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服饰
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服饰就得到郑重的关注。服饰连同降生时的民俗活动，被新生儿的父母和亲属视为关乎孩子一生吉凶祸福的大事。虽然，新生儿一无所知，而且将来也无从记得，但是，他的亲属们还是要极认真地去设计，去实施，而且一丝不苟，以致形成多种多样的关于婴儿的服饰民俗。
婴儿呱呱落地后，首先是洗浴，这似乎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中都通行的一种做法和仪式，为了孩子的洁净，也为了表示很隆重地欢迎他来到这个家或这个部族。
亚洲人对婴儿服饰赋予的含义要多一些，祝福之中隐现素着朴的科学卫生道理，而欧洲人相对来说，却更为重视医学科学，而且，新生儿的礼仪更多地不是贴近民俗，而是靠近宗教。
中国南北的婴儿服饰
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有关诞生的服饰民俗，不仅有男女之别，还重男轻女，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诗经·小雅·斯干》中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很显然，一个生下来放在床上给他玉器玩弄，一个生下来放在地上给她纺轮或纺锤（陶质，故称瓦）把玩，还是有所不同的。况且，给男孩穿上象征礼服的下身衣装——裙子，给女孩仅裹上胞被，也足以看出家长重视程度、对待态度和对日后的期望值等。因性别不同而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习俗沿袭到现今。我国内地的南方沿海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遇到要给亲友家新生儿送衣物时，仍然要在上面罩上一块幛子，并根据性别，分别写上“弄璋之喜”或“弄瓦之喜”的字样。
这种新生儿的服俗流传下来，在各地绽开了五颜六色的花蕾，正以事实说明了民俗在传承过程中的扩散、渗透以及变异等特征。如我国江南地区的小儿刚生下来，外祖母家便要在给产妇送莲子（隐喻“连生贵子”）羹时，即带些自做的婴儿服，特别是头胎时万不可缺。贵州地区的人家，认为小儿降生时，其魂魄也和小儿身体一样脆弱，为了不使魂魄受损，就要在新生儿的耳根穿一个小孔，用金、银、铜等金属做成耳环模样的物件给他戴上，名曰：“破相”；不到成年，这个耳环总不取掉。也有长久戴着的，永远不取下来。除此之外，孩子的满月或“百岁”时，还要给孩子戴上项圈、银链、小锁等。
东莞地区的人很讲究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内的服饰民俗，如“做十朝”。届时，外祖母家要担些蛋、酒之类到女儿家去，绝对不会忘了给小外孙带去衫、裤和裙。一月满（民间称之“满月”）了，还要在神前择定吉日，然后由外祖母家备些小孩子的手镯、脚镯、衫、裤、裙、帽、襁褓和食品，遣人送去。
在绍兴地区，当新生儿一落地，母子平安时，就要马上到外祖母家报喜。外祖母便不失时机地打发布匹、巾带等送到女儿家。传统做法一般是生男孩时丰盛些，生女孩时简单些。待小儿包扎完毕，穿上落地棉袄，就放在篮里，外加生父穿的靴（希望孩子将来穿靴戴顶做官）、书（希望孩子长大能学富五车，成为大知识分子）和生母的头发（取发达之意），还有一把锁（把小孩锁住，不被鬼神召去，使其长寿），然后一并称一称，这个斤两常被作为孩子的名字，这个总数就包含服饰的重量在内了。一个是实际重量，一个是虚幻的但又最具精神砝码的心理重量。
绍兴人的小孩剃发时，在头顶前方留下一块头发，称作孝顺发，实则为了保护新生儿的头前方囟门。剃发后要穿上花衫（大红缎面上绣出各色花纹），套上袍裙，由老太太抱着拜菩萨、请祖宗等。除了以上说的花衫和绿袍裙以外，新生儿家还要准备若干顶帽子，像三元帽、狗头帽、桃形帽等，再预备金银锁片、手镯、项圈和各种佩饰物。至于排场大小，要根据各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定。过“百岁”时，小孩身上要挂好多饰物，什么小镜子（上刻十二生肖和“口奄嘛呢叭咪口牛”等字样）、牛绳、锁片（上刻“长命富贵”）、小剪子、小米筛、项圈等。这些饰物有些是自家备置的，更多的则是由亲友家赠送的。仅剃头礼时，众亲友就要送对狮、八仙、老寿星、三星、锁片等金饰物。直到小儿周岁，外祖母家还要来拜菩萨，并再送些鞋袜衣裤等。
江南有送长命锁给新生儿的习俗，但更讲究的是由主家发起的“百家锁”。江南凑百家锁的方式有些像文明募捐，即用白米七粒、红茶七叶用红纸包起来，总共要包上两三百包，散给亲友们，然后再挨家收回。不过收回时，红包里已经换成铜钱了。有的内装数十文，有的内装数百文，根据亲属关系远近和友情的深浅而决定。主家将收集来的钱去买银锁，正面镌上“百家宝锁”，反面镌上“长命富贵”，以取其吉祥。对于婴儿来讲，确实有些纪念意义。
中国土地广袤，各地服俗有所差异是很自然的。北方人为婴儿仪礼准备的服装和佩饰，又有着北方的特点，特别是陕西与华北一带。陕西华县人认为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不得剃头，待以后第一次剃头时，也要选择一个好日子。小儿出生后第三天，舅舅家必须给小儿送“小儿衫”，并穿在小儿身上，如果这一天不送，据传小孩将来会全身长毛。
