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哲学的弊端
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我们自己主观过程的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成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某件事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绝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使它发生的。我们没有要它发生的感觉，我们仅仅处于观察的位置。
然而，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或主动者则全然不同。我们被牵连在内，我们在尝试、在力争，我们做出努力，弄得疲劳不堪，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时觉得强有力，有时又觉得软弱。例如，当我们试图回想、理解、解决一个问题，以及有意要想起一个形象时，就是如此。
这就是意志活动的经验，成为负责的、成为最初的推动者，成为能干的，成为自身的主宰，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他决定的、他因的、无助的、依附的、被动的、软弱的、无能的、被随意支使的、被控制的或被操纵的等等。
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只有这样的微弱经验，虽然我相信有可能经过教育使普通人也感觉到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它做到这样。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那些被称为个性化、真实自我、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的种种概念。而且，我们也将不能在意志、自发性、充分发挥作用、负责精神、自尊以及自信等方面有任何进展。总之，对作为主动主体的人的强调，使人作为开创者、发展者、行动的中心、做事的而不是被做的等等形象成为可能。
似乎各种形态的行为主义都是要坚持制造一种无助的人的这种被动的形象——一个对他自身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人。或者正是这一终极的哲学结论使一切这样的心理学完全不能为那么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丰富的不可否认的经验。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不恰当的、无益的比喻，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常识往往是对立的。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说法已被科学所推翻，这并不是有效的类比。
我也有一个比喻，主动的主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被全盘否认或被化为刺激与反应或当作“不科学”而推在一旁，这取决于客观主义概括范围的大小，这可以类比为或者否认太阳的存在，或者坚持太阳实际是什么别的东西，或者否认太阳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拥护实证论和行为论的人不那么经常如此——武断一切、太教条化、太一元化、太绝对，那么，这许多的错误将不会发生，至少可以避免。
客观的、可预测的、可记录的、可重复的运动或反应往往是比主观观察更可靠、更可信的知识形态，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也绝不会怀疑，作为一种策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往往是恰当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
传统上，我们只能把焦虑、沮丧或快乐大都作为个人经验和口头报告来研究。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某一天，当我们发现有一种可以从外部公开进行观察和测度的焦虑或快乐的相关物，如温度计或气压计那样的东西时，那么这某一天就将是心理学新时代的开始。
我认为，这不仅是可企求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也曾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这等于把认知分割成等级，可靠程度有高有低，形成一种知识等级系统，类似一种同样必需的、关于“科学发展阶段或水平”的想法。
有人曾以一种并非有意取笑的方式说到一本著作，称之为“对知之甚少的女子性欲这一困难问题的一种率直、大胆而又极其精密的研究”。
这里所用的“知之”一词就一种特殊的意义说，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这是一种选定的意义但并非仅有的可能选择。在经验的意义上很难设想有什么事物比女子性欲“知之”更多的了。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的确，很少有什么关于女子性欲的“详尽科学知识”，虽然本来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惟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曾试图和一位妇女争辩，她完全以吃巴西胡桃和蔬菜为生。结果一切辩论都毫无用处，因为她断定是我对胡桃和蔬菜有“偏见”。
或者，为说明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体会一位男子的困惑心情，他的母亲送给他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系上一条领条，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讨厌另一条？”
来自辛那侬的启迪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惟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
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
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有瘾者是否一切治疗都是自我治疗？是否他们想继续治疗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吗？这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自爱和自我宽恕的方式？
一种拥抱过去并消化它，使它转化为好事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在提示我们，其他帮助活动，如心理治疗、教育、父母教养等等也可以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吗？而这一可能性不是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吗？即：任何个人的和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认同的认识，即一种自我认识？观点的效用如何？任何别的人都不会那么喜欢他们，理解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只有从同一个磨房里出来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一切。