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管理本身而非价值批判
弗格森主张的概念化，是学习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对大部分学员而言，都是经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过程。第一点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借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含纳了真实世界的事物，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都可以形成。
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自我、重要的他人、社会群集、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的改变，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这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员工内心最深处的改变。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在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改变，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当然，在这些团体中有很多无法估价的东西。他们认识到感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接受这些感情并把它们放进无意识层面去，并在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勇敢地用口头的方式表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
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与价值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卫的对立关系，而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会更加严重。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员工说出更多关于员工偏见的例证时，而且是不带任何赞同或判断的前提下，某个人可能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且他对此感到羞耻，然后他们围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这是他们第一次表达员工对女性、黑人、犹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见，而每个员工也都以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接受事实，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一样，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
马斯洛在此举了一位教授的例子：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而他以后也不会，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是邪恶的，因而将它拒之门外，与它们划清界限，对癌症就会真的束手无策。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实的人应有的态度，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正视这些事物，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有必要说明一点，以扩大人们对爱的定义。在此之前，我们已说明爱是无法估价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透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当然，在治疗经验中，我们会发现，当你越了解一个人，他对你讲述故事的态度就越谦卑，你反而会更喜欢他。
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的恶行全盘托出，却让人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和惩罚，至少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只有两人互相接受对方真实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实际上，上面所表述的与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种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员或稽核员的角色；另一种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的角色，因为后者必须通过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评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员会主持的。如此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老师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脚族人身上也发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是由部落里的长者担任惩罚的审判官，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小孩的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旁，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刽子手或惩罚者。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亲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一般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既扮演爱的给予者又扮演惩罚者。