北京和天津一带，讲究给小儿做“百家衣”。其方法有些像江南的“百家锁”，但是没有江南的那般含蓄，却又比江南银锁多了几分工艺美术的韵味。具体做法是，新生儿降生并母子平安时，主家即要取一个盘子，用手托着，串百家门，索要各家做衣服时剩下来的布头。当然一般在索要之前先赠送染红的鸡蛋，以示同喜。主家将这些各种花色、各种质料的布头剪成一定形状，有方形的，也有三角形的，只要能便于拼接即可，然后将其缝缀起来，做成小棉袄和小棉被。奇彩异文，艳丽非常，虽然不能说是巧夺天工，但也确能称为中国北方妇女的一大杰作了。她们将对艺术的热爱，对儿孙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股脑儿倾注在服饰上。有谁知道，她们将不足五厘米长的小布头密密拼接缝缀起来，需要多大的巧思和耐心啊！有人称它为”百衲衣”，有人还将它与佛教联系起来，其实，它是地地道道的服俗产物。
华北一带也有戴“百家锁”的民俗形式，不过，采取的做法是类似僧道化缘。由新生儿的家里人到大街小巷的商家和住户去乞讨，每家只需给一文钱，然后主家将此钱凑起来给孩子打锁戴上，认为借百家的福寿，小孩一定好养活。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般是到商店里买个“长命锁”送给婴儿做礼物了。印年代和70年代时，由于“文化大革命”，银锁被归入“四旧”之列，故而一度消失。80年代后重又兴起。
中国对新生儿的服俗，还有另一种突出表现，如果小儿生得娇贵，或是算出来“命硬”，会克父母的，就要把孩子送到寺庙里做寄名和尚或道士，拜在主持名下做徒弟，由师父给起一个法名，再给孩子穿上僧服或道服。有的还要送上一套僧或道之服、银项圈或一些符索法物。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记有一段吴道官送给小儿的服饰，并且要其长期挂在身上，即有“一道三宝位下的黄线索，一道子孙娘娘面前的紫线索，一副银项圈，绦脱刻著金玉满堂、长命富贵，一道朱书辟邪黄绫符，上写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写贾宝玉生下来时，嘴里就含着一块玉石，家里人将其配上缨子，给宝玉戴在颈项间，一直到长成大人，仍然告诫他不准这块玉饰离身。而且通过描写薛宝钗佩戴的一把道士送的金锁，上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以此与那块上刻“通灵宝玉”的玉石演出了一场“金玉良缘”。作为小说主要线索描写的服俗，看起来是真实地再现了流行于民间的传承习俗。
北京、天津、杭州等大城市，还盛行给小儿认干爹、干妈。届时，亲生父母要代表婴儿给干爹、干妈送衣物，其中包括给干爹的帽子、给干妈的鞋子，还有配在一起的衣料之类。干爹妈送给干儿女的东西，除了饭碗、筷子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套小衣服：鞋袜、帽子、围嘴、兜肚和长命锁。《杭俗遗风》中有一段专讲认干儿子干女儿的事，“承寄干儿子干女儿之风，杭州可谓盛行，盖唯恐其不寿，而以出姓为名，其实亦不过以有事为荣也。干爹干娘送礼以包袱、兜肚二物为重，其余衣帽鞋袜等项，若云取名压帖，此中丰啬不等。其子女送干爹妈者，备素菜十碗，并糕桃烛面鞋袜鞋膝一切须用物件，随同本生父母前往赉供王母寿星”。一般大城市的生活比较富庶，社会交往又多，因此为了图个吉利，也为了点缀生活，给小孩儿认个干爹干妈，尽管带有主观色彩，但同时又等于加大了家族的人员数量，是很有趣味的民俗事象。
除此之外，还有在送给小儿的被褥四角上缝缀长命线的。华北农村则讲究给新生儿穿旧衣，认为如此可以免灾，实际上这是不洁净的。如今有人解释这是因为新棉絮太热，新棉布又太硬的缘故，但无论怎样，对于新生儿的健康总是不利的。有人采取弥补的办法，事先洗一洗，但是不知这些旧衣放了多少年，也不知放在哪里，毕竟是弊大于利。这应该归为服俗中的陋俗。有的则给小儿送夹袄，即使夏日炎炎，也要穿上这有里（喻礼）有面（喻脸面或外面儿）的夹袄，而不能穿单衣。天津人还格外注重婴儿满月时的“面饰”——涂色。这一天妈妈要抱着孩子由孩子父亲送到外祖母家。当外祖母一掀开襁褓时，先要看一看婴儿的鼻子上涂没涂黑色，而当母子俩在娘家住过一阵儿，俗称“挪臊窝”后，临要回到自己家时，再由外祖母在孩子鼻子上涂上白色，这叫”黑鼻去，白鼻来”，一般黑用锅底灰，白用面粉，把个不懂事的满月婴儿装扮得滑稽可爱，平添了几分戏剧色彩。
朝鲜、日本和欧洲诸国的婴儿服饰
朝鲜人格外重视婴儿的周岁礼。当孩子一周年的那天，孩子的妈妈先要把自己打扮一番，穿上最好的衣服，妆化得香味扑鼻，宛如即将结婚的新娘。然后再把孩子打扮得更加美丽可爱，给孩子穿上精工制作的民族传统服装。若是男孩，上身要穿五色的彩绸短袄，外加坎肩；若是女孩，上身就要穿上小巧精致的斜襟短袄，前胸处也要缝上两条飘带，下身则穿上美丽的罗裙。这样一装扮，孩子就像是商店里着民族服装的玩偶了，整个仪式喜气洋洋，孩子美丽得如同绽开的小花。为了庆祝孩子的第一个生日，不仅父母要忙上几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要前来祝贺，并给孩子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除了食品、玩具以外，总以服饰为主；老年妇女要给婴儿带来一挂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棉线，并将它套在孩子的颈间，希望孩子能做一个纯洁的人，并祝愿他像这长长不断的线一样延年益寿。