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惟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在这一领域中，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察、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各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惟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中存在很多，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吸毒和酗酒。但也已经发现，在许多情境中，最好是黑人和黑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打交道。可以这样推论到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有时会越来越稀释，如女人和女人，孤儿和孤儿，大脑麻痹者和大脑麻痹者，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等等。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份量，正如在某些地方在和平队中教学两年也不能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我能列出很多的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难道学位证书持有者、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专家是惟一的聪明人？难道只有这些人才有知识，才有卓见，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治好病吗？难道必须有某位主教用他自己的手抚摸一下才能进入神圣的殿堂，才能得到宽恕吗？在那么多的部门都要以学位作为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正确且起作用的吗？为什么不寻求实际有效而适合的教育、知识、技术、能力？课堂真是惟一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或最好场所吗？一切知识都能由言词传达吗？我们能把知识全都写在书中，写在课程讲义中吗？知识能否总是用书写来测量？任何母亲是否都必须听从任何儿童心理学家的劝告？是否牧师都能掌握全部宗教经验？一个人在写诗以前是否必须得上“创作入门”、“中级创作教程”和“高级创作教程”的课？在挑选生活居室时，是否持有熟练的专业文凭的选择会比我自己的选择更使我满意？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我们必须保持注意并警惕官僚制度化的危险，警惕政治组织机构和教会的危险，我们才可能看清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只有我们牢记技术专家能很容易地变成手段专家而忘掉目标，我们才能恰当地使用他并避免“专家统治”的危险。
曾有人给技术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安排世界的一种窍门”，我们不一定非要亲自体验世界不可。
使人失明的经验先天性
现在，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也就是用艺术测验来说明。这个测试是我的妻子和我制定的，可以用于测试整体知觉和直觉，测试领会艺术风格的能力。我们的测试结论之一是：“艺术知识”，如艺术专科生、专业艺术工作者等等的知识，既有利于测试成绩，又会给测试成绩带来负面影响。领会“风格”的较好方法不是分析或解剖它，而是要使自己成为承受的、整体领会的、直觉领会的。例如，现在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迅速的反应往往比长时间的、审慎的、细致的研究更成功。
我将称之为“经验的先天性”——对整体性特质的整体知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它是一种意愿和一种能力，无须其他“认识”方式辅助而直接体验。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由此可得出的结论，那些仅在分析学、原子论、分类学是或历史学意义上“懂得”艺术的人，领会和欣赏能力较差。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分析型的教育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原有的直觉。
或许，传统数学“教育”是一个更好的例子，它在蒙蔽儿童的眼睛，从而使他们在看不到数学的美妙方面做得更加成功。在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存在“盲目认识者”，植物学家看不见花的美；儿童心理学家使儿童在恐惧中逃避；图书馆管理员不愿让书借出；文艺批评家以高傲态度对待诗人；盲目的教师为他的学生而毁掉了他的学科，等等。
有些哲学博士是“持有证书的合格人”和郁郁寡欢的并无真才实学者，他们发表文章只是为了避免默默无闻。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女孩悄悄地议论这样的博士说：“他不是有趣的人，他除了他的论据以外什么也不懂。”
一些艺术家、诗人、“歇斯底里式的”人，尊重并崇尚感受、情感、直觉和冲动；而一些宗教人士和一些更神秘的人物往往就此止步，他们可能排斥知识、教育、科学和智慧，认为这些人是本能感受、先天直觉、自然虔诚、纯朴明晰的毁灭者。我认为，这种反理智的猜忌倾向的发展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发展更深，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例如，我认为在文化中这是构成男人和女人之间深深不理解的根源之一。而历史已经表明，它能够爆发为可怕的政治哲学。
对于这些攻击来说，由于它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真理和正义存在，因此，传统的、分析的、机械化的科学对它们才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但更广泛的科学概念能迎接并回答这些疑难问题，这样的科学包括单独的、经验的、道家的、统一的、整体论的、个人的、超越的、终极的等等知识在内。
此项艺术测试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例证。如果更审慎的研究将进一步证实我们强烈的第一印象，那么似乎也很明了的是另一些人——他们领会风格的明晰、直觉和能力可通过教育和知识得到改善和扩展；他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普遍的、抽象的、合法则的言语知识影响他们对个人情境的体验；他们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的领会并使他们的领悟更丰满、更繁复、更具有深度。
在至极的情况下，知识能增强对现实的甚至超越方面的体验，增强神圣而纯洁的、神秘的、出乎意料的、激发敬畏心的、终极的方面，甚至神圣感，许多人认为只能伴随质朴和天真而来，我们现在发现它更可能由老练和知识、至少是由于我所说的那种更广泛的知识激发出来。要强调的是：这个意见或假设或猜测是从我对自我实现者和心理治疗效应的研究推断的，而不是从艺术测验得出。
正是贤明的哲学家，在他们身上，智慧、善良、明晰和博学变成了统一体，正是他们设法保留住了“经验的纯真”、“创造的态度”，这种赤子般的、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的能力，没有预先的期待或要求，事前不知道他们将看到的是什么。我曾试图了解这种情况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但这种把抽象知识转化为更丰富的经验的能力仍然是一个谜，因而显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知识在什么情况下起隐藏作用，又在什么情况下才起揭示作用？这则是更广阔的问题。
在经验范围内，经验付与了“证明”怎样的含义？我又该如何向某人证明，我是在生动地体验着，例如，我被深深感动了，而这又怎么能在这个词的通常外部的意义上得到“证实”？例如我是在真诚而又生动地体验着，这对于我显然便是确实的。但怎么向另一个人证明这一点？有某种共享的外部事物让我们双方能同时指出的吗？如何说明它、传达它、测定它、使它言语化？
