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认知有助缓解焦虑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些不适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改善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值得考虑并能经受检验的反建议？一般科学能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启发？
科学起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要——认知需要。我曾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因而能说明人性（不仅是人性）和种性特征。
在这里，我试图把出于焦虑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焦虑。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
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焦虑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除“毒素”——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进入对于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解毒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来考虑，这两种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最后，在行为上它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几种似人动物中以及人类中也是如此，如许多精巧的实验所证明的。
就人的情况而言，这些论据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高于纯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谈论过许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义需要，价值需要，对哲学或理论的需要，或对某种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或对某种解释系统或法则系统的需要。这些向高级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对秩序、结构、组织、抽象或简化杂乱事实的需要。
经过对照比较可知，“好奇”一词在多数场合可以解释为对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充其量也只是对有限的一组对象或情境或过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这种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强有力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需要自身的释出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目的在于减轻焦虑或满足认识现实的非焦虑兴趣。
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焦虑和畏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作是畏惧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克服畏惧的能力和虽有畏惧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不论是制度化，还是个人化，前者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讨，后者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灼见的追求，二者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
有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包含在认知活动中？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焦虑与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对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我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这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意图各有不同的作用。首先，我把我所谓的“争胜的机制”和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区分开。前者是指在没有焦虑或不顾焦虑的情况下，争取对生活问题的积极、勇敢和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在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焦虑。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减轻。
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有点像是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相对防御的，由缺失性动机和安全需要激发的，主要是被焦虑推动的，以能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已经制服了他的焦虑，能积极地对付问题，争取解决问题的胜利，是由成长激发趋向人格完成和丰满人性，因而是自由转为外向，趋向一种本质上吸引人的真实性，全身心地关注它，而不是关心它对个人感情困难的关系，即他可以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焦虑，其中有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也就是说，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
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感，就像受惊扰的管家夜半持枪探查楼下神秘而可怕的响声那样。
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这一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类画布上看到，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结构中，在政治和法律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个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极简略地说，这些画面都能同时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
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焦虑缓解的目的。摆脱焦虑的人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
我们当然有理由设想，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实性质。安全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事实上，认知的病态这一动机在多数病态事例中的作用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寻求知识有助于焦虑缓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哥尔德斯坦从中取得那么多知识的脑伤士兵吧。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来更不可抗拒了。在面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而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时，他们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焦虑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求回避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仅仅处理他们有能力对付的问题。