当初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公司时，马斯洛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他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马斯洛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观念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因为，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时，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能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评判现代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那种过于乐观的倾向，我们应表示深深的忧虑。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这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受到处罚的人如果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降级，就觉得自己受到欺骗。同样的，如果裁判者与某个受惩罚者的感情很好，在进行判断时，难免不会有偏护的行为发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老板必须开除他的朋友，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过。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的罪恶感不断加深，这也是造成胃溃疡性格的主要因素。因此，执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场，与被执法者维持某种程度疏远，就好比军队里的长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亲密的关系一样。
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军队走向民主化，不过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总是有人指定某一个士兵牺牲生命，这完全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决定，因为没有人想死。指挥官必须不带个人感情选择必须牺牲生命的人。因此，作为一个将军，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场，不要和部属太亲近，不要和任何一个士兵成为朋友，因为你可能随时要他们去送死或是接受处罚。
在医生的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外科医生。他们常会拒绝替自己的朋友进行手术，心理医生也会拒绝诊治自己的朋友或亲戚。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实，人们不可能同时爱一个人又能公正无私地审判他。对同一人拥有爱与正义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存在我们周围一项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总是很难以超然的立场，同时处理对同一个人的爱以及惩罚。这种观点与传统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权力就是权力，它可以支配你的生死。对于一个操控你生死大权的人，你无法像对待一个与你没有权力关系的人采取同等的态度。
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安德鲁·凯依（非线性系统公司总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开放的概念其实被混淆了，他认为开放心胸有两种意义。如果你认真地思考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别。以老板和参与式管理的角度而言，开放心胸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事实、反应或资讯，不论令人愉快与否。不可否认的，在此方面他必须开放心胸，他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过，若是让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将军也坦诚以对，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就完全没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这样的领导者有责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如果你正坐在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只，船长不断地公开说出他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可以肯定的是，你下次再也不会搭这艘船。
每个人都希望船长能承担所有的责任，相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谁也不愿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错、看错指南针的船长，因为这会让你感到惶惶不安。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样，你不希望他在为你做健康检查时，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当他在检查你是否患有结核病、癌症或心脏病时，你宁愿他将自己的怀疑藏在心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军队里的指挥官或是家里的父母亲身上。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如果他总是告诉他的太太和小孩自己的害怕、怀疑、不安和缺点，就失去稳定全家的功能。其实，丈夫或父亲的另一项角色功能就是自信来源者，他是家中的主心骨，必须勇敢承担一切责任。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对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诚的人，他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不要说出自己的困扰，他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自行承担一切。
企业界也有同样的情形。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或管理者，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是，他应该对未来抱有极强的信心，应该尽量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惧、怀疑或沮丧。在企业里面，在全体员工的面前，避免情感失控。
马斯洛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喜爱我的学生，和他们非常亲近，也希望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只有在不牵涉成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对我永远保持微笑与友谊。我完全有理由爱一位心理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也无法接受。”