日本很多习俗与中国是互通的，例如新生儿剃头时要在后脑处故意留下一撮头发。中国称之为“鬼见愁”。日本人认为有了这撮头发，在危难时，产神就会来营救。另如穿“百家衣”的形式也与中国相同，只是其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意在取百家福寿，日本却在说明新生命的诞生，为村落共同体增添了新的成员，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和智慧来抚养。日本人在婴儿周岁仪礼中有一次活动，极具日本的文化特色，带着浓浓的武士道精神，这就是在周岁小儿的身上不戴过多佩饰，却放上一张被称作“力饼”的面饼。因为日语“饼”的发音同“持有”的“持”字同音。这样，身上放一张“力饼”，就是“有力气”或“力量大”的谐音词，借以祝愿小儿力大无比。这倒与我国西藏东部至四川、云南边境的古彝习俗有相近之处。古彝人值小儿初生时，以冷水洗浴，再以牛屎洗濯其头，俗传这样能使小儿力大、胆大，可以临事不恐不惊不畏。
欧洲人在祝贺婴儿出世时，很直接地定了一个“送礼会”。欧洲人有着明显区别于亚洲人的直率与坦诚。新生儿一出生，他的父亲或是祖父母就要兴高采烈地发寄“报喜卡”。如果是抱养的孩子，也要为抱养婴儿的母亲举行送礼会，整个聚会的内容与庆祝新生儿的出世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请帖上要注明孩子衣服的尺寸，因为抱养的孩子可能比新生儿大，就不像新生儿那样好置备统一的婴儿服饰了。由此可见人们对服饰的重视。
欧洲人送新生儿礼物可以是服饰，也可以是毛毯、浴巾，或是银叉、银匙等不限，但是为婴儿举行洗礼时，婴儿及其参加洗礼的客人的服饰必须符合礼仪。罗马天主教或主教派教会曾规定，婴儿应于出生后的第一周或第二周的礼拜日举行洗礼。现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一般要在小儿满月前两天去教堂举行仪式。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往往在婴儿出生后两个月到六个月时举行洗礼；而拉丁语系的国家，婴儿在出生一两天时就举行。无论在什么时间举行洗礼，婴儿的服饰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一点教会根本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完全依据传统习俗。
新生儿的服饰要由亲生父母准备，而不是由教父母置办。有些家庭给婴儿穿的是父母乃至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受洗时穿的衣服。总之，男女婴儿的衣服都必须为白色。衣长要超过脚面，料子用柔软的细纱，镶有花边并饰有手绣的花，外面还要再套上精制的白色长外衣。如果没有家传的精美洗礼服，也可以用一套朴素的白色长衫代替。
参加洗礼的客人穿平时做礼拜的服装，婴儿母亲穿带颜色的服装，在这个场合中，不穿黑色。根据所在教区的习惯，婴儿母亲还可以戴帽子或头纱。这些亲属和客人的服色虽然不像婴儿服那样要求严格，但是他们的服饰是为了婴儿出生的重大仪礼而确定的，同属于人生仪礼的服俗。
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陷入到层层叠叠的服饰民俗之中。尽管婴儿长大以后，对这些根本没有印象，但是作为新生儿的父母，作为整个社会的人来说，却标志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人们在这里看到生命的延续，看到了未来，也似乎看到了希望，因而以自认为有寓意的服饰，去举行多年传承下来的仪式，就好像是在为下一代的人生大厦奠基一样。
新的一个被服饰所围绕的人，一生下来，便是社会集团中的成员。生命，从此开始，也从这里闪光，服饰将从此伴随他走过一生。
成年礼服饰
在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原始部族，将儿童长成大人的年龄界限看得非常重。不像现代，当中学生自觉长大以后，只知“十八岁花季”，可以自为地穿上成年服装。甚至于几岁的幼儿，只要父母有兴趣，也可以完全按成年人的装束打扮他，西装、领带、皮鞋、手表，女童还可以烫发，当一切就绪以后，俨然是一个“小大人”。至于儿童的穿着，人们只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为了免使其受到成年服饰的约束，才给他或她穿上宽大、舒松、鲜艳等所谓能照顾儿童特征的服饰，而并不是从意识上受到某一种限制。
古代社会以及如今尚存留的原始部族，都认为儿童成为大人是很严肃的一步，是人生中的一项大事。儿童一旦成为成年人，就意味着他可以从此参加部族中的议事，可以谈情说爱，寻求配偶，并且有义务为这一个群体去战斗乃至献出生命。以古代社会和原始部族的这种不成文规定（这正是民俗形成的特征）来与近代文明社会相比，前者儿童到成年的进程是跃进式的，一步到位；而后者儿童到成年只是循序渐进的，人们将其分为婴儿、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就前者来讲，这一跃进需要一种民俗形式，那就是“成年礼”，或叫“成丁礼”。成年的最外显的标志就是更换服饰，变异发型。一穿戴上约定俗成的成年人服饰，改为成年人的发型，儿童就从这一刻起算作成年人了。
古代社会习俗
