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
东汉至元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秦及西汉，御史属御史大夫府。大夫佐丞相理国政，兼管监察。下有两丞，其一为御史中丞，又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外督部刺史，内镇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具体掌握监察权力。西汉末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不再兼管监察，御史中丞出为台主。东汉因袭，称御史台。曹魏一度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后复原名，历晋、宋、齐、梁、陈不变。北魏改中丞名为中尉，威望甚重，北齐复名中丞。北周行六官制，其秋官大司寇下之司宪中大夫即御史丞之职。隋废六官制，复立御史台，因避讳，御史中丞改称御史大夫，为台主，治书侍御史为副。唐初沿袭隋制，贞观末，因避太子李治讳，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台名为宪台，咸亨元年（670）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74），改称肃政台，分为左右，各置肃政大夫（御史大夫）、司宪大夫（御史中丞），左台专监在京百司及军旅，右台按察诸州文武百官。中宗神龙元年（705），复名左右御史台。睿宗延和元年（712），又合而为一。
唐御史台有三院：①台院：置侍御史四人（或六人），掌纠举百僚，推鞫刑狱。此外，监太仓、左藏出纳，监督没收赃款及收纳赎款等职，也由侍御史分工负责，其中以资历深者一人知台内杂事，称为杂端，权力最大。②殿院：置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整齐朝班，检察仪仗；京城内分左右街巡察，检举巡内不法之事；又助侍御史推事，监太仓、左藏出纳。③察院：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监决囚徒。监察御史多奉敕出使，巡察诸道，称巡按使；检察馆驿，称馆驿使；监军则清点俘获，审查功罪；监屯田、铸钱则审计盈亏，纠劾过失；又监岭南黔府考选。其在京师，则以监察御史分察尚书六部，又以二人助殿中侍御史分察左右巡及整饬朝班仪仗。
御史台的职责虽极繁多，最重要的实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御史可以据风闻弹事，弹劾不必先禀告长官，也可弹劾台内长官和同僚。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更多的是奉敕推鞫。御史台本无监狱，所推问的罪人寄囚于大理寺。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始别置台狱。自大夫以下诸御史都可以拘捕人人狱。武则天时为了消灭反对势力，用酷吏为御史，大杀宗室、大臣，又令御史中丞来俊臣别置狱于丽景门，入狱者大都被处死，因此世人称此门为例竟门。到玄宗开元十四年才由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准依旧制，废台狱。需要拘留者，止于台中诸院寄禁。
三院御史为清要之官，虽秩品不高，但威权甚重。唐玄宗时常用御史充任各种重要使职，如宇文融以监察御史为覆田劝农使，他所奏置的判官十人也都兼御史衔。后来，他又充租地安辑户口使，官位也经侍御史擢升到御史中丞。其后杨慎矜、杨国忠等人也都是从监察御史历侍御史至御史中丞，担任各种重要财政使职。因为御史权重可畏，易于集事。玄宗以后，凡节度使、观察使无不兼大夫、中丞衔，所属判官也多带侍御史、监察御史衔；度支、盐铁、户部三使的巡院官也多兼“宪衔”。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由外官兼摄的御史被称为外台，加上检校等字样，以示非中央御史台正员。到了后期，方镇的将校也多带“宪衔”，宪衔遂滥。
按唐制，御史监察百官，本身却要受尚书左右丞监察，纠弹不当要受劾治。但在御史台权力膨胀时期，左右丞很少能执行这种监察权力。
御史制度是监制百官、巩固皇权的制度，当唐代后期皇权削弱时，御史的威权也随之下降。御史监军的权力早在唐玄宗时已被宦官取代。安史之乱后，外则藩镇割据，内则宦官专政，御史很难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行施监察权。贞元十九年（803）监察御史崔蘧循旧制到神策右军巡察，被军中执奏，笞四十，流配崖州（今广东海南岛琼山东南）。重要诏狱（皇帝下诏审问的案件）也多交给两种策军中尉在仗内鞫讯，御史承审诏狱之权也被剥夺。
唐代东都洛阳也置御史台，高宗、武则天常驻洛阳，其台颇为重要。中宗以后，洛阳只置留台，以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组成。中叶以后，常以东都留守官兼任中丞，所属御史也不全备，只是形式存在而已。
宋沿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兼理重难案件，御史台下分三院，侍御史主台院，殿中侍御史主殿院，监察御史主察院。北宋前期，官名御史者多出任其他差遣，而以其他官员任御史，置推直官以治理案件。不设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以侍御史知杂事（知杂御史）为副长官。太平兴国三年（978）任命监察御史，是为正名举职之始。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天禧间（1071~1021）一度设言事御史（谏官御史），庆历五年（1045）又设言事御史，称为言事官，御史兼有谏官的职责。元丰三年（1080）复建六察制度，御史台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中央政府各行政权构，后又以户案兼察转运使，刑案兼察提点刑狱。御史台的六名御史中三人（后增为六人）分领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书省的六部、寺监及其他在京百司；另三人为言事官，兼察秘书省、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等少数中央机构。元丰七年，改知杂御史称侍御史，改言事官称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其他所兼使名，以及里行、推直官等并罢，沿用至宋末。宋代御史许风闻言事，以广言路。
