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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卖官鬻狱迫害贤臣的奸臣:李义府

李义府,生于614年,卒于666年。唐瀛洲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人,迁居永泰(今四川盐亭)。太宗时以对策及第,任门下省典仪。高宗即位后,任中书舍人,因力主立武则天为后而得宠,升中书侍郎、参政知事。显庆二年任中书令,继而改右相。后因罪被流放,病死,时年53岁。

1.以才入朝,以奸升迁

能够做个朝官,是李义府梦寐以求的。他20岁那年,也就是贞观八年(634年),天赐良机,巡察大使李大亮巡察剑南,发现他是个出众的人才,便向朝廷举荐了他。他也不负所望,果然对策中第,补为门下省典仪。从而,实现了他跻身朝廷的夙愿。不久,他又得到了黄门侍郎刘洎和御史马周的赏识,二人竭力向唐太宗李世民推荐。李世民召见了他,当场命题令他作诗,他脱口就吟出一首。李世民甚爱其才,便授予他监察御史,诏侍晋王李治。尽管李义府求官心切的饥渴之情已溢于言表,但他毕竟是靠其才干登堂入室的,比起那些靠门荫或靠阿谀而入朝的奸佞之徒,他的起步毕竟要光彩一点。

晋王李治立为太子,他又被授予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才华超群,与司仪郎来济被人称为“来、李”。他曾做《承华箴》上献,文末云:“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荫不绝,其害必彰。”太子李治将此箴上奏,太宗李世民颇为赞赏,下诏赐帛。李义府对太子李治本来是极尽谄媚之能事,而做文章却宛如一个正直坦荡之人。本为佞谀,却贬佞谀;既掩饰了自己,又讨好了主子,李义府这步棋走得实在是高。

650年,太子李治继承帝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多年追随太子,深得太子赏识,太子登基,当然忘不了恩赐于他。于是,他升为中书舍人,并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他,既没有什么战功,亦无多少政绩,却青云直上,不能不引起朝臣们的注目。终于人们发现了他升官晋爵的秘诀:虚美隐恶,曲意逢迎。开国元勋长孙无忌对李义府这等小人尤为痛恶,李义府面临着仕途上的一场严重危机。

永徽六年(655年),长孙无忌上书,奏请高宗贬李义府到壁州做司马。诏书未下,李义府便得到了消息,急忙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李义府又与许敬宗早有连结,王德俭自然不能不帮忙。况且,王德俭又是个诡计多端、善揣人意之辈。他给李义府献策说:“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于福也。”李义府心领神会:皇帝现在最大的心事是欲立武昭仪而不能,若投其所好为此事效力,势必取悦于皇帝。那么,自己被贬之事也就可以化解了。于是,他马上采取了行动。恰逢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夜班,他便前去代替,趁此之机立即上表高宗,请求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高宗李治自然不胜欢喜,马上召见了李义府,不仅赐其宝珠一斗,而且还将贬其壁州司马的诏书停而不发,留居原职。武昭仪闻听此呈,便把李义府视为心腹。对于李义府来说,这就不仅仅是转危为安之利了,而且还为他日后升迁铺就了道路。果然,这年十月,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不久,李义府被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兼太子右庶子,封爵为侯,并赐广平县地。

本来岌岌可危,转瞬青云直上。关键在于他请立武昭仪为后。真可谓一计得逞,满盘皆赢。

2.窃幸乘权,隐贼掩义

李义府很善于伪装自己,他虽然非常奸佞,但在外表上,却给人一种颇为柔顺、谦恭的感觉,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而把阴险狡诈和褊私妒嫉藏之于心。凡遇不顺心者,皆加以中伤陷害。这样的口蜜腹剑之人,更带欺骗性,也更具危害性。久而久之,朝野皆透过面纱看清了他的真实嘴脸,称他“笑中刀”。因其“以柔而害物”,故又称他为“人猫”。