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了，这些脑伤士兵更能顺心如意了。然后，他们谨慎地安排和构筑这些狭小的世界；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各就其位；他们竭力使他们的狭小王国变得几何图形化，变得能够预测、控制和安全；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和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和流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引起焦虑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癫的、离奇的和神秘的。只要我们以新盲者作为切近的类比，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者由于能力较前减少，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已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也许这个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怕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足以造成谋杀。
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拒绝，尽管是以一种矛盾心情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有同样的安全机制。强迫症患者缩小他的世界，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畏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控制。他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外部暗示而不是内部暗示生活，依赖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例如，一位强迫症患者有一次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实自己是在恋爱。
极端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常常用来和强迫症进行对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的大量压抑和否认都是回避令人痛苦的知识。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锁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
危险在于不知情，只要真相不明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
防御认知畏惧的机制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某些其他病态的有关认知需要的表现。
不论是在科学家身上，还是在常人身上，主要引起焦虑的有：对确定性的强迫性需要，而不是对确定性的喜欢和欣赏；常常作为迫切需要确定性的一种后果而出现的不成熟的总结；由于不能忍耐等待状态，因此不能长久不知道如何决定；由于同样的理由而不顾一切地顽固地坚持某一结论，尽管新的资料和它矛盾；否认无知（因为惧怕显得愚蠢、软弱、可笑），不敢说“我不知道”或“我错了”；否认怀疑、混乱、困惑；需要显得坚决，肯定确信、自信；不能虚怀若谷。
反畏缩机制是一种反对畏惧的防御，也就是说，在自己确实惧怕时否认自己惧怕。惧怕显得软弱、温柔或感伤，最终可能成为一种反对女性化（误解的）的防御机制。
在科学家中，那种想变成讲求实际的、意志坚强的或严格精确的合理愿望可能病态化为“仅仅讲求实际”，或惟意志的，或变得不可能不严格。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种倾向，不能变得温柔些，不能让步，不能没有控制，不能忍耐、承受，甚至当环境分明需要这样作为更好理解的先决条件时也不能做到，如在心理治疗中。
在这里指出另几种认知病态。认知者中的多样性的丧失，换句话说，只有能力成为主动的、统治的、专横的、控制的、“当权的”、“阳性的”，而不能同时成为非控制的、非干预的、承受的。精神分析型的文饰，例如，我不喜欢那人，我要找出一个好的解释理由。对含糊不清不能容忍，不能和含糊的、神秘的、尚未充分认知的东西安然相处。
符合的需要，赢得称赞、成为集体一员的需要——不能有异议，不能不受欢迎，不能孤立。这和认识的关系可以在阿施、克拉茨费尔德和其他人的实验中看到。
在深入的心理治疗中，夸张、妄自尊大、傲慢、自我中心、妄想狂倾向，常常证明是一种针对深层潜伏的软弱和无价值感的防御手段。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我”是有碍于对现实的明晰观察的。
针对个人自己骄傲、伟大、神化倾向的防御手段，抱负水平的下降。逃避个人自身的成长。不能相信人能发现某种重要的事情，因而形成对妄想、夸张和狂妄的畏惧的盲目状态，不信服，不能突入并探索这样的发现，并且自身安于琐碎问题。
对权威的过分尊崇，对伟大人物过分崇拜，需要保有他的爱。仅仅变成一个门徒，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最后成为一个帮腔的丑角，不能独立自主，不能肯定自己。请具有如此认知病态的人牢记：不要成为一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要成为另一个弗洛伊德；不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大师，要追求他们的目标；轻视权威，需要向权威挑战；不能向长者或老师学习死东西，要灵活应用。
经常而且只有讲道理、讲实用、合逻辑、进行分析、要求精确和明智的需要，不能成为非理性的、豪放的、着迷的、直觉的，等等，尽管当时的情况更需要这样。
理智化——把感情的东西也转化为理智的，只看到复杂情境的理智面，满足于正确的定名称而不是体验，等等。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通常缺点，他们往往在生活的感情和激情方面比在认识方面更盲目。
利用聪明才智作为支配人、胜人一筹的手段，或往往以牺牲部分真理为代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病态的范畴化——墨守成规知识和真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引起畏惧，因而出现回避或歪曲真相的倾向。
也就是说，成为一种逃避实际体验和认识的倾向。
强迫性的二歧化；两种评价倾向；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对新奇的需要，贬低熟悉事物的价值。假如一件事情重复了100次就不会再被视为奇迹。贬低已知的事物，例如，视之为陈词滥调，平淡无奇，等等。
当然，还可以几乎无止境地罗列下去。例如，除有种种影响之外，一切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都会导致认知的无效。除了其他方面的病态，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一般也都可以看作是认识性病态，对于性格紊乱，存在性“紊乱”，“价值病态”，人的能力的衰竭萎缩，发育不全或丧失也可以这样说。甚至很多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能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例如，可以认为是鼓励愚蠢的，不鼓励好奇心的，等等。
通向完善真理的道路是布满荆棘的，充分的认知是困难的，不仅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此，对于科学家也是如此。科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不同在于：科学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心追求真理的，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而且竭尽所能地从事有关技术的学习和道义观念的培养。
事实的确如此，科学一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容易犯错误的人能用它战胜他们自己惧怕真理、回避真理和歪曲真理的倾向。
鉴于上述论述，因此，对于认知病态方面的系统研究，似乎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和正常的部分。显而易见，知识的这一分支应能帮助科学家变成一个更好的认知者，一个更有效的工具。
焦虑世界的解毒剂
似乎当所有这些“美好的”科学词汇——预见、控制、严格、确定、确切、精确、简洁、秩序、合法则、数量化、证明、解释、有效、可靠、合理、结构等被推向极端时，都能变成一种病态。它们全都可以被迫为安全需要服务。
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变成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它们可能成为混乱而恐怖的世界的解毒剂，正如也可能成为热爱并理解可爱而美妙的世界的工具一样，为确定性或确切性或可预测性等等而工作；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既可以受防御动机驱策，也可以受成长动机鼓励；既可以导致焦虑的缓解，也可以得到发现和理解的欢乐。科学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成为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拓路机。
为了不致引起对一个重要论点的误解，我们必须也注意到那种勇敢的、以成长为动力的、心理健康的科学家。为了估出鲜明的分辩和对比，这里再一次取其极端的类型。所有这些同样的机制和目标也都能在以成长为动力的科学家身上发现。
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神经症的；它们不是强迫性的、僵化的、不可控制的、得不到及时回报时也不会引起焦虑；它们既不是急迫必需的，也不是绝对必需的。