这里有特殊的困难——许多人曾称经验是不可名状的，不能传达的，不能用文字表示的，是科学家无法处理的。但这些困难通常是抽象世界造成的，而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某种类型和一定程度的传达是可能的，但这和化学家之间存在的是不同类型的传达。抽象的、文字的、不含糊的传达对于某些意图而言，可能不如隐喻的、诗意的、美学的、始发过程的技术更有效。
抽象认识和理论认识的整合
我在前面已阐述了经验知识的价值、必需以及相对于抽象知识的优先权，接下来，我要讨论抽象知识的价值、美和必需。不过，我的总论点已经很明确：只有那种二歧化的、孤立的抽象知识才那么危险，我指的是那种和经验对立的、分割开的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与之相结合的抽象和体系。可以这样说，与经验知识分割开的抽象知识是虚假而又危险的；不过，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建立在经验知识之上并与之在层次上相整合的抽象知识才是一种有益的必需。
对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进行格式塔般的层次安排，是抽象的开端，这使经验有可能由受到局限的人类所概括、把握，但不致被经验所淹没。我们直接的记忆广度是七或八或大约这个数目的分离物体，同样，我们也知道，六或七或八组分离物体也有可能在一次直接的知觉中被感知和概括。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对许多物体进行整体层次概括的最简单例证。使这些编组包容面越来越广阔，最后便有可能使一个人——尽管他受到很大局限——在单独一次统一的知觉中感受整个世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全然无政府，全盘混乱，完全无秩序，或所有这些分离事物中的关系混乱。这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新生儿所面临的世界，在另一些方面又像是恐慌的精神分裂者所面临的世界。尽管在短时间里可以视这种生活为一种乐趣，但绝不可能长时间忍受它。这甚至是更真实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际生活的必需，考虑到必须生存，必须同它打交道，同它交往，那么一切手段、一切的关系，和一切有关目的和手段的分别领会也可以归入抽象这一标题。就手段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层次的意义上而言，纯粹而具体的经验不会以任何方式区分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我们现实经验的一切分类都是抽象的，对于相似与不同的一切意识也是如此。
也可以这样说，对于生活本身和人性最充分和最高的发展而言，抽象都是绝对必需的。自我实现必然隐含着抽象。没有全套的符号、抽象概念和词汇，即语言、哲学、世界观，甚至根本不可能设想人的自我实现。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对那种和具体相分割的抽象所做的抨击与对那种和具体及经验在层次上结合在一起的抽象的抨击相混淆。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想到哲学所处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两个主要的例子，他们不是抨击一般的哲学，而是抨击那长期以来脱离实际生活经验基础的庞大抽象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很大成分上也是对这些庞大的、文字的、先验的、抽象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反驳。这是一种回归到生活自身的尝试，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抽象要保持活跃的话，那么，回归到一切抽象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的具体经验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经验的概括或理论”和“先验的概括或理论”。前者仅仅是组织和统一经验知识的一种努力，使我们能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把握住它。先验的理论不做这样的努力。它能完全在一个人自己头脑的内部编织形成，并能继续发展而无须参照经验知识和无知区域。一般地说，它是作为一种确定性提出的。实际上，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否认人的无知。真正的经验论者或有经验论头脑的一般人经常会意识到他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以及他的所知的相对可靠性和不同程度水平。经验的理论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谦虚。经典的、抽象的、先验的理论不需要谦虚，它能成为并往往确系傲慢的。
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抽象的理论或抽象的体系变成功能上自立的了，因为它让自身远离了本该说明并赋予意义或组织起来的基础经验。它继续前进，过着它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自在的理论，自给自足，有它自己的生命。
对照地看，经验的理论或经验的体系保持着和经验事实的联系，它把这些经验组织成一个容易驾驭的、可以把握的统一体，并且和这些经验事实处于密切联系的状态。其结果是，它能在新的信息变得可资利用时转化、改变并容易修正自身。
那就是说，如果它的意图是解释并组织我们关于现实的知识，它就必须是一种变化的东西，而它要适应千变万化的现实知识，就必须要适应这一不断改变和扩展的知识基础，也必须成为能适应的和灵活变化的。
在这里，有一种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反馈，这种反馈在那种功能上自主的抽象理论或体系中能成为完全缺乏的，因为后者是已经变成自我生成的。
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哥尔德斯坦说过的还原到具体和我说过的还原到抽象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我愿把这两种还原和我在自我实现者中的发现做一对比，他们的特征是既能成为具体的又能成为抽象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认为接受经验的优势和逻辑上的优先是经验论自身精神的另一表现形式，科学的开端之一。科学成长的根源之一，是决定不依据信念、信任、逻辑或权威看事物，而是自己去核对和观察。经验告诉我们，逻辑或先验的确定性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实际上已不起作用。教训是容易汲取的，首先，在任何其他问题之前，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即亲自体验一下。
更好的例子是经验论的或科学的态度在儿童中的发展。但必须要做到“让我们自己看一看”或“走过去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对儿童来说，这和依据信念看问题是对立的，不论这信念是来自爸爸、妈妈，或是来源于老师或书本。这可以用最生硬的说法表示：“不要信赖任何人，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吧。”或者也可以用较温和的说法表示：“核实一下才保险，这总是一个好主意。”
另外，每个人的感知之间通常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就告诉儿童，一个人自己的感知往往构成最后依靠的法庭。假如经验论态度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结于此。首先，“知识”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到来的，然后是对感觉和经验知识的难免有误进行核实，然后是抽象、理论，即正统的科学。实际上，客观概念本身——需要公开知识使它为公众共享而不要完全信赖它，直到它至少已被几个人所接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较复杂的派生物，应该用你自己的经验进行核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知识构成至少几个人对你个人经验报告的一项经验核实。假如你进入沙漠并发现某一没有意料到的矿藏或珍奇的动物，你的经验知识可能是确实有效的，但你不能期待他人完全相信你，仅凭对你的信念相信你。他们也有权自己看一看，即取得他们自已经验知识的终极体验。这正是客观公开核实的含意——“你自己去看看”的延伸。
