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忽略幸福的价值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实际治疗或改进的动力中起根本作用的是基本需要的满足。由于它一直被忽视，我们确实有必要承认它至少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并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在摩尔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需要的满足和挫折决定兴趣的几种方式。
对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终必然包括对于道德、价值、伦理的讨论，当然，其范围必须超越礼仪、礼貌以及其他社会风俗。习惯上将态度、趣味、兴趣、甚至还有各种价值观却看作是联合学习的结果，似乎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即仿佛它们完全是由机体外的任意力量决定的。然而，内在的需要和满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
假如我们要找到一个对人格分类有用的工具，那就需要将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层次满足看作一个线型的连续体。假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机体需要，那么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进行比较。这是整体的或有机体的原理，因为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连续体来对完整的人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大量的、毫不相关的连续体来将人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归类。
除去过份满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厌烦？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尚未解决和觉察的问题。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在同样时间内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需要的满足在健康情绪的产生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情绪的研究者们长期仅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
我们提出的论点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条件相同为前提，抛开少数难以解释的例外，以及暂时略去匮乏和约束的有益效果），不仅改善了人的性格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公民与周围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经济、教育、历史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明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看起来荒谬），需要的挫折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的满足。这是因为甚至要到较低的优势需要满足之后，较高的需要才会出现在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所谓挫折的。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不会去奢望生活中的高级需要。几何学的研究、选举权、自己城市的好名声、尊重、价值等都不会成为他焦虑的中心，他所关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质。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的需要达到某一高度时，他的需要才会使他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感受到挫折。
绝大多数人肯定在追求他们一直欠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推论，然而又肯定不会感到为众人更普遍的满足而工作是无益的。这样，我们同时又学会不指望任何单一的社会改革，例如妇女选举权、免费教育、无记名投票、工会、良好的居住条件、直接选举等，会产生奇迹，但又不低估缓慢发展的力量。
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几乎可以说这对于犯罪感和羞耻心也同样适用。
很奇怪，科学心理学家一直忽视这一长期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所充斥的领域。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里不准备辩明。有一个铁的事实可以被观察到，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中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一句话，变得相对地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
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欢迎所包围，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甘愿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
勿庸置疑，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换句话说，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由满足引起的另一类病症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的东西，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要重申一个事实，尽管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强烈的快乐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新鲜之感。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对于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快乐——幸福生活的必修课