对于健康的科学家，有可能不仅欣赏精确之美，而且也欣赏松散、偶然和模糊之美。他们能欣赏理性和逻辑，也能愉快地着迷、粗放或情绪激动；他们不害怕第六感觉、直觉或不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成为明智是一种乐趣，偶而忽略常识也是一种乐趣。
发现规律是很有意味的事，解决某一课题的一套精巧的实验确实也能引起高峰体验，但困惑、猜测和进行幻梦般以及嬉戏般的推断也是科学竞赛、猎奇乐事的一部分。思索雅致的论述或数学证明能产生巨大的美感和崇高的体验，而思索深奥莫测的原理也有如此体验。
在伟大科学家的多才多艺中所有这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有创造力的、有勇气的和胆识过人的科学家的多方面活动中体现出来。这种既能受控制又能不受控制、既能严谨又能宽松、既明智又着迷、既清醒又沉醉的现象，不仅是心理健康创造的特征，而且也是科学创造的特征。
总体来看，我确信，在培育年轻科学家时，我们将不得不既强调审慎又要求大胆。仅仅强调审慎和清醒，只能造就技术专家，他们发现或发明新的真理或新的理论的机会非常渺茫。
虽然审慎、耐心和保守是科学家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要想追求创新，最好添补上胆识和敢作敢为。它们无须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它们能构成灵活性、适应性、多样性。
或者，像精神分析家常说的，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家（或科学家或一般人），也就是能够把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双方优点结合起来，而把两者的缺点排除掉的专家。
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回避一切能引起焦虑的事物，那么他实际上是半盲目的。他能认识到的世界小于坚强的人所能认识的世界。
改善的自知
改善的自知能造就更好的认知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在“证明”一词的通常意义上被证明过，那么我为什么敢公开宣称这种观点呢？
我举例来说明我的依据。数以千计的临床经验，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医师之间的交谈，以及医师个人的报告，对大多数有常识的人，这种经验就是一种知识，尽管它只有比较低的可靠程度。
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一“真理”的信念一定会强固得多，如果有一个仔细计划和设计的实验能在统计上说明那些健康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很健康的科学家更优越，或说明那些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科学家显然更优越，等等。
与“临床经验”相比，这样的论据更可靠一些。但在缺乏这样的实验时，假如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论据所能保证的信念强度，又假如我们能彼此指明这一点，我们就不是现实的和科学的吗？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也只能说用掌握知识的程度来评价。知识的增进或可靠性的增强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些。一个案例比无案例强，两例比一例强。不论一般的知识或特殊的可靠性问题，都不是全或无的问题。在知识的大陆和非知识的汪洋中，决不会存在明显的“分水领”。
一些人认为坚持“科学的”知识必须是清楚的，明白的，不模棱两可的，无差错的，可证明的，可重复的，可传达的，合逻辑的，合理的，可语言化的，能意识到的。如果它不是这样，它便不是“科学的”，而是别的什么。
但关于科学的初期阶段，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关于上述最后形态的前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身内部很容易体验到知识的开端，我们又如何说呢？
事实上，最先感觉到的是不安——心神不定，不愉快，觉得有什么不对头。这种不安感能在找到它的解释之前到来。我们的感觉假如用语言表达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但我知道那是什么。”
甚至更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感觉可以成为全然无意识的，或仅仅半意识的，它只有在以后某一时刻回顾时才能意识到。
这样的开端，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预感、猜测、直觉、梦、幻想以及模糊的、尚未语言化的“预想”。我们被偶然的联想沿着某一方向或另一方向送到远方。我们可能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进行验证，结果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
在我们身内的或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甚至不合理的。它可能躲藏在形象化比喻中，隐喻中，类比中，等等。
我们可能意识到有点门路而开始探究，并像一个诗人那样谈论它，而不是像科学家据认为应该那样的去谈论。于是，我们可能更像一个医师或一个冒险者或一个教师那样行动，而不大像是传统的科学家。
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词句、物理学的类推和比拟，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拟人化的说明和半神话的存在。我们能很容易地从已完成的和精微的科学的观点批判这一切。
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是，这些说法是传达直觉的、临床的感受的摸索活动，那是还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的。它们是现阶段知识发展所能做到的最佳表达。
最优秀的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如果面对的任务是描述移情或压抑或焦虑等现象，也不会做得更好。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曾由成千上万的患者体验到并以某种形式报告过，它们也曾以某种变式为成千上万的心理医师所目睹。但现在还没有可能做出明确描述，甚至在描述的用语上也不能得出一致的看法。
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一切提出最终批评就是一种谴责，因为知识的终极形态还没有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初步的知识很容易拖泥带水和模糊不清的原因。这是知识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没有什么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要做事情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生物学会越弄越枯竭，除非它变得更能接受出乎意料的现象，在已知事实基础上尚无法预测的现象。科学不是仅仅靠归纳、分析知识前进的，富有想像的思辩智慧是首先到来的。证实和分析的突破是以后的事。
想像依赖于感情和理智的自由驰骋，这能使我们的智慧接受来自这个世界的种种印象，把世界作为一个使人迷惑的、强大的但丰富多彩的整体来接受。我们须力求再一次体验科学青年时代的承受力，那时赞美奇迹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鲍德莱对于艺术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天才是青春的再现。”说得更平淡些，我觉得，多数的情况是创造性的科学活动先于确立理论的操作，两者在一起造成科学。
科学各个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实验家曾说明他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分析的、幻想的领悟决定的，同样的历史也表明，多数专门的科学理论都是逐渐地从粗糙的直觉的草图中涌现并发展形成的。这样看，承认草图或发展新概念的最初几步更接近的是艺术的觉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
假如这一事实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那些批评家，带着激动的心情甚至很快就能做出有关批评家的精神分析解释，而不是以逻辑的论证回答他。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这些批评家往往需要简洁、准确或严密，不能容忍这些特征的缺乏，他们只挑选那些已能满足这种标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实际上他们的批评可能发展到拒绝研究问题的本身。他们批评的对象可能并不是你的方法论，而是你这个人，因为你提出了那个特殊的问题。
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
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
知识两极化即倾向于把知识分为真或伪，有意义或无意义，可靠或不可靠。知识的可靠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真和伪也是如此，有意义和恰当或切题当然也是如此。