古代社会有关成年的仪礼规定，当属中国最为明确而且完备，其最明显的即是服饰。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于两汉时编纂的《礼记》中有多处文字记载。如《礼记·曲礼上》有：“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许嫁而笄”，而且称20岁人为“弱冠”之年，意为刚刚进入成年。所谓冠，在这里是指像成年人那样穿礼服，因为礼服中就以冠戴为主要标志。加冠的程序是，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俗称“三加”，加冠以后的人才能除姓名外使用字、号。加冠这一年，就称为这个人的“冠年”。女子加笄，笄就是簪子。幼年时垂发，连同男童都被称为“垂髫”。潘岳《藉田赋》中有“被褐振裾，垂髫总发”，陶潜《桃花源记》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都是以发式点明那个年龄段的。女子盘发插上簪子，也要举行仪式，名为“加笄礼”。
关于男子加冠和女子加笄的年龄，因地因时有异。如清代时山东等地，男子15~20岁之间可随时举行加冠礼。安徽的江淮地区则一般就在15岁或16岁。女子加笄全国流行，但年龄限定不一，有些是在15岁时，也有的是在结婚前。《仪礼·士昏礼》中就有“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后来大多在婚前一日，请一位多子多孙的老妇人，给这个女子修额，用细丝线绞除面部汗毛，洗脸沐发，挽髻加簪。
伴随加冠、加笄礼举行的仪式，也根据各家的地位和经济条件，规格、场面悬殊。一般的是要隆重设宴，宴请嘉宾，宾客也要带些礼物以相送。而且，即将加冠者要事先到亲友家去行礼，谓之“告冠”，亲友前来送礼，谓之“冠敬”。加笄时早先也有以童子为宾的，让童子为其换发（式）作结，然后以笄弼之。再由加笄者去拜祖先，拜父母。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说过：“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这样一来，冠礼虽然还是以服饰来标明成年（如《论语》中称不同年龄组的就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说法），可是其显示的社会性却较前为弱了。
日本受中国影响，古代也十分重视加冠礼。天武天皇十一年（683），日本仿照唐冠礼制，制定了结发加冠制度，当时的冠，有漆纱冠和圭冠两种。冠礼仪式又称“元服”，这也是继承了中国汉代关于冠礼的说法，在颜师古为《汉书·昭帝记》作注时就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续日本纪》记载，和铜七年（714）六月，“皇太子加元服”，这个皇太子即是后来的圣武天皇。至平安时代的清和天皇（858—876）在位时，古代日本有了较为详细的加冠礼节。诸如根据能不能上殿，即是否具备上殿资格而分为冠和乌帽。到了镰仓幕府时期（1185~1333），一律用乌帽而不再用冠。16世纪以来，除社会地位极高的家庭和神职人员以外，普通民众只需剃去额上的头发，留个名为“月代”的发式，也就算到成年了。近代以来，在广大民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俗，即在孩子到了13岁左右，母系亲属赠其漂白布或红布以作为兜裆布，就是对孩子成年的祝贺了。古时，加冠后，社会予以承认，也予以制约和管理，如武士可从此领取俸禄；农民则从此须交纳人头税，并具备结婚资格和享有继承财产的权利。近现代以后就成为一种带有情趣的民俗活动了。
女子成年仪礼在奈良与平安时代的标志是着裳和结发。着裳就是将裙子系在腰上，结发则与中国的及笄十分相似。只不过中国古代时多在女子15岁时及笄；花蕊夫人《宫词》中有“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日本则在女子13~17岁左右，根据月经初潮来临，确定其成年仪礼。月经初潮来临导致以腰带系下裳，由此也将系腰带和男子系兜裆布视为成年的标志。日本静冈县滨松地区，每逢亲友间有少女已见初潮，众亲友都要为这个女子送来装有米的袋子，上面写着“恭喜初花开放”，从此，便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除了加冠和加笄以外，日本人在奈良、平安时代，还曾把牙染黑以作为成年的标志之一：“其士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乌桔子（五倍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其贵贱。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染黑牙的习俗至明治时期，已趋绝迹。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为征兵对象，这样，人们就将成人的年龄延至20岁。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又规定每年的1月15日为成人节，这一天，年满20周岁的男女青年都要穿上传统的和服或西装，以庆祝自己从此被纳入成年人的行列。古代的民间自发并自然形成的服俗，也经政府规定而成为法令和节日了。
近代古俗遗韵
一些长期生活在偏僻地区的部族，由于与现代社会交往较少，因而生产工艺和技术停滞不前，但是，也正因此而保留下更多的人生大事仪礼，如同陈年老酒一样，具有浓烈的民俗意味。他们仍然重视成年礼，因为这不仅表示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被接纳与延续，而且还象征着一个部族的兴旺与繁荣。
