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贼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归老还乡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逸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称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至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明珠
明珠（1635~1708），清康熙时大臣。满洲正黄旗人。那拉氏。字端范。祖父金台石（亦作锦台什）原为建州女真叶赫部贝勒，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叶赫城为努尔哈赤攻破，自焚受伤被缢杀。姑祖母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即孝慈高皇后。其家族被列为满洲“八大家”之一。顺治末，明珠以侍卫官内务府郎中，因精练能干，不断擢升。清圣祖玄烨亲政后，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书。十年，调兵部。十二年，圣祖阅兵南苑，明珠先期预为演习。届期部伍整齐，军容甚威，为圣祖所称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奏请撤藩以为试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祸乱，多数主张不撤。明珠与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坚主撤藩。圣祖下令撤藩后，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叛乱，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继叛。明珠赞助圣祖处理平定三藩军事，著有劳绩。十六年，晋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师。先后充《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深为圣祖信任。然其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并与另一圣祖宠信之大臣索额图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二十七年，御史郭绣疏劾（一说为圣祖授意）明珠与余国柱、佛伦等互为应援，卖官索贿，遂罢大学士，旋授内大臣。此后虽在三次对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用兵时从征，然不再重用。子纳兰性德，为清代著名词人。
隆科多
一门显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隆科多的祖辈曾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烟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与内大臣索俄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次战役。雍正初年，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因为部下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并负有拱卫京师之职。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恼火。先是太子胤礻乃骄纵粗暴，屡立屡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为“密储”。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礻唐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礻唐受挫以后，和他同党的皇十四子胤礻题继起谋取储位，胤礻题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嘱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胤礻题虽拥重兵，但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其实也是不利的。
和胤礻题抗衡匹敌者有皇四子胤礻真。胤礻真手段阴柔，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礻真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礻题，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六十九岁。康熙临终前，遗诏继统为谁，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礻真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礻真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众人惟一的顾命大臣。但是民间盛传胤礻真之即位，是由于矫改遗诏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礻题，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礻题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礻真。隆科多是传遗诏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实传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礻真，这可能是千古之谜了。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即位，都会呵护着他，而隆科多在胤礻真与胤礻真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样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诏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重新加以确定，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明史》监修官。清廷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难看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不仅是胤礻真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确是通过拥立胤礻真，才与胤礻真的关系方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来不尚掩饰，对大臣宠信与厌恶常常溢于言辞之间，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称誉之言语。