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崇拜
原始社会的人在自然界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他们逐渐产生了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进而对它们顶礼膜拜。自然崇拜主要有：
天象崇拜
天象的变化对原始先民影响很大。其中对太阳的崇拜是最主要的。从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上可以看出，处于农耕时期的人们对太阳十分虔诚恭敬，礼拜者双膝长跪，双手举过头顶。另外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片中，也以太阳纹的图案最多。另外还有对月亮、星辰的崇拜。在“羲和生四日”、“羿射九日”、“日中有踆乌”、“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天狗吃日月”这些古老神话故事中，反映了人们当时对日月产生、运转及日食月食现象的理解程度。天象崇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风雨雷电的崇拜，用以乞求风调雨顺。如《山海经》中把雷神描绘成“龙身而人头”。
山川地石崇拜
我国古代的巫书《山海经》中认为，几乎每一座山都是神人怪兽居住的地方。而河伯娶妇的故事则充分表现了原始人对水的崇拜。土地是原始人自身生存活动的需要，因而崇拜它。石头是原始人的劳动工具之一，因此形成以白石为主的灵石崇拜，后世的“泰山石敢当”用以镇邪就与早期石崇拜有关。
火崇拜
这是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火的使用，使人类的生活起了质的变化，所以火神备受崇拜，中国古代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燧人氏被尊为燧皇。汉族对灶神的重视，无疑是原始火崇拜的发展。中国先民在神话中还创造了火神祝融的形象。
动植物崇拜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在一定时期，人类以狩猎为生，后来又将其驯化成家畜，从而产生了动物崇拜。玉鱼我国古代的马王庙就是原始动物崇拜的遗俗。另外我国古代的四灵：麟、凤、龙、龟，也是从动物崇拜发展而来的。对植物的崇拜则可以从月亮神话中砍不断的桂树得到体现：吴刚被贬到月亮上砍桂树，但桂树却怎么也砍不断。
灵魂崇拜
山顶洞人就已经有灵魂和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在埋葬死人时常以燧石、石器、石珠、穿孔兽牙等作随葬品，盘古开天辟地画像砖并且在死者周围撒以象征生命血色的赤铁矿粉末，这些都说明山顶洞人的灵魂观念。
灵魂观念是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之一，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理解。因为灵魂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能够接触的只是灵魂的象征——尸体，所以灵魂崇拜就主要表现在埋葬和祭祀的仪式上。我国古代形成了土葬、水葬、火葬、鸟葬等丧葬形式，但以土葬为主。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是在氏族形成以后，人类不是从自身探寻自己的祖先，而是把某种与氏族生存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物当作自己的始祖加以崇拜。汉代嘉祥武梁祠石刻中，华夏远祖女娲的形象是人身蛇尾，这表明华夏先祖中的一支曾以蛇为图腾。半坡彩陶上的人面鱼纹表示了人与鱼的结合，表达了人鱼共祖的观念，很可能是一种鱼图腾。
生殖崇拜
男女生殖器陶器生殖崇拜表现了先民对自己的生命来源及诞生方式的看法，它所崇拜的是人的生殖器官和生殖能力。姜嫄后稷的神话是农业生产时代的生殖神话。姜嫄大地的祖母，后稷名弃，后来成为农业神，这与土地育万物这种广义的生殖崇拜有关。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从灵魂崇拜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原始人相信，祖先的灵魂对于血缘后代的作用是双重的，既可以造福子孙，也可以降祸子孙。因此为了祖先在另一个世界同样能生活，同时为祈求祖先的保佑从而进行祭祀，这就是祖先崇拜。中国古文献和传说中，记载了许多重要始祖，如女性始祖女娲，男性始祖中英雄则较多，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炎帝、太昊氏、少昊氏、颛顼、帝喾、陶唐氏帝尧、有虞氏帝舜。
巫术与占卜
巫的起源很早，有了原始宗教活动，便有了巫师，人们借助其与鬼神沟通。巫师通过念咒、跳舞、祭拜等手段，上达人龟甲骨卜辞的愿望，下传神的旨意，为人消灾致福。最早的巫师是女性，尔后才出现男觋。巫觋的职业技能就是巫术。
占卜，卜先于占，是把龟甲或兽骨钻孔，然后用火烤，依据所呈的裂纹形状来推断吉凶，也称为龟卜。占是用蓍草数目变化的程序得出卦象，推测凶吉，称为筮或占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许多命辞、占卜的日期和占卜者的名字，还有兆辞、验辞。在周朝，则出现了占卜的典籍《周易》，并形成以八卦为中心的占筮理论。
殷商尚鬼
夏、商、周三代都有鬼神崇拜，只有商朝最重视，不论事情大小，都要问神占人。但是殷人所崇拜的鬼神，实际上是自己的祖先，也就是说，殷人相信其祖青铜头盔先死后会成为鬼神，而且能降福祸于子孙。例如盘庚迁殷之前的讲话，都是以祖先神的威灵来规劝或者威胁其臣子听从他的意见。盘庚说，我古代的祖先老过你们的祖先，而今你们又是我的子民，如果你们有害我的想法，就背叛了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就要抛弃你们，不会拯救你们。受到殷人崇拜、祭礼的人鬼还有商代名臣，如伊尹、咸戊、祖己、保衡等。由于他们曾在商朝发挥过巨大作用，所以殷人想象他们死后与先王、先公一样具有降福的能力。