金、元基本上沿唐宋之制，略有变化。明初将御史台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
翰林院
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李隆基选擅长文词的朝臣人居翰林以起草诏制后，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学士。
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目前尚无定论，史载多见于唐玄宗时。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有词学、经术、合炼（炼丹）、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各色人才，称为待诏，即听候皇帝随时召见和差遣。其中词学之士最受重视。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拟诏制的事例，唐高宗、武后时的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等尤为著名，仅当时还没有设专门机构。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因此，他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如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又称翰林供奉。
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比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院更接近于寝宫内殿（这是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情况，皇帝若住在兴庆宫、西内或东都时，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书舍人院密近）。大致由于待诏翰林的各色人才很杂，不能保证机密不外泄，故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学士院建立之后，待诏于原翰林院的文学之士仍称供奉或待诏，也有学士与待诏二名兼称者，如天宝七载（748）所立的《封北岳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题衔名为“直翰林院学士供奉”；大诗人李白被称为翰林学士，也被称为翰林供奉。这种待诏于旧翰林院的文学艺能之士长期存在，而且为数甚多，据《顺宗实录》记载，顺宗即位后，曾一次即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者三十二人，可见人数之众。而顺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诏，王亻丕是诗书待诏。
学士本是文学儒生的泛称，后来随着各类机构的设置而成为一种差遣职，如唐代有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学士。张说入充翰林院待诏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的学士也是差遣职，本身并无秩品，都带本官，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书舍人充任的。初置时并无员额，少或一两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选。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于其间起着极大作用，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因此被称为“内相”。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用白麻纸书写，故又称“白麻”；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用黄麻纸书写，故又称“黄麻”。有时翰林学士缺人，也临时召取中书舍人代草内制，但不经常。此外，还有专侍皇帝读书写字的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则不负起草诏制之责。
翰林学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宝历二年（826）曾打算别置东头学士以抑之，由于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杀，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亲而疏的发展规律。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这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政情况下的产物。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为翰林院。北宋前期各政府机构大多名不副实，学士院则仍遵行唐制为草拟内制之所，翰林学士亦依旧例为六员，但通常少于此数，偶设七员，其第七员翰林学士，号称“员外学士”。宋亦以翰林学士资深者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设置。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