坚持经验的理论优先于先验的理论或体系，并坚持由此而引起的对经验的理论和事实密切相联——它把事实连结成一个统一体。于是，这在具有经验论态度的人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做出了区分。例如，麦克斯·伊斯特曼在他的自传中认为，他自己和（前）苏联知识界人士相比，是一个“平凡的经验论者”，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项假设，一个应该经受检验的实验。也正是因为这些，使得他在（前）苏联理论家面前感到不安，觉得有“一种神学气氛而不是科学气氛”。我曾在类似的基础上提出对宗教机构的批评。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宣称是天启的宗教，即以一位最早的先知所见的完美、终极和绝对真理为依据建设起来的，显然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在这些人眼里，它已经是完美无缺的，完全不需要开放、核实、实验，甚至不需要任何的改善。
这是和经验论态度最尖锐的对照。但在一种很温和的形式中，它是广泛的，而且也许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大众中的。我甚至不想把各种专业科学家排除在这一指控之外。经验论态度本质上是一种谦虚态度，而许多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谦虚的，除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内。涉及科学自身的性质时，他们很多人只要出了他们实验室的大门就很容易像某些神学家那样负荷着各式各样先验的信念和预先的判断。我认为，这种谦逊是经验论态度或科学态度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包括承认自己的无知以及人类一般对许多事物的无知。这样一种承认的必然结果是使你大体上愿意学习并热衷于学习。它意味着你对新的资料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门不纳的；它意味着你能成为天真好奇的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很显然，这一切又意味着你的世界在不断发展，和那种已知一切的人的静止世界大不相同。
虽然我已远离我最初的论点：在知识和科学中为经验资料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过，我认为，为经验资料找到一个可敬的席位最终会增强经验论态度，从而也增强科学而不是削弱科学。因为它相信人的智慧没必要把任何生活领域关闭在外，所以，它能扩展科学的辖区。
科学地体验存在事物
为了更好地区分“经验的理论”和“构建的、抽象的理论”，最强有力的依据是从统一到简单化的连续系统。可以说经验理论是对于科学趋向综合的努力所做的一种表述，这样的科学同时也对繁复多样进行组织和分类，使之更能为受到局限的人所理解。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整理事实材料的努力，而不是说明事实。林耐的体系是经典的例证。原初的弗洛伊德体系是另一个这样的“经验的理论”。在我看，它似乎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汇列体系，其中一切临床发现都能找到各自位置。
在更宽广的程度上考虑，抽象或构建的体系不是由它对事实的忠实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体系的特性决定的，而经验理论却与此相反。在原则上，它不需要和事实发生关系；它可以是一种武断的构建，例如，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在这种意义上的优秀理论很像数学家的精确证明——它尽可能简明，典范式地向某一简单方程演变；它像一个优良的逻辑体系，服从它自身制定的法则；它并不需要成为有效的。这种“纯”理论往往先于事实出现，像一套服装为某一幻想的、非现存的物种作为一种游戏而设计出来，以后却可能证明对某一别的什么未料到的目的有效；或像一种新合成的、为合成而合成的化学药品，合成以后才寻找它的用途并且找到了用途。
一个好的经验的理论可能是一个邋遢的抽象理论范畴——自相矛盾，错综复杂，不连贯，带有重迭而不是互相排除，其定义不明晰和模棱两可。把一切事实纳入它的辖区是它的首要忠实原则，即使这会弄得面目全非。
一个好的抽象的理论强调科学的简化和净化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理论制定领域中科学双重任务的例子。一方面，它必须描述并接受“事物存在的方式”，实际存在样式的世界，不论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说明。事实必须先于理论。另一方面，它也稳定地向简单、统一、精致，向浓缩、简洁、抽象公式等等逼近，以便说明现实的本质、它的骨架结构，说明它能被还原到的终极态，即还原为地图、图解、公式、图式、方程、设计图、抽象、艺术、X光、大纲、综合、提要、概要、符号、标记、漫画、草图、模型、骨架、计划、略图、处方。
终极地看，好的理论是尽力能做到这两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理论家在两方面都会努力去做，并从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满足，尤其是当两者能同时到来的时候。
对于任何科学的理论而言，具有系统的性质，有经验的决定因素。这是“好的理论”的特征。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果我们能充分接受任何科学的理论的这一双重性，我们就会有少得多的麻烦，并且能更好地理解像精神分析那样的雏形的经验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体系主要是对许多经验的描述，它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或精致的理论。但它还不够正规或“假设—演绎”这一事态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系统而正确地描述出大量临床的经验。我们首先应该问它对经验的描述有多么准确和真实，而不是有多么精致和抽象。
有资格的人士，即有适当的经验和训练的人，大都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套临床描述大体上是确实的，他收集的“事实材料”大体上是真实的。即使他的某些特定大理论尝试和构建体系的努力还值得商讨或应被拒绝，也不影响他对事实描述的价值。
准确表达事实才是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至于它与“好的发生体系”发生冲突的情况，则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体系。系统化和理论化应该在事实后面到来。或者，为避免纠缠于事实是什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体验存在的事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家喻户晓的真理却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
程式化认知的弊端
我经常会在谈话中转向忽然问起我所欣赏的花鸟树木的名称，好像我不满足于欣赏和享受而不得不再进行有关的学术研究似的。对于我爱好分类的怪癖，我的艺术家妻子很反感。
的确，往往那个“学术研究”竟取代或完全替换了对“事物存在样态”的陶醉和沉思之乐。
我将这种替代真正领会和体验的分类过程称之为“程式化”，它是一种病态，使组织纯经验世界的“正常”或“健康”努力成为病态化的。