“当我与学生成了好朋友，如果我给的成绩不好，他们就认为我背叛了他们，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心理较健康的人就不会如此想。逐渐地，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特别是面对学生数目众多的大班级，我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与学生维持一种英国式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
“只有当我特地为某些学生准备资料、向他们解说、并事先警告他们会有不及格的危险时，这是唯一亲近的时候。”
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老板和领导者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但此处的开放是指让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准备接受信息。
关于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原因之一，两者的目的不同，治疗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再决定要采取团体治疗还是个别治疗，或是二者兼用。
一种比较大众性的结论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可以促进成长，促进人格健康发展，这是一种心理内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是让有心理疾病的人变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让正常人变得更好）。这和耕田的道理没什么两样，一个好的农夫把种子播下去，创设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然后就放任这些种子自由成长，只有在它们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提供协助。
农夫不会常常拔出刚刚发芽的种子，检视它是否正常成长，也不会去扭转它原来的形状，不去推挤它或拔出来后再把它放回土壤里面。他只是把这些种子留在土壤里任其自由成长，只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助。
毋庸置疑，爱罗湖的团体具备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拥有好的训练员、好的领导者，不会强行训练、塑造学员，只是单纯地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有机土壤或激发原来潜藏在内心的“种子”，任其自由地成长，而不给予太多的干扰。
误解发明使企业滞后
在我们的社会里，企业的功能未完全发挥，价值也被过分低估。这些企业家——经理人、整合者、组织者和规划者——自己低估了本身的价值，认为自己是老式的剥削者，没有真正地参加工作，没有任何的贡献。因此，他们对自己所获得的报酬容易产生罪恶感。
产生这样想法有两部分原因，一部分原因是与旧的观念有关，他们以为工作就必须流汗、付出劳动；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误解了发明的本质。
谈到发明，我们都以为它们是灵光乍现的结果，就像是长久的黑暗突然有了光亮，长期的无知变得有知；它代表一个全新的发现，这项发现未曾存在过；但是这样地想法其实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任何一项发明，即使是小说创作，都有它的历史轨迹。它是分工合作的结果；发明可能来自于突然的集成，也可能是过去已知的零碎、未成形的知识，突然间达成某种程度的整合。这种瞬间的灵感是完形思考的成果，而非无中生有。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发明与行政设计的区别就变得毫无意义。行政设计或管理上的发明，例如温彻斯特军火企业或福特汽车的生产线，都是把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知识纳入一个整体中，然后产生巨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将社会性发明与技术性发明分开，但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从某个意义上讲，发现一种可以改善妻子与丈夫之间沟通情形的方法，这也算是一种发明。
此外，企业家计划或前景——也就是认知未实现的需求以及看出对企业家和员工有益的发展方向，这些行为也可以算是一种发明。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计算创业机会以及企业家数目的多少，区分好而进步的社会与退步的社会。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同意这种看法：最有可能导致社会退化的100个人，不是100位化学家，也不是100位政治家，更不可能是100位教授或工程师，而是100位企业家。
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企业家内心的罪恶感就可能稍为减轻。他们会明白自己相当的重要而且具有关键性的地位。
对于企业家的回报，除了金钱的报酬之外，其实还应该有其他的报酬形式。企业家也许值得大笔数额的金钱报酬，但是高额的收入也会为他们自己带来麻烦。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家、组织者或领导者，可以获得金钱以外的其他报酬。
在一个高度协同的社会，例如印第安黑脚族人，领导者的报酬包括获得众人给予的荣誉，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族人热情的招待以及问候，尽管这些领导者常常身无分文。这就是伟大富人的部分特质——完全的慷慨。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应看他能赚得多少并给予多少。
举个例子来说，英国爵士封号就是一个极尊贵的奖赏。也许有一天，我们给予一位伟大领导者或发明者的奖赏，就如同天主教那样简单，授予一件灰色长袍，但所具有的心理学上的报酬力量与一笔巨额奖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也许更多，这只在于社会对报酬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受到大众的仰慕、尊敬、喜爱、认同、赞赏与欢迎，金钱报酬的多寡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假如这项原则适用于各种社会、各种生态体系，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那么我们的观点就非常清楚，不会遭到任何的扭曲。所有担任推动者和协调者角色的人，在任何的社会形态中，都有其必要性与价值存在，即使这会与保持现状、不改变的需求相互冲突。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因素，如社会的综效程度、剥削程度、阶级化程度等。
麦克勒兰在这一点上论述得非常明确。
优秀经理人的人格特质
