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A是A，而任何其他东西都是非A，而且二者永远不会聚合。但是，被自我实现者看到的事实却是A和非A相互渗透，而且是一个事物；任何人既是好的又是坏的，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即是成人又是儿童。我们很难把整个人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只能看到一个人被抽取出来的一个方面，整体是不能比较的。
当我们被需要决定的方式知觉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当用这种方式观察我们自己时，例如，只把我们看成是提供金钱者，供应食品者，提供安全者，某种可以依赖的人，或者只把我们看作侍者，或别的普通的雇员，或某种达到目的的工具等等时，我们肯定能意识到这一点。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根本不喜欢。我们要求被看成是我们自己，看成是完全的和整个的个体，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有用的对象或工作，我们不喜欢“被利用”。
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对别人采取无所欲求的不评价、不判断、不干预、不宣判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必要从别人身上抽取满足他的需要的品质，而且从不把别人当工具看待，从而能够更清楚、更有洞察力地知觉和理解其他人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外科医生和治疗者设法争取的那种不纠缠、不卷入的超然知觉。对于这样的知觉，自我实现者用不着争取就能达到。
这一知觉上的差异，特别是在人与物具有复杂结构难以捉摸和模糊时显得最为重要。尤其是这种时候，即察看者必须尊重客体的本性时，知觉必须成为从容的、非强加的、不要求的和能顺从地适应事物本性的，像水缓缓地渗进裂缝中去那样的知觉。它不就当是那种由需要激发的知觉，这样的知觉会以威逼的、凌驾于上的、开采式的、有目的的方式，以屠夫肢解动物的方式来塑造事物。
尽量少加入观察者的主观因素、本性，而尽量由被观察者的内在结构决定，被动多于主动，这是察觉世界内在本性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具体事物中一切同时存在的方面，这种超然的、道家的、受动的、不干预的知觉，大量存在于一些美感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描述中。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我们是看真实的、具体的世界呢？还是看我们投射到世界上的我们自己的成规、动机、预期和抽象体系呢？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察看呢？还是蒙上自己的眼睛呢？
是爱使人变成瞎子吗？
平常所研究的爱的需要，例如，鲍尔贝、斯皮茨、利维等所研究的，都是缺失性需要，它是一个必须以爱填充的空洞，一个要注入爱的空洞。如果治愈空洞的必需品——爱不能得到，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数量和形式得到了爱，那么就能有效地防止病态。病态和健康的中间状态是继受挫或得继充分满足的状态而来的。如果病态不太严重并且能早期发现的话，代替治疗就能够治好它。这就是说，这种疾病、“爱的饥饿”，在某些案例中可以通过补偿病理缺失的方式治好。爱的渴望，像盐和维生素缺乏症一样，是一种缺失性疾病。
并不需要为没有这种缺失的健康人在稳定的、很少的、维持剂量之外额外补充什么，并且有时可以让这少量的爱也消失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动机完全成为满足缺失并因而摆脱需要的问题，矛盾就出现了。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它的消失，这就是说，处在令人满意的热爱关系中的人，恰恰是较少可能提供爱和接受爱的人！然而，对于爱的需要已得到满足的较健康的人的冷静研究表明，虽然他们不太需要获得爱，但是他们却更能提供爱。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更亲爱的人。
这个发现从本质上揭露了平常的动机理论（集中在缺失性需要上）的局限性，而且指出了“超动机理论”（成长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理论）的必要性。
我已经描述过存在爱和缺失爱相互对照的动力学。在这里，我只想把人的这两个对照组作为例子，阐明上面做出的一些结论。
存在爱能顺利进入意识，并且受到完全的喜爱。由于它是非占有的、最喜欢的而不是需要的，因此，它不会造成烦恼，实际上它总是提供愉快的。
存在爱从来不会被充分满足，它可能是没有尽头的喜爱。它总是无限增大，而不是消失。它是内在的快乐，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存在爱的体验经常被描绘成和美感体验或神秘体验相同的东西，并被描述成具有同样的作用。
体验存在爱的心理治疗作用和心理促进作用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它的作用同健康母亲对婴儿的完全的爱，同一些神秘主义者所描绘的上帝的无私的爱，在性格上的作用是类似的。
超越了怀疑阴影的存在爱是比缺失爱（一切存在爱者对此以前也都体验过）更丰富、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这种优势也被我的年龄较大的研究对象报告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以不同的结合同时体验着两种爱。
缺失爱能够满足。“满足”的概念则不适用于另一个可羡慕的、可爱的价值的羡慕爱。
存在爱中只有极少的焦虑、敌视，从对于人的实际效果来说，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当然，在这里可能是在为别人而焦虑，而在缺失爱中，则总是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敌视。
存在爱者彼此之间，是比较独立的、更多自主的、较少嫉妒和威胁的、较少需要的，是更独特的、更无私心的，但同时又是更热心于帮助别人自我实现的，更为别人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是更利他的，更慷慨的，更培育人的。
存在爱能够最真实、最深入地知觉别人，正如其中的情绪意动反应一样多。这一点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并且经常为其他人的晚期体验所证实，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同意“爱使人变成瞎子”这种粗俗的陈词滥调。我自己也认为不爱才使我们变成瞎子。
存在爱能创造合作者，存在爱给他一种自我意识，一种自我认可，一种爱的价值感，所有这些使他能够成长。没有存在爱，人不知还能有无可能完善发展。
影响健康成长的冲动
我们通过基本需要理论的概述，有必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议，这不仅要求区分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下去了。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条件反射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本能理论需要重新审议，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评论母亲过份溺爱孩子的著作。
各种心理分析研究发现，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
由动力论者、突生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以及像哥尔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
所有己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探讨，都极力坚持我们的机体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也比一般认可的更值得信赖。
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正在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多种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哥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但是，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也许是对主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出乎意料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出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容辩驳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各个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种族的特性、素质、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必须在这两难抉择中作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