感梦求法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众多说法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这件事情记载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的《理惑论》。东汉永平年间，有一天夜里，汉明帝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神仙，其身体为金色，脖子后面有耀眼的太阳光。汉明帝心里十分高兴做了这样的梦，第二天便召集群臣，询问所梦神仙是何人。通人傅毅说：“臣听说天竺得道的人，被称为佛。可以在空中飞行，身上有太阳光芒，这大概是他的神力的显示吧。”于是汉明帝明白了，立即派张骞、秦景、王遵等12人，到西域的大同寺取经，是为《四十二章经》，珍藏在兰台石室中，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兴建佛寺。
白马东来
张骞等出使西域返回时，有西域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起到了中原，用白马驮来了经书、佛像。东汉明帝十分高兴，接待礼仪很周到，并在洛阳城外修建精舍给他居住，后来又修建白马寺给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居住，他们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佛典《四十二章经》，洛阳白马寺成为我国最早的寺院兼译场。
太平道
太平道是由张角创立的宗教组织。张角，东汉时冀州钜鹿（现在河北省平乡）人，起初信奉黄老道。黄老思想经过长期发展，形成黄老道，也就是道教的雏形，其理论主要体现在《太平经》中。太平道的理论来源就是《太平经》。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时间应在汉灵帝熹平、光和年间。太平道的名字直接来源于《太平经》，所谓太平道，其意就是“行太平之道”。张角创立太平道后，即在群众中开始布道，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还广收弟子，并派弟子四处宣传。不久，张角建立起十万人以上的太平道教派。公元184年，成千上万的教徒聚集在一起，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了黄巾起义。一时黄巾军声势浩大，天下大乱。汉灵帝急忙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太平道组织在东汉统治者的血腥屠杀下遭到彻底破坏，太平道也就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而终结。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天师道的前身，其创建者是张陵。张陵，字辅汉，东汉时沛国（今江苏省丰县人）人，本来是太学生，精通五经。后来张陵归隐，于公元141年，作了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立了“五斗米道”。因为入道者必须缴纳五斗米以作酬谢，所以称作“五斗米道”。张陵于公元143年到达青城山，在这里建立了二十四教区，并在各区设治头，张陵自称天师，掌管全教事务。张陵的五斗米道，其活动主要在巴蜀地区。张陵死后，由其子张衡承其业。张衡死后，五斗米道的领导权为张修所有，一时五斗米道声势甚大。黄巾起义失败后，张角被杀，张修也躲藏起来，最后被张陵之孙张鲁杀害。在张鲁的领导下，五斗米道的势力在汉中达到鼎盛。
佛道之争
佛教是外来宗教，而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两者的教义也有很大差别，两者为争生存空间而斗争，另外还有来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强大势力。此时的佛教与道教、儒家的关系极为复杂。而此时产生的牟子《理惑论》，则最早体现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思考，以及主张由独尊儒术向儒、佛、道三者并存的转变。在这部著作中，牟子对佛陀的评述、佛教与儒家各教礼仪的关系、佛教与孝道的矛盾、佛教神不灭论、佛教的非正统性、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进行阐释。其中关于佛教与道教的关系尤为突出。当时有人问：“王乔、赤松，人仙之鲾，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经岂同乎？”牟子答曰：“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理惑论》的出现，反映了佛教在汉末的快速发展，其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道安与慧远
道安和慧远都是魏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道安，本姓卫，12岁出家，后师从高僧佛图澄学习佛学，捉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还第一次制定了僧尼规范，并统一了僧尼姓氏，他主张僧侣全部废除世俗姓氏，全部从佛祖以释为姓。
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的弟子。21岁从道安出家，曾与鸠摩罗什通信讨论佛学，并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反对出家僧人礼敬帝王。主张法性不变论、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后报。现报为现世受报，生报为下世受报，后报为在轮回中受报。