中国少数民族中尚保存着这一成年礼中的服俗。如凉山彝族少女有“换裙”的习俗，她们将此认为是与出嫁同等重要的人生大事。当少女至15~17岁时，个别的也可以在13岁或19岁，但不能太早或太晚，只要是单岁时就可以。换裙前的女子梳单辫，穿浅色二接裙，裙边镶有一粗一细两条黑布条。换裙仪式定在少女的月经初潮之后，母亲最了解女儿的生理状况，一般临近换裙前就为女儿准备好头上戴的花边黑色哈帕、新裙，购买各种颜色的珠子和项上挂的银牌等服饰品。换裙的日子，是请许多老年人推算出来的佳期吉日。这一天，众亲友纷纷登门，有的来客还要送礼祝贺。即将换裙的女子家则要杀猪宰羊，一派喜气洋洋。不过，被邀请的都是女性亲友，尤其是换裙仪式进行中不允许任何男子在场。届时，她们请一位漂亮、能干、关系又与主家较近的妇女，给换裙者梳头，带哈帕：将原来梳在脑后的单辫梳结到前面来，正中分开，在耳后梳成双辫，再戴上哈帕。额前的刘海儿也用少许水打湿抹光。然后给其佩上艳丽的耳珠，最后换上红、蓝、黑等对比强烈的三接或四接长筒百褶裙。经过这一番打扮，少女顿时显出女性特有的妩媚、端庄与秀美，一副含羞藏娇的样子。
哈尼族与彝族同源于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西双版纳的鸠为支、吉座支姑娘，要经过三次改装，以完成从童年到青年的外部形象，特别是以服饰形象塑造全过程。从15岁开始，一个村寨的同龄姑娘相约同时在腹部裙子外面围上有两片花纹的精美的宽腰带“纠章”，宽约7厘米或8厘米，两头垂在腰间，并且互相用紫梗染红牙齿，表明已进入青年阶段。17岁时做第二次改装，脱掉少女的小圆顶帽”欧厚”，改戴缀有银牌、银泡、彩珠的方形斗帽“欧丘”，表明姑娘可以接受男青年的求爱了。18岁时，整个胸前都用银牌、银泡装饰起来，改“欧丘”而为“欧昌”。有些地方一戴“欧昌”，即在“欧丘”上包一块黑布的首服形式变异以后，就表示自己已经属于某个男子，别的男性就不要再向她求爱了。还有的地方，当15岁围“纠章”时，要在头部和项部悬挂一种草珠子，哈尼语叫“搂巴”。哈尼族男青年15岁时，摘掉少年戴的圆帽“吴厚”，改为布包头“吴普”，同时要与女青年一样染红牙齿。在勐海县帕真、巴和及帕沙等村寨的男子还要在成年后包色彩艳丽的红包头布，直到结婚才改为黑包头布。
与哈尼族同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姑娘到了11岁或12岁，就开始耳挂银环、银塞，耳塞配以红、黄、蓝各色丝线，头戴银牌，胸前饰有各色玻璃珠。到了15岁或16岁时，母亲会送给女儿一个小竹篾、一套新衣服、一个染牙齿的铁锅片，外加一个小板凳，这些都是谈情说爱时所必需的，表明姑娘已经成年。男孩子到15岁或16岁时，要举行叫“节”的成年礼，母亲也要给他准备一条毯子、一个装槟榔的银盒或铜盒等，这些也是谈情说爱时离不开的，从此男孩子便加入到小伙子的行列。
藏族人在姑娘15岁或16岁时，要举行一个名为“戴头”的无偶单婚仪式。贵族人家要在男孩子13岁或14岁时选择吉日将发辫梳到头顶编为一个发髻，此后便可根据世袭地位而改穿官服。平民一般只举行仪式而不改梳发式。所谓“戴头”本是表示孩子已成年的仪式，指天为配，因此唤作“戴天头”。这个仪式的排场和隆重气氛与正式婚礼相同。这一天要由高僧或其他神职人员念《戴天头的祝词》：
羽毛丰满的锦鸡，向着蓝天飞腾；脚力已足的骏马，开始在草原上驰骋，到了戴头年纪的姑娘，婚礼要对天举行。这是民族的习俗，这是婚礼的传统。为姑娘自由选嫁婚配，打开了天门。
念完以后，用柏叶水、牛奶或菩提树叶（根据地区有所不同）为姑娘洗脸，也用鹅冠草或孔雀翎等蘸水向姑娘身上、屋内、炕上洒去。这时，被邀请的为姑娘更衣的人，边唱歌，边给姑娘换衣服。在逐件换装时，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件一件，一层一层地换。东都县城台地区的《更衣歌》这样唱道：
今天是戴头的日子，是人生最大的喜事，打扮吧，姑娘，打扮成丹玛那样的仙姿。
丹玛是传说中主宰婚姻的女神，戴天头的姑娘从此有了过性生活的合法身份。相比之下，在云南和四川居住的普米人成年礼要简单得多，而且时间就利用大年节的这一天。在欢庆的节日气氛中，家里如有年满13岁的男女少年，父母或兄嫂就要为他举行“穿裤子礼”和“穿裙子礼”。仪式由母亲主持。如果年满13岁的是女孩，她便走到火塘右前方的女柱旁，双脚分别踩在猪膘和粮食袋上。右手拿耳环、串珠等首饰，左手拿着麻纱、麻布等日用品，象征着妇女有享受物质的权力和承担家务劳动的义务。接着，母亲把女孩的麻布长衫脱下，换上短衣，穿上百褶裙，腰间系上一条绣花腰带。如果年满13岁的是男孩，则要走到火塘左前方的男柱旁，在舅父的主持下，双脚踩在猪膘和粮食袋上，右手握着刀，左手拿着银饰品，由舅父把男孩的麻布长衫脱下，换上短衣，穿上长裤，系上一根腰带，并用牛角杯盛酒向客人敬酒。
斯里兰卡僧伽罗女子的成年礼，根据少女第一次行经的日子来举行。当然，具体时间还要由其母亲到星相师那里，告知女儿行经时间，问卜吉凶。仪式中，由洗衣种姓的妇女为少女擦洗手和脸各三次，在她下身围上一块白布，再往头上围一块白布，然后为少女洗澡、穿衣、梳头、佩戴首饰。
坦桑尼亚玛孔德人的成年仪式，男孩要进行割礼，女孩则要沐浴净身，擦上蓖麻油。但无论男女都要换上新装，还要举行化装舞会。