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明显有很多错误。
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己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来说，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虽然是顽固的，需要反驳的，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连本能论者的批评者也同时具有。
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恰当。不过我们自然加强警惕，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务实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而且，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了。
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但我们现在显然能够避免这些，因为我们己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造成了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很多年中曾有很大影响，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的确，像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于是，我们必须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去指责这些。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天性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不负责任的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某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是先天给定的，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这样。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完全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的行为无关，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考虑问题时仅用非此即彼的二歧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距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失误。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养料。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行为、能力、认识等等的前提，也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在这一拙劣的两分法造成的混乱后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学习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了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存在下去。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动物的本能是本能论者常用的范例，各种错误也是因此而产生的。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不适用。
我们在凭观察寻找本能时，可以看出基本需要中的遗传基础，不过当它明显真正地独立于环境并强过全部的环境力量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的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对这一论点很有帮助的是一个与一般见解对立的反论。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积极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只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明确，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动物的自然性。而在神经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神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明显的自然性或动物性。
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也是由注意动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解释，不过，西方文明普遍认为，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由于偏爱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协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有时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世界观，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这种说法。
当论及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论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稳定的遗传基因，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我们与本能者的区别是，我们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变异性。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
动物的本能永远存在，而动物本能的冲动则会永久性丧失。比方说，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或许巴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有对缺乏爱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在种系的阶梯上，我们已发现本能和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能期待得就越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得到一个论点：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被错误认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两分法中是相互对抗的。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的重新定义，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过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认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只注意病人表面的印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应该认谁为主？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是丈夫为主人还是妻子为主人？
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都产生于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正如巴斯托尔在他对麦克杜格尔、桑戴克、荣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这就导致了这些推论的产生。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并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巴斯托尔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各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