梁武帝尚佛
南朝各代皇帝都十分提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为最。梁武帝原本信奉老子，即位三年后，他下诏皈依佛教，并宣称佛教为正道，儒、道为邪道。他在宗教信仰领域提高佛教的地位，给义学僧侣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十分优厚的生活待遇，并请他们讲经说法，他自己甚至登台讲经，著书立说，发挥佛理，围剿神灭论。梁武帝广建佛寺，著名的有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等十一处；又盛造佛像，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梁武帝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由朝廷以巨额银钱把他赎回宫中。南朝的佛教在梁五帝时达到鼎盛，当时有寺院2800多所，僧尼8万多人。
沙门敬王之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的争辩没有中断过。第一次大的争论是在东晋，围绕沙门要不要跪拜王者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辩。在印度，佛教徒的地位很高，他们可以不拜任何世俗人而只拜佛祖，这与中国封建伦理相违背。时庾冰、何充辅政晋成帝，庾冰反佛，何充则敬佛。于是庾冰代皇下诏，命令沙门跪拜王者，以遵循封建礼教。但何充认为沙门的礼仪特殊，不必过分强迫他们。结果庾冰议败，沙门竟不跪拜。
晋安帝时，桓玄负责国政，他下令沙门跪拜王者，因为沙门同样受国恩，理应守国制。但通过慧远努力调和宗教礼仪与封建纲常的矛盾，桓玄竟改变了当初的主张。这表明佛教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与王权达成了妥协。
二武灭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者的冲突不断。其中著名的灭佛事件是北朝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列人中国佛教史的“三武一宗灭佛”中。
北周武帝像北魏太武帝本信佛，佛教势力的增长严重影响朝廷的租调收入和兵丁劳役的需求，因为大量人力和财力流向了寺院。后来道士寇谦之游说太武帝，于是太武帝转而信道，再加上司徒崔浩不断挑拨，太武帝对佛教成见日深。又加上他路过长安时，发现一寺院私藏武器，并有窟室以窝藏赃物及与贵室私通，于是太武帝决意灭佛，下诏诛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
北周武帝也是在道士张宾的影响下对佛教产生了偏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下令强制灭佛，并全部毁掉齐地寺院，将4万所寺庙充为宅第，命僧尼近300万人“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葛洪和《抱朴子》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江苏句容人，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对中国的医学、化学都曾作出重要贡献，并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葛洪一生著作丰富，以《抱朴子》影响最大。《抱朴子》内篇20卷，从宇宙观、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长生思想，总结了战国以来道教名流各方面的理论，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神秘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外篇50卷则是对儒家思想的整合，他分析了人间得失，表达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评价。葛洪和其《抱朴子》对我国道教的最终形成和后来的兴盛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寇谦之改革
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少年时即研习五斗米道，后来在嵩山跟随成公兴修道出家，隐居石室，采药服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自称太上老君下凡，明元帝授他“天师”之职，并赐道教符给他《老君音诵诫经》20卷。而后他猛烈抨击五斗米道的旧法，并受太武帝赐封国师称号。寇谦之在太武帝支持下，对北朝宗教进行了改革。首先废除了五斗米道原来在巴蜀的二十四治，然后设立道官，还规定道官收徒，必须先有三年的考验期。第二，废除祭酒私署治职契鲾，将旧道法“尽皆断禁，一从吾乐音诵诫新法”。第三，废除了祭酒道官的世袭制，“惟贤是授”。第四，废除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并禁止治病滥收脆信。第五，反对滥传房中修炼术和仙方药饵，强调奉道守诚，礼拜斋直。寇谦之改革重整了道教组织，重建道教新规，并改变传承制度，创立新的一套宗教教礼仪规，创立了适应北方拓跋氏统治者和汉族门阀地主阶级的新天师道，并且使道教与皇权结合，正式成为官方宗教。
陆修静道教改革