墨西哥阿帕切族的成年仪式过得火火暴暴，历时四天。尤其是女孩，至14岁时都要举行一个十分隆重的“黎明舞”狂欢活动。“黎明舞”活动要提前一年多就开始着手筹备。被邀请的亲友和一对本族德高望重的老年夫妇（教父教母）来到举行成年仪式的场所，隆重的成年仪式竟有上百人参加。地点大多选在风景秀丽的河边开阔的草地上，帐篷顶顶，彩衣拂拂，可以想见其令人激动的场面。第一天，女孩父母拿着一根雄鹰的羽毛到教父母家去。当教母来到女孩家时，也是首先把那根象征健康到老的雄鹰羽毛插在女孩头上，并在众人帮助下为女孩穿上成年衣。成年衣是由很多人用鹿皮缝制而成，衣服上缀有二百多个锡片制成的小铃铛。跳“黎明舞”时，铃铛便发出悦耳的声音。随后，把一块鲍鱼壳做成的头饰系在女孩的额上，它象征着女孩已经长大成人。第二天，自黎明时分一直舞蹈歌唱至星月满空。第三天，教父将一把神圣的手杖交给女孩子。这个手杖是用象征性情温顺的金莺或黄鹂的羽毛装饰的。据说它会给女孩带来温柔、贤淑的性格。然后还要由教父给女孩从头到脚涂上四种颜色的香料……仪式中名目之繁多，集中了阿帕切族人的所有文化，而上述的服俗更是独具异彩。
成年仪式以及表示成年的服饰，是非常严肃的，容不得轻视和亵渎。尽管它与文明社会相距甚远。但是，仅其中的服俗就能使人领略到那一份庄重，那一份热情。不论仪式繁复还是简单，所有的人都是将它作为一件人生大事去做好，这不正是培养青年人意志，确定青年人义务，并且给予青年人权利的最好的形式吗？它使一代代年轻人在庄严的成年礼中接下了父辈的重任。外表上是固定的服饰，内心里却是一颗即将成熟，或者说需要马上成熟起来的心。
欧洲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也有为孩子举行“首次圣餐”和“坚信礼”的习俗。如孩子长到6~7岁时，第一次接到圣饼，女孩要穿白色连衣裙，头上戴精制的头纱，天主教之外的教徒只需穿白色连衣裙；男孩穿深色西装和白衬衫，打领带。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在孩子11岁或12岁时，基督教徒在孩子13岁或14岁时，一般要由主教或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给孩子们举行集体坚信礼。女孩们也要穿白色连衣裙，头戴丝纱巾（天主教）或是穿白色衣服或淡色衣服（基督教）；男孩子一律穿深蓝色或深灰色西装。从这种类似成年礼的仪式上看，再从家长和亲友送给孩子的小型金十字架或带有宗教色彩的护身符以及圣经、祈祷书来看，这种所谓的“到达法定年龄”的仪式还是与成年礼不完全相同。它的整个过程基本是宗教性占了主要的地位，法定年龄也是为教会所承认。但是，它作为西方的仪礼，经过长期传承，也成为人一生中的大事了，应该说与服俗有关，而且确实具有类似成年礼的一部分意义。
成年仪式孕育出有关成年的服俗，也培养出一代代具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服饰成为一个人成熟的形象标志，它既是自然的（生理），又是社会的（思想）成熟的人的象征。服饰在这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定情与订婚服饰
人类最激动的感情是爱。从初恋到结婚的过程都被披上动人的柔纱，其中定情与订婚是两个带有“心理契约”的关键行为，最被恋人们所重视。这也离不开服饰品。
定情与订婚不同。定情是男女两情相悦，彼此海誓山盟，并互赠物品以作为爱情信物。它可以是婚姻的前奏，也可以不是，但无论前景如何，这一类定情的表示大多是私下里进行的。而订婚却要公开举行仪式，以此向诸亲友宣布。它绝对与婚姻相连，只是还不等于结婚。
如果从服俗的角度将二者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定情不需要两人穿戴上特定服饰，所以用于定情的服饰，说服饰品更为确切。而订婚仪式在一些地区很正规，因而准新郎和准新娘则要更换一下服饰。即使不举行仪式，有的民族也要在服饰上做些标记，说明已经订婚，以非语言的服饰形式告诉异性不要再来求婚。
定情服饰品
作为爱情信物的服饰品，不一定贵重，也不一定要美观。有些服饰品的含义只要两心相知，在一方的心中认为此物能够代表另一方那颗跳动的心，也就足够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诗经·静女》中说得非常恳切：“静女如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有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中后两段写小伙子发现姑娘不但如约来到，而且还情意深长地带来一种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一说是涂红的管子，似乐器），于是小伙子喜不自禁。他心里想（也可能吟唱出来）：“牧场嫩草为我采，我爱草儿美得怪。不是你草儿美得怪，因为是打从美人手上来。”这篇收录在《诗经·邶风》中的爱情诗，虽然并未说明是定情，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定情服饰品的价值在于情意而不在价格。
魏诗中有专名为《定情诗》的，为繁钦所作，被收在乐府《杂曲歌辞》中。有一种说法是，这里的“定情”二字，是镇定其情的意思，因为通篇以女子口吻，自述与人相爱，不久被弃，悲而自悔。不过，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二人相爱时频繁互赠的信物中有很多涉及服饰。如“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何以答欢忻？纨素三条裙。何以结愁悲？白绢双中衣……”这些无疑显示出，以服饰为定情物是非常普遍的。