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危险的未经证明的论断基础。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非常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证明的那样，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对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以及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说，只有在恶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它们才会存在。
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忽略了冲动是在一个强度大小不同的层级序列里，而且能动地互相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纷繁复杂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煞，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元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般木、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被忽视了：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满足，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需要就占据了需要层次论的突出位置，极力争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将导致另一个需要的产生。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情况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面具，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悲剧往往是由这个严重的错误酿成的。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畏惧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已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能论者在人性问题上也作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大多是在无所谓中放弃乐观主义的。当然，有些人对抛弃乐观主义是非常渴望的。
比如我们以那些迷恋于酒精麻醉的人为例，他们或许是嗜酒如命，或许是被迫应酬，但最后会得到相同的后果。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
认清似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处的，许多含混模糊的问题会因此而豁然开朗。
举例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训斥的话。当我们意识到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
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
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
通过前面的思索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从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说，基本需要有时会被发现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目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能直接证明这个假设，因为遗传或神经学的技术尚未达到所需水平。其他分析形式，例如行为、家庭、社会、人种则大都被用来反驳而不是证实这个遗传假设，只有很明确的情况才是例外，而我们的假设又绝非是很明确的。
我们尽可能搜集并提出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和理论上的研究来支持似本能的假设。
旧理论的失败源于新假设的提出。本能论被环境论和行为论联合起来推翻了，这两种理论几乎完全依仗联合学习来作为基本的、几乎是全能的解释工具。
概括来讲，而且是可以肯定的，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解决动力学问题，例如动机问题，动机的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如健康状况、心理病态、心理治疗等。
所以，为了证实某个结论而进行一次详细的辩论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注意以下这点就够了：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分析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临床工作者，几乎从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固执地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在并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营造一个庞大的实用结构；他们往往注重实践而不是注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就临床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而言，它总是一种粗糙的、非系统的动力论，其中本能总是扮演剧中的主角。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一般说来，在确定似本能的心理冲动方面，非临床心理学家意见一致。他们认为只有诸如饥、渴等心理冲动才算是似本能的。根据此点，他们又借助于条件作用，从而假定所有高级需要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
那就是说，因为父母供给我们吃的和满足我们其他方面需要，所以我们要爱他们。根据这个理论，爱是满足或交易的副产品，或者正如那些广告所说的，是顾客的需要。
能成功地证明这种理论对于爱、安全、归属、尊重、理解等需要的解释是事实，但实验还没有一个，它不过是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假设。实际上，人们从未对这些理论作过严格的考察，这或许也正好能解释它为何能得以生存。
条件作用的论据当然不能证明这个假设，相反，这类需要表现得更像其最初赖以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反应，而不像次级条件反应。
实际上，这种漏洞百出的理论，就连具有一般观察力的人也能够看穿。母亲为何如此热切地满足一切要求？她自己又能得到什么报酬呢？怀孕的损害和分娩的痛苦有何益处？如果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那么母亲又为何要做赔本的买卖？再者，为什么临床工作者一致坚持说，婴儿不仅需要食物、温暖、良好的护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满足，而且也需要爱，这似乎说爱是这类满足以外的某种东西，难道爱是多余的东西吗？难道仅能满足孩子的要求吗？对孩子没有爱的母亲会比穷困但却慈祥的母亲能更多地为孩子所爱吗？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需要澄清。到底什么是满足（包括生理上的满足）？我们不得不假定它是一种生理快感，因为该理论试图证明一切其他快感都来源于生理快感。但是得到温柔的拥抱、精心的呵护、不被突然摔在地上、不受惊吓等等，这些安全的满足难道是生理满足吗？为什么当对幼儿喃喃自语、温柔微笑，或把他抱在怀里，或对儿童表示关注、亲吻以及拥抱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很快活呢？给予孩子、满足孩子、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从何种意义上讲是有益于给予者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与满足本身具同等价值，这对满足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喂养的定时与可靠满足了饥饿的需要吗？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允诺所满足的又是指哪一种需要呢？尊重孩子的需要又是哪一种需要呢？当孩子需要时，对他断奶或进行大小便训练又是哪种需要呢？为什么收容所里的孩子无论受到多好的照顾，即生活上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仍常常出现病态的发展呢？假如爱的饥饿最终是对食物的要求，为什么它不能被食物的满足所平息呢？