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开导年羹尧，希望年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利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就专横骄傲起来。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脸也令人渐渐生厌。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但如此做法，却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杂，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某些“微词”：“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大约也难逃雍正的“防微杜渐”了。
甥舅猜忌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夺其乾清门头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营，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当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但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职，徇情庇护之意明显后议又过当，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案的处理。隆科多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于是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雍正表面上好像对隆、年二人有宽容之态，但他又对暑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他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一席隐含杀机的话，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处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接下来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叫牛伦、王五的两个仆人，挟主人之威到处勒索、接受贿财。当牛、王之劣迹被揭露后，隆科多也被牵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侯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闺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是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披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
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修撰《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以来已肇其端，但时续时断，张廷玉雍正三年署理大学士，次年实授，他任此职直至致仕。与此同时他还身兼数项要职，多次出典会试及其他考试。雍正朝的多数诏谕规制均出其手。乾隆四年（1739）拟对厄鲁特部用兵，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指挥战争，以及保密起见，朝廷特设了一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军机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清廷中央政府权柄最重要的政务机构，分走了内阁在拟旨颁诏及向各省当局发送指令等方面的许多事权。第一批派充此职的大臣有张廷玉、胤祥和蒋廷锡，张任此职直到乾隆十四年致仕。
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恩宠，赏赐极多。雍正元牟恩赐府邸一所，雍正七年又另赐较大府第一所。雍正三年以圆明园南面一座旧园赐之居住，以便皇帝移居夏宫小住时就近奉召。此园曾为索额图所有，张廷玉人居之后以“澄怀园”知名。张致仕后，人值南书房的官员入居其中。这座为众多文人赋诗赞誉的园林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此外，皇帝还不时赏给银两，有一次赏他一所值三万五千两银的典铺。张还得到少保头衔及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世职后由其子张若霭承袭。
张廷玉受命参议各项重大国事。当时雍正朝对厄鲁特用兵失利，致使平定西北之役受挫，当此之时，雍正皇帝向大臣商议对策，张廷玉率先主张停止用兵，因而有了雍正十二年的议和。雍正皇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及鄂尔泰配事太庙，这是当时大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典。
张廷玉也有好多年的时间颇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乾隆元年（1736）高宗即位不久即晋升张廷玉为三等于爵。张廷玉作为顾命四大臣之一，在几年中协助处理国家政务，于乾隆三年初封世袭三等伯，第二年加太保。但是他后来却逐渐失宠。乾隆六年刘统勋上奏言张廷玉桐城亲朋做官的人过于多，张廷玉由此曾几次受到朝廷告诫应谨饬此事。乾隆八年免其伯爵世袭。由于张廷玉年事渐高，因此他一再乞休，皇上以其既奉遗命配享太庙，当于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未批准。乾隆十五年一月一日，皇帝终于准其致仕之请，命待来春离京。一月十六张廷玉奏请陛见应对时，他对身后是否能配享一事颇有疑虑，乞皇帝一言为券。乾隆皇帝为释其疑虑，特颁手诏并制诗示意。一月十九日张廷玉本应入宫谢恩，但由于风雪严寒只能派其子代往。乾隆原已对张的公然不信任感到不满意，此时乃发怒气，且在几位大学士面前形之于色。次日张诣阙为前日的失礼举动谢罪，乾隆责怪大学士泄漏消息，同时也斥责张廷玉虚饰。几天后皇帝削去张四个月前晋封的勤宣伯爵位，同时宣谕：张廷玉虽实不当配享，仍准其所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请离京，适值几天前有皇长子之丧，皇帝因而诏责其不合礼仪并收回配享成命。他仅以原任大学士头衔返回故里，推迟已久的致仕才得以实现。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五十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尽管如此，当他五年之后去世时，仍得以享受追求多年的配享太庙荣典，成为独一无二享此殊荣的汉族官员，谥“文和”。