另外，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虽然表现的是恩爱夫妻分散多年后的相思之情，但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物品的纪念意义在于两人可以想见其人，触物生情，其中更深的内涵，也许别人根本无从得知。
再如中国唐代诗人张籍的假托爱情诗《节妇吟》中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虽然作者本意是在推脱做官，但诗中前两句：“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还是真实地再现了民间以服饰品为爱情信物的民俗形式。
较为常见的赠送给恋人的定情服饰品，在中国有：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族的绣烟袋荷包（女送男）和银手镯（男送女）；云南傣族的印花手帕和银手镯；新疆塔吉克族的一对耳环（男送女）和绣花包，俗称“恰叶哈尔塔”（女送男）；广西融水苗族的手镯（女送男）和自己的一件衣服（男送女）；云南澜沧县糯福区拉祜族的绣荷包、腰带、筒帕（女送男）和银耳环、银手镯（男送女）；还有云南丽江纳西族的戒指、腰带和手镯（男送女）等等。在德国波恩则有宝石戒指（男送女），这种在古罗马时曾以铁制戒指镶嵌宝石送给情人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带有浪漫情调的定情服饰品，是与那激动人心的求爱习俗并存的。其中伴随着情歌一起出现，宛如在服饰品上久久跳跃着深情的音符。每逢大年初一刚过，越南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头裹美丽的纱巾，束着彩色腰带奔赴各地庙会。庙会中有一项活动内容最为精彩，那就是对唱民歌。青年男女们坐在小巧的船里顺水游荡，任凭爱情的歌声随波起伏：
哥哥啊，我把衣服脱给你，把戒指赠给你。妈妈问衣服呢？过桥时被风吹跑了。妈妈问戒指呢？洗衣时掉进河里了。
纯洁无瑕又热烈奔放的少女的心，在歌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情浓意又大胆狂放的少女的性格也在定情服饰中得到形象的体现。相比之下，我国福建畲族少女的情歌，就唱得委婉含蓄得多了，而且互赠信物时唱出心中的话。例如姑娘送给小伙子一条自己编织的腰带，唱道：
一条腰带三尺长，送给贤郎带身上；真心相爱有情义，年长月月结鸳鸯。
小伙子高兴地收下礼物，回赠姑娘一条毛巾，也唱道
一条毛巾两头青，毛巾中间是郎心；洗脸擦汗面对面，揣在怀里心连心。
通过对唱山歌，选择了自己称心如意的情侣，再托人公开说媒。贵州北部的侗家男女青年，将一腔青春的狂热都化在歌中，在《初相会》、《夸奖歌》、《颠倒歌》之后，姑娘、小伙子基本上找下了自己的意中人。于是相约来到树下花旁，向对方索取“把凭”（信物）。这时，要唱《借记歌》：
画眉借山来歇凉，细鱼借水来归塘；哥不借妹钱和米，借妹把凭连心肠。
把凭，都是些什么？有首饰、筒帕和铜钱、小圆镜乃至头发等。互相赠送信物以后，还要唱《连伴歌》、《送别歌》，然后才在依依惜别中各自回自己的家。
工艺性强的定情服饰，则在表明自己心意的同时，显示一下自己的劳作与灵巧。这一份心思就藏在服饰品中，一起送给心上人。我国哈尼族支系爱尼人，那些多情的姑娘往往要将一串用彩色鸡毛和丝绳编成的羽毛花送给小伙子。当两人确认情投意合时，姑娘会把一件自己亲手缝制的、前襟上角绣花的男上衣送给小伙子。决意要娶这个姑娘的小伙子也会把自己心爱的银项圈或银手镯奉送到姑娘的手里。这时，姑娘又会把自己的杰作——“脚章”（即裹腿）送给小伙子。至此，男女双方就算正式拍板定情了。侗家姑娘在接到小伙子的礼物——不同颜色的丝线后，立即动手，用这些丝线做出一套她认为最漂亮的衣服送给情郎哥。这一点与壮族的“歌墟连情”然后互赠信物有些相似。这是古老的风俗，《太平寰宇记》中就曾记载，在这个场所，“男女盛装……聚会作歌”，尽管对歌后所赠信物不完全相同，但是一般女方都要送给小伙子一双自己做的布鞋，自己绣的绣花手帕、头巾、枕巾等。每年元旦或转一天，男女又相约对歌后，男子以布帕送给心爱的姑娘，姑娘如有意，日后便在布帕上绣上花朵再归还男子，这在当地被称为“抛帛”。布依族女子在接到男方一条毛巾后，送上的却是一双白毛底青布鞋，鞋底纳的是葵花纹，还要在毛底边上锁”狗牙袢”，精致之极，以此来显示姑娘的心意和手艺。
有的还兼具音乐和工艺美术双重属性。如一些地区的侗族，每当赶场天，青年男女就会打扮一番，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在天柱石洞周围，有一条远近知名的街，它是连接天柱、锦屏、剑河三县的重要集市，因而成了三县数乡青年男女培育爱情之花的花苑。姑娘小伙们一旦选中了自己的情人，便会出现一种带有戏剧性的“借把凭”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索要，这与前述的侗族借把凭有些相近，但是更带有艺术性，而且前者是在山里，后者则是在集市，因此后者在古老的意味上又多了几分现代的时髦劲儿，难怪更加婉转了。作为下次约会的信物，男方会唱：
日头落坡去得快，得了这回想下回，郎想跟娘（姑娘）借一件，送郎好去又好来。
姑娘尽管十分乐意，也还要故意推辞：
棉花还在地里黄，棉纱还在布机上，布匹还在染缸里，我拿什么送给郎？
小伙子又唱：
地里棉花来不及，缸里布匹赶不上，姣你身上带得有，花巾手帕是一样。