在这一点上，墨菲的疏通作用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他指出任意的联系可以在无条件刺激和其他各种刺激之间发生，因为后一种任意的刺激只是一种信号，而不是满足物本身。当一个人要满足生理需要时（如饥饿），信号不能给予满足，而只有满足本身才具有实际意义（只有食物才能减轻饥饿）。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中，信号将产生像餐铃一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学习是疏通作用，而不仅仅是联系作用。也就是说，应了解哪些东西是适当的满足物，哪些不是，在这些满足物中，又由于某种原因哪些是最令人满意的或最值得选择的？
我所观察到的与论点有关的是：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理解的需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需要的健康满足，是由于疏通作用，亦即内在的适当的满足，而不是任意的联系。凡是任意联系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神经病态，是病态的需要，例如恋物。
在这方面，哈洛和同事们在威斯康星的灵长目动物实验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实验。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让一群猴婴离开它们的母亲，代之以一个用金属做成的但可以喂奶的母猴和另一个不能喂奶但裹了一层毛圈织物的母猴。猴婴宁肯选择可以拥抱和依恋的后者作为母亲的代理者，而不是前一个即使可以得到食物的“金属母亲”。这些没有母亲的猴婴虽然喂养得很好，但在各方面成长极不正常，包括完全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母性的“本能”。很明显，即使对于猴子，仅有食物和保护也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奢望常规的生物学标准给我们提供帮助，不仅因为我们缺乏材料，也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不由自主地怀疑这些标准本身。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不重视人种与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却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相关联的部分，是早期本能论者的严重错误。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他们的著作里看到这种自信的倾向：在一般动物的意义上来解释和罗列本能，以便使每一种本能都适应于任何一种动物。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只在人身上有的而在动物身上没有的冲动都被认为是非本能的。当然，任何在人和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冲动或需要都因此被证实为本能的，无须进一步论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似本能的需要只有人才有，或者由人与动物界中的黑猩猩所共有，如爱的冲动。通信鸽、鲑、猫等等，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本能，为什么人种不能有自己特殊的本能呢？
以改进了的学习、思考以及交际能力为基础的适应性，可以取代人类进入种系高级需要阶段时的逐渐消退的本能，这是流行理论的推论。假如我们用低级动物标准来解释本能，把它说成是由先天决定的冲动、感知的冲动、工具行为和技能，以及目标对象（甚至还有表达感情时的伴随物，如果我们能细心观察的话）构成的混合物，那么，这种理论似乎是真实的。根据这种解释，在白鼠中，我们发现了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以及其他本能。在猴子那里，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养本能已经改变并可继续更改，性本能则已消失，只剩下似本能的欲望。猴子要选择性配偶，有效地完成性行为必须通过学习。人类没有留下这些（或其他）本能中的任何一种。性和喂养欲望保留下来，甚至大概还有母性欲望，尽管很微弱。但是工具行为、技能、选择性知觉、目标对象等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主要是在疏通意义上的学习）。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痕迹。
随着这种进化的发展，当我们的研究种系升级时，我们可能会逐渐发现新的（更高级的）欲望，发现另一种本能，它在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即在强弱程度上由机体结构和作用所决定。虽然我们大胆提出了我们的假设，但实际上，对低于人类的动物身上的高级欲望我们还只能是猜测。这给未来留下了一个难题，即确定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老鼠、狗、猫以及猴子显示出对安全、归属、爱、尊重、自主、自信、好奇、理解或美的欲望。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儿论述的是似本能的冲动或欲望，而不是先定的工具行为、能力或满足方式，即不是本能的。
有一组实验表明，这是一个可验证的假设。我与克劳福德、耶基斯已证明，幼小的黑猩猩是一种利他的、非控制欲的、友好的、有抚爱能力的动物。这也是所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印象。沃尔夫在罗猴、弥猴身上重复了克劳福德的这一实验，发现它们不是这样。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在动物界的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与黑猩猩才有利他、友好、爱等这类行为（也许根据普通的观察，狗应该包括在内）。其他的需要，即在人那里比在其他动物那里更强烈的需要，是对信息、对理解、对美的需要，或者是对于对称、秩序、完美的需要等。当然，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些欲望在人身上是向高峰发展，而不是趋向废退。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富有科学、哲学、神学以及艺术精神的。而且，完全可以肯定，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像安全、爱等一样的需要。不过，它们是本能的原基，而不是本能的残余。
不过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需要，虽然它们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实验的或临床上的资料。
可以根据演绎理由假定：这些欲望的外在的、后天的决定因素虽然是确切存在的，但也同样无疑是很脆弱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或假定，爱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例如，我们学着去爱，是因为我们爱的人过去是食物、温暖、保障的给予者。这样，这种派生需要论就必须坚持这样的主张：知识、理解和美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即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代替食物的信号，可是通常的经验几乎根本不支持这种论点。不难看出，它比类似的爱的后天获得论更站不住脚。
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反应是独立于文化的吗？）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但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资料。我个人的看法是，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支持我们考虑的理论，或者与我们的思路一样。然而，必须承认，换一个人审阅同样的材料，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我的现场经验仅限于与一群印第安人有过短期接触，而且由于问题取决于人类学家未来的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将不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原因我们早己谈过了，并且上文还提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需要受挫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同意的。然而，对于神经质的需要，对于习惯、吸毒、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以及对于工具性需要来说，这不是事实，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对完成行动的需要和表达能力的需要来说才是事实。至少，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能够根据实用或实效来区别，并且应该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来加以区别。