现在，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达夫对优等鸡所做的实验，以及关于优秀主管的新理论。在鸡研究所中，优等鸡在各方面都占尽优势，它们有较漂亮的羽毛和鸡冠，所下的蛋的营养价值也相对高，它们的社群等级较高。如果将其放在食物丰富的野地时，它们能以其自由意志选择对健康有益的食物。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如果将这些优等鸡所选取的食物喂食次等鸡时，这些次等鸡各方面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善。它们的体态也会随之增加，蛋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在社群中的等级跟着提高，有更多与异性接触的能力。但是与具有优势的鸡相比较，它们各方面的情形还都达不到更高的层次，大约只能提升50%。
最早关于管理者的研究就是采取类似的自然观察法，在利开特的著作中或在吉米·克拉克或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某一部门在业绩方面表现较另一部门好，即有较高的生产力或较低的流动率，他们试着找出造成这种优势的因素。
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表明，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主管或经理人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优秀主管较民主、具有同情心、较友善、乐于助人、较忠诚等。这些信息都是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得出的，而不是事先假设的，更不是根据政治的立场得出的。
无论是世上最顽固的人，还是最心软的人，都会从以上的资料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具有民主性格的经理人，能帮助企业创造较高的利润，也能使员工更快乐、更健康。
但是有一点仍未被证实，那就是优秀经理人的行为与态度是否可以被平庸的经理人复制或学习，或是被强迫执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平庸的经理人得出与优秀经理人相同的结果。不过优秀经理人的行为是出于本能，并未事先参考过什么，只是其个性的自然表现而已，而平庸经理人却是凭借外在的改变。
这项猜测也许对也许不对，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一种情况，它的结果可能和达夫实验的结果类似，强迫平庸的经理人采取优秀经理人的行为与态度，也许可以使情况获得改善，但无法完全达到优秀经理人的程度。第二种情况，可能完全没有作用，因为优秀经理人的天生个性是关键所在。最后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平庸的经理人变得和优秀经理人一样好。不过，一切仍须进一步的探索。因为那些东西也许是可以治疗的，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对此我们没有资料加以证实。
不过，这又引发以下的问题：个性、行为与表达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平庸的经理人的特质——独裁、敌意、虐待等，都是一种可被医治的心理病态，而非本能的、天生的或人类既有的特质，但我们仍不能确定这是否属实。
调查研究表明，平庸经理人的性格都是由于习惯成自然的生活过程塑造出来的，因此也可以透过好的工作、心理治疗或教育获得治愈，但这仍需要证实。
此外，所有好的人格特质都是人类既有的，至少是天生的，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消失。换句话说，由于不适当的对待，以致人性产生邪恶回应，这是第三势力心理学家都普遍同意的观点。然而，一切都未得到科学的验证。因此，未能成为人人必信的原则。
如果此项假设是确凿无疑的话，我们可以告诉平庸经理人是何种原因造成他们的平庸，并说明优秀经理人的优秀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或许可以激发他们心中隐藏的良好性格，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成就更好的性格，成为更好的经理人，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或是为所有人创造更高层次的幸福与自我实现。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我们必须透过更多的研究和更严谨的理论解释，才能对以上的各种可能性做出最正确的评判。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论点，我们就可以把它与达夫优等鸡的选择作一比较，所谓优等就是拥有较好的选择。在当前的管理书籍中，从没有一个作者胆敢面对在民主政治里造成极有争议的一项事实：某些人在特定的技巧和能力上比其他人较占优势。在基本环境中，有人生理上与生俱来较其他人具有优势。
依据特曼（美国心理学家，发现现今被广泛使用的史丹福·以奈员工智力测验。1921年他针对天才儿童进行长期的综合研究计划，依据他的研究资料可证明，天才儿童往往比一般儿童要健康、稳定）的研究显示，某些重要的特征彼此之间有正相关。
例如，在智力上较有优势的人，其他方面也较有优势；有些因为生理上的健康而被特别挑选的人，在其他方面也较占有优势。这种普遍性优势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运气一直很不好，而为什么有些人的运气一直都很好。
现在，假设把达夫的实验原理移用到企业管理和工作上，那结果是很令人惊奇不已的。假设我们寻求一位存在型领导人，换句话说，选择在遗传基因或天生的生理机制上占有优势的人，使得他们在某些特定工作上可以成为优秀的功能性领导人——他们可能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那么就会产生几种假设，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可能生下来就是如此。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的查证。他们的优越性包括智商、体质、生理能力、活力和体力、自我力量等诸方面，都与遗传或天生有关。
除此之外，又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这样的人怎么办，如何与这类人相处。不可否认的，这些天生优秀的人以后必将成为社会的最顶层，就像奶油会聚集在牛奶的上层一样。因为这些优秀人士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杰出。也就是说，若在某一领导手下他是最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另一个领导手下，他也较有机会成为最优秀的人才。
可这无疑与前面提到的功能性领导构成了矛盾，即使承认优等的或是同等的领导都是天生的，那么社会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该如何使其与民主社会相结合？而且，这样的情况也会引发所谓的“反向价值”，如尼采式的怨恨，对优秀人才的怨恨，对杰出人才表现的嫉妒，对比我们漂亮而有智慧的人的敌意与仇视等。除非居于劣势的人能真正地尊敬具有优势的人，或至少没有怨恨和攻击，否则社会将因此而瘫痪。
此外，优秀的人才必须能够自由选择，并且能被其他的人选择，否则没有哪一个企业与社会能正常运作。这是到达理想状况的必要条件。每位优秀经理必须能够客观地观察他人的智商高低以及身体的强壮，并对他人说：“你比我能力强，所以对于这项工作，你比我更适合。”而在此过程中是在没有怨言的情况下做好的，即没有任何的怨恨、自尊的失落感或摧毁感。