李义府因得宠于高宗和武后,攘取威柄,就愈加胆大妄为。洛州有一女子因罪被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闻其貌美,让大理丞毕正义将其释放,他要纳其为小妾。大理卿段宝玄闻听此讯,马上向高宗奏明此事。高宗便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审问,弄清事情真伪。李义府黔驴技穷。为了防止事情泄露,便逼令毕正义自缢于狱中,杀人灭口。高宗内心明白,却装糊涂,不问其罪。侍御史王义方明知弹劾李义府会祸及自身甚至连累其母,但在其母的坚决支持下,还是挺身而出,上奏:“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并且当庭大声斥责李义府退下,李义府则左顾右盼,若无其事,王义方再三斥责,李义府见高宗沉默无语,只好退出。王义方当廷宣读了弹劾李义府的奏章。高宗本想息事宁人,没料到王义方居然揪住不放,十分恼火,不但不问李义府的滥杀之罪,反说王义方毁誉大臣,言辞不逊,将其贬到州做司户。

李义府“诛弃骨骾大臣”,何止王义方一人?显庆二年(657年),李义府进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封为河间郡公。这时,他与礼部尚书许敬宗秉承武后旨意,诬奏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贬韩瑗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这些太宗以来的重臣,忧国忧民,维护朝纲,是李义府等人行其奸佞的绊脚石,所以相继被贬。

3.多树朋党,倾动朝野

奸佞之人,大都是贪得无厌之辈,擅于结党之流。李义府也不例外。显庆三年(658年),得宠于上的李义府,将其诸子、甚至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封列为官。如此荣宠豪贵,李义府仍不满足。“惟贿是利”,他与其母、其妻及诸子“卖官市狱,门口沸汤”,足见其贪婪之至。同时,李义府不惜施用各种手段培植亲信,多树朋党,其势可“倾动朝野”。

李义府如此得意忘形,胡作非为,自然惹起一些朝臣的不满。中书令杜正伦,乃一元老重臣,对李义府的所作所为甚是厌恶;李义府依仗恩宠,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杜正伦便暗地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商量,想要设法搜集李义府的罪证,然后将其除掉,不料,李义府却得知了这一消息,便来个恶人先告状,想到反诬杜正伦。于是,俩人在高宗面前争辩不休,相互指责。高宗虽然宠幸李义府,无奈杜正伦乃太宗重臣,又言之有理,然而高宗又不想光处罚李义府,便各打五十大板,对双方都做了惩罚:显庆三年(658年)十一月,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当时朝中舆论支持杜正伦,而武后则褊袒李义府。高宗作出这样的决定,表面上看是“两责之”,实际上只是对杜正伦的惩罚。因为,李义府本该惩处,贬为刺史就算高抬贵手了;而杜正伦刚正进谏弹劾奸佞,理应受到赏赐,却反遭贬谪,岂不是黑白颠倒?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杜正伦死在了横州,而李义府不到一年又官复原职。显庆四年(659年)八月,高宗诏令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余官封如故。

这期间,朝廷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唐太宗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因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深为武后所怨。武后伺机陷害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谋划,许敬宗诬告国舅长孙无忌乃“今之奸雄”,意欲谋反。于是高宗将其舅父长孙无忌放逐黔州,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被除名,流放岭南。同时还斩杀了贬在外地的韩瑗等,受牵连的大臣达十多人。就连中立不言的燕公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这是武后势力对唐朝元老派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从此,朝权进一步被宫中势力所控制。没有这个变故,李义府官复原职恐怕不会如此之快。经过这个变故,李义府重入朝廷也就更加胆大妄为了。

李义府既已显贵,总觉得自己的家族世代未能列名人志——贞观时所修的《氏族志》,是一大缺憾,应予更改。他的这一想法,与武后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武后家族也未入《氏族志》。于是李义府和许敬宗奏改《氏族志》。有武后在高宗面前鼓动,高宗自然准奏。新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李义府借此机会,终于跻身于名门望族了。李义府曾说他本出于赵郡李氏,并与诸李氏叙亲疏。“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叙者甚众。”给事中李德崇开始与其叙同谱,待其被贬普州,李德崇便将其从赵郡李氏族谱中删除。李义府听说后十分恼怒,重新为相后,便唆使亲信罗织罪名诬陷李德崇,将其下狱,并逼其自杀。由此可见,李义府报复心极强,且心狠手辣,稍不如意,便想尽办法以达到复仇的目的。