假如价值观造就会创造的人，并使人接受它们，那么，为什么某些价值观念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精神疾病？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叉匙、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夜晚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肉、羊肉，而不吃狗肉、猫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竞争，对金钱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然而，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还有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通过轻舒一口气抛开这一切，承认它们的非本质性质，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显然，在特殊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基本需要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得拿出证据说明它们不属于似本能的需要。
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与良好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意义上来说的，可以用操作来给它们下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并努力获取这些结果。
在论及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时，我们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结果，这里没有必要继续考察下去，只是仍需要指出，这一评判标准并无奥秘、荒谬之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个标准，我们只须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是一样的道理。假如一辆汽车使用了某种汽油发动得更好，这种汽油对于这辆汽车就比别的汽油更适用。普遍的临床发现，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使用得更充分，更能使思维正确而缜密，更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各种疾病，等等。
将基本需要满足物与其他需要的满足物区别开来的是它们自身的必需性。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这是不能由他物替换的，而这对于习惯需要，甚至神经质需要却是可能的。也正由于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最终将需要与满足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疏导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相当有利的，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它们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例如在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中，这些重要的事实可以使他们直接宣称自己能使患者恢复自己内在本质。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它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挖掘出来的，以便按它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使反应消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如霍尼所推论的，假如解除焦虑使患者变得更富有感情或更少怨恨。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就表明爱是基本的，而仇恨则不是基本的。
关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文化适应等等理论，从原理上讲有一批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治疗转变的有意义的资料还没有系统地积累起来。
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证明得很清楚了。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总之，我们还必须深入下去，就像研究治疗效果一样。
研究现场调查的工作者们最先表现了对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的指责。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了，把这种差异说成是相互敌对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在一次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黑脚族人。虽然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记录文献中描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另外，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积极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区别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并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与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这种感情有点模糊不清，无法肯定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似本能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不同寻常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成效卓著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这样。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摔坏腿脚，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微弱）需求挫折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显而易见这是确切的。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不被破坏而与文化习俗抗争，则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就能顺从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反抗折断自己精神支柱的文化。而且，思考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谬之极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加严重，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完善的社会，我们就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哲学中早己提出的矛盾，例如自然性与社会性、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经性，即自我价值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原本存在，但却被疾病的表层所覆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尼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迫使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己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