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幸福，必须充分认识到快乐的巨大意义和巨大价值，有积极、正确地追求快乐的强烈意愿，培养强烈的快乐意识、快乐观念，把快乐作为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快乐是一种习惯。萧伯纳说：“我们对小的烦恼、挫折、牢骚、不满、懊悔、不安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纯粹出于习惯。”根据“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的原理，从行为入手培养快乐习惯、快乐性格，是比较有效的策略。当你不愉快的时候，要想变得愉快的主动方式就是愉快地行动起来，愉快地看看四周，使自己的言行好像已经愉快起来，只要你模仿乐的表情，就可激发大脑皮层产生相应的脑电波。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条件反射，自己越来越自然地感到愉快。
R·L史蒂文说：“快乐的习惯使一个人不受——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外在条件的支配。快乐，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只要养成了快乐的习惯，进而养成了快乐的性格，我们就能成为快乐的主人，每时每刻都快乐幸福地生活。”
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认知、思维方式。如果觉得不幸福，就会感到不幸；相反，要心里想快乐，绝大部分人都能如愿以偿。很多时候、快乐并不取决于你是谁，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而取决于你当时的想法。两个人从同一个窗口往外看，一个人见到的是泥土，一个人见到的是星星有一个囚犯，当法庭宣布判处他5年徒刑的时候，他竟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他一直以为要被判8年。所以，莎士比亚说：“事情的好坏，多半是出自想法。”伊壁鸠鲁也说：“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如果掌握了乐观思维法、光明思维法，人生万事万物都能够引起我们的快乐。
歌德说：“如果工作是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我们对工作、对事业高度热爱，就不仅能喜爱自己有兴趣的事，而且能喜爱自己不得不做的事，等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中。一家报纸曾举办一次有奖征答，题目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快乐？”获奖的答案是：正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的人，是最快乐的。求乐与事业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和谐统一的。对工作有乐趣，可以得到快乐，事业成功了，可以得到更大的快乐。正如埃及著名作家艾尼期·曼苏尔所说：“事业成功本身，便是一种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力量。”因此，我们追求事业成功，就是追求最大的快乐。
崇高生活的目标之一以及内心安宁的要求之一便是要去学会无条件地爱。问题是，无条件地去爱一个人、任何人，确实很难。我们努力要去爱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说些或做些不合适的事，或者在某方面使我们失望。所以，我们感到不快并在我们的爱上附加了条件：“我会爱你的，但你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表现出我所希望的样子。”
有些人爱他们的宠物超过了爱他们生活中的人。但无条件地去爱一个宠物也很难。要是你的狗在半夜毫无必要地吠叫而吵醒了你或是意外地毁了你喜欢的地毯呢？你还会那么爱它吗？
为什么几乎每条崇高的传统都提倡无条件地去爱？因为爱有一种可转化的能量。无条件的爱给施予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带来了平静安宁的情感。
选一株你每天都能看到的植物，无论是室内的或室外的都可以。尝试去照顾并爱这株植物，就像它是你的婴儿一样（照顾你的植物比照顾你的婴儿容易——没有无法睡觉的夜晚、没有尿布、没有哭声）。对你的植物讲话，告诉它你是多么地爱它。无论你的植物开花还是不开，无论它会成活还是凋零，都去看它，尽管去爱它。留意一下当你献给这株植物你无私的爱时有何感触。当你贡献这种爱时，你就永不会感到焦虑、愤懑和慌乱。你只存在于爱的世界。每当你看到这株植物时，都体验到这种爱，每天至少一次。
不久之后，你就能够将你的爱心延展到植物之外了。当你注意到去爱的感觉是多么的好时，看你能否将类似的爱献给你生活中的人。尝试使他们无需有所改变，或有所不同，就能得到你的爱。无论他们是怎样的，都去爱他们。你的植物可作为一个很棒的老师——向你显示爱的力量。
查斯特·菲尔德爵士说：“性格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性格好的人总能看到生活中好的东西，对于这种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令人伤心欲绝的痛苦，因为他们即使在灾难和痛苦之中也能找到心灵的慰藉，正如在最黑暗的天空中，心灵总能或多或少地看见一丝亮光一样。尽管天上看不到太阳，重重乌云布满了天空，但他们还是知道太阳仍在乌云上，太阳的光线终究会照到大地上来。”
这种使人愉悦的性格不会遭人妒忌。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他们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们总显得欢快、达观、朝气蓬勃。他们的心中总是充满阳光。当然，他们也会有精神痛苦、心烦意躁的时候，但他们不同于别人的就是他们总是愉快地接受这种痛苦，没有抱怨，没有忧伤，更不会为此而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而是拾起生命道路上的花朵，奋勇前行。
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这种人意志薄弱，缺乏理智和思想。这种人的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天性愉快、乐观、友爱，对前途充满希望，值得信赖。他们见识非凡，目光敏锐，他们最先突破厚厚的乌云看到了一束亮光。他们善于从目前的灾祸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当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们知道经过自己的努力，身体终会恢复；在生活的艰苦磨练中，他们学会了遵守纪律，善于改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痛苦和挫折面前，他们总是鼓起勇气，从不退却。正是在与困难和挫折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学到了许多知识，懂得了生活之艰辛。
