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北战
为了进一步稳定政权，赵普支持宋太祖对后周旧臣采取诱之以官爵的措施，使他们改奉宋朝，于是京城迅速安定。但即使如此，领兵在外的一些地方大员仍然倚仗手中重兵，据有数州权势，不甘心降宋，采取与宋对抗的行为。建隆元年（960）三月，盘踞在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率先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赵普认为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初建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他对太祖说：“陛下初登宝位，广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并请求随太祖亲征。太祖笑道：“你能胜任打仗的事么？”当大军到达荥阳时，赵普向太祖建议乘敌不备，迅速出击。
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加快进军速度，一举攻克泽州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其子李守节投降宋朝。平定李筠后，赵普因功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赐第宅一区。八月，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十月亲率大军出征。
出征前，宋太祖问赵普征讨扬州之策。赵普认为，李重进虽然据有地形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优势，但“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太祖对赵普意见点头称是，发兵东下，进军神速，不久即包围了扬州，于十一月攻下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全家投火自焚而亡。后周这两股反宋势力被赵匡胤很快镇压下去，这为赵宋王朝稳定的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军事上又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踞政权。
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
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他日夜筹思，耗尽心血。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太祖带着弟弟赵光义微服出访赵普，赵普见太祖冒着大风雪到自己家来，急忙添炭、烧肉，置酒款待。
赵普问：“这么寒冷的深夜，陛下为什么出来？”宋太祖直截了当地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的地方，因此来见你。”赵普说：“陛下认为天下小吧？南征北讨，应该是统一时候了，愿意听您的计划。”宋太祖试探地说：“我打算收太原。”太原是北汉都城，太祖的意思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从北伐开始。赵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攻下，西北二面便由我们独力去抵挡，不如暂且等到诸国平定，太原弹丸之地，怎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呢？”这就是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太祖笑着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特意来试试你的。”赵普的话更使宋太祖下定了决心。
为统一天下旷日难决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被君臣二人定了下来。经过一番军事上的周密准备，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开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在赵普的精心布置下，赵宋首先进攻南方中实力最弱的荆南和湖南，结果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割据政权完全被消灭，使宋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
继而又挥师指向后蜀，作为下一步进攻目标。乾德二年（964）宋军向后发蜀发起进攻，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占据了成都，后蜀灭亡。不久，又于开宝三年（970），挥师征讨南汉，第二年正月，宋军直逼广州，南汉虽困兽犹斗，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无数，广州遂迅速被占领。及后宋又平定了岭南，南汉灭亡。开宝七年（974），宋太祖派十万大军进攻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南唐，南唐对宋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因而宋军的推进也比较顺利。过长江天险后迅速包围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经一年左右，金陵被宋军所破，南唐也灭亡。
在宋军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威逼下，南方剩下的吴越、漳州割据势力，也慑于宋军强大威力，先后降宋。至此，宋朝已经完全统一了南方。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为庆贺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一起上表要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太祖说：“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坚决不同意。是年秋天，宋太祖下令征讨北汉。
正当宋军已经逼进太原城，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宋太祖却于同年十月不幸猝然去世，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暂行停止。宋太祖在世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宋太宗即位后，继续实行宋太祖的大政方针，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兵分四路，向北汉都城太原发起包围，并且一举成功地击败了契丹对北汉的援军。
四月，宋太宗赴太原督战，北汉坚持到五月，终于力竭城破而投降。攻取北汉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正确。
“杯酒释兵权”赵普并非一味主张对外军事征伐，宋太宗灭掉北汉后，决定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先后两次出兵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退，尤其是第二次战役，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
当时赵普对出兵燕云就持反对态度，在雍熙三年上疏太宗时提出：首先，不能低估辽的实力，出兵燕云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太祖平息了割据势力并剥夺了最高将领的兵权，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自立为政，酿成内患的情形足资借鉴，这是长期用兵可虑的问题。赵普认为，北征燕云是“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是在朝奸邪小人欺君的结果，要求追查兴兵主谋，对首恶者“早正刑章”。宋太祖一方面在筹划统一天下的大事，一方面又在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来的的宋朝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在一次召见赵普时问道：“天下自唐朝以来，数十年间仅帝王就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灵荼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消除这种频繁的战争局面，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什么办法？”赵普回答说：“出现唐末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所致。要想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剥夺藩镇的权力，制约他们的钱谷，收取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
