，用典精切，而且情真意切，气韵自然。
从初唐四杰到李商隐，可以清楚看到，唐代的骈文虽沿袭旧的体制，但不断发生新变，其基本趋向是：思想雅正，内容比较充实，用典趋于平易，语言趋于流畅，感情较为真挚，风力较为刚健，表现了向散文靠拢的明显趋向。
宋初，骈文承晚唐、五代余绪，追求典雅、庄重，如徐铉等人之作。稍后，西昆诗大盛，杨亿、刘筠等人嘲风月、弄花草，粉饰太平，所写骈文浮夸虚美，重新煽起骈文淫靡浮华之风，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随着古文运动的胜利，骈文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人为朝廷所写的表奏、札子一类文字，用骈文之形式，倡古文之气势，不尚用典，不事藻饰，不限四六，语言平易，促使骈文向散文化方向转变。两宋之交，骈文作家更趋于打破四六程式，多用长句。如汪藻（1079~1154）的《隆裕太后告天下手书》，孙觌的《西徐上梁文》，綦崇礼的奏书等，均用典贴切平易，多用长句作对，语言明晓，文辞更富气势，使骈文在散文化方面又有所前进。南宋后期，方岳等人的骈文更趋向于流丽、自然、贴切，不再留意典重，但影响有限。事实上，骈文屡经衰变，至宋末已远不是齐梁骈文的旧貌了。
辽、金在骈文方面没有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元代骈文几乎绝迹。从姚燧、虞集、赵孟兆页所存的四六制诰来看，不但长句颇多，而且文笔平庸，毫无新意。
明代文学复古之风大盛，几乎无骈文可言，惟从明初和明末的某些制诰、赋序中还可见到骈文，但绝无象样的骈文作家和作品。
骈文在冷落了数百年之后，至清代又有转机。然而只能说清代骈文成就高于元、明两代，谈不上什么“复兴”，更没有什么创新，清初骈文家首推陈维崧（1625~1682）。其代表作《与芝麓先生书》、《苍梧词序》等，均写得跌宕有致，感情悱恻，与其词风不无相近之处。他对清代骈文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乾隆、嘉庆（1736~1820）时期，出现了一批骈文作家。承陈维崧路子的有胡天游、邵齐焘、袁枚等。胡天游（1696~1758）曾名噪一时，其代表作《大夫文种庙铭》、《清一统志序》等，才气充溢，下笔纵横，偏于奥衍奇肆，袁枚称其骈文“直掩徐庾”，实为过誉。袁枚主张骈文、古文，各有所用。其骈文较为奔放、诙谐，较少束缚。孙星衍、孔广森等人的骈文有意追求高华典雅。总而言之，以上作家基本上是沿六朝、唐宋四六文的传统，无大变化。但汪中和洪亮吉有所不同。汪中（1745~1794）的骈文在清代格调最高。其代表作《哀盐船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自叙》等，无论叙事、描写、抒情，均能取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属对精工，用典贴切，情致高远，余味深长。多用四言短语，而又不拘于四六。洪亮吉（1746~1809）的骈文与汪中相近。李兆洛主张混合骈、散两种文体之长，其文亦多骈散兼用。而其所选《骈体文钞》是历来最好的骈文选本，对清代骈文发展无疑起了一定作用。晚清的骈文作家，当然以李慈铭和王门岂运较有影响。李慈铭（1830~1894）主张“文体必本韵偶”（《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书唐文粹文后〉文后》），强调运用骈文，然其作品无甚特色。王门岂运（1833~1916）的骈文在晚清时期可谓首屈一指，当时被人推崇备至。他的骈文多为书札、议论、箴铭等，基本上是模拟六朝之作，虽属对工整，用典贴切，刻意雕琢，风格靡丽，是骈文正宗，但因袭前人，毫无新意。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称制艺、时文等。它滥觞于北宋，经元、明而形成定格。它要求文章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内容必须以程、朱理学家的注释为准；其结构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前比）、中股（中比）、后股（后比）、束股等部分，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要写成两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故称八股文，亦称八比，这种以整段作对的长隔对是由唐初开始的律赋演变而来，律赋是骈文的律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文也算是骈体文辗转演化而来的一个怪胎。这种严重束缚思想感情、寡淡无味，程式严格，而又毫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只是文人士子入仕的敲门砖，它本身毫无文学价值可言，并且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