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字毅庵，隶满洲镶蓝旗，西林觉罗氏。其曾祖图门，于天聪年间在大凌河战役中受重伤于战场，赐世袭骑都尉世职。其父鄂拜曾任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精通满汉文字，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5~1699）任本旗佐领。同年，授三等侍卫。由于他汉文知识功底深厚，康熙五十五年，擢内务府员外郎。在此任内，他以严格奉公、遵循各项规章著称。他曾谢绝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礻唐之私人召见，此举深得雍正的赏识，故当他登极后，即任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主考。云南返回不久，授江苏布政使。他在此任上，极力奖励当地文士，赋诗为文，并选辑优秀者，以及他本人的某些作品，编为《南邦黎献集》，十六卷刊行。
雍正三年（1725），鄂尔泰擢升广西巡抚，不久又改授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雍正四年三月，他抵云南后即着手解决当地面临的许多政治问题。云贵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由各民族的土司头人统治，这些土司头人均为官方认可的世袭行政官员。但是他们往往是独立王国，胡作非为，因此经常给朝廷带来麻烦。鄂尔泰的政策，称之为“改土归流”。这种做法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原先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已实行过。鄂尔泰向朝廷建议，废除世袭土司头人制，把各部族纳入省政系统，统一治理。他首先在贵州广顺土著部落中施行。该部落于雍正四年平定，当即将世袭土司废除。他又赴贵州亲自审理叛乱土司。雍正四年十一月，鄂尔泰实授云贵总督。此时，四川东南部乌蒙及镇雄之土司，由于忧惧自己的命运，想对抗朝廷。鄂尔泰返回云南途中，与四州总督岳钟琪协力合作，用武力迫使这些土司归顺朝廷。雍正五年，该地区即已平定，改归云南统辖。鄂尔泰为此蒙恩赐世袭骑都尉。同年末，由于他在贵州长寨地区又平定了一百八十四个苗族部落，晋世袭一等轻骑都尉。雍正五年，云南西南部爆发车里及其他部族之叛乱，鄂尔泰率军于雍正六年平定。鄂尔泰七年在大部原属刀姓土司之领地上设普洱府。
雍正六年，在俘获几名东川地区叛乱土司后，鄂尔泰另加授广西总督，因该省近贵州边境地区之土著已多次叛乱。身负三省之责，鄂尔泰于是下定决心，对归顺之土司进行抚慰工作，对顽抗者则以武力镇压，以期结束土著骚乱之局面。雍正七年，因平定之功晋三等世袭男爵。此时，鄂在张广泗协助下，又在贵州古州地区平定多处苗乱。为此，加太子太保。他对顽抗吝土司或处死或流放，归顺者或给以年俸，或迁往其他省区。有几次地方骚乱，皆迅速平定。其中最严重者为雍正八年之乌蒙叛乱。鄂尔泰任职云南六年有余，在削弱土司头人权力方面，颇具成效。鄂尔泰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鄂尔泰在云南政绩颇多，其中包括改进食盐及铜矿工业，并改组铸钱，凡此种种皆获实利。雍正十年初，他应召回京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平苗有功，进世袭一等伯。雍正十年九月，他奉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为征讨厄鲁特运军费。第二年，返京后，即上疏奏陈征讨厄鲁特一事劳民伤财，莫如议和。此奏获准，不久战事暂告平息。
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爆发一场动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鄂尔泰奉命随同宝亲王、张廷玉及两位皇子，前往监督平乱。鄂尔泰以其本人在前总督任内未能预见有此大患，因奏请免其世袭封爵，所请获准，但仍保留其三等男爵。
雍正十三年，世宗病危弥留之际，诏谕鄂尔泰及张廷玉，立弘历为太子（即后来的乾隆）。并敕令鄂尔泰、张廷玉及其他两位亲王辅弼太子主持朝政还诏谕，因鄂尔泰与张廷玉志秉忠贞，身后配享太庙。高宗皇帝即位不久，即赐鄂尔泰一等子爵，后晋三等伯。从此，鄂尔泰担任多项要职，并总裁编纂几部官修书籍。乾隆四年（1739），他奉命前往勘察黄河水利工程。乾隆十年，他因病奏请致仕回乡，但只获准留任自养。时隔不久，乾隆还亲临其家询问，赠太子太傅。鄂尔泰不久死去，身后谥“文端”，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
鄂尔泰才能超人，政绩显著，深受雍正皇帝宠信。如此，他即逐渐成为百官之首。官吏当中，有其门生，其他皆为官场之拍捧者，张廷玉，亦权势显赫，深受恩宠，因此亦有一班朝臣追随其左右。由此，张、鄂二党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斗争的苗头，乾隆初。年即有所表露。张党中有张照、史贻直及汪由敦。鄂党中，不仅有满人，而且有汉人汉人中有胡中藻。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他自称与鄂尔泰有师生之谊，并以此为荣，此外，他与鄂尔泰之侄鄂昌为莫逆之效。鄂昌曾任甘肃巡抚，胡中藻曾任陕西学政及广西学政，他的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刊行。
然而，乾隆二十年初，皇帝偶读胡中藻诗，即断言其中有侮辱满族之词句。遂下诏逮捕胡，审查胡的全部诗文。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下一道长诏，其中引有胡所写诗文，以此判定胡冒犯满族，侮谩圣上，并诽谤张廷玉及其一党。五月二十一日，判处斩首。为胡诗集付梓刊刻之人，或与胡有诗文唱和者，都遭到惩处。另又断言鄂昌写有反满诗文并有贪污行为，责其自尽。鄂尔泰亦因生前植党，死后受谴，被撤出贤良祠。
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32），字抑光，祖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后入汉军正蓝旗。
康熙二十二年（1683），22岁的田文镜以监生人仕，担任了福建长乐县县丞。10年后，升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又过了8年，才官至直隶易州知州。直到他60岁时，虽然为官40载，也只是内阁侍读学士，为从四品官，相当于地方上的知府。但是，这一年雍正帝即位，并看上了他的忠直和才干。从此，他飞黄腾达，很快成为朝野闻名的能臣。雍正帝还将他同鄂尔泰、李卫一起，树立成当时的“三大清官”。