陆修静，字元德，号简寂，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少年时研习儒学，中年时离家，遗妻弃子，云游名山大川，遍访高士，广泛搜集道经，成为一代宗师。他采取健全三会日制度、加强“宅录”制度、健全道官晋升制度等措施来整顿南朝道教组织，重建南天师道；他以灵宝斋为主，吸收了上清、三皇和天师道斋法，创造了“六斋十二法”，加上他早年对《灵宝经》进行了系统整理，故被认为是灵宝派的实际创始人；陆修静还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精通道教灵宝、天派诸派的优势，对当时的道教经典进行分类编整，开创了“三洞”体例，即洞真、洞玄、洞神，他的分类方法对道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就是在诸如寇谦之、陆修静等人的改革下，逐渐走向成熟，从民间走向了官方，与儒、佛三足鼎立。
玄奘西天取经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因精通佛教经、律、论而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俗称“唐三藏”或“唐僧”。13岁出家，23岁受具足戒，游历各地，遍访名师。贞观三年（629），玄奘从长安出发，涉流沙，过雪山，逾甘肃，出敦煌，经新疆及中亚诸国，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法，不久即名声大震。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结束了17年的学习生涯，谢绝印度国王和僧俗的挽留，携带657部梵本佛典及若干佛像、舍利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极高礼遇，被安置在慈恩寺从事译经。从贞观十九年开始，玄奘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并编著了《大唐西域记》，记述赴印度途中的所见所闻，这为研究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以及中西交通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为保存玄奘由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唐代还专门修建了大雁塔，塔南门两侧，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
禅宗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从教者众。而且此时佛教出现许多的分派，诸如天台宗、惟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其中以禅宗的影响最大。
禅宗是一个高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以“直证本心”为宗旨，又称“佛心宗”。它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禅宗在隋唐时期正式创立，至唐末五代时达到鼎盛。
禅宗在中国的始祖是菩提达摩，其于南朝梁时来中国，传至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五祖弘忍时，禅宗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广收弟子，门下大师辈出，尤以神秀和慧能为突出。弘忍晚年传法时，让弟子各出一偈以证心意，神秀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反映了其渐悟的倾向；而惠能则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故此，弘忍认为惠能见解更深，于是传位给惠能。从此，禅宗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以惠能为首，北派以神秀为首。后慧能主张“见性成佛”的法门，成为中国禅宗的真正源头。慧能写了《六祖坛经》，也是中国僧人所撰中惟一可以称为经的著作。慧能座下弟子甚众，将禅宗进一步发扬光大。
佛苯之争
指吐蕃社会在隋唐时期佛教与原来苯教之间的斗争。在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以前，这里盛行的是“苯教”。7世纪上半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大力提倡佛教。后赤德祖赞即位后，又一次与唐朝联姻，迎请金城公主人藏，并延请汉族僧人人藏讲经，并收留于阗逃亡出来的僧人。但是约公元739年，吐蕃贵族借口天花流行，把于阗僧人赶出吐蕃。赤德祖赞去世后，其子赤松德赞即位。当时赤松德赞年幼，吐蕃贵族为削弱王室力量，于是进行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年长后，集权于一身，积极提倡佛教，但由于苯教盛行的象雄诸部势力庞大，只好允许佛教与苯教并存。其后几代吐蕃赞普也奉行这一政策。但在公元841年，吐蕃赞普热巴巾被信仰苯教的贵族大臣在政变中杀害，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禁佛运动，佛教受到很大打击，直到百年后才复兴。
本朝家教
唐代皇帝特别重视道教，道教因而大盛。其原因在于道教教主老子姓李，李唐皇帝尊之为同姓始祖，李渊像自称是老君后裔，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样神化的结果就是使道教成为唐朝的“本朝家教”。早在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晋阳起兵时，道士们就积极响应义军，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是“真主”、“真君”。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到终南山拜谒老子庙。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定道光佛后。后因武则天信奉佛教，道教势力稍有下降。