中心任务显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是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作为一个特殊族类。这正是花样繁多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事物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大量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如果我把麦克利什的那首诗略加释义，我可以说：
一个人并不想要成为什么，
他本来就是这样。
最易得的幸福
就像弗洛伊德那样，而不是动物行为论者那样，对人类最深刻的希望冲动和需要的发现进行研究。我曾沿着心理病理发生学的路线进行探索，从成年人的病态进行分析追溯到它的早期起源。我的问题是，使人患神经症的原因何在？神经症从哪里来？我不断提出新问题，品格纷扰和价值畸变从哪里来？同样，人性丰满的、心理上健康的人从哪里来？这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或者，更进一步，人类能达到的最完美境界是什么？妨碍他达到高峰体验的原因何在？
我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神经症也像其他心理病态一样，主要是由于缺乏某些满足（客观上和主观上可觉察的需要或希望的满足）。我认为这些基本需要是似本能的，因为它们必须得到满足，不然病态（人性的萎缩，即，那些规定人性的特征有某些丧失）就会出现。这表示，神经症要比早期意义上的更接近于缺失性病症。进一步的假设是：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健康的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但缺少了他，是不可能有健康的。
在生物学和医学中，这一改造生物学方法的历史是令人尊敬的。例如，它曾被用来搜寻隐匿的生物性需要，如营养学家，他们曾发现我们对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类似本能”的需要。在这里，溯源也是从面对一种疾病（如软骨病或坏血症）开始的，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一种缺失，它于是被称为一种“需要”、一种对“维生素C的需要”，表示它对于达到健康和避免疾病是一种必要的条件。这能进一步核实，假说也能用其他有控制的实验印证，例如，用预防控制、替代控制等测验，这些方法同样也能应用于基本的心理需要。
概括地说，我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人的机体有它自身的本性，要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更值得信赖并更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人有一种天生的趋向自我实现的成长倾向。
大多数心理治疗专家都承认有某些类似本能的需要，它们的受挫会导致心理病态。
这些需要为他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达到生物性终点、目标或价值的基础框架。
早期我曾列出旧时本能理论的错误，并认真考虑过这些错误能否避免的问题。那时得出的结论是：
试图用行为的概念说服人的本能是难以成功的。行为（在人类中）可能是而且往往是针对冲动的一种防御，它表现的不单是冲动，而且是多种冲动合成的行动，是对这些冲动的控制及其表达，是意动因素，是驱力或需要。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有可能是先天的。
在人类中没有发现类似于动物的原始的本能。在人类中似乎只有动物本能的部分残余，例如，只有驱力，或只有能力。
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不应该具有人类特有的需要或能力，而且，实际上，已有某些临床证据表明，人确实具有一些动机（可能是先天的），那是人类所独有的。
人类中类似本能的驱力一般是较弱的，不像动物本能那样强烈。这些驱力很容易受文化、学习、防御过程的克制和压抑。精神分析可以看作是恢复这些似本能需要的冗长、费力的过程，直至它们能成长壮大到足以抵抗畏惧和习惯的压制。那就是说，它们需要帮助才能出现。
在大多数关于人类似本能需要的讨论中一直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体内在的动物性是邪恶的，我们最原始的冲动仅仅是贪婪、坏念头、自私、破坏。很显然，这是错误的。
由于长期废置不用，人类中的似本能冲动可能会完全消失。
本能不应该因与学习、理性有区别而二歧化。理智本身也是意动的。往往，在优秀人品中冲动和理智倾向于协同而不是敌对。而且，似本能的驱力能非常迅速地纳入手段行为和趋向目的的渠道，即，它们会变成“情操”。
我认为，许多有关本能和遗传的混乱看法都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和错误的设想；遗传论者必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而环境论者必然是开明的或进步的。虽然曾经是这样，但并不存在着必然性。这是由于错误的认知而造成的。
据调查，在精神错乱者、神经质者、酗酒的人、低能的人、儿童及动物身上，深层驱力表现得最明显。这是一种误解。这些驱力也许在最健康的、最进化的和最成熟的人身上才能表现得最明显；在这样的人身上，能看到这些最深层的驱力和需要可以“下降”也可以“升高”，例如，探索真理，审美的需要，等等。
用来判断一种需要具有类似本能性质的概率的种种标准陆续提出。我现在要讨论的正是这些标准，并连带谈一谈可以附加的修改意见。我还想就每种标准对几种需要的适用性进行比较：首先是对维生素需要的适用程度；第二，是对爱和归属需要；第三，是对好奇需要；最后是对神经质需要。你将看到在维生素需要和爱的需要之间各项标准的适合程度非常接近。否认其一，也许就必须否认其二。好奇或认知需要，是我称之为一种成长性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价值），是和缺失性需要相对照而区分开的，因为它在性质上虽然是类似本能的，但和基本需要仍有明显不同。至于神经质需要，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因而不能说是类似本能的。嗜好需要和由于习惯而形成的需要与此类似。
如果一种需要是类似本能的，那么它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满足的长期缺乏会引起病态，特别是这种缺乏在早年生活中发生时。但不容忽视的是，满足的短期缺乏也能引起一定程度的效应，如，食欲，挫折忍受，健康性延迟的能力，自制，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满足的缺乏引起焦虑和其他症状但并不引起品格病态；相反，某种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剥夺可能引起心理健康的增进。
关键期的剥夺能引起有关欲望和（或）需要的完全而长久的丧失，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学到或复原；个人从而会长久萎缩，并由此而丧失人类的一项标志性特征：他不再具有丰满的人性。
维生素：我们的所知还不足以说明它的正确性。各种维生素的剥夺会引起不同的后果，我们对此了解得很少。
爱：符合标准（由心理变态者所表明的）
好奇：对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使我们做出可靠的判断，但文化的资料和临床的证据相当明显地表明，在生活程序化的孩子中，自身可能丧失甚至长久丧失好奇，例如，早期好奇得不到满足的孩子，会弄得愚钝，满足于无知，呆滞，蒙昧主义，迷信，等等。
神经质需要：标准不适用。直接剥夺的影响，例如，罗森茨威格所说明的。
维生素：维生素缺乏症，等等。
爱：渴望爱和情人；D·M·莱维所说的“亲吻迷”。
好奇：强烈的好奇，不由自主的好奇，好奇的持续不绝，视淫，等等。
神经质需要：神经质满足的缺乏能引起焦虑，冲突，敌意，等等，但也能导致冲突缓解，焦虑缓解，等等。
人性的萎缩；人性标志性特征的丧失；本质的丧失；倒退；向自我实现成长的障碍。
维生素：符合标准（有沿基本需要层次倒退的趋向，向任何一种遭受挫折的优势需要倒退）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品格、价值系统和世界观的畸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病态化。为了和这种缺乏打交道，机体发展出一种应付系统。
维生素：不确定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大儒主义，虚无主义，厌烦，猜疑，抛弃价值，等等）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不论急性的或慢性的，例如，焦虑，威胁，愤怒，忧郁，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混合的、矛盾的、冲突的情绪。
缺失满足物的复得如果及时的话，能使健康恢复（或多或少）并使疾病得到治疗（或多或少），只要病态是可逆转的，即，复位控制，情感依附治疗。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该需要有内在固有的满足物；这些满足物确实能满足该需要而且是唯一的满足物；疏通学习而不是联想学习或专断学习。没有什么完全令人满意的升华或替代是可能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基本需要的神经症化，例如，它变得难以自制，不能满足，自我异化，僵化，固定不变，强迫的，不加区分的，选择不当的对象，伴随焦虑，等等；对于需要的态度变得自相矛盾，充满畏惧，迟疑心理，否认事实，需要变成危险的了。