希望我的错误能使大家获得一些教益。其实，有时我发现我在画廊中也有“程式化”的活动，如先看作者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并又一次不是真正领会而是进行分类，如：“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
有一次，当我先看画——一幅极漂亮的画时，我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时，我接着又吃惊地发现它竟是出自一个极不出名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
我想，假如我先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或许不会再看画本身，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我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给我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
更令我惊奇的一次是，我突然认识到一只普通的知更鸟（或称蓝坚鸟）竟也是一个极美极神奇的东西，正如一切鸟都那么美妙一样，甚至普通的鸟也像罕见的鸟一样的美。
但判别是否普通是经验本身以外的事，和它自己的本性毫无关系。这样的判断却可以成为打消经验的一种方式，一种不注意经验的方式。
它能成为一种使我们自己视而不见的方式。任何日落或橡树或婴儿或小女孩都是一个怪异的、难以置信的奇迹，第一次看时或似乎第一次看时或似乎最后一次看时都会有此感受，正像一位优秀艺术家或任何敏感者看时一样。
这种新鲜的和反熟悉化的体验对于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把握，一旦他能聪明地认识到，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要比生活在一排排小屋的世界中更有乐趣，而一个熟悉的奇迹仍然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要告诉普通的认识者和科学认识者一条教训——不充分的经验是一种盲目，那是任何想当科学家的人都不能承受的。这种花招不仅会剥夺他许多科学的欢乐，而且有使他变成一个可悲科学家的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通过调察自身程式化倾向得知，我并不需要反对“体验活动”才能进行“组织与整合活动”，也无须反对美学才能走科学的道路。我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体验而不是使它贫乏，只要我不用科学知识替代我的体验。
有知识的体验者往往能成为比无知的体验者更好的欣赏者，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公式：“首先观察，然后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再添加一句：“然后再一次观察。”于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变得更好，更有乐趣、更丰富、更神秘、更可敬畏。
总之，无论是何种“真正的体验活动”，只要它是十分完整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欢乐的。甚至当它使你感到痛苦和悲伤时，它也仍然能给你以“欢乐”。无论如何，和单调的程式化比较，它更富有乐趣。
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陷入这种“认识”心境不仅是一种盲目症，而且是一种不幸。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认识
一般地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认为，“意义”的概念能使混乱的、繁杂的、无意义的许多东西联结起来，相互协同，分门别类，并且组织整合起来。它是一种格式塔般的、整体化的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创造。这一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于是都具有意义那是各个部分至此所没有的。
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
换句话说，这一“富有意义”的类型是属于分类和抽象那一领域，而不属于经验范畴。它是经济的、简单化倾向的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全盘描述和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科学。
我常常也能意识到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它是“人类的创造”，即如果人类灭亡，它的一大部分将会消失。这又引导我把“人为的富有意义”和一种潜伏的蕴含联系起来，现实、自然、宇宙本来没有内在的意义，但必须富有意义，如果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某位神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与这种极度机械论对抗的世界观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做法像许多当代艺术家、作曲家、电影编剧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做的，甚至有些哲学家也做过，那就是在让它弄得厌烦和沮丧以后，又过分狂热地拥抱这一看法，并开始谈论生活的荒唐透顶和毫无意义，随机地绘画、写作和谱曲，破除一切富有意义的概念，似乎那只能是陈腐之谈，开始谈论“任何人类决心的不确定性和武断性”，等等。
例如，当一位采访者向阿兰·罗贝—格里耶承认他并不完理解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时，作者笑着说：“我也一样。”这肯定不是一个不通常的反应，绝非如此。
我认为，有时这时“内在”的事，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一点，即承认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认为这种提问本身也是老一套。放弃或破坏“意义”的这种深思熟虑之举有时表现为对于权力机构、权威、传统和习俗的象征化破坏。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它的企图是对仿善的抨击，是为自由、为真诚而发动的进击。那就好像是一个谎言正在被摧毁。
这一类型的明显二歧化活动在层次整合态度面前会很容易地让路。在他们头脑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命令，是一种武断的决定，不是从什么原则、什么条件要求出发的，而是意志的一种不能预测的和偶然的动作。当生活变成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时，生活自身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这样一个人会很容易变成完全怀疑的、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冲动的，没有任何是非善恶观念。概括来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假如生命的浆汁不在他的血管里有力地流动，他将会不断地谈论失望、痛苦，直至自杀。
这好像是说：“OK！我必须接受它。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我必须完全依赖我自己的武断决定。除这些盲目的希望、任性的幻想和冲动以外（这一切只有它们自身感受到的驱动而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支持），不相信一切或不对任何事物抱有信念。”
很显然，这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态度的最极端的形态，但它是这种态度合乎逻辑的结果。