张果见明皇唐玄宗是唐代崇奉道教最有名的皇帝，开元十年（722），唐玄宗下诏修建老子庙，至开元末，共修建1687处。唐玄宗对老子封号不断增加。唐高宗曾于乾封元年（666）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唐玄宗则先后加封老子为“大圣玄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等，命绘老子像颁之全国，命各地铸造老子像。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唐后期诸帝也十分重视道教。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隋唐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著名医药学家，后世尊为药王。陕西人，20多岁时即喜欢谈论庄子，后隐居终南山，唐太宗、唐高宗曾授他以爵位官职，均被他谢绝。其医术高明，热心救人，一生山居著述。著作有《千金方》、《福禄论》、《摄生真录》、《会三教论》、《保生铭》、《存神炼气铭》等。其医学理论以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说为基础，然后根据自然界中的灾异现象来解释人体病症，希冀从中找到病变的根源。孙思邈这种理论与道教医学和养生一致，因此，他在养生学、医药学、炼丹术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这与道教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孙思邈的理论和实践既丰富了道教医学理论和观念，又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开元道藏》
道教天尊坐像道藏一词，始于唐玄宗时期，唐朝统治者为了利用道教更好地服务于其统治，于是在开元年间开始编纂《道教》一书。为了保证道教经典编纂工作的质量，唐玄宗下诏，将崇文馆改为崇玄馆，以培养精通道义的人才，并在全国推行道举制度，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作为开科取士的经典。经过十年左右时间的准备，崇玄馆拥有学生一百人，助教、博士各一人。这些精通道教理论的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收集道经，然后分类整理加工，最后汇总，编成中国第一部道教教典的百科全书《道藏》。因它编于开元年间，所以也被称作《开元道藏》，但在当时却被命名为《三洞琼纲》。此书完成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这部巨著再次分散，许多道书在战火中被毁。
景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实际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唐时，被称为“大秦景教”、“大秦教”。贞观九年，该教派阿罗本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礼遇，并在长安义宁坊赐建景寺一处，度僧21人。高宗时允许各州建署景寺，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后来在西安郊外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说：“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这表明景教在当时是十分兴旺的。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创立。
大清真寺省心楼立。隋唐时期，中国与大食间的海、陆交通已十分发达。陆路经波斯、阿富汗与西域，可从西北地区到达长安；海路则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沿岸的广州、泉州等地。当时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经商，他们便在这些地区建寺作礼拜，伊斯兰教逐渐传入中国，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国派使节来长安，成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内地的标志。唐朝对外交往采取开明政策，许多唐代外侨，在中国落叶生根，娶妻生子，出现了“五世蕃室”、“土生蕃室”。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
另外，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祆教和摩尼教，但后来都被镇压。
儒佛合流
僧道斗法图宋代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排佛、灭佛事件，但排佛之议在儒家士大夫中一直存在。朝中大臣如范仲淹、文彦博、富弼、欧阳修、韩琦等都有排佛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传入中国就不断和中国文化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到宋代时佛教在思想上与儒学融为一体。打通佛、儒的代表人物有契嵩和智圆。契嵩，字仲灵，藤州（今广西藤县）人，自幼出家，博学识。他在调和佛、儒时，首先从心性论上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他提出，心是宇宙本原，是佛教和其他一切世俗道德体系的终极依据；《坛经》中所讲的人心，就是儒家的仁、义。各家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阐明人心，殊途同归，都是劝人向善。智圆，字无外，号中庸子，钱塘人。自幼出家，21岁从源清受天台教观。智圆一生清贫，不结交权贵，勤奋著述，他主张“修身以儒，修心以释”，不能重此轻彼。这样，儒佛在哲理上达到融通。