哪怕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实，如一个钱币第一次掷出曾是头朝上，那么再次掷出头朝上的概率便大于二分之一，而任何聪明人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推断下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币稍有偏倾的可能性已由那一丁点扩大。
邓拉普在很久以前证明，当要求人们猜测两个稍有不同的重量对手谁较重时，他们猜对的次数会多于概率，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毫无自信的意识。他们明明意识到他们是在做纯粹的猜想。
另一些研究已将这一类发现推广于团体猜测研究。10个无主观自信的人猜测的中数往往比5个人盲目猜测的中数更接近真正的中数。
从药物学的历史上看，重视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是有益而无害的，例如，他们相信某种草药或树皮的治疗效用，即使他们的解释是巫术的或被证明是虚妄的。然而，真理的一种混乱闪现可能从仅仅模糊理解的习得经验中发生。
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中也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对于熟悉的意见，对于有经验的临床专家的看法，对于受过教育的猜测，也都给予某些信任，即使只有一丁点信任。当我们没有可靠的事实可信赖时，我们愿受可能得到的最佳向导的指引。
就像我们与外科医生、精神病学专家、律师等等交往时习惯做的那样。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在缺乏令人满意的知识做决定时更是如此。
但波兰尼、诺斯罗普、库恩和其他一些学者曾指出，在科学家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中也有这一类的事。有创造性的人常常报告他们在创造过程的早期阶段对预感、梦、直觉、盲目猜测和冒险的依赖。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几乎可以给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下这样的定义——有创造性的数学家已经被认为是如此，即，认为他是莫明其妙而到达真理的人。他只是“觉得”有个什么想法是正确的，然后才继续以审慎的研究核对他的感觉。待检验的假说已选定，选定这个而不是那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证明为正确或不正确。我们可能因为他所收集到的事实而断定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他自己提出假说之初并没有以这些事实作为他的信念的依据。
实际上，这些事实是他那“无根据的”自信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我们称一位科学家“有才华”正是因此，尽管他往往是正确的证据不足。外行人认为科学家是一位没有充分事实便缄口不言的人，这是全然不对的，至少不适用于有才华的、“敢犯禁”的科学家。
波兰尼很有见识地谈到冒险中的信念、行家气魄、勇敢、自信、胆量，认为这是开通的理论家或研究工作者的本性所不可缺少的，是规定性的特征，而不是偶然的、意外的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们用或然的概念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有胆识和创造力的科学家必须安于较低的或然性；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线索，引导他怎样做，告诉他行进的方向；他必须很敏感，由它们引路。至少他必须认为它们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因而值得科学家的注意。
一般来说，如果“原始知识”的正确概率大于机遇，那么把一切“原始知识”都列入知识定义、范围之内是既有益又正确的。这一看法表示有一种关于知识的阶段或水平或程度的层次系统，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向下排列包括行家猜测、预感和直觉，以不充分的案例或粗糙的方法为基础的初步推论，等等。
于是，知识即使被看作是较可靠的或低可靠的，但仍然是知识，只要它的概率大于机遇。“实证的”一词于是得到了一种用法，就像医师的理解那样，即描述由千百条经验构成的未完成的幻觉群，这些经验是在他自己身上以及病人身上试用药剂或疗法得来的，是试行常识疗法，是根据判断显露价值等等得来的。所有这些就是有经验的医师所积累起来并得到默认的知识，而且他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未经充分证明。
认知不能剥夺人性
由于科学是在科学最高境界和顶尖技术下定义的，致使科学和科学精神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强调科学的技术并夸耀它最深奥的抽象价值使它显得比原来的状况难解得多。它开始被认为是专家的事，只能由受过高级训练的专业人员去做，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插手。
实际上，这样的科学把世界区分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并正告非科学家：“这不是你们的事！请远离这里！把它交给我们这些专家吧，请信任我们！”
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承认非人格的科学——也是我们最古老的科学，已经达到很高的抽象水平，它们的技术也确实是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事。我不说“大多数先进的”科学，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科学都能列入同一个等级，那是不对的。
但同样真实的是，心理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生命科学，还远远没有达到复杂、抽象或技术化的高度。这里还有生手充分活动的余地，还有许多简单问题要讨论，许多角落有待第一次的探察。在开始阶段，科学是很容易的。
但我要更进一步阐述我的论点，假如我们依据科学的开端及其最简单的水平给科学下定义，而不是依据最高和最复杂的水平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科学就不过是你自己对事的观察而不是信赖任何演绎或权威。
我认为，这种依据经验的态度才能够并应该教给所有的人，包括幼童。你自己观察吧！让我们看这样做效果如何！这样要求正确吗？正确的程度如何？
我相信，这样的一些问题才是根本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的方法。于是，你自己走进后院核实一下并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要比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或为此而在一本科学教科书中搜寻答案更符合经验，也更“科学”。
因此，一个孩子在仔细观察一个蚁穴时也能成为“科学的”，甚至当一个家庭妇女在她的地下室中试验并比较各种肥皂的优劣时也是如此。
经验的态度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全或无的技术能在你取得某一种博士学位的片刻间获得然后才能运用。以这种观点为依据，此种态度因而是能够一点一点培养起来而不断改善的。
当我们说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和张开你的眼睛时，它几乎变成人性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帮助人变得更重视经验是一种改善他们的认识活动和增进他们的知识的方法。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它能帮助他们的“现实测试”，即，它能帮助人把事实和意愿、希望、畏惧区分开；它也应该能促进我称之为“心灵测试”的改善，使人能得到关于自己主观世界的更真确的知识。
有必要知道什么时候人会有意愿或希望或畏惧以及这是谁的意愿。
总之，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有共同的特征，如好奇、理解的愿望，甚至喜欢观察不喜欢盲目，喜欢较可靠的知识不喜欢不可靠的知识。专业科学家的特殊化的能力是这些一般人类特性的增强。每一个正常人，甚至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单纯的、未发展的、不熟练的科学家，原则上在接受教导以后都能成为更老练、更有技巧、更高级的科学家。
人本主义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当然要提出经验论态度这样一种回归和民主化问题。
要想更好地说明这问题，就要从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超人观或超越观多方面来讲。获得知识的过程（在各种水平上）和对知识的沉思和享受正在变成审美观中最丰富的源泉之一，半宗教喜悦和敬畏与神秘经验的来源之一。这种感情经验是一种终极的生活欢乐。
传统的去圣化的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曾力图净化自身，清除这些超越性经验。这样的净化远非捍卫科学纯洁性所必需，反而是从科学中剥夺和排除人的必需。这几乎像是在说，科学不需要或不能给人以享受。