正是这个世人都不愿提及或不愿承认的问题，使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淹在水里了，这是极大的讽刺。比如说，投票权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但是，有10%~20%的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投票权。
例如，监狱或精神收容所里的人，心智能力较弱的人，身体残缺以至于终生以医院为家的人，必须依赖他人照顾的老人，无助的残疾人等，可以说，至少有10%的人需要我们告诉他们做什么，需要我们像宠物一般地抚养他们。此外我们还必须知道，有2%的人是技术性的心智薄弱，也就是说，50人中有1人不能正常谋生，没有自治能力。
同时，这个问题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的产生。在社会中，有些表现杰出的人会有愧疚感。有很多人因为不敢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变成“失败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困扰，有罪恶感，太过自私，太粗鲁，心里承受太多的压力。我们对这些失败者——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是“不敢赢的人”——的研究或分析实在不足。如果我们对民主社会的领导艺术有着更深入的研究，就能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从大体上讲，同时也是社会所希望的，每位员工都有能力投票，即拥有完整的投票权。但是在正常的工业环境中，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因为在竞争的环境下，简单实用的优势和生产力是决定企业存亡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是法西斯社会，情况都是一样。例如，因为市场是自由开放的，竞争相当激烈，每一家工厂都必须好好地运营，以免落得倒闭的厄运。因此，实质的优势是必要的。
在此种情况下，人们是不可替换的。事实上，也不应该让每位员工都有投票权。唯一可行的情形就是在完全没有竞争的特设环境下，例如西班牙的状况，因为没有竞争，所以工厂可以是无效率的。
由此可知，在自由选择、开放竞争的环境下，寻找具有实质优势的经理人或员工，显得格外重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做事，也有绝对的必要；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做事的人，就能够垄断汽车、收音机或其他市场。而没有这种优势的人，后果很简单，经济上必然会灭亡。
作为一个生理上更优越、控制力方面更强的优秀人士，他的自尊、优势、自傲不可避免，但尺度应以适度为宜。在我们的社会，优势是被隐藏起来的，没有人会在企业说自己有多优秀。可是，事实永远不会被抹掉。
随着心理科学的进步，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愈来愈透澈、客观。我们知道自己的智商有多高，知道自己的个性测试有几分，知道自己在罗夏墨渍测验（由不同形状的10张墨渍图构成，原设计人为瑞士精神医学家罗夏）的结果。
我们可以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缺点，却不能谈论自己的优点。老板、领导人或成功人士倾向于防卫的姿态。但是在完美而理想的环境下，奶油自然不可避免地升到上层，但反过来问一下，能升到上层的就只有奶油吗？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得越发佩服起印第安黑脚族的处世哲学，他们把财富和技术、聪明才智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得完美无缺。财富代表个人的能力，在理想的社会情况下也本应如此。成功、财富以及地位与实质的能力、技术以及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所谓良好的社会，就是所有位居上层的优秀人才，值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所有被选为高级主管的人是最适当的人选，所有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被选为高级主管。例如，在企业中，每位员工都尽量避免炫耀。但是黑脚族印第安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宣扬自己的优秀，但这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吹牛，就像我们在名字后加上学位一样，代表了某种成就。
在每次的大胜利后，印第安黑脚族人通常都会在战牌上插上一支老鹰的羽毛。我们现代人也有类似的做法，尤其是在军队中。士兵通常都会把勋章挂在胸前，以显示他的战绩彪炳。在法国，如果你是科学院里一位杰出的院士，他们会把一根红绶带披在你身上。这种天真无邪的自夸以及自然流露的神情，早就已经深植在人类的天性里，但最好允许它存在，甚至鼓励它存在。
不过，这种做法引发一个副作用，就是涉及到领导者与被命令开除或惩罚的人之间关系。我们应该面对现实的情况。我们对有权力命令我们的人的态度，与我们对于同类者的态度不一样，哪怕前者是行使最仁善的一种权利。
在某些情况下，对经理人、领导者或是军队的将军而言，最好保持某种程度的孤立，与其所要管理的属下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客观而不依赖于他有可能命令的人会好些。这就好比治疗师不应和病人有任何报酬或惩罚的关系。也就是说，心理治疗师不能像老师一样给病人打分数，这会影响心理治疗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应引起领导者的普遍关注，即管理者无论何时都不应像其他人那样表白自己的消极心态。这正如面对危急状况的船长或是心怀疑惧的将军和外科医师，他们不可以表露自己的不安和焦虑，应该把那些令人焦虑的东西深埋在心中。根据一项研究显示，表露心中的焦虑会降低组织的士气和信心，会收到相反效果。
一名好的管理者所必备的条件，应该还包括有能力隐藏任何对组织不利的信息，他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焦虑、不安和紧张，必须分清开放与倾听。优秀管理者的一项特质是清楚现状——能够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必须随时张开耳朵，吸收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也必须自己去体验那份必要的紧张。但这与公开揭露自己的内心感受不一样。
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优点之一，就是人们可以有自己的办法。隐含的一层意思就是，领导者应该具备自己独特的方法，也就是说他应有自己的处事方法，并且能享受这种快感。拥有自己的方法的意思是，他有能力把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做好并在快乐的世界中把它做好。
我们假设存在型领导人能享受并培养存在价值。如果你是一名存在型领导人，你会因为从事一件好工作或是看到一件好工作被完成、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效率的组织、制造好的产品等而感到快乐无比。这就是高层次的工作本能，在未来的社会中会愈来愈重要。