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如唐代无秩品，以其他寄禄官充任。有时领其他差遣，类同贴职，则不草拟内制。在学士院草拟内制的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如寄禄官至中书舍人则不加知制诰衔，一般都只称为翰林学士。常见的知制诰，通常是指任职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翰林学士大多由草拟外制的知制诰选任，不再召试制词。
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已废，所以，北宋后期及南宋的知制诰，都是翰林学士的加衔。翰林学士定额为两员。
如果其他官员入学士院草拟内制而未任命为翰林学士者，称为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遇学士院全缺翰林学士，而以其他官员临时代行其职，宋初曾称为权祗应翰林院事，后称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如官位高于翰林学士，则称为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
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亦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则与学士院之又称为翰林院者无关。
西夏设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等。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起草诏书等事。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翰林院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设掌院学士（正五品），下属有侍讲学士（正六品）、侍读学士（正六品）、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以及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的六科庶吉士。入翰林院者官品虽低，却被目为清贵之选。明朝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正五品）两人，满员、汉员各一人，由大学士、六部尚书或侍郎内特简。掌院学士下设侍读学士（从五品）、侍讲学士（从五品），满、汉各三人；圣裔太常寺博士（正七品），以孔氏衍圣公第三子承袭；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六科庶吉士。
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侍讲以上诸官亦仅具空名，并不任讲书之职。担任讲书者须另外选派，加经筵官之衔。世袭五经博士的设置，也意在照顾孔子及朱子的子孙，以奉祀其先人，实际不任职务。故清代翰林院诸官极为闲散。但翰林官亦是清华之极选。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接近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枢密院
五代至元的最高军事机构。唐代宗永泰中始设枢密使，掌文书，以宦者任之。五代后梁设崇政院，改用士人，掌军国大政。后唐改称枢密院，枢密使辅左宰相，分掌军政。宋设枢密院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中书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
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北宋除熙宁初年外，不同时并置，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历浅的称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以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为正副长官，其他一概废罢。元祜三年（1089）复置签书枢密院事。北宋末一度以位高者领枢密院事。南宋初年复设枢密使、副使、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使位在知枢密院事之上。枢密院长官通常由文官担任，实行“以文驭武”。
北宋初及庆历年间，宰相曾兼枢密使。南宋前期宰相多兼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后期则例兼枢密使，另设专职的枢密使。南宋枢密院的副长官与参知政事互兼。
宋初枢密院下设有兵房、吏房、户房、礼房等，分治诸事。设枢密承旨（后改为都承旨，又增设副都承旨），总管诸房，各房设副承旨一至二人主管。以后房数逐渐增多，南宋初曾达二十多房，乾道六年（1170）并为兵、吏、礼、刑、工五房及院杂司。
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会同元年（938）进攻后晋时，依晋制在汉地设枢密院，以降臣李崧任枢密使，掌管汉地军政事务（契丹枢密院设立后，汉地枢密院亦称南枢密院或汉人枢密院）。辽世宗大同元年（947），设契丹枢密院（北面官），因该院牙帐处大内南北，故又称南院、北院。契丹南院掌民政，北院掌军政。
金太祖完颜天辅七年（1123）占领燕云地区后，设枢密院统辖汉地军务。太宗天会三年（1125）侵宋时，设都元帅府总辖军政。海陵王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枢密使掌武备机密之事。章宗泰和六年（1206），改称都元帅府。八年，仍称枢密院。金末，各地设行枢密院分掌地方军务。