但是事实上，这种欢乐的经验在人类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因为它们能把人带入科学中并保留在那里，而且因为这些审美欢乐也可能是认知的信号，像信号火箭的发射告诉我们已经发现了重要问题一样。正是在高峰体验中，存在认知才最有可能产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或许最能看透事物的核心。
若改变还原尝试的世界观，那么，对待科学的态度又该如何变化呢？这些改变来自何处？我们何以会注意到它们？为什么机械论的、非人的模式要让位给以人为中心的模式？
在我个人的历史中，这一科学世界观中的冲突，起初表现的形式是同时和两种互不相干的心理学一起生活。在我的实验室实验生涯中，我觉得很安适，并很胜任，因为我接受了传统科学的知识。
实际上是华生的乐观信条把我和许多人带进了心理学领域，他的纲领性的著述展示前方有一条光明大道。我信心百倍地认为，进步有了保证，可能有真正的心理学的科学、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可以依赖，能使我们从一个确定不移的基地稳妥而不会逆转地前进到下一站。它提供了一种有希望解决一切问题的技术（条件作用）和一种极有说服力的哲学（实证主义、客观主义），而且二者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应用，以便使我们不致重蹈复辙。
但是，当我成为心理治疗医师、分析家，成为一位父亲、教师和人格研究者，即当我研究整体的人时，“科学的心理学”却证明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在这种人的王国中，我发现在“心理动力论”中，特别是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中，在那些从当时的定义看显然是不“科学的”心理学中，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营养价值。
心理学家似乎有两套互相排斥的规则，为达到不同的目的，他们好像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假如他们的兴趣是研究动物或人的局部过程，那么他们能成为“实验的和科学的心理学家”。但假如他们是对整体的人有兴趣，这些法则和方法就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了。
我想，只要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套规则在处理这些科学上崭新的人性问题和个人问题中的相对有效性，我们就能极好地理解这些哲学的改变。
让我们自问一下：如果我想更多地了解人性——例如，了解你，或一位陌生人，最有希望得到收获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科学的假设、方法和理论概念能有多少用处？哪一种研究最有效？哪一种技术最实用？哪一种认识论最客观？哪一种沟通方式最明显？哪一种测试和测量最精确？哪一种关于知识本质的假设最合乎逻辑？我们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
认识人的最佳途径
我们应该注意到，认识人这一问题本身——了解某一个人——巳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琐碎或“不科学”而排除了。几乎所有研究非人格问题的科学家都是从隐含的或显然的假设出发的，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类别或群族的，而不是研究单个的事物。当然，你在一定时刻实际上是观察一个东西——一只草履虫，一块水晶，一叶肾，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等。
但每一事物都是作为某一物种或门类的一个样品看待，因而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一本普通的科学杂志会采纳和刊登一篇关于某一个别白鼠或鱼的琐细描述文章。概括是传统科学的主要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白鼠、鱼等进行抽象说明。
畸形学是研究例外、“惊奇物”或怪胎的科学，是没有多大科学价值的，除非它能通过比较，说明更多有关“正常”胚胎学的过程。
任何一个样品就只是一个样品，它不是它自身，它代表某种东西，它是无个性特征的，可以任意随别人利用的，不是独特的，不是神圣的，不是必要的或不可缺少的；它没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正式的名字，没有自身作为一个特例的价值。它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代表某种东西而不是代表它自身。传统的、教科书的科学通常集中研究事物的类别或可以互换的对象，完全不顾及这个独特的个体。在一本物理学或化学的教科书中是没有个体的，更不要说数学书了。
以此作为一个中心点。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有时的确也可以作为典型和作为范式和独特的事例，如与某一星体或某次地震或某一粒豌豆或果蝇打交道。但这样做最终仍然是趋向普遍性，作为取得承认的途径，成为更科学的。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是科学知识发展的惟一方向。
当我们远离这种非人格的、概括化的、寻求相似性的科学时，我们发现也有许多人对独特的、特殊的、个别的事例有系统研究的兴趣和持续不懈的好奇心，这些事例是不能互换的，是自成一格并且只出现一次的。例如，某些心理学家和某些人类文化学家、某些生物学家、某些历史学家以及所有处于亲密个人关系中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好奇心。
我相信，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曾长时间迷恋地琢磨他们的妻子，正如他们对待原子的态度一样。
我最初的问题是：假如我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是什么？
现在我能用更确切的措词重新提出问题：物理科学的常规程序对于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有何作用？
但请记住，这种程序是一切科学甚至任何一类知识广泛承认的范式。一般地说，我的回答是：这些程序简直谈不上有多少作用。
实际上，它们的确是无用的。假如我不仅要知道有关你的事情而且要理解你的话，假如我想了解一个人，了解他的人品中那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我知道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必须用不同的技术并依据极为不同的关于超脱性、客观性、主体性、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和准确性等哲学假设进行操作。
我在研究一个人时，必须把他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当作他那一类别中的一个独特的成员。当然，我多年积累的常规科学的、抽象的、心理学的知识，有助于我把他大体上安置在全人种的分类系统中加以考察，我知道什么是可以期待的。我能大致进行性格、体质、精神病学、人格学和智力（IQ）等方面的评级，而且比很多年以前做得更好些。但所有这种法则知识——关于规律、概括化、平均数的知识，只有在它能疏通并改善我的个别知识——关于这一特殊个体的知识——时才是有效用的。任何一位临床医师都知道，要了解另一个人最好是让自己的大脑虚位以待，全神贯注地观察和倾听，保持承受、被动、耐心和等待的状态，而不要急燥、匆忙和不耐烦。从事测量、讯问、计算，或检验理论、进行分类等活动是没有多大助益的。假如你的头脑太繁忙，你将不能很好地听和看。弗洛伊德的“自由漂游注意”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非干预的、总体的、承受的、等待的对他人的认识。
对于寻求有关个体知识的人，抽象的知识、科学的法则和概括化、统计的报表和预期都是有效用的，除非它们不能被人性化、人格化、个体化，并且不能集中于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善知人者能得到传统科学知识的帮助，不善知人者即使有全世界的抽象知识也将庸碌一生。
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人格学者，我不想在此贸然进行任何大范围的概括，尽管我已经学会这样做。假如我想对于个别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我必须把他作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单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传统科学的解剖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虽然很起作用，不过在生物有机体的似人动物世界却没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寻求有关某人的知识时还成了一个累赘，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时发现了真正的缺陷。
心理学家曾尝试过种种原子论的解析和还原，寻求知识的基础建筑材料，然后由此构筑整体。例如，基本的感觉碎片，刺激反应或联系纽带，反射或条件反射，行为反应，因素分析产物，种种测验的分值图，等等。
这些尝试每一种都给心理学的抽象法则科学留下了某种局部的效用，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认真地建议利用其中任何一种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去了解异国文化的成员或某一约翰·布区社团的成员，更不要说不期而遇时的了解了。
我不但有必要整体地观察他，而且也必须整体地分析他，而不是进行还原的分析。