在理想状况下，存在型领导人必须是弗洛姆所谓的健康的自私者。假设存在型领导人能够依循自己的冲动，做自己喜欢做以及本能上想要做的事，避开会使自己愤怒的事，努力讨好自己、满足自己，那么世界将因此而获得改善。因为能讨好他的事也可以改善世界，使他愤怒的事就会摧毁存在价值。这就是完美的综效状态，他可以依循自己的喜好做想要做的事，并以此来表明这是改善世界的最好方法。
假设有一家企业是大家共同拥有的，共有3000人。那么这3000人会选择哪一种管理模式呢？换句话说，哪一种管理模式能满足所有人的各种利益呢？我们假设所有人都是聪明而健康的。
很显然，他们一定会选择人本管理原则；他们一定会雇用或挑选存在型领导人，如果他们需要一名领导者；而且他们会成为存在型追随者。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都会客观地接受指令。从企业生产效率上讲，他们会内化组织计划的目标，追求自私的利益，着重于生产力、利润、组织发展的提升；从个人的发展角度讲，他们追求个人发展、成长、自我实现以及快乐的工作环境。
当然，要想保持组织完整地存在并且具有很好的发展远景，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拥有最佳的管理模式、社会组织和允许个人成长的环境。每件事都必须符合逻辑并且能够有秩序地运作。因为所有人都有能力成为将军。所以，绝对有必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能享受自己的工作，享受生活。
新式企业管理最大的优点（理想管理）是，无论你的重点在于何者，只要对人性发展最有利，结果都是一样的——对人性发展有利的事，亦有助于创造利润及制造好产品。对个人自我实现有利的事情，亦有助于制造好的汽车；对制造好汽车、拥有高效率工厂有利的事，亦对员工的发展有利。从长期来讲，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实行理想管理绝对是有必要的。
民主式管理的新教条与现实环境的状况之间存在着对比。但论述最明显的莫过于天尼堡在1961年写在一本管理书籍中的一段话，他说：“经理人对员工的信任各有不同，包括在特定时间对某些员工的信任，每位经理人也各不相同。”
天尼堡还指出，经理人对他人信任度的差异，就好比经理人的性格特质人人不一样。
但这也引发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最适合处理这个问题？”
某些信任是很实际的行为，但也有一些信任非常不切实际。例如，信任精神病患者或偏执狂就是一件愚蠢的事。任何强调信任所有人的论述都是不切实际的。
此外，还应提出另一个问题，经理人的指导性格也有所差异。有些经理人对于指示工作得心应手，解决问题和发布命令对他们来说，是易如反掌之事。有些经理人则比较喜欢团队工作，他们会与属下共同分担责任。
这不仅是性格上的差异，还牵涉到环境的因素。某些情况需要指示型领导人，例如船长、军舰或军队的指挥官；有些情况则需要一位团队型领导者。两种领导人都存在于现实环境中，我们必须依客观环境需要选择适当的领导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命令型领导人是不民主的。
有些人天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它并接受它，使其在最有利的环境下，发挥最大的效用。事实上，最大的危险则在于教条主义的不切实际性。
现在，必须说明一件我们还没有讨论的事情，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高度指示型领导者的心理特征：具有强烈的完形动机。如果环境缺乏完善——秩序混乱、缺少美感，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恼怒。这种人会把墙上肮脏的部分弄洁净、美观。他更希望世界变得完美，而且这种需要会比别人更加强烈。事实上，这也许是拥有权力的最好报酬。这种人愿意承担权力所带来的麻烦、责任、挑战和自我牺牲。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权力消除非理性的不完整以及弥补洁净、安全的缺乏。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性格上的支配欲望。对于支配力的定义，许多学领导理论的研究生也提不出完整的论述。他们针对动物的研究（尤其是猴子和黑猩猩）也了解不多。除了其他的决定因素之外，支配欲确实是决定性格的主要因素。每个人生来对于控制、拖延、被动与主动的需求，以及生气或逃跑的倾向各不相同。他们也必须清楚肾上腺素与非肾上腺素的生理学知识。只此一项因素，就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倾向还击还是逃跑，或者主动还是被动。
如果抛开或忽视生理优势的负面变因，单纯讨论领导的影响因素，这是不切实际的。一般来说，领导人在所有应具备的性格上均占有优势。为了符合现实的客观需求，领导者必须比他的追随者更有效率、更有能力、更有才华，只有具备了这种条件才能获得较实质的成功。天尼堡特别强调，优越的接受能力是成功领导人的必备条件。相反，盲目的领导者或是无法吸收资讯的领导者，对现况就无法有全盘的了解，也就不可能达到成功。但是高度的觉察力或是强烈的存在认知力，与心理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心理健康与成功的领导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激发新领导力
这个世界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它们形形色色，蔚为大观。现成的满足这些需求的技术手段也几乎是无止境的。此外，对这些目标的详细阐述，对重大的革命性变化的豪言壮语，同样也是大量充斥、随处可见。我们并不缺乏擅长创造警句的夸夸其谈者，我们也不缺乏空头理论家和繁杂的理论。此外，学会、讨论会、基金会为学者和学生提供的研究资助，所有的这些也不匮乏。研究报告和调查结果铺天盖地而来，直至把我们完全淹没。
但是，那些负责具体行动的人，那些实干家，那些经理们，那些必须把这些期望、这些需求和欲望、这些永无止境的报告转变成在人们生活中切实可见的东西的人又怎么样呢？在我看来，他们的功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甚至是这些实干家们本身对自己的作用也并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
在现有的条件下，那些实干家和经理们的功能要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紧密地和人类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从一种更广阔、更全面和更敏感的角度上来加以理解。
管理功能——无论是在私营企业还是在公共事务中——都被频繁地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领域来加以定义和实践——也就是说，把各个技术专家和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人士的各种技术和知识聚集并统一到一起。而对于动态管理的首要艺术——提供激励人们去行动的理解和认同——则知之甚少。在我看来，管理的首要技巧是人文的，而不是技术的，因而，衡量经理人员的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他的人文素质，是那种构成领导能力的无形的个性品质。