姑娘只好羞羞答答把早已备好的东西递给情伴，并唱道：
拿去伴哟！拿到家中好好想，好好想啊细细思，时时日日想到娘。
待进入到热恋阶段以后，除了绵绵的情歌细语，还要送上一双侗家女的精巧工艺品——草鞋。因为是赠给情人的，所以不同于编织平时穿的草鞋，它关系到情人的面子和自己的名誉。情人拿着这糯米穗秆编织的草鞋回村以后，老人们就会品头论足，凭物猜人。年轻的伙伴们见到草鞋也会说长论短。因此姑娘总是极尽巧思，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与技能，力求把草鞋编织成当地最美的工艺品。她们有的在草鞋尖端或草鞋跟上添上红绸、红布片，使之与糯米穗秆一起编织；有的还在鞋槛上捆上一层薄薄的花布。不同村寨的草鞋有着细微的差别，可以谓之“地域性”，而不同的姑娘的草鞋又不会完全一样，自然更具”性格化”。聪明的姑娘不但能编织精美的草鞋，而且还能辨别出各地不同的草鞋风格。这种定情服饰的赠送，真是又有歌曲渲染，又有手工工艺的展示，可谓形、声、情并茂了。
有些定情服饰品分类很细，如巴马瑶族的黑头巾就有三种：一种是头巾的两头绣有各种色彩的花样，并且镶饰着各种色彩的丝绸带；第二种是头巾的两头只绣有方形色块，没有镶饰丝绸带；第三种是头巾的两头都没有绣花和镶饰丝绸带。这三种黑头巾的长度一样，约两米，但通过头巾的装饰可说明自己爱的程度。一般双方建立爱情关系后，男方隔10天、20天要到女家来干上三天活，女方借此机会观察男方各方面表现。如果在某一次三天之后，姑娘送小伙时，走到半路，赠给小伙一条镶饰丝绸带的黑头巾，那就说明女方已对男方很有感情；如果送的是一条绣空花或根本不绣花的头巾，那就说明姑娘对小伙没有什么感情，双方可以再培养或是再各自寻觅佳偶。
有一些定情服饰品，并没有如此细腻的表现与体现。如亚洲草原上那些性情豪放粗犷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即使在男女表示爱慕时，也是以极潇洒的行为与举止在数秒之内完成。布里亚特牧民（蒙古族一部）可以自由恋爱。当姑娘看上一个小伙子时，便会勇敢地走上去，以迅疾的速度丢下洁白的手绢，然后瞬即拨马狂奔而去，如果小伙子躬身拾起这爱情的信物，也策马向姑娘紧追过去，把一枚金戒指郑重地戴在姑娘中指上，那么，这一对青年人就算相爱了。而维吾尔族的定情更便捷，有一种表示，只要男子将所戴小帽与姑娘互相换戴，这就算作“永定”了。还有澜沧江畔的拉祜族，讲究女抢男的帽子，男抢女的头巾。只不过这种硬抢还伴随着歌声，是为外乡人所目瞪口呆的定情方式。女方唱：
……
口弦弹出了我的心音哟，我盼阿哥抢走我的头巾。
男方唱：
拉祜山出的银子纯呀，阿妹的心呀，胜过白银。抢走头巾包银镯呀，我请舅舅送上你家门。
如果女方无意，男方硬是抢走女方包头巾，女方也会执意要回，以示拒绝，那时的歌声就显得格外悲凉了。男唱：
夜露打湿了我的全身，你却对我无所怜悯。
女方坚决地唱：
我不像小金鹿那样温驯，我是一只好斗的鹌鹑。请忘记路边的小花吧，我的心变成了天上的浮云。请你还给我的头巾吧，你到别的寨子另寻知音。
谁说偏僻山区的婚俗还相当野蛮，仅从这些有关服俗的情歌与馈赠形式上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不成文的约定，带着古老的遗蕴，比现代社会更文明。
还有的则显出相当大的随意性，只是随意之中蕴藏着郑重的情意，因此很像中国古诗中的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北欧的拉普兰族姑娘只要允许求婚者摘下她的手套，就意味着接受了他的爱情。非洲塞内加尔男女青年利用“绿色金字塔”的竞赛机会去表露爱情。这个金字塔不是埃及的法老墓，而是用一袋袋花生垒成的，高20多米，重五百多吨。座座高矮相等，大小一样，棱角整齐，上面覆盖着绿色帆布，样子很像埃及那石头垒成的金字塔形状。每当比赛结束，很多女青年跑上去向获得优胜的男青年表示祝贺，这些姑娘们都隐含着内心的爱慕，于有意无意之间，深情地递上一块擦汗的手帕，送上一罐清凉的饮料。如果某一个男性优胜者爱上了其中一位热情的少女，便会在三天之内回赠给少女一块新手帕连同一瓶蜂蜜。中国的布朗族姑娘也有在暗中定情的，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之中，但是通过一些服饰品会使两人息息相通。当集体访谈时，一方看中了另一方，其他人都会知趣地溜走。小伙子爬到树上，摘下一朵白桂花，交给自己的亲妹妹，由她转给心上人。如果姑娘有真心，就接花表示答应。待双方真诚地吐露心声以后，彼此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喜悦，爱情的涟漪回荡在二人纯洁的心田，姑娘把白桂花戴在头上，这就表示姑娘对这份爱已经默许了。哈尼族姑娘成年后，头饰后边戴一个竹制的小圆筒，在圆筒里装一团白草。如果姑娘在小伙子的追求下产生了强烈的爱恋之情，而决定非他不嫁时，就会在白萆团上蒙一块黑布，在黑布上打上银泡，姑娘的心将永远属于小伙子了。彝族支系——拉乌人的举动更为动情，而且泼辣得大有荡气回肠之势。当小伙子爱情语言说得姑娘爱心已定，并赠送信物时，姑娘将所带定情物倾囊相赠尚嫌不足，会当即解下花围腰，或者干脆扯下自己衣服上的纽扣当场赠给情郎哥。
定情服饰品虽说也是物质，但它是借服饰品以传情，极富人情味儿，因而很富浪漫色彩，即使步步深入，也绝不是繁文缛节。就像是潺潺的流水一样，悄无声息，绵绵不断。只要爱情是永恒的，那么作为定情的服饰也将与天地日月一样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