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
背隋投唐
房玄龄（579~648），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辞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隰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潼关，以防隋军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实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各地，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足”，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潼关，南进长安，东出洛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仪。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入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当上了宰相。
选贤审法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管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
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33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今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纬为吏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裁减大量官员，就能够为国家节省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订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人罪即引轻条，若欲人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日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删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仕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刑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硅、萧璃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设。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蠹，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观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刑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酋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烟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街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礼”，亲自到灵州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大唐，“下诏绝其婚”。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尽职尽心
房玄龄在辅佐唐太宗时多有诤谏，他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方面，日后都证明他意见的正确，都收到过很好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后果的特点。
唐高祖李渊去世后，唐太宗要以汉高祖长陵的规模为父亲建陵。而汉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唐太宗实行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他建议造一高三仞（一仞为七尺）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虞世南的建议利国利民，但房玄龄考虑，唐太宗不会接受虞世南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以汉光武帝的陵墓规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惟恐失误。褚遂良说：“人臣之助，玄龄为最。”王硅赞誉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他始终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晚年，他体弱多病，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允许，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可以看出，唐太宗是离不开他的。
著书立说
房玄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朝初年，为了修明政治，达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龄修史有功，“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70岁。唐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文昭，陪葬昭陵。
杜如晦
审时度势
杜如晦（586~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祖父杜徽曾在隋时任怀州刺史，父亲杜吒曾任隋昌州长史。少年时代的杜如晦聪明勤学，尤喜好文史，他气质英爽，以风流自命。隋大业年间，参加吏部人才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很是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但又暂时叫他俯就卑职，补任为淦阳县尉。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山东杜如晦像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烈火愈烧愈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准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淦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向南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果，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唐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荥、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礼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充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扼守武牢险隘，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倦、疲堪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先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牢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闼，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闼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闼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魏征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闼，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杜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运筹帷幄，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今，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邑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今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
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成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42），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尥蹶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谮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陈叔达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杜二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无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杜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邑一千三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采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州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吏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诤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诤臣看作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诗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诤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尸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硅）、魏（征）善诤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魏徵魏徵像
魏徵（580~643），唐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成一家之言，未成。父亲魏长贤，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博涉经史，北齐时为著作佐郎，欲承其父志，改撰《晋书》，后因讥刺时政，出为上党屯留令，其志未遂。
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不营赀产。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后以“十策”说李密，未被采纳。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魏徵请出使山东，李渊因署魏徵为秘书丞，东出关，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勋及据守魏州的元宝藏。二年十月，魏徵在黎阳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当时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与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魏劝建成亲自将兵出征刘黑闼，借机树立威信，结纳豪强，作为战胜世民的政治资本，次年，随太子至河北，建议释放囚俘，分化黑闼部众，黑闼果败。九年，魏徵又劝建成早除世民，未被及时采纳。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秦王李世民获胜，不久即位，是为唐太宗。太宗素重魏徵之才能，遂化敌为我，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以后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除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晚年曾为太子太师。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著名的有魏徵、虞世南、王硅、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他素有胆智，忠心耿耿，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简称《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魏徵卒。太宗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徵撰成碑文，亲书刻石。就在这一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名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扫兴之余懊悔地说：魏徵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魏徵以家学渊源，适应唐初统治之需要，亦略有纂述。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魏徵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并亲自撰写序论。此外，他还主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为萧德言等所辑《群书治要》一书作序。
长孙无忌
（？~659）唐高宗和唐太宗时宰相，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祖出自鲜卑拓跋部贵族。父晟，隋时名将。妹为太宗皇后。无忌虽出于军事世家，却好学，善于谋划。他从小就和李世民亲善，太原起兵后，常从世民征伐，参预机密。唐武德九年（626），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是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贞观中，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封赵国公，与房玄龄等同为宰相。太宗图画功臣像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无忌为首。贞观十一年（637），他谏止功臣世袭刺史的错误措施。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但在魏王泰、晋王治、吴王恪之间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未定，无忌以母舅和元勋的地位决策立晋王。二十三年，太宗病危，他和褚遂良受遗命辅政。高宗李治即位后，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朝廷首相，掌握大权。永徽四年（653），发生了房遗爱（太宗婿、房玄龄子）谋反案，无忌主持审案，他借此杀死和流配诸王、公主、主婿等亲贵十余人，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永徽六年他和褚遂良反对立武昭仪（见武则天）为皇后，未果。显庆四年（659），许敬宗迎合武后意旨，使人诬告无忌谋反，无忌被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被迫自缢死。
贞观中，他和房玄龄主修《唐律》和《律疏》。永徽四年，《律疏》三十卷成，即现存的《唐律疏议》，由无忌领衔奏上，为东亚著称的封建法典。
赵普
“黄袍加身”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生于五代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当时国家动荡，群雄蜂起，各自割据为政，赵普为战乱所迫，随父赵迥离开原籍，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不久又移居河南洛阳。
赵普读书不多，年轻时与赵匡胤交游，彼此引为知己。赵普像后被聘为后周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幕僚，受到刘词的赏识。刘词去世时，遗表向朝廷推荐了赵普。不久，赵普又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滁州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过淮水后，周世宗命令禁军统帅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强攻，袭破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北），占领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奏请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就这样赵普在滁州与赵匡胤相处了一段时间，赵普的才智受到赵匡胤的赏识。当时捕获盗匪百余人，当斩首盗案中，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就细心核查，又请赵匡胤亲自审讯，不少人因而得以免去死罪。由此，赵匡胤更加重视赵普的才能。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患病时正值赵匡胤出征，赵普早晚奉侍汤药，尽心照料，弘殷因此以同宗看待他。平淮南后，赵匡胤的父亲领同州节度使时召赵普为推官，赵匡胤移镇宋州时又任赵普为掌书记，赵普已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中坚人物。屡建战功的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信任和器重，显德六年（959），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及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担负着重要的军务和责任。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儿子、年仅七岁的宗训即位，也就是龚帝。
即使有顾命大臣的辅佐，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现实，此种形势给掌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个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宰相范质、王溥未察虚实，决定派赵匡胤带军征讨。
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驻扎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当一些将士簇拥着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赵普要求立赵匡胤为帝时，老谋深算的赵匡胤还想试一试军中拥立他当皇帝的呼声到底有多高，于是他就厉声说自己忠于皇帝，如果知道你们谋逆，不会宽恕你们。然而众将士的表态十分坚决。赵普为进一步激励将士，又故意说如今外寇压境，应首先杀敌，拥立之事待凯旋归来后再议。诸将士又齐声说不可。
赵普见已水到渠成，便对诸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于是赵普开始进行一番周密而紧张的布置：一方面提出要求约束将士，不许掠劫，保证都城人心稳定，使各方面不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派遣军使飞驰入京，密告赵匡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准备内应，又命令陈桥夜宿的将士全副武装，时刻待命。
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赵光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便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降阶跪拜降服。赵匡胤就这样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赵普也理所当然成了开国元勋。赵匡胤取代后周后，改国号为宋，即为宋太祖，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赵普有辅佐拥戴大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