广义管理的核心是什么呢？或许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述：管理，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对生活的人文看法，而不仅仅是对技术的掌握。良好管理是建立在对员工和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担忧和恐惧、他们的希冀和渴望、他们的爱好和厌恶以及人性的丑陋面和美好面的理解能力的基础上的。只要具备这种能力，你就可以激励这些员工，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目标和需求，并帮助他们逐步地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这样看来，管理艺术是领导能力的一种高级形式，因为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把行动——完成某一工作的具体行动——和蕴藏在这一行动背后的意义结合起来。
经理领导的个性中必须符合实干家的精力充沛、脚踏实地以及艺术家、宗教领袖、诗人的敏锐感觉和深刻洞察力。唯有如此，他才能让人们认清自己，才能激发人们身上足以成就伟业的不可思议的毅力。
无论是单纯的实干家，还是单纯的思想家，在我们现在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都是无法游刃有余的；唯有把这两种品质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效地面对挑战，才能够满足这个世界对领导能力的需求。
正如我们每位员工都能清楚感知到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应地，管理的变化也是一日千里，其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完全超出我们的想像之外。
如果一个经理没有创新思维，他在20年之后，甚至是在10年之后，很可能就被时代所淘汰，他将无法抛弃那些在10年之前构成领导能力的管理技巧，而这些技巧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陈腐不堪，就像我们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看到美国早期移民到大草原时乘坐的大篷车或者是原始居民的石弓那般是犯了荒谬的时代错误。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规模庞大的商业组织发展速度惊人，它们正日益向跨国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同样地，政府部门发生的变迁也相当神速，它们甚至已经开始和私营部门携手进行太空的合作研究项目——通信卫星——并且不久就要扩展到深海的合作。欧洲正在朝建立统一的经济实体的方向努力；拉丁美洲也正在朝经济联合的方向发展。东亚地区作为世界上资源最丰富和人口最众多的地区，正在逐步改变权力和影响力的战略平衡，预计它在今后也必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变革浪潮，经理们及其管理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即便是10年前的管理理念如今也已显得陈旧落后，亟待创新。因此，追寻管理的本质，探索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新型管理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势在必行的任务。并且，如果单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方法和愈来愈复杂深奥的系统分析技巧，那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
因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目标则是激发人们的心灵、欲望及想像力。
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管理并不真正存在。管理只不过是一个术语、一种观念，就跟科学、政府和工程学一样，管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负责管理的经理们却是真实存在的。经理们并不是抽象的，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某种有着独特风格的特殊类型的人。这个群体中的每个员工都负有一项特殊的使命：领导、挖掘及激发其他人的潜在的能力和梦想。
描绘和界定这个特殊的人群——这些经理们，是非常重要的。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唯一途径是认识加诸在这些领导者头上的要求的本质，认识到因他们身负领导他人的职责而不得不面临的压力。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了解经理领导者所必须培养和具备的人文素质的种类，以及这些人文素质、这些人文资源是怎样使得这些领导者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领导者的——我们所说的是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那些技艺精湛的铁匠，那些诲人不倦的教师。由于他们身负的特殊职责，我们将发现这些经理领导者和其他人截然不同。但是，基本的事实是尽管他们不同于他人，他们仍旧是活生生的人。
我们始终坚信下面这点，管理活动是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最为丰富、最为费力、并且毫无疑问是最为复杂、最为微妙的活动。此外，它也是最为关键的活动……
在号召和呼吁新型的管理理念和领导能力时，并不是要求我们大家耐心等待新型的超人或某个精英的出现。我们确信在我们的周围早就已经存在大量的定义上的那种管理资源，只不过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培育、激发、鼓励而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待释放出来。
举一个例子来说，无论是在私营企业的管理活动中，还是在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中，我们都需要引进那类怀着满腔热忱和激情参与的年轻人，他们热情洋溢，有志于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学识，并且有着深厚的人文素质和高超的领导能力——不过这次并不是要求他们去发展中国家提供为期2年的服务，而是为在私营企业或政府部门任职奠定基础。这样的年轻人的确是存在的。遗憾的是，他们被引进到亟须这些个性品质的私营企业的人数却是屈指可数。
领导能力的本质就是它能够经由不断的复制和激发而产生新的领导能力。领导者必须能够发现他人身上的领导潜能，他必须帮助把这种潜能激发出来，并想方设法地扩大他人的视野，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但是，在他着手进行发展他人能力的这一基本步骤之前，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他的任务中最关键的部分。如果他认为这一点无足轻重或无关紧要，那么他在采取行动时的态度也必定是漫不经心或敷衍塞责。
只有在他把它看得重于一切时——无论是在一个村庄，或者是一座小镇，或者是一个大城市，或者是一家巨型企业，如果他所坚持的管理理念把这一点列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他才能够真正领悟那种既发展了他员工的领导能力同时也发展了他人的领导能力的管理活动的精髓和本质。我们在实践中曾经反复多次目睹了它的神奇魅力，或许这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场景，它带给我们的震撼甚至要超过看到一座雄伟的大坝崛起在险峻的峡谷之间，或者是一家巨型的工厂马达轰鸣、热火朝天：因为这里参与了人类所蕴藏的无限能量的激发和释放。