佛教与儒家的融合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体系，程朱主要是借助华严宗“四法界”的思想，构建了以“天理”为本原的哲学体系。陆王心学则更多地沿用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宋明理学在佛教的催化下产生了。
帝师制度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国家，使得元代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但是，元朝统治者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仍旧处于上升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就召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并从元受佛戒。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便仿照西夏，赐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八思巴于1264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和西藏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八思巴还奉命创制蒙古新文字，他用藏文字母拼蒙古语音，1269年，新文字造成。元世祖诏令全国实行。为了报答八思巴创字之功，元世祖于是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并赐玉印。从此，元代帝师制度确立。1279年，八思巴去世，元政府赐他谥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布辅诏、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足见评价之高。忽必烈还令王磐撰文《帝师行状》以歌颂八思巴之功德，并下令建八思巴寺于北京，以示纪念。
八思巴见忽必烈元朝历代帝师均出自萨迦昆氏家族，采用叔侄相传、兄终弟及的传承制度。帝师制度作为一种宗教管理方式，在保证民族团结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佛教超出了信仰的意义，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枢纽，而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促进了蒙、藏、汉各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但帝师由于其特殊地位，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
教主道君皇帝
宋朝初年，道教十分盛行，皇帝也信奉道教，企图利用道教来神化自己，管治天下，因此，宋朝皇帝对道教的态度之好甚至超过了唐玄宗，宋徽宗赵佶像尤其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徽宗赵佶对道教格外地关心。1115年左右，宋徽宗召见道士林灵素，林灵素为迎合徽宗，故意编造说，天分九霄，而神霄最高，神霄玉清府之主是上帝长子，是长生大帝君，而宋徽宗便是长生大帝下凡；另外，天上众多的仙官下凡协助帝君治理国家，林灵素也是其中之一；宋徽宗的爱妃是仙女九华玉真安妃的化身。宋徽宗听后，对道教迷信至极，赐林灵素为金门羽客，自己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教又成了国教。宋徽宗大力推行道教，在全国各地建立道观，为道士设立道场官职，建立道教学校等。更有甚者，1119年，宋徽宗断然废佛，将佛教的一切名称全部抹掉，而换以道教的称号。后来，靖康之难后，宋徽宗被金人掳走，成为阶下囚，他仍是穿着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一副道士的打扮。
陈抟老祖
陈抟书法陈抟是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县）人。年轻时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未成功，便隐居山水。陈抟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例如《高阳集》、《指玄篇》等，但多已亡佚。陈抟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易学新理论、新思路，陈抟易学的特点是从宇宙变化的角度解读易经，而不是从人伦秩序的角度。他的这一思路对宋代理学、道教影响重大。后来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等无不受其影响，陈抟是易学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在道教史上，陈抟是开宗的一代大师，当时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多是陈抟的弟子，所以后世尊他为“陈抟老祖”。
全真道