维生素：不适用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确定（视淫？）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适当得到某一“真正的”满足物在一生中都能避免病态，即，预防控制。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真正的”满足物是在真正自由选择情境中受到健康机体偏爱而选定的。个人越健康，偏爱越强烈，他也更有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选择者”。或者说，在个人心理健康和他将偏爱和选择他所需要的真正满足物而不是虚假满足物的这种可能性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实际内在联系。
维生素：不符合标准（但有某些综合物质如糖精能欺骗机体。）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真正的”满足物味道良好，或者说至少比虚假的满足物味道更好，在特定的方式和现象学上可以这样描述，例如，真正的满足物留下一种充实的、满意的或愉快的感受，甚至是高峰体验或神秘体验（即使是没有感觉到的需要也一样，如在某些贫困的人那里，在真正的满足物到来之前，告诉他说他有多么需要它，或告诉他说这就是他这一生都缺失的东西，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对“需要”或“欲望”等下最后定义这么困难。即有时会有一种情况，这时一个人会不知道他缺少的是什么，他的不安没有什么对象，但在他体验过某一“满足”以后，他却知道得非常清楚，什么是他曾经想要的，渴望的，或需要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但糖精，带甜味的盐类，又是例外，这些物质能愚弄机体）。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确定。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味道可以很好，但这似乎不那么经常，不会长久持续，似乎混杂着其他感受，更容易引起懊悔，在回顾时感觉相反，等等。
需要能得到长久满足的人（健康人）没有渴求的表现；他的需要处于理想水平。他能控制或延迟满足或有一段时间没有满足也能适应；他比一般人更能忍受长时期没有满足；他能公开地承认需要并欢迎需要；对需要不设防。需要是可以满足的，正如神经质需要是不可满足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符合标准。好奇的满足常常促进好奇的增强而不是减弱。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神经质需要得到神经质满足对于渴求没有影响，除非是瞬时影响。）
在个人的生命早期（学龄前）生活中往往有公开的需要表露。在不能用文化认识事物以前，或在学习开始以前，需要或某种欲望的任何表露一般地说能增强一种假设，认为这种需要是类似本能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它（需要）能用顿悟疗法、揭露疗法（或由于一般健康的增进），或由于社会中的良好条件——即解除防御、控制、畏惧的疗法——揭示出来，给予承认、肯定和加强。
维生素：符合标准（很可能如此）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有易于学习的、适宜的手段行为，有易于疏通的、适宜的目的对象和目的状态，等等。需要本身在其开端时必须被认为是潜在的而不是外露，因为它必须被运用、演习、训练，被某一文化代表“拖出来”才能实现。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种学习，但我认为这样一种说法会引起混淆。“学习”一词已经被赋予太多含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对于真正的满足物的偏爱随着任何身心或社会健康的进步而增强。
维生素：符合标准（很可能如此）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是跨文化，跨阶级，跨等级的。它和全人类的普遍性越接近，它也越有可能是类似本能的。（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证明，因为所有人类文化都能提供某些经验。否则必须拿出事实根据说明，需要已经永远被扼杀，或暂时受到压抑。）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基本需要能够由那些可靠的健康的或协同的文化或亚文化或工作环境来充分满足，而极少有安全感。所有不可靠的、病态、或低协同的文化、亚文化、或工作环境都不能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构成对它们的威胁，对于它们的满足索取的代价太高，使它们的满足难免会和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发生冲突，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显示出一种持久的动力，像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那样（除非在生活早期即被扼杀）。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确定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神经症患者在寻求这些需要满足时被发现是虚伪的，畏惧的，妥协的，胆怯的，间接的。
维生素：不确定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的跨物种表现当然会增强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可能性，但这不是一种必须的标准或充分的标准，因为在一切物种中都有它们特有的“本能”，包括人类在内也是如此。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这种需要最终是自我协调的（意思是说，假如它不是如此，它能由揭露疗法弄成如此）。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对此，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这种需要绝大多数时候觉得是自我疏离或不协调的。）
假如人人都喜欢这种需要及其满足，它就更有可能是基本的和类似本能的。神经质的、有瘾的和习惯的需要只有某些人才喜欢。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最后，作为一种无法证明的未来可能性，我建议想一想由于致幻药物的利用而得出的种种发现，或许还有其他解除抑制的药物也一样，例如，酒精，或许抑制最高控制中枢，像酒精的作用那样，会使人格更内在生物的和非文化的方面即更深层的内核自我得到解放。我从LSD（一种麻醉药物）的作用探查到某些这样的可能性。这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超我宁可说是把一套武断的社会控制施加于生物的或本来的机体之上，它抑制了机体自身的作用。
我没有提到两项别人早己用过的标准，因为我确信它们似乎不能成功地把生物性需要和神经质需要、习得需要、或有瘾需要区分开，它们是为了相关的满足情愿承受其他痛苦或不适；是受到挫伤而引起好斗和焦虑。
我在此只讨论了人类范围内的似本能特征，实际上先天特异的个体特性虽然没有谈到，但它理应得到心理治疗师和人格理论家的重视。虽然心理治疗的直接目标可能是人性的恢复，健康动物性的恢复，我们仍须了解，心理治疗还有一个基本的长远的目标，那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恢复，真实自我、确实性、个体特性、自我确认的重新发现。那是一种努力，目的是要发现个人的自然倾向，他的先天个体特性，他的价值观，这些答案是由他的体质、他的气质、他的神经系统、他的内分泌系统等等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暗示的（不是强迫命令的），用一句话说，这些答案来自他的身体和他的身体所偏爱的作用方式，来自他的“生物定数”，来自能够找到他的最大和最易得的幸福的方位。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天才式的特殊天赋和能力，而且是更普通的人的特殊才能问题。例如，职业向导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某个人特有的先天秉赋问题，如果在实践中还不能做到，至少在理论上先要明确这一点。
我们依靠的临床自觉知识在缺乏更好的理论证据时，也许将来会被更值得信赖的方法得到验证和系统化处理。作为医师，我们试图发现，什么是某人更容易做的，什么最适合他的本性，最舒适地符合他的需要（像鞋子跟脚或不跟脚），什么使他觉得“恰好”，什么使他最少受到压迫，他最适于做什么，什么最符合他的个性。这些哥尔德斯坦曾称之为“偏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向实验家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就不同品种的狗提出这一类问题，如在杰克逊实验室中所做的那样。也许有一天，我们对于人类也能这样做。
而且，我在考虑时为了使我要探讨的主题更加集中而略去了所有更直观的生物学结论，包括人类遗传学家（双生子研究，基因的直接微观研究，等等）、实验胚胎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电极埋置研究，等等）的技术，也略去了有关动物行为、儿童和发展心理学的文献。