赵普说的藩镇当然包括握有兵权的禁军宿将，这些人自五代以来常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普认为，对付藩镇的好的办法，只有使他们丧失叛乱的条件，才是惟一的好办法。太祖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君臣二人密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兵权是藩镇赖以生存的支柱，因而“收其精兵”便成为宋太祖和赵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重要问题。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和赵普乘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由淮南回京的时机，解除了二人所掌禁军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任韩令坤为成德节度使。这是收兵权的第一次行动。同年七月，赵普数次向太祖提出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典领禁军的权力、安排其他职务的请求。
宋太祖开始有些犹豫，认为他们都是旧日故人，交情深厚，绝不会背叛。赵普提醒太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背叛，不过据我了解，他们都没有统驭部下的本领，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倘若军中有人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能任人摆布了。
赵普的弦外之音，太祖很明白，是担心这几员大将的部下也会重演“黄袍加身”的故剧。太祖下定了决心，要解除石守信等的兵权。
于是有一天，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石守信等几员大将入席饮宴。喝到兴头上时，宋太祖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帮助，不会当上皇帝，你们的功劳我永世难忘。但当天子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节度使安乐自在，我从来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以后茫然不解，忙问是什么原因。太祖回答道，皇帝这个座位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人急忙跪下连连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一旦你们部下贪图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就是你们不愿意，难道能摆脱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听了此话惊恐万状，连连叩头，请求太祖指出一条生路。太祖说，人生在世有如过眼烟云，是很短暂的，其实追求的也不过是富贵，多弄一些钱，尽情地享乐，使子孙永远不过穷日子而已。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外地为封建大员，在那里广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建立永久家业。再多养一些歌儿舞女，每天歌舞升平、欢度晚年。我再和你们联姻结亲，使君臣上下无猜，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将领心领神会，连连叩头拜谢感恩。第二天他们便相继称病，请求解职。宋太祖派人对他们抚慰一番，又赏赐很多财物，安置他们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有“杯酒释兵权”之说法，指的就是赵匡胤君臣所导演的这一幕。及后收兵权的行动继续在进行。
乾德元年（963）春，对几十个异姓王以及带相印的节度使通过死亡、迁徙、告老、遥领他职等方式夺了他们的权，以文官取代其职位。开宝二年（969）十月，乘凤翔节度使王颜超及诸藩入朝之机，宋太祖在皇家后苑摆下酒宴，又通过微妙的暗示，迫使王颜超等人自动请求辞官归家养老。
改革军制
在大肆剥夺诸藩、将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和赵普又在国家军事体制方面进行了调整、整顿，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巩固赵宋王朝的中央集权，消除悍将强藩对朝廷的威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禁军将领，权任极重，容易威胁皇权。在调整中取消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点检等高级禁军将领的建制，改由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指挥使统辖禁军，称为“三衙”或“三司”“三衙”只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没有调兵权。
调兵权仅属于枢密，但是枢密院又无指挥权，军队指挥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征战之时由皇帝临时点将，将帅在战场上一切的军事举措，完全听命于皇帝的远地指挥，无权独立作战。征战结束后，兵归宿卫，将还本职。这样将帅就不得专其兵，兵也难附属于将帅，但皇帝却专有统帅全军的最高权力。作为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禁卫军，是一支重要的军队，为提高禁军素质，在赵普的策划下裁掉了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者，选拔精壮士兵加以补充。禁军头目的任命，由皇帝确定，太祖诏命殿前侍卫二司，挑选所属士兵中的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令各州选拔精壮的士兵送至京都补充禁军。禁军的素质提高了，地方军队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了。赵普对军制的精心安排、调整，的确起到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禁军“皆以一当百”，武器精良。诸镇对自己手下的兵力决非京师之敌这一点，心里很清楚，因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央集中兵权，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皇帝在远地遥控指挥，大大削弱了将帅的主动作战能力，从而影响了在战场上的作战效果。赵宋王朝在以后与西夏、辽、金的作战中，屡屡败绩，就是明显的例证。赵普十分清楚仅削夺藩镜的兵权，并不能彻底解决藩镇强霸一方的问题，藩镇往往兼管几个州，有经济基础，有财政来源，有司法大权，可随时委派亲信为镇将，控制州县官吏，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于是他奏请宋太祖革除这种弊病。乾德二年，朝廷下令规定各州的财政收入除留下作本地领费支出以外，其余的全部上交京师，不许藩镇任意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乾德三年（965）在全国各路设置了转运使，掌管各路财赋，节度使所属的官吏不得参与。地方司法由提点刑狱官监临，节镇不得干预。五代以来，节度使常常委派亲信为镇将，使他们与县令对抗，实际就是取代县令而自成体系。赵普决定恢复县令的权力，地方一切事务都统一由县管理，这样一来“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廓内而已”。