我们了解人更行之有效的途径是，不论是通过直接问答或通过自由联想（我们只要倾听就行），还是通过间接隐蔽的信息传递、绘画、梦、故事、姿势，等等（需要我们的解释），但都必须设法使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当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利用这些方法。但事实表明，这里仍然会引起是否真正科学的问题。
例如，一个说明自己政治态度的人可以说是他的说明的惟一见证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愚弄我们。这里需要有信赖、善意和诚实，那是在研究科学中任何现有的其他对象中不存在的问题。于是，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了。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等，不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他们有可能走得很远才需要提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青年心理学者大都被告知要利用有控制的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典型方式。经过缓慢而又痛苦的历程，我们心理学家才懂得如何变成好的临床医师或自然观察家——应该耐心地等待、注意和倾听，不要自己插手，不要太积极、太鲁莽，不要干预和控制；在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闭口观察、洗耳恭听。
这和我们研究物理对象的典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常规研究方式是先操纵、戳弄它们，然后看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把它们分隔开进行观察等等。假如你对人也这样做，你将达不到了解他们的目的，他们将不愿你了解他们。我们的干预将减少了解的可能，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情况以后，我们才可以变得主动些，更积极地探索、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后，才能更注意实验。
放弃没有能力去做的事
只有当我提出人的所谓“高级生活”和人类进化问题时，我与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家的冲突才开始出现。如果我是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为，或是在做学习、条件作用和激发行为的实验，现有的手段论工具对我就很适用了。这些实验能适当地设计出来并加以控制，论据也可以很精确，而且很有效。
只有当我对研究者开始提出新的问题时，提出我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时，或是关于含糊不清而难以把握的课题提出疑问时，我才陷入真正的困境。我发现，许多科学家这时会轻视他们不能对付的、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我忆起我在恼怒中作为反击说出的一句警语：“不值得做的事情是不值得做好的。”现在我还可以附加一句：“需要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即使不能做得很好。”
的确，我很想说，研究一个新问题的初步尝试大都是粗糙的、不精密的、低级的、不成熟的。从这些初步的尝试中你通常能学会下一次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
当然，要跳过这个初步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当他听说列车事故中大多是最后一节车厢遭殃时，为了减少事故，他竟建议把最后的车厢摘除！
显然，开端是不能被摘掉的，甚至这样想和这样要求本身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动手打开新的领域当然是更令人兴奋、更有价值的，也是更有益于社会的。
“你应该热爱问题本身。”莱尔克说。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
二次大战期间，比尔·毛尔丁的漫画对于前线战斗的士兵和后方梯队仪容整洁的军官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很精采的写照。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首先穿过精神坑道领域。
当我的精神病理学工作引导我探索非病理学时，也就是研究心理健康的人时，我遇见了过去从来没有的难题，例如，价值和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范词。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一直很少作为。就“正规”研究的正规准则而论，这不是一种好的研究。实际上我并不称之为一种研究，而是一种探索。它很容易受到批评，我也曾批评过它。
我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否会闯入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中，这一点确实令人怀疑。当然，有一组裁判员会更好些。我们目前已有的一些测验比任何过去独自做出的判断都更客观而无偏袒，但在1935年这样的测验是不存在的，那时不独自做就根本别做。我很庆幸我选择了“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别人当然也学到了很多。
通过对这些相对健康的人和他们的特征的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使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成打的新问题，不再满足于我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旧答案、旧方法和旧概念。这些人引起的新问题有：什么是正常、健康、善良、创造性和爱？什么是高级需要、美、好奇、完成？什么是人中豪杰和神圣的品质？什么是利他主义和合作、爱护的弱、同情和不自私和仁慈？什么是伟大、超越的经验、高级的价值？
当我注意到这些我一直在进行有关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有可能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做出某些贡献。它们并不是不能验证的，更不可能是“不科学的”问题。
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会那么适度而又安然地嵌入机器的运转，从而产生可靠的知识。这部机器原来很像我厨房里的某种我曾称之为“万能器”的东西，但它并不能真正对付所有的原料，而只能有几项用途。
或者换一个例子，我记得看见过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干净。但它只能做这样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都只能像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我设想，假如你所有的惟一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
简而言之，我如果不想放弃我的问题，就只有想出新的方法解答这些问题。我选择了这一条道路。许多心理学家也都是如些，他们宁愿竭尽自己的所能去研究重要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限制自己只做那些他们能够以现有技术漂亮完成的事——以手段为中心。
假如你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去做的事，暂时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很显然，这项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自我认知——从外部控制下解脱
与任何其他科学家相比，我们心理学家更不能不对抗拒真理的可惊事实作斗争。和任何其他类知识相比，我们更害怕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害怕那种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自尊和自我评价的知识。
一只猫可能觉得当一只猫并不难，它并不害怕当一只猫。但做一个丰满的人是困难的、令人生畏的、有疑问的。虽然人们热爱知识并寻求知识，他们很好奇，但他们又畏惧知识。越是切近个人的知识，他们也就越感畏惧。因此，人的知识很容易成为这种热爱和这种畏惧之间的辩证统一。
知识包括对自身的防御、压抑、不注意、遗忘。因此，任何有助于达到这种真知的方法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对抵抗的分析”，一种解除对自我真知的畏惧的方法，使人能直接观察自已，赤裸裸地看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对于一般知识也是同样的情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对人的自我的一大打击。哥白尼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是如此。
但我们显然可以说，对知识的畏惧是有差别的，是存在畏惧梯度的：越是非人格的知识，越是和我们个人关心的事情，越是和我们的情绪及需要较少密切关系的知识，我们对它的抗拒也就越少。