元中统四年（1263），设枢密院，掌朝廷军机大政，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为虚职，实际主事者为知枢密院事。战时设行枢密院或枢密分院。元末，明太祖朱元璋下集庆，即设行枢密院以统诸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罢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掌军务。
谏院
职掌规谏朝政缺失的中央官署。宋初沿唐制，门下、中书两省有左、右补阙、拾遗。端拱元年（988）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虽名为谏官，但无诏旨并不任谏职。门下省有谏院，亦名存实亡。
天禧元年（1017）设谏官六人，不兼领其他职务，专任谏职，并诏谏院为独立机构，但不久谏官缺而不置，谏院又名存实亡。天圣元年（1023），谏院复设谏官。明道元年（1032）以门下省址为谏院，设知院六人，以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充任。以其他官员充任的，称知谏院。
元丰改制，废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分属门下、中书两省。建炎三年（1129）复设谏院，为独立机构。绍兴二年（1132）改为中书门下省的下属机构。
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亦常弹劾大臣，而御史台的御史，也并非专察臣僚，言事御史（殿中侍御史）即主要是向皇帝进言，其职责类同谏官，宋代常以台谏并称。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因谏官不专任谏职，曾再度设置左、右补阙、拾遗，专任谏正皇帝之职，不久亦废。
辽代在南面官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设左谏院和右谏院，虽设左、右谏议大夫等官，但有名无实。金代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司谏、补阙、拾遗等官职。元废。明初洪武中叶复设谏院，置谏议大夫及左右司谏、正言等，不久又废。
太学
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南北朝后期至隋，又逐渐形成了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人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王页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信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才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人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国子监
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官府名。晋武帝时，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寺为学。不久，废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并为皇太子讲经。唐高宗龙朔元年（661），东都亦置监。一度改称司成馆或成均监。
宋属礼部。宋初承五代后周之制，设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学生。端拱二年（989）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依旧为监。庆历四年（1044）建太学前，国子监系宋朝最高学府。但高、中级官员子弟坐监读书，仅是挂名，数量既少，平日听课者又甚寥寥。自设太学和其他各类学校后，国子监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凡太学、国子学、武学、律学、小学、州县学等训导学生、荐送学生应举、修建校舍、画三礼图、绘圣贤像、建阁藏书、皇帝视察学校，皆属其主持筹办。元丰改革官制前，国子监官员有判监事、直讲、丞、主薄等。自元丰三年（1080）起，改设国子祭酒（即旧判监事）、司业（祭酒的副手）、丞、主薄、太学博士（即旧直讲）、学正、学录、武学博士、律学博士等官。监内分成三案：厨库案管太学钱粮、颁发书籍条册，学案管文、武学生公私试、补试、上舍试、发解试等升补、考选行艺，知杂案管监学杂务。各案设胥长、胥佐、贴书等吏人多员。国子监还设书库，刻印经史书籍，供朝廷索取、赐予以及本监出售之用。南宋在监内专设“印文字所”。国子监所印书籍称“监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国之冠。北宋陪都西京、南京、北京亦陆续置国子监，设分司官，由朝廷执政、侍从等官迭互充任，职事颇简，仅出纳钱粮，实际成为士大夫休养之所。崇宁四年（1105），罢三京国子监官，各设司业一员。
辽太祖置南面上京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丞、主薄、下辖国子学。中京另建国子监，设官与上京同。金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设祭酒、司业各一员，监丞二至三员，一员兼管女直学。元初置国子监，属集贤院，下辖国子学，设祭酒、司业，掌国子学的教令；监丞，专领监务。另建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学，以示与汉人、南人之别。
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在北京设国子监，皆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清代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学（宗学、觉罗学等除外），设管理监事大臣一员；祭酒，满、汉各一员；司业，满、蒙、汉各一员。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并归学部。