全真道初创于金，因其始祖王重阳自题所居为“全真庵”而得。王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号重阳。王重阳早年习儒学、骑射。白云观后在终南山出家修道，弟子有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全真道虽由王重阳创立，但是将其发扬光大者却是丘处机。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山东栖霞人。19岁入道，20岁拜王重阳为师。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遣使臣刘仲禄召请丘处机西上。丘处机审时度时，率领18名弟子从莱州出发，行程万余里，来到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丘处机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劝告元太祖，受到元太祖礼遇，并奉命管理全真教。后到北京，住在白云观，开创传戒制度。后元统治者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免除道院和道士的一切赋税。这样，全真教得以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因不断侵占佛教寺院，引起僧人不满。在1258年的僧道辩论和1281年的再次辩论中，道士均以失败而告终，逐渐衰落。明朝建立后，全真教受到冷遇，代之而起的是正一教。
也里可温教
也里可温教是指元朝刚兴起时西域流行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和刚刚传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元人当时称它们为十字教，蒙语是也里可温。
大光明佛也里可温徽章。
1260年，马可·波罗来华，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忽必烈请马可·波罗带信给罗马教皇，正式提出请教皇派传教士来华的请求。浙江杭州真教寺1289年，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来华，受到元成宗礼遇，并获准在中国传教，由此开始了他的传教事业。至1328年，天主教信徒在中国已达3万人。
伊斯兰教
元朝是中国伊斯兰教盛行的时期。伊斯兰教徒人数迅速增加，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这些人与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长期通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伊斯兰教徒在元朝时被称为“木速蛮”、“答夫蛮”。在中央设立回教法官，负责教内法律的执行。在元朝时，伊斯兰教已经从沿海外国小教发展成为政府系记的合法大教，与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并列。当时著名的清真寺主要有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寺、杭州真教寺、昆明礼拜寺等。
元代由于蒙古的西征和中西方交通的发展，有大批犹太人来华，分布于开封、大都等地区。犹太教也有所发展。犹太教在元朝时称“术忽”、“王吾”。在杭州还建有犹太人教堂，但是，宋元时期，人们常把回回与犹太人混淆，往往把犹太教佛堂称作清真寺。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因此，对佛教有双重情感，对佛教内部种种弊端深有认识，僧侣队伍的庞大不仅是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而且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明太祖对佛教采取“紧缩”政策，对度牒制度进行改革，度牒改为三年免费发放一次，进行最严格的考试。并清点全国寺观，仅允许各州府保留大寺观一处，并令僧官严格监督。另一方面又对佛教进行褒扬。他一生所写的颂扬佛教的文章等多达36篇。
杨文会
明清时期，居士佛教兴起，其代表人物便是杨文会。杨文会，字仁山，生于1837年，死于1911年，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他的居士佛学强调信解佛法，但是一般起居生活都和平常人一样。杨文会成为中国近代佛学复兴的关键人物。
武当派
武当山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诏定武当山为名山，并大规模营造宫观。张三丰像同时道教武当派形成。武当派的创始人是张三丰，他是元末明初人，精通经书，明初人武当山。明太祖、成祖曾派人寻访他而没有成功，自此，张三丰声名鹊起。武当派主要供奉的神是“真武大帝”，也叫“玄天上帝”。玄武，其外形似龟蛇合体，是道教尊奉的北方之神和水火之神。武当派在修水陆画中的道士形象图炼方法上强调修炼内丹。武当派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以张三丰的名义传承的“武当内家拳”也流传至今。
道教文化的扩散
明清时期，道教则有向民间发展的趋势，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上。明代的《西游记》，就描写了孙悟空得道成仙而又被降服，并随玄奘西行求经。小说中按照道教的观念，描写了天上、人间、幽冥三界的种种形象。《西游记》既有佛教系统和取经的故事，也有以玉皇大帝等为代表的道教情节。另一著名小说《封神演义》也深受道教思想影响，其中塑造了元始天尊、通天教主等道教形象。即使是在《红楼梦》中也渗透着道教思想，如其中形影相随的一僧一道两人及其作的《好了歌》，都体现着小说的主题。专门以道教为题材的小说中较著名的是《绿野仙踪》，是了解道教的必读之书。
利玛窦