当杰勒米·泰勒丧失了一切——他的房屋遭人侵占，他的家人被赶出家门，流离失所，他的庄园被没收了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落到了财产征收员的手中，他们毫不客气地剥夺了我的所有财产。现在只剩下了什么呢？让我仔细搜寻一下。他们留给了我可爱的太阳和月亮，我的温良贤淑的妻子仍在我的身边，我还有许多给我排忧解难的患难朋友，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还有愉快的心、欢快的笑脸，他们无法剥夺我对上帝的敬仰，无法剥夺我对美好天堂的向往以及我对他们的罪恶之举的仁慈和宽厚；我照常吃饭、喝酒，照样睡觉和消化、我照常读书和思考……”
在意外的打击和灾难面前，泰勒仍感到有足够的理由高兴、欢乐，他像是爱上了这些痛苦和灾难似的，或者说，他在这种常人难以摆脱的痛苦和怨恨中仍然能够自得其乐，真可谓不以常人之忧为忧，而以常人之忧为乐。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他敢于藐视困难，视灾祸为一点寻常荆棘，他就是坐在这些小小的荆棘之上，亦不足为忧。
尽管这种愉快的性格主要是天生的，但正如其他生活习惯一样，这种性格也可以通过训练和培养来获得或得到加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充分地享受生活，也可能根本就无法懂得生活的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们究竟是经常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还是黑暗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任何人间生活都是两面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怎样去审视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意志力量来作出正确的选择，养成乐观、快乐的性格，而不是相反。乐观、豁达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能看到光明。
具有乐观、豁达性格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感到光明、美丽和快乐的生活就在身边。他们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光彩使整个世界都溢彩流光。在这种光彩之下，寒冷会变成温暖；痛苦会变成舒适。这种性格使智慧更加熠熠生辉，使美丽更加迷人灿烂。快乐的心清像一股永不枯竭的清泉，有人把快乐的心情称为蔚蓝的天空，快乐的心情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永无止境的欢歌。它使人的灵魂得以宁静，使人的精力得以恢复，使美德更加芬芳。人的精神、灵魂、美德都从这种愉悦的心情中得到滋润。
一个人，不管他经受了多少打击，也不管他经历了多少苦难，一旦爱的阳光照耀在了他的身上，他便能治愈创伤，便能获得希望，便能萌生出新的生机，哪怕是在荒凉恶劣的环境里，也依然能够放射出自己的光和热。
从许多人物传记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大才式的人物都是乐观、豁达、心地坦然的人。他们蔑视权贵、淡泊名利，善于享受真正的生活，善于发掘蕴藏在生活中的无穷快乐。像荷马、贺拉斯、维吉尔、莫雷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等都是乐观豁达的人，在他们的伟大创造活动中洋溢着一种健康、宁静的快乐。像这样心地快乐、本性宽厚的人还有路德、莫尔、培根、莱昂纳多·德·文西、拉法叶和米歇尔·安吉罗等等。他们之所以总是充满着幸福和快乐，也许正是由于他们总是忙于从事各种最快乐的工作——他们那富有的心灵总是充满着创造的活力。
弥尔顿一生历尽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他始终乐观、爽朗。他的眼睛意外地瞎了，他的朋友背弃了他，他连遭凶险，“前途一片黑暗，令人毛骨惊然的危险声音在前面吼叫”，但弥尔顿一点也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而是“振作起来，勇往直前”。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十分勤劳、富有耐心而又乐观豁达的人。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和拉普拉斯都是这样的人。数学家欧勒，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之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我们心情豁达、乐观，我们就能够看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也知道星星仍在闪烁。一个心境健康的人，就会思想高洁，行为正派，就能自觉而坚决地摒弃肮脏的想法，不与邪恶者为伍。我们既可能坚持错误、执迷不悟，也可能相反，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此，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而真正拥有这个世界的人，是那些热爱生活、拥有快乐的人。也就是说，那些真正拥有快乐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这个世界。
人是需要享受生命的。无论你多忙，你总有时间选择两件事：快乐还是不快乐。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也许你自己还不晓得，不过你的确已选择了让自己快乐还是不快乐。
有一位老师教小学生写作文，题目是：“快乐是什么？”一个小女孩写道：“快乐就是在寒冷的夜晚钻进厚厚的被子里去。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是的，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
历史学家维尔·杜兰特希望在知识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幻灭；他在旅行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疲倦；他在财富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纷乱忧虑；他在写作中寻找快乐，却只找到身心疲惫。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车里等人，怀中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一个男人从火车上走下来，走到那对母子身边，温柔地亲吻女人和她怀中的婴儿，小心翼翼地不敢惊醒他。这一家人然后开车走了，留下杜兰特深思地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他猛然惊觉，原来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都蕴藏着快乐。