一个成功的新型经理的基本特征是他理解自己所担负的职责的本质——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这个岗位对他的要求，他所得到的广泛的切身体验，以及这份工作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作的不同之处。
简而言之，他必须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不能解析自己的话，他也就无法履行他对别人的最重要的职责，即向他们解释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些什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而也就无法激发那种能够发展领导能力的员工热忱。
经理们自身必须首先对这种从事世界上最急迫最重要的工作的开拓型经理的概念有一个全面充分的认识；因为我担心那种受到限制的技术方法，那种因循守旧的传统的管理理念，那种纯粹的数理统计和精细分析倾向，将导致管理这门人文艺术的失败。
性灵——健全组织的长期目标
从某种角度来考虑，传统管理的理论状况和心理治疗很相似：一群差劲的人做了差劲的事，整天信口开河，他们就是没有勇气仔细描绘自己的目标、目的以及长期的计划；他们似乎害怕讨论价值与目的；他们总是希望跟20世纪的科学家达成一致。假若我们检查清楚开明企业、开明组织、开明团体的长期目标，就发现整件事是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意义的。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心理治疗的目的和长期目标是使人们运用超越动机，达成自我实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健全社会的功能，也是健全教育制度的功能。
接下来，再补充一点，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本管理的长期目标，也是所有准心理治疗团体像学习团体、敏感度训练和领导团体的长期目标。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内涵，先解释两个概念。一个是学习团体，其简称为犜团体，由社会心理学家莱温所创。将8~14人组成一个小团体，采用敏感度训练的方式，由指导员负责引导并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并接受别人的建议，以达到以下的目标：员工自知、人际的了解、沟通的技巧、接纳他人。另一个是敏感度训练，就是经由小团体的人员互动与沟通，使团体的员工能借此认识自己、了解别人，进而提升自我的效能。
人本管理的长期目标也是一般组织理论的长期目标。
一本书接着一本书，不断地讨论新的发展、新的组织理论、新的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对人性的重新理解，特别是关于动机的新知识和新观念，但是对于理论的价值和目的却只字未提，即使有也是非常模糊的。至于动机理论的高等层面，也就是它的长期目标、超越动机或是存在价值，是希望人们更健康，进而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
即使我们不管长期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目标——创造利润、成为健全的组织、保障未来。这是完全真实的，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任何一家企业的领导者都希望能永久经营企业，他们心里想的不是2年或3年，而是50年甚至100年。他们不仅希望能经营100年，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组织或团体能健全地永久经营。所以我常常感觉到，他们总是在处理如何扩大经营规模，如何把工作时间再延长一点儿，或者是修正亨利·福特的经营策略之类的问题。不过，我认为此时有必要讨论人类动机和长期目标。
很少看到有哪位经理人或学者，有勇气以长期的观点、乌托邦理想或有价值的观点作思考。他们一致认为，较低的人力流动率，较低的缺席率，良好的道德或更多的利润才是经营企业的成功之道。但他们这样做其实忽略了人本管理所强调的心理健全成长、自我实现与个人发展。
可以怀疑，他们是否害怕后者是一种预先的道德说教。这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有些人有说教的天性。可是，在一个企业内，如果从长远来看，除了头脑精明、意志坚定和利润的考虑外，还必须顾及员工发展、员工训练以及组织环境的改造。这些都与心理治疗、教育体系分析、政治民主分析的目标一致。
如果每位员工都清楚企业的未来目标、方向和长期计划，那剩下的都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或是如何使方法符合目的的事，完全可以轻易地获得解决。不过，长期目标如果混淆不清、相互冲突、难以理解，那么，所有关于技术、方法和手段的讨论将完全失去效用。
必须清楚地说明，开明企业除了短期目标外，更要有长期目标。企业必须有长期的打算，以一世纪为单位，而非四五年，利润的创造将因此更为乐观。开明企业的尤赛琴理想、健全心理和道德感的坚持将全面改善组织的营运，当然包括获利表现。
通过不断追踪人力资源与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人们已开始建构完整的流程，衡量开明管理如何达成财务上的成功。
与员工共享利润和收益的企业，与那些不和员工共享利润的企业相比，在财务上的表现更为出色。
在广泛的范围内，与员工分享信息，邀请员工积极参与的企业（这里的介入程度定义是智慧性的参与），营运表现比独裁管理的企业好上几倍。
弹性的工作设计（弹性的工作时间、轮流休假制度以及工作延伸）更能创造财务上的成功。
人员的训练和发展对企业财务表现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企业的盈余有2/3是因为集体经济参与、智慧参与、弹性的工作设计与人员的训练和发展。
改变对待员工的方式，也许比改变薪资结构，更能提高生产力。很明显，员工的参与可以协助企业拟定更完善的补偿金制度，包括利润共享、所得分享，此外，员工认股计划的效用更佳。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管理理念中，关于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及员工对营运、财务表现的影响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有不同的论调。有些理论也许仍会认为，除非是有利可图的事，否则不做。但更大的争议在于：开明社会中，企业与工作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在未来的岁月里，商业企业营运的目的已不仅仅是赚取利润，另一个更有价值的意义是，一群人聚集在一个组织内，他们凭借不同的方式（但都合乎法律规则的）获得各种各样的需要，并且以服务于全体社会作为组织发展的长期目标。利润的确是商业的生命调节器，不过，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等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至少从长期来看，这与企业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