李义府的家族挤进了《姓氏录》,他又觉得先祖的坟墓实在寒酸、有失体面了。于是,李义府要将其祖父改葬于永康陵旁。李义府大兴土木,示意附近各县都派丁夫、车牛参加修建。三原县县令李孝节趁机竭力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众多丁夫、车牛,昼夜不停地输土筑坟。见三原县令如此大张旗鼓,附近七县的县令惟恐自己稍有怠慢而得罪了李义府,便迫不得已地带领人丁、车牛去供役。高陵县县令张敬业一向忠厚老实,迫于压力,终日劳累,活活累死在工地上。助役者七县之多且不说,就连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吏也都争先恐后地为其送礼,赠送安葬所需用品。送葬那天,高宗下诏令“御史节哭”。送葬的马车,以及祭奠供帐等物,从灞桥到三原70里,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辖辅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比者”,成了唐朝以来王公大臣们未曾有过的豪华葬礼。这既是他贪得无厌、盘剥百姓的充分表演,又是他权倾朝野的一次炫耀和示威;为祖父迁坟,竟有这般举动——上至高宗下诏,中至公卿送礼,下至县令供役,达此者能有几人?足见我李义府权高势重,谁人能奈我何?可以说,李义府的移葬祖坟之举,既是想光宗耀祖,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十足暴露。

李义府越发得势就越加钻营奸佞之道,不仅自己肆无忌惮,就连整个家族也无所顾忌,“专以卖官为事”。久而久之,高宗也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未免有些过分,劝他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不以法行事,多有过失,朕已为你多加掩盖,你应该劝他们少为之。”可以说,作为一国之君的高宗,这番话说得相当客气了。然而,李义府自恃有武后撑腰,揣摩众臣无有敢上谏其罪之人,便勃然变色,慢慢地问:“是谁向陛下这么说的?”高宗说;“何用问我,是你自己所为嘛!”李义府无言以对,但并未对高宗谢罪,只是慢慢退去,惹得高宗满心不悦。李义府之所以敢于如此对高宗不恭,就是因为他有武后这个靠山,而武后的宫中派又是朝中最有势力的。李义府利用皇帝的软弱无能,有时居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可见其骄横无羁到了何等地步!

4.四海共弃,除官流放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李义府如此恣肆妄为,祸国殃民,终究会有败露之日。

也巧,有一术士杜元纪,望见李义府宅第有狱气,便说:“需要打发积钱二千万,才可以餍胜。”何谓餍胜?迷信指以诅咒镇压、制服他人或邪恶。按迷信讲,李义府需要散财行善,以德赎罪,才能免去地狱之灾。然而,对此深信不疑的李义府却财迷心窍,不想舍弃以往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而是更加急切地收敛钱财,想夺用他人资财以赎己之罪孽,这岂不是罪上加罪?!

在李义府居母丧期间,高宗允许他初一和十五可以告假守丧。然而,李义府打着守丧的幌子告假后,并非尽守丧礼,而是换上普通百姓服装与杜元纪悄悄地来到城郊野外,登上古塚撩望。尽管他们的行踪诡秘,还是被人发觉了。人们疑窦顿生:他们可能是在窥觇星象气色,图谋不轨吧?同时,他派其子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长孙延说:“我可以为你谋得一官。”五日后,果然授予长孙延为司津监,并向其索谢钱70万。李义府的鬻官之举,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面对李义府肆无忌惮地聚敛搜刮,而且还居心叵测地图谋不轨,朝野已忍无可忍。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频向高宗上表,参奏了李义府的种种罪状。高宗命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三司共同审查此案,并命司空李勣监察督办此案。经过详细核查,确认李义府罪状属实。由于李义府的所作所为,已威胁到高宗的集权统治,高宗便下诏将其官爵尽除,流放他乡。其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流放廷州,其长子李津流放振州。对李义府及其子婿的处置,朝野无不庆贺。“人以为诛‘四凶’”。四凶即指其三子和女婿。有人还写了《河间道元师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于通衢大街之上。所谓“铜山大贼”是指李义府劫得铜钱如山。时为龙朔三年,即663年。

三年后,即乾封元年(666年),朝廷大赦,惟独流放在外者不得归还朝廷。李义府自知只能在流放中了此一生,忧愤成疾,发病而死。时年53岁。

李义府是因其才而受到唐太宗李世民赏识的。但他入朝后权力欲膨胀,仅凭他的才华又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奸佞之徒。与众多奸臣不同的是,他非常善于伪装:咬人不露牙齿,整人面带微笑,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是一个典型的笑面虎。披着这样的外衣,更利于窃权固位,倒行逆施。然而,他的真面目最终还是被朝野识破,无法逃脱罢官流放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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