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不见得有机会可以赢得大奖，如诺贝尔奖或奥斯卡奖，大奖总是保留给少数精英分子的。理论上来说，每个自由地区出生的孩子都有当上总统的机会，但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失去这个机会。
不过我们都有机会得到生活的小奖。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个拥抱，一个亲吻，或者只是一个就在大门口的停车位！生活中到处都有小小的喜悦，也许只是一杯冰茶，一碗热汤，或是一轮美丽的落日。更大一点的单纯乐趣也不是没有，生而自由的喜悦就够我们感激一生的了。这许许多多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去咀嚼。也就是这些小小的快乐，让我们的生命更可亲，更可眷恋。
如果生命的大奖落到你头上，务必心怀感激。但即使它们与你失之交臂，也无须嗟叹。尽情去享受生命的小奖吧！昨日的英雄只是今日的尘土，生命的大奖只是雪泥鸿爪，瞬间消逝，但是那些小小的喜悦却是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无虞匮乏的。人生的大喜毕竟少有，可是只要你睁大眼睛与心灵，到处都可以发现，那些小小的喜悦。
均衡成长中的矛盾
根据“基本需要”所能回答的问题和操作“基本需要”的方法可以给基本需要下定义，我首先要问的是心理变态的根源：“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人的精神病呢？”我的回答（我认为这是对心理分析的回答的一种修订和改进）简单地说就是：神经病从其核心和起源来看，似乎是一种缺失性疾病；它起源于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称之为需要的东西，这些需要是和对于氨基酸和钙的需要是一样的，即它们的缺失就会引起疾病。
事实上，有许多神经病的起因并不复杂，只是由于一些心愿，如成功、安全、归属等，未能达成而造成的。我的“资料”是通过12年心理治疗工作和20年人格研究搜集起来的。一项显著的对照研究（在同一时间同一操作情境中做出的）检验了替代疗法的效果，这一研究证实：当这些缺失得到满足的时候，病症就趋于消失。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存在。
由于一些诊疗学家、临床学家以及儿童心理学家拥有了这些结论，这就使得一年比一年更有可能以一种自然的、流畅的、自发的方式，作为实际经验的概括化，来给需要下定义，而不是仅仅为了显得更客观就过早地专断地下结论。先于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在知识的积累之后这样做。
如果产生了下述情况，那么它就是基本需要，或类似本能的需要。
它的缺乏导致疾病；
它的出现防止疾病；
它的恢复治疗疾病；
在某种（十分复杂的）自由选择的情境中，被剥夺的人较之其他满足，更乐于得到它的满足；
它处于低潮时在健康人身上是不活跃的，或在功能上不出现。
基本需要还有两个主观特征：一方面体现为惬意感或体验良好，另一方面体现匮乏感或缺失感，就如同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似的。
关于定义的最后一个结论是：当某些作者试图解释动机并给它下定义时，折磨他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过分追求行为标准、外部可见标准产生的。动机最初采用的标准就是除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以外的人所采用的标准属于主观性行为。在我感觉到欲望、要求、向往、希望或缺失的时候，我就被激发了。严格说来，尚未发现与这种主观报告相关的客观可见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动机的恰当的行为定义。
不错，我们不应放弃对主观状态下的客观指标的探寻，在我们终能如愿以偿地发现我们想要找寻的指标时，心理学就会发展到下一个世纪的水平。但是，在我们发现它之前，我们不应该自认为已经具有了它，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已有的主观数据。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要求白鼠提供主观报告；然而，我们却能够要求人这样做。在我们具备更好的资料来源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制止这样做的理由。
由于这些不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所以把它称为缺失性需要或匮乏需要。这些缺失就像为了健康的缘故必须填充起来的空洞，而且必定是由其他人从外部填充的，而不是由主体填充的空洞。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它们，以及它们与另一类动机、而且是非常不同的动机加以对比。
对于我们“需要”钙和维生素C的说法，任何人都不会产生疑问。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有以我全相同的方式“需要”爱的证据。
心理学家已形成一个新认识，那就是他们必须事先努力使自己保持成长或者自我完成的趋向，而且这些必须平衡、体内平衡、降低紧张、防御以及其他自保动机的概念之上。这是有多种原因的。
心理治疗：趋向健康的压力造成治疗的可能性，它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健康的趋势，那么，只要治疗超出防御痛苦和焦虑的范围，它就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脑损伤的士兵：哥尔德斯坦的著作是众所周知的。他发现，为了阐明在脑损伤之后人的智能的重新组织，创造自我实现的概念是必须的。
心理分析：一些心理分析学家发现，著名的有弗洛姆和霍尼，如果不假定神经病患者具有一种趋向成长、完善发展、实现潜能的冲动，那么，即使是理解神经病，也将是不可能的。
创造性：通过研究健康成长着的和健康成长起来的人，尤其是把他们同态的人对比研究的时候，给一般创造性问题带来了许多光明。尤其是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特别需要成长概念和自发性概念。
儿童心理学：从儿童的日常行为和谈话中可以得出，健康儿童对成长和向前运动充满了喜爱之情，也愿意学新的技能和知识。这恰恰是同弗洛伊德的那种理论相矛盾的，他的理论把每一个儿童都设想成危险地悬在他达到的第一种顺应、每一种静止或平衡状态上。按着这种理论的说法，勉强的、保守的儿童，仍然必须不断地被推上台阶，从他偏爱的安逸休息状态进入一种可怕的新状态。
然而，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仍然不断地被证实，对于不安的惊恐的儿童来说，大部分确实如此；就全人类来说，也的确是这个现状，但就健康幸福、天真的儿童来说，这个现状则不能令人满意，此概念也与实际不相符。在这些儿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成长、成熟的渴望，他们像扔掉一双穿破的袜子一样扔掉过时的顺应。在他们身上，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对于获得新技能的渴望，而且也看到重新享有它时的最明显的快乐，这就是K·经勒所说的功能渴望。
