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老婆是元旦那天，登记结婚的。阿茹娜是元旦后毕业回来的。
阿茹娜是骑着鞍马来的，新做的蒙古长袍。我说：“阿茹娜，你不能怪我。”我觉得她真的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我爹。我爹在给我的回信上说：“李亮，你娘觉得戴眼镜那个姑娘不错，文文静静的。”我爹还说：“李亮，你娘说那个蒙古姑娘也挺好的，可你娘怕听不懂她说话。”我不知道我娘是怎么从照片上，看出阿茹娜是蒙古姑娘的。
戴眼镜的文静姑娘，是苏木一个大姐给我介绍的，她说：“亮子，大姐给你介绍个老乡。”凭心而论，戴眼镜的姑娘是比阿茹娜漂亮，身材高挑，也白。婚后，我的老丈人才说，他闺女挑食，不吃羊肉，不吃奶豆腐。
老丈人常年给牧民放羊，就爱喝酒。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也爱喝酒。
老丈人回苏木住，放羊回来，无论多晚，我都陪他喝几盅，有几次我老婆错一点把我们的酒瓶子摔了。我丈母娘和我娘一样，一辈子做不了男人的主，男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丈母娘心疼我，隔三差五的给我煮羊肉吃，我老婆隔三差五的抗议，“又煮肉，呛死了。”丈母娘说：“李亮爱吃。”老丈人也帮腔。“你这孩子，你不吃也不让别人吃。”
我和老丈人喝酒，俩人从不客气，他一杯，我一杯。我一杯，他一杯。瓶子不见低儿，不撂杯。一次我老婆靠在我怀里，摸着我的胡茬说：“老公，你少和爸喝点酒，他高血压。”第二天，我和老丈人说：“爸，你少喝吧，秀芬说你血压高。”老丈人摸着秃顶的脑袋说：“少听她胡说。”
老丈人一家是多伦人，他的口头禅是：“命啊，都是命。”我觉得也是命，他若早来半年，就赶上分草场了。就像我和阿茹娜，真是搞不懂，我干嘛非要给我爹寄照片呢，直接领证，给他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他还能怎么的。
那个让我等着他的鸟贩子，直接让我送进了监狱。我给他机会了，他不听，是他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当他哭着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年底，所里被盟里评为了先进，我个人因为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贩卖野生动物案，被评为了先进个人。颁奖的时候，局长握着我的手，说：“小李，好样的，你为咱们警察队伍争光了。”会后，局长问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说我想回塞北。
春节刚过，巴特就坐班车来了，说要和我谈谈。我有点喜出望外，终于熬出头了。巴特不让我动手，亲自劈羊炖肉，满上两碗酒，郑重的让我有些不自在。以往只要他回来，一下班车就嚷嚷，“亮子，赶紧炖肉，喝酒。”像几年没喝过酒，没吃过肉似的，馋酒，馋肉。
碗是巴特先端的，“来，亮子，新年快乐。”我积极响应，“所长，新年快乐。”巴特破天荒地又把碗撂下了，停了一会儿，又端起来，一口见了底儿，这才翕动着肥厚的嘴唇，问我，“亮子，你把阿茹娜给强奸了？”一口酒，灌进了喉咙。
巴特的嘴唇还在翕动，“阿茹娜去旗里找过我。”生为一名警察，我知道强奸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对一名警察意味着什么。我像初学汉语的蒙人一样，结巴地道：“所长，我没有。”
“我还没向局里汇报，你是我亲自从人事局要来的，怎么能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
我要哭了，“所长，我没有。”
“亮子，你放心，只要阿茹娜不去局里闹，我是不会向局里汇报的。”
我要哭了。
阿茹娜回来后，新筹建的卫生院成了她的天下。后来我还知道，卫生院筹建前，苏合大哥送出去五十多只白条羊。一切都是新的，白大褂是新的，在我眼里阿茹娜也是新的。
阿茹娜不问青红皂白，让我和我老婆离婚。我说：“阿茹娜，我结婚还不到一个月。”阿茹娜哭了，抱着我不撒手。我说：“阿茹娜，我老婆等我吃饭呢。”其实就算我老婆不等我吃饭，老丈人也会等我喝酒。
结婚后，我一个人从没在所里吃过饭，喝过酒。阿茹娜不让我走，她身上有股药味。我比平时晚回家半个多小时，我撒谎说有个小案子。老丈人果然在等我喝酒，老婆和丈母娘早早吃罢了饭，丈母娘坐在一边打毛线，打算给我织毛坎肩。老婆蹲在地上给我洗衣服，一边洗一边说：“脏死了。”
晚回家的半小时里，我把阿茹娜压在了卫生院的病床上，她像重症病人一样叫唤。我穿上警的时候，她又哭，问我为什么和我老婆结婚，我抱了抱她，走了。
夜里，老婆抱着我说：“你身上有一股药味。”我装模作样地闻了又闻，说：“没有啊。”老婆没再坚持，搂着我睡了。
八九过后，阿茹娜的卫生院病人更少了。没病人，她一个人待着无聊，穿着白大褂一天四五趟往所里跑。毛伊罕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阿茹娜让我没事遛遛它，整天拴在圈里不活动容易难产。她是大夫，尽管不是兽医，可我得听她的，她让我遛我就遛。
遛到第三天的时候，她跟着我一起遛。积雪依然覆盖的草原上，警察牵着一匹大肚子的马，并肩跟着身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女医生是给人看病的，不是给马看病的。我和老婆说，毛伊罕有早产的迹象，蒙古大夫也是大夫。
毛伊罕是五月生下小儿马的，阿茹娜不得不结束了陪我遛马的生活。却来所里来的更勤了，一天三趟，来了先个小儿马耍半天，再钻进马圈抱着我亲热半天才回卫生院。
所里安电话后，我借故值班，在家里待到后半夜再走。有时在卫生院病床上，有时在派出所炕上，我和阿茹娜肆无忌惮地做爱。阿茹娜是医生，我想她会避孕。
六月的一天，接到报警电话，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在距离苏木二十公里的地方，撞了一头牛，逃跑了。
我在派出所门口设了个路障，肇事的白色越野车停下了。听口语，司机和我同乡。他塞给我一千块钱，让我放他一马。我说：“兄弟，你看错人了。”我放他一马，谁放我一马，我得立功，多多立功，证明给领导看。
局里的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同志们一一和我握手，“辛苦了，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不辛苦。”司机赔了牛主人八千块钱，死牛拉到旗屠宰场又卖了五千。草原上，常有牛羊和车抢路，车速快，来不及刹车很容易撞上。抓不住肇事车辆，牛羊的主人只好自认倒霉。
我拦停的那辆越野车，是草原上，首例被撞死牛羊得到赔偿的，旗电视台大肆宣传，想杀一儆百。电视上播放的新闻，我没有亲眼所见。开会的时候，同志们和我叙述的，我才知道蒙古女记者还采访了巴特。巴特大谈特谈蒙汉一家亲，没少表扬我。
阿茹娜去盟里学习了半个多月，我每天陪老丈人喝酒，半夜回到所里值班。躺在派出所的炕上，阿茹娜的影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如果她不到巴特那里告我强奸她，也许年前我就回塞北了。