此举更重要的是，中央收回了以前节度使统领几州的权力，使各州直属于京师，并由中央委派文臣朝官充任知州。同时又在各州加设了通判官，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起到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为避免知州久任一地形成割据势力，又规定了“三年一易”的轮换制度。赵普采取的这些果断措施，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削弱了藩镇的权势，各地节度使几乎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衔。与此相反，中央的统治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强干弱枝的形势已经形成。“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中央和藩镇的关系和唐五代相比，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出自对加强皇权的需要，赵普又对中央作了较大调整。在禁中设立中书，称为政事，由中书管政事设立了枢密使专掌军事另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称三司）总管全国贡赋和财政。过去是由宰相总揽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现在一分为三，相权大为削弱。而皇帝除统领中书省外，还统领枢密院、三司等机构，皇权极为加强。为加强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朝廷规定，凡是要处死刑的案件——大辟案件必须录案上报刑部审核。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赵普在为赵宋王朝的权力得到巩固、加强方面确是竭精殚虑，不遗余力，正由于此，宋太祖视赵普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对赵普无不言听计从。乾德二年（964）四月，宋太祖为协助独居相位的赵普处理政务，特地设立了“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相，并拜任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但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权力是有限的。在宋太祖时期，由于赵普的贡献极大，所以职务提升很快。建隆三年（962）出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股肱”之臣
太祖视赵普为股肱，事无巨细，都要与他商议。于是赵普也更加尽心竭力，参与制定了北宋初期的所有重大决策。赵普勤于相业，不管是辅佐宋太祖或者宋太宗始终是忠贞不二。他曾多次与宋太祖、宋太宗讨论理政治国之道，他认为君主应怀有爱民之心，而且要贯彻始终。
他曾对宋太宗说：“爱民之意”，“惟始终力行之，天下幸甚。”有一次，太宗问赵普，在治国之道方面还有什么好办法，赵普答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王爱民之心止于此矣。”他还提醒宋太祖应时时刻刻把百姓放在心上。
开宝六年（973）有一天，宋太祖在与群臣宴饮时，忽天降大雨，开始太祖有些败兴，及后雨越下越大，太祖已经怒形于色，左右群臣怕得罪，谁也不敢吭声，惟有赵普对太祖说，这场雨对大宴并无妨碍，可对老百姓却很难得，他们都在盼雨，这场雨他们一定很高兴，实在值得庆贺，请求乐官为之奏乐。经赵普这么一说，太祖马上高兴起来，命令乐官为喜雨而奏乐。赵普还认为，治国之道应赏罚分明、大公无私，他说：“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竭其诚，驯至太平，不为难事。”他把大公无私比作大自然的天，说：“天发生于春夏，杀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长久，王者所宜法也。”赵普辅佐太祖、太宗对官吏严加选拔和考核。
他说：“治国莫如用贤，用贤莫如历试，历试莫如责功，责功莫如较考。”他请求太祖对官员进行考绩，提出以后拜节度使及武官等职必须要求立有战功，对宰相以及以下的百官应每年进行考绩，以“退不肖而进贤才”，“劝奉公而修职业，各尽能”。
他还说：“帝王进用良善，实助太平之理，然于采择，要在得所。”赵普选拔官吏，刚毅果断，敢于据理力争。他生平举荐过许多人，发掘过许多人才。他曾上疏太宗推荐张齐贤任宰相，说：“张齐贤素蕴机，兼全德义”，有“经国之才，堪副济寸之用”。他希望太宗“留居左右，历度艰难，缓急之时，堪期得力，如当重委，必立殊功”。以后张齐贤两次担任宰相，任劳任怨，工作相当出色。
赵普曾发现一个人很有才能，上奏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做官。太祖看了奏章后决定不录用。但上朝时赵普又递上了同样内容的奏章，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满朝文武都大惊失色，赵普面色不变，跪在地上将碎片拾了回来。隔些天，赵普将奏章碎片粘贴在旧纸上照旧奏荐。太祖终于领会过来，任用了这个人。
又有一次，许多官员当提升，太祖素来对其中一个抱有恶感，不打算给他升迁，赵普认为应升迁，坚持请求，太祖发怒说：“朕决心不让他升迁，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惩办作奸犯科的，封赏是酬劳有功绩的，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何况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岂能以陛下喜怒好恶来决定。”太祖大怒，站起身来就走，赵普跟随在后。太祖进入后宫，赵普在宫门外伫立，久而不去，终于得到太祖的同意。
赵普对禁军将领的选择特别精心谨慎。乾德元年（963），宋太祖要提升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管禁军。赵普了解符颜卿在节度使任上专横放纵，恣意不法。他认为符颜卿的名位已经很高了，不应该再授给他兵权。但太祖不听，发出了委任诏令，并不许赵普再谏。
赵普把诏令扣留在自己手里，第二天上朝还给了太祖，劝太祖要深思利害。太祖问赵普为什么对符颜卿这样疑忌，太祖认为符颜卿不会有负于自己。赵普只好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听了以后默默无言，于是中止了提升符颜卿的做法。
赵普也极为重视对法律方面的制订，建隆三年（962）朝廷决定更定刑统，命令兵部尚书窦仪主持这项工作，《宋刑统》于第二年终于完成，经赵普的斟酌修改，连目录三十一卷，计十二篇，五百零二条。这是专属刑事法规，凡与刑名无关的敕令，另编有《建隆编敕》四卷，与《宋刑统》一起颁布天下。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权往往等于法，所谓“口含天宪”说的就皇帝的权力凌驾一切。但即使如此，赵普还努力影响和劝说太祖、太宗依法办事。
太平兴国年间有一个卖药的骗子陈利用得到了宋太宗的信任，官至郑州团练使。此人专横骄纵，目无国法，坏事干尽，还拉拢一些爪牙为其张目，朝中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赵普派人查清了他的恶迹，审讯时陈利用也都供认不讳并且表示服罪。赵普奏请朝廷把陈利用处斩，但太宗却下诏将其流放商州，不久又要让他回来。赵普说陈利用罪大恶极，处置如此之轻，天下何以能服，留这样的佞臣贼子有什么用？太宗反驳说，作为万乘之主，怎么就没有保护一个人的权利？赵普答道：“此人犯了十几条死罪，陛下不杀，他必然要混淆天下的法律，法应当爱惜，此人有什么可爱惜的！”太宗不得已命令陈利用在商州自裁，但随即又后悔了，急派使臣送去免死的命令，但赵普在使臣未到时就已经把这个恶棍杀了。
赵普独居相位达九年之久，朝政独断，威权日重，骄横之气也日盛，出现了刚愎自负、独裁的现象。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随手扔在瓮内一烧了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赵普虽然善于举贤荐能，但也有嫉贤妒能之时。宋太祖曾夸奖过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是当世罕有的奇士，要重用他。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是把冯瓒弄到梓州去做官，又想用卑鄙的手段置冯瓒于死地，幸好宋太祖出面进行了保护，冯才幸免于难。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有一天亲临赵普的府第，见廊下放置十个瓶子，太祖问是什么，赵普回答说是刚才吴越王钱亻叔派人带来书信时送来的海产。太祖说：“海产必然是好东西。”即命打开，里面装的都是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叩头说：“臣还没有拆开书信，实在不知道。”太祖叹口气说：“受之也无妨，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作主呢。”显然矛盾已经出现了。