但这一发展完全可以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纪反叛的一个方面，反对宗教、经济学、哲学、政治，甚至反对科学的庞大抽象“体系”，它们已变得远离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因而看来很像，往往确实是，盲目伪善和文饰。它可以被看作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的名言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假如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都许可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以看作是一切传统的、非人的价值体系瓦解的结果，这只留下一个转弯的去处，即进入自身，回到经验中。这是我们需要意义的一种证明，当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彻底失去生活的勇气。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这种绝望看成是回归纯粹的经验，经验是一切思想的开端。当抽象和体系使我们失望时，我们总要回顾经验。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许多事实的最终含意不过是它们自身存在的纯粹的实现。
人类历史表明，许多被迫趋向怀疑的人都曾力图再次变得单纯，回到开端；在一个更坚固和更确定的基地上再一次想通一切，在一个骚乱的时代问一问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能真正毫无怀疑。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时有出现，这时修补和改良似乎是无望之举，而更容易的是移平整个结构并从根基上重新构建。
除此之外，若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增一般人很难抗拒的二歧化的诱惑，即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不是选择经验的原样——拒绝一切抽象作为内在之敌，就是选择抽象、法则、一体化——拒绝原样作为法则之敌，那么，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又可以看作是二歧化的病态结果。它们可以看作是愚蠢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孩子般幼稚无能的结果，不能成为综合的、包容的或成为协同的。
每个人都观察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同时接受并欣赏原样和抽象两者的优点。事实上，对于完美的理智和人性来说，做到对两者都称心如意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这两类不同的意义，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我称其一为抽象意义，另一为原样意义，并且指出前者属于分类和抽象的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领域。我宁愿选择这样的说法而不采取同样可能的一种说法，说一朵玫瑰花的气味是无意义的或荒谬的。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些词仍然是惹人厌的和规范性的，因而会引起误解。
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电影中，或是在诗作中，这两类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类交流及两类表达。它们甚至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充分承认、接受并欣赏具体的、原始的经验；另一项是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发现它们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构成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用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能把许多经验浓缩在一个公式或定律中，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
不过，这两项任务或目标有相互的联系，分割开来会造成损害，我们不能只择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那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局面：一个“还原到具体”，另一个“还原到抽象”。
积极理解和解释的手段
通过对意义的研究，“理解”、“预测”和“解释”这一类词语的涵义更加明确了。“纯粹科学的”人用这些词，和典型直觉的人有所不同。对于前一种人，理解的增进通常来自并等于倾向简单的运动。它是更一元化的，更接近一致，是复杂和混乱的简化。“理解”和“解释”深入复杂现象的背后，使其易于为人所认识。例如，它把卷心菜和国王用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而不是任他们各自分离，作为非干预沉思的对象。
对于纯粹科学的人来说，“解释”和“理解”二者都有简化的作用，即减少我们必须把握的变量数目——表面的多重现象不如潜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较简单的解释理论那么“真实”。它是对表面价值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消除神秘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不能解释的就是不真实或不纯正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可以用另一种类似“原样意义”的要点加以解释。理解某一事物也就是体验这一事物的真相和它的本性。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或一幅字画，都能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但仍能保留在这一对象的范围内，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是力图能有更好的理解的。因此，我们能把经验的理解和整合的或抽象的理解——一种向简单、经济和简化的主动运动——区分开。
经验的理解是满足于停留在经验的内部，不向外延伸，而用直接的方式鉴赏它、品味它，这与简化以及浓缩经验和图解经验的活动（或用X光、图式或数学描述经验）大不相同。这是雕塑家所具有的对粘土或石头的理解，木匠对木头、母亲对她的宝宝、游泳者对水、或夫妻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又是一种不可能为非雕塑家、非木匠、非母亲、非游泳者、或未婚男女所体会的那种理解，不论他们可能得到的其他知识来源如何。
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经验到的什么就是它自身的解释。一片树叶，一曲赋格（赋格曲，一种多声部的乐曲，在五度上模并用复调方法发展主题），一次日落，一朵花，一个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们“意味着”它们自己，解释它们自己，并证明它们自己。
许多现代画家或音乐家甚至诗人现在已经抛弃那种过时的要求，要求艺术作品“含有”某种自身以外的寓意，要求它们指向外部，非自我参照的，或富有某种信息，或在科学的简单化的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宁可说是自我容纳的世界，是被注视的对象而不是被透视的什么。它们既不是攀登高峰的支点，也不是长途旅程中的中转站。它们不是为自身以外的某物设的标记或符号。它们也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置于某一类别内或历史序列中被“规定”，或就它们和它们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其他的关系来“界说”。