行台
魏晋至金代尚书台（省）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台”指在中央的尚书省，出征时于其驻在之地设立临时性机构称为行台，又称行尚书台或行台省。曹魏甘露二年（257），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尚书仆射陈泰、中书侍郎钟会等以行台随从出征。西晋永嘉之难，尚书令东海王司马越率军讨伐石勒，表以行台随军。自后尚书省长官出征或出镇，随军衙署称为行台。北魏天兴元年（398），魏道武帝拓跋土圭攻占河北诸州，以都城远在平城，不易控制，于邺城、中山置行台，令尚书令秦王拓跋仪镇守。北魏行台成为皇帝派出的特使，下置僚属，指挥军事，不常设，不管地方民政。熙平元年（515），北魏军攻寿春，以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别置行台，节度诸军。皇帝委派尚书出使，巡视边境，亦称行台。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北方贫困，令尚书左仆射源怀为行台，加使持节的称号巡行北边六镇和恒、燕、朔三州。正光五年（524），六镇、关陇起义相继爆发，北魏政权复诸道行台，指挥镇压各地起义军。遣尚书仆射元义为西道行台，讨伐关中莫折念生起义。元义病重，以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孝昌元年（525），以幽州刺史、尚书常景为行台，讨伐河北杜洛周起义军。
北魏孝明帝、孝庄帝时，行台设置较多。出任行台者多兼任当州刺史或都督诸州军事，成为地方性军事指挥机关。正光年间，有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东豫州刺史。魏子建为山南行台，梁、巴、二益、两秦之事，皆归其节度。正光末，以薛义都督华、豳、东秦诸州军事，为西道行台。孝昌年间，杨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尔朱荣专权，武泰元年（528）孝明帝任命为北道大行台，大行台称号始见于此。其后尔朱氏兄弟子侄各据一方，权强莫比，多任大行台。
北魏末年，高欢执政，为大行台，其余行台皆罢。孝武帝欲分高欢之势，以贺拔岳为关西道大行台，都督雍、凉、梁、益等二十州诸军事；以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南道大行台。贺拔岳死，宇文泰继任。东、西魏分立，高欢在东魏为丞相、大行台，驻并州，于州治晋阳置丞相府，宇文泰在西魏亦任大行台，都督中外军事，镇雍州。高欢任命侯景为河南道大行台，镇虎牢，拥兵十万，专制河南，指挥对西魏、梁朝的战争。梁中大通二年（547），侯景叛东魏降梁，上表称黄河以南，皆他所掌管，请举函谷（今河南新安北）以东，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所列当即河南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
北齐行台承北魏制，并州大行台改称并州尚书省，地位仅在邺城北齐中央尚书省之下。其余下台多以州划分，史籍所见有：幽州道行台，亦称北道行台，驻蓟（今北京西北）。朔州道行台，驻广安（今山西朔州）。晋州道行台，驻平阳（今山西临汾）。建州道行台，驻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东雍州行台，驻正平（今山西新绛）。洛州行台，亦称河南道行台，驻洛阳。河阳道行台，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豫州道行台，驻汝南（今属河南）。东徐州行台，亦称东南道行台，驻下邳（今属江苏）。扬州道行台，驻寿春（今安徽寿县）。
以上行台之外，东魏北齐又有临时性行台，指挥与西魏、萧梁作战，巡视地方，事毕即撤。北齐文宣帝时，辛术为东徐州刺史、东南道行台，驻下邳，所统十余州地犯法者，悉由术判处。行台始管理地方民政。
西魏行台不常设。除宇文泰自任大行台外，独孤信为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王思政为东道行台，驻玉壁，都督汾、晋、并诸州军事。侯景叛东魏，王思政率西魏军人据颍州，行台亦移至颍州。北周置总管府（实即行台的后身），遂废行台之制。
南朝无行台之制。梁末侯景来降，梁武帝萧衍保留其大行台称号，封侯景为河南王，都督河南诸军事。南朝宋、齐时，由中央派出催征赋税之台使，往往亦自称行台。
隋开皇二年（582）于并、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文帝以其子杨广、杨俊、杨秀各为行台尚书令。后废洛州行台，又于襄州、寿春两地设置山南道、淮南道行台。这两处行台都因伐陈设置，事定即罢。大致开皇九年（589）后，行台均废，而置并、扬、益、荆四大总管府，各统十余州至数十州。炀帝大业元年（605）诸州总管府尽废。唐初复置大行台。其陕东道大行台置于洛阳，以秦王李世民为尚书令，地位在其余行台之上。其余行台如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均以宗王或亲信大将任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主。武德九年（626），诸道行台并废。
北魏行台的组织虽略同于中台（在中央的尚书台），有令、亻射、尚书、丞、郎等员，但都是临时权置，并不完备。行台的首长，不一定都硅令、仆射、尚书等官位。隋唐的行台尚书省则以行台尚书令为最高长官，若不置令，即以左仆射为首。置官大略同中台而人数较少。行台主要为处理军务而设，故以兵部居首，又兼综民事，故吏、户、礼、刑、工并置，却往往一人兼两职或三职。行台的统辖地区既广，位重权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就予以废除。
金天会十五年（1137），废齐国，于汴京立行台尚书省，管理齐国旧地。行台尚书省由朝廷尚书省统领，设行台左右丞相。天眷元年（1138），以河南、陕西地还宋，改设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三年，复设于汴京。天德二年（1150），废。元代行御史台，亦简称为行台。