在这以后，就有人告发赵普私购官禁的秦、陇大木材，用来扩建府第。赵普的儿子娶了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为妻，违反了宰辅大臣子女不得通婚的禁令。赵普还包庇过受贿和拒不赴任的官吏等等。太祖大怒，决定借此机会分赵普的相权，诏令参知政事轮流与赵普知印、押班、奏事。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干脆就罢了赵普的宰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令赵晋入朝，改任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留在京都供职。在留京师的开始几年，因为中书侍郎卢多逊的诋毁，宋太宗对赵普怀有猜疑之心，赵普郁郁不得志，一直没能入相。后来赵普冲破卢多逊的障碍，积极支持宋太宗对秦王廷美（太宗弟）的斗争，才使宋太宗和赵普的关系有所改变。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赵普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又出任宰相。太平兴国（983）八年十月赵普又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以后开封尹陈王元僖上疏太宗，推荐赵普再次入相。端拱元年（988）二月赵普再任兼侍中，淳化元年（990）正月自己主动要求免去宰相职务，以太保兼中书令充西京留守、河南尹。以后封为梁国公，又改为许国公。
史书记载，赵普年轻时懂得官吏的事务，读书很少，当了宰相后，太祖常劝他多读书，增长学识。赵普深有领悟，他孜孜不倦，有志于学，甚至到了晚年也手不释卷。有人曾讥讽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他对此也默认，曾对太宗说过：“昔日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其实赵普通过勤奋的学习，吸收了不少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方法，又加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淳化三年（992），赵普拜为太师，封魏国公，当年七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宋太宗闻此噩耗，“凄怆之怀，不能自已”，因此辍朝五日。追赠赵普为尚书今，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太宗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以纪念他，并以八分书亲笔书写。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王安石像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王安石塑像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礻右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情民众疾苦晚年的诗侧重于讲究技巧，雅丽精绝，为世所称。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政治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范仲淹
关心民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那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2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成为朱家的人。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21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寒寺孤，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23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读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
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表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吃不下粥了。
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27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秦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
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范仲淹的名声，便请他主持应天府书院，范仲淹作风勤谨谦恭，在当时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学之士纷纷而至。天圣六年（1028），晏殊又推荐他为秘阁校理，荣任馆职。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61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
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
范仲淹出任馆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处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
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馆职不到一年不久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劝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
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知苏州。景礻右二年（1035）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阁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就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机会，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并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争论，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
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朝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让范仲淹事物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
景礻右三年（1036）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
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载州。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
张纶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
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对工程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一百八十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二千六百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明道二年（1033），在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文。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
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景礻右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大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大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