多数音乐家，许多画家，甚至某些诗人都会拒绝谈论或“解释”他们的作品，他们能做的是以某种纯武断的方式在作品上加个标签或仅仅指一指这些作品说，“看吧！”或“仔细听吧！”
例如，当有人问埃利奥特：“请问先生，‘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这行诗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我的意思是‘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
毕加索也曾被类似地援引过：“人人都想理解艺术，为什么不想理解一只鸟的歌？人爱夜、花以及周围的一切，为什么不理解它？但偏偏对一幅画，就要无限制地深究。”
不过，甚至在所谈论的这一领域中，人们确实也研究贝多芬的四重奏。但请注意，这里的研究是指经验意义上的陶醉，反复地欣赏和沉思，也可以说，是用一种高强度的显微镜仔细审查它的内部结构，而不是研究它。而后他们会信心百倍地说：“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它。”
有一个信奉类似原则的文艺批评学派，它的信从者依赖对作品本身的深入审查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作品的社会、历史、政治或经济背景而探讨。这些人并没有陷入不可言喻状态以及所需要的沉默之中。他们有很多要说的，而他们也确实使用了“意义”、“解释”、“理解”、“释意”和“交流”这些词汇，尽管仍然力求严格地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
我个人的想法是，来自艺术世界的这些积极的用法在一个重建的科学哲学中是有益的，这种科学哲学主张包容，而不是排除经验论据。我认为，这些用法比另一种用法更可取，后者谈论的是“无意义”和“荒谬”，而不是“原样意义”，它使自身还原为指示交流而不是语言交流，它拒绝任何解释或定义的努力，只能等待某一天领悟的出现，而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领悟到来，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你不了解，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或许积极的用法能使我们和经验资料进行更深奥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并能更实际而富有成果地处理这些资料。“荒谬”、“无意义”、“不可言喻”和“不能解释”这些词汇只表示一种神经脆弱，因为它们谈论的是虚无、是零、是缺乏的某种东西而不是能够用科学方式对待的存在物。
积极的用法证明是正确的，还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接受，即经验可以是目的经验，它们自身就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些用法对于一种存在心理学是适宜的，这种心理学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终极状态打交道的。
消极的用法意味着对一种传统科学主张的认可，即坚持科学是超脱价值的，和目的无关而只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给定的）打交道。
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你不能以理性对待经验；经验就是经验。你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承认经验的存在，接受它们，有可能时领略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神秘莫测，同时认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
从某种程度讲，生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即对生活的体验、行走、观看、味道、气味、感官享受和情绪体验，一切其余的感受，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的。生活本身也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只要它们不再为我们提供享受。此时此刻，我们有可能感到厌倦、无聊、抑郁、想自杀，我们会说，“生活是无意义的”或“生活有什么意思”或“生活不再是值得的”。正因如此，我才宁愿采用原样意义的说法也不对无意义让步。
合法解释和原样理解的认识
我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研究，即研究不同类型性格的科学家的动机。我仅仅要求他们漫谈和回答我两类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你的行业？你的领域？你的课题？你从你的工作中得到的主要报酬（满足，快慰，最高幸福的颠峰时刻、兴奋点）是什么？是什么使你坚持工作下去的？你为什么爱你的工作？”还有两个类似但不同的问题：“你为什么堕入情网？你为什么安于你的婚姻？”
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不得不放弃了此项研究。不过，通过与十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谈话，我仍然对科学家的种种隐伏动机有很深的印象，这些动机驱使他们选定方向并坚持下去。至于一般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快乐和满足，他们的喜爱和厌恶，他们的职业选择，以及他们的工作风格，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性格”的一种表现。
与许多其他研究者曾有过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我再次觉得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对立类型的人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如顽强的和温和的，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象征太阳、音乐诗、健康等）型和狄俄尼索斯（酒神，象征享乐）型，肛门型和口腔型，强迫型和歇斯底里型，男子气和女子气，控制的和冲动的，统治的和承受的，猜忌的和信任的，等等。
有一个时期我曾用X和Y作为指代字母，作为所有这些反义词对子中的共同因素。另一些时候我用过“冷静”和“热烈”，因为两者都不含有贬义——厌恶或侮辱的意思，并且我认为这两个词的“观相性质”要比现有知识状况中更明确规定的词汇好一些。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也曾尝试对比“蓝——绿”（光谱的尽端）和“红——橙——黄”两种类型。最后我把问题搁置起来，尽管我觉得正在广阔领域的边缘上徘徊。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当时的一个初步印象，因为现在它越来越有说服力了。之所以提出来，只是为了进一步慎重检验。我认为在性格和外貌上属于“冷静”或“蓝—绿”或“顽强”型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把法则、规律性、确定性、确切性的建立作为他们科学工作的目标。他们谈到“解释”，显然倾向于经济、简单、一元化。完成简化的时刻，即达到变量数目的缩减，也就是胜利和高度成就的时刻。相反，我觉得“热烈”、“红—橙—黄”、“直觉”型的人（他们更接近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而不是工程技术专家）或“温和”、“软心肠”的科学家，容易炽热地谈论问题，会把“理解”的时刻（对原样状态的理解）作为调查研究的高峰和奖赏。概括来说，性格学上从顽强到温和的连续系统分布，可以类比为这样的连续系统——一个以“合法解释”为一端和以“原样理解”为另一端的系统连续系统。