这很像所谓的“知识总量法则”，我们可以说明如下：距离个人的知识越远，科学知识的量也就越大，有关主题的历史也就越长，研究也越安全，这种科学也就越成熟，等等。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科学地讲，我们对化学药品、金属和电的了解远比对性或偏见或剥削知道得更多。
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
作为知识的对象，人和事物截然不同，因为他不得不希望被理解，或至少不得不让他自已被理解。他必须接受并信赖理解他的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爱上他。他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理解者（就屈服一词的各种意义说都是如此），反过来说也一样。被理解是好事，甚至是高兴的事，而且有治疗的意义。
认识人的最终目的与认识事物与支配事物的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说到分子或草履虫或家养动物时，把预测和控制作为绝对必需的问题来谈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在这方面我仍然要提出异议。
但怎么能够正式而严肃地说，我们认识人类也是为了预测和控制吗？最普通的就是反过来看，预测和控制的这种可能前景会使我们毛骨悚然。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因此，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问题。自我认知首先是为这一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它具有根本性质的脱力。你会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味道的确很好，至少长远角度考虑是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已经确实弄清，尽管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这条途径去排除病态。它是除掉不必要的忧虑、沮丧和畏惧的途径。它是达到美好感觉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懂得，19世纪自我控制的目的也正在被自发性这一观念所取代，那几乎是古老的自我控制概念的对立面。假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生物本性，即内在自我是怎样的，这一知识就能指出我们个人的命运。它强调，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本性，依从它，赞赏它，并充分表现它，只要我们对它的认识足够清楚。这又解释了对历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哲学的否定。
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就要控制并压抑低级的、动物的生物本性。
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自发性理论却与此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深刻不同的图式（范型例证，例外则是外周例）。在这种理论中，最基本的冲动本身不被看作是必然邪恶或危险的，而它所表现和满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是与非或善与恶的问题。
对需要的表现和需要的满足进行“控制”现在已变成怎样实现最佳满足，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满足。此种“太阳神式”的控制并不认为需要本身有什么问题。
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任何认为需要有问题的环境或文化，甚至把性、饥饿、爱、自尊等等作为一种永恒的伦理问题看待的观点，都可以被推断为是一种“不良”的社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控制”对于人本主义者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与冲动协同而不是相互排斥。这种含意使我们能够说，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接近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而不是更接近压抑性的自我控制。
可预测性也是如此。这似乎也在定义上经历着很大的改变，只要应用在关于自己或关于人的知识上。这一点便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如对治疗后人的研究，对人的丰满人性的时刻的研究，等等。
一般而言，“可预测的”用来表示“可被科学家预测的”，且带有“受科学家控制”的涵义。有趣的是，当我能预言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会怎样时，这个人却往往反对我准确的预言感。不知什么原故他总认为这暗含着对他不够尊重的意思，总觉得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不能主宰自己，他不过是一件东西。他的感觉往往是受人支配、控制、哄骗的。
对于这种反应，我曾经注意观察过，结果是，他故意地颠覆这种预测仅仅是为了重新肯定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能力。
例如，有一个10岁的女孩，她是有名的好孩子，平素总是守规矩而且能尽职尽责，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破坏了课堂纪律，把法式炸土豆当作笔记本交出来。后来了解到，她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她的善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又如一个年轻的男子，听他的未婚妻说他的活动总是有秩序的，因而她总是能够期待他做些什么，于是便故意做一些出乎她预料的事。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她的说法带有侮辱他的意思却很难说清楚。成为可预测的通常是严重病态的标志。
哥尔德斯坦的脑伤士兵能够很容易地受医生摆布，他们对某些刺激总是能够做出可预测的反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受刺激制约也意味着可预测和可控制。
但是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表示褒意：他在紧急情况时总是可信赖的；他往往能转危为安；我愿以生命担保他的诚实。我们似乎希望在人格的基本结构方面有连续性，但并不指望一切细节的一成不变。
可预测性的目的变得更为复杂，除非我们根本不考虑自我认知的问题。我想可以做出这样的类比：自知既能减轻来自个人外部的控制，也能增进来自个人内部的控制。
也就是说，减少“他人决定”，而增多“自我决定”。当自知增进时，自我可预测性也随之增强，至少在涉及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时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在许多方面不容易被他人所预测。
再指出一点，也就是讨论我们所知的最高水平，即存在水平的预测、控制和理解的概念。在最高层次上，存在价值已被吸收到自我之中。这已变成自我的规定性特征。真、公正、善、美、秩序、统一、全面，等等，现已变成超越性需要。也正是因为这点，自私和不自私、个人的需要和非个人的必需之间的分歧完全被超越了。
自由现已变成了拥抱和热爱个人自我命运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至少有一部分是决定于对个人是怎样的人，对真正自我的发现和理解，决定于对自我的热切顺依。这就是随真正自我控制，自由选择由它决定，因此这也是超越“自由与决定论”、“自由与控制”或“理解作为一种目的与预测、控制作为目的”之间的各种分歧。
事实上，这些概念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开始走向协调、融合，只不过其融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之，有一件事已经很明确，是关于“预测”和“控制”的简单化概念，虽然完全适合牛顿关于科学的“台球”（运动中的物质）概念，但当我们上升到科学的人本主义和超人本主义层次时，这些简单化的概念变显得有点过时了。
优秀认知者从自知开始
文字、书本和概念并不能完全充当日常生活的解说员。对于一个天生就双目失明的人来说，我们绝对无法描绘我们亲眼目睹的一切。只有游泳者才知道游泳的乐趣，非游泳者即使看了几百本书也不可能对游泳有真正的理解。精神变态者绝不会知道爱的欢乐。年轻人只有自己成为父母时才会充分体会和理解父母的苦心，然后很有感触地说：“我过去怎么那么不懂事。”我的牙痛感觉和你的牙痛不同。诸如此类。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一切生活首先都必须通过经验达到认识。没有什么能替代经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经验的世界可以用两种语言描述，一种是主观的、现象学的；另一种是客观的、“朴素论的”。每一种都是可以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但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生活。每一种都有它的效用，两者都是必需的。