雍正元年（1723），山西很多州县都久旱不雨，颗粒不收，百姓啼饥号寒，纷纷外出乞讨。然而，该省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吹嘘这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催征钱粮，以致人怨沸腾。
正巧，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听说德音和森图昧着良心搞浮夸，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习俗，毅然将灾情做了详细记录，一回京便汇报给了雍正帝，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深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直言无隐”，立即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
田文镜赶赴山西后，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出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这时，山西的邻省陕西，其督抚主动送米上万石，而邻省直隶，却以山多田少为由禁止粜米。为解燃眉之急，田文镜再次上疏陈情，请雍正帝帮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雍正帝当即下谕直隶巡抚，命他以大局为重，“缓急共济”，积极支援灾区。同时，也将此情通报给了各省督抚。
从此，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达80多万。田文镜不但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
雍正二年（1724）正月，田文镜被调任河南布政使，接着又很快升为河南巡抚。
担任巡抚后，田文镜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开始清查亏空和整顿吏治，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史书上说，他“查核豫省亏空”时，“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其间，若发现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者，轻则“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重则立即“揭参”，决不留情。据统计，在他任内前两年，就劾罢属员多达23人。显然，这一举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员们的欢迎和拥护，但保守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并指使党羽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但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一切照常进行。
早在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后，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确认这与河堤长年失修相关：由于河堤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无雨则旱，大雨成灾。于是，他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堤，所用劳力由各州县分派。还提出“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纟今里民，一体当差”。
田文镜的这一政策本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地主才有田“半顷或二顷”。而地主富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权，自然不愿和百姓等同起来“一体当差”。于是，他们挑动了一些人赶赴巡抚衙门去控告，强烈要求维护儒户、官吏的特权。基于当时正值乡试的前夕，他们还发起学子们罢考，一时间搞得中原大地乌烟瘴气。在此严峻的情势下，河南的学臣却袖手旁观，“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简直还有些幸灾乐祸。他“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如此一来，田文镜也颇感“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他“捐弃身价，不避嫌恕”，毅然将带头闹事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闹事者见此，一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来。于是，考试照常进行，动乱迅速平息。而各处堤工，也均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后后，非常高兴，他赞扬田文镜：“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随后，授他为河南山东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接着，又加太子少师衔。
过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地方，经常有盗匪出没，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田文镜担任两省总督后，马上组织两省力量联合行动，很快便解决了当地治安问题。
接着，田文镜又发现山东省仓库全有亏空现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钱粮，掩盖旧亏空。对此，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县离任时，务必将其所辖州、县仓库的钱粮全部补齐，差额部分由他们从其俸禄中赔偿，然后才能调到新的任所。
为利于综合治理，田文镜在详细了解山东各州县有关情况后，还建议朝廷对部分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例如：将东昌府的属地高唐州划为直隶州，管辖济南府所属的禹城、平原、陵县、临邑4个县濮州为直隶州，管辖东城、范县、朝城3个县兖州府所属的东平州为直隶州，管辖陈阿、平阳、寿张、阳谷4个县济宁州管辖的钜野、嘉祥县改属曹州等等。朝廷认为他设计合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施惠百姓，遂批准了他的方案。
田文镜享年71岁。死后，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还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祭祀他，并准许他人祀该省的贤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