对于各种派别里的这些作者来说，著名的有弗洛姆、霍尼、容格、C·比勒、安吉尔、罗杰斯、G·奥尔波特、沙赫特、林德。对于一些天主教的心理学家来说，成长、个体化、自主、自我实现等等，全都是标示模糊地觉察到的领域的大致同义的术语，而不是严格确定的概念。我认为，现在确定这个还行不通，而且也与需要不相符，这种不是从熟知的事实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定义，容易起阻碍和歪曲的作用，而不是起好的作用。因为在先验的基础上任意地制造出定义，就很可能是一种错误和误解。关于成长，就我们对它的了解来看，现在还未达到足以妥善地给它下定义的程度。
成长的意义即可以由正面加以说明，也可以借助反面来衬托、体现，即它不是什么，例如它和平衡、体内平衡、紧张、降低是不同的。然而，这不是给它下定义。
成长概念的倡导者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他们对现有理论不赞成；二是这些理论没有某些新理论在内；部分是因为在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确实需要能提供关于更好的、新的、人道主义的价值体系的理论和概念。
然而，眼前这个论述大多是从直接研究心理上健康的个体中引伸出来的。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固有兴趣，而且也是为了给治疗和病理理论以及价值理论提供比较牢固的基础。教育、家庭教养、心理治疗和自我憎爱分明的真正目标，在我看来似乎能通过这样的直接接触来揭示。成长的最终产物是能够教给我们在成功过程中需要懂得的知识。
另外，我也直率地推论出这种直接研究好人而不是坏人、健康人而不是病态人的体积法，以及对于普通心理学各种可能的积极后果以及消极后果。我应该预先告诉你们，在某人重复了这个研究之前，这些资料不能看成是确实的。投射的可能性是很现实的，当然这不可能被研究者自己察觉到。现在，我准备对健康人和非健康人的动机生活的差异作一下论述，即对由成长性需要激发的人和由基本需要激发的人作一下对比。
就所涉及的动机状态来说，健康人的安全、从属、爱、尊重和自尊等等基本需要已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他们现在主要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激发（自我实现定义为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定义为完成天职或称为天数、命运或禀性，定义为更充分的认识、承认个人的内在天性，定义为在个人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的过程）。
关于对这个一般性的定义的阐述，同我的那些公开过的定义一样，是属于描述性和操作性的。在那里，我通过描述临床观察到的特征来给健康人下定义。这些特征是：
优良的现实知觉；
更能接受自我、其他人和自然；
增长了自发性；
问题中心主义的加强；
增强了超然和独处的愿望；
增强了自主性，抗拒文化适应；
更新颖的鉴赏，情绪反应的丰富性；
更频繁的高峰体验；
增进了与人类趋同的倾向；
改变（诊疗心理学者会说是改善）了人际关系；
更民主的性格结构；
大大增长了创造性；
价值体系上的某些变革。
另外，我也叙述了研究方面的局限性，即由于在选样上和数据效用上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定义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
从一开始到现在在阐述健康人概念时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由于它具有某些静力学特点，因为一直以来我把研究对象大多定在年老人身上，所以自我实现倾向于被看成是最终的事态，是遥远的目标，而不是被看成能动的、贯穿一生的动力过程；倾向于被看成存在而不是形成。
为了体现自我实现自始至终前进的特点，也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把成长定义为导致最终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且，这样也会防止把自我实现的动机序列设想为全是渐进而没有突变，或者全是突变而没有渐进，在这个序列中，在另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在意识中出现之前，基本需要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得到完全满足。这样，成长就不仅在逐渐满足基本需要达到它们“消失”的一点时看到，而且也在超越基本需要的、特殊的成长动机形态中，即在天资、智能、创造倾向、体质潜能的形态中看到。因而有助于我们认清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彼此间的矛盾——并不多于童年和成熟之间的矛盾。前者转化为后者，而且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自动——健康者的天性
成长需要和基本需要之间的差异是以它们之间差异所形成的结果而反映的。列在下面的这些差异，虽然不是完善的，但总是由成长性需要和缺失性需要这两个相当准确地描述出来的。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心理需要都是缺失性需要，也就是说不全是性的、排泄的、睡眠的和休息的需要等。
可以这么说，屈从于缺失性需要的满足，与他被成长或超越成长、自我实现激发时，在人的心理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下述的一些差异可以把这一点搞清楚。
对冲动的态度：抵制冲动和认可冲动
事实上，一切的动机理论，在把需要驱力以及激发使人生气的、叫人苦恼的、令人不高兴的、不适合的阐述时，是一致的；认为被激发的行为、有目标的探索、完成的反应全都是减轻这种不舒适的方法。这种对冲动的态度显然是接受了那种广泛流传的解释，即把动机描绘成是缩小需要、缓解紧张、降低驱力、减少焦虑。
在动物心理学或把大量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看来，这种态度是正常的，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动物有缺失性需要。不管事实是否原来就是这样，反正为了客观性起见，我们已经这样对待动物了。目标对象是动物有机体之外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们就能测量动物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对于这一点也应抱理解的态度，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对动机持相同的态度，即它认为冲动是危险的，我们要与之搏斗。这是因为，毕竟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都是以病态人的体验为根据的，而在事实上，病态人在他们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与挫折上都经历了不良体验。因此，毫不奇怪，这样的人自然会畏惧、甚至憎恨他们的冲动了，因为这些冲动曾造成他们如此多的烦恼，它们的控制是如此有害，它们经常以压制的方式驾驭他们。