心理治疗家早已懂得如何区分这两种语言，并且还会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利用。例如，在分析人际关系时，他们试图教患者说，“在你的面前我不知怎么总觉得自己低一头”，不带有谴责或向对方投射恼怒之意，而不说“你不喜欢我”，“你认为你比我强”，“别想支配我”，或“你为什么以愚弄我为乐”；即他们教患者在自身内部体验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自动机械地向外部投射情感，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
交流和认识的一切其他附件，即言词、标签、象征、理论、公式、科学，只有在人们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以后才有效用。认识领域中最基本的是经历的知识。所有的一切正如银行和银行家，或者是会计系统、支票、纸币，这些东西全都是无效用的，除非有现金可供兑换、运筹、积蓄和调用。
要想使这一真理扩大范围，突破原有的界限，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例如，虽然无法向先天盲人描述红色，但这并不表明文字是无用的。
当同那些已有某些经验的人交往时，文字是传递和分享情感的极佳手段。戒酒者协会，戒赌者协会，辛那侬，和其他此类型组织中的人已证明两点：
第一，在缺乏经验时，文字之间的交流显得很无用；
第二，在共有某一经验的人之间，文字交流却十分有效。
女儿只有等到她们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才能“理解”她们的母亲，以至于和母亲建立充分的亲情。更夸张一点来说：在组织和整理经验的重负和超验的世界时，文字和概念是绝对必需的，超验的世界是经验向我们通报的。
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初级过程的整个世界，加上无意识和前意识，加上隐喻交流和非言语交流，如在俩舞伴之间，我们便得到一个更丰富的画面。它说明，经验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还不是一切，是不充分的。
因此，我们要尽可能避免经验知识和概念知识的分割与对立。在我看来，经验知识先于言语、概念知识，但两者在层次上是融合在一起，并且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人敢于在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中过于独特。研究表明，保留心灵的科学比排除经验资料的科学更强有力。
很显然，我的这种看法根本不会以任何方式与“微观的”行为主义相对立，后者是关于知识可靠水平的学说，认为公众的知识在许多方面理所当然都比个人的和主观的知识更值得信赖，并更恒久不变。
心理学家们对于纯粹内省主义的缺陷已经太熟悉了。我们对于有妨碍认识真理的幻觉、妄想、错觉、否认、压抑和其他防御手段都相当了解。由于你没有我的压抑和错觉，那么，对我的主观经验和你的经验进行比较，就成为一种易行而显然有效滤除我内心防御因素的歪曲影响的方法。你可以把这称为最简便的一种真实验证。这是向核对知识迈出的第一步——弄清它确实是共同具有的，而不是一种幻觉。
这也是我提出以下两种观点的原因所在，我认为：首先，心理学问题大都确实可以并应该从现象学开始，而不是从客观的、实验的、行为实验室技术开始。其次，我们必须从现象学的开端继续迫进到客观的、实验的行为实验室方法。我总觉得，这是一条正规的、通常的途径，即从一个较不可靠的开端上升到一个更可靠的知识水平。
例如，若从一开始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会变得太琐细，对仅仅略知一二的事太苛求，就像探索一个大陆用一柄镊子和一个放大镜一样。但如果局限于现象学方法也是不可取的，那会变得满足于较低程度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而不是力争上升到实际上可以达到的较高一级的水平。
很多年来，在认识活动之前，临床和实验心理学首先把成为优艉认识者的问题提作的中心地位。不仅种种心理病态，而且较“正常的”未满足的需要、深藏的畏惧“正常”或一般人格特有的防御手段，都会有歪曲认识的力量，这种歪曲作用远比20世经前人类所能设想的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从临床和人格学的经验中了解到，心理健康的改善能使人性或健康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是自知，对自己的深刻了解和诚实态度。
总之，无论是在逻辑学上还是在心理学上，诚实地认识自己都先于认识外部世界，经验的知识先于旁观的知识。假如你要观察世界，那么，首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观察家。这里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好的认识工具；要把你自己认识得清清楚楚，就像你会选择最适合你观察的显微镜一样；要尽你的可最大能变得无畏、诚实、认真和自我超越。正由于大多数人（或科学家）不能尽力做到无畏、自我超越、无私、诚实或献身于事业，所以大多数人不能成为胜任的认识者，像他们本来能够做到的那样。
最为自豪的理性
我在此再提一个问题：所有上述的一切对科学家的教育和对非科学家的科学教育意味着什么？甚至这一问题的提出已足够使我们对于常规的科学教育产生怀疑。
我们的论述必须深入下去。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成为诚实的、认真的、正派的人，这当然非常好。否则，除此之外又该怎么办呢？诚实认真并不等于知识，并不比一架洁净的显微镜更多些什么。
尽管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的确是要诚实，但也有必要变成有熟练的技巧，非常胜任，懂专业，有知识，博学。
健康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理想中的认识者和工作者并不是充分的条件。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主要意图是强调，只有经验的知识是不够的，只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改善也是不够的。认识世界并成为胜任的认识者这一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因此，积累和整理周围知识的任务，即旁观的知识，非人格的知识，也没有完成。
我已再次用层次的整合取代两极的对立。这两类知识是互相需要的，在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并应该彼此密切结合起来。因此，我也希望得到理解。
下面所介绍的禅宗佛教徒、一般语义学家和现象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最充分和最丰富的经验的特征都来自于我自己的高峰体验及研究。
优秀的体验者变得“完全沉迷于现在”，这是西尔维亚·阿希顿·瓦尔纳的美妙说法。这时，他忘掉了他的过去和未来而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中，他“全身心地”淹没、集中、陶醉于现在。这时，自我意识丧失。
这种经验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社会、没有历史的。
在具有充分经验的条件下，体验着的人和经验的对象之间出现一种融合，二者融合在一起了。这很难用文字说明，但我仍将力图说明如下。
体验者开始变得像孩子一样，更天真，更不加思考地接受。在最纯的一极，他完全裸露在情境中，直来直去，没有任何种类的期待或烦恼，没有“应该”或“必需”，不滤除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关于经验应该如何或什么是正常的、正确的、适当的、不错的等等考虑。天真的孩子接受发生的一切，没有惊讶、震动、恼怒或拒绝，也没有任何要“改善”的冲动。充分的经验会淹没“无助的”、无意愿的、愕然的和无私而兴趣盎然的体验者。
重要与不重要对立的终止是充分经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理想地看，经验不能被构筑成相对重要或不重要的面貌，也没有中心或外周、本质或扩展的区分。
在良好的例证中，畏惧消失了，随后一切其他个人或自私的考虑也消失了。体验者这时是无防御的。因此经验无遮拦地向他冲来。
这时，努力、意愿、紧张趋于消失原因是经验到来了，但不是被动的到来的。
接着，批评、编排、证件或通行证的核验，怀疑，选择和排斥，评价——所有这一切都趋于消退，或在理想的情况下趋于暂时消失，或推迟。
这就如同接受、承认，被动地受到经验的诱惑或强迫袭击，信赖经验，任它发生，没有意图，不干预，顺从。
总之，这一切的总和就等于把我们最为之自豪的理性，我们的言词，我们的分析，我们进行解剖、分类、定义、逻辑推论的能力等等一切特征置于一旁。所有这些过程都推迟了。这些过程没人达到怎样的程度，体验活动也不“充分”到怎样的地步。这种类型的体验活动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初始过程而不是他的次级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非理性的，虽然它绝非反理性的。
经验和理性的咬合方式简单例证之一见于“开动脑筋”的方法，让一疯狂的、理行性的念头统统涌现，批评推迟到后一阶段。非常相似的是精神分析的初始律。患者被告知不要对他的自由联想进行选择或编排，任随它们涌现于意识并脱口而出，在这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审查、讨论和批评。这是一个治疗方法的例证，即把体验活动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用来发现部分真相，那是用其他方法不能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