都督
汉末三国时形成的军事职称，其后发展成为地方军事长官，明以后成为中央军事长官。
都督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的是偏裨将校，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前者被称为帐下都督或部曲督，后者被称为持节都督，影响最大的是后一种。持节都督来源于汉代的督军御史，职责是监督州郡镇压“盗贼”，如东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绲持节督扬、徐二州兵镇压九江“盗贼”，就是一例。其后，又以中郎将督军，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汉末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割据称雄，朝廷为了笼络他们，有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献帝建安二年（197）以袁绍为大将军，赐弓矢节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大约同时，魏武帝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陆续在重要地区建立军镇，后来逐渐形成都督区。建安初年，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驻长安。建安十七年又以夏侯渊督诸军驻长安；建安二十一年征孙权还，以伏波将军夏侯悖都督二十六军屯居巢；建安末，以曹仁为征南将军，假节，屯樊城。这是后来曹魏关中、扬州、荆州三个都督区的前身。都督区的正式建立是在魏文帝曹丕称帝前夕。延康元年（220），他即魏王位，将统治区内的沿边诸州分为五个都督区，分别以曹真都督雍、凉，曹仁都督荆、扬，曹休都督扬州，臧霸都督青州，吴质都督幽、并，各自负责一个方面的军事。与此同时或稍后，吴、蜀也各在其边境建立都督区。到曹魏后期，都督区也在其腹地建立，计有邺、许昌（豫州）两处。邺为魏王国旧都，许昌为汉末故都，都有武库、粮仓，加上长安，成为控制边州，拱卫洛阳的重镇。司马氏建立晋朝前后，即以子弟出镇此三处及其他重要边州。由于他们掌握大量军队，终于导致八王之乱。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都在境内建立都督区。督区相对稳定，但也常以诏令临时划定督区范围，多者可达十余州，少者只有数郡。小区都督通常要受大区都督的节制，如东晋、南朝时，在襄樊的雍州都督通常隶属于在江陵的荆州，但又有相对独立性，经常有属镇不服从统府命令的事件发生。
持节都督本是军职，都带有将军或中郎将等军号，其地位高低视军号的品级而定，并依军号设立军府。如都督所带之军号为安西将军则置安西府，升为镇西将军则改称镇西府。军府置长史、司马、主簿、从事中郎、参军及行参军等僚属。参军、行参军分曹（部门）理事，其曹数多少视军府大小而定。
曹魏初置都督区时，都督与刺史各置，只有少数都督兼任所驻州刺史。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中，曾规定“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但惠帝以后，都督例兼所驻州的刺史，非重要州才单为刺史。都督兼刺史，即兼治军民，所属州郡之刺史太守军事上受其指挥，负责为之提供兵源及军需；其民政事务也常受都督干预，都督形成为州的上一级机构。但都督区与州区的范围并不一致，有的一州分属两个督区，也有一个都督除督所兼刺史之本州外，只督邻州之一郡或数郡者。故都督区还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是军事指挥区域。
晋时，分持节都督为三等，都督诸军事为上，监诸军事次之，督诸军事为下。都督均有节，表示朝廷赋予都督的权力，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有权诛杀二千石（守、相）以下官；持节有权诛杀无官位人，若在军事时期，可与使持节同；假节只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自曹魏开始，已有大都督及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的称号，假黄钺是比持节更高的权力标帜，可以专戮节将（即持节都督），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或权臣当政期间才赋予这种权力，并非经常制度。
除负责一个军区的持节都督外，还有奉命出征的持节都督，统率全军或一支独立部队。其后往往以统率全军者为大都督，如曹魏明帝太和四年（230），以司萼懿为大将军、大都督、假黄钺，以伐蜀。北魏后期，经常任命重臣为大都督统率出征。但其后常别置行台节度诸军，统帅之权又渐移于行台。
南朝后期，州郡分割，都督区也逐渐变小，都督的权威已不如魏晋时。
东魏时置六州流民都督及京畿大都督，以统率鲜卑军人。北齐时，京畿大都督以宗王或皇子担任，开府置佐，权力极重，是特殊的制度。
北周改都督区为总管区，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并统辖邻近各州。重要地区则置大总管府，除直辖州郡外，还统辖若干总管。大总管所统，自十余州至数十州不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三等名号则成为府兵的中下层军官。至隋，此三号并为散官。隋炀帝杨广复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地位低微，有似魏晋时的帐下都督。
隋代军区亦称总管。唐初承隋制，其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至武德七年（624），复以总管府为都督府，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而行军总管及大总管不变。大都督常以宗王遥领而以长史代理其职。其余都督则分为上、中、下三等。贞观元年（627），内地都督府多被裁撤。景云二年（711），睿宗曾拟分全国（除京畿、都畿外）为二十四都督府，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恶，但并未实行。唐代都督权轻，虽加使持节之号，并不真正赐节。景云二年以贺廷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实授旌节。从此节度使代替都督，成为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