当然，贬低欲望和需要，这是贯穿哲学、神学和心理学史的经久不变的主题。禁欲主义者，大多数欢乐主义者，尤其是所有的神学家，许多政治哲学家，以及大多数经济理论学家，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断言愉快、幸福和快乐，实质上都是改善需要、欲望、要求的事态的结果。
简而言之，欲望和冲动都是这些人不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危害到他们，因此他们都努力去排除它，至少不招惹它。
这个论点有时也正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报告。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信息需要，对于许多人来说，比如对于心灵闹事者、问题制造者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满足需要上有不成功体验的人来说，以及对于那些现在没有指望满足这些需要的人来说，实际上经常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不管基于何种理由，这些缺失性需要似乎渲染得太离谱了，假如一个人有偿地体验过这些需要；如果现在和将来有指望满足这些需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认可并喜爱他的这些需要，并且欢迎它们进入他的意识。比方说一个人平时就喜爱某种食物，而这种食物又在需要的时候恰当地出现，那么，食欲在这时是受人欢迎的。食物上的麻烦，在于它扼杀了我的食欲。
解渴、睡眠、性的需要、从属需要以及爱的需要等等，确实都与此类似。然而，对于“需要讨厌论”的一个更强有力的驳斥，在对于成长（自我实现）性动机的觉知和关心中发现了。
由于个人的天资，智力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因此它们无法在自我实现下进行排列。然而，有些特性却是人所共有的，而且，它们一致的地方在于，这些冲动是令人满意和受人欢迎的，是使人高兴和愉快的，人想使它们更多些而不是更少些，而且也在于，假如它们构成了紧张，这些紧张也是令人愉快的紧张。创造者一般都欢迎他们的创造冲动，一般有天资的人都喜爱运用和扩展他们的天才。
在这样的事例中，谈论紧张缓解是完全错误的。紧张缓解的意思是排除令人烦恼的状态，而现在这些状态并不是令人烦恼的。
满足的不同效应
这样的想法中时常缠绕着需要的否定态度，也就意味着有机体的目标是把不如意的需要去除，从而达到紧张中止，达到没有痛苦的平衡、体内平衡、静止和休止状态。
驱力和需要把清除自身作为主要目的，它目的就是使自己不再受需要的缠绕。把这一点推到逻辑极端，我们就与弗洛伊德死的本能纠缠在一起了。
安吉尔、哥尔德斯坦、G·奥尔波特、C·比勒、沙赫特以及其他人，都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本质上是循环论的立场。假如说，组成动机生活的是一些令人烦恼的紧张，而且缓解这些紧张的终产物就是消极地等待更加不受欢迎的烦恼，那么，怎么还会产生变化、发展、运动和倾向性呢？人为什么还要改善、还要更聪明呢？生活的兴趣又意味着什么呢？
C·比勒指出，稳态论不同于休止论，休止论直率地谈论消除紧张，最好含有零度紧张这样的意思。稳态则不意味着使紧张达到零度，而是要它达到最佳水平。这就意味着，有时要降低紧张，有时则要增加紧张，比如血压可能是太低了，也可能是太高了。
无论哪一个理论，都不存在贯穿其中的主线，自我实现的增强，智慧能力的提高，人格的提升，这些问题在两种理论中都没有得到体现。为了使贯穿一生的发展具有某种意义，必须求助于一些长期的航线或定向倾向。
必须估计到，即便是对于缺失性动机，这些理论也没有做适当的描绘。这里缺少的是，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把所有分离的动机事件联系起来、串在一起的动力规律。不同的基本需要以层次等级的方式彼此联系起来，以致一种需要的满足以及它从活动中心移开的后果，并不导致休止状态或禁欲主义的冷漠状态，而是在意识中浮现出一种“更高级的”需要；需求和欲望在继续展开，然而是在更高一级的水平上继续展开。因而，达到休止的理论，即便是对于缺失性动机来说，也是不适当的。
待我们察看了己确立完毕的成长性动机的人时，那种盼望结束的念头变得毫无意义了，原因在于满足使这样的成长性动机的人滋生了更多的动机；满足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兴奋，欲望变得更强也更高了。他们发展他们自己，要求不是越来越少，相反，要求是越来越多，例如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这种人不仅不走向休止，反而变得更积极了。满足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他们的成长愿望。成长本身是一种成功的表现，如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人才；如演奏小提琴或成为好木工；扎实地增进对人、对宇宙、或者对自身的了解；在不论哪一个领域中发挥创造性，等等。总之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雄心。
韦特海默对同一区别的另一个侧面已经作了过多的描述，他说追求目标的活动时间很少不超过他的时间的10%。由于活动自身的缘故，本身可能就固有受欢迎的东西，也可能只是由于它在满足愿望上起了手段的作用才具有了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它不再是成功的或有效的时候，活动就丧失了它的价值，不再令人愉快了。而更为常见的情况则是，活动简直完全不令人喜爱，受到喜爱的只是目标。这一点和某种对待人生的态度类似、由于人最终要进入天堂，所以对人生本身重视较少。以这一观察为基础的结论就是，自我实现的人喜欢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具备自我实现能力的人只是对偶然遇到的胜利、成功以及奖赏而欣喜若狂。
生活的这种内在效力，部分来自成长和成长中所固有的愉快。但是，它也来自健康人把作为手段的活动转变为目的体验的能力。因而，即使是作为手段的活动仿佛也像目的活动似的受到喜爱。从性质上看，成长性动机是长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一心一意地梦想做教育家、心理学家等。所有平衡论、稳态论或休止论，只是论述了彼此有关系的一些短期事件。奥尔波特小组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计划性和看到未来是健康人的核心本质或天性。实际上，缺失性动机要求紧张缓解和恢复平衡。另一方面，成长性动机则为了长远的和通常达不到的目标而保持紧张。也是在此基础上，成长性动机有条件把成人的形成和婴儿的形成以及人的形成和动物的形成区别开来。
满足在诊疗和人格上的作用