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当困难，直到利玛窦的传教才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走向高潮。利玛窦是明利玛窦像末传教士中的代表人物，他有胆识，善于交际，在中国儒士中结交了一批好友，然后他还送给官吏自鸣钟、三棱镜、日晷仪等，以取得他们的欢心，于是得以在南京等地建立了住院，正式传教。1598年，利玛窦费尽周折，得以进入北京，并把自鸣钟、铁弦琴等物献给明神宗，获得在北京居留的默许。此后，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加，很快达到2000人之众，其中包括被后代称为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发生于明万历年间，是基督教与中华文明的首次交锋。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淮连续三次上疏，以“崇正学”、“默异端”、“严华夷”为号召，力大清顺治二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主排教。但是沈前两次上疏未获准，于是他串联方从哲、魏忠贤等人，先斩后奏，于1616年11月31日发兵包围南京教堂，逮捕王半肃神甫，加上此前已逮捕的谢务禄、钟鸣礼和13位天主教徒，及后来又逮捕的数名教徒，共计24人。这便是南京教案，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教案之始。南京教案不久，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排教浪潮，明神宗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十八日下令封闭天主教堂，放逐外国教士。传教事业又一次遭受打击。直到三年后，叶向高傲了宰相，沈被革职，教案才平息下去。南京教案暴露了中国文化上的排外和封建主义的自大和无知。
历法案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编了一本《崇祯历书》。在清初顺治帝时，汤若望将该书以《西洋新法历书》为名出版，引起吴照炫、杨光先的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因顺治帝宠信传教士而没有受到重视。及康熙幼年继位，鳌拜独揽朝政，杨光先再次弹劾，并捏造了传教三条罪状，其一便是历法荒谬。康熙三年（1664），汤若望、刘类思、南怀仁、安文思等传教士被拘审。1665年，汤若望病死，其副手南怀仁仍被囚于北京。1668年，康熙帝亲政，发现杨光先之错误甚多。于是让南怀仁和杨光先测验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测得准确无误，杨光先则一窍不通。西洋新法历书于是，康熙帝下令恢复时宪历，归还天主教堂房屋，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封号。北京西什库教学内景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又以《新法真书》为名重新刊行。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敕令。
常遇春像“十大回回保国”
明朝是朱元璋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的，在明朝初期，有众多的回族人物为明朝一统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民间有“十大回回保国”的说法，虽然现在无法弄清其姓名，但是可知的为明朝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主要有：常遇春、沐英、赛哈督、丁德兴、海原善、铁铉、回谦、陈大策、蓝玉、海瑞、黑春、马自强、马世龙等。他们在明朝十分有威望和势力，出于对这些将领和功臣的怀崇和对归附穆斯林的关心，明朝初年的几位皇帝对伊斯兰教，对修建、保护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比较支持。永乐三年所刻立的洪武圣旨碑、永乐五年成祖保护伊斯兰教《敕谕》等文献即是明证。
十个民族和两大系统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并具有明显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是通过十个民族的形成和两大系统的定型来体现的，这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完善成型的重要标志。十大民族是指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北京东四清真寺拜殿内景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撤拉族、保安族、塔塔尔等民族。元代《古兰经》抄本在这些民族形成中伊斯兰教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又分为两个大的系统，即回族等族（回、撒拉、保安）和维族等族（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
清真寺
明清时期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发展的高潮期。建筑也分为两大体系，即回族地区和维族地区的清真建筑。回族地区的清真建筑基本上是有伊斯兰教特征的中国传统建筑，维族地区的清真寺建筑则较多地保留了阿拉伯形式，装饰具有鲜明的维吾尔等族艺术风格。中国现存的著名清真寺大多是明清创建或重建于明清时期的，主要有：北京的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河北承德的清真寺，泉州清净寺，甘肃兰州桥门街清真寺，新疆喀什艾提卡尔清真寺，宁夏同心大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青海西宁东关寺，西藏拉萨的清真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