唐后各代也袭用都督名号，但名号虽同，其职权与组织形式与魏晋南北朝时已迥异。
北宋于行政区都督府设都督，一般以亲王担任，不常置，缺者以知府事为长官，掌本府兵民之政。地位较高者称大都督。
南宋以后，都督成为中央执政官所加军事官衔。绍兴二年（1132），吕颐浩以左仆射出都督江、淮、两浙、荆州诸军事，置司镇江。此后，凡遇执政官临时出任统帅，即加都督、同都督、督视各路兵马等衔，事毕即罢。元天历二年（1329），立钦察亲军都督府，后改为大都督府，置大都督，统辖钦察诸部侍卫军及地方镇戍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节制中外兵马。洪武十三年（1380）诛胡惟庸，为防止军权过分集中，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一员。各都督府通过都司统领京卫及外卫之兵。明中叶后，各卫仅存空名，都督遂为虚衔，领兵之官须加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衔，始有统军实权。清初，沿袭明制，以左右都督、都督等为提督和总兵官的加衔。乾隆十八年（1753）废止。
辛亥革命后，起义各省多置都督，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袁世凯上台后改称某某将军督理某省军务。1916年袁死后改称督军，1922年又称督理。
先秦俸禄
春秋以前的禄以田邑为主，战国时以实物为主。夏商贵族食禄制度缺乏记载，难以详悉。不过他们各有一定数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西周、春秋时，周王室有土地方千里。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级占有土地。春秋时“大国之师，一旅之田”。一旅为五百人，每人耕田百亩，卿的禄田约为五万亩。《孟子·万章下》有“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说法，实际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整齐。除无限期占有土地之外，商周贵族还往往获得定期占有土地的权益。例如商代小臣缶铭文说：“王易（锡）小臣缶涡积五年。”是商王赏小臣缶收取涡地禾稼，其时间以五年为限。
春秋时，由于赋税制度的变化，逐渐实行谷禄制。如孔子为鲁司寇，有“奉（俸）粟六万”，后来到卫国作官，亦有俸粟六万。至战国，各侯国普遍施行谷禄制。魏文侯以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燕王哙让位给相国子之，命令将有三百石以上官俸的官吏的官印交给子之，由他委派官吏。秦国的官俸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等级别。楚国用“担”来计算官禄，至有“禄万担”者。
战国时期，王室勋贵，除任官职有俸禄外，还有封邑；国王王后的宠幸，有的也有封邑。齐国孟尝君任相国，继承其父封地，“封万户于薛”。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还“食蓝田十二县”。楚顷襄王的宠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秦庄襄王王后封为长信侯，赐与山阳地，又以河西（今陕西、山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为国。但这时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税，不得占有土地人民，封君制为分封猢形式的残留。
先秦时为官府服务者只受廪食的待遇。如医者按治疗效果领取不等的食粮。乐工及百工亦有廪食。
先秦会盟
西周时周天子约见诸侯和春秋时天子、诸侯、大夫间约会及相互间结盟。
西周中期，穆王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见诸侯，称涂山之会。春秋初中期，政权由周王下移到诸侯，侯国间有事，君主共商。如前561年，齐桓公和鲁、卫等六国君主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南）相会，订立巩固嫡子嫡妻制和发展侯国间经济关系的文约。春秋晚期，一些侯国出现大夫专政，某些侯国间会议以大夫主持。如前517年，晋赵鞅等九国大夫在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进行商议，结果次年将周王子朝赶出王城，送敬王回王都。
西周晚期至春秋，常通过盟誓来调整和巩固贵族内部等级关系。盟誓有一定仪式：盟誓人先凿地为坎（穴），以牛羊或马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读盟书（古称载书）以告神灵，然后参加盟誓者歃（饮）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牺牲上，埋人坎中，副本则归与盟者收藏。
西周末期，周幽王召集诸侯在太室（今河南登封嵩山）结盟，称太室之盟，为周王与诸侯盟誓之例。春秋时期有多种盟誓：①侯国间盟誓。有君主间结盟，如前632年，齐、鲁等九国君主参加的确认晋文公霸主地位的践土之盟；有大夫问结盟，如前546年晋、楚等国大夫在宋国签订弭兵盟约。②君主与大夫盟誓。如前543年，郑大夫伯有之乱，简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桓公之庙。③侯国内大夫间盟誓。如前548年，齐大夫崔杼杀庄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太公之庙。④大夫宗族内盟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