缺失性需要的满足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在人格上有不同主观效果和客观效果。假如我可以以概括的方式表示我正在探索的东西的话，那么，缺失性需要的满足避免了疾病，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则导致积极的健康。我应当承认，在现时圈定研究意图是困难的。然而，防止威胁和袭击同积极的胜利和成就，保护、防御和保存自己同实现、激励和扩展自己，在诊疗上的差异却是实实在在的。我曾经尝试把这一点表述为：完全的使用过的对比，是防御机制（逃避痛苦）和获取机制（达到成功和战胜困难）的悬殊差别。
不同种类的愉快
弗洛姆在区分高级愉快和低级愉快方面，做出了令人赞赏的贡献。这对于突破主体的道德相对性是关键性的，而且也是科学价值论的前提条件。
他区分出贫乏的愉快和丰富的愉快、要求过分满足的“低级”愉快和生产、创造、发展洞察力的“高级”愉快。随着缺失性需要的过分满足而来的厌腻、松懈和丧失紧张，与一个人在顺利完善地活动时，处在其能力的顶峰时——可以说是在超速活动时，所体验到的机能渴望、入迷、安详相比，至多能够叫做“宽慰”。
宽慰本身依存于某种需要，但它本身也更易于消失，比随着持续不断成长的过程而来的愉快更缺乏持久性、不变性和稳定性的支持。
能达到的（一个事件的）目标状态
缺失性需要的满足倾向于成为间断的和有顶点的。在这里，最通常的图式是从一种能引起有目标的行为的怂恿、激发状态开始，然后渐渐地、平稳地上升到欲望和激动，最后在成功和完成的时候达到顶峰。欲望、激动和愉快的曲线从这个顶峰急剧下降到紧张释放和缺乏动机的平衡期。
虽然说这个图式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它始终与成长性动机的情况保持了强烈的对比，无极点和完成的成长性动机，没有欢乐的极点，没有终止的状态，而且如果极端地解释成长性动机的话，它甚至也没有目的。成长是持续地、或多或少地、平稳地向上或向前发展。一个人获得的越多，这个人需求的也就越多，因此，这种成长性需求是无止境的，永远不可能达到满足。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力争、诱导目标的行为、对象和相伴的效应之间的脱离己全部消失殆尽。行为本身就是目标，而且，区分成长目标和对成长怂恿是不可能的，它们是同一的。
种的广泛目标和特异的目标
缺失性需要的应用范围极广，不仅仅为人类所共同拥有，而且也被其他物体部分拥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与众不同的，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缺失性需要，即种的需要，通常应该在真正的个性充分发展之前，得到相当充分的满足。
正如所有的树林都需要阳光、水和养料的环境一样，所有的人也都需要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得安全、爱和地位。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恰恰都是个体真正发展能够开始的地方，一旦满足了这些初级的、种的需要，每一棵树和每个人就以他自己的独特形式开始发展，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必需品。从一种意味深长的意义上说，这时的发展就变得更加依赖内部而不是依赖外部了。
依赖环境和对环境的独立性
因为诸如安全、从属、亲爱以及尊重只能由外人来满足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关系对外界有很大的依赖性。在这种依赖状态下的一个人，确实不能说他统治着自己或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他必需感激满足需要的供应来源。他必须接受别人想法、规则和狂想的支配，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对他的源泉则有弊而无利。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需是“他向的”，而且对于其他人的认可、感情和意志必需是敏感的。这就是说，他必须适应调整，依靠发展灵活性和反应以及改变自己来适合外部的情况。他是因变量；而环境则是固定的自变量。
因为环境对缺失性动机存在着制约性，因此缺失性动机的人比他人对环境更怀着惧怕感。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些令人忧虑的依赖性也孕育出敌对行动。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以个人的运气好坏而定。
截然不同的是，个体的需要虽已得到满足，但其依赖性和受动性则很缺乏，而自动性和自我定向则要多许多。有成长性动机的人远远不是必须依赖他人的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受他人妨碍。我已经报告他们特别喜欢独立和沉思。
自我实现的人变得自信和自制多了。支配他们的决定因素，现在主要是内部的因素，而不是社会和环境的因素了。这些内部的因素是他们自己内在本性的法则，是他们的潜能和自然倾向，是他们的天资，是他们的潜在资源，是他们的创造冲动，是他们认识自己并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整合、越来越一致的需要，以及是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召唤、天职和命运的需要。
由于自我实现的人较少依赖他人，所以，他们对别人较少既受又恨的矛盾心理，他们既不怎么渴望也不怎么敌视别人，他们不太需要他人的赞扬和慈爱，他们不那么汲汲于荣誉、威信和奖赏。
自主性或者说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相对独立于不利的外部环境，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如意外的坏运气、压抑和剥夺。奥尔波特特别强调，把人看成实质上是反应性的，认为他是由外部刺激推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刺激—反应的人，这种看法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活动源于内部的超过源于反应的。这种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命令和压力的相对独立性，当然并不意味着不与它交往，或者不尊重它的“要求特性”。相对独立性只不过反映了自我实现者的希望和计划是事情的决策者，但是要明确的是，这其中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于环境，它与地理自由是大不相同的。
奥尔波特论述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决定和行为的“依据个人的”决定之间的对比，与我们所说的外部决定和内部决定的对立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这使我们回忆起，生物学家无一例外，将环境刺激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不断增长视为符合条件的个体性、真正的自由和全部演化过程的独特性。
有私利和无私利的人际关系
实质上，受缺失激发的人与主要受成长激发的人相比，前者要更多地依赖他人。他们是出于私利更需要、更依恋、更期待他人的。