我认为，在非常有创造性或伟大的科学家那里，这两种制裁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偏爱一种而放弃另一种，那似乎已成为他们的。即使如此，我认为做出这一类型学上的区分还是必要的。据我了解，有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人确实是如此，有些我看过他们个人记事的人也一样。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坚强，什么时候应该温和，而不是在强硬和柔软二者中做出根本的抉择。在心理学范围内，我的观点仍然是，这样的二歧化可能把那些“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临床家）和“典型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实验研究者）分隔开，虽然我完成的这项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不强有力地支持这一猜测。
对于纯粹或极端的类型而言，这已接近一个假说——“抽象知识”和“经验知识”是相互对照的目标。
感知对结构的承受
由于在原样和抽象之间既做出区分又使两者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再一次遇到共相和法则是否真实这一老问题，它们完全是人造的或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发明的吗？或者，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吗？虽然模糊不清，它们是一种对于外界先于人而存在的什么东西的知觉印象吗？我在这里不企图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可以提供一点见解，也许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首先，疑问最大的就是问题的二歧式、非此即彼的说法。难道这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吗？原样和抽象之间的区分暗示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对原样的感知比整合与抽象的完成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更是道家的、承受的、被动的。但这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必然，对共相的感知只能看是一种主动的任务，一种权威的创造。它也可以是一种承受的开放，一种非干预的意愿——希望事物是它们自身的状态，一种耐心等待的能力，等待知觉对象的结构自身向我们显露出来，是一种秩序的发现而不是一种秩序的安排。
在这种承受过程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弗洛伊德对“自由漂浮注意”的发现和推崇。从长远角度考虑，在试图理解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时，或有同类问题的任何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弃主动集中注意和力争迅速理解。这里的危险在于可能有一种早熟或不成熟的解释和理论，而且它还很有可能是一个人自己的构造物或创造物。从初级过程的角度看，力争、集中和注意聚焦不是前意识或无意识层次上最好的感知途径。这些活动属于次级过程并有可能掩盖或排除初级过程的资料。精神分析家的指令是：“让无意识向无意识诉说或倾听。”
这类问题同样也出现在文化人类学家身上，特别是在他们理解某种文化的全部繁杂情节时。在这里，早熟的理论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弄得此后任何有违早熟构造物的资料都被排除在外。最好要有耐心，能承受，顺从资料，让资料各就各位。
对于习性学家、生态学家和野外博物学家也是如此，对于和任何种类的大量资料打交道的任何人在原则上也适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主动而且要学会被动。一个人安排，再安排，玩弄资料，懒洋洋地看报表，拼来拼去，像游戏一样，坠入白日梦中，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夜以继日”，把全部事业交付给无意识。而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这通常很起作用。
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
沉思事物存在的方式
对于“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和地球上存在的众多表象，你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首先要设想你不能被它吓住。于是，当你被动地承受和接受时，你能做的惟一事情就是对它的一切深感惊奇，思索它，品味它，赞叹它，迷恋它而且要满怀希望，你会发现乐趣无穷。即，要做的是不做任何事。这和孩子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几乎没什么区别，一心一意地，兴致勃勃地，着了迷一样，瞪大眼睛，被魔法镇住似地。
在高峰体验中和在孤独体验中，也会有这一类迷恋世界的情况发生。当我们思索死亡或因缓刑而暂免于死时，或当“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和开启了世界的宝藏时，或当致幻剂发生最佳效果时，或当一位诗人或一位画师能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新意的世界时，这一切都是通向领会事物原状和真相的道路。它们全都联合起来告诉我们，世界并不像那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可怕，而且也可以是非常美妙可爱的。
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也无需去做，我们只要承受地、屈从地、沉思地体验这一切。我们无须立即做出解释、分类、提出有关的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解，除非是它自身的概念需要。
相信大家没有忘记这样的言论，有些人宣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最接近现实。他们说，如果我们想看到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警告我们，当我们开始进行组织、分类、简化、抽象和概念化活动时，我们也开始离开此时此地的现实，观察我们自己的构造物和发明物，我们自己的先定概念。这些东西是我们自立门户的安排，我们依靠它们把秩序强加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那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
显然，持有这种观点是与常规的科学观背道而驰的。例如，艾丁顿看到和触及的桌子，他认为不如物理学家所概念化的桌子那么真实。多数物理学家觉得，当他们离感性世界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涉及的现实当然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不同，向简单化的方向行进确实分解了这一现实。
由于我们已经同意科学有两极的说法，因此，我们无须再仲裁这一争端。科学的两极一方面要求经验和领悟具体，另一方面要求把纷乱的具体组织成可以把握的抽象。但客观的事实要求强调前一目标而不是后一目标。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承受的沉思者，但他们应该如此，不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在经验的现实中的立脚点，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才有一切知识和一切科学的建立。
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由于这使经验能成为它自身，极少受到观察者的歪曲，所以，它在某些事例中将会成为通向更可靠和更真实的认识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