一方面是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心理动力学的资料。为了这样的整合，迫切需要把两大套资料联结起来，两者彼此是很少接触的，但我坚信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就我所知，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一项这样的尝试，即考尔特兰德的精采专著。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一切论述大都是以临床证据和经验为依据的，因而不像来自有控制实验的证据那样可靠。然而，这大多是以容易得到实验证实或检测的形式呈现的。
更伟大的驱力
所谓的“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心理上以及实践中的差异必须得到重点探讨。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有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但是，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我根据自己的趣味、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论断，因此，很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
抛弃心理学中的价值，不仅把心理学削弱了——其全面发展受到阻碍，而且把人类引入超自然主义和道德相对论的误区。但如果能证实有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他好事价值相同，或者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选择原则，基本需要在潜力相对原理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友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在各种可证实的方面支配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但同时也是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
高级需要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
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有安全需要。比如，它可能会受到恐吓或惊吓，当它依靠的世界提供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它也许会发育得更好。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选择的喜爱感。再后来，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测到，除对安全以及父母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天才式的儿童甚至也要等到三、四岁。
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能忍受维持纯粹的生存需求，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求助于自主性反应和有机体的其他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能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食欲，等等。人体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
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他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难被察觉，容易被搞错，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他需要混淆。能够了解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理想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狂热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
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
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低级满足为基础。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友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更通俗一点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与寻求友爱相比，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舞台，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各等级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预备步骤。友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相比较，同样存在上述差异。
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等）。
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更有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原则而抵挡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能充分理解两种需要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也可以这样说，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越多，爱的趋同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就是他自己的需要。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对公众和社会也很有益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配偶、教师、公仆等等。
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承认自我实现的理论，就可用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之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高的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
个性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的趋向是由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造成的。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和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是否符合逻辑，它都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人，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洛姆的论点——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同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自发性、自动性的见解也是中肯的。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具体、更可感知，也更有限度。与饥和渴相比，爱的躯体感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感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因为它们只须一定数量的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需要。我们只须吃这么一点食物就能满足饥饿，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
完善自身的人性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性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始终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顶多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地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