这种依赖性歪曲和限制了人际关系。把他人主要看作是满足需要者和供应来源，这是一种抽取行为，因为他不再把人看作完整的、复杂的、独特的个体，而是用实用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身上与观察者无关的东西，或者看成是威胁他的东西，都被远远地抛开了。这样就与我们同牛、马、羊的关系类似了，也与我们同我们使用的侍者、出租汽车司机、看门人、警察等的关系类似了。
要想完全地、真正地、透彻地、明白地认识一个人，只有对他无所求和无需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独特地、审美地认知完整的人，对于自我实现者（或在自我实现的时候）来说，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自我实现者的认可、钦佩和热爱他人，也较少由于对自己有过好处的感恩心情，更多的是以他人的内在品质为依据。他之所以受到钦佩是由于客观上有令人钦慕的品质，而不是因为他们奉承和赞扬。
和他人“有私心的”和满足需要的关系的一个特性，就是这些满足需要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替换的。例如，由于少女本来就需要羡慕，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对她表现出羡慕的人的极小差别：这一个表现出羡慕的人大致同另一个表现出羡慕的人一样好。对于提供爱的人和提供安全的人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
知觉者只有对缺失性需要表现出极度的渴求，那么才有可能无私心地、无所求地把别人视为具有独立性的人，在他自身的限度内认知他，换句话说，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这是非常困难的。“高限的”人际心理学，即对人际关系发展的最高可能性的认识，不能把自己建立在缺失性动机理论的基础上。
自我中心和自我超越
当我们努力表达成长定向、自我实现的人对自身的复杂态度时，我们就与平时观点对立的论点不期而遇了。用安吉尔的话来说，恰恰是这种自我的力量处在颠峰上的人最容易忘记自我或超越自我，他可能是最以问题为中心的，最忘掉自我的，在其活动中最自动的人。这样的人，专注于察看、行动、欣赏和创造，可能是最完美、最整合、最纯洁的人。
缺失性需要愈多的人注意世界的精力花费就越多，而注意自我意识、自我中心和满足定向的能力就反而越少。越受成长性动机激发的人也越能以问题为中心，当他处理客观事物时，也越能把自我意识丢在脑后。
人际心理治疗和人际心理学
患有心理疾患的人大多都有从始至终缺乏基本需要满足的经历，精神病就是缺失性疾病。正因为如此，所以治疗基本要求是提供所缺乏的东西，或者使病人自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些物品来自别人，所以一般地说，治疗必然是人际的。
然而，这个事实己被错误地分泛化，当然，缺乏性需要已经满足主要受成长性动机控制的人，并没有出现了一些冲突、困难和焦虑。在这种时候他们也会来寻求帮助，而且能很好地转向人际治疗。然而，忘记下面这一点则是不明智的，即主要受成长性动机支配的人的冲突和问题，经常是他自己通过向内求助于沉思方法，即自我检查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而不是从某个他人那里寻求帮助。甚至从原则上说，许多自我实现的课题主要是个人内部的，例如制订计划、发现自我、发展潜能的选择、形成人生观等等。
在人格改善的理论中必须给自我改善和自我检查、沉思和反省保留位置。在成长的后期，个人本质上是独立的，并且只能依靠他自己。施瓦尔茨把自己已经治愈者的改善称为心理促进学。如果说心理治疗是使病人不再生病并消除症状的话，那么，心理促进学就要在新陈代谢停止的地方开始工作，使不再有病的人健康起来。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罗杰斯的看法：成功的心理治疗把病人在维洛贝·马特里特量表上的平均分数提高了25%到50%，那么，谁将把他提高到75%、或提高到100%呢？难道我们不希望有做这件事所必须的新原则和新方法吗？
按照内在本性表现自己
这个国家的这些学习理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以缺失性动机为基础的，动机的目标对象通常都是外在有机体之外，学习也就是学习满足需要的最好方法。由于这个原故，连同其他因素，我们的学习心理学知识是有限的，只在很小的生活领域中有用，其他“学习理论家”也只对其中很小一部分感兴趣。
但是，类似这样的学习理论在解决自我实现和成长的问题时却徒劳无功，因此对从外部世界满足缺失性动机的方法实在多此一举。联结学习和拓通学习已经更多地让位给知觉学习、增进顿悟和理解、认识自我和人格的稳定成长，即增强协同、整合和内部一致性的学习了。变化不再是一个接一个地掌握习惯和联想，更多地成了整个人的完整变化，即变成一个新的人，而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增添某些习惯，像增加一些物质财富那样。
这种性格变化的学习，意味着改变很复杂的、高度整合的、作为整体的有机体，而这又从反面证明有大量的影响将不会再起到作用，原因在于这种影响将会受到由变化导致的坚强的人的抵制。
我的被试向我报告的最重要的学习经验，最为经常的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经验。例如，不幸、死亡、创伤、转折和突然顿悟等迫使这个人在人生观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上也就发生了变化。当然，不幸和顿悟的所谓“工作”贯穿较长的时间，但是，这根本不是联结学习的问题。
只要成长排除了阻碍和压抑，使他回复到自身，能够似乎光芒四射地喷发出行为而不是重复动作，自我能按照他的内在本性表现自己时，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就成为天然的、创造性的、释放出的，而不是获得的；成为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应付他人的了。
最终将证明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缺失得到满足的人与存在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心理学家还未接受哲学家的模糊裁判。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还只有大体的轮廓，但却可从事实中找出确凿的根据。通过研究自我实现的个体（这种研究对哲学家来说是古老的，但对我们来说则是新的），各种基本的洞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这个领域现在成为可以接受的了。
我们如果能认真区分关心需要的知觉，不关心需要的知觉以及无欲求的知觉的话，就可以大大地改变和扩展我们对知觉和察觉的世界的理解。由于后一种知觉是更具体的和较少抽取与选择的，所以这样的人更有可能看到知觉以外的内在本性，他也能同时觉察对立面、二歧式、两极性、矛盾和不相容的东西。发展不良的人好象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在这里，各种类别和概念都有严格的界线，而且彼此排斥、互不相容。例如，男性与女性；自私与无私；成人与儿童；好与坏；仁慈与残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